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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来之子薄瓜瓜在哈佛大学毕业，有一位同他交谈过的哈佛学者近日在亚洲说，薄瓜瓜将留在美国学习法律。 *薄瓜瓜硕士* 5月24日，24岁的薄瓜瓜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Harvard University's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参加毕业典礼，获得公共政策学硕士学位。 中共前高官薄熙来正由于"严重违纪"问题接受调查。而薄瓜瓜在毕业典礼上面带笑容，看似轻松自如。在他接到毕业证书时，有些同班同学为他欢呼。在典礼之后，薄瓜瓜不肯对媒体谈论他的父母或者他今后的计划。 *何去何从* 美国哈佛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Ezra Vogel）近日在香港和新加坡透露，薄瓜瓜近期主动与他谈起家人的事情。傅高义称"他非常害怕"。在这次长谈中，薄瓜瓜非常关切父母的遭遇，也认为他现在的公开言行会招致更多问题，所以最好保持沉默。傅高义教授还说，薄瓜瓜原计划毕业后回国，但现在打算留在美国读法律。 文学城网站有跟帖评论说，薄瓜瓜和陈光诚殊途同归，都要在美国读法律了，他们可以互相切磋。读者马驰胜写道："好好学法律！会有那么一天，回去竞选总统。" 今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在宣布谷开来涉嫌英国人伍德命案时提到薄瓜瓜。当局说："薄谷开来（薄熙来同志妻子）及其子同尼尔•伍德过去关系良好，后因经济利益问题产生矛盾并不断激化" 。 *薄送爱子赴西洋 却在中华"传毛教"* 过去薄熙来在重庆大搞唱红的时候，人们就注意到薄熙来的红色言论和薄瓜瓜的英美生活之间的对比。有网友写道，唱红？瓜瓜唱不唱？"把瓜瓜叫回来一块儿唱。"也有人回应说，高官的红二代红三代会喜欢唱红的，因为这对他们有利，红色政权本来就是他们的，没老百姓什么事儿。 不少中文网站近年来流传着薄瓜瓜和外国女孩在一起的"夜店照"、"派对照"，显示了花花公子形象。其中有些帖子的标题是《爹在国内传毛教，孩在国外嗑迷药》。在2009年的这样一个帖子后面有人写道："薄熙来在中国还怎么好意思说教别人的孩子学共产XX主义？" 不过薄瓜瓜后来解释说："化妆舞会的特点就是要求师生都以表演者的身份参与其中，大家都故意做出滑稽、搞笑的动作，这种方式能让同学关系和师生关系更融洽"。 人们也怀疑薄熙来夫妇的工资何以支付薄瓜瓜昂贵的费用。薄瓜瓜4月24日在哈佛大学的学生报纸《哈佛紅》（The Harvard Crimson，又译《哈佛深红报》）上发表声明说，他在英国哈罗公学、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来自他独立挣到的奖学金，以及她母亲作为成功的律师和作家的积蓄。 这个声明得到1992个跟帖。有读者们追问，是哪些奖学金？谁给的？公布出来。不少人怀疑另有金主资助薄瓜瓜，这幕后有政商勾结。 中国高级官员的后代，有不少留学美国或者定居美国。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定期获得翻墙信息？ 请电邮订阅数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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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9-22
5月19日 大风波第三十三天 这天凌晨4点50分，苦等了一夜的阳君没能得到矮凳儿改变军管的意见，他知道此事已无法挽回，只能做最后一搏，希望靠共生们扭转。当时陪同阳君一起去的是时任大明朝廷办公厅主任宝哥，他神情严肃的站在阳君身后。https://caonima.info/chinese/wp-admin/post.php?post=225883&action=edit&message=9 阳君含着眼泪对贡生说："贡生们，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贡生们。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着这次来不是请你们原谅。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的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我已经老了，无所谓了……"说完，阳君向贡生鞠躬，贡生则热烈鼓掌，并纷纷索取签名。这是阳君最后一次露面，此后一直被软禁，直到05年去世。 上午十点，李大鸟、姚一林、乔老爷、云长老、念长老、杨六郎、杨七郎、刘老将军被矮凳儿招到家中开会。这次会上，矮凳儿怒气冲天。他先讲了他这些天看到的情况，很生气，实际上就是因为广场贡生把矛头直接对准他。第一是，在机场举行欢迎戈尔巴乔夫的欢迎仪式上，周围有人高举大标语一幅是"向民主大使致敬"，另一幅则问："苏联有戈尔巴乔夫，中国有谁？"接着讲了刚刚收到的情报。这日上午，美国军舰蓝岭号开进黄浦江，对中国进行访问。美国特地安排这个时候访问，是想淡化中苏会晤的气氛，让全世界也知道中美的军事交流也在。可当美国大使李洁明在蓝岭号上讲话时，下面有人打出大标语"美国民主万岁"，这些标语深深的刺痛了矮凳儿，他认为如果纵容下去，大明危险。第三说了一些香港媒体的事情。 接着宣布了几件事情。第一件是对阳君的处理，建议阳君不适合担任总书记一职，既然提出辞职，建议朝廷批准，李大鸟乐不可支。第二宣布戡乱。矮凳儿再次提出要减少损失，但要准备流点血，并且告诫朝廷，对外宣布戡乱的时候不能承诺"绝对不用杀伤性武器"，因为那样等于捆住自己的手脚。第三件事，提出经云长老和念长老推荐，矮凳儿同意，建议水工任二十八画总书记，兜头给了李大鸟一盆冷水，大鸟本以为这个位置是他的。 这一天，李大鸟代表朝廷向全国宣布戡乱令：鉴于北京市已经发生了严重的DONG乱，破坏了安定团结，破坏了人民正常的生活和社会秩序，为了坚决制止动乱，维护北京市的社会安宁，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公共财产不受侵犯，保障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政府正常执行公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地89条地16项的规定，国务院决定，自1989年5月20日10时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JIE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并根据实际需要，采取具体JIE严措施。 北京市长耳东帮主根据戡乱令分别签署了北京市实施JIE严令的一号令、二号令、三号令，确定了JIE严范围，过定了一些具体内容。当晚10点，由乔老爷主持召开朝廷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大会，阳君拒绝参加，于是乔老爷特别宣布"阳君身体不适，已经请假"。 JIE严令的颁布并没有引起贡生多大的震惊，因为在两天前，阳君的秘书鲍彤便把这个消息通过严家其等传到了广场。当天JIE严令一颁布，北高联也及时的拿到了当晚丘八的进京路线，因而很从容的超开会议。会议决定由贡生组织宣传发动黔首到各个路口堵截军车。当晚在贡生的带领下，十余万黔首分别堵在丰台、六里桥、呼家楼、沙子口，他们手牵手排成人墙。而后由贡生开始对丘八进行劝解，让他们放下屠刀，站在贡生一边。而丘八们没有接到任何命令，只是默不作声。期间有黔首朝丘八们扔东西，丘八们则是站成一排，高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打不还口骂不还手"，没有引起冲突，但是进驻广场被严重阻碍。因为北京地铁工人关闭电闸，更有很多人就躺在坦克和汽车的轮子下，阻止丘八进入。 当日夜，西方报纸开始大量刊载这些消息，大部分都是转载美国的报纸。因为此前美国一个外交官私自偷运转载设备，并且在大使馆内和美国国务院私接了热线电话，同时在大明各大城市建立了自己的新闻中心。这件事后曝光，中美严重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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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锋：新快报，你太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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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叶新：吃饱了，撑着呢（上）
进入专题： 民主 ● 沙叶新 （进入专栏）
我姓沙，喉咙比较沙哑，声如其人。我的演讲题目本在来京之前就定好了，叫"吃饱了，撑着呢。"其实这个题目是随便取的，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要讲什么。来了之后，人家都知道这个题目，就纷纷请客，让我吃饱一点。
第一顿饭，真叫我很感动，年纪最大的97岁李锐先生，主请的何方先生，92岁。上次来吃饭，是邵燕祥先生请的，这次无论如何他要来作客，他太太为这个饭局筹备了两个月，真的叫我很感动。快90岁的人了，发短信，打电话，问我有什么要求，要请什么人。我受宠若惊，沙叶新何能何德，能让这些人来请我吃，我真是差点热泪盈眶，给我太多的感动，我是他们的晚辈。
第二顿饭是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因为我曾经在那儿做过一次演讲，叫"不为权力写作"。他们这个协会冒着很大的风险，终于让我这个演讲得以进行，所以我也很感激他们，他们请客吃饭我不能不去，我吃得也很饱。还有每天都有叫吃饱了撑着的。
其实呢，我吃不饱，因为我生过癌病，到昨天是整整四年，把我的胃切除四分之三。所以我不是宰相的肚子，宰相的肚子可以撑船，我是个匹民的肚子，或者是文人的肚子，所以不是很大，撑不了船。文人的肚子有个特点，沉不住气，爱发牢骚，爱发议论，情感比较激烈，说话不着边际。
既然已经吃饱了，每天吃，所以我就发点议论，我这要说明的，因为有两家，一家是博闻论坛，另外一家是腾讯，42个问题，要叫我回答。这里面有个小故事，因为我在微博上写有几件事情我不做。序不写，采访不接受等等，因为我不是那么很重要的人。写传记我不接受，国君要我写传记，到我家来了三年，我说我真的没有那么重要，要跟茫茫宇宙相比，我真是一个微粒。我所做的事情，并不是因为我做得了不起，而是因为这个体制的原因，有些人有种种原因不能说话，或者不能说真话而沉默。
而我呢，可能有伊斯兰的脾气，回族的脾气，非要说不可。就仅仅这么一点，说了一些很多人是由于客观原因不便说，不能说的话，我说了。拿这些言论和自由世界相比，和西方世界相比，根本不算什么。今天我怎么办呢，我就照顾各个方面，42个问题我是无法都回答的。
