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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7月 12, 2015

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的对日谋略、蒋介石的政治空间观念研究


光召,轉兩文,稍長。羅敏一篇更有參考價值。老康



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的对日谋略
杨天石 撰稿

    1933年1月1日,蒋介石打开日记,写下了两行字:
    雪耻之记,已足五年,今年不再自欺乎?
    倭寇警报日急,望自奋勉,毋负所生也。(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928年5月,蒋介石率兵北伐,在济南受辱,立志雪耻,至此大体五年。回首既往,蒋介石对自己的抗日表现很不满意,希望新的一年不再"自欺", 有所作为。鉴于日记常常最能反映一个人的真实思想和内心活动,本文将以蒋介石的日记为主,结合其他相关文献,考察他在卢沟桥事变前的对日谋略,检查他是如 何对待自己的誓言的。
    蒋氏30年代的日记至今尚未公布。笔者所见只有三年:1931年为毛思诚摘抄本;1933年仅存1—2月;1934年为全年。由于1931年的日 记我已在《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注:《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6年版。)一文中利用过,故本文以利用 后两种资料为主。它们均为蒋介石亲笔原稿本,未经任何改动,史料价值较高。其他年份,则依据所引。它们虽然片段、零碎,并有删节和改动,但从可以对照的部 分看,此类删改大多属于文字加工,因此,在目前情况下,仍有使用价值。
    避免决战,以"和平"为推迟战争的手段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曾下过北上抗战的决心,并曾为此预立遗嘱。(注:蒋介石日记(毛思诚分类摘录本),1931年9月28日、11月17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但是,没有实行,旋即下野。此后直至卢沟桥事变爆发,南京国民政府的部队和日军只进行过两次大的较量,一是1932年的淞沪 抗战,一是1933年的长城抗战。
    1932年1月28日,日军突袭上海,以蒋光鼐、蔡廷锴为首的第十九路军奋起抗战。当时,蒋介石尚未正式恢复公职。事变发生后,被任命为军事委 员,3月18日,又被任命为军事委员长兼参谋长。他曾有过"决一死战"的想法(注:蒋介石日记,转引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168页。),决 定迁都洛阳,划分全国为四个防区,电令集结兵力,号召全军将士"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 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注:《蒋委员中正告全国将士书》(1932年1月30日),《中央周报》第191期。)。但是,事实上,蒋介石采取的是一面 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他既派中央警卫部队组成第五军,驰沪增援,并曾准备亲上前线指挥;同时则寄希望于英美两国驻沪总领事的调停,不愿采取"强硬"态 度。2月13日,他与何应钦研究决定:十九路军已获胜十余日,"趁此收手,避免再与决战"(注:《何应钦致蒋光鼐、蔡廷锴、吴铁城、宋子文之急电》,中国 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参见《陈铭枢、何应钦、罗文干致蒋光鼐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台北,"中央文物供应 社"1981年版,第513页。)。20日,吴稚晖受张静江等委托,自上海到南京,劝说何应钦"积极"辅助蒋介石指挥作战,何不听;吴随后见蒋,声称十九 路军既已鲁莽作战,"今日之局,有如背水为阵,惟有前进,退无余地者也。既已无端而为义和团,大家止〔只〕有从井救人,盲目而共为义和团。"(注:吴稚 晖:《在南京建设委员会招待所留别蒋介石先生书》(手迹),吴稚晖档案,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但是,蒋不以吴的见解为然。5月5日,中日双方签订 停战协定, 中国方面失去了在淞沪地区驻兵的权利。
    1932年12月,蒋介石估计,日军即将侵略热河,致电张学良,要他照预定计划火速布置,声称"今日之事,惟有决战,可以挽回民心,虽败犹可图 存"(注:《蒋委员长致张学良主任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563页。)。次年1月3日,蒋介石得到日军进攻山 海关的消息。还没有等他反应过来,就又得悉山海关失守。蒋介石估计,日军的下一个目标将是平津,准备亲自北上一战。日记云:"余决心北上,与倭一战,以尽 我心。至于成败利钝,则听之。"(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3年1月5日。)其后,他发现日军占领临榆县城后,未再进攻,估计日军有两个可能,一 是恼羞成怒,进一步扰乱华北,一是见机而止,了结战事。他决定坚决要求日军退出山海关,不再迁就,同时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态度积极备战,开始筹划 调集部队北上作战。日记云:"无论倭寇再攻与否,我军必如预计,急进以备其来。"但是,即使在这一情况下,他仍然寄希望于各国公使的干涉,拟以中国军队不 愿在平津地区作战为理由,要求各国公使出面,设法保全平津。(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3年1月8日。)
    日军在山海关得手后,继续进攻热河。最初,蒋介石估计日军如不从国内调动五师以上兵力,不会轻易进攻(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3年1月 16日。),但他仍决定派兵入热,认真一战,然后再与日方谈判。日记云:"今日前方部队已开进将毕,乃为接洽之时乎?抑待战争结果再与其接洽乎?然非与之 一战,则对内对倭皆不能解决也。故决与之一战,未必果败也。"(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3年1月17日。)这则日记最清楚不过地道出了蒋介石决 定"一战"的目的:不战而和吧?日方可能提出很高的条件,国内各阶层人民也会责难,于是决定"一战",打完仗再与日方交涉。这里,蒋介石的策略是以战求 和,重点仍在交涉,并不想认真地、长期地打下去。
    尽管如此,蒋介石仍然觉得局部战胜也并无把握,所以迅速决定以"固守"为主。1月18日日记云:"此战既不能克,则当专心准备, 以待其来攻可也。"3月4日,热河省会承德失守以后,蒋介石曾要求宋哲元、万福麟等部反攻,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蒋介石均指示中国军队,选择阵地,采取固守 模式。后来,他甚至严厉规定,有关将领不得轻易出击。(注:蒋介石1933年5月6日致何应钦、黄绍竑电称:"我军实力不充,只能妥择阵地抵抗,此种战略 既经择定,宜使全线一体恪遵,怯者固不得擅退,勇者尤不许轻进。论者每持以攻为守之说,欲乘敌人薄弱之点,贪图小利,轻于突击,徒为局部一时之快意耳,固 于事无济,且最易牵动全线。"见《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308页。)
    2月下旬,蒋介石在江西完成剿共布置,在各方呼吁下,开始作北上准备。他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支持现在战局;收拾败后残局;部署华北继起之战局。 同时提出,今后对日作战,"以运用外交为中心",蒋介石称之为"使倭寇时受精神上之打击"。(注:蒋介石日记,1933年2月26日,转引自《总统蒋公大 事长编初稿》卷2,第273页。)3月6日,蒋介石秘密离开剿共指挥中心南昌,9日进抵保定。13日,胡适从北平前来问策,蒋介石表示,中国方面须有三个 月的准备才能作战,而且还只能"在几处地方用精兵死守,不许一个人生存而退却","叫世界人知道我们不是怕死的"。(注:《胡适的日记》,1933年3月 13日,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影印原本。)此时,长城各口的防务虽因中央军队的北来而得到加强,在喜峰口等处取得过局部胜利,但主帅是这种精神状 态,自难指挥部队取得全局性的胜利。3月25日,蒋介石因江西"剿共"前线战事失利,匆匆南返,决定对"寇患","取守势";对"匪祸","应准备速 剿"。(注:蒋介石日记,1933年3月28 日,转引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288页。)4月4日,蒋介石由南京赴赣,继续"剿共"。同年5月5日,蒋介石决定"先行缓和华北之局势", 将中国军队从长城沿线后撤,并将古北口至山海关等地划为"缓冲"地带。(注:蒋介石日记,1933年5月5日,转引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 307页;参见蒋介石复何应钦电,同书卷2,第309页。)31日,中日签订《塘沽停战协定》。
    "九一八"事变时,南京国民政府和张学良都持不抵抗态度,受到国人诟责。此后,日军进攻上海和长城各口时,蒋介石自然不能毫无抵抗,但是,他又并 不真正想打,特别不愿意调动全部力量,与日军决战。其原因,一由于他的兴奋中心在"剿共",关于此点,下文将要论及;另一原因则在于蒋介石对日本的军事实 力估计过高。他认为:日本已是现代化国家,日军武器精良,技术高明,中国在短时期绝对无法弥补这两大缺点。因此,在他看来,中国军队"有败无胜,自在意 中"(注:《电复陈济棠总司令》,《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312页。)。他甚至估计,日军在三天内就可以占领中国沿江、沿海的要害地区,切断军 事、交通、金融等各项命脉,从而灭亡中国。(注:《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317页;又见 《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卷,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878页。)
    基于上述认识,蒋介石反对孤注一掷的作战方法,强调对日作战是一场长时期持久的战斗,必须"以时间为基础,与敌相持,在久而不在一时"(注:蒋介 石日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340页。)。因此,在战略上,他反对"一线配备"与"一次决战",认为那样做,一败之后,将永无复兴之望。他 说:"我们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作长期不断的抵抗,他把我们第一线部队打败之后,我们再有第二、第三等线的部队去补充,把我们第一线阵地突破 以后,我们还有第二、第三各线阵地来抵抗","越能持久,越是有利"。(注:《国家兴亡责在军人》,《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294页;参见同书 卷2第259页。抗战胜利后,吴稚晖曾称:"二十六年抗战,蒋如在宁沪皆孤注一掷,不惟无本钱莅渝,而倭寇早据有全华,则以后局势,恐英、美、苏亦受德、 日之优势相压,世界且不似今日之局面矣。"见《〈在南京建设委员会招待所留别蒋介石先生书〉题跋》(手迹),吴稚晖档案,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塘沽协定》签字之后,日本军国主义者暂时停止了对中国的军事进攻,转而支持地方实力派,企图在中国建立所谓"华北国"、"华南国"、"蒙古国",蒋介石也相应地改变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转而"为和平之最大努力"。
    "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包括国民党内部,都有一部分人主张对日本"绝交宣战",蒋介石认为,在内无准备的情况下,绝交是危险的做法。(注:《总 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163页。)在此后的几年内,他尽力维持、改善和日本的关系,并且几度想将这种关系向前推进,企图以此来消除交战危险,在两 国间谋取和平。1934年12月20日,蒋介石以徐道邻的名义发表《敌乎?友乎?》,说明中日两国犹如"唇齿辅车",要求日方悬崖勒马,及此回头,和中国 友好。1935年2月,蒋介石派王宠惠访问东京,以私人身份向广田外相传递"善邻"希望,要求日方解决东北问题,取消不平等条约,维持两国间的真正友谊。 同年6月,发布《睦邻敦交令》,禁止中国人民组织抗日团体,发表抗日言论。9月,又命驻日大使蒋作宾与广田交涉,提出基本原则三项,要求恢复中日邦交的正 常轨道,用和平外交手段解决今后一切事件。11月19日,国民党召开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在会上提出对外关系报告,声称:"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 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他表示:"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注:《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3,第 248页。)
