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新浪微博上名为@张绍忠 的用户在2009年时发布的一条仅仅四个字的微博"中国崛起"突然火了。张绍忠少将为央视军事频道访谈的常客，因其经常有与事件发展结果相违的预言而被网友戏称为"挺谁谁死"。 截止发稿时，该条微博已有累积超过5000多条的转发和将近3000条的评论。但也有很多新浪网友认为此账号未经新浪认证，应不是张绍忠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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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武隆县羊角镇，原来就是几百人，现在已经发展到1600多人，人口密度加大，如果发生滑坡则后果会更加严重，比方说按照原来的标准，危害级别是"一般"，现在就属于"特大型"滑坡。 作者：徐燕燕，选自：第一财经日报，原题：三峡移民未完 据中国之声报道，三峡库区又有大约10万人面临搬迁。 "移民会越来越多的。"中国地质研究院一位专家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水工结构研究室主任李南生也对本报记者说，三峡蓄水和地质灾害的发生是直接相关的。 自2009年以来，三峡工程已经进行了3次175米试验性蓄水，发生的地质灾害灾(险)情超过70%为突发性地质灾害。 近20年的三峡百万大移民，或许还远未结束。 地质灾害缘何增多？ "从土地学、水工结构的角度说，三峡库区蓄水以后，提高了三峡上游的水位，改变了两岸的水文条件。具体来说，长期渗水的结果，使两岸土体和岩体的含水量增加，水的压力会抵消土颗粒之间的粘聚作用，导致稳定性变差，产生大规模滑坡、岩崩等地质灾害。" 李南生告诉本报记者。 同时外部的诱因也会增加灾害发生的可能性。 "比如地震，当产生的振动超过一定的临界值，就会诱发地质灾害；再如暴雨冲刷坡面，改变坡面坡度，雨水渗透到土体里面，会改变空隙压力，还有一种拖曳作用，也会带来不稳定性；再就是人为因素，比如到岸坡上采砂采石，改变了下部的支撑，改变了基础的土质结构，最终导致滑坡等灾害。" 地质灾害带来的威胁无疑是巨大的。 首先，对三峡大坝本身可持续运行带来隐患，李南生说。当出现滑坡、崩岸，使得泥沙含量提高就有可能会阻塞航道。而且，库区泥沙的蓄积量增大，带来了上游水流、水文、岸坡的改变，最终导致两岸生态发生变化。 比较显著的是一些极端天气变化。 气象学中的蝴蝶效应是指南美洲的蝴蝶扇动翅膀，引起太平洋飓风。而在李南生看来，"三峡蓄水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比'蝴蝶效应'不知道要强多少。" "原来是自然生态相对平衡的生态环境，遭遇地质灾害以后会小范围改变。而生态环境变化的相互关联性比较大，小范围会逐渐波及到一个比较大的范围，对生态影响有可能产生一系列的变化。"李南生说。 据他介绍，当岸坡崩岸之后，内部原生的结构会暴露在外，产生新的岸坡，其稳定性将比原来的更差，有可能造成连锁的地质灾害发生。一般来说，产生新的地质灾害的可能性比原来的情况更加大。 据媒体报道，位于三峡大坝上游约15公里处的湖北秭归新县城，自2003年蓄水水位提高到135米时，发生地质灾害（变形）35处；2006年水位升至156米时，新增灾害38处；2008年水位继续提升到175米时，又发生灾害26处；2009年5月2日，再次出现多处山体滑坡，影响当地居民生活。 或再掀移民潮 2009年以来，三峡工程已经进行了3次175米试验性蓄水，据国内外水库建设的普遍规律，新建水库蓄水后至高水位初期3到5年内将集中产生大量的新生滑坡和塌岸，地质灾害防治形势非常严峻，大约10万人将面临搬迁。 上述中国地质研究院专家告诉本报记者，移民的具体原因是国家防护标准的提高。 "国家城镇化规模越来越大，城市建设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人口不断增长，从灾害防治标准来说，同样程度的灾害发生，级别就要提高。" "以重庆万州为例，现在城市规划是80平方公里，'十二五'期间将扩大至140平方公里。现在一个镇的规模比上世纪八十年代县城还大。"该专家介绍说，重庆武隆县羊角镇，原来就是几百人，现在已经发展到1600多人，人口密度加大，如果发生滑坡则后果会更加严重，比方说按照原来的标准，危害级别是"一般"，现在就属于"特大型"滑坡。 该专家表示，搬迁避让是灾害治理的手段之一。目前我国灾害治理主要有四种方式。 "一是工程治理，根据危害对象，采取相应的工程措施加固稳定，确保当地居民安全；但一般来讲，工程治理投入较大，主要用在居住人口比较多的地方；二是搬迁避让，有些地区滑坡范围较大，做工程治理花费很高，而上面的人口不是很多，还不如把他们搬走；三是监测预警，如果灾害影响较弱，没有搬迁必要，则采取长期监测；四是如果某灾害点不涉及危害对象，做警示牌就可以了。"该专家介绍。 至于具体采取哪种方式，需要综合考量灾害点的具体情况以及经济预算等多方因素。 "有关部门根据国家的相关标准，对某一地区的地质稳定性进行勘察、设计治理方案和预算。同时，不同地区也会有相关定额，规定每户移民户所得的补贴是多少，根据这些计算出灾难治理的价格，再做出统一方案。比如，有些滑坡规模很大，稍微做一些排水就稳定了，花不了多少钱，老百姓就可以保住了。而有些地区，只有几户人，还不如搬走。" 该专家还透露，随着国家防护标准的不断提高，搬迁避让会越来越多。"水位的波动对灾害的影响实际上还处于探索阶段，这个水位（175米）谁也没有经历过，涉水人口多达1600多万，必须要加强灾难防护标准。" 专家认为，首先是加大对集镇的灾害治理，以前的关注点主要在县城，集镇的防治标准还是偏低，但现在集镇人口规模发展很快，相应标准要提高。第二是峡谷区，像巫峡、西陵峡，有因涌浪造成崩塌的危险，现在也要加强防范。第三个就是支流，原来对干流做得比较多，因为附近城镇比较多，现在也要加大对支流的防护，还是有一些居民在那里居住。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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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harlene Makley（夏琳 •克勒），里德学院（Reed College）人类学系。
译者：傅春雨 @boattractor_cj
文章来源：《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学刊特刊
