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觀者言 - 吳祚来 旅美學者
共同富裕爲什么是一個政治謊言？
共同富裕這個概念或口號，給人非常美好的感受。 | |
最近一篇未署名文章，写毛、鄧、习的政治邏輯一致性，在學者圈中引發討論，毛鄧习有没有政治邏輯上了一致性？当然有，共同點在我看来，就是党國政治模式下的個人威權管治模式，由個人威權来统領全党全國人民，实現自己的政治意志。他們希望引領人民過上幸福的好日子，物质層面的需要被無限放大，大同的夢想被畫成美麗的餡餅，懸在紅色的天空上，但總是無法落实到人間。政治家最應該致力于追求的憲政民主，却被故意漠視與回避。
当然，我不認爲毛鄧没有巨大的區別，毛認爲只有合作化、人民公社、反市場經濟才能实現共同致富、不至于贫富两極分化；而鄧时代却完全相反，通過農民承包土地與市場經濟，来实現他認爲的共同致富。鄧恢复了經濟常识，习呢，現在仍然走在集權通往極權的路上，個人極權可以向惡，也可以向善，如果能夠恢复政治文明常识，习將華麗轉身，使其與毛鄧有本质的區別，但現在我們还没有看到他轉身的迹象與路径。
共同富裕這個概念或口號，給人非常美好的感受，其一是富裕，其二是共同，看起来非常平等公平，就像家族裏的一個長者，他说话要把一碗水端平，要全家人共同努力，把家裏弄富起来，每一個人可以平等享受財富。
國與家一體化，天下大同，是中國人自古以来的夢想，但每一個中國人躬身自问：什么力量能让天下每一個人都能平等得到財富？什么力量能保障財富被平等分配？什么人能帶領天下人去共同致富？
既然有伟大領袖提出了伟大夢想，没有人去质疑，更不會有人去反對，試想一下，誰會反對美好的共同致富呢？
"共同富裕"這一概念最早出現在党的正規文獻中是1953年，中共中央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發展農业生産合作社的決議》。決議指出："爲進一步地提高農业生産力，党在農村中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務，就是要善于用明白易懂而爲農民所能夠接受的道理和辦法去教育和促進農民群衆逐步聯合組織起来，逐步实行農业的社會主義改造，使農业能夠由落後的小規模生産的變爲先進的大規模生産的合作經濟，以便逐步克服工业和農业這两個經濟部門發展不相適應的矛盾，並使農民能夠逐步完全擺脫贫困的状況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榮的生活。"
中共中央的決議是不是美好的構想？這一構想據稱在党內外廣泛征求過意見，特別得到廣大農民所接受。毛澤東说："康有爲写了《大同書》，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我們却"造成了一種可能性：經過人民共和國到達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到達階级的消滅和世界的大同。" 1956年，全國工商界青年積極分子大會致毛澤東的保證書说："我們只有在中國共産党和您的教導下，才懂得了资本主義腐朽的本质和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势，而選擇了使全國人民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康莊大道。"
我們對比一下1949年3月，毛澤東與黃炎培等民主人士谈话，認爲發現了民主道路，可以化解王朝兴衰周期律，而剛剛建政之後不到二三年的时間，毛澤東完全忘却了民主道路，改行党領導下的社會主義道路，党不再帶領人民搞民主憲政，而是帶領人民共同致富。一個宏大無邊的政治陰谋開始啓動，爲了這個宏大的政治陰谋，毛澤東需要一系列殘酷的政治行動相配合，三反五反、反右，使任何敵對者、異端、知识人都被全面打擊（当百萬人被人身消滅）， 與聯合國在朝鲜战爭之後，開始合作化，開始大跃進人民公社，人民成爲人民公社裏的合法自甘奴。