    蒋介石的"和平"努力反映出他争取改善中日关系的愿望,有其幻想的一面,同时,也是一种策略手段。他在日记中多次表示,对日作战必须长期准备。如 1932年6月16日日记云:"倭寇咄咄逼人,战祸终不能免,然必有相当之准备时期,始得应付裕如。"(注:蒋介石日记,转引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 卷2,第203页。)1936年6月,蒋介石对英国人李滋罗斯说:"对日抗战是不能避免的。由于中国的力量尚不足击退日本的进攻,我将尽量使之拖延。" (注:Frederic Leith-Ross,Money Talk-Fifty Years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London),p.221.)同年10月,张群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会谈期间, 蒋介石与何应钦讨论对日交涉时,曾明确表示:"如假我一年之准备时机,则国防更有基础矣。"(注:《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3,第334页。)显然,蒋 介石的"和平"努力具有拖延时间,推迟战争,以便做好应战准备的目的。
    中日间的差距是事实,战争需要准备也是事实,蒋介石主张进行不断的、有后续力的持久战斗也是正确的。但是,蒋介石对日军实力估计过高,对战争中武 器、技术的作用也估计过高,相反,对中国的抗战力量则估计过低。他不懂得集中优势兵力攻敌一点的战略战术,也完全不懂得"人民"战争和"敌后"战争,这是 他长期"畏战"、"避战"的原因。
    "企图"效法勾践,忍辱负重,卧薪尝胆。
    蒋介石是浙江人,熟悉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奋图强,终于灭亡吴国的故事。在处理对日关系上,他时时以这一故事自励。"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二 天,他就在日记中写道:"卧薪尝胆,生聚教训,勾践因之霸越,此正我今日之时也。"(注:蒋介石日记(毛思诚分类摘录本),1931年9月20日。)此 后,他的日记中多见有关记载。1934年1月30日,蒋介石会见日本武官铃木美通,日记云:"其藐视之意,溢于眉目,非卧薪尝胆,何以复国?"史载:越军 战败,勾践被围时,范蠡曾对勾践说:"节事者以地,卑词厚礼以遗之。"(注:《越王勾践世家》,《史记》卷41,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740页。) 蒋介石特别将这两句话抄在日记里。对"节事者以地"这句话,前人的解释为:"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蒋介石特别欣赏这一解释,也将它同时 抄下。(注:蒋介石记忆有误,抄成"时未至不可强生事"。见其日记(原稿本),1934年2月14日。)又,史载:勾践作为俘虏入吴后,系犊鼻(围裙), 戴樵头(粗布头巾),为吴王夫差养马,"三年不愠怒,面无恨色"。在吴王夫差生病时,勾践为了取悦夫差,表示忠心,竟钦其尿,尝其粪。(注:《勾践入臣外 传》,《吴越春秋》卷7。)对此,蒋介石极为欣赏,在日记中写道:"勾践入臣,不惟卧薪尝胆,而且饮溲尝粪,较之今日之我,其耐苦忍辱,不知过我几倍 矣!"(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4年2月15、16日。)
    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主张"欲取先予"。这一策略思想也为蒋介石所欣赏。1936年1月6日日记云:"对外,未到其时,惟有先其所爱,微与之期,以 保吾国。"话说得虽含蓄,但意思很清楚。这就是,日本侵略者"爱"什么,可以隐约地答应,同月20日日记云:"雪耻。将欲取之,必先与之。"显然,目前的 "与"并不是永远的舍弃,而是为了未来的"取";一时的让步只是为了最终的"雪耻"。
    中国古代的"以退为进"、"以柔克刚"一类思想也为蒋介石所采纳。1934年4月23日日记云:"倭寇侮辱,非可以愤激制之, 当知以柔克刚之道也。"同年11月10日,蒋介石在山西,阎锡山向他建议,对日不必准备武力,"免日仇忌,使倭对我无法可施,而后我乃有法对倭"。对于阎 锡山的这番话,蒋介石在日记中评论说:"此其专重黄老之说也。"蒋介石虽没有接受阎锡山放弃准备武力的意见,但是却部分地接受了他的影响。当日日记云: "如何与倭寇避免正面冲突,使其无法可施耶?"此后几天的日记内,即有"对倭暂睦"的记载。他准备派何应钦赴日,甚至有过自身"暂时退隐"的考虑。(注: 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4年11月14、19、20日。)11月21日,他在日记中明确地写下了对日"应取缓和"的字样。
    基于以上思想,蒋介石主张对日"忍耐",甚至进一步主张"忍辱"。如:1933年8月8日日记云:"九一八以后,国际均势既破,国家人民命脉之所 以不绝如缕者,惟此忍辱与谨慎,乃能保此一时也。"1934年4月5日日记云:"倭寇欲以河北强作昔日之东北,并欲以1936年以前毁灭我政府,解决中国 问题,是乃痴人说梦,但此时仍须以忍耐出之。"
    检阅这一时期蒋介石的日记和有关文献,可以发现,类似的词语比比皆是。蒋介石经常提醒自己:"当为最大之忍耐",要能"受人之所不能受,忍人之所不能忍","非至最后之时,不与决裂"。(注:《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3,第205、207、208、248页。)
    在忍辱哲学的指导下,日军占据东三省,他忍了;进攻上海和山海关等长城要塞,他忍了;要求中央军和国民党党部、特务机关撤离平津、河北,以至成立 汉奸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具有分离倾向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他也忍了。直至卢沟桥事变爆发,他才忍无可忍,奋起抗战。在这方面,蒋介石表现出少见的忍 耐力。这不能不和勾践的影响有关。
    应该指出,勾践的忍辱是在抵抗失败,国家灭亡之后,而蒋介石的忍辱则是在国家尚在,事犹可为的时候。蒋介石的忍辱反映了他在民族敌人面前的"软 弱"一面,其结果是使国家权益一再受到损害。但是,也应该指出:有两种忍辱。一种是为了苟且偷安,另一种是为了积蓄力量,待机反攻。蒋介石的忍辱显然属于 后一种。
    蒋介石早年即具有民族主义思想,30年代亦然。蒋氏1934年5 月11日日记云:"自道光廿二年鸦片战争中英白门和约起,及袁世凯接受廿一条,乃至华盛顿九国公约止,中华民族之人格与国家主权皆为此九国公约所埋葬。" 于此不难看出近百年来民族灾难对他的影响。蒋介石和日本军国主义者之间不仅有公仇,而且有私恨。1928年在济南发生的"五三惨案"使他常存刻骨铭心之 痛。日记曾云:"身受之耻,以今五三为第一。倭寇与中华民族结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4年5月3日。)
    从蒋氏日记可见,他时常勉励自己,奋发努力,洗雪百年来的民族耻辱。1933年1月4日日记云:"自今日起,每日记雪耻一则,总使倭寇敉平,国耻 湔雪也。"1934年5月11日日记云:"中正负此传统之污辱与重任,岂仅以本人不签丧辱条约而得了乎!如何洗雪,勉之!"为此,他有过率领中华健儿与日 本侵略者长期周旋,在十年之内恢复东北失地的想法。(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2年9月13日。)也有过收复台湾等地,"恢复汉唐固有领土"的念 头。(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4年3月23日。)1935年8月,他曾估计,日本军国主义的失败"当在十年之内"(注:蒋介石日记,1935年 8月21日, 转引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3,第218页。)。
    在某些时候,蒋介石甚至主张,利用矛盾,助长日本军阀的骄横气焰,使其孤立。1933年1月19日日记云:"倭寇之弱点安在? 彼军阀对国际与国内皆为所厌恶。今养成其骄横,使无忌惮。"次年5月5日日记云:对倭则"张其骄焰,多其外敌"。某次,他接见日本武官喜多诚一,对其骄横 不可一世的态度感到难以忍受,日记云:"骄者必败,敌寇之骄,即吾人之胜,何愤激之为哉!"(注:蒋介石日记,1937年3月15日,转引自《总统蒋公大 事长编初稿》卷4(上),第22页。)这里,虽然多少有点阿Q精神, 但也显示出他对"物极必反"这一中国古代哲学命题的理解。
    蒋介石也曾考虑过利用日本统治阶层的内部矛盾,日记云:"此后更应注重日本内部文武两派之胜败谁属,当使文派抬头以制军阀,抑使军阀横行,以促其孤立乎?"(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4年11月27日。)但是,在卢沟桥事变以前,这一策略尚未形成。
    无可讳言,"九一八"至卢沟桥事变之前,蒋介石的对日外交是"妥协外交",但是,这是一种暂时的"雌伏",目的是为了他日的"雄起",用他自己的 话来说就是:"我们现在要忍受暂时的退屈,来谋将来最大的进展。"(注:《政府与人民共同救国之道》,《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3,第272页。)这和 献媚外敌,一味屈膝投降并不相同。
    广结盟国,寄希望于国际环境的变化。
    1933年3月,蒋介石在保定接见胡适,表示战无胜利把握,交涉不会有效,要胡适"想想外交的问题"。蒋的这一意见,并非出于偶然的灵感,而是"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既定方针。从那个时期以后,外交运用在蒋介石的对日谋略中即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
    "以夷制夷"是中国的老传统。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之后,外交上转向英美,将苏俄看成敌人。1929年发生中东路事件,苏联宣布 与中国绝交,两国外交关系中断。然而,日本军国主义者加紧侵华,得寸进尺。这样,尽管蒋介石仍将苏俄视为中国的"最后、最大之敌"(注:蒋介石日记(原稿 本),1934年3月7日。),但已不得不优先处理对日问题。1934年2月11日日记云:"外交先日后俄。"这说明,在蒋介石此时的心目中,对日,比对 苏更为紧迫。此后,与苏联的关系逐渐改善。
    蒋介石将和苏联邦交关系的改善视作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打击,1932年12月,颜惠庆受命与苏联外长李维诺夫在日内瓦谈判,决定恢复邦交。13 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与俄复交,足使倭人胆怯,而于我雪耻复国之基,更增强一层矣。"(注:蒋介石日记,转引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 245页。)1933年1月,蒋介石派兵进入热河,视之为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第二打击,而将"对俄复交"视之为"第一打击"(注:蒋介石日记(原稿 本),1933年1月17日。),可见,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外交运用较军事布置更加重要。
    20世纪三十以至四十年代,"北进攻苏"一直是日本军方的重要方略。蒋介石总结20世纪初年日俄在中国东北开战,俄国惨败的经验,"幻想"在第二 次日俄战争中苏联人能先动手,出动空军轰炸日本及其在我国东北的基地。1934年4月,他和汪精卫、黄郛研究形势时曾说:
    余料第二次日俄之战,如倭寇内部之文武主张不能一致,则一年之后,俄必先取攻势,以空军作战。如不先下手,则其海孙威与伯力先为倭寇轰炸毁灭,乃 俄寇东方根据地全失,不能不退贝嘉湖以西,则成持久之局,此俄所不为也。故俄先必轰毁日本与东北倭寇之根据地,以行先着。且第一次日俄之战,日乃不宣而 战,故俄国东方海军全灭,为日所算,而此次开战,则俄决不肯蹈此覆辙而坐以待倭也。(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4年4月12日。)
    基于对日苏必战的估计,蒋介石希望利用苏俄的力量制衡日本。同年1月4日日记云:
    倭寇既得伪满,其意本足,惟惧大战将起,恐我乘势报复,故急欲强我屈服为与国,共防苏俄,而其又惧苏俄报复,与我联合,故更求急进,使制服我也。敌之所畏惧者,即我之所欲缓也。
    "敌之所畏惧者",指的是中苏联合;"敌之所欲急者",指的是日本企图强迫中国结为与国。蒋介石企图以中苏联合抵御日本的压制。同年1月27日, 蒋介石亲自会见苏联大使后,判断苏联有接近中国的愿望。(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4年1月27、28日。)不久, 蒋介石也相应决定"对俄则联络其感情"(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4年5月5日。)。