标题：The Political Lives of Dead Bodies
时间：2012年4月10日
原文网址：http://culanth.org/?q=node/538
最近接连发生的藏人抗议中国国家迫害的自焚事件，再一次向人们提出了若干痛苦的问题：有何政治影响？外部世界能否见证、感受到这类事件？自焚对藏人而言基本上是史无前例的，并且有德望的喇嘛痛心这类行为违背了佛教徒不伤害生命的原则。自2011年以来发生的一系列自焚（多数是年轻的僧尼），在藏人中间，以及在他们遍及中国内外的支持者和批评者中间，就这类行为的道义性和政治含义引发了相当痛苦的争论。一些评论者以非暴力和普适的慈悲心向现代派佛教协会（modernist association of Buddhism）呼吁，询问自焚行为究竟是属于暴力的"自杀" 罪孽，还是利它、非暴力的"牺牲"？针对见证和报道这类事件有何影响的指责和反指责交织错杂，而这究竟是在鼓励年轻人效法这种"有害"或"无谓"的暴力行为？还是在放大烈士们为被压迫藏人舍身发出的"有意义"的抗争行为？ 对于我来说，面对这自残和死亡的可怕景象所带来的新一轮极度痛楚，不由使我想起了在2008年藏人广泛的抗议遭受军事镇压，我生活在青海省藏区时作为一个人类学家所感受到的道德困境。也让我想起了维纳•达斯（Veena Das，见译注1）（2007）和其他人的劝告，对涉及民族学的有关暴力的问题不要盲目迷信见证人的叙述，因为人的观念会随着时间推移和生活经历而变化，因而影响到对之诠释的民族学。因此，我所采取的态度是，避免就自焚的内在意义或道义进行争论，而只将这种抗争主要地作为一种信息传递的形式来看待（在自焚事件中，自杀者的身体变成了一种主要的媒介，就如同在自杀炸弹攻击中，自杀者的身体变成了一种重要的武器）。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一方面是藏人在日益加剧的国家迫害和剥夺之下被迫求助于自焚作为传播媒介；而另一方面则是由外国传媒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媒体进行的华丽演出。这就使得我们能够开始理解"亡者的政治生命"（ Verdery 1996，见译注2）在后毛泽东时代的转换演变，这门正在深化的"死亡政治学"（"necropolitics"）(Mbembe 2003，见译注3)关系到藏人和其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被边缘化的族群，并使得所有的旁观者成为了同谋嫌犯（参见Sontag 2003）。 正如我在2008年所观察到的，对藏人抗议的军事镇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体制正式进入到一种异常状态，它不再封锁、围困特定对象的敌人，而是封锁、围困整座城镇和整个地区（参见Mbembe 2003:30）。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该地区所营造的沉默和压抑不仅象征着对个体"声音"的压制，而且更是象征着整个藏区原住民所感受到的那种无依无靠的失落、支离破碎的切割、无可动弹的紧逼——一种与过去熟悉的时空丧失了关联的恐怖感觉；对于许多藏人而言，这种感觉似乎复活、再现了毛泽东去世之前那段时间作为藏人在藏区所受到的创伤。看到城里的藏人只能躲避在家，在人民武装警察和特别防暴警察那警惕的注视下小心谨慎地过日子，我就不难理解抗议和镇压是多么严重地威胁了一种我所称之为的"默契"， 在改革年代藏人和国家（领导人中的改革者）之间存在着对话和"默契"：不公开强调藏人的历史，不公开强调藏人特殊的（宗教）权威来源及其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即便是中共汉人领导实施脱离地方实际的"发展"（ Ch: fazhan, kaifa，即汉语拼音的"发展"与"开发"），即便是在该地区大力推行商业化和开发自然资源的情况下，也没有危及那种隐而不宣的约定默契。 从实际效果上讲，在2008年的镇压中，更为重要的，是那些消失了的抗议者的幽灵，那些被安全部队杀害和囚禁的人的幽灵（那年春天，整个藏区都在流传着极度痛苦的耳语传言），将以前半隐藏的被封锁、围困的状态（偶尔有不明智的异议者）扩大为针对所有藏人的，日日持续的封锁、围困。与维纳•达斯在印巴分治之后的印度所发现的情形相类似，这种恐惧扩大化的过程有全面撕裂藏人赖以生活的社会道德经纬的危险，而这脆弱的社会经纬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经历了毛时代对该地区造成的巨大的创伤之后，无意识地重新修复编织而成。这也即是说，政府力图抹去2008年抗议者死亡的记忆，反而在实际上帮助释放了毛时代死难者的幽灵，需要痛苦面对的道义质问再次被提出，同谋、帮凶的问题困扰、纠缠着所有老一辈藏人，尤其是那些从中国政府的干预中在政治和经济上得利的老一辈藏人。面对社会价值的衰亡， 面对有着巨大传染性、不合时宜的冤魂重返，我发现我的许多藏人朋友都经历了巨大的恐惧和悲伤，突然失去了旧有的约束。于是他们在2008年春夏转而参加草根的大规模悼念亡灵活动——抵制由（官方）寺庙主持的庆祝仪式，而去参加大规模的（自发）祈祷法会。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必须把从2009年以来的藏人僧尼和喇嘛的自焚，看成是上述地区亡故者的政治生命一种悲剧化的集体激活（发生在2009年的首起自焚，实际上就是抗议歪曲和抹煞2008年的镇压和死亡）。自焚（实际上）转化成了这样一种的抗议形式，它将以前（被屠杀）藏人的灵魂和（现在自焚藏人的）灵魂交汇链接在了一起，从而放大成了记念哀悼的政治（运动），从被分割、围困的区域扩展到包括所有藏人散居地的整个藏区。在此意义上，我们应当将燃烧的躯体视为信息交流的对话媒介。在极端封闭的状态下（如在第一起自焚发生的阿坝州），政府的话语权控制主宰公共表达空间，抗议者如何能够公开地"显示"出他们的痛苦处境和不平？在言辞表达被剥夺的情况下，该使用什么样的文体和身体符号(参见Das 2007， Butler2004)？ 自杀作为抗议在中国地区有悠久的历史。近年来，自杀抗议甚至自焚的做法，在中国境内被边缘化的群体中呈增长趋势。面对市场化改革，他们的绝望和愤怒与藏人相似，但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与政府的关系却是完全不同，正如因抗议地方腐败官员剥夺财产而威胁要当众跳桥的江西农民的T恤衫所揭示的那样：一件写的是"天理何在？" 