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习惯了期待，更习惯了失望。我们期盼社会改革，期盼法 治正义，期盼民智开启。但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一切都没有变。于是我们渐渐被失望包笼。即便我们当初鼓足了劲，磨光了剑，欲挥麾开拔。但没走几步却发现那一 头早已被封死。劲已泄大半，剑也有了锈迹。剩下的也许只能是等待。但我们到底还得等多久。没有人告诉我们，但却有个声音在对我们说，谁也征服不了时间，这 就叫做时宜。是时间阻断了我们的步伐，吞没了我们的期许。这一切都是因为它不合时宜。如果你再要迈步，那你就是激进份子和极端主义。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 时务的千刀万剐都不为过。谁让你和时间作对？
慢慢的，我们便习惯了我们已经停下的脚步。然后便将全部的期待和依赖交付给时间。时间是流淌的河，这个时间上不行，但不行的时间总会流过去，总有一天时宜会悄悄到来。我们期盼正义，正义虽然总是迟到，但从不缺席。我们这样想。
我一直认为尤其是这一代中国人更期待和依赖时间。我们不但习惯了听别人说“急不来，这得需要时间”，我们也习惯了对自己这么说。而这些急不来和得需要时间的往往都是需要付出和抗争才能得来的事物，比如法治、权利、自由。
这是时间的中国委屈，是中国社会的悲剧性所在。
之所以说这是中国社会的悲剧性所在，是因为这种观念是基于对时间的悲剧性误解。当然这并不包括那些绑架时间的别有用心的特权者。虽然这恰恰是特权喜欢 说的话。但凡特权，都惯常性地会说一些高血压的话，做着贫血症的事。我所指的是部分善良民众自身的误解。这种误解不独中国社会所有。你比如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以马丁路德金为首的美国黑人追求平等自由运动，曾经便有包括部分黑人教会在内的一些群体曾对此提出温和批判。当马丁路德金遭到当局逮捕在狱中收到了一 封兄弟教会的信，信中说：“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黑人终究会获得平等权利，但你们可能在追求信仰时过于着急了。基督教几乎花了2000年取得现在这样的成 就。基督的教导传到地上是需要时间的。”从未招惹过谁的时间，就这样无辜蒙冤。当那些浴血奋战者几乎将生命都付了出去，竟还有人莫名其妙地以时间的名义 说，你，太急了。我们都应该温和一点。
所以，照此说来，就不要说中国只有政治没有法治。比起文革，目前不知道进步了多少，干什么不需要时间？也不要说你不是激进派，贪官得一个个抓，改革也 得一点一点来。谁也别想一天建出罗马城来。连大智慧者培根都说“过于求速是做事的最大危险”。达成什么目标不得讲个时机。这些话说起来头头是道，听起来无 懈可击。但这个时候，时间往往在无人知晓的地方，默默流泪。
如何能不流泪？借用时间名义的卑微的恶意推卸者自然不必说，但如果这真成了一种善意的观念，这便是一种极其错误的观念。有多少人习惯性认为善恶有报， 只是时间早晚而已。说什么随着时间的流逝，任何邪恶的东西都终将得到报应，不管你如何作恶而无所惩罚，但正义总会如滔滔江水倾泻而来，谁都逃不过时间的惩 罚。但，时间本身是中性的，可以用来建设，也可以用来毁灭。可以用来仰望，也可以用来亵渎。而且，事实上，心怀恶意的人比善良的人能更加有效地利用时间。 一个社会的进步永远不会自动实现。人类的进步来自于向往美好者的不息努力。没有这种努力，时间本身便成了阻挡社会前进的邪恶势力的同盟。我们只能主动地利 用时间。愚昧者等待时机，软弱者坐失良机，强者制造时机。没有时机，这是愚者和弱者最好的供词。也是恶者最大的狡辩。等待时间的人，不是在尊重时间，而是 在亵渎和扼杀时间。更不是建设时间的人，而是毁灭时间的人。
对于正义的事业，任何时间都是合适的。诸君请用心看一看，哪怕就法治而言，到底是正义迎不来时间，还是不正义在绑架时间。我们这一代人真得为此反思悔改。我们不能再无视这一悲剧性的继续。
当然，对特权阶层就不用说了。实在找不到让你屈服的理由了，然后告诉你得屈服于时间。绑架时间，借口时宜是他们最有利的武器。时间从来不主张自己的强 权品行，并且除了自己，谁也没有理由去替他人的时间做主。而强权和不公正从来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特权。自由和公正是争取来的。除了不息努力的争取，没有人 能轻易得到自由和公正。更别提默默等待。等待这个词在我们耳边已经响了太久，但响久了，与“绝不可能”并无不同。我们再也别整日里唠叨所谓的“正义虽有时 会迟到，但从不缺席”了。正义已经缺席得太多太久，还要等待多久。我们更应该听听这样一句西方法学家的名言：被迟迟耽搁的正义，其实是被拒绝给予的正义。
所以我个人根本不期望自上而下的真正有意义的社会改革。也不期望民智哪一天突然开启。不改革并不是还没有做好准备。这就好像告诉一个学游泳的人等到学 会了再下水一样。不下水，你永远也别想学会游泳。不是没准备好，而是根本上未曾想过要下水。历史证明，即便是一个腐朽的制度，其都有着极强的苟延残喘的能 力。期望民智也一样。总不能老指望邻家的灯火点亮自家的堂屋。都如此期望，最终整个世界都将是漆黑一片。而绝对迎不来光明。
不要再怕被看做不合时宜，更不要恐惧于激进份子的帽子。如果我们以自己的言行作为能被扣上“激进份子”或“极端主义”的帽子。我们不但不应当愤怒和失 望，恰恰应当得意。上帝不是极端份子吗？他说，你们的仇敌，要爱他们；恨你的，要待他好；诅咒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祈祷。阿摩斯不是极 端份子吗？他说，惟愿公平如洪流滚滚，正义如江河滔滔。林肯不是极端份子吗？他说，这个国家绝不可以让有奴隶制的一半与没有奴隶制的一半并存。约翰班扬不 是极端分子吗？他说，为了维护我的良心，我宁愿终生坐牢。誓要脱离殖民的加纳领袖不是极端份子吗？他说，如果你不停作恶，不停剥削人民，我就要粉碎你的权 力基础，直到你永远无权。结果日不落帝国差不多太阳都照不到了。苏格拉底不是极端分子吗？宁死都不愿对真理说不。结果某种意义上而言，今天的学术自由还应 该归功于他。。。。。。问题不在于是不是“极端份子”，而是看成为哪一类的“极端份子”。是极度地恨，还是极度地爱？是极端地维护腐朽的不公正，还是伸张 正义。即便谁也不能阻止你整日念叨着物极必反、中庸之道，实际上这个世界上也不存在什么不合时宜和极端。这很好理解，时宜无处不在，因人而异为人而来；至 于极端，就像当特权横行司法腐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无所终，你自己悲惨的眼泪原来根本流不干一样。届时，自然都会明白。
谁都无法主观预测他人获得正义和自由的时间，只有自己的脚步。当我们迈出了脚步，时间才开始被公正对待。
莫让时间继续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一直委屈。时间期待它真正的主人。想哪天干，那天就是吉日。
这是走出中国社会悲剧性的起点。
（最近老是听到关于“不合时宜”以及“极端分子”的言论。当然，所谓的极端也是建立在所谓的不合时宜的前提下的。特作此文，以抒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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