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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4月 11, 2014

[G4G] 权力堕落的罪恶根源何在？

权力堕落的罪恶根源何在？

现在的中国社会，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社会。一方面它有全世界最高的经济增长率，百姓的生活水平空前地提高了，现在平均一个人每月的工资相当于30年前一年的工资。中国人享受了自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从未有过的和平发展的30年。这样的成就被全世界称为中国奇迹。在中国自己的历史上恐怕也能算是极其了不起的一段繁荣昌盛时期。可是，从另一方面看，情况又糟糕得出奇。政局非常不稳，维稳成了当局的首要任务。社会中各种冲突层出不穷，暴戾之气空前高涨。城管与小贩互相残杀，病人杀医生，百姓杀当官的。文革已经过去40年，但是还有人开批斗会，举着标语牌打倒谁谁谁。在全球大多数国家废除死刑的背景下，中国还在大批执行死刑。尽管冤死了不少人，现在照杀不误。联合国号召反对死刑，但是中国大多数人赞成死刑，甚至要求恢复凌迟处死坏人。马路上吵架的人居然把对方躺在婴儿车里的小孩举过头猛往下摔死。

文化革命毁掉了中国几千年建立起来的道德观。用残暴代替了仁爱，用斗争代替了礼让。道德作为社会中人与人的粘结剂荡然无存。当然，现在文革中极端的做法已经停止，然而新的价值观并没有建立，没有一个牢固的判断是非的坚实基础。由于政治上的需要，说假话成为风气。更使道德观的重建愈加困难。由于基本价值观的缺失，庸俗思潮乘虚而入。这就是全民向钱看，一切都为了赚钱，钱主宰了一切。好的方面是导致了经济的高增长，坏的方面是社会迷失了方向，个人的人生观被扭曲。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中国人的价值观经过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化。

满清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是传统的儒家价值观。但是鸦片战争使传统的价值观受到了冲击。中国必须学习西方的洋枪利炮。于是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这个争论尚未结束，上个世纪初就有马克思学说传入中国。到1949年马克思的价值观正式成为中国的统一价值观，全国人民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中国社会形成了非常一致的信仰。它经受了饿死三千多万人的三年灾荒，一波接一波伤害了上亿人的阶级斗争的巨大考验而人心没有涣散，百姓判断是非的标准并没有动摇。但是文化大革命和苏联垮台，共产主义的信仰已经没了根基。由于对外开放和人员大量的对外交流，西方价值观大量进入。例如过去不被重视的个人隐私权，现在成为许多矛盾的焦点。中国进入价值观大交锋的时代。

尽管改革以后中国人逐渐接受了多元化的价值观，拿宪法修改来看，我们已经不再坚持公有制（承认私企是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承认要保护私有财产），不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接受了人权、法治、宪政等重要的现代价值观。但是旧的东西很难放弃。特别是马克思关于剥削、劳动价值论、阶级斗争的学说还有巨大的吸引力。在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的环境下，这些说法有大量的同情者。

他们以阶级斗争的学说为武器，成为社会重大的不安定因素。

在上个世纪初，剩余价值、剥削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曾经获得全球三分之一的人的认同，从而出现了全面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阵营。但是经过近一百年的实践，证明消灭了“剥削”的公有制，其毛病比私有制更大。绝大多数公有制国家先后改弦更张，放弃了这一套理论，开始走上阶级和谐，共同致富的道路。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理应更有深切体会，应该更坚决和这套理论诀别。可是我们错失良机，至今还在勉强坚持着它。这就妨碍了中国社会接受新观念的进程，因此中国社会不能形成统一的价值观，造成的混乱是可以想象的。

