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满非虚构写作的子弹，却从未开枪
谢丁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3年05月31日
2010年夏天，我打算写一本有关重庆的书。那时正是重庆 打黑的高潮期，全中国都在议论李庄、王立军和薄熙来。在北京一家饭馆，我和几个朋友相互探听着重庆政局的各种秘闻，对接下来的事态发展做出各种预测。像大 多数中国记者和出租车司机一样，我们对政治有一种天生的敏感，好像共产党高层的一丁点儿变动，都会波及到我们的生活似的。而薄熙来的命运在那年还不可知。
我那时刚从一家杂志社辞职，雄心勃勃准备开始自己的创作。在之前六年的记者生涯中，我写过几百字的报纸新闻，三千字的特写，以及字数上万的长篇报道。我想也许写书的时刻到了。
重庆是我的家乡。对记者来说，那里正在发生的一切似乎都是 重大事件。有人说，重庆的去向一定会影响中国的未来。这句话像个魔咒，成天在我脑子里转。对于中国的政治现实，我其实一知半解，但当这样一个重大题材摆在 面前时，我好像无法拒绝它的诱惑。我仔细斟酌了操作的可能性――既包括我该选取什么角度的技术问题，也顺便想象了一下书成之我将收获的荣誉。书的标题我都 想好了，叫《重庆的红与黑》――一个多么沾沾自喜的隐喻。
那时"非虚构写作"这个词在中国还未像今天这样，成为一种 谈论太多而变了味的流行词。中国可写的题材实在太多了，几乎每天都有大新闻诞生。人们还来不及消化昨天的危机，新的冲击已登上报纸头条。我和几个志同道合 的朋友，常常坐在咖啡馆，严肃地讨论着写书的话题，感叹中国正在成为非虚构写作的沃土。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来谈论写一本非虚构的书，花很少的时间甚至从没 有坐下来真的动笔。
说来奇怪，我们很多偶像都是"老古董"了，有的作品距今已 有50年历史，有的更长。美国作家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的《冷血》(In Cold Blood)是我们公认的非虚构典范，尽管有种种传言说这本书有不实之处，但那并不妨碍它在我们心中的地位。与他同时代的汤姆・沃尔夫("Tom" Wolfe)、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也是我们热议的对象，当然他们倡导的"新新闻"已经有点老气横秋。但是这无损于他们的魅力――有时候我想，也许除了他们的作品，还有他们张 扬不安分的个性和作家可以领受万众欢呼的时代氛围，这些凭添了他们的魅力。按照另一个致力非虚构写作的美国作家盖・特立斯(Gay Talese)在《王国与权力》(The Kingdom and the Power)里的说法，他们那才叫真的记者呢："记者都不安分，都是喜欢偷看下流场面的人，吹毛求疵，在各种人身上和各种地方寻找瑕疵。对他们有诱惑力的 不是日常生活的健全场面，而是诸如骚乱和抢劫，国家分裂和轮船遭难，银行家流窜到里约和烧死尼姑之类的事情――荣耀是他们的追求，壮观是他们的激情，而正 规，却是他们的敌人。"在我们读来，这段话的重点往往落在"荣耀"上，谁会拒绝凭借一部作品就成名，宛如明星？在非虚构这个庞大的主题下，我们似乎有意识 地偏向于记者式的写作，刻意忽略了历史和学术研究的著作。我们还谈论老的诸如四十五年前出版，"事事有根据，人人有下落，句句有出处"的《巴黎烧了吗？》 (Is Paris Burning?)；新的比如美国作家劳伦斯・赖特(Lawrence Wright)的《巨塔杀机》(The Looming Tower)。我们从中看到的不仅是作品，还有一些身份认同和幻想。
这些非虚构作品在那些年给我带来了震撼，它们也似乎表达着一种共同的特质：关注重大的人物或事件。一场引人注目的谋杀，一个恐怖组织的诞生，一次解放巴黎的行动等等。每一个题材都是如此重大、听来令人兴奋、隐含着写作者巨大的抱负。
对于那本仍悬于空中的《红与黑》，我也曾试图展现这样的野心。我知道它来源于哪里，也想掌控它去往何处。但一年后，我一个字也没写出来。
