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的死是谁之罪？

作者：汤本 来源：华夏文摘增刊第三九五期
刘少奇的死，是谁之罪？

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在圣诞节之前谈，会使很多经历过文革的人依稀还有点印象，或者全然不知但还有兴趣的朋友们，感到沉重，感到复杂，往往一时难以言喻。思考文革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之所以不容易，传统的中国人思考问题，寻找现实社会和历史的罪恶根源，常常是外向的，枪杆子永远是向外的，杀别人的；笔杆子永远是批判别人的，而不是面向自己的，而不是挖掘自己的，而不是反省自己的。

还需要强调的，在美国谈论文革、研究文革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美国没有文革研究基金会，那是你们中国人自己的事，美国人不管。但美国各专科研究，从社会学、经济学、文化人类学等等，都有涉及文革的研究资助，笔者没有作类似的项目申请，因此算，本文写作的时间，是笔者的义务工作，这样，先要杜绝今后有可能会出现的“拿了美帝国主义的钱，来咒骂我们中国人”的任何的无妄谴责。但我相信，至少王光美女士和刘源先生不会，以他们接受过１９４９年前最好的教育（王光美）以及接受过改革后的７７级的大学教育（刘源），以他们的良知，以他们的对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的反省。

还是回到本题，“刘少奇的死，是谁之罪？”

笔者的观点是：刘少奇的死，是毛泽东之罪，是拥戴毛泽东的人民之罪，也是把毛泽东捧到“最高独裁者”而出了大力的刘少奇自己的罪。

我想，前半句的话，是王光美女士很要听的，而后半句“刘少奇也有罪”的话，是她和刘源绝不愿意听的。

产生“刘少奇的死，是谁之罪？”这个问题，源起美国版的新民晚报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１９日刊登的王光美、刘源等着的一书《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中的第一部份。

应该客观地说，在这本书连载的第一部份，是王光美和刘源对文化大革命的反省，提出了不少很值得今人思考的问题：

如：“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文化大悲剧却远远没有结束！……刘少奇的大悲剧还没有完结。”

如：“中国人民面临…人人拷问自己，人人否定自己。”

如：“到了真正能够说得清楚…哪些是刘少奇的大错误，哪些不是（刘少奇的）错误，那些乾脆就是别人的错误的那一天，这位国家主席的悲剧才算接近了尾声，文革的悲剧才算帷幕即落”。

如：“刘少奇，坐在主席的椅子上，想的是国家的事，办的是百姓的事，…导致他被打倒的‘错误’也大多数是来自他的小民意识。”

但是，一些基本的思考和重大的问题，是王光美和刘源不能回避的，而且也是他们限于中国大陆的社会体系现状，所不敢思考，所不能表达的：

如：正因为刘少奇没有阻止和谴责毛泽东和康生无耻枪杀一个无辜的知识分子王实味，刘少奇才将自己置于死地。

如：正因为刘少奇第一个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这才是使全民陷入一场政治专制、经济崩溃、文化思想专制禁锢的几十年极权社会的开端。

如：正因为刘少奇参与了毛泽东和中共党中央无耻关押、迫害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刘少奇最终才将自己置于死地。

