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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5月 28, 2012

[G4G] BBC 分析:在华外国人争议凸显社会不公

分析:在华外国人争议凸显社会不公

更新时间 2012年5月25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4:52

英国男子

非礼中国女子的英籍男子的视频引起中国民众愤怒(网络图片)

最近两起外国人在中国行为不端的事例经过网络传播,引起中国媒体和民众对在华外国人的关注和议论。但这些关于外国人的争议,折射出的却是对中国社会本身的反思。

5月8日深夜,一名英籍男子在北京街头拉住一位中国女子强行猥亵,被路人阻拦和围殴。几天后的14日, 一名俄罗斯人在沈阳开往北京的D8次列车上,把脚跷在了前座乘客的头上,被指责后不仅不道歉,反而用流利的中文恶语相向。网友很快发现,此人是北京交响乐 团的首席大提琴手奥列克维捷尔尼科夫。

这两起事件都被在现场的人士用手机录像,传到网上,引起中国民众的愤怒。网上的评论中不乏针对外国人的激烈言辞。

与此同时,中国媒体和网络上的许多评论都批评外国人在中国享有的“特权”,以及中国官方对本国民众的不平等待遇。

涉及外国人“不能深究”

在网上流传的视频中,D8次列车上的乘警面对恶语伤人的俄罗斯乘客,似乎无意干涉,反而对被骂的中国女士说:“拉倒吧,人家是艺术家。”

这种做法受到网友抨击:“骂人的老外太可气,不管事的警察也很气人。”

有评论说,这位乘警的心态在中国官员中有普遍性。

湖南红网的一篇评论文章说:“当前似乎只要涉及外国人的事,我们常常就会无意识地将其定位为国际大事,会牵涉到国际关系,就不能深究,更不能扩大化、严肃处理,甚至不敢以常规的法律手段来追究责任。这种无理由的宽容,导致了这些老外在中国的肆无忌惮。”

“超国民待遇”

许多人认为,中国当局对外国人赋予“超国民待遇”,对本国公民的诉求却关心不足。

今年2月,骑自行车环游世界的日本人河源启一郎,在武汉不慎丢了自行车。武汉警方十分重视,抽调刑侦力量参与侦查,很快将被盗自行车追回。

警方异乎寻常的破案效率引来了众网友关于“区别执法”的讨论。一个广为流传的段子调侃道:“日本人在中国丢了辆单车,一夜找到了。中国人在中国丢了个小孩,找一辈子都找不着。这真是一个神奇的国度。”

有网友感叹:“我们不是反对给日本人找车,我们是反对两套标准之后的国民歧视。”

引导舆论

也就是说,在当前关于在华外国人的议论中,许多中国评论人士和网民关注的其实是中国社会自身的问题。引起中国民众不满的除了少数外国人的不当行径,还有外国人享有的“特殊待遇”,以及中国当权者对普通民众的傲慢和歧视。

在这样的情况下,某些有官方背景的人士公开发言,试图将公众的愤怒情绪引导到有利于政府的方向。

针对北京当局清理“三非”(非法入境、非法居住、非法打工)外国人的行动,央视英文频道主持人杨锐通过微博支持“清扫洋垃圾”。除了要抓“洋流氓”和“洋蛇头”,杨锐还强调要识别为外国搜集情报、测绘地图的“洋间谍”。

他还形容被迫离开中国的半岛电视台美籍华裔女记者陈嘉韵是“洋泼妇”,并表示应该“让妖魔化中国的闭嘴滚蛋”。

排外情绪?

杨锐的微博引起许多在华外国人愤怒,一位美国博客作家在微博上发言,要求央视解雇杨锐。有些外国媒体也以杨锐的微博和中国网民针对外国人的抨击为依据,认为中国的排外情绪又在抬头。

其实,尽管中国网民对行为不端的外国人多有批评,他们对在华外国人的善举更是赞赏有加。

5月6日,南京大学美国留学生Jason与一位在麦当劳门口乞讨的老人分享薯条,并与老人一起席地而座的情景,被拍照上网,在微博上引起轰动,网友纷纷称赞他有爱心,同时反思中国社会为何缺少这样的爱心。

也是在5月,巴西男子木泽在广东东莞试图阻止一个小偷偷包,遭小偷团伙群殴。其间数十名在场的路人,竟无人出手相助。网友纷纷称赞木泽是“巴西雷锋”,同时也对中国社会道德下滑表示羞愧。

即使是在批评少数外国人的不当言行时,许多中国网民也在反思中国自己的问题,譬如社会不公,以及当权者对普通民众的傲慢。

爱国主义的变化

当然,中国互联网上确实有不少排外的言论。尤其让人担心的是,有些人或政治势力也在试图煽动民族主义情绪。

央视主播杨锐试图把民众对少数外国人的不满,引导为对外国和外国媒体的反对,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当前,中国共产党陷于二十年来最大的政治危机,并且担心经济放缓导致政权不稳。在内外危机下,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很可能成为中共转移民众视线的工具。

但是,随着网络的发展和思想的多元化,中共利用民族主义控制民众的能力已大不如前。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注意到,尽管杨锐在微博上得到很多支持,但也有许多中国网友批评他煽动排外情绪。

《经济学家》的文章说:“在1989年天安门运动之后的二十年,被广泛认为是排外情绪增长的时期。中国年轻人乐见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增强,开始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视为恃强凌弱的国际霸权。”

但是,文章说,在过去的两年中,情况似乎有了变化。“越来越多的日益城市化的中国年轻人开始把他们对共产党的看法和对国家的自豪区分开来。这一代人认为,爱国主义和对当局政策的批评是可以兼容的。”

文章说:“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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