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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1月 28, 2013

世界公民: Re: 方圆谈十年前社民党(工党)分裂始末――给方圆国凯记大过

“是如何”重要,“如何是”更重要

考察今日中国,最令人困惑的一点是,人们很难给它安上一个恰当的名字,很难给它下一个确切的定义。

今日中国,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是极权主义还是后极权主义?如果说它是威权主义,那么它是左翼威权还是右翼威权?我们发现,不论用哪一个概念去套都不足以说明问题。

按照传统的极权主义定义,今日中国在对经济的垄断和意识形态的垄断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说毛时代的中国可以算作典型的极权主义,那么,邓时代及邓之后的中国显然不能再叫极权主义。

哈维尔曾经把1957年起义失败后的匈牙利称为后极权社会,不过他又常常以1968年“布拉格之春”遭到镇压后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状况来解释后极权主义。不少中国人把“六四”后的中国称作后极权,我以为不够准确。因为1957年匈牙利起义和1968年“布拉格之春”都是被外国(苏联)军队镇压下去的,而中国的“六四”是被中国自己的军队镇压下去的。其次,在“六四”之后,柏林墙倒塌,国际共产阵营瓦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彻底破产。这种国际环境和“布拉格之春”失败后捷克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另外,“六四”后中国加速经济改革,不问姓社姓资,也远非当年的匈牙利或捷克可比。再有中国继续实行对外开放,进入国际经济体系,如此等等。换句话,今日中国和八九前的苏联东欧很不一样。倘按照哈维尔的定义,今日中国也很难叫后极权主义。

另一种说法是右翼威权主义,也有人称之为市场列宁主义。当然,市场列宁主义这种说法有点文字游戏的意味(在英文里,市场列宁主义Market-Leninism和马克思列宁主义Marx-Lininism在字形上和发音上都很相似)。现在,把中国称作右翼威权主义的人越来越多。然而右翼威权主义这种定义很容易让人望文生义。很多人从这个定义一下子就联想到民主化前的台湾、南韩、印尼、菲律宾等原生态的右翼威权主义。和前述地方相比,中国(大陆)的差异是很明显的。中国(大陆)曾经发生过血腥的共产,而且直到目前为止,共产党还在宣称“五不搞”,从原则上还在拒绝宪政民主。假如说今日中国在很多方面更象右翼威权,那么我们不要忘记,中国今日的右翼威权是从它的对立面,是从昨日的左翼威权直接变过来的,因此它既不能再叫左翼威权,也不能等同于一般的右翼威权。

由此可见,要正确地解读中国模式,仅仅对现状作静态的描述是很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花气力对历史、对其来龙去脉作动态的描述。弄清楚“是如何”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弄清楚“如何是”。

换句话,给今日中国安上任何一种名字都是不恰当的,都是很容易引起误解的,很容易引起不恰当的联想的。

胡平


2013/1/27 SHENG Xue <shengxue@gmail.com>
此信主要给民阵的朋友参考,按原发信人的范围回复。

如有打扰,谨致歉意

盛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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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社民党(工党)于2001年的分裂事件,我一直了解情况,也没有花费时间去了解。

这封信提供了一些背景和过程说明,当然也许有偏差,只想借此参考一下,了解一下。

倒是后面的国内党部给刘国凯的信这一部分引起我的兴趣和感慨。

我始终认为,中共从来没有停止过暴力革命理论和军事武装力量的输出,近些年来,其专制统治意识形态的输出更是有恃无恐。

十年过去了,事实证明,国内的这些民运朋友是清醒的,判断和立场是完全正确的。不知组群各位是否和这些朋友有联系。

现在,中共政权的法西斯化已经显而易见,我一直想写文章分析这个问题,我想将中共目前的权力模式定性为:权贵法西斯主义。不知各位是怎么思考的,非常希望聆听大家的高见

祝组群各位新春吉祥


盛雪



2013/1/27 徐玉祥 <xuyuxiang@live.com>
方圆谈十年前社民党(工党)分裂始末——给方圆国凯记大过
作者: 老方, 发表于: 2011-07-17, 09:40

十年前的“十一”前夕,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九日,被罢免的国凯自立中央,宣布“开除”方圆等三十一位创党中委。随之,方圆方面也还之以颜色,将刘国凯方面七位创党中委“清除出党”。社民党(工党)终于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一分为二”, 双方合演一曲“开除闹剧”。以后我与国凯和好后,谈起此事,看大江东去,不论谁是谁非,双方认为,都是年龄一大把的人,且有志于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弄出这等遗人笑柄的儿童闹剧,深感后悔,深感汗颜。

其时,社民党(工党)从诞生到分裂,只不过经过短短十个月。十月怀胎,谁知怀出一个双胞怪胎!