    蒋介石希望在日苏开战时,中国能保持中立,他最担心的是日本强迫中国卷入战争。卢沟桥事变前,日本曾多次以协助中国取消不平等条约为诱饵,要求与 中国建立"攻守同盟",共同防苏。(注:参见《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3,第167、190、212页。)蒋介石对此一度忧心忡忡。1934年9月12 日日记云:"倭寇与俄开战时,是否敢强问我态度与不许我中立,是否其不顾列强与国联之联带关系而强我加入其东亚战线,此皆应研究明晰。"日记中,蒋介石设 计过几种拒绝日方要求的理由,但特别注明:"切勿与之说明不能参战之情理。"(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4年8月14日。)为了避免被日方强迫参 战,蒋介石又决定对日实行谅解、和缓,从而促进日苏冲突。11月27日日记云:"应急与倭寇乘机谅解,以促进倭俄之冲突。"蒋介石当时的目的是:既不得罪 苏俄,又不得罪日本,让他们两方火拚,中国得免于难。
    1925年前后,蒋介石曾将英国看成头号敌人,日记中有大量与"英夷"不共戴天的誓言。其后,英国逐步从远东退却,对中国的威胁日渐减少,蒋介石 遂决定联英,将联英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重点。1934年1月12日日记云:"外交如非与英有切实合作之可能,则无成功之希望。"4月9日日记云:"如 何乃能联英?"5月5日日记云:"对英则确切合作。"当年12月,蒋介石曾计划于次年去英国访问,并在考虑以"中英经济合作",给予"商务特惠"作为和英 国的"交换条件"。(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4年12月23—26日。)
    对美国,蒋介石态度摇摆。最初曾寄以满怀希望。1932年11月9日日记云:"世界各国外交政策,有正义而不变者,唯美国而已。"他认为,美国政 府的政策建筑在最重视民众舆论的基础上,准备唤起美国国民,使美国成为"中国最友爱之友邦"(注:蒋介石日记,1932年11月9日,转引自《总统蒋公大 事长编初稿》卷2,第242页。)。因此,有1933年派宋子文访美之举。宋子文先是与罗斯福共同发表保障远东和平的声明,后是签订中美棉麦贷款,中美关 系有所发展。但是,蒋介石仍然不很信任美国。1934年2月,传说美国将承认伪满洲国,蒋介石虽认为无此可能,但他表示"美于国际信用实无价值"。这一时 期,他和宋子文的关系恶化,因此,对宋的联美主张持批评态度,日记云:"子文信从欧美以制倭,而不能自强,抑何愚耶!"(注:蒋介石日记(原稿 本),1934年2月26日。)同年3月25日,蒋氏在日记中指斥美国外交家"利己损人",善于玩弄阴谋,提醒自己:"弱国如吾,能不察乎?"10月8 日,蒋介石在接见美国武官时,又当面"痛斥美国态度之不正"(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4年10月8日。)。但是此后不久,蒋介石就逐渐改变其 "重英轻美"观念,形成"联美制日"的策略,并且使之份量越来越重。11月27日日记云:"英美形势已联合对日,乃为中国存亡之转机。"同年底,蒋介石确 定了"运用英美"的总原则,将它们视为中国抗日的同盟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也加强了和德国的联系。1933年,孔祥熙、宋子文先后访德。1934年6月10日,蒋氏日记中有"催订德厂合同"的记 载。当时,中国正计划与德方共建飞机制造厂,所谓催订合同,应指此事。在蒋介石的催促下,该项合同于同年9月签订。这一时期,德国军事顾问团积极介入中国 的国防建设,参与制订国防计划大纲。(注:《国民政府军事机关档案》第25分档,第1161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1937年5月,孔祥熙再次访 德,购买军火,及时运回,得以满足几个月后的对日抗战需要。当时,苏联、美国、英国对中国的援助尚未开始,德国军火成了中国部队的重要补给来源。
    蒋介石懂得:一个国家,首先必须自强、自助、自求(注:《五全大会对外关系报告》,《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3,第247页。),在发展和各个 国家的关系时,要坚持自主(注:蒋介石日记,1936年11月7日,转引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3,第351页。),用人而不为人用。他分析当时国 际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认为"如能运用得当,以求生存,用人而不为人用,则未始无复兴之机"(注:蒋介石日记,1932年8月8日,转引自《总统蒋公大事 长编初稿》卷2,第348页。)。30年代,列强间正在形成新的组合,蒋介石相信:"假以时日,国际环境当有转机"(注:《电复陈济棠总司令》,《总统蒋 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312页;又,蒋介石1933年4月2日演讲云:"若是能抵抗三年、五年,我预料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见同上书卷2,第294 —295页。),"东方战争胜负之分,必在欧战决定之后,最后欧洲与世界必联合处置日军,以解决东方问题"(注:蒋介石日记,1936年3月14日, 转引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3,第281页。)。证以后来的历史,蒋介石的这一估计是正确的。
    1934年,蒋介石以图表形式制订过一份《救国方略》(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4年卷首。),分"安内"与"攘外"两部分,其"攘外"部分如下:
        ┌联络美俄 ┐ ┌以英制俄
        │ │ │
    攘外〈 〉对日〈 先日后俄
        │ │ │
        └厚交英意 ┘ └以美制日
    从上表可以看出,"九一八"事变之后,对日已经成了蒋介石外交策略的核心,也是其攘外的惟一内容。为了对日,他在国际上广交朋友,联络友邦,借以 制衡日本。对此,日方曾一再表示不满和抗议。1934年4月,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声明:"如果中国采取利用其他国家排斥日本","或者采取以夷 制夷的排外政策,日本就不得不加以反对"。(注:《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57页。) 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也认为,中国企图"利用外国的影响来束缚日本的双手"(注:Foreign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Japan,1931—1941,Vol.1,p.230.),于1935年10月,向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提出,中国须绝对放弃"以夷制 夷"政策(注:《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3,第230页。)。这些都说明,蒋介石这一时期的外交策略打中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痛处。
    从"安内"为重到"攘外"为重。
    30年代,中国危机重重,蒋介石面临诸多问题,其中最尖锐、最突出的是日本的侵华威胁和中共的"红色割据"。蒋介石在二者之间,常常感到焦头烂 额,应付为难。1931年秋,蒋介石对江西苏区实行第三次围剿,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部分军队抽调北上,"围歼之功,亏于一篑"(注:《总统蒋公大 事长编初稿》卷2,第203页。),使蒋介石极感惋惜。此外,还有各地割据或半割据的地方实力派,如广东陈济棠,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华北冯玉祥,山东韩 复榘,山西阎锡山,陕西杨虎城,西北孙殿英,新疆盛世才等,都使蒋介石悬心吊胆,难以安枕。(注:蒋介石1934年1月28日日记(原稿本)云:"宁夏孙 匪,新疆盛阀,必为国家大患。"又1934年2月17日日记云:"西北孙匪,广西李、白,粤陈,鲁韩,晋阎,陕杨诸人,亦为边藩之第二,可不慎乎?")怎 样处理安内和攘外的关系,尖锐地摆到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面前。
    蒋介石以图表形式制订的《救国方略》,其"安内"部分如下:
                    ┌信赏必罚
                    │选贤任能
        ┌ 剿匪运动│振作士气
        │          └巩固民心
        │
    安内 │ 五族联邦
        │
        │          ┌改良中央
        │          │建设东南
        └ 统一运动│怀柔华北
                    └平定两广
    从上表可以看出,蒋介石的"安内"所要解决的问题分三方面:(1)以武力剿灭中共。这是蒋介石的兴奋中心,所以列了"信赏必罚"等四条措施,期于 收到实效。(2)组成汉、满、蒙、回、藏五族联邦。30年代,中国边疆处于多事之秋。东北溥仪"称帝",内蒙古德王勾结日本,新疆苏联渗透,西藏英国觊 觎。这些使蒋介石感到,几年之后有可能"尽失边疆"(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4年5月6日。)。因此,蒋介石有过"以民族平等为原则,组织五族 联邦制度"的想法(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4年3月7日。),也曾准备于十年内在满、蒙、藏等地进行"自治试验"。(3)解决和地方实力派的关 系,实现国家统一。为此,蒋介石认为首先要"改良中央"、"建设东南",在此基础上,对华北派"怀柔",对两广派以武力平定。
    蒋介石最初主张,将安内放在优先位置。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发表文告称:"惟攘外必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注:《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 总集》卷30,书告,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84年版,第15页。)这是他对于二者关系的第一次明确表述。同文中,蒋介石并称:"不先消灭赤匪,恢复 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1934年8月20日日记云:"非平粤桂,无以安内攘外。"可见,蒋介石所称安 内,既指中央,又指胡汉民、陈济棠、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
    对地方实力派,在大多数场合,蒋介石采取怀柔、笼络策略。对两广,则主意不定,策略变化较多:有时主张"武力平定",认为"粤非速征不可"(注: 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4年7月7日。),有时主张拉一派,打一派,"联桂制粤",或联湘制粤;有时主张调和汪精卫与胡汉民的矛盾,举胡为总统 (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4年4月3、5日。)。经过反复思考,蒋介石主要采取了两项对策,一是分化广东内部。1934年3月16日,蒋介石日 记即有"与粤空军联络"的记载。这一策略在1936年的两广事变中收到了实效。一是"缓和"(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4年11月21日。)。 1934年11月27日,蒋介石发表《划分中央与地方权责宣言》,提出"和平统一"及"国内问题取决于政治,不取决于武力"等主张。《宣言》称:"今日救 国之道,莫要于统一,而实现统一,端在乎和平。吾人当此历史上空前未有之困难,若非举国一致,精诚团结,避免武力为解决内政之工具,消弭隔阂,促成全国真 正之和平统一,实无以充实国力,树立安内攘外之根基。"(注:《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3,第130页。)蒋介石对这一宣言很重视,视为"政治新阶段" (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4年12月1日。)。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者正在积极支持华北、山西、山东、华南等地方实力派和南京政府对立,企图建立 所谓"华北国"与"华南国"。《宣言》所提出的"和平统一"方针是对日本侵略者分裂阴谋的打击。11月28日,蒋介石会见王宠惠、罗文干、孔祥熙等,决定 "对胡妥协",同时决定派孙科赴粤,与"西南派"和解。11月29日,蒋介石起草致胡汉民函,日记称:"既决心妥协,则当以至诚出之,故文句尊重如故 也。"此后,至1936年胡汉民去世前,蒋介石对"西南派"采取的都是"和解"方针。(注:参见拙作《胡汉民的军事倒蒋密谋及胡蒋和解》,《寻求历史的谜 底-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人物》,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又,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版。)