曾经风靡半个地球的公有制实验，早就以人道主义灾难的惨败历史证实：财产公有恰恰是权力私有的制度温床，财产私有才是权力公有的经济基础。

历史也反复证实，公有制即官有制，是权力堕落的罪恶根源。

“财产不能公有，权力不能私有”，是当今民主发达国家的准则。

在中国，《2013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再一次证实了这个无情铁律：犯罪的民营企业家，犯的都是非财产侵吞类罪，而国企企业家犯罪频率最高的三项罪名与历年一致，都是受贿、贪污、挪用公款之类侵吞财产罪。其实谁都知道，比这类非法侵吞数额更大的，是“内部人操控”的合法侵吞。譬如2012年，副部级央企国企高管年薪等收入总和最高可达4680多万元，超过3千万元的有1877人。而你知道，经常与做假账、与高额亏损并行不悖的这类自我厘定的高额薪酬，还不包括国企经理们数不清道不明的各种开支报销、明补暗补等灰色收入。国内更无情的事实是，无论民企还是国企，企业家都寄生在傍官傍权上。仅从2013年国内办理的超过10万人的贪腐案件与追缴的超过100亿的赃款看，仍在反复证实，财产公有与权力私有是一对孪生双胞胎。

公众对于官员侵吞财富的反应，一直远远敏感于对人治集权制度对于资源的浪费。其实，权力私有对于公有财产的挥霍与糟践，远比官员贪贿严重，其数额大大超过了小儿科的贪贿。譬如，“我国钢铁产能过剩高达2亿吨，按照每吨产能投资5千元计，全国钢铁行业的投资浪费已达1万亿元之多了”（成思危语）。由此可见，“决策错误比贪贿更可怕，更具危害性”（高希均语）。那些信奉只要“不装错兜，不上错床”就什么也敢干的官员，滥用公权力所浪费的纳税人财富，肯定是个比个人贪腐大得多的天文数字！

为什么30年来贪腐案底实现了十万级、百万级、千万级的三级跳？为什么反贪像一把越刷越脏的马桶刷子？为什么肃贪像越打越多的打田鼠游戏？因为权力背后有财产公有的制度后盾，财产公有充当了人治集权的经济基础。

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权力私有历来是以财产公有为后盾的。“使天下人不得自私，不得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大公”（黄宗羲语），是所有专制集权制度的本质。自古以来，凡暴力攫掠社会资源财富的制度安排，只有打出财产公有的大旗当虎皮，才能包着自己吓唬别人。为什么？因为只有宣称“公有”，才能置大宗资产于无主状态，让社会财富成为私人权杖的囊中之物。我国历史上“官治、官有、官享”历来取代着“民治、民有、民享”，就是少数人压榨与盘剥大多数人的一贯制度安排。

除了极其有限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之外，人类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什么真正的公有制——但凡称为公有财产的，大都被独裁权仗掌控着。人类之所以需要公权力，原本是要用它来捍卫私权利的。从发生学上，假设没有了私有财产，同时也就不需要公权力了。也就是说，正是私有财产之母，才生育出了公权力之子的。而一旦财产被归入大堆，变成了假装的公有财产之后，被授权官员，受权力的利己、亢进、不受制约的本性驱使，近水楼台先得月，多吃多占成了不二法则。这个公权利蜕变为私权力的必然过程，形同一个子弑父，儿奸母的反噬过程。

史实反复证实，离开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产权的制约，权力必然奉行“肥水不落外人田”的法则；因而，不受监控的掌勺人私吞大锅饭，早已成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一条铁律。因为只有“公有”，才可以名正言顺地推卸任何个人负责、问责、担责、追责的可能，才能置全民资产于无主状态。六十多年来，把原本全民的私产变成所谓的全民所有制，又把全民公产变成国有资产，变成了政府权力支配的资产，最终变成了集权官员在会上、电话里、审批权决策权下、笔下、公章下甚至枕头边、耳语里的权力资本。这样一部不公开、不受限、不追责的权力资本的设租寻租历史，绝不是推论，而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每日每时发生在中国人身边的史实。