農民得到的是虛擬的餡餅，失去的是什么？是永久的土地，还有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形態。小農經濟形態被龐大的政治性的人民公社取代，生産工具生産资料全部充公，就在這個充公過程中，大量的豬、牛、羊被屠宰，特別是耕牛被屠宰，人們幻想着進入公社之後，一切都會由党和國家来安排，進入社會主義之後，就可以跑步進入共産主義天堂。粮食被集中起来在大食堂裏食用、还因放卫星而向國家多交粮，造成巨大虧空，天國的幻影很快崩塌，史無先例的大災難成爲現实，三年人爲災難，造成數千萬人被餓死或非正常死亡。
共同致富、社會主義道路這么美好的愿景，爲什么釀就巨大的災難？
毛澤東的中共想用几年的时間，改變中國几千年的社會生態，想用社會主義大家庭取代血親小家庭，如果要说共産主義社會，人類自從有了家庭，基本就实現了家庭本位的共産主義形態，当這種形態擴大到一個村莊、十几個村莊共同體时，它必然出現變數，而這種變數，是一個領袖、一個政党無法控制的。
鄧小平当政之後，放棄了階级鬥爭，結束了文革，但没有結束毛时代共同致富的謊言，仍然在用虛幌的餡餅，来虛化文明社會對選票、憲政的真实需求，鄧小平说："社會主義的本质，是解放生産力，發展生産力，消滅剝削，消除两極分化，最终達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人民大衆最终達到富裕，但絕不是"同时富裕、同步富裕、同等富裕"，我們要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来，让先富帶動後富，实現共同富裕（共和國的本质是人民民主，毛没有说，鄧也不會说，话題總在財富致富這一層次上無限展開） 。
不允許一部分人富起来，甚至不允許致富，是文革思維，鄧小平的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則是對文革时期極端反財富思維的否定，在当时有積極意義，鄧小平後面接着说出的话，則是虛幌一枪、無法落实了，先富帶動後富，实現共同致富。人們永远記得，当學生與市民要求当政党反腐敗，要求憲政民主之时，鄧小平悍然進行了鎮压與屠杀。人們反對的是什么呢，反對的是当權者通過權力，来發家致富，而這一點，鄧小平没有致力去反，还有，官员財産公開公示，鄧小平也没有去做。说了無數句共同致富，还是没有將屬于農民的土地还給農民。让農民承包本屬于自己的土地，但却不能还地于農民，还選票于公民。
当政治家不致力于政治文明建設，不让人民有自己的代表，選票、自由發言權及正常的社會組織，只让人民一心一意谋財富之时，這樣的政治家不是正常的政治家，而是陰谋家、無良政客。所有的財富創造與成果，都在極權者手中，孫悟空無論怎樣創造，都在如来佛手掌心，毛澤東玩共同致富，破産了，鄧小平玩共同致富，时至今日，我們看到的是國家全面潰敗，從自然生態到道德生態，都在比突破底線，突破法治與人倫底線，腐敗從政治到經濟到人心浸透每一個領域層面。
鄧小平違背社會常识，却無人说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個让字，體現極權者的霸道心態，我可以让你先富起来，我也可以让你立即破産。而让先富起来的人帶動後富起来的人或地區，实現共同致富，這是最荒誕不經的事情了，國家的責任在哪裏？國家應該通過税收来平衡財富分配，富人多交税，多交的税不僅僅是用来養党和政府的，也不僅僅用来用于軍備與維稳的，而是要更多地用在教育與医療保障上，用在保障最低收入人群的生活補助上，個人富不富不是國王或当政党要解決的问題，但贫困與疾病的保險，却是國家政府應該急切要做的事情，一些人永远不想勞動不想致富，你如何去帶動他們致富？先富起来的人或地區，还要花力氣去帶来後富，世界上哪個國家民族如此而爲過？
习近平当政以来，在不同場合仍然习慣性地讲共同致富，似乎不讲共同致富，就不是社會主義制度。現在是习近平超越鄧小平的时候了，鄧小平说過，社會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在經濟領域回歸了人類常识，在政治領域，习應該勇敢地说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民主憲政，没有憲政民主的保障，先富起来的人可能一夜之間財富荡然無存，社會主義不僅要保障公民的私有財富的神聖不可侵犯，更要保障公民的政治權利神聖不可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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