然后我非常希望和大家交流，我在贵州做了一次研究，他们就提起朱厚泽先生，就讲到民主问题，民主这个门是要靠"挤"的，越挤越大，不挤就糟糕了。所以我也是抱着这个态度，看我能说到什么程度，这是第一。第二，我非常希望跟律师交流，我不是见到律师一定说律师的好话。我是拿上海的律师和北京的律师相比，北京有铮铮铁骨的律师，相对来说比上海，比外地多一些。我想我这种估计是不会差到哪里去的。我认识北京的一些著名律师，就是因为重庆，那个李庄，我以前从来不看这些东西。可是李庄的案子我看了将近两个月，我才知道什么是法律，法律对社会的重要性，法律在中国的处境，律师在中国的处境。现在就开始，我按照提纲说。
第一个问题，你从小接受穆斯林文化的熏陶是怎么样，又是如何接触汉语文化的？回族这个民族，我一向认为是以外来民族为主，以伊斯兰教为中心，和汉族和其他民族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结合的一个新民族，这是我的观点。而且居住在大城市的回族，基本上都接受了汉族文化的影响，接受了这个强势文化的影响。比如说姓名，我不可能讲沙，沙叶新，一定是沙特阿拉伯、沙尔汗、穆罕默德中文译音的第一个字，我可能叫沙尔汗，你叫"沙尔汗"就不行，你一定得叫"沙叶新"。张承志是回族，他一定原来不姓张，张是典型的汉族的姓。所以说我基本是接受了汉民族的文化长大、学习获得知识的一个少数民族。
我虽然是回族，但是我对回族真的是不了解，直到我脑子里一片空虚的时候，在什么时候呢？我再也不信仰共产主义，我再也不崇拜领袖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很空虚。那个时候已经是五六十岁了，我就开始进教堂，叫主麻，后天就是主麻，我就去礼拜。我就想体会一下有宗教信仰的人，他对生活怎么认识，对政治怎么看法，人与人之间又和其他无信仰的人，或者和无神论者有什么区别，我很虔诚，去做礼拜。后天又准备到牛街去，也想做个礼拜，所以我自认为是个文化穆斯林，还不是很百分之百的穆斯林。有一年，我在甘肃参加伊斯兰教历史文化国际研讨会，我也讲到这里，我说我们的回族，我们的伊斯兰，不要让人感到是惧怕、是恐怖的，我说那就糟糕了。不让其他民族说"不"，那也糟糕了。
北京一个阿訇，胡子很长，一看就是我们回族人，他把我拉到后面来。他说我跟你说个原因，因为回族吃牛羊肉。牛羊肉是补肾，肾气足那就火气大，他说得很严肃。但是我想肯定问题不是这么简单，我觉得和我们的文化有关系，凡是看过伊斯兰教的，看过《可兰经》的，你们一定会找出其中的原因，这个我就不说了。
第二个，我洗冷水澡。因为我1954年是脑膜炎，很快就考大学，考取了，我知道学业一定很繁重，像我这样体质的，得过脑炎的人，很难担负大学繁重的学业。那时候我非常喜欢契诃夫，俄国的大文学家契诃夫，契诃夫我实在太爱他了。什么叫雅致，什么叫庄重，什么叫幽默。我觉得俄国所有的作家当中，我最崇拜他。他有一句话让我终身受益，叫"寒冷使人坚强"。我就开始洗冷水澡，一洗洗了一辈子，洗到我四年以前进病房开刀之前的那一天。开刀之后就不能洗了，我觉得洗冷水澡对我终身有益，就是使你坚强，使你坚持。所以我生脑炎没死，害癌病没死，我觉得跟洗冷水澡，加强自己的意志是有一定的关系。假如朋友有兴趣的话，我建议他们洗冷水澡。不只我一个人洗，马约翰就洗，清华大学的体育教授，冬天都穿短裤的，很能洗冷水澡。
你为什么考华东师大？不考华东师大，我现在读不了大学。我是回族，那时候考大学回族可以加5分。加五分可不得了啊，加一分就淘汰很多人。我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文学系，第二志愿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第三个志愿是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是我第12个志愿的最后一个志愿，当时读大学可以选择12个志愿。幸亏我是回族加了5分，不加5分说不定我读不上大学。但是我并不认为我读华东师范大学，第12志愿就感到羞耻，我非常感谢这个大学。
顺便说一下，北大是我很向往的地方，而现在又是另外一码事，他的校长很有名，你我都知道，这个且不去说了。北大校庆一百周年，要写蔡元培这个戏，就说到苏叔阳，北京的一个剧作家。苏叔阳说，找上海沙叶新，就找到我，来了一个北京大学一百周年校庆组委会的委员、一个数学教授到我家里来，请我写。我感到非常振奋，有些创作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呀，这样的题材，蔡元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上一千年选了一百个著名的人物，中国就有蔡元培。他去世之后叫"当代圣人"。问我，你有什么要求吧？我听不懂，问了三次你有什么要求吧。我说，没有什么要求啊，我非常感谢，能有这样的创作机会。后来我才知道，问我要多少钱。我也没讲，我就指了一个一万、十万、一百万。我说，我不要，一分钱不要。能给我个机会，我当初考北京大学没考取，现在我能写北京大学的校长，我还能要钱？不要钱。你是不是想做一个名誉教授，你写好之后能作一个名誉教授。我说，为了一个戏获得名誉教授的称号是不名誉的，我也没要教授。我真的很想有生之年，能让我到北京大学听一堂课、两堂课来圆我青年时期的梦，我就非常高兴了。
后来这个戏由于种种原因，首先是在香港演，我不敢说轰动一时，非常受欢迎。先后得了三个奖，一个是南京大学所主持的有11个高校的文科主任或者教授评的叫"学院奖"，一共11票，我获得10票。中国戏剧文学协会也想给我发奖，因为我是个敏感人物，专门到江苏来，什么人都可以给奖，就是不能给沙叶新，为什么？就是不让我出名。我怎么能靠这个出名，总是因为你们让我出名，你越禁我越出名。结果还说千万不要告诉沙叶新，就偷偷摸摸地虚伪，真是很那个。因此这个学院奖的授奖大会，由于我的原因受到牵连，在国内无法举行这个授奖仪式。假如你在南京大学要举行这样的会，当代文学基地的基金，这个我不知道，好像由教育部拨款，那就给你取消了。
北京的中国戏剧文学协会的会长，知道我的戏"江青和她的丈夫们"在香港首演，最后落幕的时候，他要求给他十分钟，把蔡元培那个戏的奖金从北京带到香港发给我。这就叫我很高兴。不是因为我得奖，而是我这个戏有一定质量，对得起北大，对得起蔡元培先生。而且我相信这个戏一定会在国内演出，尤其我昨天听到这儿的好消息（指薄被立案审查–编者按），我觉得中国的民主步伐将要大踏步地向前，因为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跳着说，我的恩师叫黄佐临，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院长。我是第三任，第一任是夏衍，文化部部长。第二代是黄佐临，第三代是我，这一代不如一代。他们俩人从人品、从学养，我真是不好和他们比的，但是我有幸能遇到。
我那时候写蔡元培，叫"幸遇先生蔡"，这是北大最初的校歌当中的一句，歌词是大曲家，苏州人吴梅写的，叫"幸遇先生蔡"，这是中国的古文，经常词序会那样的。我是"幸遇先生黄"，父母养了我，在我的生活道路上遇见谁是至关重要的，或者说完全改变你的人生。因为在这之前也写了一篇轰动一时的文章。六十年代，我写了《审美的鼻子如何指向德彪西》，德彪西是谁呢？是法国印象派的大作曲家。当年上海音乐学院出了他一本书，叫《克劳斯先生》，一个设想的人物，其实是个音乐随笔。出版社有内容提要，说这本书德彪西有很多精辟的见解，姚文元看见了，说他是个资产阶级音乐家，怎么可能有精辟的见解呢？只有腐朽的见解。可是我不知道，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就不服姚文元的文章，第一次跟姚文元打笔仗就是六十年代。
《审美的鼻子如何指向德彪西》，写了一万字。贺绿汀先生坚信沙叶新是从法国回来的，是留学搞音乐的，他跟我们的黄佐临是邻居，有一次讲《文汇报》批判姚文元这篇文章的沙叶新是何许人？佐临先生就笑了，他是我们剧院的小青年，贺先生就一定要见我。就在这种时候，世人皆欲杀的时候，佐临先生吾意独怜才，把我收到剧院里面来，这真的不容易。今天吃饭的时候我就讲到佐临先生的为人，他的学养，我真的感谢佐临先生改变了我。这样我才到了上海人民艺术剧院。
我讲文革之后八十年代我的思想变化，文革当中我也跟所有的人一样，或者大部分人一样，非常非常崇敬毛泽东。我把毛泽东没有发表的文章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在笔记本上。除了没有把毛主席像章别在我肉上面之外，我觉得我的崇拜已经到了极点了。你怎么能说毛泽东一句不好的话，或者甚至怀疑他的话。一直到现在，说毛泽东是政治上大流氓，生活上大流氓。这马上就要公开，杨开慧给她一个闺中密友信上讲的，这样的一个跳跃对我来讲是很痛苦的，这个过程已经过去了。可是在当时，我真是唱红打黑的一分子，每天唱红歌嘛，一天要唱几次，吃饭要唱嘛。还有跳舞，那时候还有红舞，我妈都去跳舞，在邮政局门口跳舞，整个地疯狂。可是林彪爆炸使我感觉到毛泽东不是神。
你不是洞察一切嘛，在你边上这个人，他都不跟着你，就像王立军这次跟薄熙来一样。一个公安局长可能自己连私安都没有，怎么搞公安呢。他跑到美领馆去了。这个事情类似在文革当中林彪的出逃，但是林彪的事情还不是最后定论。而且林彪的材料越来越多之后，这里面还有很多文章，我只是拿当时的结论来讲他。王立军的事情才三个月吧，三个月了，处理得这么快，开始有初步结论，这是很不容易的事，这也是社会的进步。
第二，我觉得文革完全是闹剧。四人帮倒台之后，我还是用当时的政治术语，是四人帮还是五人帮，现在还没有最后确认，我认为是五人帮，帮主就是毛泽东。热情勃发，十年是我最好的青春年华，只有几个样板戏，什么都没有，每天唱样板戏。我的女儿叫什么名字知道吗？叫沙智红，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灯记，八个样板戏，我女儿占了三。你说崇拜不崇拜，就是这个程度。所以我现在非常能理解重庆唱红的那些人。当然这里面有两种，一种是真诚地拥护毛主席，这种人我尊重他。只要他不是虚伪，不是虚假，不是为了要夺取更大的权力。他真的是感受到毛不落的阳光照到他身上很温暖，这种人我很尊重。
我觉得有相当大的一批人，是因为他童年的时候、少年的时候、青年的时候、中年的时候，唱这些歌会回忆起当时那种单纯的美好岁月。我讲的美好不是生活当中。第三种人，唱红歌是为了对现实不满，因为现在贫富不均，这些社会现象大家都知道了。把这些理想投寄到以往的年代。所以我都对他们理解，但是和薄熙来完全不一样。"重庆事件"一出现之后我就发微博，那时候还没有结论呢，我就挺温，对薄熙来就批评。有人说我，你落井下石。我说我三年之前，薄熙来还没有落井呢，我就投石了。说我拍温家宝的马屁，我说五年之前就开始挺温了嘛。我在香港做了一个演讲，题目叫"我在香港学习温家宝同志的讲话"，在香港中文大学做的。我是故意起这个名字，有点肉麻，我就开始挺温，一直到现在。（未完待续）
来源: 律师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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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浙江杭州的异议人士吕耿松及陈树庆和山东的孙文广，分别被公安传唤、警告及软禁。此外，乌鲁木齐市民星期四对告诉本台，新疆已进入敏感期，为应付七五事件周年、亚欧博览会、"十一"国庆及古尔邦节等，当地正在扩充安保人员。  图片：乌鲁木齐街头的治安巡逻员,日薪五十元。(市民提供) 距 离"六四事件"二十三周年还有十天，当局正在部署一年一度的监控措施。浙江民主党人士吕耿松星期四被当地翠园派出所传唤。他的党友陈树庆当天告诉本台： "早上十点半左右，汪雪娥（吕耿松妻子）给我打电话说，吕耿松被他们叫走了，汪雪娥到派出所去，派出所的公安、所长都很严肃，说吕耿松起码要关今天一整 天，现在到底什么事情，我们也不知道"。 |
