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
-- ”201 解析“中国模式3-02-23 21:26:35 [点击:558]
解析“中国模式”
胡平
一、中国崛起挑战普适价值
2008年秋，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国内一家网站有人写了下面四句话：
1949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1979年：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
1989年：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
2009年：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
说 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毛泽东讲过的一句话。1949年，中共夺取了全国政权，中国开始实行社会主义。30年后，国人发现，社会主义搞得一团 糟，远远比不上其他那些实行资本主义的国家，于是不得不进行经济改革。改革的方法就是引进资本主义。那时候很多人都认定，“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到 了1989年，国际共产阵营土崩瓦解，中国成了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过去，毛泽东争了半天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没争上，如今，老大的头衔却自己掉到中国的头 上，因而又变成了“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不过随后邓小平就讲了“不当头”，接下来1992年南巡又说“不问姓社姓资”，实际上就是更多地引进资本主 义；不过，中国的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是共产党专制下的资本主义，是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资本主义。等到了2008年，美国发生金融风暴，引起全 球性的经济危机，相比之下，据说中国的经济反倒一枝独秀，略胜一筹，因此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人物倒反过来向中国求助，这又似乎是“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 义”了。
上面四句话夸张、反讽、俏皮。不过，它确实向我们揭示出，半个多世纪，尤其是近30多年来，在中国，在世界发生的惊人变化。23 年前，福山发表《历史的终结》，断言自由民主已经打遍天下无敌手。在那时，很少有人想到中共的一党专制还能维持到今天；13年前，人们看到了中共一党专制 重新得到巩固，但很少有人想到它会迅速地变为强大。今天的人们则不得不正视中共强权的已然崛起。与此同时，不少人在谈美国的衰落，预言中国将在未来10年 左右超过美国；而这个在未来更加强大的中国却很可能依然是一党专制的国家。这无疑构成了对普适价值的严峻挑战。
这到底是怎样一回事？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问题集中到一点，那就是，如何解读3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如何解读中国模式。
现 在，中共当局最引以为傲的成就无非是经济发展，GDP已经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其实，以中国的庞大人口和资源，共产党并没有多少理由那么骄傲。据说， 直到甲午中日战争之前，中国的GDP都是世界第一。现在，大陆的人均GDP只有台湾的1/4多一点，大陆人口是台湾的50倍，只要大陆的人均GDP到达台 湾的一半多，总量就超过美国了。因此我们很可以断言，如果共产不成，民国犹在，中国的GDP早就世界第一。
更何况，今日中国，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是社会贫富两极分化，资源与环境的浪费和破坏，腐败横行，人心堕落，不一而足。
不过话又说回来，中国的经济在过去30多年来确实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如果说，衡量一国之贫富主要看人均GDP，那么，衡量一国之强弱，则主要看其GDP总量，看其综合国力。因此，我们不应低估中国崛起的意义。
二、“是如何”重要，“如何是”更重要
现在，中共当局坚持专制统治，拒绝自由民主，挑战普适价值，凭的是什么？凭的就是它在经济上的成就，即所谓“中国模式”下的“中国奇迹”。
关于“中国模式”算不算得上模式，它到底有多大典型意义，能不能效仿能不能复制，这些问题都大可商榷。这里，我们暂且不谈这些问题。我们不妨针对“中国模式”的内容做一番解析。
考察今日中国，最令人困惑的一点是，人们很难给它安上一个恰当的名字，很难给它下一个确切的定义。
今日中国，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是极权主义还是后极权主义？如果说它是威权主义，那么它是左翼威权还是右翼威权？我们发现，不论用哪一个概念去套都不足以说明问题。
按照传统的极权主义定义，今日中国在对经济的垄断和意识形态的垄断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说毛时代的中国可以算作典型的极权主义，那么邓时代及邓之后的中国显然不能再叫极权主义。
哈 维尔曾经把1957年起义失败后的匈牙利称为后极权社会，不过他又常常以1968年“布拉格之春”遭到镇压后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状况来解释后极权主义。不少 中国人把“六四”后的中国称作后极权，我以为不够准确。因为1957年匈牙利起义和1968年“布拉格之春”都是被外国（苏联）军队镇压下去的，而中国的 “六四”是被中国自己的军队镇压下去的。其次，在“六四”之后，柏林墙倒塌，国际共产阵营瓦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彻底破产。这种国际环境和“布拉格之春” 失败后捷克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另外，“六四”后中国加速经济改革，不问姓社姓资，也远非当年的匈牙利或捷克可比。再有中国继续实行对外开放，进入国际经 济体系，如此等等。换句话，今日中国和“八九”前的苏联东欧很不一样。倘按照哈维尔的定义，今日中国也很难叫后极权主义。
另一种说法是右 翼威权主义，也有人称之为市场列宁主义。当然，市场列宁主义这种说法有点文字游戏的意味（在英文里，市场列宁主义Market-Leninism和马克思 列宁主义Marx-Lininism在字形上和发音上都很相似）。现在，把中国称作右翼威权主义的人越来越多。然而右翼威权主义这种定义很容易让人望文生 义。很多人从这个定义一下子就联想到民主化前的台湾、南韩、印尼、菲律宾等原生态的右翼威权主义。和前述地方相比，中国（大陆）的差异是很明显的。中国 （大陆）曾经发生过血腥的共产，而且直到目前为止，共产党还在宣称“五不搞”，从原则上还在拒绝宪政民主。假如说今日中国在很多方面更像右翼威权，那么我 们不要忘记，中国今日的右翼威权是从它的对立面，是从昨日的左翼威权直接变过来的，因此它既不能再叫左翼威权，也不能等同于一般的右翼威权。
由此可见，要正确地解读中国模式，仅仅对现状作静态的描述是很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花气力对历史、对其来龙去脉作动态的描述。弄清楚“是如何”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弄清楚“如何是”。
三、改革导致对共产党革命和政权合法性的否定
中国的改革始于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物极必反，正是毛时代犯下的滔天罪错，形成了改革的最初动力。
中国的改革包括诸多方面，这里我们只谈经济改革。
通 常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起点是安徽小岗村。1978年，小岗村18位农民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即分田到户）书上按下红手印。不过，按照《大逃港》 一书的作者陈秉安的说法，这个起点应该是广东沿海的宝安县。是深圳河上历时30年的百万人“大逃港”，催生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作者引用深圳（原宝安县）老 百姓的话：“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我们用脚投了一票！”实际上，早在1979年中共决定开办经济特区之前，已经存在着与内地不同的、实行着某些“特殊 经济政策”的开放地区。
这就说明，中国的经济改革首先来自于民众的自发行动，而且从一开始就明确地指向被中共当局一向被视为大敌的资本主义。当中共上层改革派认可了民众的自发改革，那也就说明，他们从一开始就清楚他们要改的是什么。
我 听说这样一个故事。1979年，袁庚奉命到广东深圳的蛇口，创办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蛇口工业区。袁庚是深圳人，30年前他曾以解放军炮兵团长的身分带 兵“解放”深圳。在赴蛇口就任前，袁庚的儿子问父亲：30年前你带兵占领深圳，把那里的私有制变成公有制；30年后你又到那里去搞特区，要把那里的公有制 变回私有制。那你是在干什么呢？袁庚沉吟半天无语，然后说：唉！总不能让中国人老是这么穷嘛！