其中的缘由要从“中美撞机事件”说起。“中美撞机事件”发生后,国凯以“社民党宣传部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中的一些观点,如“中共不具侵略性”等等,引起了党内许多同仁的不满。

牧晨副主席首先发表与国凯相对立的意见。接着,国内十几位创党中委与我联系,他们认为刘国凯的文章不能代表党的立场,但他可以坚持自己的意见,因此建议把这篇文章从社民党网站的“社民党时事政见”专栏中撤下,放在论坛上。我把这一建议,通过电话、电邮转达给国凯。

但国凯怎么能接受大家的意见呢?他不但拒绝,而且出言伤人。在此情况下,国内二十几位创党中委撰文批评。国凯与国内二十几位中委因此发生论战。这本是观点上的正常争论,也得到多数朋友的肯定。“北春”的新闻栏目还以此为例,说明民主政党与专制政党的根本差别,赞扬社民党(工党)开党内民主生活的一代新风。

可惜国凯不是这样看的。他认为他的观点不容挑战。老虎屁股摸不得。他继承了文革当年“阶级斗争”传统,根据“”反对主席的观点就是反对主席,反对主席就是反党”的毛氏逻辑,硬要把“反党”“破环团结”的大帽子戴在国内二十几位创党中委的头上。

这些国内创党中委,连中共的高压都不怕,哪会害怕国凯的高压?他们马上对国凯进行反驳和质询。当受到这些国内创党中委的反驳与质询时,国凯感到自己的面子很挂不住,就以自己的“主席”身份,动用组织手段,粗暴地剥夺这二十几位国内创党中委的表决权,进而否认这二十几位国内创党中委的存在。这就引起这二十几位国内创党中委的极大愤怒。

这二十几位国内创党中委在二零零一年八月十日召开了一次全体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国凯以党主席的名义,非法剥夺国内创党中委表决权的问题。

在这个会议上,二十七名国内创党中委一致认为,国凯的这一做法,不但严重违反他自己举手通过的党章,而且成为现代政党史的最大笑话。连法西斯党、共产党,都不可能由党魁来剥夺党员或党的干部的表决权。而这种事竟发生在追求民主宪政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会民主党身上,将使所有中国社会民主党人蒙羞。

国内创党中委们认为,国凯有权怀疑国内创党中委的存在,但无权单凭他自己的“怀疑”就去剥夺国内创党中委的表决权。

国内创党中委们质询,如果刘国凯真有“怀疑”,为何不在建党之前就作出咨询和调查?在建党后到国内创党中委批评刘国凯的观点前,有长达半年之久的时间,国凯为何在这段时间不提出咨询和调查?国凯为何等到国内创党中委与他发生观点分歧后再提出?如果刘国凯的“怀疑”属实,刘国凯明知是“骗局”,却去依靠一群“不存在的人”作自己建党的基础,这样恶劣的政治品行和个人品质何能当大任?

国内创党中委指出,国凯以怀疑国内创党中委的存在而否定国内临时中委的表决权,仅是出于维护一己之私,排除异己的借口。

国凯对国内临时中委的存在提出怀疑后,虽然严重地伤害了全体国内创党中委,但国内创党中委本着与人为善的良好愿望,仍然给刘国凯调查、澄清的机会,十九名有电话的国内创党中委从国内给国凯发了一份传真,并留下通话的电话号码。

国内创党中委指出,国凯如果真是出于公心,就应该和国内临时中委们对话沟通。但国凯公然撒谎,说他不知道与国内创党中委的联络方法,欺骗天下。

鉴于以上原因,兼之国凯经常发表重大失当言论,对党已造成极大伤害。全体国内创党中委一致认为,刘国凯已不适合担任社民党(工党)主席。

但在如何处理刘国凯的去留问题上,国内创党中委产生了意见分歧:以顾雍为代表的六名国内创党中委认为,国凯独断专横,心胸狭隘,当面撒谎,品质恶劣,已不能留在党内,应当开除出党。以余音为代表的二十名国内创党中委认为,国凯是党的创始人之一,对“文革”的研究有一定贡献,也能用心学习社会民主主义。因此应给国凯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保留国凯的中委身份,并聘国凯为本党顾问。