吕耿松的妻子汪雪娥对记者说，分局的多名国保都在派出所："十点钟被片警叫到派出所里，派出所上面来了五六个人，我到派出所去他们把吕叫到审犯人的地方， 很严肃的，后来我电话也打不通，他关机"。 陈 树庆说，他自己也已被提前告知，六四期间公安会派人看守他，时间比以往长："国保已经来打招呼过来，他说，六四前后对你要有所限制，会派人来看牢你的，希 望你不要让看管人员为难，我说几天，他说就前后三四天，但是派出所下面的协警说，上面国保安排他们十天，这么早打招呼的话，比往年更神经过敏"。 记者：去年六四呢？
回答：去年六四也就是6月3号，6月4号，6月5号，或者前后的星期六，星期天。 贵州异议人士近期也遭到当局严控，包括李仁科，糜崇标等人均在一定程度上，被限制自由。 而在济南，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自本月中旬，已被24小时看管，不得随意出门，他说："现在被看管着，从15号，估计要到六四"。 记者：去年有这么久吗？
回答：去年就是三四天吧，今年时间长。 记者：如果要出门，怎么办？
回答：有一个车，有两个人跟着，要我坐他的车，是公安处的车。 今年2月以来，连续发生王立军、薄熙来事件以及陈光诚等国际关注的事件。孙文广分析，当局的严控可能与此有关："可能是形势比较干嘛吧（敏感），怕没有办法控制，六四，十八大，又出了陈光诚的事，还有重庆的王立军，薄熙来等，加在一起，他们觉得紧张"。 去 年7月至今年3月，新疆发生多起因民族矛盾导致的袭击事件，造成数十人伤亡。从现在开始，新疆也进入敏感期。乌鲁木齐市民张先生星期四告诉记者，当地新建 了许多治安岗亭，招聘保安员，防范"六四"后的"七五事件"三周年及民族冲突事件："这段时间又开始准备亚博会了，安保措施现在又加强，新修了很多治安岗 亭，又招来很多协警和巡逻队员"。 张先生说，当局不惜巨资在各区招聘所谓的维稳工作人员："维稳人员一天五十元，协警是在派出所干，一个月一千元，然后出勤一天，补助三十元，包午餐和社保，今年要招很多"。 有评论认为，进入下半年，新疆的局势依然严峻，民族矛盾将继续恶化。张先生说，敏感日也越来越近："七五算一个，亚欧博览会（9月开幕）、国庆、古尔邦节，这些都算是敏感时期"。 自 2009年"七五事件"以来，新疆一直在扩充警察人数。官方媒体今年一月曾报道，新疆自治区党委决定，新招8000多名民警，实现村级警务室"一村一 警"，带领3名以上协警及6名以上民兵、联防队员，共同做好社区巡逻防控、流动人口管理、查处非法宗教活动、重点人员管控等维护稳定工作。 乔龙，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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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孟浪新诗集《南京路上，两匹奔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10月版）以来，五年多时间里，我常常拿起它来读——这在我个人阅读生活中是极其少有的。总的印象和感觉：孟浪的担当精神与救赎情怀，让人叹服；他的诗对现实世界的洞见和折光，令人警醒。
这册集子共分四辑，诗写时间跨度约二十年。"辑一"为八十年代所作，"辑二""辑三"为九十年代所作，"辑四"作于新世纪前五六年，即2000-2005 年。全书共有一百五六十首诗作。其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当是《简单的悲歌》。这首诗写于1990年，全诗四节。后两节： 但是，为丰收准备掠夺吧 但是，为打谷场准备空旷吧 但是，为农夫准备牺牲吧 但是，为土地准备荒凉吧！ 但是，播种的时节农夫冒烟了啊 耕耘的时节农夫燃烧了啊 收获的时节农夫变成灰烬了啊！ 第三节连续四行用了同一个句式：但是，为XX准备XX吧。最后一节紧接着上一节，用了第五个连词"但是"后，便转折到了另一个句式：XX的时节农夫XX了 啊。这里，从形式上看，既是并列，又含有递进的关系。而在诗的意蕴上，给人一种荒诞或黑色幽默感，或复杂性、悖反性的呈现，颇具预言效应。从今天看来，在 某种范围或程度上，这首诗已然成了不幸的谶语。由此可见，诗人目光的尖锐犀利和思想的洞察彻见力，以及语言对伤口的切入与对黑暗的直刺。 还有一首题为《连朝霞也是陈腐的》，开头是这样的："连朝霞也是陈腐的。// 所以在黑暗中不必期待所谓黎明。// 光捅下来的地方 / 是天 / 是一群手持利器的人在努力……"一种绝望和超越绝望的激愤之情，溢于词语之上。其中："刀尖上沾着的花粉 / 真的可能带往一个陌生的地方 / 幸福，不可能太多 / 比如你也被派到了一份。""黑夜在一处秘密地点折磨太阳 / 太阳发出的声声惨叫 / 第二天一早你才能听到。"这里让人感受到了一种所谓"幸福"的虚幻，以及"太阳"隐遇折磨的寓言式呈示。读来同样让人感受到一种未曾有过的冲击力。 而在今天读来，对"辑四"中的几首诗，又有新的感受。例如其中写于2003年的《伟大迷途者》，两行体，共七节，字里行间有着浓厚的悖论色彩： 伟大的迷途者，他正在创造他的道路 失群的恰是众人，多得无以计数 伟大的迷途者，从他们当中兔脱 刚跨出第一步就教众人不见了影踪 他一个人迷途的样子 不让众人有份分享他的孤独 他一个人迷途的样子 却让全世界的地图和路标都无所适从 伟大的迷途者，正挑挑拣拣 对着脚下尽情涌现的道路 伟大的迷途者，决定终于做出： 征途才是归途，征途就是归途 伟大的迷途者，他正在考验他的道路 哦，受难的迷途者，他正在成就他的道路 这首诗刻画的"正在创造他的道路"的"伟大的迷途者"，以及另一首《无题》（一个孩子在天上）中描绘的飞在天上的孩子，是不是诗人的自况，或开拓者形象彰 显？"失群的恰是众人"，"一个人迷途的样子让所有地图和路标都无从适从"，"受难的迷途者，他正在成就他的道路"等诗句，无不含蕴耐人寻思的悖论意味。 其实，迷途者正是清醒者，他始终都在创造性地开辟、拓展，并考验、成就他的道路。 又如写于同年的《十月》一诗： 是末日在引领我们前进 全金属的人声更激越了。 抽屉口，一座悬崖停在那里 悬崖顶上停着一张八仙桌： 骰子与棋牌，诗书与酒 在崖底，仍然有通往更不测处的楼梯口—— 仍然有人失足 仍然有人若无其事关上抽屉。 末日，在引领着我们前进 全人声的金属泊遍晴空。 但是末日在引领我们前进 我们又迎来了滥觞的一天。 "末日在引领"，"全金属的人声更激越"和"全人声的金属泊遍晴空"，然后，"我们又迎来滥觞的一天"。在此，不由得想及"天无绝人之路"，想及"循环往复"，想及"滥觞肇迹，容或可观……" 还有一首写于2004年的《大涣散》： 走进镜子的 后来走出墙 是空牛奶瓶 走进墙去的 却走出了镜子 是大时代的奶嘴 走进门的 和走出门的 是同一个人造人 牛奶被泼出去了 不，泼出去的是 一整头奶牛 镜子碎了 墙塌了 门扶住门框痛哭 一首寓言亦即预言的大诗。从中读出了什么？读出大危机，读出大悲哀；读出大幻象，读出大悖谬？看似超现实，实是大现实。与另一首作为诗集名的诗《南京路上，两匹奔马》，有着同样的强化了的本雅明意义上的悲剧意蕴。多年前的揭示，但愿不会得到全部的彻底的验证。 孟浪的诗，让我与颇具传奇色彩的文化、经济和国际问题研究者何新的预言联系到了一起。一个年愈知天命，一个年愈花甲，相差不过一轮，却有着不同的发声通 道，极其相同而独到的洞见力。所言所述，所爱所愤，所泣所抨，皆为苍生，为国家，非关自我之悲情，而是以大悲之心观世。半年前，何新危言：大劫将至。生态 之破坏，人道之浩劫，文化之泡沫，价值之没落，私有化之掠夺，莫如当今之严重。但是，何新相信："任何劫难也终有终了的一天！谁也无法欺骗历史！——总有 一天人们还会回归庄严和反思。 2012-05-01 临屏初键 —————— 这册诗集，由杨小滨写的序，书后有唐晓渡、黄灿然、徐敬亚等作的点评。 封面后诗人简介：孟浪，20世纪80年代"海上诗派"代表人物。1992年获过首届现代汉诗奖。他的诗创造性地展现了语言本身的精美，拓展了现代诗歌创作的意境空间，为解读现代诗歌提供了一个独特而又灿烂的范本。 有评论认为："孟浪的作品以其生猛 不驯的意象切换和壁立峻切的韵律风格标示了当今汉语诗歌的一个异数。使孟浪区别于任何一位汉语诗人的是他诗中尖锐而不妥协的对人类全权文明状况，尤其是现 代都市文明的反思与质对意识，使孟浪成为当代少数重要的当代汉语诗人之一的则是他对现实世界与个体自身的复杂性和悖反性的呈示与洞见。孟浪的诗一方面勾留 了'朦胧诗'的固有文化隐喻，另一方面又'后朦胧'地解构了那种赤裸而单调的唯政治倾向中的总体化话语，而其对主流语境令人叹为观止的改写，也在一场美学 颠覆与再造中重构起宏大话语历史性书写的个人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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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过去的教育是：不要对国家说三道四，拣好的说就叫爱这个国家，家丑不可外扬。错了，真正的公民是有责任的，不光说这个国家好叫爱国，指出这个国家和政府运作过程中的毛病也是爱国，一定程度上讲是更爱国。我们应该想办法容纳这种声音，让这种声音出来。 － 崔永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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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信阳公民社会与现代思想论坛上的演讲 作者按：2012年5月15日，我接受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区委邀请，在该区主办的"信阳公民社会与现代思想论坛"上，作了主题演讲，现根据演讲录音稿整理成文，稍有删节。 非常感谢王继军书记邀请我到平桥来谈谈我对当前中国社会政治思想状况的认识。我研究理论是比较早的，1983年到人民大学，与王书记也是校友了。1986年开始读博士学位，89年风波以后我就下海经商了，到今天仍在做艺术品投资与推广方面的工作。对于理论研究，我现在只能说是票友了，已经不是我的专业了，写文章只是业余的兼职。为什么今年以来我又出来写了一些东西呢？其实从2003年起，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个任务，一年写一篇文章，主要是对中国历史和现实中一些大的问题的思考。从今年开始，我面向网络写作，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现实问题的文章。主要有两个系列，一个是"关于中国下一步"的系列思考，现在已经写到第七篇了。还有一个是重庆事件持续发酵，社会广泛关注，我就写了一个"回望重庆"系列，现在已经写到第五篇了。这两个系列的文章都发表在共识网，这是一个国内影响很大的思想网站。我的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也引起了一些反响，有些人都在问：荣剑是谁呀？ 其实我在89年以前写了大量文章，特别是在当时著名的"世界经济导报"上关于"新权威主义"的讨论，就是由我和吴稼祥首先开始唱对台戏的，由此引发一场大讨论，我是主张民主的。