从1978年起，中国开始着手进行带有市场取向的、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这一改革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大大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然而与此同时，这种改革也导致了对共产党革命和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自我否定。
因为共产党革命和掌权的宗旨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在中共回过头去改掉社会主义，引进资本主义，这不等于说当年的革命革错了吗？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专政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呢？所以，这场经济改革不是共产党革命和一党专制的自我完善，而是自我否定。
邓 小平曾经讲过：“改革是第二次革命。”那么，什么是第一次革命呢？当然是指1949年那次革命。这就是说，改革不是改别的，改革就是改掉49年那次革命。 如果革命是对的，改革就是错的；如果改革是对的，革命就错了。很可能是，革命也错，改革也错；但决不可能是，革命也对，改革也对。
这里不 妨讲两句邓小平。作为改革家，邓小平与古今中外其他的改革家都有所不同。其他的改革家都是第二代或第N代（N>2）。他们要改的制度是他们的前人建 立起来的制度，邓小平要改的制度却是他自己参与建立的制度，并且他在参与建立的过程中不是扮演一般的跑龙套的角色，而是领导者的角色。
傅 高义写《邓小平传》，对邓的前大半生写得极其简略，600页正文，从1904年到1969年这65年生涯只用了区区28页。就从这简略的叙述中我们也可以 看到，在搞暴力革命搞血腥共产方面，邓小平是个很厉害的领导人。邓小平在西南地区搞土改，要比叶剑英在华南地区搞得更残酷。1953年，毛泽东因为嫌财政 部长薄一波在评估资本家的税额时心太软而撤掉薄的职务，命邓小平取而代之，可见邓在打击资本家时也相当强硬。再有就是1957年反右，邓实际上是前线总指 挥。如此等等。
或许别人不清楚，但是邓小平本人一定是清楚的。邓小平一定很清楚，共产党现在要改掉的东西，就是当初他们革命所建立起来的东西，共产党现在要恢复的东西，就是他们先前打倒的东西。
这一点，当时不少人都看到了。80年代中期，就有中共中层干部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谈到邓小平提出的著名口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山西一位老农民说：“解放前，我们村有一户地主两户富农，已经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是 啊，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当初何必用暴力推翻国民党政权，伏尸百万流血千里？何必打倒地主打倒资本家，消灭整整几代经济精英？邓小平不会不清楚，昔日革命 的赫赫功业，如今都变成了累累罪行。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六名发明者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美籍华人朱传榘先生说：1980年，我回祖国大陆时，见到了 邓小平先生。邓小平先生一见我就讲：“朱先生啊，你看这怎么好啊，我们共产党对人民犯了罪啊！对不起人民啊，共产党怎么才能挽回嘛……”
一方面，邓小平深知必须实行经济改革，不改革不行；另一方面他又深知，实行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无异于对共产党统治合法性的釜底抽薪。所以他提出两手都要硬：坚持改革开放这一手要硬，坚持共产党领导反对自由化这一手也要硬。
我 们知道，在80年代，中共内部也有一大批怀疑或反对经济改革的保守派。其实，这些保守派与其说是反对经济改革，不如说是担心经济改革的政治后果，担心经济 改革动摇共产党统治。据说一些老革命去参观深圳特区，看到遍地高楼、灯红酒绿，不禁忧心忡忡：这还能叫社会主义吗？接待者使劲解释：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老革命听了依然疑虑重重。最后有人干脆说：只要是共产党在掌权，就叫社会主义。于是，老革命们就放心了。
80 年代的中共，经济上的改革派－－除了邓小平一类少数人外－－每每也是政治上的改革派或温和派。这是顺理成章的。既然他们已经在心照不宣地搞资本主义，那么 他们还有什么理由去继续坚持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专政呢？有不少中共官员带头鼓吹自由化，鼓吹政治改革；另外有很多官员，包括一些最高层的官员，像赵 紫阳，虽然对政改不很热心，但至少是绝不愿意再整人了。尽管邓小平隔三岔五地反自由化，但是这些运动总是搞得虎头蛇尾，而整个社会却变得越来越宽松。正是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才会发生“八九”民运。
80年代的经济改革，还引出了一个后果——腐败。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后来的城市的经济改革、工业的经济改革，特别是价格“双轨制”的提出，又导致了大量的所谓官商、官倒的现象，即大量的腐败。
我 们知道，中国原来实行计划经济，商品的价格都由国家控制。从80年代中期起，中国开始进行价格改革。当时，很多经济学家主张把所有商品的价格都一次性地放 开，交给市场来决定。但是这种主张遭到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于是有人就提出一种折衷的办法：有些商品继续按照国家控制的价格出售，有些商品则按市场价格出 售，然后再逐步扩大按市场价格出售的比例。这种办法就叫“双轨制”，被当局采纳。
现在，一谈起价格双轨制，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和很多西方 经济学家都大力称赞。他们认为价格双轨制开启了中国式的渐进改革路线，避免了俄国东欧休克疗法造成的社会震荡。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其实，早在价格双轨 制实行之初，不少人就警告说，双轨制给掌握资源的官员提供了大好的机会，使得他们可以调配资源，赚取两轨之间的差价，因此必然会导致大面积的腐败。事实 上，在中国，第一批凭借权力而一夜暴富的阶层就是在实行双轨制期间产生的。这种大面积的腐败理所当然地激起了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并成为“八九”民运的一 个重要诱因。
四、“八九”民运与“六四”屠杀
“八九”民运主要有两个口号，一个是“要自由、要民主”；一个是“反官商、 反腐败”。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六四”屠杀，如果“八九”民运取得胜利，像“双轨制”这种所谓渐进改革路线必然会被否定，中国后来的道路就会和俄国东欧相 差无几了。据罗小朋说，早在“八九”民运爆发之前，他们几个为经济改革出谋划策的学者已经提出私有化方案，和后来苏东国家采取的休克疗法基本上是一样的。
“八九”民运导致中共集团内部空前的分裂。以赵紫阳为首的党内温和派反对戒严，反对镇压。据我所知，在当时，北京各个党政机关，走上街头的人数多达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没有上街的人，大部分的人心里也是同情学生的。
造 成分裂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温和派不赞成用武力来镇压。他们为什么不赞成用武力镇压呢？因为他们没法说服自己去镇压民运。他们知道民众要民主与反腐败都是正 确的，所以他们无法对人民动用暴力。再说，过去共产党压制自由民主，唯一的法宝就是给对方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走资本主义”的罪名，现在，中共自己 就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共产党自己就变成了资本家，它还有什么理由去镇压民运呢？
然而，邓小平却动用军队残酷地镇压了民运。为什么邓小平要 镇压民运？是因为他还信仰社会主义吗？不是，根本不是。邓小平早就不信社会主义了。早在80年代初期，邓小平就对一位来访的非洲领导人说不要搞社会主义。 邓小平镇压民运完全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专制权力。作为有过三起三落传奇经历的第一代共产党领导人，邓小平在党内军内享有后来的领导人无法比拟的个人权威。 这是他敢于下令用军队镇压民运的本钱。可以想象，如果发生“八九”民运时没有邓小平，结果就会完全不同。
当然，造成“六四”的原因很多，其中也包括民运方面的策略失误，“八九”民运的失败并非命中注定。有关这个问题，我先前写过不少文章，限于篇幅，这里不再重复。
谈 到中国与苏东各国改革路线的差异时，很多人说，苏东是先政治改革后经济改革，中国是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或者是，苏东是激进，中国是渐进。其实这些说法 根本不得要领。导致中国与前苏联东欧改革路线分道扬镳的真正区别仅在于一点：那就是，面对着一波一波的自由民主浪潮，你到底是镇压还是不镇压，杀人还是不 杀人。什么苏联解体，什么东欧剧变，无非是那里的共产党不好意思再杀人了而已。
五、“六四”后中国改革走入歧途
“六四”改变了中国，甚至也改变了世界。
20 余年来，由于中共当局的压制，“六四”问题始终是个禁区。一般人先是不敢提，不能提，久而久之，这个问题就淡出人们的视野，变得好像不那么重要了。很多人 已经习惯于把从1978年直到今天的改革看作一个连续的过程，“六四”只是其中一个不大不小的插曲。例如卡玛拍摄的电影《天安门》，在拍完“六四”之后， 又拍到邓小平92年南巡。这就给人一种感觉，似乎是“六四”一度中断了改革进程，但是92南巡重新启动改革，于是前面和后面就又接上了，中国的改革再度走 上了它的征程。