另一件则写着"以死呼唤良知"（NTDIV Aug. 2011）。与此相对照，藏人的自焚则是以佛教徒舍身求善的信念为特征，而所求之一就是佛教徒的最高寄托：达赖喇嘛的重返，正如他们最后呼喊的口号和手写的传单所表明的那样。令人恐怖的、燃烧的躯体，是作为主要的抗议媒介，而更重要的，是作为对僧人和达赖喇嘛的污蔑中伤的抗辩，自2008年以来这些滑稽的诽谤超越了政府暴力和媒体的底线；然而，我们却不得不见证，自焚者被描述成了应该严厉打击的"恐怖分子"。事实上，当集体抗议的空间大幅缩小，藏人僧侣（和两位尼姑）的自焚基本上是年轻人个体的行动，是自愿和利它的反对行为。我禁不住要想到， 当整个高原蔓延开集体的、非复仇的悲哀，当沉默在严密封锁下燃烧，伴随着政府安全部队（以强迫失踪的方式）和国家媒体（以不停的新闻检查）的不断清除，这些自焚者燃烧的躯体其实是在"预示"严酷的、最终的（藏民族的）死亡，这点至为重要。这些燃烧的躯体也提供给（世人）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参考文献： 鞠迪什•巴特勒尔，2004，"不安的生命：哀悼和暴力的力量。"
（Butler, Judith. 2004. Precarious life: the powers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 London: New York: Verso.）
维纳•达斯， 2007，"生命与语言：暴力及习以为常"
（Das, Veena. 2007. Life and Words: Violence and the Descent into the Ordina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阿克利尔•蒙贝贝， 2003， "死亡政治学"
（Mbembe, Achille. 2003. Necropolitics. Public Culture 15(1): 11-40.）
苏珊•桑苔格， 2003， "他人的痛苦"
（Sontag, Susan. 2003. 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 New York: Farrar, Strauss, and Giroux.）
凯瑟琳•温德瑞， 1996， "什么是社会主义？之后又是什么？"
（Verdery, Katherine. 1996. What was Socialism? and What Comes Nex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译注：
1：维纳•达斯（Veena Das），印度著名人类学家，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专注于暴力与苦难的研究。她的研究拓宽了人类学的领域，使之触及暴力，不公正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 译注2：凯瑟琳•温德瑞 （Katherine Verdery），原罗马利亚社会学家，现为美国纽约市立大学（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人类学教授。主要从事有关东欧民主变革后社会转型的研究。其著作"亡者的政治生命"围绕东欧民主化后一些前政治人物遗体移葬及塑像的处理，讨论了这些人物对后社会主义时期东欧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遗留影响。她认为被记忆的死者之遗体是历史的物质符号，会长期存活于其身后的政治对话之中，对评价历史，重塑未来产生贡献，并反过来决定自身的"命运"—对这些符号的重新界定。 译注3：阿克利尔•蒙贝贝（ Achille Mbembe），出生于喀麦隆，现为南非约翰内斯堡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in Johannesburg）政治和历史学教授，也是美国杜克大学的访问教授。他在论文"死亡政治学"中提出主权或权威的最高形式就是决定生死的权力，而决定生死的权力并不总是由最高权威掌握，在特定的情况下，是由社会不同层次，组织，机构，团体所享有。对这一权力的征服深刻地影响了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反抗，牺牲，恐惧等概念的定义。 The Political Lives of Dead Bodies
Charlene Makley,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Reed College The recent spate of self-immolations by Tibetans protesting state repression in China has raised anew painful questions about the politics and possibilities of witnessing such events from afar. Virtually unprecedented among Tibetans, and lamented by high-ranking lamas as violating the Buddhist emphasis on the sanctity of life, the series of self-immolations (mostly by young monks and nuns) since 2011 has thrown Tibetans and their supporters, and critics in and outside of China, into anguished debates about the moral nature and political meaning of these acts. Some commentators invoke modernist associations of Buddhism with non-violence and universal compassion to ask whether the immolations are sinful, violent “suicides” or altruistic, nonviolent “sacrifices.” Accusations and counter-accusations fly about the implications