[G4G] 主题发言：对环境问题的深度解读

主题发言：对环境问题的深度解读

芭芭拉・翁米斯希(德国伯尔基金会主席)：环境问题离不开民主和参与   我主要的论点是我们不能够再继续地促进这种无极限的增长，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我们有10亿人还处在饥饿和贫穷当中。同时我们也受到了气候的影响和制约，西方世界和发展中国家，有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就是怎么样实现福祉和幸福，怎么样让世界上90亿的人都能够改善生活条件，同时又不破坏我们星球上的生态系统和环境。我们怎么样结合和联系这个有限的资源的挑战或者说已经被破坏的环境，和政治和社会的参与，怎么样把这种政府的透明和问责制度结合起来。   对我们来说，作为一个基金会，生态和环境的问题总是和民主的问题结合在一起，总是和参与的问题结合，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能够思考它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希望思考民主和社会怎么互动的，希望它们能够加强而不是削弱。   看待富裕和繁荣，如果只是用经济和GDP来衡量的话，就会把经济系统变成主导性的，由它主导我们思维和行为的系统。而对我来说，经济仅仅是一个社会和环境系统的子系统而已，社会和人，才是最重要的，经济必须是去服务于社会和人，而不是相反。【详细】  秦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绿色思潮与社会正义   在现有的民族国家内民主治理体制下，国界内的环境问题无论是“管制限污”还是“交易减排”都是有作用的，两者还可以结合起来增强环境治理效果。但是对于全球环境问题而言，两者都遇到了缺乏全球治理机制的障碍，而由于西方本来就是多元民主的，两者各自的“无效”似乎就成为对方批评的理由。但我认为，真正要解决的问题还是如何建立全球治理机制以应对全球化时代的各种挑战（不仅仅是环境挑战），这方面我对欧洲寄以希望。   欧洲的民主绝不是什么虚伪的民主。如果只是在“民主”的外衣下搞独裁制或寡头制，不是“左右派都必须讨好大多数”，而是左右派都必须讨好皇上，或者讨好一小撮为富不仁者，那即便在民族国家条件下欧洲也不会有现在这些问题，当然，也不会有近代以来民主国家的辉煌。而那些左右派都无需讨好老百姓、只需看皇上或寡头们脸色的国家，是不会出现如此“奢侈”的问题的--犹如饥民不会患上肥胖病。但是这些国家有其更为深刻的大弊。而在解决这些大弊方面，我们是可以互相启迪的。【详细】

芭芭拉・翁米斯希 秦晖 秦晖与芭芭拉的对话

争鸣：官产学各界与公益人士的不同思考

牟广丰(环保部巡视员)：体制不变，政策分析都是隔靴搔痒 现在雾霾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北京了，它已经成为了区域性的问题。回过头来梳理一下几十年经济发展的代价，后遗症，这些课题，那真是让人触目惊心。 环境问题怎么办？我觉得既然十八大报告能写出来，有相当一部分人已经知道这么个情况，为什么解决不了，根儿是哪儿，根儿就是利益所触及的这个体制，如果利益和体制不变，各个座谈会，各个论坛，一天无数个，水平都很高，还是隔靴搔痒，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详细】  梅德文(北京环境交易所总裁)：“很多环境法律都是一纸空文” 如果要建立公平有效的环境交易市场，第一个，还是立法。有句话说，人人都能享有不受污染的权力，中国的根源，环境权益分配的不清晰、不合理、不公平和不公正。 第二个，不能缺乏公众环境权益的代理机制和代理机构，也就是说，公众作为单个的个人，是无法争取自己的环境权益的。从这个意义来讲，必须在立法上有所突破，然而我们周围很多环境法律是一纸空文，根本做不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做不到。【详细】  李国庆(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为何中国的环境公害会比日本严重？ 日本的生活公害发生特别多，1996年的时候，名古屋发表过一个垃圾的危机宣言，城市在1996年没有填埋场，没有地方处理垃圾，环境保护的发展有一个过程，那一届的国会就叫公害国会，通过11部法律来解决上述问题，这个过程当中居民运动也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逐渐地把这些问题给解决了。 日本的公害可能没有形成像中国这么大的危害，它与中国不同的地方在于，其经济增长成果得以在民间当中平等的分配，所以日本成了一个平等水平非常高的国家。遗憾的是，中国环境破坏非常严重，经济增长的成果没有均衡地分配，改革开放的成果，很多老百姓没有享受到，这跟西方国家不一样。【详细】  曹明德(中国政法大学环境法教授)：环境诉讼的困局——“不受理也不给书面裁定” 现在很多环境诉讼的案件，符合受理条件法院不受理，不受理也不给你书面裁定，我认为法院没有这个权力，案件符合受理条件而不受理，这违反了法定的义务，法院并没有这样的自由裁量权。法院花纳税人的钱而不受理案件，要法院干什么，这是值得考虑的。就是在旧社会县太爷听到有人含冤，还要升堂听一听。当事人的诉求法院不一定支持，但是法院应当受理，这是法院的法定职责。 在国际合作中，中国要切实履行自己义务，如果按照现在的经济增长方式，有人预测至2050年，中国的污染物排放占世界问题的50%，能耗占世界总能耗的50%，那个时候中国人如何向国际社会交代？因此，国际合作十分重要，确实承担应该尽的责任。【详细】  汪永晨(著名环保公益人士)：没有水的大坝 2009年，在美国市场调查机构JD 很多大坝写道“注重环境保护，建设绿色水电”，写得很漂量，但一串的坝上，完全没有水，他们还说铸造的是丰碑，构建的是和谐社会。 执政党很为之骄傲的泸定桥，2007年已经成一片荒芜，2008年。我去大渡河的时候，当地人说大渡河是我们心中的神，我们心中的英雄，现在被人摧残成这样，大坝已经节流；汉源本来是花椒之乡，老百姓早就说那个已经是滑坡和泥石流的地方，但是不行，一定要搬到那儿，住了一年零6天，一个大滑坡，把新盖的房子全摧毁，死了100多人，没有大的报道；雅砻江原来非常漂亮的一条大江，现在成了养鱼池。【详细】