自那以后二十年间，我没有介入理论界的是是非非。这一次我突然冒了出来，也引起了我们平桥区领导的关注，王书记费尽周折找到了我，我也很惊奇，也愿意来和大家交流。对于市县两级干部，我接触的还是比较多的。我始终有一个观点，中国市县一级干部的政治智慧是高于最高层的！不是说笑话，我们大家对现实都不满意，希望常委们有大智慧，拿出高招来，可他们迟迟就是拿不出来。这一方面是体制问题，但我认为人到一定位置后智慧是下降的，我在后面会谈到这个问题。 虽然二十年没有写什么东西，但我的文章出来后，的确引起了思想界比较大的反响。我最近写了一篇"奔向重庆的学者们"，在共识网上点击量达到了六万多次，加上转发，看到的人就更多了，而且美国所有的中文网站都转载了这篇文章。我由此感受到网络传播的力量。以前我在《中国社会科学》这样高端的学术杂志上发表长篇大论，读者可能只有几百个。网络读者广泛，是吸引我写作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从年初我在网上发表第一篇文章时，我是感到，到这个时候，是应该出来讲一些话了。之前的二十年，大家都在看中国现行制度能运行到什么时候，它的效率会发挥到什么程度。小平主张不争论，结果大家都埋头干事，先挣点钱再说。当然，社会问题也没有充分暴露出来，各方利益大致平衡，彼此相安无事吧。但从最近几年，感觉到社会问题在逐步积聚，危机在加深，尤其是去年底以来，大家都感觉可能要出事，都有一种紧迫感，好像时不我待。薄熙来去重庆时就讲自己已经62岁了，没多少时间了。的确，对他们这批政治人物来讲可能就只有十年时间了，过了十年，他的理想抱负就没机会实现了。比如刘源去年也非常活跃，通过他的智囊张木生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反响也很大。对此，我也写了一篇文章"重返新民主主义是否可行？"，我自认为是很重要的文章，也引起了相当大范围的反响。以前从来没有见作为军队将领的刘源对国家发展战略发表什么意见，去年却非常高调地讲话。张木生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反应了刘源的许多看法。共产党可以挖掘的资源都挖的差不多了，这些资源在现实中能发挥多大的效率，大家对此都有看法，很多的话已经讲不下去了。在这个时候，刘源觉得新民主主义还可以讲，可以用这个理论来凝聚大家的思想，可以来重塑执政党的合法性。因为大家都知道共产党腐败到这个程度，还有什么合法性呀？你在台面上讲的是一套，下面干的是另外一套。这种政治人格的分裂是长期形成的。现在党内有一批人是想改变这种状况，你共产党做的与说的差距不能这样大。比如学雷锋吧，我也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中国的道德之困"。文章提到某官二代自己穿了价值几万块名牌的衣服，居然说要给老百姓建立道德档案，要大家过勤俭节约的生活——这不是荒唐嘛！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党内部还是有一部分人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党怎么样转型，怎么样改革，才能重新担负起领导的责任，而且是合法有效的，是正当的，是能够得到人民拥护支持的？这个问题就要涉及到很多制度上的建设。 回到前面的问题，我为什么出来说话？有我个人的理论偏好问题，其实有更多的人也在思考现实中的问题。有些人的出发点可能会更高尚一些，就是考虑执政党怎么改革，考虑国家的改革怎么推进的问题。三十年改革以后，中国的确面临着转型问题。目前这个问题还没揭开盖头，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各种传言此起彼伏，有些说法还非常离谱。在这种氛围下，做一些思考，做一些理论准备，我看都是必要的。我今天给大家的演讲，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对当下一些关注度比较高的问题的探讨。 我今天给大家谈的话题是"当前中国社会政治思想状况"，主要会涉及到"当前"、"中国"、"社会"、"政治"、"思想"五个方面的问题。这些话题都非常大，与我们的工作生活相差很远，能给大家什么启发，都不好说，而且我讲的都是个人的看法，和你们宣传的党的意识形态是不同的。我在读书的时候就有一个说法，叫"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我讲的东西与你们宣传的调子是完全不一样的，错的地方可以批评。 一、关于当前的"时代性" 先讲"当前"，一个关键词：时代性。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时代？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中国有句古话叫"天不变，道亦不变"。"天"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天"简单地讲，就是时势，而"道"则是施政纲领，治国之道吧。从现在来看，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个大的时代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目前所处的时代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而对于时代的把握是执政党制定政策的一个基本前提。 毛泽东在他那个时代经常批评下面的干部是小脚老太婆，赶不上时代的步伐。他的时代概念是要求社会的发展尽可能地超越现实，他一系列左的认知都是来源于对时代的错误判断，比如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刘源在重提新民主主义理论时，就认为毛泽东在1953年以后提出总路线，放弃了"新民主主义要搞十五年"的既定方针，急于进入社会主义。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毛对当时的时代判断是错误的，尽管他认为我们的党要紧紧跟上时代的步伐。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对时代的判断有一个调整。邓对时代的基本估计是，认为中国处于一个和平发展的时期，工作的重心是发展经济，不能对外打仗，要韬光养晦。基于这样一个认识，制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 到江泽民执政时期，又提出了"与时俱进"和"三个代表"。 "三个代表"是在2000年"七.一"讲话提出来的。在我看来，"三个代表"包涵了与世界文明全面接轨的基本考虑。"三个代表"提出后，当时的左派在北京联络了一批人，连续发表了五六个万言书，对江的思想路线进行了非常尖锐全面的批评，认为江的路线实际上是戈尔巴乔夫式的修正主义路线。江当时提出"三个代表"以后，实际上没有继续往前走，遇到阻力后又退回去了，结果导致左右两边对江都不满意。"乌有之乡"网站对江的批评是指名道姓的，当然也批评邓小平。我的一个朋友蔡霞是中央党校的教授，思想非常解放，她现在重新宣讲 "三个代表"理论，认为这个理论所具有的价值没有被充分认识到。我非常同意她的看法，就是说"三个代表"理论的意义没讲明。"三个代表"理论，说穿了，就是要用社会民主主义来改造我们的党，进而来确定我们的改革路线。按照左派的批评，"三个代表"就是要搞"全民党"，私营企业家也可以入党，资本要素获得报酬就是资本主义。江的理论提出以后，引起了党内巨大争议，但没有继续往前走。我认为江缺少邓的权威，也缺少历史的担当和勇气。我在写文章时提到，我们改革三十年有三个理论版本：一个是邓的理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黑猫白猫"论的升级版，实质是实用主义路线。一个是江的"三个代表"理论，是要与世界文明接轨，往普世价值靠拢。一个是最近十年的科学发展观。 在我看来，科学发展观是工具理性的概念，不是一个价值理性的概念。工具理性是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待发展，设计发展方式，而价值理性涉及到发展好坏的价值判断。实际上科学发展观回避了价值理性的分析，只是一个平衡的概念，统筹兼顾的概念。当然这个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我们前二十年的发展有一定的偏颇。现在提出科学发展，要强调平衡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效率与公平等要平衡和谐，这是对的。但我们有一个问题：我们一再提和谐维稳，为什么还一再出问题，而且问题的总量是要超过前二十年？为什么你越想稳定，社会越稳定不下来？这就说明我们制度存在很多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你不能采取鸵鸟政策。 对改革三十年做一个评价和反思，这篇文章还没开始做，执政党做不做，还不好说。从研究的角度看，邓绝对是开创性人物，他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尽管他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89事件，历史以后会有评价的。92年小平南巡讲话重新推动了改革，历史作用非常大，是无可置疑的，是可以盖棺论定的。92年我刚好在深圳，大家都一片茫然，上下都是反和平演变的调子，哪有搞经济的气氛呀。但是小平讲话一下子就把势头扭转过来了。在第二个十年，就是江的十年，他有继续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考虑，但走了半步就退回去了，这注定他不能成为像邓那样的历史性人物。然后是最近十年。对这三段，要我来看是一段不如一段，这也是目前理论界的一个非常普遍的看法。最近十年有哪些理论问题解决了？都没有。对于有些理论问题，用开玩笑的话讲，就是"打死也不说"，更谈不上做了。另一个问题，就是最近的十年是不是停滞的十年？当然我们做了许多事，开了奥运会，高铁也上来了，航空母舰也有了，歼20也有了，极大地满足了中国人关于中国重新崛起的想象。第三个十年刚开始时，大家都不看好，2002年美国有个华裔律师章家敦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即将崩溃》，轰动一时，排到了美国畅销书的前几位。2003年中国出现"非典"，处于最低潮，外人以为中国马上就完蛋了，但年底就起来了。经过2008年、2009年的金融危机，中国制度的有效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释放。现在外国人操心的不是中国即将崩溃，而是中国即将统治全世界，如英国人马丁·雅克写了《当中国统治世界》，调子完全翻了过来。现在老外不给中国人说点好话，一是拿不到钱，二是你不了解中国啊。中国经济总量的变化恰恰是在这十年里发生的。按道理讲，我们对这十年应该有一个很高的评价才对，你说这十年是停滞的，你不是不负责任吗？实际上，我说的"停滞"，是我们对未来的发展没有一个清晰的方案，没有提出一个思路——这也是左右两边都对十年不满的原因。对目前中国这种不计代价的、对资源掠夺式的发展，它的可持续性怎么样，都没有一个冷静的反思。这是我们讨论十年发展的切入点。