这两派同仁决定各自派出自己的代表到香港,和海外中委见面,进一步征求海外中委的意见。国内创党中委将这一决定通知我,并责成我通知所有海外中委。八月中旬,我用电话分别通知了除卞和祥(因没有卞的电话号码,请国凯代转)而外的所有海外中委。八月三十日,我再一次用电邮通知了所有海外中委,希望他们在九月十日前到达香港。对无法进入香港的海外中委,希望他们在九月十日北京时间下午两点用电话参与会议。这是社民党建立近一年来,第一次有国内中委参加的重大会议。按理,国凯不论有多大困难,都应设法出席这次会议。但遗憾的是,国凯没有来,仅用电话参加会议。

会议由汪岷和方圆共同主持。亲自到场的除汪岷和方圆外,有余音、顾雍、李伯特、黄钟、锺棠等人,通过电话参加会议的有国凯父子、牧晨、世贤、岳武、国平等人,亭芳是否参加我记不清,记忆中卞和祥没有出席。

会议先就会议名称进行讨论和表决。余音、方圆、易还、岳武提案以“临时二中全体扩大会议”命名。汪岷、刘世贤提案以“香港会议”命名。刘国凯父子(刘公子化名“文山”)提案以“香港党部工作会议”命名。林牧晨提案以“临时中央工作会议” 命名。经表决,以二十九票赞成,六票反对的绝大多数通过余音等四人的提案,决定会议名称为“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国工党)临时二中全会”(简称“香港会议”)。

会议名称决定后,首先由香港党部李伯特提案,增补黄钟、钟棠二人为中委。此提案获包含国凯父子在内的全票通过,黄钟和锺棠二人由列席会议转为正式出席。接着余音提案,要求向会议报告国内创党中委对国凯的质询。会议通过余音的提案,请余音作正式报告。听取了余音的报告后,汪岷、方圆提案,这其中可能有一些误会,建议余音与国凯直接通话,进行沟通。此案也获全票通过。

余音接通国凯的电话后,委婉地向国凯转达了国内二十名创党中委的意见。国凯一听到要求他辞职,立即在电话中大发雷霆,粗暴地侮辱余音。见余音无法继续通话,汪岷接过电话,国凯不知电话易主,仍然大骂不休,很失常态。此后,汪岷也多次要求国凯与顾雍通话,但遭到国凯拒绝。在此情况下,国内创党中委认为已经无法与国凯沟通,提出动议,要求会议讨论他们对处理国凯问题的两个提案,即顾雍代表的六中委开除国凯的提案与以余音代表的二十中委撤消国凯主席职务,保留国凯中委身份,并聘国凯为顾问的提案

这两种提案在会议上激烈争辩,互相不能说服,互相都不愿放弃。结果会议不得不进入表决程序,最后以二十九票赞成,六票反对的绝大多数,通过了余音代表的二十中委的提案与据此产生的临时二中全会公报。

汪岷在会议结束后,要求暂时不公布二中全会的公报,由他去做国凯的工作,做通了再公布。但汪岷一直没有传出任何消息。因此,临时中央发了一份内部通报,再一次征求全体中委的意见,并把征求意见的最后期限延为九月二十八日。

九月二十八日,临时二中全会的公报尚未公布,国凯先发制人,抛出了一份歪曲事实编造谎言出卖机密的“公开信”。同日,临时二中全会公报正式公布。

九月二十九日,已经被罢免的国凯自立中央,开始了“互相开除”的闹剧。

时间过去了十年。

十年中,工党内部出现过黄李钟案。黄李钟三人离开工党后,尽管有“七评”污骂,但这几位尚未自立中央分裂党。后有阮杰在袁红兵唆使下另立中央,但不久阮杰发现上当后,幡然悔悟,撤去了那个伪中央。

十年中,社民党前有“白衣行动”对国内党员的打击,完全是当年“撞机事件”国凯打击国内创党中委的活脱脱的翻版。后有黄钟、亭芳及金秀红“特务案”,特别是剥夺亭芳等出席会议的参与权,明显带有当年国凯剥夺国内创党中委的表决权的痕迹。紧接着对党内领袖的种种污骂,已经创民运组织之“最”。

国凯与我,相识相交,相恶相谅,已有十多年的往还。这次社民党的战火,也多次延烧到工党。但工党本着“隔岸观火,不淌浑水”的基本立场,几次发文,包括此文,也是仅是作党史上的澄清。

因此,希望国凯与我要共同牢记社民党(工党)当年的分裂闹剧的教训。不要再一次后悔和再一次汗颜。不要听到不同意见就跳,不要听到反对意见就闹。好听的话不见得是好话,难听的话未必是坏话。淡泊名利,远离宵小。凡事想开一些,自己不能演主角,不能就把舞台一脚蹬掉。要把舞台让给年轻人,要把未来交给年轻人,要相信年轻人比我们做得更好,要相信年轻人比我们更聪明。

社民党和工党的未来是他们的,中国的未来是他们的。

最后,我再一次为十年前自己与国凯的那场“分裂闹剧”向所有朋友说声对不起!