    蒋介石在提出"和平统一"方针的同时,也应允对国内政治进行部分改革。1933年,他有过"开放政治,以政治奉还于民"的一系列想法,但仅限于想 法。(注:蒋介石日记,1933年3月20日,转引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285页。)到了1934年11月发表《划分中央与地方权责宣言》 时,他就公开提出,要保障人民依法享有言论结社自由,声称"不愿徒袭一党专政之虚名,强为形式上之整齐划一"。这些主张,显然是对国内"爱国民主"人士和 地方实力派的让步。
    蒋介石最不能容忍的是中共的"红色割据",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他仍然坚持"围剿"方针,企图在最短期间,以最快的速度剿平中共,然后再从事抗 战。自1932年7月至1934年10月,他先后组织了对"苏区"和红军的第四、第五两次围剿,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是,其间他也有动摇的时候。1933年 1月20日日记云:
    近日甚思赤匪与倭寇,二者必舍其一而对其一。如专对倭寇,则恐始末之匪乱以至覆亡,或如苏俄之克伦斯基及土耳其之青年党,画虎不成,贻笑中外。惟以天理与人情推之,则今日之事,应先倭寇而后赤匪也。
    蒋介石认识到,在"剿匪"和抗日之间,只能二者择一。全力抗日吧?蒋介石担心共产党的力量会发展起来,自己的"统治"最终会被推翻;全力"剿匪" 吧?又不合于"天理与人情"。从这段日记看,蒋介石已经认识到,抗日是民族大义所在,必须"攘外"第一,"先倭寇而后赤匪"。1934年11月15日,他 也曾在日记中写道:"救国之道,惟在免除内战。"可见,上述观点,并非偶然灵感,而是经过较长时期思考的。蒋介石之所以坚持"剿共"方针,阻碍他做出正确 决定的是对南京国民政府和自身命运的忧虑。
    正是出于这种忧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蒋介石认为内忧重于外患,视中共为头号敌人。1933年4月6日,他从河北保定匆匆赶回江西,即在抚州发布 命令称:"外寇不足虑,而内匪实为心腹之患。"(注:《蒋委员长告各将领先清内匪再言抗日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 (三),第35页。)同月11日,他在南昌军事整理会议上发表讲话称:"中国存亡之关键,不在外患,而在内忧,不在步步侵入的日本帝国主义,而在盘据国内 为国家心腹之祸的土匪,目前我们只要能安内,则攘外就不成问题,把匪剿清以后,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注:《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293 页。)有时,他甚至把中共看成"惟一之大患"(注:蒋介石日记,转引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302页。)。当时,国内许多部队纷纷要求北上抗 日,广东、广西、福建三省曾准备组织联军,北上参战,但都遭到蒋介石的阻止和拒绝。4月15日,他致电陈济棠说:"赣匪殊不可轻视,似不如先其所急,分工 合作,南中倾全力以剿共,华北负专责以御侮。"(注:《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296页。)21日,再电陈济棠称,共产党一旦突围成功,必然"国 本动摇,立蹈明末覆辙,虽有善计,亦无法收拾,为祸之烈,或较日寇侵略而有加"(注:《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299页。)。当时的国民党和中共 之间有巨大的政治分歧,但无论如何,总是"兄弟阋于墙",在民族敌人面前属于内部矛盾。蒋介石视中共为"心腹大患",视日本侵华为"皮肤小病"(注:《革 命军的责任是安内与攘外》(1933年5月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36页。),将中共看成远比日本军国主义 者更为危险的敌人,这就颠倒了内外矛盾之间的关系,违背了国人团结御侮的普遍愿望,一系列的错误也就由此而生了。
    要抵抗外敌,必须以国家统一,国内安定团结为条件。这一点对于弱国尤为重要。蒋介石1933年3月20日日记云:"今日欲言抗战到底,则非举全国 国民之心力汇集于一点,并统一全国之内政、财政、兵力,听命于中央,不能有效。"这段话说得并非全无道理。问题是:怎样才能实现统一?是以武力削平异己力 量呢,还是求同存异,团结对外?遗憾的是,蒋介石在很长时期内采取的是前者。他置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于不顾,将本应对外的枪口首先用以对内,这就必然引起 普遍的反对和抗议,最终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放弃这一政策。1934年底,蒋介石指派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着手解决中共问题。次年6月, 双方代表在香港会见,开始了国共两党间的艰难谈判。(注:参见拙作《陈立夫与国共谈判》,《海外访史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95— 401页。)这一举措,反映出蒋介石从安内为重到攘外为重的策略转变。
    蒋介石的改变根源于多方面的因素。一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侵略行为的不断加深,一是国内各阶层救亡图存呼声的加强。但是,他改变的并非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而是安内的方法,从围剿共产党改变为承认共产党,从而实现了在抗日旗帜下的国内大团结。
    秘密准备,以"剿共"为抗日之掩护,经营西南根据地。
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得寸进尺,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蒋介石不得不做抗战准备。1933年年初,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了几则短语:"东南国防 计划。购炮雷弹计划。备油避机计划。"(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4年1月27日。)反映出他在思考国防建设问题。这以后,他不断下达备战指 示:2月,指示在长江沿岸马当、田家镇、武穴等要塞构筑防御工事。3月,指示在江苏、安徽、江西、湖北等省江岸分散布置潜伏炮兵,以扼制敌舰行动。4月, 指示参谋本部次长贺耀组迅速修建南京附近各地要塞联络道路。6月, 限令军政部于1936年底前建立江防、航空、通信、新兵工厂的独立生产基础。
    进入1934年之后,蒋介石对国防建设要求加快。当年2月,蒋介石致电贺耀组,限于当月制订完成东南国防、以南京为中心的防空以及东南空军作战等 计划,同时要求勘定江防、海防各要塞附近的步兵阵地,绘成地图。自此,各地国防工程全面启动。至1937年2月,全国各地已筑成机关枪掩体、小炮掩体、观 测所、掩蔽部等各类工事3374个。(注:据《何应钦部长对五届三中全会军事报告》统计,《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 355—361页。)这一切说明,蒋介石在认真地准备对日抗战了。
    东南国防计划的目的是为了防御,但是,既然对日战争是一场长期战争,就必须有后方,有根据地。1932年11月,蒋介石等提议,切实进行长安陪 都、洛阳行都的建设。(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549—550页。)1933年8月,他和戴季陶议事,再次讨论 迁都西安问题。(注:《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347页。)次年1月24日日记云:"国防据点,分东北与西北两部乎?"建设东北据点,目的仍在防 御,但建设西北据点,则是为了加强后方。此际,国民党正在召开四届四中全会。会议期间,蒋介石决定将国民经济中心逐渐西移。为此,他提出:国家及私人大工 业今后避免集中海口;开辟道路、航路,完成西向干线;建设不受海上敌国封锁的出入口;于经济中心区附近不受外国兵力威胁之地区,确立国防军事中心地;全国 大工厂、铁路及电线等项建设,均应以国防军事计划及国民经济计划为纲领等等。该会在宣言中并提出"救亡图存大计",要求集中国力、充实国力,巩固国家统 一,完成一切建设,以立御侮之根本。(注:《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3,第6—7页。)1934年10月18日,蒋介石飞抵兰州,日记云:"黄河形势雄 壮,西北物产之丰,倭俄虽侵略备至,如我能自强则无如我何也,极思经营西北,以为复兴之基地。"次年,他下令在河南进行军事演习,构筑永久工事。此后,他 又陆续下令建筑武汉、青岛、济南等地的要塞工程。
    在更多情况下,蒋介石倾向于以西南为根据地。1934年初,他在日记中为自己列出了多项任务,其第34项为"决不任总统与行政院长,专心建设西 南"(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4年卷首。)。同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撤离苏区,开始"长征"。蒋介石决定经营四川,11月23日日记云:"如 经营四川,应注重驻地,以对倭、俄寇与两广皆能顾到为要也。"
    兵不厌诈。战争中要讲究虚虚实实,借以迷惑敌人,备战也同样如此。蒋介石1933年8月17日日记云:"大战未起之前,如何掩护准备,使敌不加注 意,其惟经营西北与四川乎!"次年12月29日日记云:"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 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当再熟筹之!"这则日记透露出,蒋氏"企图"在追剿红军的掩护下大力建设西南,以之作为日后抗战的根 据地。
    此后,蒋介石即一面在西南地区追击"长征"中的红军,一面加紧建设西南,统一四川、云南、贵州三省。1935年2月4日,蒋介石在庐山规划国防工 业方案,电令赶筑西南各省公路。次月,蒋介石亲自入川,在重庆发表演讲,提出"四川应为复兴民族之根据地"。当时,四川政治、经济混乱,蒋特别致电孔祥 熙:告以日军在华北"似有箭在弦上之势力",同时告以"我方军事与政治中心全在四川",要他从速确定四川金融政策。(注:《蒋委员长致孔祥熙电》,《中华 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335页。)接着,蒋介石又陆续巡视贵州、云南等地,直到当年10月,才回到南京。1936年1 月,蒋介石报告称:日本之所以在华北挑衅,就是因为害怕四川、云南、贵州三省的统一,成为中国复兴基地,因此千方百计干扰,而他"看穿日本的诡计,无论如 何,驻在四川不动"。(注:《对全国中等以上学校校长与学生讲话》,《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745—746页。)日 本军国主义者在华北挑衅的原因,未必如蒋介石所云,但他看出,统一西南三省,"国家民族的生存,才有最后的保障",这是不错的。
    以驻节四川、巡视云贵为起点,蒋介石积极整理三省的政治、经济,加强工业建设,发展交通,种种举措对于后来的抗战都起了重要作用。1936年6 月,蒋介石在和李滋罗斯谈话时还说过:"当战争来临时,我将在沿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最后,我们将在西部某省,可 能是四川,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注:Money Talk-Fifty Years ofInternational Finance,p.221.)可见,他在当时已经料到了后来战事的发展进程并为此作了准备。
    中国现代军事学家蒋方震极为强调空军在战争中的作用,蒋介石接受了他的影响。1932年7月,蒋介石决定自任杭州中央航空学校校长。1934年决 定将航空署改为航空委员会,自兼委员长。他在为航空学校书写《训教》时,特别提出"空军救国"的口号。凡此,都可见他对空军的重视。这一时期,他积极倡议 购买飞机,派员出国考察飞机制造工业,在国内兴建飞机制造厂,建设机场,实行防空训练,为重要铁路枢纽及黄河铁桥配置防空设备,使中国空军和防空力量得到 一定加强。1936年10月,蒋介石到杭州主持航空学校第五、第六届毕业典礼,对中国空军的发展感到满意,曾在日记中写道:"五年之内,期赶上倭国空军则 可以保我国之安全矣!"(注:蒋介石日记,转引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3,第337页。)
  结语
    "九一八"事变中,中国军队未作任何抵抗就丢掉了东北大片江山,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因此受到了国人最严厉的批评和指责。此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 政府有所改变,其表现是:在淞沪地区和长城各口抗击来犯日军;在谈判桌上,南京国民政府也进行过若干抗争。但是,就其总体考察,这一时期,蒋介石和南京国 民政府的对日外交仍以妥协和退让为特征。蒋介石实行这一政策,有其"错误"的、应予"批评"、"谴责"的方面,也有弱国面对强国时的无奈与不得已。它是一 种政策,也是一种谋略。蒋介石在对日步步退让的同时,又以勾践卧薪尝胆的精神激励自己,进行抗战准备:对内,调整政策,比较妥善地解决了和地方实力派以及 和中共的矛盾,同时,建设西南基地;对外,广交朋友,联络盟国。这些都为后来的抗战胜利打下了基础。