of witnessing and reporting these events: does it encourage the “destructive” or “wasteful” violence of youthful mimicry? Or does it amplify the “constructive” protest of selfless martyrs on behalf of oppressed Tibetans? For me, this new anguish in the face of the terrible spectacle of voluntary maiming and death recalls the moral dilemmas about the role of the anthropologist that I encountered living in a Tibetan town in Qinghai province during the military crackdown on widespread Tibetan protests in 2008. And I return to Veena Das (2007) and others’ calls to reject the witness’ fetishization of the event in favor of an ethnography of violence that would move with events as people reframe them over time and in their everyday lives. In this light, my own approach is to avoid debates about the intrinsic morality or meanings of self-immolation to consider such protests as primarily situated forms of communication (where the suicidal body becomes a primary medium versus, as in suicide bombers, a crucial weapon). We can then see that Tibetans’ recourse to self-immolation as mass media is called forth by intensifying state-sponsored repression and dispossession on the one hand, and by foreign and PRC state media spectacles on the other. This would allow us to begin to understand the shifting “political lives of dead bodies” (Verdery 1996) in post-Mao Sino-Tibetan relations, an intensifying “necropolitics” (Mbembe 2003) that links Tibetans to other marginalized groups in the PRC and draws all observers into problematic complicities (cf. Sontag 2003). As I found in 2008, the military crackdown on Tibetan protest institutionalized the CCP's state of exception in a state of siege targeting not a specific enemy but entire towns and districts (cf. Mbembe 2003: 30). In that context, the silence that descended on the region indexed not just the repression of individuals' “voices,” but Tibetan residents' terrifying sense of disorientation, fragmentation and immobility–the loss of familiar spatio-temporal contexts that for many had seemed to (re)vivify the region as “Tibetan” in the early post-Mao years. As people in town retreated to the cover of homes and the careful banality of everyday routines under the watchful eyes of People's Armed Police and SWAT troops, I came to see how the protests and crackdown had gravely threatened what I call the reform-era “silent pact” among Tibetans and their interlocutors in the PRC: an unspoken agreement not to publicly address the histories and political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specifically Tibetan sources of authority, even as programs to “develop” (Ch. fazhan, kaifa) and commodify the region and its resources were pushed through under the auspices of distant Chinese CCP leaders. In effect, the 2008 crackdown and importantly, the spectre of disappeared bodies of protestors killed or detained by security