我要强调的是，“六四”给中国造成了极其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例如，“六四”造成了犬儒主义的流行（参见拙著《犬儒病》）。就经济改革而论，“六四”把中国的经济改革引入歧途。“六四”后的经济改革和“六四”前有着根本的差异。
在 “六四”后的最初一两年，由于目睹苏联东欧巨变，中共当局十分恐慌。为了保卫政权，新一代领导人提出要进一步反对“和平演变”，不但在政治上要反对资本主 义，而且在经济上也要反对资本主义。于是，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便陷于停顿，甚至出现倒退。可是在1992年春天，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提出要加快经济 改革的步伐，不问姓社姓资，自那以后，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但重新启动，而且比先前走得更快，走得更远。
人们应该记得，在80年代的几次反自由化运动中，邓小平总是强调这是关系到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的问题。在“六四”前和“六四”后一段时期，邓小平也是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那为什么到了92年南巡，邓小平又说要不问姓社姓资了呢？
道 理很简单。先前强调姓社姓资，是为了给反对自由化镇压民运提供理由，是为了给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披上一套外衣，是为了掩人耳目，自欺欺人。事到如今，枪都 开了，人都杀了，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已经荡然无存，没人信了。现在，共产党仅仅是在靠暴力而统治，人们没有反抗仅仅是因为人们没有反抗的力量。在这时，再 去强调姓社姓资，再去修补社会主义外衣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了，没有意义了，反而只会束缚自己的手脚。暴力统治也有暴力统治的好处，没有了意识形态的包 装，也就免去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原先搞经济改革还怕别人说是搞资本主义，还要顾忌社会主义的名分名义，现在倒用不着了，可以进一步放开手脚地干了。所以， 在92南巡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但重新启动，而且比先前更强劲。
党内保守派的迅速转向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本来，以陈云为代表的党内 保守派一直对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有抵触，拖后腿；可是92南巡之后，保守派迅速转向，咸与维新，摇身一变都成了改革派。这说明，他们原来反对资本主义取向的 经济改革，主要还不是反对资本主义，主要是担心由此引出的政治后果，担心引发民主力量，担心危及共产党统治。如今，党内的民间的民主力量横竖都被打下去 了，他们用不着再那么担心了，所以他们也积极支持经济改革了。
由于在“六四”之后，党内和民间的民主力量元气大伤，一时间无法再形成大的 力量，因此，1992年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就不可避免地变成了所谓权贵的私有化。在改革的名义下，大大小小的官员摇身一变就成了资本家；原来挂在全体人 民名下的资产，一下子就变成了官员们的私产。可以肯定，如果没有“六四”屠杀，这样的改革是不可能发生的。比如说，在国营企业的改革中，几千万国企工人一 下子就失了业，只能领到一点微薄的救济金。试想如果没有“六四”，工人必定会建立起强大的独立工会，政府怎么敢一声令下，就把他们一下子都抛弃掉呢？
六、屠杀与奇迹
最 有讽刺意味的是，“六四”后中共的经济改革，在道义上是最无耻的、最恶劣的，但是在效益上，却可能是最容易见效的、最容易成功的。因为共产国家的经济改 革，说到底就是把公有制变成私有制、把计划经济变成市场经济。这事说来容易，做起来极其困难。早在共产国家经济改革之初就有人指出了这种困难，他们说，这 好比“把鱼汤重新变成鱼”。
大致上讲，把公产变成私产可以有三种办法：一是还，二是分，三是卖。
还，就是退还，退赔，物归原主。当初的共产既然共错了，现在就该把共别人的产退还给别人。退赔又有两种方式，一是退实产，张三家的工厂就退还给张三或其后人，李四家的土地就退还给李四或其后人；一种是退钱或是发给赔偿券。捷克、匈牙利和东德等国就采取过“还”这种办法。
然 而，“还”的办法适用范围是很有限的。毕竟，几十年过去了，人物两非，很多事想还原也还不了原了。再说，共产党掌权后也修建了不少建筑，兴办了不少企业， 开辟了不少新田地，这些新建筑新企业新田地都没有旧主人可以归还。所以，共产国家的私有化改革主要还是要采取“分”和“卖”这两种办法。
分， 就是平分。挂在全民所有制名下的资产分给全民中的每一个人，挂在集体所有制下的资产分给该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中国农村改革的分田到户就是用的分的办法。 虽然农民们没有获得土地的所有权，但毕竟获得了土地的经营权。但问题是，农村可以实行分田到户，工厂呢？一家国营企业也能靠“分”字解决问题吗？不能。一 块大田分成十块，田还是田；一部车床分成十块，那就什么都不是了。把工厂平分给职工，必然导致对庞大的、不可分的单位的肢解，等于是糟蹋，是浪费。因此， 采用分的办法，更多的是把社会资产按价折股，然后平均分给大家一定的股份。捷克和苏联就采取了“全民分股，一人一份”的办法。
“全民分 股，一人一份”是一种很公平的私有化的办法，但是这种办法的缺陷也很多。首先是股权过于分散，不利于改善经营管理。每个人都对企业拥有一份股权但也只有一 份股权，结果必然是谁也不会对企业的经营效益有强烈的关心——这和原来的公有制其实相差无几。所谓把国营企业变成私营企业，说到底，就是要把属于大家的企 业变成属于少数个人的企业。这就需要一段时间的竞争，在竞争的过程中使股权集中化即产生资本家。在资本家出现之前的青黄不接的阶段，企业的效益未必会增 加，还很有可能降低。
另外，“全民分股，一人一份”的办法虽然使得每个人都拥有等值的股权，但并不等于每个人都拥有同等的投资知识与投资 机会。因为一般老百姓既没有任何投资的经验，又对各个企业运营的真实状况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他们怎么知道他们应该如何投资呢？普通民众和“内部人” （某些政府官员以及企业的上层管理人员）彼此之间所拥有的信息是很不对称的。于是到头来，不少民众手中的那一股很快就打了水漂。如果你担心投资失败因而急 着把自己的那一股去兑换成现金，那也不一定更保险些，通货膨胀一来，钱就不值钱了。与此同时，在监督不力的情况下，一些“内部人”则利用其信息优势和关 系，合法地和非法地迅速地聚敛起巨大的财富。这就会导致民众的不满与反对。捷克的全民分股搞得还好一些，俄国的就搞得很差。
卖，就是把属于全民的资产招标拍卖，然后把卖得的钱用在公共开支（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上。匈牙利的国营企业改革就大量地采取了卖的办法。
“卖” 的办法也有它的问题，因为在改革初期，有钱人少而且有的钱也不够多，大批国营企业没人买得起。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有几种办法。一是等，等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了，民间资本雄厚了，国营企业就有人买得起了。然而这就意味着在一段时期之内，大量的国营企业没法卖出去，只能让它们半死不活维持在那里。
也 许有人会说，在国营企业卖给私人之前，能否做一些改革，使国营企业本身多一些活力呢？譬如说让企业自负盈亏。可是这种办法在道理上很讲不过去。因为国营企 业是属于全民的，让它们自负盈亏等于是把它们变成企业内部员工自己的了。企业与企业之间差别很大。有的企业设备新，产品对路，有的企业设备陈旧，产品也不 合乎市场需要。一旦实行自负盈亏，有的企业不必花多少气力就能赢得巨大的利润，上上下下的员工都迅速地富了起来；有的企业拼老命也无法不亏损，员工们连基 本生活费都发不出。问题是企业之间的这种差别不是出于企业自己的决策，而是当初政府统一安排配置的；包括员工，也是政府统一分配的，不是自己选择的。那些 盈利少和亏损的企业的员工自然会质问政府：“既然当初的一切决定都是你们作出的，现在凭什么让我们来承担恶果呢？”再者，自负盈亏能否提高效益也很可怀 疑。因为在这里，企业仍然没有交到真正的个人手里，因此仍然难以为企业的经营提供足够的刺激。
出卖国营企业的另一种办法是，愿意买的人可 以向银行借钱来买，借钱时可以拿企业做抵押，保证分期付债。这种办法的困难是，它给政府官员提供了中饱私囊的较多机会。有权者如将国有资产以低价卖给亲友 或暗中行贿者，便可大捞一笔。由于资产并无客观准确的价值，别人对他们这样做还很难挑出毛病。另外，如果借钱的人事后还不起，那又怎么办呢？俗话说帐多不 愁，欠款的金额越庞大，别人拿他越没办法。
再一种办法就是把国营企业卖给外国人。既然在短期内本国出不了大富豪，买不起国营企业，那就干 脆让外国的大富豪来买。匈牙利就把大量的企业卖给了外国人，以至于有人要惊呼：“匈牙利还是匈牙利人的吗？”除开这种批评之外，匈牙利式的“面向外资全卖 光”的做法还会造成较大的贫富分化，那也不免引起很多不满。
以上分析说明无疑是相当粗略的，不过那也足以证明把公有制变成私有制是何等的 复杂与艰难。不论你采取哪一种办法都会造成一大堆麻烦，因此总会有不少人从不同的角度提出种种责难。人们会采用言论、集会、罢工、结社以及投票等各种手段 表达自己的意愿。新生的民主政府面对着这些棘手的问题，很容易要么议而不决，要么决而难行，而且还难免时不时地作大幅度的修改。在私有化改革的初期阶段， 很多国家的总理都等不到做满任期就被换掉了。这就有可能使得整个经济形势处于某种摇摆不定和动荡不安，令外资望而却步，裹足不前，那又反过来影响了该国的 经济发展。