罗敏:蒋介石的政治空间观念研究——以其"安内"政策为中心的探讨


来源:《东北史地》(长春)2013年1期 作者:罗敏 点击数:985 更新时间:2013-8-10
【原文出处】《东北史地》(长春)2013年1期第34~45页
【作者简介】罗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 北京 100006
【内容提要】 1930年代,蒋介石面对外敌入侵、中部空虚、南北不稳的危局,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从政治空间角度来观察,蒋对于如何处置东北、华北、西北、华 中、西南、东南,是有先后缓急之别的。透过分析其"安内"政策的演变,可以看出,在内忧外患交相逼迫之下,蒋作为一个国家领袖的决策方式的转变,以及自身 的局限。
【关 键 词】蒋介石/安定北方/坐镇华中/巡视西北/经营西南/建设东南


    作为政治家,蒋介石之所以能在1920、1930年代先后消灭北洋军阀和内部地方割据势力的挑战,成为"全国公认的领袖"①,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战 略思维与运用能力明显要强于其同时代的地方政治人物。与蒋同时代的政治家也是其对手的周恩来曾评价称:"蒋介石作为一个战术家,他是一个拙劣的外行,说他 是个战略家也许还凑合","他的政治嗅觉比军事嗅觉敏锐","这便是他得以战胜其他军阀之所在"。②
    九一八事变爆发之际,蒋正处于内外交困之中。正如他在日记中描述的:"局势日趋紧急,粤变有蔓延之势,赤匪有猖獗之象,北方尚未稳定,倭患正在酝酿,加之 洪水成灾,哀鸿遍野,此诚天灾人祸,内忧外患交迫之时,险象环生,大局严重,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③为了应对前所未有之危局,蒋坚持的基本政策是"攘外 必先安内"。"安内"是这一政策的前提和中心。蒋之"安内"政策的首要目标为中共,其次则为国内处于割据状态的地方实力派。从空间分布看,以蒋为首的南京 政府的统治根基依然未出长江中下游流域七省之范围。而中共在其中心势力范围内的武汉、南昌、南京等地附近先后建立了中央、湘鄂赣、鄂豫皖、湘鄂西和闽浙赣 等几大根据地,游击区达到124县以上,蒋三度围剿均未奏效。当时的地方实力派中,只有张学良与蒋关系密切,南方的粤桂是反蒋的大本营,西南的川滇黔、西 北的晋陕甘青基本都各自为政,不受南京控制。
    蒋对如何"安内"是有先后缓急之别的,并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1932年年底,蒋在永绥舰中思索对内的"基本政策",认为:"第一步肃清赤 匪,整理政治,以巩固基本势力,保全中心区域","对西北掌握、西南联络,对南部妥协,对北部亲善、放任"。④1933年热河失守后,蒋对北方的政策由放 任转为统制,于3月6日北上保定,撤换张学良,以"镇摄北方为革命基础"。⑤至1934年年中,随着剿共形势的变化,蒋对南方的粤桂反对势力由消极"妥 协"转为积极"平定"。自1934年7月10日以后,蒋每日都将"平粤计划"列入日记的"注意栏内","以为自检"。⑥
    目前学界关于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应变图存问题的相关研究,大都围绕其对日政策的形成过程,即如何"攘外"这一层面展开讨论,而对其"安内"政策在实践中的 具体演变过程尚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⑦本文尝试依据蒋介石的日记,透过其对政治空间观念的认知和他在地理空间上移动的轨迹与范围,力图揭示其空间观念和轨 迹变化背后所蕴含的"安内"政策演变的信息。
    安定北方
    在1930年代蒋介石作为国家领导人的首要职责,是保卫领土与主权的完整。九一八事变后,蒋获知日本攻占沈阳、长春、营口的消息后,"心神哀痛,如丧考 妣",在日记中痛下决心:"苟为我祖我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省永无人格矣。小子勉之。",⑧1932年9月13日,蒋在日记中写道:"预期十年以内,恢复 东三省,同为中华人民血气之伦,当以此奋勉。而况为我父母之所生者乎?""预期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中秋节恢复东三省,解放朝鲜,收回台湾,琉球。"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对恢复沦陷的东北失地始终念兹在兹,但对东北边防军总司令兼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所奉行的"不抵抗政策"并未高调苛责。是因为张学 良的处境,与蒋在"济南惨案"时的遭遇可谓同出一辙,所以有不胜同情之感。1928年5月,当国民革命军势力向北推进至山东境内后,日本公然出兵阻挠,炮 轰济南城,并要求中国军队"撤退济南周围廿里军队与禁止反日运动"等屈辱条件。日军在济南惨杀中国军民的暴行激起了蒋内心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他在日记中 痛陈道:"济南七日记之耻辱惨痛,甚于扬州十日记。凡我华人得忘此仇乎?"然而,面对现实中两国实力之间的巨大差距,蒋介石不得不忍辱负重,"决取不抵抗 主义宣告中外,而各军渡河北伐完成革命为惟一方针",率军绕道继续北伐。⑨
    作为弱国的领袖,蒋认为:弱国的国防不能像强国那样"重边疆","取攻势",只能"重核心","取守势"。⑩在东北边疆已失的既定事实面前,蒋主张"东北 失地任国联以政治方法解决,不愿以武力反攻收回"。蒋认为,真正攸关存亡的是关内的华北,如果日本"欲在关内再进","则必死力抵抗,虽被其全国占领封 锁,亦所不恤"。(11)
    中原大战后,蒋为了拉拢张学良打击阎锡山和冯玉祥,委任张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并将华北军政大权委托其全权处理,(12)甚至有培养张为接班人的想法。蒋 在日记中记载,1930年12月4日,蒋与参加三届四中全会的张学良叙别时,"托以万一我去后或死后之国事,又告其各将领之性质,并赠其完人模范一书,未 知彼能有何感觉"。
    九一八事变后,作为蒋之政治盟友的张学良,因失土之责而遭受粤方的攻讦。1932年1月锦州失守后,粤方元老邹鲁在四届一中全会上提出惩办张学良案,张之 地位因此岌岌可危。此时,蒋虽已自身不保,因粤方反对而宣告下野,但依然设法保张。1月8日,蒋致电宋子文,告以:"此时以巩固汉卿地位为惟一要旨,如汉 卿能不辞职,务望勿辞。"在蒋看来,粤方之所以力主惩张是欲"借外侮之名先扫除其所谓蒋派势力,北方则由冯主持以倒张;南方则由粤桂出兵两湖,以除蒋 也。"(13)
    1932年1月中旬,蒋介石联手汪精卫,重返政治舞台,汪出任行政院长,蒋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形成蒋主军、汪主政的政治格局。蒋对日坚持"一面交涉、一 面抵抗"的外交方针,(14)对内政策为"统北缓南","对南部妥协,对北部亲善、放任"。(15)蒋在力所不及的情况下,对胡汉民、陈济棠等人割据两 广,只能暂取妥协、联络的态度,而对北方则力主维持现状,继续支持张学良。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蒋对桂系负责与中央联络的政客王季文所述"阶段斗争急于民族 斗争,暂失东北,令倭寇为我防范苏赤,未始非计"的看法,表示赞许之意,认为王"有几分观察能力","皆中肯之谈也"。(16)
    蒋"统北缓南"的战略部署为汪精卫与张学良的冲突所打破。1932年5月,《中日上海停战及日方撤军协定》签署后,日军对南方的侵扰暂告平息,目标转向北 方的热河。6、7月间,汪精卫不满于张学良对日军侵热的消极敷衍,力主撤换。此时,蒋正坐镇汉口部署新一轮的剿共攻势。他对汪、张的矛盾感到左右为难,他 对张学良的懦弱和无所作为深感遗憾,认为"不能不管","如放任则又恐变为东北第二";但是"如管理则时间不许,实力亦差,而与缩小范围之旨相反"。在蒋 看来,"如能假我三月至半年时间,则事可为也"。(17)
    随着热河危机的加剧,汪、张关系终至破裂。8月6日,汪精卫公开致电张学良,宣称"毋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愿辞去行政院长的职务来劝告张同时下 野。面对骤然爆发的汪、张冲突,蒋以"在剿匪期间,决不能回京"为由,(18)坐镇武汉,沉机观变。蒋力主维持现状,"中央处理,以汪复行政院为宜,否则 只有自任;北方处理,以留张在平为宜,如不能留,则只有以余自任委员长","继持现状,待剿匪成功之后,再问北方之事也"(19)。为了保持北方的安定, 同时因汪之去张背后其实别有用心,(20)蒋对张采取了去名存实的处理,令张辞职,撤销北平绥靖公署,改设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由蒋自兼,张以私人 名义代为主持。
    蒋虽一再督促张学良出兵入热,但并非要求其与日展开大规模的决战,确保热河不失,只是希望张牺牲一部分自己的部队,使日本人进占热河时要付出相当之代价, 为自己争得一些面子而已。蒋对热河局势早已"预备其失守",甚至做好失地后被反动势力攻击得体无完肤的心理准备。蒋认为,即使遭受如此侮辱,也要"卓立不 动","以贯彻余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清匪之主张,先巩固革命基础,整顿革命阵容,再与倭寇决战也"(21)。
    但事与愿违,奉军毫无斗志,凌源、承德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相继失守。蒋忍无可忍,认为"此种失地,诚不能为天下后世谅也",(22)于是决定北上保定。
    蒋到保定后,以热河失守为由,撤换了张学良,对北方政局由"放任"转为统制,欲"镇摄北方为革命基础"。(23)蒋因念及张翊赞中央维护统一之前功,其内 心对去张颇为"悬念不定",甚感"公私之间为难"。蒋既担心张"不能谅解",又怕张不愿离职,"不能速决其行也"。(24)张离职后,蒋曾动念借机改编东 北军,但因担心此举会引起内争,其内心甚感不安,"决以大公示之,乃即中止,此或一良知所致也"。(25)
    对于"蒋北上与张下野",蒋的政治对手两广舆论喉舌的解读虽有故意挑拨的意味,但也可从中窥见若干真相。两广方面认为:
    蒋之北上,固全在乘机接管东北军及攘夺平津防区也。自唐、李、白、冯、阎等势力先后被蒋氏所摧毁之后,环顾国中,所差堪与蒋对峙者,仅张学良一人,数年来 蒋之对张时存天下英雄唯操与使君之念,野心若蒋氏,讵容两雄之并立。彼虽德张氏之压北平扩大会议,唯德之愈深则忌之愈切,固一面恩于张氏使作不叛之臣,一 面则伺隙而动,思所以去之而接管其所部。(26)
    张下野后,两广反蒋势力的政治领袖胡汉民曾托人转告:"蒋北行只谋对内,攫得津平,并牺牲汉兄,求解于敌。西南同志闻汉辞职,均谓如此适售其奸,此时不特 要决心且须决计。能即起抗之,上也;次策亦当如西南,成立华北国防委会,联同韩、阎,以为后图,俟其与敌妥协成,则声罪致讨,南北并起救国,亦以自救 也。"(27)张学良与两广方面的联络情形,虽受史料方面的限制,不得而知。但张之下野,为日后蒋、张关系埋下隐忧,则当属实情。3月31日,蒋在日记中 写道:"汉卿尚无觉悟,不知其丧国失土之罪,而又一意怪人之对他不起,是诚以怨报德,不足与交也。以后军事之难,仍以冯系与奉系为害政误国之根,当力加研 究也。"
    张学良去职后,蒋即亲自指挥北上的中央军参加长城一线的保卫战。3月11日,他在日记中称:"连日古北上与喜峰二口战事激烈。廿五师关师长在古北口受伤四 处,不胜悲愤。中央军牺牲之价值,此为初试也。"3月16日,又记曰:"宋哲元部,在喜峰口激战七日,击退倭寇,足以挫寇锋而张军誉也。"为确保关内安 全,蒋对长城抗战态度坚定,大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势。3月20日,蒋在日记写道:"今日对倭一面交涉之方针,已失其效,惟有抵抗之一面而已。与其坐而待 亡,不如抵抗而亡,以留中华民族光荣历史最后之一页,况抵抗决无灭亡之理,而且惟有抵抗为图存之道。"
    长城抗战最后虽仍以中方的妥协退让告终,但中央军在长城一线誓死抵抗,浴血奋战,"牺牲之价值"是充分表明了中方抵抗的决心,令日本方面不得不有所戒惧。《塘沽协定》的签署令日本对关内的侵扰暂告一段落,为蒋赢得了宝贵的"整顿准备"的时机。
    坐镇华中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内忧外患、南北分崩之局面,蒋坚持"第一步肃清赤匪,整理政治,以巩固基本势力,保全中心区域,则虽牺牲个人亦不失其革命负责之精神" (28)。1932年6月《上海停战协定》刚一签订,蒋便离京南下,蒋常驻武汉办公达半年之久,直至四届三中全会前夕才回到南京。
    驻汉期间,蒋采取严厉措施,整治湖北政治。7月1日,蒋召见湖北党委和清乡促进委员会后,对湖北政治深感失望,在日记中写道:"所见所闻皆腐败官僚,与幼 稚党委、新官僚,湖北政治非用严励手段决无起色也。"蒋对湖北省两位主政者何成溶和夏斗寅更是深恶痛绝,认为:"湖北情形复杂,腐败纷乱,至不可言状, 何、夏不自知其过,尚欲争权暗斗,竟使湖北不可收拾。余意在此期间,能在政治上稍植善种,则以后无论如何,皆可为湖北事也。"蒋为了重新收拾湖北政局,召 见了张难先和王陆一,"询王以党务与民众运动意见,询张以湖北清乡与政务事",并欲委任张、王二人为政务委会常委,拟以张群、萧纫秋、仇鳌、杨畅卿、刘健 群、罗贡华、俞大维、张静愚、斐物恒为委员,"对湖北财政、军政、公路、清乡善后诸务应切实考虑详审,期速解决,俾政务得以迅即进行也"。(29)为了整 顿湖北地方政治,蒋还召见了各县保荐的士绅。由于北伐期间两湖地区曾为桂系所控制,因此湖北的基层地方官员多为以前桂系军人,蒋对此表示称:"余不异视, 使其为乡国效力也。"(30)