对此,应当给方圆和国凯记大过。


附:国内党部对国凯主席复函的意见 (2001/04/29 14:35:49 )

国凯主席:

  您四月二十五日的复函,方圆副主席当天就转给我们了。谢谢您在百忙中给我们宝贵的指示。 对您函中的问题,因为事关重大,我们经过通讯讨论,意见如下:

  1、由于中共封网技术的提高,以及我们对电脑技术的陌生,我们目前很难在网络上直接读到自己网站上的文件和文章。我们所说的“很难”, 就是我们有时也可以冲破中共的封锁。但绝大部分时间,我们只要一点击国外网站,特别是与民主运动有关的网站,马上出现“找不到服务器”。而过去我们能通过代理服务器绕过中共的监控,但现在也行不通了。这是我们没法与您直接通讯的根本原因。我们和方圆副主席一直保持着畅通的联系渠道,通过方圆副主席的中转,时间会要多一点,但比较安全。

  在这里,我们还要再次感谢您委托方圆副主席给我们送来的两台电脑(编者按:这两台电脑是方圆出资,以国凯的名义赠送给国内的)。听方圆副主席说,您起早摸黑,挣一点血汗钱不容易。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无私地支持国内组织。您这种高风亮节,实在值得我们学习和钦佩。

  2、在您的复函中,您仍然坚持您的“因为我们认为中国不会危害世界和平。即便中共顽固派掌权也是如此。”的观点。当然,您有权坚持,有权保留您个人的意见。但我们坚决反对将此观点强加给党。我们要对您说,主席同志,您错了。

  第一,您错在“中国不会危害世界和平”的论断。如果在法西斯在中国上台,中国不会危害世界和平吗?

  第二,您错在“中共顽固派是不是法西斯?”这个基本问题都搞不清。您是一个历史学家,理应熟悉法西斯的历史,洞悉法西斯的本质。法西斯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出现的一种以实现社会主义为号召,以少数优秀群体通过暴力和专政的手段来“改造”人类与世界的政治主张。希特勒把日尔曼民族当作领导一切,改造一切的“优秀民族”,共产党把无产阶级当作领导一切,改造一切的“优秀阶级”。“优秀民族”也罢,“优秀阶级”也罢,实际上都是全人类中的少数。法西斯和共产党的区别,是形式上的区别,符号上的区别。是同质异型体,只不过一个是极左,一个是极右。法西斯和共产党都“心怀大志”——用一种意识形态统治全人类。法西斯和共产党都要输出革命。法西斯和共产党执掌政权,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

  第三,您错在“中共顽固派早已没有当年暴君毛泽东的“气魄”,它并没有输出“革命”,没有搞“世界革命”的劲头。”的论断。毛泽东死亡后的中共顽固派,虽然没有如同毛泽东当年派出几十万大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但也曾派出几十万大军跨过湄公河。

  越战和韩战都造成了世界和平的破坏,中华儿女的流血。江泽民执掌政权后,对巴基斯坦和北朝鲜的武器输出,对伊朗和伊拉克的军事介入,最近“援助”古巴的四亿美金,难道是对世界和平的维护吗?

  第四、您错在没有分清“相貌凶恶”与“性情凶暴”的原则区别。“相貌凶恶”,是不一定会危及社会的。但“性情凶恶”,往往会制造不安。中共的丧权辱国,和它的凶暴横蛮,是它的扭曲人格的一体两面。它的丧权辱国,是它的自尊被利益践踏。它的凶暴横蛮,是它的自信被恐惧蹂躏。一旦它的元气恢复,力量强大,它还会去“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吗?“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一个无视自己同胞的生命、人权、尊严、利益的政权,怎样去尊重国际秩序和维护世界和平?

  3、您在复函中说:“您们的这一估计使人觉得您们好像并不是生活在国内。因为您们似乎对国内的民间情绪和中共煽动利用狭隘民族主义的技俩缺乏洞悉。”

  是的,我们的估计不一定对。但怎麽能说我们“好像并不是生活在国内”?难道一九八九年出国的不是您,现在生活在国外的不是您,而是我们?不同的意见可以商榷。但是,您去国多年,对国内的情况只能说是通过第二手、第三手资料去了解。而更多是您的分析和推测。当然,您的分析和推测有很多是天才的,正确的。但分析和推测不等于事实。对国内人民心情的了解,对国内人民的痛苦的感受,我们的体验是切身的,直接的。在这里,您对十二年前的社会与民情的感受,是不是带到十二年后的今天?

