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03月11日 星期一 03:32 AM
中国确定国家领导人以及政策走向的两会正在举行的过程之中，而此前关于习李新政的走向一直未外界，尤其是外媒所关心。由于习近平在百日新政的过程中，展现了其开明、反腐的决心，外界猜测习李新政或许会像前苏联最后一届总书记戈尔巴乔夫那样，走新思维的道路。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3月11日刊发了其专栏作家张广昭的评论，认为习近平近期的言论表明，习李新政绝不是戈尔巴乔夫道路的重复。而作者建议，新加坡模式反而可能是中国改革可以借鉴的道路。以下为联合早报评论原文：
(图片来源: 习)
习近平不是戈尔巴乔夫
习近平、戈尔巴乔夫与新加坡模式
张广昭
审时度势
2013年2月22日，是习近平新政一百日。在这100天里，中共"新老交替"中首位一并接任总书记和军委主席的习近平，以更大的权威与自信，在中国强力推进变革，赢得了改革派和公众的欢迎。很明显，这位有着中共红色血统的新接班人，希望有所作为，给历史留下点什么。虽然习近平极少在公众面前，详述自己的的改革观和发展模式偏好，但已有的迹象和信息显示，他正在努力探索发展进步与控制社会的平衡点--新加坡模式似乎成为他的首选。
谙熟马列主义的习近平深知，政治腐败、信念动摇和军队失去忠诚，是苏共失去政权的主要原因。某种程度上，百日新政似乎就是从这样的教训中受到的启示。《纽约时报》15日报道称，去年12月在广东视察时，习近平警告党内人士必须"深刻"汲取前苏联的教训："苏联为什么会解体？苏共为什么会垮台？一个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动摇了。最后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按照党员比例，苏共超过我们，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是中共建国元老，这样的政治家庭背景，让习近平在党内兼具权威性与敏感性，他会倾向于认为，自己有责任守护好父辈打下的江山。所以，习近平关于前苏联教训的言论是希望告诉全党，在谈及改革时，他绝不会成为第二个戈尔巴乔夫。这很可能令西方一些观察者和政治家失望。但正如熟悉中国事务的李光耀所说："中国不会成为自由民主国家。若成了那样的国家，中国会崩溃。如果你相信中国将发生某种民主革命，你就错了。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中共领导人将尝试各种方法；多党制一人一票的民主体系除外。"
其实，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推行改革与捍卫党的自上而下的权力之间的冲突，就一直是中共永恒的主题。尤其是进入新世纪的这些年，这种矛盾已经变得尤其尖锐。伴随着人们教育程度的提高，社交网络等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中国公民的权利意识开始觉醒。相对于以往受到的不公正，他们有了更多表达不满的渠道，包括类似西方的街头抗争。他们对负责制政府、透明性体质的期待越来越高，期待更有效的官员问责的压力逐步增长。换言之，当前，中共面临一场如何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有效控制社会的严峻考验。
非常重视民意的习近平，已经尝试对公众的期待做出回应。他和他领导的团队正在寻找一种可替代的发展模式。迹象显示，他认为新加坡模式可以作为一种尝试。
上台前便留意新加坡
据《纽约时报》去年10月的报道，2010年夏天，习近平在北戴河同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进行了一次鲜为人知的会晤。当时，习近平和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达成了共识，即将来要尝试采用新加坡模式。当年11月，习近平便带领一个团队访新，研究新加坡的执政模式。另有港媒报道称，中国中央电视台正在准备播出有关新加坡现代化经验的纪录片。
对于中共领导人来说，新加坡模式允许更多的自由经济政策及政治声音，同一党执政并存，这一点对他们很有吸引力。另外，新加坡成功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也是非常值得学习的地方。
尽管国际上普遍认为，新加坡模式对政治、媒体和居住的管制，展示了"一种半集权主义和半自由民主的体制"，但是从福山对现代政治秩序的定义来看，新加坡模式已经切合。斯坦福大学学者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认为，现代政治秩序具有三大要素，即强大的国家、法治、负责制政府。
新加坡模式被很多人误读。其实，新加坡拥有在严刑峻法体制中维护着的选举制度。执政党--人民行动党每五年要交一次成绩单给新加坡选民，而新加坡选民难能可贵地具有台湾选民不具备的理性：更多地是通过自己对候选人的素质、政绩做出判断来挑选政党。也许选举制度有瑕疵，但人民行动党仍是通过选举合法性上台执政，他们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不比西方政党差，对民意的敏感程度也令人惊讶。
新加坡模式最为核心，也是最有别于中国的是，新加坡是一个高度讲法治的社会。这方面，新加坡更像是一个西方国家，一切规则透明化、法治化。即使是涉及最高领导人的案件，也只能由司法途径解决，而非"批条子"、"递纸条"。相对的，中国是一个高度"关系化"的社会，司法威信度不高。权势阶层往往依赖特殊资源和途径，减轻甚至免受法律的惩罚。正如福山所说："中国是创造现代国家的第一个世界文明。但这个国家不受法治限制，也不受负责机构的限制，中国制度中唯一的责任只是道德上的。"
任何发展中国家，都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发展模式，但独立发展、几乎没有外界输入的社会，在今天微乎其微。一方面，政治总是处在发展的态势中，经济增长、社会新参与者的动员和外国模式的流行，都在提供政治变化的契机；另一方面，政治制度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政治制度的变化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结果。动真格反腐、劳教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政的起点。如果希望中国和平民主转型，习近平可能偏好的新加坡模式，已经是一个积极信号。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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