forces (rumors of which circulated across the community in anguished whispers that spring), extended the state of siege from its previously quasi-hidden status (the occasional unwise dissident) to the everyday lives of all. In ways similar to what Das found in post-partition India, this process threatened to tear apart the delicate socio-moral fabric of Tibetans' lives, rewoven after the largely unacknowledged mass trauma of the Maoist years in those regions. That is, state efforts to erase the deaths of protestors in 2008 in fact helped to unleash the spectre of the Maoist dead, raising again moral questions about painful complicities that haunted all Tibetan elders and their kin, especially those who had benefited, politically or economically, from Chinese state intervention. I found that many of my Tibetan friends experienced this sudden loss of context as great fear and grief in the face of a kind of social death, the deeply polluting return of the untimely and unnurtured dead. Hence the turn, in the spring and summer of 2008, to grassroots mass mourning practices (avoiding celebrations in favor of monastic offerings, attending mass prayer assemblies). Those practices in turn elevated and politicized the roles of Buddhist monks and lamas as death specialists above all. In this light, we would have to see Tibetan monks and lamas’ turn to self-immolation from 2009 on as a tragic intensification of the political lives of dead bodies in those regions (the first one in 2009 after all was to protest the erasure of violence and death in 2008). The shift to self-immolation as protest is a mass-mediated process that serially reframes and scales up the spectre of untimely Tibetan death, from particular regions fragmented by the siege to a pan-Tibetan politics of mourning encompassing the entire diaspora. In this, we should consider the specificities of immolation as a dialogic medium of communication. In extreme states of siege (like that in Ngaba prefecture where the first immolations occurred), where state narratives dominate all public speech, how do protestors “show” grievances publicly? By what texts and bodily signs in the absence of access to words (cf. Das 2007, Butler 2004)? Suicide as protest has a long history in Chinese regions. In recent years protest suicides, even self-immolation practices, have escalated among marginalized Chinese groups in the PRC. Their despair and anger in the face of market reforms links them to Tibetans, but the t-shirts of the Jiangxi farmers who threatened to jump en masse off a bridge to protest their dispossession by corrupt local officials evince a very different cosmology and relation to the state: “Where are heavenly principles?” said one shirt, “I use my death in exchange for a righteous soul,” said another. (NTDTV Aug. 2011). By contrast, Tibetan immolators frame that practice in the specifically Buddhist idiom of the