我国的经济制度，沿袭的仍旧是权力配置资源的传统；我国的政治制度，沿袭了权大法小、官贵民贱的传统；我国的分配制度，沿袭了劳动者供养食利者的传统。这些传统的本质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生死予夺，全民的财产权、人身权乃至生命权都掌控在不受制约的集权官吏手里。

文明发达国家，把人的财产权看作是生命权、自由权的依托，将生命权、自由选择权归入了广义的财产权之中，将这3项基本人权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侵犯了财产权，也就等于侵犯了人的生命权和自由权。由此可见，私有制是人权的最后防线，而公有制就构成对人权的最大威胁。

事实上，中国几千年以来一直奉行着公有制的“官治、官有、官享”。“百代皆行秦政制”，专制集权制度之所以数千年通行无阻，正是扎根于这个“一大二公”与“一平（平均主义）二调（无偿调拨）”的伪公有产权制度上。资源与财富的国有化，必然导致臣民的奴仆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说，表明中国人更早发现了财产公有导致权力私有的钢铁逻辑。因而，原本依赖私有财产制度才能保障的“民治、民有、民享”始终与中国人无缘，一部“官治、官有、官享”历史，正是一部所谓公有财产被巧取豪夺、被挥霍浪费的历史。由此可见，正是财产公有的怪胎孕育了权力私有的孽子。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坚持财产公有制的一部历史，也同时是权力不受制约地被滥用、被化公为私的一部历史，一部私权利被公权力践踏的惨痛史，也是一部子弑父、儿奸母的反噬史。中国人没有信仰，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做官，做官便譬如他们的宗教。所有的富人几乎都是权力所有者。也就是说，中国人的财富积累主要是靠权力来豪夺。

在普通的大众看来，所谓的公有制，就是归人民拥有，而不是归某个个人所拥有。但是，人民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其实并不具有实际的操作能力，一份巨大的所谓公有的财富，最后还是要归到某些集团或某些个人的手里掌控。这个时候所谓的公有制，只不过是以全民的名义存在的官权所有制，而比所谓的私有制更可怕。此外，公有制的美丽谎言，自然最能诱惑那些渴望不劳而获的懒货。只要施行所谓的公有制，他们不论劳动不劳动，付出不付出，都能得到和别人一样的报酬，比上自然不足，比下当然有余。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么多曾经的国营（国有）企业的成员要怀念毛泽东时代。在那个时代，任何一家国营单位的劳动效率都极其低下，国营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不仅质次价高，而且数量也有限，完全不能满足仅仅是国内人民的生活需求，整个国家生活日用品长期处于匮乏状态，人民普遍贫困。但事实上，在全民公有制的情况下，不论人民如何地平均贫穷，绝对不会妨碍那些为人民服务的各个级别的官员在相应的位置上享受超过普通人的特殊待遇。事实是，就1949年以来，坐了天下的人，就已经按照功劳大小的不同将攫取的合法和不合法的财富进行了一次分配。

公有制的美丽学说，也曾经在欧洲大陆流行一时。但经过近百年的实践，曾经的所谓共产主义国家都土崩瓦解了。至于硕果仅存的几个，其实早就和所谓的共产主义不搭界了。而早就施行了市场经济的某个国家，声称还要保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其实也和所谓的公有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其声称公有的所有的企业，都无不掌握在权贵们和权贵的后代的手里。只有保持所谓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他们就可以凭借其特殊的权力在市场运行中占尽先机，攫取更大的利益。

公有制，说直白点，在过去是人民贫困的根源，在现在，则是权贵们中饱私囊的工具而已。以前的公有制，无非是用乌托邦的美梦迷惑无知的人民服从残忍统治的工具。而今的公有制，是极少数权贵和他们的后代攫取全民财富的工具。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变化的总趋势越来越明显了。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宪政，是历史演变的总趋势。也就是孙中山在百年前说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从执政者的长治久安来考虑，我们是不是应该及早认定方向，促进全社会尽早搭上潮流的班车，不要再一次被历史甩在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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