  建党前夕,您和方圆副主席派同志冒险到北京,把您给赵紫阳先生的信件转给他,这位同志,和我们北京党部(当时还在筹建中)的一些同志建过面,这几位同志的真实姓名,这位回国的同志知道,她告诉您了吧?三月份,王丹先生访澳时,也亲自在堪培拉见过广西党部到澳向方圆副主席汇报工作的同志。听方圆副主席说,不久将安排部分同志与您和其他国外的同志见面,我们都盼望这一天早日到来.

  早在建党之前,我们就向方圆副主席表示过,我们的真实姓名,随时都可以公开。从组建我党之时,大家已把生死置之度外,还怕公开自己的姓名吗?但方圆副主席传达了您的指示,要我们以化名出现。在您的复函中,提出对此“有很大的遗憾”。如果您希望我们公开自己的姓名,我们义不容辞地立即照办。我们并不担心现在中共正在加大镇压国内反对力量的力度,最多杀头罢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国凯主席,只要需要,您就下令吧!

  4、关于台湾问题,在我们上封给中央的的批评意见和建议中没有提到。既然您提出来了,我们当然也要表明我们的观点。

  我们的观点也就是党纲上的观点:“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张在民主自由,平等互惠的前提下, 实现两岸的和平统一。在大陆实现民主化之前,反对中共以任何借口对台湾动武。中国社会民主党将把得到台湾人民的理解和友谊作为建政后的第一要务,在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权利、福祉和尊严的前提下,积极推动两岸的经济融合,最终实现两岸的政权融合。和平统一后的民主中国,将以一个温和巨人的身躯,挺立在世界的东方。”

  5、您说“由于宣传部评论员文章不是党的文件,故不能代表党组织,也不必经过组织审查通过。”是不对的。您是文革史家。当年在文革中,“红旗”杂志也好,“人民日报”也好,“解放军报”也好,他们的评论员文章,难道不代表中共当时的当权派的立场?今天的“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中共中央宣传部评论员的文章,难道不代表中共的立场?更何况在方圆副主席传来的我党网站的主页上,“美国政府应从撞机事件作出省思”这篇文章,赫然刊载在“中国社会民主党时事政见”一栏中。而又是出于您的手笔,怎能辩解为“故不能代表党组织,也不必经过组织审查通过。”?

  在这里,我们严肃地要求国凯主席带头遵从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您的一言一行关系着党的立场、原则、形象。您现在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历史学家,更不是一个“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独行侠。您也应受到党的纪律的约束。所以,我们要求您,您的言论和文章,在党纲党章修改前,要谨守党纲党章规定的分际。

  以上的意见和建议,未必正确。但我们还是要对您说,在您执笔的“美国政府应从撞机事件作出省思”和您给我们的“复函”中,有许多观点我们无法接受,是错误的。但这些观点的错误,并不能掩饰您的对文革历史和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研究的思想光芒,不能影响您对党的杰出贡献。“鹰有时飞得比鸡还要低。但鸡永远飞不到鹰那样高。”亲爱的国凯主席,您永远带领我们,为在中国——我们最热爱的这块土地上实现社会民主主义而共同奋斗!

紧握您的手!



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国工党)江苏省党部 王安国 
             浙江省党部 毛子孝 
             上海市党部 朱 韵 
             江西省党部 董贵书 
             安徽省党部 陈德山 
             福建省党部 林 颖 
             湖南省党部 章 欣 
             湖北省党部 顾 雍 
             河南省党部 郑 重 
             河北省党部 高 峰 
             北京市党部 钱 容 
             内蒙古党部 林 德 
             新 疆党部 马 中 
             宁 夏党部 马自由 
             青 海党部 汪沪宁 
             陕西省党部 韩 琳 
             山西省党部 陈松克 
             山东省党部 李国安 
             广东省党部 戴 枫 
             广 西党部 陈 仁 
             重庆市党部 龚 凡 
             四川省党部 余 音 
             云南省党部 朱顺来 
             贵州省党部 杜 平 
             吉林省党部 金仲平 
             辽宁省党部 魏仁敏 
             黑龙江党部 潘定国


Date: Sun, 27 Jan 2013 17:16:46 +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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