如：正因为刘少奇参与了毛泽东和中共党中央无耻镇压、迫害几十万个右派分子（笔者的大哥也是其中之一，当时只有１８岁），刘少奇最终才将自己置于死地。

如：正因为刘少奇参与了毛泽东和中共党中央打倒“为民请命”的彭德怀元帅，说出了“你篡党，还不如我篡党”的话（但愿是不确实的传言），刘少奇最终才将自己置于死地。

等等，等等。

但是，有两方面的思考，可以与该书作者和网友们分享：

一是，文章提到，刘少奇是人民的“前国家主席”，显然，作者们想竭力肯定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的法定性，但是，作者忽略了，如果刘少奇的国家主席的“法定性”是不容置疑的，那么中国共产党主席兼军委主席的毛泽东的所谓“法定性”（或者说是“党定性”）也不容置疑。这就是专制社会的症结，刘少奇的被任名为“国家主席”本身就是人治中国的一个成果。人治的开端，以人治的悲剧（刘少奇之死）结尾，这之间，有着不可切断的必然性。很难要求当时的中国人民接受一个“人治”产生的国家主席，而不接受一个权威更大的“枪杆子里”产生的毛泽东的军委主席的这样的一种事实。更何况，毛泽东的神魅力量也是经由刘少奇助长起来的。更何况，五十年代上半年代的北京市“确实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李泽厚语，参见《告别革命》香港天地图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尽管，作者强调的，在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中，当时按刘少奇的路线办，中国大陆会提前很多年走上小康生活。实在肯定这种体制下的一种美好假设，但这一假设正因为毛泽东的存在和产生毛泽东的革命所造就的个人集权的帝王式政治存在，而不是历史事实，只是假设。历史是悲剧，历史是灾难，但是事实。这一灾难，原因很多，历史的，个人的，国际的，百年的中国屈辱史的，还有政党的，也包括刘少奇的责任，刘少奇在造成独裁毛泽东的过程中，不能辞其疚。

二是，对于笔者来说，对于王光美、对于刘源来说，一个很艰深的问题是，批判人民是很容易的。人民是抽象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说：中国人民犯了人类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拥戴了一个“一党专制”的社会，拥戴了一个一党专制上的“皇帝”毛泽东。而且，当每一个人，也就是每一个的“我”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在批判人民的“错误”，都是把“我”排斥在外的。如果每一个“中国人民”中的“我”都作如此的对人民的批判，而不对自己经历过的那个社会和文革有任何反省，这种对人民的批判仍然是极为肤浅的。因为每一个“我”对抽象的“整体的人民”展开深刻的大批判，而对自己作为一分子的“我”，没有任何反省的话，事实上，这“整体人民”就没有完成这个自我批判。

因此，深刻地批判文化大革命，深刻地批判产生文化大革命的１９４９年－１９６６年的政治中国，每一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都要深刻的反省自我。笔者的这个观点，最初的表达，是在几年前，对张戎《鸿》、李志绥的《毛泽东的私人医生》两书的评论时所表达的（参见《社会民主的进程和民族的反省．纵论天下》）。

换言之，王光美、刘源在他们的书中，如果只是热衷于批判他人，批判“整体性的人民”，而不对自己曾在１９４９－１９６６年的积极的政治盲从作出深刻的反省，他们的思考仍然是有局限的，仍是缺乏历史所必须的深刻批判精神和建设精神的。

因此，对于经历过文革的绝大多数的人们来说，批判人民，还是批判自我？这是肤浅者、激烈革命家和智者的分野。

无论如何，王光美女士和刘源的著作有他们很重要的正面意义。对于一个中国事务和问题的观察者和研究者，笔者也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新一波的文革批判，是否意味着江泽民的“体制创新”的舆论准备？

从个人角度来将，刘源先生可以有这样一种思考：当再优秀的“武警政委”，也不如当一个优秀的具有人类性的大反省、大思考的作家。当然，也不能排斥这样一种可能性，一个有着深刻人道精神和人性文明的“武警政委”，将比满脑子只有“阶级斗争”、“讲政治”的“武警政委”要理性、人道、文明很多。

圣诞节之前，让我们（笔者和网友们，当然也希望王光美女士、刘源先生能够参与的“我们”）思考“文革”－－这一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也是人类最大的悲剧之一。

对文化大革命的大批判和深刻自我反省之后，自然将会产生精神的大建设，中华民族的精神道路的方向是什么？

建设真正的民主的、自由的、民族的“中国性格”，这是一个与经济建设、政治改革深化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伟大事业。

人类真是有幸，有“美国性格”（AmericanCharacter）在美利坚土地上根深蒂固的成长，这是人类之福。

“美国性格”正在努力抵御美国的左派和极端自由派的对美国基本文化精神的腐蚀和负面作用，正在向全世界显露她的影响力。“美国性格”，这对于“中国性格”的形成，有了一个至为重要的文明、文化、道德的资源。在这方面，我们真正深入的学习，将会影响未来的中国与美国。这又是一个重大题目，期望网友们的关注。

圣诞节之前，让我们（笔者和网友们，当然也希望王光美女士、刘源先生能够参与的“我们”）学习美国精神和美国性格。这是圣诞老人给中国人至为宝贵的礼物。

思考、反省得越是深入的人，学习、吸收越是丰富的人，无疑，将是新旧世纪之交最富有智能的人。

圣诞即将来临，圣诞树下堆满了礼物，六岁的女儿正在弹奏《JoyTotheWorld》，乐音袅袅。

上帝保佑每一位网友。

上帝保佑美国，上帝保佑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