俄国东欧的经济改革一波三折，步履维艰，应该说是不难理解的。想想也是，正像有人说的那样：“资本主义有穷人和富人，社会主义 有穷人和更穷的人。”社会主义要改成资本主义，那就是要在一个大家都是穷人的社会里，尽可能迅速地造就一小批富人；而又要尽可能地让大家都能接受都能认 可。这该是何等艰难。
七、中国模式的本质——持枪抢劫
共产国家的经济改革，除了上面提到的还、分、卖三种办法之外，还有 别的办法吗？有，那就是送。早在上世纪80年代，张五常就明确提出他的改革方案：“干脆使某些干部先富起来，给他们明确的产权分配。”不是发愁没有资本家 吗？让党委书记们当资本家不就成了吗？一旦党委书记变成了资本家，也就是说，企业变成了书记们的私产，他们自然就会像资本家一样行事，企业的效益自然就上 去了，公有制的私有化改革也就大功告成了。
那么，为什么要把国营企业白白送给共产党的干部们呢？张五常回答说：因为“中国的改革，是不能 置既得利益的干部于不顾的——不是因为在经济上或道德上他们应被特别照顾，而是因为他们的反对是足以阻碍制度的改进的”。当然了，如果你把企业送给干部， 干部保证都会成为改革派。可是，给某些干部明确的产权分配，也就是把本来属于全民的财产送给少数干部，这固然是充分地照顾（岂止是照顾）到了干部们的既得 利益，但它无疑是侵犯了广大人民的既得利益。为什么少数干部的既得利益不能侵犯，广大民众的既得利益就可以侵犯呢？
张五常不肯明言的理由当然是，因为广大民众的反对是不足以阻碍制度的改进的。如果民众要反对要抗议呢？合乎逻辑的答案只能是：镇压。所以，张五常提出的办法，说穿了就是抢劫，是在专制强权保护下的抢劫，是持枪抢劫。
当 然，中共当局不可能明目张胆地接受张五常方案，尤其是在“六四”之前，因为它不能不担心引发民众的强烈反抗。“六四”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有了“六 四”，中共谅视老百姓不敢反抗，即使有少量的、分散的反抗也成不了气候。90年代以来，中共加快了经济改革的步伐，在很大程度上是改头换面地实行了张五常 的方案。
简单说来，“中国模式”成功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由于中国是在一党专政的铁腕下推行经济改革，官员们发现他们可以借改革之机大发其 财，因此转而对改革大力支持。政府官员巧取豪夺，把公共资产据为己有，一步到位完成私有化；党委书记摇身一变就成了资本家，这样，他们就比过去更加关心企 业的效益，热心经济的发展。由于权钱交易，越是权力大的人越是有可能在短期内积累起雄厚的大资本，这就有利于建立大企业或者是把原有的国营大企业私有化， 从而有利于整个经济的发展。
由于中国坚持一党专政，政府独断专行，不在乎公众的压力，想改什么就改什么，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政府想涨价就涨价，想裁员就裁员，国营企业想卖什么价就卖什么价，想送谁就送谁；由于社会上缺少反对与制衡的力量，政府拥有强大的镇压能力，也更有能力贯彻自己的决策。
由 于中国坚持一党专政，“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例如禁止独立的工会农会），使社会高度稳定；又由于政府不受挑战，不可替换，对经济活动有很强 的控制力，政府的行为就有更强的一贯性和可预知性，这就更容易吸引大量的外国投资，同时还能比较有力地防止国际经济震荡对国内的影响。
由 于中国坚持一党专政，不少领域——主要是政治领域——被列为禁区，这就使得更多的人不得不投身于经济领域；再加上精神真空的出现，人们的贪婪与物欲空前解 放，这无疑也对经济发展有火上浇油、推波助澜之效。至于那些在权贵私有化中其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下层民众，由于在现行体制下无法讨还公道，只好回过头来自 谋出路，从头干起。中国的劳动力本来就廉价，在持枪抢劫的情况下形同奴工，自然就更廉价。这就构成了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最大优势。
正如秦 晖所言：所谓中国模式或中国奇迹，其主要特点“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 生资源）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蔑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 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 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
八、中国模式的最大问题是没有任何合法性
中国模式有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它没有任何合法性。我 们知道，共产党本来是靠打倒地主资本家起家的，现在它自己却变成了最大的地主最大的资本家。早先，共产党以革命的名义，把平民的私产变成所谓全体人民的公 产；现在，它又以改革的名义，把属于全体人民的公产变成了他们自己的私产。先是以革命的名义抢劫，后是以改革的名义分赃。两件相反的坏事居然让一个党在 50年的时间里全做了。天下还有比这更无耻更恶劣的吗？
以上所说，至浅至明。徐友渔说得好，观察今日中国，不需要望远镜显微镜，凭肉眼即可，用常识就行。
就 以国企改革为例。长沙下岗工人陈洪在他的博客里写道：计划经济是应该改革。改革是免不了要付代价。但是计划经济不是我们工人发明的，是你们共产党发明的。 要付代价，该你们共产党付代价，怎么叫我们工人付代价呢？凭什么你们共产党官员们就成了资本家，我们就成了打工仔了呢？－－这么浅显的道理有什么难理解难 把握的呢？
谈到今日中国的贫富悬殊，我要说的是，中国的贫富悬殊不但在程度上最严重，而且在性质上特别恶劣。因为中国的贫富悬殊不是历史 造成的，也不是市场造成的，而是专制权力造成的。在中国，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创造的财富被权势者所掠夺；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掠夺了别人创造的 财富。因此，要解决中国的贫富悬殊问题，决不能只靠改进税收政策，多收富人的税用来补贴穷人；而必须首先把权贵们掠夺的财产归还给人民。
再 谈官员的腐败。民间早就流传这样一种说法：“见一个毙一个可能会有冤枉的，隔一个毙一个肯定会有漏网的。”中共领导人口头上也说要反腐败，但实际上他们纵 容腐败，因为他们需要腐败。对今日中共而言，腐败是投名状，是普遍的腐败在维持着政权的稳定。中共当局深知，姑且不谈“六四”，不谈“六四”后20多年持 续不断的政治迫害，使中共负下多少政治的欠债，单单是积重难返的经济腐败，一旦中国实行自由民主，就可能把相当比例的官员送上经济犯罪的审判台。出于对清 算的恐惧，中共对自由民主比以往更害怕更敌视，这反过来构成了抵制政治改革的最大阻力。
九、中国模式是对人类自由与和平的严重威胁
2010 年10月8日，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宣布，将本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中国的异议人士刘晓波。在颁奖公告里，前面一大段是对中国政府在改革方面取得的成就 大加肯定，后面则提出中国存在的人权问题，希望中国政府有所改进。他们的逻辑是：既然你们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等方面做得这么好，为什么在人权问题上那么 坏？为什么不能在人权问题上也有所改进也变好点呢？
他们不知道，中共政府的思考逻辑和他们不一样。中国政府想的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正是建 立在对人权的压制之上，那我们怎么能放弃对人权的压制呢？如果我们放弃了对人权的压制，我们就是放弃了我们的最大优势，我们的经济也就发展不起来了；岂止 是发展不起来，而且还很可能陷入危机，陷入天下大乱。换言之：中国政府想的是：今天我们能搞得这么“好”，就是因为我们“坏”；如果我们不这么“坏”了， 那我们也就不会“好”了。
中共领导人清楚地知道，所谓中国奇迹，是建立在“六四”屠杀的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最大的伤天害理、不公不义的 基础上的。一方面，他们以中国的经济发展为理由为“六四”屠杀辩护；另一方面，他们顽固地坚持一党专政，坚持压迫。他们担心一旦政治上放松压制，民间要求 经济清算的浪潮就势不可挡。中共领导人说，他们希望再有几十年的稳定，他们将把中国建设得更好。他们无非是希望继续这种专制强权下的改革与发展；所谓“建 设得更好”，顶多是，一方面通过时间把黑钱漂白，一方面使贫富差距有所缓和，到头来，“中国一定会发展得更为强大”。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一个以这种罪恶的 方式造成的强大国家，只能是一个更加自信因而更加骄横并且更加强大的专制政权，它必定会对人权、民主和正义等价值更加蔑视与敌视，对人类的自由与和平构成 更大的威胁。
我们能够改变它，战胜它吗？当然能。但前提是，我们要对它有清醒准确的认知。政治上的很多事，知难行易。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很多人还看不清。
（注释略）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98期 2013年2月8日—2月21日）
胡平
一、中国崛起挑战普适价值
2008年秋，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国内一家网站有人写了下面四句话：
1949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1979年：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
1989年：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