后来很多外国记者撰写的与中国有关的非虚构作品引起了很大 反响。其中以曾担任《纽约客》杂志驻中国撰稿人的何伟(Peter Hessler)和曾经是《华尔街日报》记者的张彤禾(Leslie T.Chang)在这几年最引人瞩目。他们是一对夫妇，前者代表作包括《甲骨文》、《江城》、《寻路中国》和最新的《奇石》，后者代表作是刚刚出版中文版 的《打工女孩》。有的人追捧他们，也有人不喜欢他们，但不论如何都无法忽视他们。
2011年春天，我跟随何伟前往涪陵，他的《江城》描摹的 地方。途径重庆，我向那个城市投下了匆匆一瞥――那时李庄案仍在升温，出租车司机讽刺地说，薄熙来也许会永远留在重庆了。我以为自己会为写作上的毫无作为 感到遗憾――因为事态正变得越来越戏剧化，但我却毫无感觉。而在涪陵的见闻，却让我对非虚构写作有了新的认识。何伟对我说，《江城》这本书的力量在于，它 来自某个非常特殊的时刻，一个特殊的地方，他和他的学生们，都是在那个期间长大成人。
《江城》在美国出版时，很多外国记者早已把目光投向中国。 经济突飞和政治变动使中国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前《时代》周刊北京分社社长傅睦友(Matthew Forney)告诉我，在美国，几乎每个出版社都有一本关于中国的书等待出版。是啊，中国是非虚构写作的沃土，这些外国记者像"淘金者"一样来到中国，只 要运气不太坏就能满载而归。
但不是每一本书都能获得读者的青睐。《纽约时报》驻京撰稿 人张彦(Ian Johnson)曾对我说，"《江城》是一本很神的书，很多外国记者认为，一本有关中国的书应该直面一些重大命题：政治、环保、人权或者外交，但那样的 书，却非常容易过时，"张彦说，"但何伟写的不是那些话题，他只记录普通人的生活和内心是如何转变的。"这正是《江城》这一类非虚构作品最令人着迷的地 方：它无关宏大叙事和重大命题，作者似乎只是凭借兴趣和激情就完成了写作，却抵达了更接近本质的价值。
究竟该盯住重大题材，还是凭借兴趣写更有激情但或许更平常 的主题？就在几个月前，当我向张彤禾提出这个问题时，她说，题材有意思，写得好，自然就有人看；题材是否重大并不重要。她回忆年轻时印象最深的一部非虚构 作品，是美国作家必辛格(H.G. Bissinger)写于1990年的《胜利之光》(Friday Night Lights)，只讲了一个小镇橄榄球队的故事。"你要知道，肯定有人对你写的东西不感兴趣，"她说，"但如果你自己有兴趣，一定也有人和你一样。"还有 更极端的美国作家约翰・麦克菲(John McPhee)，他是何伟在普林斯顿的写作课老师，非虚构写作了一辈子。他有20多年专写地质题材，还写过原子弹、美国商船队、俄国艺术和钓鱼，还有一本 专门描写橘子的书。
我有很长时间不再考虑写书的事。2011年6月，李庄刑满 出狱回到北京。第二年春天，王立军戏剧性地让重庆拐了一个弯。随后暴露出来的谋杀，腐败，共产党内部的权力斗争，使得重庆事件演变成中国近年来最重大的新 闻。有一次，一个朋友对我说，如果你当初就开始追踪重庆的故事，如今正是成书的好时机，一定会大获成功。我愣了片刻，不知如何回答。
我经常听到一些抱怨之词，这几年中国记者坐守"金山"却并 没有出产足够多的非虚构佳作。有一种说法是在审查制度的高压之下，中国记者举步维艰；而另一些则认为我们所受到的职业训练并没有达到足以把握一本好作品的 地步。中国媒体人李海鹏有一次说："把非虚构写作的困难归到环境是不公平的。很多时候给你留了缝隙，只是你做得不够好。"
如何才能动笔？写作技巧也并不是最大的问题。问题在于，你得对某个题材有写作的激情和冲动。至于题材是否重大，已无关紧要。
我觉得自己对非虚构写作这个话题思考得足够多了，或者是太多了，每天思考和谈论这个话题已经占据了我所有的时间。朋友有时着急，说我就像一把手枪，上满非虚构写作的子弹，却从未开枪。可能是这样的。至于什么时候准备开枪，我到现在还在思量。
谢丁是记者，目前供职于《时尚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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