    剿除长江流域的中共武装,是蒋实现其"保全中心区域"战略目标的第一步。1932年5月,蒋就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开始积极准备发动新一轮"围剿"攻 势。蒋吸收了前几次"剿共"失败的教训,不同于以往仅仅侧重于军事方面的围剿,提出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措施互相配合的总体进剿战略。6月7日, 蒋在日记中写道:"此次剿匪,先求军纪严明,次求吏治清明,再以团警、土地、赈济、运转之方补充之,其要在于多设侦察监督机关。又在于得公正勤劳,有正 气,有血气之人也。对于土地问题二说,一在恢复原状,归还地主;一在设施新法,实行耕者有其地主义。对于耆绅亦有二说,一在利用耆绅,招徕士民;一在注重 贫民,轻视耆绅,以博贫民欢心。余意二者可兼用也。"次日,又写道:"以后剿匪方针,决以开辟道路为首,次以组织民团整顿警察,再次以救济贫民,施行教 育,宣传主义,平均地权以为根本之图。"11日,又思考认为:"此次剿匪经费决以半数为修路,筑碉、赈济之用,而治本之道则注重于清廉县长与组织保甲、训 练民团,分配土地,施放种籽也。决不求其速剿,只望其渐清也。"
    蒋驻守武汉指挥"围剿"期间可谓励精图治,宵衣旰食。7月23日在日记中写道:"今日为岳母逝世周年,时日如滚,忽忽一年,不能再见此贤母,哀哉。不能上 山与妻共同尽礼,以剿匪任务,与倭寇扰热问题,不敢以私庆公,亦不敢畏暑偷懒耳。"在蒋亲自指挥下,国民党军队先后攻占了洪湖、新集、金家寨等地,鄂中 "剿匪"略告段落。(31)
    南昌是蒋常川驻守的另一华中重镇。1933年1月,日本侵逼热河,蒋决定"先剿赤而后对日",于1月29日动身前往江西剿共。4月3日,蒋北上保定处理完 张学良后,因"江西新淦失守,情形紧急",决定"前往震慑"。蒋抵达南昌第二天便与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急驰抚州,听取各将领的报告后,决定先收复新淦与肃清 永乐间的共军。蒋还"甚思以后剿匪战术编制与组织有所改正,以期奏效也。战略应准备三个纵队,分置南城、宜黄与永丰三点,以待赤匪之弱点而进袭 之。"1933年,蒋除了曾于3月间北上保定处理北方政局外,始终无声无息,在江西埋头"剿共"。
    庐山是名副其实的避暑胜地。蒋曾在日记中称:"山下岭上气候实差廿度,不啻有天壤之别矣。"(32)庐山怡人的气候和清丽的山水成为蒋在内忧外患、万事繁 错之中放松身心、静心思考的场所。蒋曾为此而发"政治事业不能脱离,而此心未尝一日忘于林泉之间"之慨。1932年6月9日,蒋在发动新一轮"剿共"攻势 前,曾携同家人前往庐山休整,至27日才下山赴汉。蒋身处庐山林泉之间,慨叹道:"性情雅逸,精神愉爽,故心思专一,对于政治与国防皆能发幽抉微,虽劳不 疲,山水之有助于人如此,殊足贵也。古人著作多成于山林间,谅哉。"(33)蒋站在九十九峰亭眺望汉阳峰与鄱阳湖时,顿觉"心神怡悦,思想开展",关于如 何阐发建国中心理论的计划酝酿于胸,"拟著中山学社从书,题名'国防为一切建设之中心',而以建国大纲为'政治建设'。又以民族为三民主义之主体,所谓民 权与民生皆不能离开民族而独立也。"(34)
    庐山对蒋来说不仅仅是纯粹地理意义上的休闲空间,更是开展整军、讨论决定党国大计的重要政治空间。借"剿共"之机整顿基本部队是蒋对日忍辱负重、卧薪尝胆 背后的用心所在。1933年2月22日,蒋思考出处时,认为:"以剿匪整军未完,当以不出为原则。"蒋还在日记中多处强调:"整理部队与地方,以及基本组 织,此三者如能按期进行,埋头做去,必有得济之时。"(35)第四次"围剿"失利后,蒋下决心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全面整编。1933年7、8、9三个月,蒋 在庐山举办了三期暑期军官训练团。他对在庐军官的训练不辞辛劳,用心"耕耘"。7月23日,蒋于早上4点半起床,静坐、早餐后,5点半由观音桥出发,经白 鹿洞至海会寺军官训练团驻地后,对军官团训话时间长达一个半小时之久。中午11时,蒋又对军官团的教官训话约半小时。经过一上午紧张而忙碌的训话后,蒋虽 自感体力渐强,"不觉其疲劳",但陪同其前往的戴季陶却以其"过劳与舌齿音混为虑"。蒋在庐山三个月期间,一共培训了7500余人,他对训练的结果充满信 心,在日记中写道:"三月来,所组织之庐山军官团,至今日已三期完毕,自信训练之后,必于剿匪建国有一进步也。"(36)
    1933年9月初,蒋召集吴稚晖、汪精卫、宋子文等党国要人,齐集庐山,商谈国家大计。9月8日,蒋在日记中记曰:"此次牯岭会商外交财政,与棉麦借款, 及五全大会等问题,皆得一具体结果,乃是一佳象。惟子文不能如其意也。"庐山会议决定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展期举行。会议期间,蒋和宋子文为棉麦借款 的用途产生争执,宋坚决反对将棉麦借款用于国防经费和偿还旧欠,甚至"以辞职相要胁"。蒋在日记中痛斥宋子文"年少气盛,四年来误党误国之政策,尚不知觉 悟,而仍自诩其能,不肯变更谦和,余负其责,蒙亡国失土之罪,而彼仍一意径行,以余为傀儡,而强从其政策,把持财政。"(37)会后不久,10月29日, 宋子文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的职务,由孔祥熙接任。个性强硬、顽梗的宋子文辞职后,蒋如释重负地在日记中写道:"后患豫(预)防乃一关系存亡之事, 十年隐患清於一旦,亦可告慰于先人也。"(38)
    蒋在北方危机不断的情形下,之所以选择坐镇华中,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安内",肃清中共的武装,同时也是为了避责,避免成为对日妥协政策攻击的目标。 1932年,蒋、汪在"共赴国难"的口号下再次携手合作后,大致形成了蒋专责剿共、汪负责对日交涉的分工格局。时任中央党部秘书的王子壮对汪蒋合作时局的 观察可谓一针见血,指出:"蒋先生的意思是要汪先生在南京为其'被黑锅',且在此时亦无人能在南京胜其任。"(39)汪在南京独守空城,背了四年的"黑 锅",曾在家书坦陈其不得已之苦衷,谓:"数年以来,因剿匪军事关系,南京实际等于空城。我以赤手空拳,支柱其间,最大责任,在使后方不至沦陷,前方军事 不至因而扰动,其余皆放在第二著。此是数年以来我对于国家之最大责任,亦即我鞠躬尽瘁之最大贡献。"(40)
    与此同时,蒋之坐镇武汉也是避免直接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欲以超然的姿态,静观事态的演变,从容加以调解与操纵。1932年8月,在汪、张交恶期间,蒋以 "在此剿匪积极进行之时,万难回京"为由,坐镇武汉,其用意是欲"以静制动"、"沉机观变"。(41)他的政治对手对此分析得入木三分,两广方面认为: "汪张负气一辞后……要人之车驾频繁扰攘喧噪,弄成一团,惟蒋介石萧然避暑汉皋,深得诸葛武侯宁静致远之旨,以不着边际手段周旋于两方之间。"(42)又 谓:"二月来之南京政局,又有一番如走马灯式之照例演变,汪之始而辞职,继而称病,已包含无限内容……以致孙科之北行,汪兆铭之传说出国,使政海波澜,更 呈决荡之观。蒋中正坐镇汉皋,为后牵线,实为此中一切之发动人,以表演其拿手之舞台剧也。"(43)
    巡视西北、华北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于10月3日发表"江电",提出要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等一系列政治主张,但遭到时任立法院长胡汉民的强烈反对。蒋因感愤环境之恶 劣,一度曾有"另辟途径,致力遐荒"的想法。(44)12月10日,蒋致电顾祝同称:"中拟哿日后来潼关、西安视察,拟在西安渡岁,预备率部入甘,实行开 发西北,以身为倡导也。"(45)其后蒋虽未能如其所愿,前往开发西北,但西北开始为国人所注意,从事开发与经营,则因蒋之倡导而实行。1931年3月 20日,蒋又通过令敕各学术机关遴派专门人员,酌给旅费,组织西北学术考察团,实地考察西北地理、地质、生物、古物、人种各项学术案。(46)
    东北沦陷后不久,9月26日,蒋便开始考虑"移首都于西北"。10月3日,蒋与手下幕僚熊式辉讨论备战计划时,表示"余意无论此次对日和与战,而西北实为 我政府第二根据地,万一首都陷落,即当迁于洛阳,将来平时亦以洛阳与西安为备都也。"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方以要求中国军队撤出闸北为由,再起冲 突,上海告急。蒋于是决定迁都洛阳。蒋于2月2日凌晨五时抵达洛阳。在洛期间,蒋获知"自黑石关以东至汜水之间地形复杂,虽有飞机大袍亦无所施其技,更知 为迁都西北之必要也"(47)。
    蒋虽从国防角度考虑到西北战略地位的重要,但对西北的地理概貌所知甚少。1932年6月19日,蒋邀请翁文灏来讲学,才得知"东北与西北农产地之分量,据 其以气候与雨量而论,则西北只可移数百万之民为屯垦防边之用,绝非如世人所理想者可容八九千万之移民也。"一向择人苛刻的蒋介石对翁称赞不已,在日记中写 道:"翁实有学有识之人才,不可多得也。"蒋了解到西北资源贫乏后,开始考虑仅将西北作为应急之地,将目光转向四川。
    为了加强西北的经济建设,将西北建成国防据点,在193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要将国民经济中心逐渐西移。他认为:国家及私人大 工业今后避免集中海口;开辟道路、航路,完成西向干线;建设不受海上敌国封锁的出入口;于经济中心区附近不受外国兵力威胁之地区,确立国防军事中心地;全 国大工厂、铁路及电线等项建设,均应以国防军事计划及国民经济计划为纲领等等。(48)
    10月,蒋巡视了洛阳、西安、兰州等地,前往"规定陕南修路与经济方略"。(49)10月10日上午九时,蒋到洛阳参加阅兵国庆典礼后,感觉"气象更新 矣"。11日下午,蒋到孝义视察军用化学新厂后,认为"规模宏远","愿得如期生效也"。12日上午9时,蒋抵达潼关,登东门,眺望"第一关风陵渡北之中 条山与南十二塞。黄雒、渭水由西北会汇于此,直注东流"的雄伟景象后,顿生"如此形胜而不图保存固守,何以对先人耶?"之感。
    17日,蒋由西安飞抵兰州,视察完黄河后,在日记中写道:"至此更知中国之伟大与可为也。左公规模之大尤为心领。黄河形势雄壮,西北物产之丰,倭俄虽侵略 倍至,如我能自强则无如我何也,极思经营西北以为复兴之基地。"19日,蒋由甘肃飞宁夏视察,见到久未谋面的马鸿逵母子后,感到"到此亲爱无比",认为 "宁夏政治渐上轨道,或在陕甘之上,可慰也"。亲眼见到"贺兰山之雄伟,与黄河之深长",他立下誓言称:"见贺兰山之雄伟而不起汉族复兴之念者,非黄帝子 孙也。"(50)21日,蒋前往咸阳拜谒茂陵和周陵后,在日记中写道:"谒文武周公之陵,而不思发扬光大其先人之基业者,非吾族类矣。"
    华北一直处于地方实力派掌控之下,在蒋看来,山西阎锡山、山东韩复榘都有成为"边藩之第二"的可能,提醒自己:"可不慎乎?"(51)为增强华北的向心 力,蒋于10月24日由济南飞抵北平。在北平期间,他先后视察了紫禁城东南角、朝阳门和瀛州白塔等地的工事,认为:"以如此形势与坚城,若弃之不守,诚非 黄胄矣。"(52)11月3日,蒋在怀仁堂召集全体军官训话后,从西直门坐火车前往居庸关。登临长城后,他感慨长城之雄伟与精坚,提笔写下:"未登长城不 知中华民族之伟大,一入潼关更觉黄汉历史之光荣"二语。
    蒋自1927年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等军政最高领导职位后,虽曾于1928年7月和次年6月两次莅临北平,但都止步于长城,未曾踏足关 外地区。蒋第一次领略塞北风光,见"桑乾河水清流与高山之环绕平原,草木茂盛,土地肥美,且能种水稻",不禁联想到了江南故乡的风貌。(53)11月5 日,蒋从张家口继续向西,经柴沟堡、永嘉堡、高城前往大同,沿途山河秀丽,土地膏腴,令蒋印象深刻,感慨道:"如果再有森林,则江南不及此矣。"7日,蒋 在绥远会见了荣王、德王、潘王等蒙人与党政人员,并对各主席和边外将领指导一切。德王盛赞蒋是二百余年来第一位来蒙边巡视的国家最高领袖。(54)
    11月8日,蒋由绥远飞抵太原,他对阎锡山在山西所从事的各项建设,印象深刻,认为:其规模与经营都很远大,只是惋惜其"奈何不用之于全国与民族之上 也"。9日,蒋前往阎的故乡河边村,探望其封翁之病。途中,阎向他陈述三点建国主张:"一、对日不主准备武力,免日仇忌,使倭对我无法可施,而后我乃有法 对倭,专重黄老之说也。二、对内中央有力,地方有权,注重集中人力,消除阶级斗争,奖励科学人才与造产,建设发展物力,而其造产方法,为以物品代币钞之信 用基金。三、剿匪完成时召开救国会议,使地方军政长官免除中央救国障碍,中央为地方消除行政困难,如此则地方如不从令一致,是其自外救国之道,必为国人所 共弃云。"蒋听后,认为其"研究颇深",但对阎所虑"倭寇拥溥逆入关,对各省地方分地封爵,使各地受爵者有与伪倭存亡荣辱关系,不能不力护伪倭而抗革 命",又虑"倭於倭俄战前不仅占领华北,而且必占领南京",蒋不以为然,认为是其"杞忧过甚之言,而于内外现状未甚注意也"。(55)
    巡视西北、华北归来后,蒋开始思索"制定进行整个之计划",研究"政治全部之设计与方针",并提醒自己"政治进行方略不可忘了本末先后之程序"。他所关注 的问题有:"1、改组中央乎?2、收复西南乎?3、规划川相黔乎?4、西北准备建设计划;5、华北方针;6、晋察绥蒙之设计;7、整军设计与方针;8、对 倭对俄之研究与人选;9、定川方针;10、禁绝鸦片计划;11、改组浙府;12、蒙古指导长官;13、全部之政治与经济计划。14、军事机关之根本改 造;15、江西善后设施。"
    通过巡视西北、华北各地,蒋在日记中写道:"中国幅员之大,社会复杂,人情不同,不但自然地理关系,施政应分别彼此,而且时间与程度关系,亦应因时因地与 因人而定其法律与制度也。故今日中国之法制应有重新产生自订,决不能抄袭现在欧美所定之法制,否则未有不谬柱鼓瑟,徒见其治丝益棼而已。"(56)