2009年：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
说 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毛泽东讲过的一句话。1949年，中共夺取了全国政权，中国开始实行社会主义。30年后，国人发现，社会主义搞得一团 糟，远远比不上其他那些实行资本主义的国家，于是不得不进行经济改革。改革的方法就是引进资本主义。那时候很多人都认定，“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到 了1989年，国际共产阵营土崩瓦解，中国成了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过去，毛泽东争了半天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没争上，如今，老大的头衔却自己掉到中国的头 上，因而又变成了“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不过随后邓小平就讲了“不当头”，接下来1992年南巡又说“不问姓社姓资”，实际上就是更多地引进资本主 义；不过，中国的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是共产党专制下的资本主义，是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资本主义。等到了2008年，美国发生金融风暴，引起全 球性的经济危机，相比之下，据说中国的经济反倒一枝独秀，略胜一筹，因此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人物倒反过来向中国求助，这又似乎是“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 义”了。
上面四句话夸张、反讽、俏皮。不过，它确实向我们揭示出，半个多世纪，尤其是近30多年来，在中国，在世界发生的惊人变化。23 年前，福山发表《历史的终结》，断言自由民主已经打遍天下无敌手。在那时，很少有人想到中共的一党专制还能维持到今天；13年前，人们看到了中共一党专制 重新得到巩固，但很少有人想到它会迅速地变为强大。今天的人们则不得不正视中共强权的已然崛起。与此同时，不少人在谈美国的衰落，预言中国将在未来10年 左右超过美国；而这个在未来更加强大的中国却很可能依然是一党专制的国家。这无疑构成了对普适价值的严峻挑战。
这到底是怎样一回事？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问题集中到一点，那就是，如何解读3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如何解读中国模式。
现 在，中共当局最引以为傲的成就无非是经济发展，GDP已经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其实，以中国的庞大人口和资源，共产党并没有多少理由那么骄傲。据说， 直到甲午中日战争之前，中国的GDP都是世界第一。现在，大陆的人均GDP只有台湾的1/4多一点，大陆人口是台湾的50倍，只要大陆的人均GDP到达台 湾的一半多，总量就超过美国了。因此我们很可以断言，如果共产不成，民国犹在，中国的GDP早就世界第一。
更何况，今日中国，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是社会贫富两极分化，资源与环境的浪费和破坏，腐败横行，人心堕落，不一而足。
不过话又说回来，中国的经济在过去30多年来确实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如果说，衡量一国之贫富主要看人均GDP，那么，衡量一国之强弱，则主要看其GDP总量，看其综合国力。因此，我们不应低估中国崛起的意义。
二、“是如何”重要，“如何是”更重要
现在，中共当局坚持专制统治，拒绝自由民主，挑战普适价值，凭的是什么？凭的就是它在经济上的成就，即所谓“中国模式”下的“中国奇迹”。
关于“中国模式”算不算得上模式，它到底有多大典型意义，能不能效仿能不能复制，这些问题都大可商榷。这里，我们暂且不谈这些问题。我们不妨针对“中国模式”的内容做一番解析。
考察今日中国，最令人困惑的一点是，人们很难给它安上一个恰当的名字，很难给它下一个确切的定义。
今日中国，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是极权主义还是后极权主义？如果说它是威权主义，那么它是左翼威权还是右翼威权？我们发现，不论用哪一个概念去套都不足以说明问题。
按照传统的极权主义定义，今日中国在对经济的垄断和意识形态的垄断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说毛时代的中国可以算作典型的极权主义，那么邓时代及邓之后的中国显然不能再叫极权主义。
哈 维尔曾经把1957年起义失败后的匈牙利称为后极权社会，不过他又常常以1968年“布拉格之春”遭到镇压后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状况来解释后极权主义。不少 中国人把“六四”后的中国称作后极权，我以为不够准确。因为1957年匈牙利起义和1968年“布拉格之春”都是被外国（苏联）军队镇压下去的，而中国的 “六四”是被中国自己的军队镇压下去的。其次，在“六四”之后，柏林墙倒塌，国际共产阵营瓦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彻底破产。这种国际环境和“布拉格之春” 失败后捷克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另外，“六四”后中国加速经济改革，不问姓社姓资，也远非当年的匈牙利或捷克可比。再有中国继续实行对外开放，进入国际经 济体系，如此等等。换句话，今日中国和“八九”前的苏联东欧很不一样。倘按照哈维尔的定义，今日中国也很难叫后极权主义。
另一种说法是右 翼威权主义，也有人称之为市场列宁主义。当然，市场列宁主义这种说法有点文字游戏的意味（在英文里，市场列宁主义Market-Leninism和马克思 列宁主义Marx-Lininism在字形上和发音上都很相似）。现在，把中国称作右翼威权主义的人越来越多。然而右翼威权主义这种定义很容易让人望文生 义。很多人从这个定义一下子就联想到民主化前的台湾、南韩、印尼、菲律宾等原生态的右翼威权主义。和前述地方相比，中国（大陆）的差异是很明显的。中国 （大陆）曾经发生过血腥的共产，而且直到目前为止，共产党还在宣称“五不搞”，从原则上还在拒绝宪政民主。假如说今日中国在很多方面更像右翼威权，那么我 们不要忘记，中国今日的右翼威权是从它的对立面，是从昨日的左翼威权直接变过来的，因此它既不能再叫左翼威权，也不能等同于一般的右翼威权。
由此可见，要正确地解读中国模式，仅仅对现状作静态的描述是很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花气力对历史、对其来龙去脉作动态的描述。弄清楚“是如何”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弄清楚“如何是”。
三、改革导致对共产党革命和政权合法性的否定
中国的改革始于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物极必反，正是毛时代犯下的滔天罪错，形成了改革的最初动力。
中国的改革包括诸多方面，这里我们只谈经济改革。
通 常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起点是安徽小岗村。1978年，小岗村18位农民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即分田到户）书上按下红手印。不过，按照《大逃港》 一书的作者陈秉安的说法，这个起点应该是广东沿海的宝安县。是深圳河上历时30年的百万人“大逃港”，催生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作者引用深圳（原宝安县）老 百姓的话：“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我们用脚投了一票！”实际上，早在1979年中共决定开办经济特区之前，已经存在着与内地不同的、实行着某些“特殊 经济政策”的开放地区。
这就说明，中国的经济改革首先来自于民众的自发行动，而且从一开始就明确地指向被中共当局一向被视为大敌的资本主义。当中共上层改革派认可了民众的自发改革，那也就说明，他们从一开始就清楚他们要改的是什么。
我 听说这样一个故事。1979年，袁庚奉命到广东深圳的蛇口，创办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蛇口工业区。袁庚是深圳人，30年前他曾以解放军炮兵团长的身分带 兵“解放”深圳。在赴蛇口就任前，袁庚的儿子问父亲：30年前你带兵占领深圳，把那里的私有制变成公有制；30年后你又到那里去搞特区，要把那里的公有制 变回私有制。那你是在干什么呢？袁庚沉吟半天无语，然后说：唉！总不能让中国人老是这么穷嘛！
从1978年起，中国开始着手进行带有市场取向的、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这一改革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大大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然而与此同时，这种改革也导致了对共产党革命和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自我否定。
因为共产党革命和掌权的宗旨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在中共回过头去改掉社会主义，引进资本主义，这不等于说当年的革命革错了吗？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专政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呢？所以，这场经济改革不是共产党革命和一党专制的自我完善，而是自我否定。
