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G] <许锡良 | 为什么有Chinese的问题，而没有japanese的问题？>

<许锡良 | 为什么有Chinese的问题，而没有japanese的问题？>

2011年11月20日 13:40:39

　　为什么有Chinese的问题，而没有japanese的问题？

　　许锡良

　　2011年11月19日晚，中山大学历史学教授袁伟时老先生几个高足从美国留学归来，宴请袁老先生，一个很小的私人聚会，聚会地点就选在广州北京路的广州大厦。我并不是袁老先生的弟子，但是，袁老先生却叫上我一起来聚谈。感觉很荣幸，能够听到各种高论。
　　席间我与袁老先生都问到一个海归现象，就是去欧美国家留学的一些国内年轻学者，为什么到了欧美国家，不是去学人家的学术精华，而是转而来治儒学。这里究竟是一种什么心理在驱使他们这样做。曾有留学美国经历的中大教授魏朝勇先生解释说，那是因为，中国人到了国外有一种强烈的心理认同需要与心理归宿感。因为，我们去了海外，很难找到归宿感与认同感，灵魂很难得到安顿。即使信耶稣基督的中国人，聚在一起，也是Chinese式的聚会，因此，在海外，几乎各个国家华人聚集的地方，都仍然保留着中国式的建筑，有着中国式的饮食习惯，保留着中国式的价值观念与传统习惯。

　　我说，为什么，中国人有如此强烈的心理认同需求，而日本人，甚至印度人都没有如此强烈的心理认同呢？日本人的形象不要说在美国、欧洲，就是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显得自信大方，他们给人的感觉几乎就是世界公民。他们本来有着与中国人相似的文化背景，而且他们走出来，黄种人的特征，不同于西方的饮食习惯与语言文字，并没有让西方人感觉日本人是异类，很难认同，而日本人去了美国，也没有中国人这样的强烈的心理认同需求。但是，中国人为什么一出来，就有这样的强烈的心理认同困境？一边作为中国人在心理上很难融入到人家的主流社会里去，一边国外也确实有许多带有异样眼光来看待中国人，甚至排斥中国人。因为，中国人的游戏规则与行为习惯，常常与人家不同，这样一来双重因素，导致中国人在国外常常会有一种失败感。因此，部分海外华人就转而向国外炫耀起自己的传统文化来。我也接触过一些留学海外，归国之后，不是研究与介绍国外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转而崇拜孔子，甚至崇拜毛泽东。如果崇拜孔子，研究儒家，其实根本不用去美国，在中国曲阜，孔子的家乡是最好的，无论文献资料，还是考古成果，还是文字与现实的结合性来看，在曲阜研究孔子，肯定要比在美国研究孔子要有资料上的优势。那这些人为什么会有这种心理转变呢？我也问过一些留学美国、加拿大的中国学者，他们私下说过，那是因为在欧美留学受过失败感，在学术上要研究西方的文化与哲学，怎么可能研究得过他们本地人？仅语言上就难以与人家相匹敌，因此，我们在学术研究上没有地位，没有得到尊重，我们有强烈的失落感，因此，我们就谈中国的学问，给洋人讲孔子，讲儒家，讲《易经》，讲阴阳八卦，讲得洋人听了一头雾水，就不得不服我们。因此，我们也就可以趁机占有一席之地。
　　我听了真的为这些国学派留学生感觉悲哀。不是从学术研究的需要，而是为了得到一点可怜的学术地位，竟然在洋人面前卖弄玄虚。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种Chinese心理，而日本人却不见有japanese的问题？说到底还是中国人自信心不足，日本人在西洋文化面前有强大的自信心。这种自信心不是说日本的传统文化能够超越西洋，而是日本人有强大的学习能力，能够及时地把西洋的文化、科学技术与西洋的民主法治制度，认真到位地学到手，经过自己改造之后，甚至比西洋人的发明与创造的还好。根本不用拿老祖宗那点残渣余孽出来吓唬洋人。而且西洋人也会因此，刮目相看，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种族歧视，也不存在什么自尊受挫，自信心不足的问题。当今中国人到欧洲游览，常常被人问起是不是日本人。如果确认是日本，他们就表示极大的热情，如果是中国人，则立即表现出冷淡。我想，究竟这是什么原因造就的？说种族歧视，日本人也是黄种人，说说素质高低，那显然是理由，因为，有时你根本就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但是人家的眼光还是有那么一点不对劲。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的制度，而中国特色的制度常常又是违背人性，践踏人权的。那种制度留给了欧美国家的人给中国人的身份一种特别的投射心理。这种投射心理给中国的海外华人确实是一种巨大的心理压力。这种压力就有了两种分化，一种是为中国转向民主法治，普世价值而奋斗，这样的一批海外华人就是自由民主宪政派，希望中国也能够变成一个民主法治社会，形成一个人性化社会，从而消除国外对中国的投射心理的根源。另一种就是海外国学派。他们受到了压力，把这种压力变成了痛恨西洋文化与西洋制度的依据。因此，归国之后就着手宣传中国的传统文化，崇拜儒家，尊崇孔子。无论社会地位，还是经济收入，还是社会声望，在海外受到的尊严损失，他们在国内得到了充分的补偿。因此，归国之后变得更加积极了。国外的损失与国内的巨大补偿，二者形成鲜明的对照，就这样一拍即合，形成了个海外留学学者的尊孔崇儒留学派。这样的人，在中国各个研究型的大学都有。