    蒋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全面思考,集中体现在其与汪精卫联名发表的"划分中央与地方权责宣言"中。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11月27日,蒋、汪联名 发表的"感电",明确宣示:"救国之道莫要于统一,而实现统一,端在乎和平。吾人当此历史空前未有之国难,若非举国一致,精诚团结,避免武力为解决内政之 工具,消弭隔阂,促成全国真正之和平统一,实无以充实国力,树立安内攘外之根基。"在和平统一的前提下,蒋进一步将孙中山所提出的笼统而缺乏实际界限的中 央与地方之间均权理论,具体列举了法制、用人、行政、财政、军队五方面的内容,作为过渡期间的变通办法。蒋强调"国内问题取决于政治,不取决于武力"这一 原则,不仅适用于解决中央与地方间的关系,"即人民及社会团体间依法享有言论结社之自由,但使不以武力及暴动为背景,则政府必当予以保障,而不加以防 制"。他还明确表示:"中国今日之环境与时代,实无产生意俄政制之必要与可能"。(57)诚如已有论者指出:"感电"虽仅为一纸电文,没有实质的约束力, 但可谓是蒋自"九一八"以来对国事最为积极的一次表态,指示着国民政府总体思路的发展方向。(58)
    经营西南
    "西南问题"是1930年代蒋介石在推进统一政策过程中的主要障碍。粤方陈济棠与桂系李宗仁结成联盟,援引胡汉民等元老为奥援,成立"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 员会"与"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与中央分庭抗礼。同时,标举"西南"招牌,向外号召,力图拉拢川、滇、黔西南诸省,组成西南反蒋大联 盟。蒋虽"急思统一广东",(59)但因日本对北方的侵略毫无缓和迹象,不得已出之"统一北方缓和南方"的政策。(60)对粤桂暂时放任,"西南之事,只 可听之一时,以力所不及,时所未到之事,虽强勉无益,而更不容其忿怒也"。(61)
    本来,江西中央苏区的存在客观上为粤桂与中央之间提供了一个缓冲的空间。粤方对"剿共"依违两可,甚至借共以自重,陈济棠曾得意宣扬:"有共产党拦住", 蒋"因共不能即来","我非合力剿共,实则我欲占地盘耳"。(62)然而,1934年下半年,随着红军向西转移,蒋借"追剿"红军之机,整顿川、滇、黔三 省政治,开始经营西南根据地。是年6月9日,蒋在日记中写下"下任不做总统,亦不做院长,专意建设西南"之语。自7月10起,蒋每日将"平粤计划"列入日 记的注意栏内,"以为自检"。在蒋看来,"非平定两广,不能与倭交涉","粤非速征不可也"。(63)蒋的行事风格讲求谋定而后动,其对粤方针之思考逐渐 明确,认为:"对粤方针,应分大小先后,而重在基本之是否稳定,若问罪与其时间,则尚在其次,然粤不平定,则军事无从整理也。"(64)
    12月1日,时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秘书长的何其巩密呈条陈,建议蒋在安定北方、巩固中部的基础上,着手经营西南。何在呈文中指出:
    长江中部既为根本所在,与为犄角之西北,文化经济皆落后不足道,斯西南后卫之经营尚矣。西南统湘粤桂川滇黔而言,湘鄂紧接,两湖一体,殆有不可分之势;粤 桂为一翼,川滇黔为另一翼,而重要性则同……川滇黔三省拥有七千万以上之人口,形险而地腴。煤盐油矿以及各种金属皆不缺乏,足为国防之最后支撑点。宜乘徐 匪猖獗之时,或在赣匪西窜之时,力加经营。即钧座不能亲往,亦宜派遣忠义大员统率重兵入川。第一步清剿共匪,第二步整理三省军政,第三步发展交通及一切产 业。在彼建立国防重工业之主要部门,一旦国际大战发生,乃能处于可战、可守、可进、可退之地,争取最后之胜利,达到复兴民族之目的。
    蒋对何的条陈非常欣赏,认为"颇中肯綮,足备参考"。(65)蒋在日记中将"追剿"红军、抗日准备与控制西南三者巧妙结合:"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 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66)
    蒋转战西南的实际经历远非预想得那般精准巧妙。一方是动如脱兔、行动敏捷的红军,一方是相互防范、反应迟钝的地方军队与手下各部,蒋的西南之行可谓"惊心 吊胆,寝食不安",被其视为"一生用兵莫大之耻辱"。(67)由于进剿不利,加之黔军腐败无状,令蒋"性燥心暴","打骂恶习"屡犯未改。 (68)1935年4月30日,蒋在视察医院时,看到腐败情形,"愤恨不能自禁","以手杖击其看护"。5月5日,蒋视察部队营房时,见到"其内务之腐败 无状出人意料",又一时愤激难耐,"手批其官长之颊"。蒋接连"杖击"、"手批"其手下的暴戾举止,令陪伴左右的宋美龄因惊恐而致病。(69)
    蒋的西南之行虽然毫无当年敉平闽变时"从容乎疆场之上"的淡定,但好在天道酬勤,蒋的埋头苦干、不辞辛劳收获了堪称满意的回报。1935年3、4月间,蒋 亲自坐镇贵阳,借王家烈剿匪大败之机,断然改造黔局。黔局的改造可以说是蒋在经历了入黔剿匪的那些"忧愁忙迫时现于声色"的日日夜夜后的莫大安慰。 (70)蒋在是月的"反省录"中记道:"贵州省政府完全改组,廿五军亦得如期改编,王家烈自动知难退职,从此贵州军政皆得整理如计,是国家之福利、亦一最 大之进步也。"(71)
    5月,蒋又前往昆明,与龙云相谈融洽。蒋在日记中称赞龙云是"明达精干、深沉识时之人,而非骄矜放肆之流"。蒋在昆明凭吊南明永历皇帝的骨灰,游览了圆通 寺和滇池大观楼公园。还乘飞机由昆明经富明、元谋、金沙见、会理、永定营,前往德昌。蒋对云南印象颇佳,"沿途土地肥美,到处皆有水田森林,人烟亦不稀 少,道路亦甚平坦,实与未见前所想像者完全不同,中华地大物博,何处皆可立国图强,倭寇必欲急急灭亡於我者,其果能乎,适足自召其亡耳,小子勉旃。" (72)
    通过云南之行,蒋"对滇感想实益关切,经济方面应力谋发展,交通尤为重要",并自认:"此来得民众信仰倍增,结果对于国家前途之关系实大也。"(73)蒋 于是月反省录中写道:"滇行完成,实关乎国家之统一、剿匪之完成与个人之历史,皆有莫大之益也","昆明形势雄伟,气象清明,秩序整然,虽进步未完,但古 风犹存,而其物产丰富,人性朴厚,实增吾复兴民族之信念甚大也。"(74)
    蒋对四川的整理初见成效。蒋认为:"四川暮气太深,非平常办法所能挽救也","对川方针,只督其开发公路,协助其整顿军警,不干涉政治"。(75)考虑到 "四川内容复杂,军心不固,后患可虑",蒋认为:应当委任刘湘一人主持川局,"而中央除整理金融统一币制,筹备其经济实业之发展以外,对于军人不宜植势, 以示大公"。至是年9月27日,蒋完成了"入川以来重要之处理",规定了四川各绥靖区与日期,并改组了21军。蒋于是月反省录中记称:"本月最大之成绩是 为峨眉军训团训练完毕,川中各军处置妥定,与四川地方钞币纠纷解决,军事与财政同时统一耳。"(76)
    1936年,两广六一事变后,蒋又将粤桂收归中央。(77)8月11日下午1点40分,蒋飞抵广州,五时往吊黄花冈与朱执信、邓铿、胡汉民等之墓。这是蒋 自北伐后第一次回到广州,他在日记中写道:"十年旧地,今日重临,感慨无限,不觉悲喜交集。"(78)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后,蒋自认为:"两广收服,统一告 成,如此大业,若无大患阻碍,实为历史鲜有。"(79)中国历史上鲜有之统一大业经由自己亲手缔造,他在日记中感慨地写道:"六月一日以来,两粤谋叛称 兵,全国动摇,华北冀察以及川湘几乎皆已响应,其态度与两粤完全一致,党国形势岌岌危殆。时经三月幸得上帝佑我中国,乃至本月广西李白拜命就范,一场恶潮 至已平熄,两广乃得统一,革命基础于此已定。十三年来之恶战苦斗,从此内忧果能告一段落,是诚上天不负苦心之人也。"(80)
    西南局势之稳定对蒋的整体抗日战略的影响至为关键。蒋对华北危机的态度,之所以由置身事外转变为挺身负责,与西南形势的好转密不可分。蒋巡视华北后,负责 与华北联络的参谋本部次长熊斌明告山西省主席徐永昌称:"蒋先生看定日本是不战而屈中国之手段,所以抱定战而不屈的对策。前时所以避战,是因为与敌成为南 北对抗之形势,实不足与敌持久。自川黔剿共后,与敌可以东西对抗,自能长期难之,只要上下团结,决可求得独立生存,战败到极点亦不屈服。"(81)
    建设东南
    东南既是国民政府首都的所在地,又有令蒋魂萦梦牵、依依难舍的故土——浙江奉化。富庶的东南诸省既是支撑蒋氏权力基础的核心区域,又是令蒋之身心得以自由舒展的精神空间。
    蒋对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情有独钟,赞叹不已:"南京风景之美,甲于全国,亦于此见之,雄壮巍巍,诚不愧为首都也",(82)"金陵形势与风景并胜,实世界 无双之首都也。"(83)1934年7月5日,蒋留下遗嘱称:"余死后,不愿国葬,而愿与爱妻美龄同葬于紫金山紫霞洞之西侧山腹之横路上。"
    蒋笔下的故乡山水既雄壮浑厚,又奇丽无比,"山云中阳光影射,山空一如如雨布,远山尖峰争白,余朝望越远越秀,松风溪水声静如弦,心境为廓然,妙高台之暮 景冬色,至此方领略其优明无匹也"(84)。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国难危机关头召开的一次关键性会议。党国的内外大计、党政人事的调整,均待由大 会及其后的一中全会来决定。大会前夕,1935年10月25日,蒋回到故乡,潜心思虑,"独观千丈岩瀑布约半小时,心净境空,虑忘形释,得益非鲜也"。 (85)四届六中全会、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与一中全会期间的四十个日日夜夜,令蒋备受煎熬,"忍受复忍受,悲痛又悲痛,幸得免于横决"。(86)至次年3 月中旬,蒋因军政繁忙而感心力交瘁,认为"非暂离京休息必致贻误大事",遂下决心"急回乡扫墓,以慰先人之灵也"。回到故乡后,他与妻子一起"游法华庵竹 山,掘冬笋,在厂下泉潭对饮,泉清竹深,尘心顿息"(87)。
    江浙既是南京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又是令蒋魂萦梦牵的精神家园,东南地区自然成为整个国防计划之重心所在。1934年年初,蒋开始考虑"东南国防之政治 与军事计划"。此后,蒋多次在日记中提醒自己要注意"东南国防计划"、"东南建设步骤"。(88)同年8月,蒋开始计划东南公路。(89)次年8月,蒋决 心"以五百万园建筑首都要塞"。(90)蒋在"剿匪"已"达到七分之成功"后,于1936年将工作中心转向"抗倭"。(91)是年2月,蒋在南京坚守了整 整一个月。这对他来说可能是非常少有的情况,为此,他在日记中特意记道:"本月全月在京,无敢或懈,尽忠职责,无愧于心也。"(92)
    论者有谓,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打破了中国近千年来形成的传统政治地理格局。民国政治中心的南移,造成国家政治辐射与对外防御的式微。(93)国民政 府将政治与经济中心置于东南沿海地区,确实令国家的对外防御功能大受影响。何其巩在密呈蒋介石的条陈中即指出:"就对日国防形势而言,北方居于前卫,江浙 平时为财赋所从出,战时立成前卫,与北方同。"(94)考虑东南地区战时将成为日本从海上入侵的最前沿,蒋自1936年10月起便开始预定各院部迁移计 划,并预备将瓦斯和汉阳药厂等一批重要企业迁往内地。(95)与此同时,他还亲自督建东南地区国防工事,曾先后视察了雨花台、江阴和乌龙山等战略要塞。3 月7日,蒋视察紫金山麓工事后,认为"位置不当",痛感:"军事干部只知敷衍与权利,而毫不肯为其任务略加思考,事之痛心,莫甚于此也,如何使之良心复现 也。"15日,蒋又登富贵山,视察地下室工程,认为"此乃久大之业也"。17日,他又前往挹江门内与鸡鸣寺下视察地下室,看到工程皆未完成,深感部属之 "欺妄可痛",下令"再催各区工事,日夜赶筑"。(96)
    为了防御日军从空中袭击东南沿海地区,蒋非常注重保护东南地区的领空权,同时加强整顿中国空军。1935年10月,当蒋得知外交部方面认为上海福冈之间通 航问题即将作为普通交通要求签字的消息后,"燥急非常",痛斥何应钦"不惟愚庸,而且卑劣根性必亡国家也"。在蒋看来,上海福冈之间的通航意味着"长江流 域领空之被占"。(97)日本因中国拒绝通航签字而咆哮恫吓,甚至威胁要使用武力,蒋不为所动,"决心与之周旋"。汪精卫认为因通航问题与日方关系破裂, 有些"太过"。蒋则不以为然,认为"彼实不知领土丧失尚限于一部,而中部领空丧失一点,则全国受其控制,可立而致亡也,以此说明彼当能瞭然乎?"(98) 自1936年10月起,蒋开始有计划巡视和整顿航空学校。12日上午7时,蒋便到航空学校阅兵,观看飞行表演。当蒋看到中国空军"试验轰射成绩渐著"后, 非常欣慰地表示:"以三年精神与夫妻合力而得有今日成绩,五年之内欲赶上倭空也","自信空军之基立矣"。
    结语
    1930年代,蒋处于内忧外患交相逼迫之中,通过考察其政治空间观念,可以看出,蒋对危机局势的应对是有其轻重缓急、大小先后之战略考量的:对于沦陷的东 北失地,他希望通过国联用政治方法解决;面对日军向关内的咄咄进逼,他以宁为玉碎的姿态,确保平津的安全;坚守"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坐镇华中,一面指 挥剿共,同时也有避责的考虑;力主建设西北,作为将来政府的第二根据地;对于华北,他通过巡视加以遥制与镇摄,使其内向;对于西南,他借"剿共"之机,积 极加以整顿与改造,使之成为日后民族复兴的根据地。
    巡视是蒋在1930年代加强对地方统制的重要手段。蒋于1932年10月下旬巡视湖南后,认为"颇有所得",对湖南的教育、行政、军队、交通、自治和党务 等方面的实情,"皆得知其大略",而"精神影响所及,尤为重要","以后对各省巡阅,至少每年应有一次也"(99)。此后,蒋又遍历西北的陕甘宁绥、华北 的豫冀鲁晋和西南的川滇黔等十余省。透过蒋在地理空间上巡视的轨迹与范围,可以看出,其"安内"政策的重心经历了从"统北缓南"到"北守南进"的转变,同 时出于对日防御的需要,其战略重心从"建设东南"逐渐转为经营西南。