邓 小平曾经讲过：“改革是第二次革命。”那么，什么是第一次革命呢？当然是指1949年那次革命。这就是说，改革不是改别的，改革就是改掉49年那次革命。 如果革命是对的，改革就是错的；如果改革是对的，革命就错了。很可能是，革命也错，改革也错；但决不可能是，革命也对，改革也对。
这里不 妨讲两句邓小平。作为改革家，邓小平与古今中外其他的改革家都有所不同。其他的改革家都是第二代或第N代（N>2）。他们要改的制度是他们的前人建 立起来的制度，邓小平要改的制度却是他自己参与建立的制度，并且他在参与建立的过程中不是扮演一般的跑龙套的角色，而是领导者的角色。
傅 高义写《邓小平传》，对邓的前大半生写得极其简略，600页正文，从1904年到1969年这65年生涯只用了区区28页。就从这简略的叙述中我们也可以 看到，在搞暴力革命搞血腥共产方面，邓小平是个很厉害的领导人。邓小平在西南地区搞土改，要比叶剑英在华南地区搞得更残酷。1953年，毛泽东因为嫌财政 部长薄一波在评估资本家的税额时心太软而撤掉薄的职务，命邓小平取而代之，可见邓在打击资本家时也相当强硬。再有就是1957年反右，邓实际上是前线总指 挥。如此等等。
或许别人不清楚，但是邓小平本人一定是清楚的。邓小平一定很清楚，共产党现在要改掉的东西，就是当初他们革命所建立起来的东西，共产党现在要恢复的东西，就是他们先前打倒的东西。
这一点，当时不少人都看到了。80年代中期，就有中共中层干部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谈到邓小平提出的著名口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山西一位老农民说：“解放前，我们村有一户地主两户富农，已经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是 啊，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当初何必用暴力推翻国民党政权，伏尸百万流血千里？何必打倒地主打倒资本家，消灭整整几代经济精英？邓小平不会不清楚，昔日革命 的赫赫功业，如今都变成了累累罪行。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六名发明者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美籍华人朱传榘先生说：1980年，我回祖国大陆时，见到了 邓小平先生。邓小平先生一见我就讲：“朱先生啊，你看这怎么好啊，我们共产党对人民犯了罪啊！对不起人民啊，共产党怎么才能挽回嘛……”
一方面，邓小平深知必须实行经济改革，不改革不行；另一方面他又深知，实行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无异于对共产党统治合法性的釜底抽薪。所以他提出两手都要硬：坚持改革开放这一手要硬，坚持共产党领导反对自由化这一手也要硬。
我 们知道，在80年代，中共内部也有一大批怀疑或反对经济改革的保守派。其实，这些保守派与其说是反对经济改革，不如说是担心经济改革的政治后果，担心经济 改革动摇共产党统治。据说一些老革命去参观深圳特区，看到遍地高楼、灯红酒绿，不禁忧心忡忡：这还能叫社会主义吗？接待者使劲解释：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老革命听了依然疑虑重重。最后有人干脆说：只要是共产党在掌权，就叫社会主义。于是，老革命们就放心了。
80 年代的中共，经济上的改革派－－除了邓小平一类少数人外－－每每也是政治上的改革派或温和派。这是顺理成章的。既然他们已经在心照不宣地搞资本主义，那么 他们还有什么理由去继续坚持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专政呢？有不少中共官员带头鼓吹自由化，鼓吹政治改革；另外有很多官员，包括一些最高层的官员，像赵 紫阳，虽然对政改不很热心，但至少是绝不愿意再整人了。尽管邓小平隔三岔五地反自由化，但是这些运动总是搞得虎头蛇尾，而整个社会却变得越来越宽松。正是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才会发生“八九”民运。
80年代的经济改革，还引出了一个后果——腐败。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后来的城市的经济改革、工业的经济改革，特别是价格“双轨制”的提出，又导致了大量的所谓官商、官倒的现象，即大量的腐败。
我 们知道，中国原来实行计划经济，商品的价格都由国家控制。从80年代中期起，中国开始进行价格改革。当时，很多经济学家主张把所有商品的价格都一次性地放 开，交给市场来决定。但是这种主张遭到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于是有人就提出一种折衷的办法：有些商品继续按照国家控制的价格出售，有些商品则按市场价格出 售，然后再逐步扩大按市场价格出售的比例。这种办法就叫“双轨制”，被当局采纳。
现在，一谈起价格双轨制，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和很多西方 经济学家都大力称赞。他们认为价格双轨制开启了中国式的渐进改革路线，避免了俄国东欧休克疗法造成的社会震荡。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其实，早在价格双轨 制实行之初，不少人就警告说，双轨制给掌握资源的官员提供了大好的机会，使得他们可以调配资源，赚取两轨之间的差价，因此必然会导致大面积的腐败。事实 上，在中国，第一批凭借权力而一夜暴富的阶层就是在实行双轨制期间产生的。这种大面积的腐败理所当然地激起了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并成为“八九”民运的一 个重要诱因。
四、“八九”民运与“六四”屠杀
“八九”民运主要有两个口号，一个是“要自由、要民主”；一个是“反官商、 反腐败”。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六四”屠杀，如果“八九”民运取得胜利，像“双轨制”这种所谓渐进改革路线必然会被否定，中国后来的道路就会和俄国东欧相 差无几了。据罗小朋说，早在“八九”民运爆发之前，他们几个为经济改革出谋划策的学者已经提出私有化方案，和后来苏东国家采取的休克疗法基本上是一样的。
“八九”民运导致中共集团内部空前的分裂。以赵紫阳为首的党内温和派反对戒严，反对镇压。据我所知，在当时，北京各个党政机关，走上街头的人数多达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没有上街的人，大部分的人心里也是同情学生的。
造 成分裂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温和派不赞成用武力来镇压。他们为什么不赞成用武力镇压呢？因为他们没法说服自己去镇压民运。他们知道民众要民主与反腐败都是正 确的，所以他们无法对人民动用暴力。再说，过去共产党压制自由民主，唯一的法宝就是给对方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走资本主义”的罪名，现在，中共自己 就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共产党自己就变成了资本家，它还有什么理由去镇压民运呢？
然而，邓小平却动用军队残酷地镇压了民运。为什么邓小平要 镇压民运？是因为他还信仰社会主义吗？不是，根本不是。邓小平早就不信社会主义了。早在80年代初期，邓小平就对一位来访的非洲领导人说不要搞社会主义。 邓小平镇压民运完全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专制权力。作为有过三起三落传奇经历的第一代共产党领导人，邓小平在党内军内享有后来的领导人无法比拟的个人权威。 这是他敢于下令用军队镇压民运的本钱。可以想象，如果发生“八九”民运时没有邓小平，结果就会完全不同。
当然，造成“六四”的原因很多，其中也包括民运方面的策略失误，“八九”民运的失败并非命中注定。有关这个问题，我先前写过不少文章，限于篇幅，这里不再重复。
谈 到中国与苏东各国改革路线的差异时，很多人说，苏东是先政治改革后经济改革，中国是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或者是，苏东是激进，中国是渐进。其实这些说法 根本不得要领。导致中国与前苏联东欧改革路线分道扬镳的真正区别仅在于一点：那就是，面对着一波一波的自由民主浪潮，你到底是镇压还是不镇压，杀人还是不 杀人。什么苏联解体，什么东欧剧变，无非是那里的共产党不好意思再杀人了而已。
五、“六四”后中国改革走入歧途
“六四”改变了中国，甚至也改变了世界。
20 余年来，由于中共当局的压制，“六四”问题始终是个禁区。一般人先是不敢提，不能提，久而久之，这个问题就淡出人们的视野，变得好像不那么重要了。很多人 已经习惯于把从1978年直到今天的改革看作一个连续的过程，“六四”只是其中一个不大不小的插曲。例如卡玛拍摄的电影《天安门》，在拍完“六四”之后， 又拍到邓小平92年南巡。这就给人一种感觉，似乎是“六四”一度中断了改革进程，但是92南巡重新启动改革，于是前面和后面就又接上了，中国的改革再度走 上了它的征程。
我要强调的是，“六四”给中国造成了极其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例如，“六四”造成了犬儒主义的流行（参见拙著《犬儒病》）。就经济改革而论，“六四”把中国的经济改革引入歧途。“六四”后的经济改革和“六四”前有着根本的差异。
在 “六四”后的最初一两年，由于目睹苏联东欧巨变，中共当局十分恐慌。为了保卫政权，新一代领导人提出要进一步反对“和平演变”，不但在政治上要反对资本主 义，而且在经济上也要反对资本主义。于是，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便陷于停顿，甚至出现倒退。可是在1992年春天，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提出要加快经济 改革的步伐，不问姓社姓资，自那以后，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但重新启动，而且比先前走得更快，走得更远。