intentional conquest of death, one that, in their final shouts and hand-written pamphlets, indexes the absent Buddhist sovereign: the Dalai Lama. But we would have to see the horrifying spectacle of the burning body, the primary medium of protest, as most importantly a dialogue with the grotesque excess of state violence and media vilification of monk protestors and the Dalai Lama that, since 2008, has been framed as a war against “terrorists”. For example, as possibilities for collective protest radically narrowed, Tibetan monks’ (and two nuns’) self-immolations were largely the individual acts of youths, presenting them as oppositionally voluntary and altruistic. But I’m left thinking that, in the face of collective, unrequited grief across the plateau, the burning silence of Tibetans under the ongoing siege, what immolators’ bodies most importantly “show” is the searing fact of untimely death itself, against its ongoing erasure by state security forces (in forced disappearances) and by state media (in ongoing censorship). The impossible question they pose for us is what to do about it. 28 March 2012 REFERENCES Butler, Judith. 2004. Precarious life: the powers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 London: New York: Verso. Das, Veena. 2007. Life and Words: Violence and the Descent into the Ordina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bembe, Achille. 2003. Necropolitics. Public Culture 15(1): 11-40. Sontag, Susan. 2003. 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 New York: Farrar, Strauss, and Giroux. Verdery, Katherine. 1996. What was Socialism? and What Comes Nex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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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望知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同学指认北大企业家俱乐部网站上的这张李小白的照片是李望知 彭博通讯社报道称，薄熙来长子李望知投资号称中国最高档牛肉的大连雪龙黑牛生意。 彭博报道称，李望知2001年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投资活动，包括曾在花旗集团任职。 投资公司麦格理资本集团在2011年发布的一份报告称李望知（英文名字Brandon Li）从事商业活动，业务主要集中在北京和大连。 彭博通讯社报道说，李望知以化名李小白出任北京大学企业家俱乐部理事。 北大企业家俱乐部的成员都是北大毕业的中国富豪，其中包括百度创始人李彦宏、新东方创办人俞敏洪以及北京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等。 该俱乐部网站对李小白的介绍是："北京大学1996级法学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金融学院。和才基金合伙人。北京大学慈善、体育与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委员会研究员。曾供职于花旗银行直接投资部，老牛慈善基金创始合伙人。服务于金融界超过7年，曾任职于花旗银行。成功参与过中国最大外资不良资产收购、处置交易、直接投资西环广场、大连雪龙等，对投资判断具有丰富的经验。" 雪龙黑牛彭博通讯社记者调查发现，李望知通过一个在香港注册的公司与日本大东海运产业株式会社共同投资大连雪龙黑牛股份有限公司。 该公司专门养殖号称"结束中国没有高品质牛肉历史"的"雪龙黑牛"。 根据大连雪龙黑牛公司的网站，雪龙黑龙的生活是”听音乐、做按摩、睡软床、吹风扇、吃熟食”，因此才能产出具有"欣赏价值、营养价值、赏味价值和开发利用价值的功能型牛肉"。 雪龙黑牛顶级牛肉出口日本，据称价格超过每公斤300美元。 "重耳"、"小白"彭博通讯社调查还发现，34岁的李望知2001年从哥伦比亚大学取得传播学硕士学位后主要从事投资和咨询业务。  薄熙来的幼子薄瓜瓜比长子李望知小10岁 此前有报道指李望知与父亲薄熙来并不亲密。 彭博通讯社调查发现，李望知似与北京重耳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有关。 重耳是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的名字，他在年轻时曾因父亲晋献公的宠妃骊姬的陷害而被迫逃亡。 晋献公宠爱骊姬以及骊姬与他生的儿子奚齐，而骊姬则为了夺重耳的太子之位以便让自己的儿子继位而谋害重耳。 历史上骊姬和奚齐死于内乱，而重耳则最终夺取晋国王位，成就一代霸业。 李望知选择重耳命名自己的公司是否借古讽今耐人寻味。 彭博通讯社报道指出李望知的化名李小白可能也是出自春秋五霸之一齐桓公的名字。 公子小白在击败手足夺取王位后成为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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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铬超标药用胶囊事件发生后，公安部指挥各地警方查封非法生产线80条，查扣用工业明胶生产的胶囊7700余万粒。 