如果单看表面的东西，中国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了——现在欧美都是这样看中国的。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到2020年我们就应该是世界第一了。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我们怎么可能超过美国呢？这十年除了经济上的发展格局，还有就是政治制度的改革，我们对未来的政治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安排？ 做了三十年的回顾，又回到了我们所说的"当前"。我们所处的时代究竟是一个什么时代？时代特征是什么？为什么我们有一种时不我待的改变要求？我们如果不往前走，我们过去取得的成绩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巨大的包袱。我们的时代有两个根本的特征，一个是"全球化时代"，一个是"互联网时代"，全球化和网络化是我们时代的总特征。这么说，大家可能认为与《人民日报》的社论没什么两样，的确如此。那么在这两个特征下，我们的制度如何安排呢？因为我们会遇到传统的方式、传统的制度手段解决不了的问题。你比如维稳问题。过去哪一个村庄出了问题，我可以派一个连把它摁住，而且外界没人知道。现在怎样？一个小事发生，一条微博发出去，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了。比如我要到信阳来讲课，我就注意到了有关信阳的一条微博，就是你们有关招聘处女采"口唇茶"的事情，全中国都知道了。这在以前是不可能发生的，目前瞬间就可能发生蝴蝶效应，互联网迅速放大，你没法控制。 中国是全球化的两个最大的受益者之一，还有一个是美国。这就要充分肯定江朱时期我们加入世贸的重大决定。当时朱镕基到美国去谈判，回来就有人骂他是卖国主义，骂他把所有的门都打开了，外国的东西都比中国便宜，中国的工业和农业还不垮掉？现在再看，远不是那么回事。全球化时代，市场开发，资源共享，我们有丰富的资源，加之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使我们迅速在全球化格局中占到有利地位。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我们享受到了全球化的经济红利后，为什么对全球化的政治红利和文化红利全面拒绝？这就是问题所在。你能不能拒绝？世贸组织、世界货币组织等都有一套制度安排，我们都是执行的。虽然在政治是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则，没有要求各国必须执行民主制度、三权分立制度。但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实行这一套制度的情况下，我们是拒绝的。我们的委员长讲了，我们有五个或六个"不搞"， "三权分立不能搞"，"联邦制不能搞"等——现在据说是把话收回去了。这些"不搞"显然是与世界政治文明的主流背道而驰，你也不要说的那么绝嘛，你可以研究嘛。这就是我们的时代，我们全球化的经济红利拿到了，政治上红利能不能拿到？如果我们参与进去的话，我们是可以拿到的。我们老是担心，如果我们参与到民主化进程中，共产党的传统优势会失去，就不能取得目前的统治地位了。这些担心是有道理的，但你拒绝这个东西行不行呢？我的看法是：你参与进去，不但拿到经济红利，还可以拿到政治红利，这是多好的一件事情呀！ 现在的情况是，全球化已经带动了民主化的浪潮。大家都了解了这方面的情况，一个突尼斯小贩自杀居然引起了滔天波浪，"阿拉伯之春"席卷中东，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穆巴拉克统治埃及四十年，准备传位儿子，当时我们还觉得很好，派人去研究，没想一下子就垮了。这次缅甸的转型也出乎人们的意料。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资源的全球共享，也包括了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全球传播。 实际上，全球化与网络化是合二为一的问题。这次阿拉伯革命的特点是什么？他们形象的说法是"一手拿着手机，一手拿着石块"。什么意思？"拿手机"就是信息沟通，起着社会动员的作用；"拿石块"就是暴力的反抗。这说明全球化与网络化合在一起的能量，已经不是我们传统的制度手段所能控制住了。你必须要看到这一个变化，来适应这个变化才行。我们现在很多社会事件都是一时一地的，但经过互联网的发酵，就成为了一个全国性的公共事件。 从大的方面来看，我们国家就面临着这样的挑战——中国怎么样来迎合全球化和网络化的时代潮流，主动做出选择？这就是我所讲的第一个问题，关于时代性的问题。 二、关于中国的"主体性" 对于"中国"问题，我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主体性"问题。我们现在考虑问题，都是站在中国的立场，从中国的情况、中国的现实出发考虑。这就有一个对中国自身认识的问题，有自身的反省问题。这里涉及到一些非常深的学术理论，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你比如中国曾经长期以来不是"中国"，而是苏联的另一个版本。改革三十年，中国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可能是另一个美国，当然你达不到人家的政治水平。我们搞的实际是权贵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有很多的发展方式，而中国的资本主义是世界上最坏的资本主义的一种，像吴敬琏、茅于轼都讲过类似的话。我们在谈中国时候，首先涉及到的是对中国现在制度特点的基本认识。我们都在谈我们是中国人，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但中国是什么呢？对此，理论界都在反思。这种反思实际上是从日本开始的。日本的一批左派的学者多把日本的文化看做是受中国的影响，认为中国、日本是与欧美不同的另一种制度安排，二者是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径。我们过去是以苏联为方法来认识中国的，后来是以西方为方法来认识中国的，用比较坏的原始资本主义来看中国。理论界的反思，就是看到中国既不是苏联也不是美国，而应该是中国自己的。 何谓中国？复旦大学的葛兆光教授最近写了一些很好的书，叫《宅兹中国》，提出了三个概念：历史的中国，文化的中国，政治的中国。历史上的中国有很多变化，比如满清原来不是中国的，因为我们历史上是讲究夷夏之分的，中国是汉民族为主体的华夏之地。现在来看，都是一个中国。文化中国的范围就更大了，日本就是受我们文化的影响。当然，还有政治的中国。 葛兆光的"三个中国"提出以后，对我有很大的启示，我也在研究考虑这个问题。当然，我所关注的是政治的中国。为什么要把政治的中国单独提出来？因为这涉及到我们对基本政治制度安排的认识。我们在座的都是不同部门的领导，大家都会对这个制度的优势所在有一个基本认识——那就是政府，政府的权力大。这个判断是对的。我们历史上的中国也是这样的。你比如"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翤同，就提出中国两千年的历史 "皆秦政也"。从秦始皇到现在，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国家的权力高度发达，政府的权力高度发达，当官的权力高度发达，社会的价值判断主要都是来自于权力。谈到中国的自我认识时，简单地讲，就是中国是一个权力高度发达的国家，而且是从上至下垂直型的制度安排。你如果看看西方社会，就会发现他们是一个横向的制度安排——有国王，有教皇，有贵族，有城邦，几个权力是平行的，没有绝对的权力，大家都要妥协——英国的《大宪章》就是这么来的。几方势力比较均衡，大家就要讲民主，你政府用了我纳税人的钱，你就要付出相应义务。他们的国家是在横向的权力配置结构中慢慢发展起来的。中国是什么呢？是一个纵向的权力配置结构，从皇帝一直到郡县，权力高度集中。古代中国还是"皇权不下县"，乡村是自治的。而我们现在是中央的权力已经下到了每一个村庄了，我们现在的政府权力安排已经超过了历朝历代。政府权力高度发达，从中央到地方垂直向下的权力结构，是我们中国两千年以来的一个总的制度特征。 有人说这个制度很好呀，秦始皇搞"书同文路同轨"，修万里长城，建阿房宫，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现在还是这样，中国政府可以解决其他国家政府根本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德国修一条高速公路可能要讨论十年，而我们修一条高铁仅仅用了五年。我们的政府权力高度发达的制度安排，有效性和合理性有没有？现在看显然是有的，中国制度文明发展主要就来源于它的制度的有效性。中国自唐朝以来的城市经济的发展，人口和物质财富的增长，都是与制度的有效性关联着的，包括我们现在国家主导的发展方式，仍然有着巨大的有效性——如果不是这样，你就没法理解我们在过去三十年里取得了别人两百年发展才取得的成就。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现在这种国家主导的、国家权力高度发达的制度模式还能走多远？这是我们现实要考虑的问题。我也写过一篇文章，叫"国家主义还能走多远？"在我看来，尽管国家主导、政府权力高度发达的发展模式，在过去三十年里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在未来的时间里还能不能像以前那样发展下去？这是需要反思的。所以，对中国的自我认识的立足点还是对政治的中国或者是制度的中国的反思：在现有的条件下需不需要一个横向的权力配置？需不需要横向的社会结构？问题的答案是，我们必须走这样一条路！ 三、关于社会的"总体性" 关于社会问题，你们的王书记也写过很多文章，多是有关公民社会的建设问题。实际上理论界一直在讨论中国公民社会怎么建设的问题，但仅限于理论的探讨。平桥已经付诸实践，做的非常好。现在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了公民社会的建设是改革国家主义之后的替代品。原来我们是国家主导的、政府主导的、公权力主导的，以后要逐步过渡到社会主导的、社会自治的、社会自主的发展模式。以前县太爷来管理你们小民，就是说你自己管不好，必须我来管，我来给你主持公道。我们现在的很多执政理念，也是县太爷的看法：社会乱，百姓素质低，让你们自己搞，还不乱成一锅粥了？政府必须处理一切。我们现在看这种模式问题很多，比如你来主持公道，你的公正性在哪里？等等。一系列问题都会出来。 谈论社会，我有一个概念，叫"总体性"，也就是说对于社会的诸多问题，要从社会的总体结构去认识和观察。我们讲危机，总体上是社会的危机。我以前的博士论文就是《马克思的国家和社会理论》，就提到国家和社会是对立的概念。为什么会产生国家呢？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看，就是社会不能自我管理，必须委托一部分人来管理，国家就由此而形成了。这个解释是合理的。