人们应该记得，在80年代的几次反自由化运动中，邓小平总是强调这是关系到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的问题。在“六四”前和“六四”后一段时期，邓小平也是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那为什么到了92年南巡，邓小平又说要不问姓社姓资了呢？
道 理很简单。先前强调姓社姓资，是为了给反对自由化镇压民运提供理由，是为了给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披上一套外衣，是为了掩人耳目，自欺欺人。事到如今，枪都 开了，人都杀了，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已经荡然无存，没人信了。现在，共产党仅仅是在靠暴力而统治，人们没有反抗仅仅是因为人们没有反抗的力量。在这时，再 去强调姓社姓资，再去修补社会主义外衣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了，没有意义了，反而只会束缚自己的手脚。暴力统治也有暴力统治的好处，没有了意识形态的包 装，也就免去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原先搞经济改革还怕别人说是搞资本主义，还要顾忌社会主义的名分名义，现在倒用不着了，可以进一步放开手脚地干了。所以， 在92南巡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但重新启动，而且比先前更强劲。
党内保守派的迅速转向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本来，以陈云为代表的党内 保守派一直对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有抵触，拖后腿；可是92南巡之后，保守派迅速转向，咸与维新，摇身一变都成了改革派。这说明，他们原来反对资本主义取向的 经济改革，主要还不是反对资本主义，主要是担心由此引出的政治后果，担心引发民主力量，担心危及共产党统治。如今，党内的民间的民主力量横竖都被打下去 了，他们用不着再那么担心了，所以他们也积极支持经济改革了。
由于在“六四”之后，党内和民间的民主力量元气大伤，一时间无法再形成大的 力量，因此，1992年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就不可避免地变成了所谓权贵的私有化。在改革的名义下，大大小小的官员摇身一变就成了资本家；原来挂在全体人 民名下的资产，一下子就变成了官员们的私产。可以肯定，如果没有“六四”屠杀，这样的改革是不可能发生的。比如说，在国营企业的改革中，几千万国企工人一 下子就失了业，只能领到一点微薄的救济金。试想如果没有“六四”，工人必定会建立起强大的独立工会，政府怎么敢一声令下，就把他们一下子都抛弃掉呢？
六、屠杀与奇迹
最 有讽刺意味的是，“六四”后中共的经济改革，在道义上是最无耻的、最恶劣的，但是在效益上，却可能是最容易见效的、最容易成功的。因为共产国家的经济改 革，说到底就是把公有制变成私有制、把计划经济变成市场经济。这事说来容易，做起来极其困难。早在共产国家经济改革之初就有人指出了这种困难，他们说，这 好比“把鱼汤重新变成鱼”。
大致上讲，把公产变成私产可以有三种办法：一是还，二是分，三是卖。
还，就是退还，退赔，物归原主。当初的共产既然共错了，现在就该把共别人的产退还给别人。退赔又有两种方式，一是退实产，张三家的工厂就退还给张三或其后人，李四家的土地就退还给李四或其后人；一种是退钱或是发给赔偿券。捷克、匈牙利和东德等国就采取过“还”这种办法。
然 而，“还”的办法适用范围是很有限的。毕竟，几十年过去了，人物两非，很多事想还原也还不了原了。再说，共产党掌权后也修建了不少建筑，兴办了不少企业， 开辟了不少新田地，这些新建筑新企业新田地都没有旧主人可以归还。所以，共产国家的私有化改革主要还是要采取“分”和“卖”这两种办法。
分， 就是平分。挂在全民所有制名下的资产分给全民中的每一个人，挂在集体所有制下的资产分给该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中国农村改革的分田到户就是用的分的办法。 虽然农民们没有获得土地的所有权，但毕竟获得了土地的经营权。但问题是，农村可以实行分田到户，工厂呢？一家国营企业也能靠“分”字解决问题吗？不能。一 块大田分成十块，田还是田；一部车床分成十块，那就什么都不是了。把工厂平分给职工，必然导致对庞大的、不可分的单位的肢解，等于是糟蹋，是浪费。因此， 采用分的办法，更多的是把社会资产按价折股，然后平均分给大家一定的股份。捷克和苏联就采取了“全民分股，一人一份”的办法。
“全民分 股，一人一份”是一种很公平的私有化的办法，但是这种办法的缺陷也很多。首先是股权过于分散，不利于改善经营管理。每个人都对企业拥有一份股权但也只有一 份股权，结果必然是谁也不会对企业的经营效益有强烈的关心——这和原来的公有制其实相差无几。所谓把国营企业变成私营企业，说到底，就是要把属于大家的企 业变成属于少数个人的企业。这就需要一段时间的竞争，在竞争的过程中使股权集中化即产生资本家。在资本家出现之前的青黄不接的阶段，企业的效益未必会增 加，还很有可能降低。
另外，“全民分股，一人一份”的办法虽然使得每个人都拥有等值的股权，但并不等于每个人都拥有同等的投资知识与投资 机会。因为一般老百姓既没有任何投资的经验，又对各个企业运营的真实状况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他们怎么知道他们应该如何投资呢？普通民众和“内部人” （某些政府官员以及企业的上层管理人员）彼此之间所拥有的信息是很不对称的。于是到头来，不少民众手中的那一股很快就打了水漂。如果你担心投资失败因而急 着把自己的那一股去兑换成现金，那也不一定更保险些，通货膨胀一来，钱就不值钱了。与此同时，在监督不力的情况下，一些“内部人”则利用其信息优势和关 系，合法地和非法地迅速地聚敛起巨大的财富。这就会导致民众的不满与反对。捷克的全民分股搞得还好一些，俄国的就搞得很差。
卖，就是把属于全民的资产招标拍卖，然后把卖得的钱用在公共开支（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上。匈牙利的国营企业改革就大量地采取了卖的办法。
“卖” 的办法也有它的问题，因为在改革初期，有钱人少而且有的钱也不够多，大批国营企业没人买得起。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有几种办法。一是等，等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了，民间资本雄厚了，国营企业就有人买得起了。然而这就意味着在一段时期之内，大量的国营企业没法卖出去，只能让它们半死不活维持在那里。
也 许有人会说，在国营企业卖给私人之前，能否做一些改革，使国营企业本身多一些活力呢？譬如说让企业自负盈亏。可是这种办法在道理上很讲不过去。因为国营企 业是属于全民的，让它们自负盈亏等于是把它们变成企业内部员工自己的了。企业与企业之间差别很大。有的企业设备新，产品对路，有的企业设备陈旧，产品也不 合乎市场需要。一旦实行自负盈亏，有的企业不必花多少气力就能赢得巨大的利润，上上下下的员工都迅速地富了起来；有的企业拼老命也无法不亏损，员工们连基 本生活费都发不出。问题是企业之间的这种差别不是出于企业自己的决策，而是当初政府统一安排配置的；包括员工，也是政府统一分配的，不是自己选择的。那些 盈利少和亏损的企业的员工自然会质问政府：“既然当初的一切决定都是你们作出的，现在凭什么让我们来承担恶果呢？”再者，自负盈亏能否提高效益也很可怀 疑。因为在这里，企业仍然没有交到真正的个人手里，因此仍然难以为企业的经营提供足够的刺激。
出卖国营企业的另一种办法是，愿意买的人可 以向银行借钱来买，借钱时可以拿企业做抵押，保证分期付债。这种办法的困难是，它给政府官员提供了中饱私囊的较多机会。有权者如将国有资产以低价卖给亲友 或暗中行贿者，便可大捞一笔。由于资产并无客观准确的价值，别人对他们这样做还很难挑出毛病。另外，如果借钱的人事后还不起，那又怎么办呢？俗话说帐多不 愁，欠款的金额越庞大，别人拿他越没办法。
再一种办法就是把国营企业卖给外国人。既然在短期内本国出不了大富豪，买不起国营企业，那就干 脆让外国的大富豪来买。匈牙利就把大量的企业卖给了外国人，以至于有人要惊呼：“匈牙利还是匈牙利人的吗？”除开这种批评之外，匈牙利式的“面向外资全卖 光”的做法还会造成较大的贫富分化，那也不免引起很多不满。
以上分析说明无疑是相当粗略的，不过那也足以证明把公有制变成私有制是何等的 复杂与艰难。不论你采取哪一种办法都会造成一大堆麻烦，因此总会有不少人从不同的角度提出种种责难。人们会采用言论、集会、罢工、结社以及投票等各种手段 表达自己的意愿。新生的民主政府面对着这些棘手的问题，很容易要么议而不决，要么决而难行，而且还难免时不时地作大幅度的修改。在私有化改革的初期阶段， 很多国家的总理都等不到做满任期就被换掉了。这就有可能使得整个经济形势处于某种摇摆不定和动荡不安，令外资望而却步，裹足不前，那又反过来影响了该国的 经济发展。
俄国东欧的经济改革一波三折，步履维艰，应该说是不难理解的。想想也是，正像有人说的那样：“资本主义有穷人和富人，社会主义 有穷人和更穷的人。”社会主义要改成资本主义，那就是要在一个大家都是穷人的社会里，尽可能迅速地造就一小批富人；而又要尽可能地让大家都能接受都能认 可。这该是何等艰难。
七、中国模式的本质——持枪抢劫
共产国家的经济改革，除了上面提到的还、分、卖三种办法之外，还有 别的办法吗？有，那就是送。早在上世纪80年代，张五常就明确提出他的改革方案：“干脆使某些干部先富起来，给他们明确的产权分配。”不是发愁没有资本家 吗？让党委书记们当资本家不就成了吗？一旦党委书记变成了资本家，也就是说，企业变成了书记们的私产，他们自然就会像资本家一样行事，企业的效益自然就上 去了，公有制的私有化改革也就大功告成了。