【专家称：相对于欧美，中国胶囊标准最严格】近日，国家药典委员会首席专家钱忠直称，对于铬的测定，美国药典和日本药典都没有规定，只有欧洲药典才对铬有限度要求10ppm，中国是2ppm……相对于欧洲药典，我们目前中国药典的空心胶囊的标准，可以说是最严格的一个标准（京华时报） 
【2】温家宝：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国策不会变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周日（22日）到访德国时表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没有结束，全球经济复苏充满"艰难曲折"。温家宝认为，发展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将是全球经济复苏的强大动力。温家宝同时表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决不会改变。 
@徐达内：人民日报整版推改革开放，出邓小平像。第一篇：对于改革的成本，有的人不善于算全面大账，以至于产生不同看法。坚持科学的改革观，要求科学评估改革的成本，也就是要算全面大账…需要通过制度安排与政策导向使那些在改革中获益较多的群体适当承担改革成本。 http://t.cn/zOWHuOS
【3】美剧的编剧都弱爆了 石扉客:彭博新闻社调查发现，书记长子笔名小白，旗下公司名号重耳。到底是出身侯门有文化，这典故用的，让GG小公子情何以堪啊！不知辅佐小白和重耳的管仲与狐氏家族是哪位达人。今日之重庆，演绎的竟然是三千年前之春秋。公子小白与重耳、管仲与狐偃兄弟、秦穆公与晋文公，俱都对号入座。请看彭博新闻社今日之特稿。 http://url.cn/1XOVQu @安普若-安校长：局坐一进入成都的美国地界，几个小时候后，奥巴马就知道那个案子的事情了，《每日电讯》说，奥巴马is taking personal interest in这个案子，当时英国外长还不知道。 
【美剧都是浮云】谷与一家名叫"Horas顾问投资"公司有往来并从中获利。包括海伍德、美国商人Larry Cheng和法国建筑师Patrick Henri Devillers这些人都与bo家关系密切。 记者们现在满世界找那个法国建筑师Patrick Henri Devillers，但是找不到，开始起怀心了：他是出事儿了，还是他知道什么，躲起来了？他在法国东部Rainans长大，他爸爸Michel说已经三年没见到他人了，尽管有时通电话。他住在北京鸟巢边上的公寓里，但是也有几年没见他人了。有人说他2008年就回法国了。 【4】喝咖啡 @福布斯中文网：【江泽民会见美国客人】彭博社称，江泽民4月17日在北京会晤了来访的美国星巴克咖啡连锁集团的执行长霍华德·舒尔兹。最早在网上披露这则消息的是长居北京的美国商人、曾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道琼斯通讯社供职的利明璋（Bill Bishop）。中国官方媒体并没有发出任何报道，星巴克也拒绝发表评论。 
4月18日至20日，周永康在湖北考察。这是4月18日，周永康来到宜昌市石板溪社区，同居民们和网格管理员亲切交谈。新华社记者 张铎 摄 @安普若-安校长：新名词·网格管理员 简称格格 最基层维稳单位 
【5】合肥少女遭毁容案开庭 4月23日上午9点，合肥少女周岩被同学陶某某毁容一案在合肥市包河区法院未成年人审判庭开庭审理。8点45分，刚刚做完手术尚未拆线的周岩在其家人的陪伴下，已经进入法庭。 
【6】挑战极限 1800米峡谷无防护走软绳 4月22日，湖北恩施，美国冒险家迪恩·波特成功徒手攀爬湖北恩施大峡谷海拔1800米高峰，在零保险状态下行走于两座山峰之间的软绳上。 
【7】兰州公厕半夜被不明身份者强拆 21日凌晨，位于兰州平凉路的一座公共厕所，被一伙不明身份的人强拆。公厕管理员描述，她凌晨发现有人强拆公厕，便开始呼叫并求救。"当时我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被强拆者揪到院子里；如果当时我没喊叫，估计就被埋在里面了。" 
【8】山西吃15年空饷女副县长被指威胁举报人 @王克勤：【 #山西空响女县长#恐吓举报人：或者改口或者撞死你】昨 @经济观察报 发表《吃空饷15年，山西女商人变身副县长》 http://t.cn/zOWKIpO 反响强烈，吕梁昨表态要展开调查。但今下午我却接到山西线人电话"王辉派人给接受过采访的人送东西，要求我们改口，拒收东西，对方称，不改口就制造交通事故，撞死你" 【吕梁市领导：王辉选不上 县委书记就下台】2010年4月8日，王辉当选为县政协副主席。一位县政协委员对这次选举印象深刻，他说："选王辉当政协副主席是县里的一个政治任务，市领导对县委书记说，如果她选不上，你这个书记就别当了。" 
【9】本来说软中华的，我让买几包硬中华算了 22日，温州市区发现一具女尸。上午9点，温州殡仪馆运尸员来运尸体，向民警索要香烟，被莲池派出所赵所长回绝，运尸员扭头就走。经协调，下午1点，运尸员又来，还是要烟，民警自费买了4包。"本来说软中华的，我让买几包硬中华算了。"赵所长很恼火。 （都市快报） 
【10】在ATM机上找"自尊" 江苏男子冷某生性胆小,但最近干了件"大"事，一个月里他连砸了5台ATM机。余杭警方设伏将其抓获。一问缘由，民警震惊了。因同事嫌弃他干活慢，深感伤了自尊的冷某选择在ATM机上找"尊严"。冷某因涉嫌故意损坏财物罪已被刑事拘留。 
【11】把想象当现实，拿别人家孩子不当孩子 @雾满拦江：照片上的小男孩，在深圳坪环学校读二年级。有一天，这可怜孩子被老师用椅子腿狠打了一顿。起因是老师手机丢了，就刑讯逼供，强迫几个孩子承认偷手机。然后当许多老师面开始殴打，并威胁孩子不许告诉家长……坦白说，这个老师有严重心理疾病，把想象当现实，拿别人家孩子不当孩子，给学生留下心理创伤。 