大众对管理者有一个授权的关系，按道理也有一个制约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说穿了就是这么一个基本的关系：大部分人按照一定的程序选出少部分人，授权他们对大部分人进行治理，使得大家能够相安无事，共同发展。在民主政治出现以前，这种国家治理在中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西周的封建制，根据血缘关系，周王朝就是姬姓集团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到秦以后，就是一人专制，朕即天下。辛亥革命以后到今天，我们的国家治理模式是由一个家族一个人演变为一个党的统治。当然，我们执政的合法性来自一系列意识形态的说法，比如说我们共产党是代表人民的利益来行使权力的，来执行对社会的管理。现在的问题是，社会以前完全是由国家来管理的，无论是家族还是政党，那么现在还能不能按以前的方式来管理社会呢？ 当前社会的问题是什么呢？是社会不能进行自我管理，必须委托给国家管理，但社会与国家之间又不存在合法正当的委托关系，这个委托关系是一方说了算的，说穿了，就是共产党说了算的。在政治学理上，我们会质疑这个关系，我们会问：你这个委托关系是不是征得了社会的同意？比如我们的村民自治，选举村委会就容易出问题。乌坎村的事酿成了巨大的公共事件，现在有人把乌坎村看作小岗村之后的第二个农村大事件。问题出在哪里？本来应该是村民自我管理的，而结果却是由上面来决定谁来当村书记，谁来当村长。我们整个国家与社会的矛盾焦点就在这个地方——在没有征得社会同意的情况下，把社会管理的权力全部收上来以后，再以社会代表的名义来对社会进行管理。 这里，我认为主要有三个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没有实质性的授权委托。名义上有，那是自己给自己找的。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参加过什么选举，也没有居委会找我讲谁是人大代表的候选人，我从来没有行使过一次公民权利。我们的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都存在巨大问题。我们常讲共产党的权力、官员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但人民是怎么给你的？从来没解释清。我们也有人大制度，似乎也有程序，但不到位。至于实质正义更有问题：为什么出了那么多贪官污吏？ 我曾与美国人辩论，说小布什是民选的，但选举出来后却给世界带来了这么多问题，也即是说，民主程序不一定带来好结果。对此，西方人也意识到了，但他们认为民主程序是各种坏制度中最不坏的一个，因为程序是正义的——如果选出了坏领导人，再把他选掉就是了，为什么不用？我辩论说我们尽管没有程序正义，但几个人选出胡锦涛，干的也不错嘛，也很亲民呀，我们的实质正义是有的。胡锦涛当总书记，你的一票是没有用的，离开你他肯定能当上！但是不是我们所有的领导集团都会给我们带来实质正义呢？大家肯定是持怀疑态度的——为什么我们十年里出了那么多问题，抓一个是贪官，抓一个又是贪官，而且数量级越来越大，难以想象！这表明我们既没有程序正义，更没有实质正义！问题就在这里。你以社会代表的名义来管理社会，却没有程序正义，更没有实质正义，你怎么来维持这个统治呢？怎么能够维持这种管理呢？你管理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又何在呢？平桥区扎扎实实从基层开始搞公民社会建设，是在摸索公民社会成长的道路，意义非常重大。我想公民社会的核心要件就是自我管理，自主选择，自己负责吧。平桥区搞民间金融，就是强调自我管理，风险自担，出了问题自我负责，他就不找你政府了。邓小平曾讲过，要把管理社会的权限全部下放，政府不要管那些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这里有一个国家与社会的重心转移问题，必须走向社会自我管理的模式。 第二个问题是国家管理社会取之不义，用之不当。取之不义，就是你拿到政权，拿到权力，是没有程序正义的。用之不当，就是你没管理好。就算是取之不义吧，拿到权力，你能管好也行，你能发展经济，稳定社会，造福百姓，大家也就没什么话说。当然，取之不义，不一定是用之不当。比如南方有地方的腐败也很厉害，一个小小的乡镇干部职务性消费非常厉害，但是老百姓倒没什么多大意见，因为当地经济很发达。这是说委托人有一个成本与收益的考虑，如果他的收益大于成本，他就觉得可以忍受。最坏的情况是什么呢？你拿了很多东西，却用之不当，老百姓反而受损。出问题的地方，往往就是这个情况，既是取之不义，又是用之不当，形成了官民之间的巨大冲突，形成了社会危机。这次乌坎事件是个典型的例子，村干部偷着卖掉6000亩土地，老百姓没有拿到一分钱，你说他们不造反吗？出了问题，广东当地政府还要去捂着压着，还要为村干部背书，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而一旦老百姓起来后，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就是国家管理社会的取之不义，用之不当。用之不当主要体现在人权、事权和财权上，任人唯亲，胡作非为，贪污腐化，权钱交易，老百姓非常痛恨。 第三个问题是国家管理社会管不好，而且没有办法自我纠错，没有重新选择的机制。西方的民主制度，你干不好就下台了。台湾也一样，你干不好就走人。我们是明明看到这种管理是有问题的，既没有什么效率，也没有什么正当性，但没有办法把这批人给换下去！ 所以，我们的社会总体性问题，根源是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形成一个合理的良性的关系。说来说去，就是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我们需要调整以前以国家为主导的，以国家包办一切，国家决定社会的一套思想，重新确定一个社会决定国家，社会控制国家，社会监督国家的思想。 我认为除中央政府以外，中国的改革有三大重点，一个是公民社会建设，一个是地方自治，一个是乡村建设，即乡村选举。我这次到平桥来，看到平桥至少在公民社会建设和乡村建设两方面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局。也有很多地方政府初步意识到了，就是我们政府尽管有这么多的资源，有这么多的管理手段，但仍然不可能自己统筹解决面临的所有社会问题，必须要分解到社会各个领域，由社会按照自治的方式、民主的方式来建立起一个新的管理模式。如果你不走这条路，所有的矛盾爆发，会集中到政治领域，由社会危机转化为政治危机。西方经常会出现社会危机，比如罢工——你罢工就罢工呗，没什么呀。而我们呢？现在你只要在天安门广场对着人民英雄纪念碑鞠个躬，马上就会有四五个人围过来把你摁住，哪怕你什么都没讲——哪有这样子的？往后你还怎么弄？现在出现问题你就这样，到以后所有问题总爆发时，你怎么办？所以我们缺少一个社会危机自我解决的机制，摁不住，就会产生我们无法控制的结果，而且这个后果之大是难以想象的。现在我们在阿拉伯世界看到的景象，就能说明问题。我的看法，要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唯一途径，就是民主。公民社会建设，实际上是基层民主的表现，就是要落实我们执政党对人民作出的承诺——"人民当家作主"。 人民当家作主，就是自己管理自己。因此，关于社会自治的核心问题，就是一个政治民主的问题。 四、关于政治的"敏感性" 对于政治状况，我用"敏感性"一词来概括。当前，我们面临着社会性问题正在转化为政治性问题，可以说是高度集中，高度敏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列宁讲过"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的核心是权力，是制度的安排。政治的敏感性，是高度集中了社会上各种不同利益的分歧、冲突，当形成巨大的社会危机时，最后要反映在政治层面上来。现在我们面临很多问题，但大家可以公开讨论的仅限于经济层面或社会层面。比如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有些人的话已经说的很重了，认为今年的经济预期会很不好，甚至会面临比2008年更困难的局面。但在我看来，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我刚看到了马光远博士的一个评论，他认为不能像2008年的方式，不要放信贷，不要放货币，就让经济下滑一阵。我同意他的观点，当前货币流动性的泛滥就是08年的延续，到现在还没解决。经济上的问题，社会上的问题，都是有办法解决的，无非是快一些，慢一些，承受的压力大一点，小一点。我们已经有了这么大的财力，是可以解决的。现在比较难解决的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各种社会问题都已充分反映到政治层面上来了，需要我们冷静的理性的客观的面对，不能回避。 前三十年的改革路线大家是知道的，就是不搞政治改革，尽管也提提口号，也讲了三十年了。但实际上从1989年以后，政治改革就全面停顿了，只是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这样看起来也不错，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也没出什么大问题，政治高度垄断，经济高速发展。现在有人甚至把中国的发展归结为制度优越性的证明，挺好嘛，政治高度专制，经济自由化。实际上我们对这些问题，要重新考虑了。在重庆事件中充分反映了一些问题，我们执政党的权力安排、执政路线最后演化为权力之争，这至少表明在我们现有的权力格局下，有些问题是没法解决的。还有腐败问题，不管左中右都认为已经威胁到了执政党的合法性了，如果共产党不能解决腐败，共产党的统治肯定不能继续下去了。 对当今政治上的问题，我概括为四个核心问题。 第一个是一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我们现在的一党执政已经搞了六十多年，还是非常有效的，现在看来也没有替代性的制度安排。一党执政对于实际执掌权力的人，是没有有效的制度制约，甚至没有道德上的制约。党的纪检系统是党的自我约束，效果如何，大家心里都清楚。如同一个人，偶尔会自抽自己的嘴巴，但不可能每天都抽自己的嘴巴，这在别人看来也不正常了。一个政党，独掌大权，缺少制约机制，不出腐败，不出问题，那才叫怪呢。在一党执政条件下，权力失控问题、权力腐败问题能不能得到解决？这是可以提出来的。 第二个是一党执政下的民主问题。重庆事件后，大家的呼声就很高了，有人就提出党内是不是可以搞派别？一党执政下的民主问题，就是在共产党内部搞派别制，来推进党内民主，比如可以把差额选举扩大化。现在越南共产党已经开始这样做了，他们共产党总书记就有两个竞选人，前书记又出来搞了个民主党，就是看在一党执政条件下能不能建立完善的民主制度。现在中央党校的很多人，包括中央编译局的副局长俞可平，都写了不少文章，都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最近又写了一本书，叫《敬畏民意》。他的主要观点就是要实现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来带动社会民主。我对一党执政条件下实现民主是持保留态度的，是持怀疑态度的。当然，这样提（民主）总比不提要好。我认为如果真的在党内搞派别制，最终会演变成两党制或是多党制，这是肯定的。