　　魏朝勇博士的解释是,中国人先前是当周边国家的老师的,是天朝大国心态,后来要当学生,心理上就难以适应。而日本从来都是习惯于当学生的。因此，在学习时心态平淡正常。日本的传统就是学习外来的东西，转为已有。这与中国大不相同。
　　尽管如此，我还是对这样的留学海归国学派深表示同情，同时也有些许的鄙视。一个学者仅仅为了一已私利，就把学术研究当成了谋求名利的工具。不是带给国人一点新思想，新学问，而是把一点祖传的秘方，出口转内销，配合当局的守旧势力欺蒙国人。这些人与民国时期，同样是留学欧美日的蔡元培、胡适、鲁迅、陶行知等等有很大的不同。那些留学生确实为中国带来了新思想，新文化，新科技，新学问，有一种社会的责任担当与作为学者的神圣使命感。
　　中国人其实并非不能够学习西洋的文化与制度。日本人能行，中国人也应该能行。其实同样作为中国人的台湾人，已经做出了榜样。台湾为什么能够比较成功地实现社会的转型？因为台湾有一百年受日本、美国影响的历史。近百年来，前五十年受日本文化的影响，台湾的开放以及学习精神，是深受日本人的影响的，二战之后的台湾受美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加上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之后五十年，在一批留学欧美或者有欧美文化背景的自由民主派学者如胡适、殷海光、雷震、龙应台的思想观念影响下，得以实现社会转型的。
　　十年前，我曾经与台湾的一批年轻学者交流，发现这些年纪与我相仿的台湾大学的学者、专家教授，几乎都有留学欧美国家的经历，并且获取了他们的博士学位。台湾即使是在国民党威权专制时代，也仍然保留了向欧美国家的开放，那些与我同龄的台湾学者，就是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去的欧美国家留学的。
　　当然台湾也有过一批留学欧美的国学派，并且在蒋氏父子的威权统治时期，发挥过保守的作用。当胡适被迫流亡美国逃生，殷海光被撤销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职务，雷震、柏杨被判入狱十年的时候，那些新儒家学者却在国民党当局的大力支持下，动辄在台湾各个大学开设上千人的讲座，成为总统咨政、国策顾问，名利双收，没有一个为台湾的民主自由付出过那怕极微小的代价，他们甚至就是为威权统治保驾护航来的。现在台湾转型了，当年那些动辄开设上千人国学讲座的国学大师们基本上不在人世了。而他们的弟子们又在国民党重新执政之后，再次出来忽悠民众，说什么台湾的民主法治是他们的功劳。

　　今天中国遇到的问题，与台湾当年遇到的问题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说到底，还是Chinese的问题，但是为什么就不会有japanese的问题？这个问题确实是值得每个中国人好好思考。我说，中国也许确实要引进两个人才能够对Chinese的问题有所助益，一是苏格拉底，这个人可能帮助中国人思维能力不足的问题；二是耶稣基督，这个人可以帮助中国人解决信仰缺乏的问题。但是袁伟时老先生对后者持保留意见，原因要待下次再解释。

　　2011年11月20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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