【12】赵普满脸胡子茬，近日没有什么上镜的任务 @银杏叶胶囊：分享图片 拍摄时间2012年4月21日11:37，拍摄地点北京郊区东六环外某地。本博首先对@赵普 表示了感谢，同时申请找一张照片，并声明此照片将发到微博上。赵本人满脸胡子茬，充分说明近日没有什么上镜的任务。他欣然同意照相，也不反对本博使用他的照片。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挺赵普…… 
【13】七年了，她还是这么黏我 @秦磊：这天早上，同事下楼去上班，媳妇在楼上喊他"老公，老公！"同事回头看看楼上的媳妇，手里拿着相机，模样温柔可人。"老公，笑一个！"同事微笑地看着媳妇摁下快门，心里想："七年了，她还是这么黏我。""老公，拜拜！"媳妇关上窗，打开电脑、导出照片，在微博里写下标题《老公和翻斗机撞衫了》！ 
【14】据说此人要做朝鲜母亲，我帮她完成了心愿 （@邝飚的政治漫画四世） 
@曲奇女皇 ： 简单直接粗暴的彪语 
【15】机械哥Marquese Scott最新Solo 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g0NjMzMDgw.html 【16】坠机现场 2012年4月22日，巴基斯坦伊斯兰堡，警察在检查客机坠毁事故现场。4月20日晚，巴基斯坦一架载有127人的民航客机在该国首都伊斯兰堡附近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17】狗随主便 2012年4月22日，法国尼斯，一只小狗在投票站内等候，主人正准备为总统选举投票。当日，法国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在国内全面展开，选民参与投票较为积极。 
【18】不满宣誓词 昂山素季推迟就任议员 22日，缅甸民盟表示，该党领袖昂山素季将不出席议会下院复会。因为民盟要求把就职宣誓词中的"保卫"宪法改为"尊重"宪法，被宪法法院拒绝。昂山素季表示，"我们只会在宣誓后参加议会。修改誓词措辞符合宪法，我预计这不会有任何困难。" 
【19】”多亏有社交网络，粉丝们终于知道其实我也是很幽默的~” 维多利亚-贝克汉姆又在网上发自己的恶搞照了！ 在来北京的飞机上，假装乘务员，用广播通知大家"准备着陆！欢迎来到北京！" 
【20】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要我来干？ 【一位公安局副局长讲述拆迁真实故事】"拆迁区民房下午被强拆，我被叫去维持秩序，看到被拆迁家的小孩放学回来，家没了，看着一片废墟无所适从，又不敢离开，只好趴在废墟的石头上写作业，等爸妈回来。我看到这场景当时眼泪就下来了，心想：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要我来干？我盼着赶紧退休" 
【21】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北大陈浩武：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尖锐指出：我们的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大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我们的教育体制，正在培养大批这样的＂有毒的罂粟花＂。 
【22】我们要用敬佩的眼光来看他们才是 日本投降后，台湾青年岩里政男搭乘了美军货轮自由轮回家。在船上有很多穿草鞋衣衫不整的国军军人为大家批评，很多人已经看惯了英姿勃发衣装笔挺的日本军人。岩里政男却说：为了我们的国家，国军在这样差的装备条件下打赢日本人，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们要用敬佩的眼光来看他们才是。岩里政男后来恢复了他的汉名：李登辉。（龙应台《大江一九四九》） 
【23】逼良为娼还不是最可怕的，回过头来的扫黄才是致命的一击 许小年：政府掌握了越来越多的资源，制订了日益烦琐的管理方法，为了获得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或者是仅仅为了生活下去，企业不得不按照潜规则与企业打交道。我非常赞同绿公司提出的要"守本分"，但是要想企业守本分，首先政府要守本分，"逼良为娼"还不是最可怕的，回过头来的"扫黄"才是致命的一击！ 
【24】沈从文：在文革最大的功劳是扫厕所 林斤澜说："大约去世三年前，一位美国女记者问起沈从文先生'文革'时的情形。沈从文先生说：'我在文革里最大的功劳是扫厕所，特别是女厕所，我打扫得可干净了。'不想先生突然抱着女记者的胳膊，嚎啕大哭起来，很久很久。" 
【25】让国民免于恐惧是国家的基本义务 （@赵普） 
【26】美国大学里没有班干部 旅美学者周大伟说：中国学生养成的聆听别人教诲宣传的习惯，自己的思想就是CCTV和人民日报的思想，同时也就是班主任、支部书记和班长的思想。而美国大学没有班干部，没有班长，没有书记，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可以自由地去想，可以自由地表达，可以自由地判断，可以自由地选择你认为正确的社团。 
【27】不要问全聚德能为你做什么 
【28】在她那个时代，每个人都在读她的小说 @赵晓:有学者称：在赛珍珠《大地》出版之前，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人不过是两种形象：吸食鸦片留长指甲的黄皮肤恶棍，被妖魔化了的共产党。但《大地》展示了一个全新的真实的中国。在她那个时代，每个人都在读她的小说。赛珍珠被称为第一个重塑中国人形象的人，中国人被拉回到"人"的地位，变得让人可以理解。 
【29】以一般人而言，最简便的修养方法是读书。 ——梁实秋http://t.cn/zOWQgTP （@喷嚏意图） 
@石扉客:不说了，就一句话，感谢这么多年党和政府的耐心教育，人民群众已经习惯了高吨位级的大片，人民群众需要高吨位级别的大片，没有谍战、绯闻、下毒、宫廷内斗等卖座元素，金额在1亿以下的小CASE，都不要拿出来现眼了！ 你最近读过的书，是什么名字？ 来源：喷嚏网 综合编辑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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