因为党内派别之争，如果通过合法的渠道公开表达，最后必然是政党制。比如重庆事件，如果党内派别之争是合法化的话，是可以公开的话，那么执政分歧就可以用党内公决的方式来解决。党内派别问题提出得很好，党内应允许有对路线政策的不同看法。当然，腐败问题就另当别论。 第三个是政治转型问题。假如说一党执政条件下的民主化最终演变为多党制或是政党制，那么就面临着第三个问题，就是政治必须转型。假如说一党执政条件下的民主化可以搞，就没有政治转型问题。假如说一党执政条件下的民主化无法搞，那么你的政党制必须向现代政党制转化。转化的方向，就是世界上普遍流行的政党政治的做法——多党制。这是应该考虑的。 第四个是政治转型后的执政党地位问题。现在为什么政治民主不敢提？多党制也不敢提？核心问题是共产党担心在多党竞争情况下自己的执政地位不保。赵紫阳对"四个坚持"的意见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一条，其他的都无关紧要。据说邓好像同意这个看法，就是强调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不能动摇的。上面在考虑这个问题，下面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们是从上到下以一贯之的，上面动了，下面也会动，会涉及每一个的切身利益。从我们研究的角度来看，如果真要走出这一步，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一定会动摇，不一定会失去，担忧是没必要的。因为社会的主要精英都在共产党内，社会的主要资源也都在共产党手里。退一万步讲，真的被选掉了，你还可以两党轮换。当然，这种说法对我们传统执政理念是一个颠覆。有没有这种可能性？从研究者的角度，我必须把问题摆在桌面上：如果搞政党政治，共产党能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如果支持，那就是真的支持了，是授权委托你来管理的，当然他是有限委托，是有边界的，你不能为所欲为。 围绕这四个问题，主动改革的风险是最小的。从一党专政到转型，现在可以观察到的，有三个模式，大家可以比较一下。一个是台湾模式，是蒋经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主动转型。马英九最近一篇回忆文章《回忆经国先生》讲到，当时台湾民进党闹得很凶，把蒋经国气得吐血，马英九给蒋经国汇报，问要不要镇压民进党。当时的镇压预案都做好了，马英九认为蒋经国肯定会同意镇压的。不料蒋经国却说：现在已经到了时机了，我们必须改了！也就是在那一天，台湾当局做出了开放党禁和报禁的决定。李登辉就不用讲了，马英九听到这个消息，出去就大哭了一场。这是执政党主动改革，国民党失去了两届任期，现在又重新执政了。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认为台湾的民主转型，已经达到了欧洲的中上水平。特别是这次大选，蔡英文和马英九都表现出了高度的理性，街头政治很少，也没有什么历史清算，还对历史遗留事件进行了补偿。国民党赢得了民心，赢得了考验，又继续赢得了执政地位。 第二个模式是缅甸模式。缅甸转型后，昂山素季放出来了，国际社会对它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当然，它的转变是在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下发生的，只给反对党20%的议会名额。缅甸的转型是国家长期封闭、经济落后的情况下被动转型的，它后面的结果如何还不好说，但它至少走出了第一步，所以国际社会的反响很好。 第三种模式是阿拉伯模式。这是统治者违背民意，倒行逆施，顽固守旧，拒绝改革，最后身败名裂的一种情况。卡扎菲的下场是暴尸荒野，穆巴拉克原来是美国全力支持的，而最后也在囚笼里受审。其实呢，实行民主制是对这些人的最好保护。阿拉伯世界从一个偶发小事酿成政治风暴，波及那么多国家，下一步沙特、科威特这些家族统治的国家都将难以幸免。当然，后一些国家比较富裕，他们是花钱买平安，但能不能维持统治，是一个问题。 在二十一世纪民主化转型浪潮里，我们同一个中华民族里的台湾做的最好。台湾的成功转型，证明中国人是可以搞民主的，而且可以做的非常好。台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开放党禁的同时，有一个"黄金十年"的公民社会运动，被他们写入了历史。台湾是通过建立农民协会，搞乡村自治来培养和壮大公民社会的。有了十年公民社会的成长，才有了他们后来的政党政治。我们国家范围太大了，地区发展也不平衡，不能简单地走台湾的道路。但台湾转型中体现出的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的过程，对我们应该是有启示的。国民党这种主动引领民主改革的历史担当，这种做法，对我们共产党应该有启示。台湾经验，可以用到我们大陆上来。 五、关于思想的"争议性" 我到许多地方，看到各地发展都是很平稳的，都是按部就班的，没有大的波折。但在北京的思想界，我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叫"暗流涌动"——表面上是很平静，但争论激烈。很多像我这样二十年不写文章的人，也纷纷站出来就重大的现实和理论问题发表意见，而且分歧特别大，争议特别激烈。主要的争议，我认为是左右之争。当然还有其他的，包括搞国学的，搞民主主义的，等等，有人总结为"六大思潮"，有人总结为"八大思潮"。 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争论，我认为主要有两个思潮，一个就是所谓的"左派"，一个是所谓的"右派"。"左派"的特点，以前普遍的说法是，把未来能够实现的事情放到现在来做。当然，这种解释太过于简单了。你比如马克思理论在西方，是被公认为左派理论。而英国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是被公认为右派理论。法国奥朗德是左派，在失去政权17年后重新执政。萨科奇是右派，还有极右的勒庞。我们的左右之争是从文革结束之后，当时是党内的争论。左派代表人物是胡乔木、邓力群，坚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坚持社会主义教条，按照这些教条来批评胡耀邦、赵紫阳的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而邓小平在经济上完全是右的立场，他提出了市场经济的概念，确立了1992年以后中国改革的总路线。1989年以前的左右之争，主要体现在左的教条与胡耀邦改革主张之间的冲突，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意识形态之争。到1992年以后，争论双方的代表人物或死或下台，争论也就自然消失了。之后，邓讲不争论，不问姓资姓社，放弃意识形态的争论，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搞改革。但邓是有明确的价值取向，这在南巡讲话里体现得很清楚："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他认为在文革和改革的前十年里，干扰破坏主要来自左。 "乌有之乡"的左派网站把打到"四人帮"说成是"硬性政变"，把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说成是"软性政变"，可见极左对邓是恨之入骨。他们认为邓的南巡讲话改变了整个思想界的主要走向。 第二阶段是在九十年代以后，是思想理念之争。争论由执政党内部转化到了学术界，出现了一个"新左派"。 "新左派"主要是一些大学教授，很多是来自美国一些大学的教授，有的很有名气，是声名显赫的大学者、大教授。我最近的文章《奔向重庆的学者们》，点了他们其中一些人的名字。他们的观点主要来自西方的左派思想，政治主张是倾向草根平民。而右派一般被认为是维护有钱人、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个说法不全面，但也靠点谱。这次奥朗德上台，法国的富人就有点紧张了，就怕左派上来向富人收税。右派上台往往是减税，而左派是增税搞转移支付来养穷人，很受底层欢迎。这种学术层面上的左右之争，我认为是有合法性的——你愿意站在老百姓一边，还是站在富人一边，由你选择。茅于轼说自己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怎么理解？我们讲右派维护富人的利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价值偏好，他们是看到了资本的力量在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资本带来了税收，带来了财富，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良性推动作用，对穷人也是有好处的。如果资本家跑掉了，工厂倒闭了，工人就失业了，对谁有好处呢？这里有个算账的问题，支持富人，不见得对穷人没好处。一味地替穷人说话，不见得对穷人全有好处。欧洲的债务危机，无非是投资与消费的问题。希腊人收入100块钱，却要消费150块，那50从何而来？借债。希腊人一年拿14个月的工资，有说不清的假日，人都养懒了，不愿干活了，一旦说要消减福利，他还不干，就罢工示威。可见，穷人的诉求，不见得都是正当的，要作具体分析。 所以，对左右之争，要做一个政策上的分析。你愿意持什么立场，你可以随意选择，都是你正当的权力。但矛盾如何解决？西方民主国家有解决这样矛盾争论的制度安排，就是通过老百姓的选票说话——老百姓选你左派，左派就执政。干了几年，如果你干不下去了，老百姓自然会选别人，选右派来试试。原来法国的密特朗为什么干不下去了？就是左派的那一套政策玩不下去了，倒台了。现在法国的右派又玩不下去了，左派再来搞。在他们民主制度下，有一个解决问题的制度安排。我们就缺乏这样的制度，就容易出问题。 第三个阶段是我们现在的左右派之间的制度路径之争。这在重庆模式里就充分体现出来。对于薄熙来的民生经济、共富理念、安居工程，我估计大多数人都持肯定态度。这很好呀！现在物价、房价这么高，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包括党的一些高级干部，都充分认可重庆民生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都认可薄熙来的那一套做法。对此如何评价？重庆模式主要是依赖国家权力，是国家主导的模式，重点倾斜于民生发展，这套做法与欧洲左派政府的政策是比较吻合的。重庆模式出来以后，左派一片欢呼，跑到重庆给薄熙来说话的都是左派学者，没有一个右派学者。这说明我们目前的左右之争，已经演变为了制度路径之争了，演变为经济政策之争了。原来大家只是说来说去，打口水仗，是教授在打架。目前就不一样了，已经是政策、路径、制度安排的选择之争了。 开始总结重庆模式时，大家仅仅是从个人好恶出发——我是右派，我就既否定"唱红"，也否定"打黑"，同时也把民生经济也否定掉（据说重庆负责近万亿，也很危险）；左派则是一味唱赞歌。我认为重庆模式最主要的问题是"打黑"已经触犯了法律底线了，像李庄案。我写了一篇文章"从李庄案到'李庄门'"，认为重庆模式的转化就是从李庄案开始的。在王立军薄熙来事件没有发生之前，我还写过一篇文章——"重庆模式能否超越左右之争？"