参会嘉宾正在共识堂听取两位主讲人的报告 秦晖老师正在回答主持人博盟的提问 共识传媒总裁周志兴与主持人博盟在沟通活动议程 沉思的德国嘉宾 各学科的学者围绕本次会议主题开展讨论

思想圆桌：跨领域的对话

周志兴（共识传媒集团总裁）：当前环境治理的四大问题 　　可持续发展是关乎子孙后代的，但是眼下这关怎么做？比如说维稳的问题，对于干部来说有乌纱帽的问题，对于老百姓来说就业的问题，为了眼前的利益，有的时候是不是不得不牺牲长远的利益？【详细】 陈浩武（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研究员）：权力不受限制的人很危险 　　当下严重的环境问题，其原因是，权力不受限制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不受权力限制的那个人，他是没有底线的，没有对神的敬畏，什么坏事都可以做出来，不受权力限制的人太危险了。【详细】

李�（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专家）：面对中国真问题 　　中国的污染，在经济上，是结构性污染；在政治上，是体制性污染；在发展模式上，是国家做大,由国家（党政机关）垄断环境-生态保护，社会和民间缺乏独立的参与环境-生态保护的有制度保障的空间。【详细】 任剑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的环保组织只有草根，没有力量 　　在中国，存在这样的一种政党政治的实践，会让汪永晨女士这样的公益人士，觉得我们就只是草根，我们没有力量，我们没有资金，因此，我们的动作难度非常大，我们的动作效度比较低。【详细】

彭真怀（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农业的劳动力基本依靠老人 　　中国面临的当务之急就是关于农业的转型问题，它是全世界发展当中面临的严重的问题。现代农业基本功能都没有得到集中的体现。靠老人为中国的农业提供基本的劳动力，这是不现实的。【详细】 许章润（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保护环境有“立法”而无“行动” 　　目前的环境困局的解决，立法不是主要的，中国法律不缺，基本覆盖了各个方面，现在问题是，这些法律像国有资产一样没有盘活，中国这方面使用的法律不超过35部，法律没有行动，说立法没用的。【详细】

共识网微博

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的环境诉讼难以胜诉 　　这个国家，环境方面的诉讼基本上没有赢的可能，因为环境的破坏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诉讼就意味着你要阻碍经济发展，而法院又被地方所牢牢地控制住了，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司法根本没有可能独立。【详细】

王占阳（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现在就应走向普遍幸福主义的绿色文明 　　当然不是简单地否定过去，以往的很多基本文明成果都必须继承。现代文明还需要升级换代，发展成为某种程度的新文明，否则就会不可持续。我把这种新文明叫做“普遍幸福主义绿色文明”。【详细】

高全喜（北航教授）：我们面临的根本问题，是一个初级版的转型社会问题 　　现在需要重新思考我们的政治结构、法制结构，继续进行第一种转型，即从一个集权社会或计划经济体制向一个现代社会的转型，如果不能完成这个社会转型，谈可持续发展，谈社会共识，都是一句空话。【详细】

章立凡（著名历史学家）：“GDP至上”是治国思想的迷信 　　"可持续发展是硬道理"，或者说"民生是硬道理"在当代社会尤为重要，但是现在的官僚们，他们就强调一点--发展是硬道理，也就是所谓的"GDP至上"，把这套迷信作为治国思想，是很有问题的。【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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