那么，为什么要把国营企业白白送给共产党的干部们呢？张五常回答说：因为“中国的改革，是不能 置既得利益的干部于不顾的——不是因为在经济上或道德上他们应被特别照顾，而是因为他们的反对是足以阻碍制度的改进的”。当然了，如果你把企业送给干部， 干部保证都会成为改革派。可是，给某些干部明确的产权分配，也就是把本来属于全民的财产送给少数干部，这固然是充分地照顾（岂止是照顾）到了干部们的既得 利益，但它无疑是侵犯了广大人民的既得利益。为什么少数干部的既得利益不能侵犯，广大民众的既得利益就可以侵犯呢？
张五常不肯明言的理由当然是，因为广大民众的反对是不足以阻碍制度的改进的。如果民众要反对要抗议呢？合乎逻辑的答案只能是：镇压。所以，张五常提出的办法，说穿了就是抢劫，是在专制强权保护下的抢劫，是持枪抢劫。
当 然，中共当局不可能明目张胆地接受张五常方案，尤其是在“六四”之前，因为它不能不担心引发民众的强烈反抗。“六四”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有了“六 四”，中共谅视老百姓不敢反抗，即使有少量的、分散的反抗也成不了气候。90年代以来，中共加快了经济改革的步伐，在很大程度上是改头换面地实行了张五常 的方案。
简单说来，“中国模式”成功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由于中国是在一党专政的铁腕下推行经济改革，官员们发现他们可以借改革之机大发其 财，因此转而对改革大力支持。政府官员巧取豪夺，把公共资产据为己有，一步到位完成私有化；党委书记摇身一变就成了资本家，这样，他们就比过去更加关心企 业的效益，热心经济的发展。由于权钱交易，越是权力大的人越是有可能在短期内积累起雄厚的大资本，这就有利于建立大企业或者是把原有的国营大企业私有化， 从而有利于整个经济的发展。
由于中国坚持一党专政，政府独断专行，不在乎公众的压力，想改什么就改什么，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政府想涨价就涨价，想裁员就裁员，国营企业想卖什么价就卖什么价，想送谁就送谁；由于社会上缺少反对与制衡的力量，政府拥有强大的镇压能力，也更有能力贯彻自己的决策。
由 于中国坚持一党专政，“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例如禁止独立的工会农会），使社会高度稳定；又由于政府不受挑战，不可替换，对经济活动有很强 的控制力，政府的行为就有更强的一贯性和可预知性，这就更容易吸引大量的外国投资，同时还能比较有力地防止国际经济震荡对国内的影响。
由 于中国坚持一党专政，不少领域——主要是政治领域——被列为禁区，这就使得更多的人不得不投身于经济领域；再加上精神真空的出现，人们的贪婪与物欲空前解 放，这无疑也对经济发展有火上浇油、推波助澜之效。至于那些在权贵私有化中其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下层民众，由于在现行体制下无法讨还公道，只好回过头来自 谋出路，从头干起。中国的劳动力本来就廉价，在持枪抢劫的情况下形同奴工，自然就更廉价。这就构成了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最大优势。
正如秦 晖所言：所谓中国模式或中国奇迹，其主要特点“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 生资源）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蔑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 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 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
八、中国模式的最大问题是没有任何合法性
中国模式有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它没有任何合法性。我 们知道，共产党本来是靠打倒地主资本家起家的，现在它自己却变成了最大的地主最大的资本家。早先，共产党以革命的名义，把平民的私产变成所谓全体人民的公 产；现在，它又以改革的名义，把属于全体人民的公产变成了他们自己的私产。先是以革命的名义抢劫，后是以改革的名义分赃。两件相反的坏事居然让一个党在 50年的时间里全做了。天下还有比这更无耻更恶劣的吗？
以上所说，至浅至明。徐友渔说得好，观察今日中国，不需要望远镜显微镜，凭肉眼即可，用常识就行。
就 以国企改革为例。长沙下岗工人陈洪在他的博客里写道：计划经济是应该改革。改革是免不了要付代价。但是计划经济不是我们工人发明的，是你们共产党发明的。 要付代价，该你们共产党付代价，怎么叫我们工人付代价呢？凭什么你们共产党官员们就成了资本家，我们就成了打工仔了呢？－－这么浅显的道理有什么难理解难 把握的呢？
谈到今日中国的贫富悬殊，我要说的是，中国的贫富悬殊不但在程度上最严重，而且在性质上特别恶劣。因为中国的贫富悬殊不是历史 造成的，也不是市场造成的，而是专制权力造成的。在中国，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创造的财富被权势者所掠夺；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掠夺了别人创造的 财富。因此，要解决中国的贫富悬殊问题，决不能只靠改进税收政策，多收富人的税用来补贴穷人；而必须首先把权贵们掠夺的财产归还给人民。
再 谈官员的腐败。民间早就流传这样一种说法：“见一个毙一个可能会有冤枉的，隔一个毙一个肯定会有漏网的。”中共领导人口头上也说要反腐败，但实际上他们纵 容腐败，因为他们需要腐败。对今日中共而言，腐败是投名状，是普遍的腐败在维持着政权的稳定。中共当局深知，姑且不谈“六四”，不谈“六四”后20多年持 续不断的政治迫害，使中共负下多少政治的欠债，单单是积重难返的经济腐败，一旦中国实行自由民主，就可能把相当比例的官员送上经济犯罪的审判台。出于对清 算的恐惧，中共对自由民主比以往更害怕更敌视，这反过来构成了抵制政治改革的最大阻力。
九、中国模式是对人类自由与和平的严重威胁
2010 年10月8日，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宣布，将本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中国的异议人士刘晓波。在颁奖公告里，前面一大段是对中国政府在改革方面取得的成就 大加肯定，后面则提出中国存在的人权问题，希望中国政府有所改进。他们的逻辑是：既然你们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等方面做得这么好，为什么在人权问题上那么 坏？为什么不能在人权问题上也有所改进也变好点呢？
他们不知道，中共政府的思考逻辑和他们不一样。中国政府想的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正是建 立在对人权的压制之上，那我们怎么能放弃对人权的压制呢？如果我们放弃了对人权的压制，我们就是放弃了我们的最大优势，我们的经济也就发展不起来了；岂止 是发展不起来，而且还很可能陷入危机，陷入天下大乱。换言之：中国政府想的是：今天我们能搞得这么“好”，就是因为我们“坏”；如果我们不这么“坏”了， 那我们也就不会“好”了。
中共领导人清楚地知道，所谓中国奇迹，是建立在“六四”屠杀的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最大的伤天害理、不公不义的 基础上的。一方面，他们以中国的经济发展为理由为“六四”屠杀辩护；另一方面，他们顽固地坚持一党专政，坚持压迫。他们担心一旦政治上放松压制，民间要求 经济清算的浪潮就势不可挡。中共领导人说，他们希望再有几十年的稳定，他们将把中国建设得更好。他们无非是希望继续这种专制强权下的改革与发展；所谓“建 设得更好”，顶多是，一方面通过时间把黑钱漂白，一方面使贫富差距有所缓和，到头来，“中国一定会发展得更为强大”。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一个以这种罪恶的 方式造成的强大国家，只能是一个更加自信因而更加骄横并且更加强大的专制政权，它必定会对人权、民主和正义等价值更加蔑视与敌视，对人类的自由与和平构成 更大的威胁。
我们能够改变它，战胜它吗？当然能。但前提是，我们要对它有清醒准确的认知。政治上的很多事，知难行易。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很多人还看不清。
（注释略）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98期 2013年2月8日—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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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点：一是很多自吹自擂的数据经不起验证，隐形消费 唐夫 [278 b] 2013-02-24 13:20:09
[点击: 117](1251598)[点击: 154](1251574)[点击: 155](1251571)这个漏洞堵得不错 黎星萍 [54 b] 2013-02-24 20:5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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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240](1251508)我们几代人作出奉献牺牲，是值得的应当的？明明是被迫的嘛 博讯螺杆 [390 b] 2013-02-24 00:2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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