，其中我对重庆的地方自治给予了客观评价，我当时希望从重庆模式中看到中国地方自治的可能性。同时，我也提出重庆的"打黑"触犯了基本的法律和道义底线，认为"重庆不管如何辩解掩饰，都将为李庄案付出巨大代价"。果不其然，他们的问题不久就全部暴露出来了。后来我与李庄和中国政法大学的洪道德教授等五人专门开了一个会，用了六七个小时听李庄讲重庆"打黑"所暴露的问题。我听了简直不敢相信，"黑打"的程度远远超出我们想象——不光是黑社会，公安局里的人也被打死了好多，像总队长副总队长也被不明打死。当然，这已经超出了左右之争，已经触犯了法律。不管左派右派，你触犯法律，违背道义，你就干不长。重庆模式之所以不能长期持续下去，之所以一开始就受到广泛质疑，我认为它第一个就是"打黑"用"黑打"方式进行，第二个是"唱红"也有问题。"唱红"是一个典型的左的做法，十万人在体育场集中，红旗招展，很像文革的作风。当然，"唱红"也符合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要求。重庆模式实际上已经宣告破产了，后面的清算总结都会有的，包括它的民生经济能不能持续下去都是问题。主心骨没了，原来可以借助的资源没了，肯定搞不下去了。 但是，我认为左右之争会在中国未来发展中长期存在下去，不会因为重庆模式破产了，左派就会偃旗息鼓。我认为左派遇到了近二十年最大的合法性危机和道德危机。我的《奔向重庆的学者们》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关注，有人是在看左派的笑话。左派的一些学者这样跑去给重庆说话，完全违背了价值中立的学术客观性，调子唱的太高了。学者研究问题，既要看到长处，也要看到问题。而那些左派学者到重庆看到的都是好的，问题也是好的，这就违背了基本的学术道德、学术的操守。我研究重庆模式时，就认为民生经济有可取的地方，但"唱红打黑"肯定是有问题的。左右之争之所以会长期在中国存在下去，因为中国过去长期是一个利益统一体 ，而现在社会已经分化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了，已经形成了不同的阶级了，已经有了不同阶级的冲突了。《人民日报》也好，政治局委员也好，大家都在说利益集团绑架了改革。权贵集团与底层的弱势群体，是截然不同的利益集团。有不同利益的划分，有不同阶级，有不同利益集团的存在，必然有冲突与斗争，而这些冲突与斗争必然会反映到政治层面。 那么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呢？这就是我今天演讲的主题，要解决中国现在的问题，必须建立一个宪政的民主制度。因为解决这些问题，是有例可循的，是有一些成功经验可以借鉴。西方的左右之争是泾渭分明，法国有左派有右派，还有勒庞的极右，俄罗斯也是一样。他们的极右也好，极左也好，都对社会构不成致命的影响和破坏。你可以公开宣传自己的主张，你可以主张把富翁全部消灭掉，把富人的钱全部没收去救济穷人。但你的主张能不能转化为国家行为，转化为政策，那是由大多人决定的。谁来决定？通过什么方式来决定？那就是通过宪政民主的制度，通过选举的方式来决定。如果大多数人同意你的主张，反对者也没有话讲，因为你的做法是有合法性正当性的。如果你搞了几年，把经济社会搞坏了，老百姓自然会把你选下去。因此，要解决左右之争，必须上升到制度层面，我们不能回避这个问题。 现在的执政党是左右不靠，把"乌有之乡"网站封了，对右派言论也限制，这个不能谈，那个不能讲，有些文章一看不行就删掉了。这种回避的态度，我看不是一个好办法。你应该正视左右的分裂，左右的冲突，解决这些问题，你必须寻求一种新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就是宪政民主，通过这种方民主与法治的方式，来解决我们老百姓之间的、我们社会之中的不同意见、不同主张。如果想要把你的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成为国家的行为，必须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获得大多数人的授权。 今天我演讲涉及的问题比较多，总的来说，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发展，中国已经具备了进一步改革的条件，政府手中集聚了巨大的资源和转移支付手段，具有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巨大能力。与此同时，整个社会的共识也在不断形成，大家都意识到中国不继续改革，当前面临的问题就解决不了。唯有继续改革，才能解决问题，形成共识，凝聚人心，避免社会出现大的动荡。我想我们基层工作的干部可能也在思考这些问题，问题是大家如何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把思考意见反映出来，形成一个巨大的意见场域，使得我们的执政集团能够看到这些问题，进一步比较选择，最后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来推进改革，这也是我的期待。我相信我们中国人会有这样的智慧，也能找到办法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我相信经过未来十年或是更长时间的改革，中国将会给世界带来一个巨大的礼物——中国这个古老巨大的帝国顺利成功地实现了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这是我最大的期待。 今天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来源: 共识网特稿 | 来源日期：2012-05-24 | 责任编辑：左小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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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在5月25日发出针对美国涉华人权报告的《2011年美国人权纪录》后遭到了不少网友的调侃。以下为评论均由数字时代编辑收集自新浪微博： simplyme555：读了国务院新闻办《2011年美国的人权纪录》，悟到美帝真是假仁假义无恶不作罪该万死。美国人民没自由，无人权，集会被禁，上访被截，网站被封，网言被监，主旋律愚民，人头税刮骨；参众院橡皮图章，各法院选择判案，政务院内斗瘫痪，州市候欺上瞒下！ 中国人民幸福多了， 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丝丝TV 锐理数据郭洁: 简直是污蔑中国！中国从来没有城管打人事件！从来没有强拆死人事件！从来没有上访打死人事件！从来没有警察刑讯逼供事件！从来没有特权车事件！从来没有特权阶层！从来没有官爵世袭！从来没有……！！强烈谴责那些西方媒体给中国泼脏水！ -rayist-：大家明天可以安心上訪了。 周凯明2031:美国人权实在是太烂了 我要发扬王诚精神！请向我开炮！我甘当牺牲者！请把我派去这个毫无人权的国家 我绝对牺牲小我 成全大我！ 冉云飞微博：对中方今年批评美方人权的思考：说美国流落街头者数百万人，如果派支中国城管前往，可以保证美国街头几乎不敢有流浪者。又指责美国枪支死伤率发达国家中最高，若中国允许人持枪支的话，可以秒杀美国发案率。看来不让人流浪和持枪成了中国人权比美国好五倍的最佳证据 闫英士：美国发布的中国人权报告每年都几百页，中国反击的美国人权报告草草十数页。为什么？实在是鸡蛋里难挑骨头啊。你就算用文言文也装不了太多信息吧。今年更惨，没可说的居然骂起来了，具体可看新闻。 龚列钢律师：人民网说，美国抹黑中国的人权，我感到非常愤怒，美国人怎么能把墨水再朝黑板泼呢？！美国人真是笨到不知道黑板不能再黑了吗？ 周泽律师: 美国人权状况如此差，让广大公仆及他们的子女遭罪了 远征锋：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5日发表《2011年美国的人权纪录》，指美国严格限制互联网。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涵养太好了！对美帝的这种禽兽行为，就应该说脏话，骂他十八代祖宗！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不好骂，亲们，我们来帮他们尽情的骂骂个狗日的严格限制互联网的禽兽行为！欢迎使用家乡话！ Palm_耗子: 请全文翻译美国发表的人权报告供中国人民批判 作家草军书：强烈抗议美国昨天发表的2011年度人权国别报告。这个报告完全是抹黑我伟大中国啊，把中国人权状况和伊朗朝鲜叙利亚等国相提并论，还说中国是"专制国家"。中国人权多好呀！一切都是人民当家作主，人大代表都是投票选出来的，人民可以自由看新闻联播，从来没有强拆，官员从来不敢犯法法治国家也 炮打司令部v：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表《2011年美国的人权纪录》，强烈谴责美国严格限制互联网，我说怎么有的网站上不去呢？我们的微博有些会被删除跟加密呢？原来全都是美国人搞的鬼。 红公爵Z：请美国停止迫害人权，请放过我的国家。跪求国家送我去美国给他们迫害，为国家争得发展空间 徐昕：【美国民众状况糟糕，经常示W表达不满】国务院新闻办发表《2011年美国的人权纪录》，指责美国人权记录极其糟糕。本人提供一项支持性证据。美国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经常示W，街头随处可见，警察居然不闻不问。3月，为了声援占领华尔街运动，我认真听取他们的诉求，并与之亲切合影。 【网络民议系列为中国数字时代特色原创内容，如需转载请遵守本站采用的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ShareAlike 3.0 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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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时间：2012年5月25日，在此时间点，以下所有词语均为新浪微博搜索禁词（不包括"找人"）] 云南晋宁杀人魔相关： 晋宁，食人魔，杀人狂，吃人，张永明，云南+失踪，肢解+尸体，云南+杀（如杀人、杀手、凶杀等） 据报道，云南晋宁失踪的18名少年都与一名名为张永明的连环杀人魔有关。 其他： 雷锋*，乌尔，冤案，猥亵 *近日与（洋）雷锋有关的网络热传（如骆家辉、与乞丐老人共享食物的外国人等） 备注：所有中文词语在测试时都为简体。繁体搜索结果偶尔会有不同。 ———————-
© sandra for 中国数字时代, 2012. | Permalink | No comment | Add to del.icio.us
Post tags: 中宣部, 云南连环杀手, 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 雷锋, 骆家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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