    从1920年代所奉行的"武力统一",到1930年代公开标举"和平统一",蒋之"安内"政策的转变当然离不开救亡图存问题所带来的巨大外在压力,同时也 不能忽视蒋作为一个政治领袖自身经验的增长与运筹决策能力的进步。与蒋同时代的政治学家钱端升先生曾撰文称赞蒋"近几年来所得到的进步","五六年前的武 力统一的政策,他的急于求功的设施,我个人也尝引为失着,但这几年来的沉毅坚苦,和平宽厚,已使他成了另一个人,使他能担负以前所不能担负的大任" (100)。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胡适也很赞同钱的说法,认为:"蒋介石先生在今日确有做一国领袖的资格",这并不是因为"他最有实力",而是因为 "他长进了:气度变阔大了,态度变和平了","在这几年之中,全国人心目中渐渐感觉到他一个人总在那里埋头苦干,挺起肩膊来挑担子,不辞劳苦,不避怨谤, 并且'能相当的容纳异己者的要求,尊重异己者的看法'。在这一个没有领袖人才教育的国家里,这样一个能跟着经验长进的人物,当然要逐渐得着国人的承认。" (101)
    综观蒋在1930年代的政治空间战略构想,因其"昔日识浅见少",有"坐井观天之错误",(102)对日本强占东北的野心估计得不够充分。蒋对东北的资源 了解甚少,直至1932年6月,通过翁文灏的讲述才得知,东三省煤矿和铁矿的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全国铁矿的百分之八十二以上都为日本人所 有。蒋得知东北煤铁资源如此丰富后,"惊骇莫名",恍然醒悟道:"倭寇安得不欲强占,中正梦之今日始醒,甚恨研究之晚,而对内对外之政策错误也" (103)。
    受制于当时的国家地位与实力,加之其自身传统"藩属观念"的局限,蒋的政治空间观念对边疆问题缺乏深谋远虑,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1930年代,中 国边疆局势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在蒋看来,东北"溥仪称帝"与内蒙"德王勾倭"、新疆"俄寇入伊犁"、"疏勒独立"和西藏"藏人勾英"都同属"藩制"范 畴,"如藩制不定,则不数年必尽失边疆矣"。(104)在当时自身国力有限,无力顾及的情况下,蒋主张"最好实行'五族联邦'制,借以维系边疆。即以此放 任政策羁縻其人心,使边疆问题不致日趋恶化,待将来国家实力充足,再作彻底之解决"(105)。蒋拟准备以十年为限在满、蒙、藏试行"地方自治","如能 于此期间果能自强自治,不为外族所侵占压迫,则准其完全自治,但其土地仍属于中华民族,而其人民意志则完全自由也"。(106)由于蒋对内蒙"允与自 治",(107)1934年4月"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在百灵庙宣告成立。事后,蒋对此后悔不已,在日记中反省道:"对内蒙自治会 当时不深考虑清代诏蒙各个分立之原则而贸然通过整个组织,实失策也","建国规模与方略,愧无深谋远虑之经纶,一着失算,始谋不臧,贻误全局,不知何时再 得补救,可不慎乎!"(108)


 注释:
    ①胡适:《政制改革的大路》,《独立评论》第163号,1935年8月11日,第7页。
    ②埃德加•斯诺著、党英凡译:《红色中国杂记》,北京:群众出版社,1983年,第72-73页。
    ③《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19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收藏(下文不再标明藏所)。
    ④《蒋介石日记》,1932年日记的卷首。
    ⑤《蒋介石日记》,1933年3月28日。
    ⑥《蒋介石日记》,1934年7月10日。
    ⑦相关成果有:刘维开:《国难期间应变图存问题之研究》,"国史馆"印行,1995年;周美华:《中国抗日政策的形成——从九一八到七七》,"国史馆"印 行,2000年。杨天石:《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的对日谋略》,《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18页;黄道炫:《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研究》, 《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
    ⑧《蒋介石日记》,1931年8月31日。
    ⑨《蒋介石日记》,1928年5月10、12日。
    ⑩《蒋介石日记》,1935年7月11日。
    (11)《蒋介石日记》,1932年3月14日。
    (12)1930年9月20日,蒋再电张学良催即日就副司令职,电文称:"……闻阎已通电下野,但其企图尚未明了,冯尤未必遽能觉悟,我辈态度稍有犹疑, 转恐予以徘徊观望之机。大局仍难收拾,务望兄即日就副司令职,并促于、王两军尅日进占北平、保定与石庄。所有大河以北一切善后事宜,谨以全权讬兄处置。"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下文简称《事略稿本》),1930年9月20日,第8卷,"国史馆",2003年,第578页。)
    (13)《蒋介石日记》,1932年1月13日。
    (14)《蒋介石日记》,1932年2月16日。
    (15)《蒋介石日记》,1932年1月1日、5月2日。
    (16)《蒋介石日记》,1932年5月27日。
    (17)《蒋介石日记》,1932年6月27日。
    (18)《事略稿本》1932年8月6日,第16卷,"国史馆",2004年,第35—36页。
    (19)《蒋介石日记》,1932年8月12日。
    (20)详见拙文《蒋介石与1932年的汪(精卫)、张(学良)交恶》,待刊稿。
    (21)《蒋介石日记》,1933年2月12日。
    (22)《蒋介石日记》,1933年3月4日。
    (23)《蒋介石日记》,1933年3月28日。
    (24)《蒋介石日记》,1932年3月9日。
    (25)《蒋介石日记》,1932年3月14日。
    (26)《社论:蒋北上与张下野》,《香港中兴报》1932年3月13日。
    (27)《胡汉民致刘显丞电稿》,陈红民辑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8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44页。
    (28)《蒋介石日记》,1932年日记的卷首。
    (29)《蒋介石日记》,1932年7月2日。
    (30)《蒋介石日记》,1932年7月3日。
    (31)9月12日,蒋在日记中写道:"上星期,东克麻埠,西克新集,此剿匪第一期计划,得有进步也。"14日,又记称:"英山与商城先后克复,赣南且有 一师之众来降,是乃民族复兴,赤匪消灭之一转机,甚祈天佑中华,俾早日肃清内乱,统一中国,保障东亚,勿使倭奴惨残人类,欺凌中华也。"21日,蒋又记 曰:"第十师,昨午克复金家寨,此心为之一慰,从此江北之匪易清,而抗日之基渐立矣。"
    (32)《蒋介石日记》,1933年7月19日。
    (33)《事略稿本》,1932年6月10日,第15卷,"国史馆",2004年,第78页。
    (34)《蒋介石日记》,1932年7月30日。
    (35)《蒋介石日记》,1933年4月7日、1日和3月28、29日。
    (36)《蒋介石日记》,1933年9月17日。
    (37)《蒋介石日记》,1933年9月5日。
    (38)《蒋介石日记》,1933年10月30日。
    (39)《王子壮日记》,1935年7月19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第二册,第388页。
    (40)《汪精卫函陈璧君》,1936年7月13日,《西安事变前后汪精卫与陈璧君等来往电函》,《近代史资料》,总60号。
    (41)《蒋介石日记》,1932年8月29、30日。
    (42)《粤当局将开军事会议商应付》,《香港中兴报》1932年8月16日。
    (43)《蒋弄玄虚汪孙现裂痕》,《香港中兴报》1932年10月19日。
    (44)《蒋介石日记》,1930年12月9日。
    (45)《事略稿本》,1930年12月10日,第9卷,"国史馆",2004年,第195页。
    (46)《蒋介石日记》,1931年3月20日。
    (47)《蒋介石日记》,1932年2月5日。
    (48)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三,第5-6页。
    (49)《蒋介石日记》,1934年10月7日。
    (50)《蒋介石日记》,1934年10月19、20日。
    (51)《蒋介石日记》,1934年2月17日。
    (52)《蒋介石日记》,1934年11月2日。
    (53)《蒋介石日记》,1934年11月4日。
    (54)《事略稿本》1934年11月7日,第28卷,第416页。
    (55)《蒋介石日记》,1934年11月8、9日。
    (56)《蒋介石日记》,1934年11月12、13、14、15日。
    (57)《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要:汪蒋通电五项建议》,1934年12月3日,《国闻周报》,第11卷第48期。
    (58)黄道炫:《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第51页。
    (59)《事略稿本》,1932年4月2日,第14卷,第14页。
    (60)《事略稿本》,1932年5月2日,第14卷,第206页。
    (61)《事略稿本》,1933年2月7日,第18卷,第309页。
    (62)《陈融致胡汉民函》,《胡汉民未刊函电稿》,第10册,第451、454页。
    (63)《蒋介石日记》,1934年7月7日。
    (64)《蒋介石日记》,1934年7月30日。
    (65)《事略稿本》1934年12月1日,第28卷,第508-513页。
    (66)《蒋介石日记》,1934年12月29日。
    (67)《蒋介石日记》,1935年5月11日,本周反省录与下周预定表。
    (68)《蒋介石日记》,1935年5月4日,"本周反省录"。
    (69)《蒋介石日记》,1935年5月9日。
    (70)《蒋介石日记》,1935年4月20日。
    (71)《蒋介石日记》,1935年4月30日。
    (72)《蒋介石日记》,1935年5月13、19日。
    (73)《蒋介石日记》,1935年5月18、25日"本周反省录"。
    (74)《蒋介石日记》,1935年5月31日"本月反省录"。
    (75)《蒋介石日记》,1935年3月4、9日。
    (76)《蒋介石日记》,1935年9月30日,"本月反省录"。
    (77)拙文《蒋介石与两广六一事变》,《历史研究》2011年第1期。
    (78)《蒋介石日记》,1936年8月11日。
    (79)《蒋介石日记》,1936年9月19日,"本周反省录"。
    (80)《蒋介石日记》,1936年9月30日,"本月反省录"。
    (81)《徐永昌日记》,1935年10月15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编印,第3册,第318页。
    (82)《蒋介石日记》,1931年5月20日。
    (83)《蒋介石日记》,1935年11月8日。
    (84)《蒋介石日记》,1932年12月30日。
    (85)《蒋介石日记》,1935年10月26日。
    (86)《蒋介石日记》,1935年12月7日。
    (87)《蒋介石日记》,1936年3月23日。
    (88)《蒋介石日记》,1934年1月24、27日、2月1日、4日、7月2日、12月20日。
    (89)《蒋介石日记》,1934年8月2日。
    (90)《蒋介石日记》,1935年8月30日。
    (91)《蒋介石日记》,1935年12月31日"本年反省录"。
    (92)《蒋介石日记》,1936年2月29日"本月反省录"。
    (93)袁成毅:《民国政治中心南移:国家政治辐射与对外防御的式微》,《历史档案》2003年第1期。
    (94)《事略稿本》,1934年12月1日,第28卷,第508页。
    (95)《蒋介石日记》,1936年10月6、7、8日。
    (96)《蒋介石日记》1936年6月8日。
    (97)《蒋介石日记》,1935年10月18日。
    (98)《蒋介石日记》,1935年10月24日。
    (99)《蒋介石日记》,1932年11月1日。
    (100)钱端升:《对于六中全会的期望》,《独立评论》第162号,1935年8月4日,第6页。
    (101)胡适:《政制改革的大路》,《独立评论》第163号,1935年8月11日,第7页。
    (102)《蒋介石日记》,1932年6月16日。
    (103)《蒋介石日记》,1932年6月17日。
    (104)《蒋介石日记》,1934年2月17日。
    (105)《事略稿本》1934年3月7日,第25卷,第82—83页。
    (106)《蒋介石日记》,1934年5月6日。
    (107)《蒋介石日记》,1934年2月13日。
    (108)《蒋介石日记》,1935年12月24、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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