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格局,但不要忘记,蒋介石原本就是力主抗战的;蒋介石如果像汪精卫一样不想抗日,一心降日,谁逼也不行!
多年来,我们的历史总是这样说: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是为了"逼蒋抗日"。因为当时蒋介石总是想投降卖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所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不得已发动"西安事变",用武力扣押了蒋介石,逼迫蒋介石"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终于促成了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一句话,蒋介石的抗日是由张学良逼迫的。
这种"逼蒋抗日"说,总让人疑云难释。蒋介石的一系列抗日主张、抗日活动、抗日战斗,真的是张学良"逼"出来的吗?没有张学良的"逼",蒋介石就不会抗日吗?假如蒋介石真的不想抗日,总想投降,你用枪杆子把他抓起来时,可以"逼"他一下:你不抗日我就枪毙你!但是,当蒋介石返回南京,反过来把张学良扣押起来、张学良成了囚犯的时候,你还能再"逼"吗?蒋介石此时完全可以翻脸不认账,拉着一帮大员投降日本,你张学良能管得了吗?杨虎城能管得了吗?
再说,蒋介石为什么不想抗日、意欲投降呢?难道作为一个最高领袖,他很想把自己治下的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敌寇吗?他很想做一个刘禅、李煜、赵佶式的亡国之君吗?
历史已经证明,蒋介石是力主抗日,反对投降的。所谓"逼蒋抗日",完全是违背史实、片面理解的假象。
让我们看看真实的历史。"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蒋介石才从上海方面得知日本进攻沈阳的消息,立即指示张学良,揭穿日本以中方破坏铁路为借口发动进攻的阴谋。(没有下令抵抗是蒋介石一大失误)。1931年9月12日 (应是9月20日"日记"。-注)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闻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强占以后,心神不宁,如丧考妣。苟为吾祖吾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北,永无人格矣!小子勉之!内乱平定不遑,故对外交太不努力。卧薪尝胆,生聚教训,勾践因之霸越。此正我今日之时也。"一个投降派领袖,能说出这样的心里话吗?
1928年张学良归顺中央,使全国基本统一;1930年张学良率10万大军入关调停"中原大战",使蒋介石平定群雄,扭转乾坤。此时的蒋介石对张学良奉如神明,视若恩公,封其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地位仅次于蒋介石,掌管东北和华北的军政大权。同时还约定,除了外交以外,东北的行政、军事、财政、人事大权,均由张学良乾纲独断。所以,对张学良处理"九一八事变"的严重失误,并没有过多指责。
1931年9月21日,蒋介石返回南京,即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对日方略。蒋同意19日常务会的处置意见,主张以日本侵略东北事实,先行提出于国际联盟与签订非战公约诸国,诉诸公理;同时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乃出于最后自卫之行动。会议决定:
一、外交方面,加设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决策研议机关。
二、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讨粤和剿共计划,悉行停缓。
三、政治方面,推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三人赴广东,呼吁统一团结,抵御外侮。
四、民众方面,由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分别发布《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信赖国联公理处断。
由此可知,"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召开会议做出的各项决定,没有一项是"投降卖国"的,都是积极应对,准备抗日的;既希望国联的调停,又加强自己的多重准备,核心内容是"抵御外侮"。尤其让人眼睛一亮的内容是,停止内战和剿共(为何后来又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又开始剿共,后面再分析)。
这次国民党中央会议决定,没有对张学良的失误作任何批评。但是,当张学良的几十万大军撤到锦州,到了东北最后一道关口,还要继续再撤的时候,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不得不多次指示张学良,不能撤退,而要坚决抵抗。
张学良一面与日本谈判"锦州中立化"方案,一面秘密安排东北军从锦州一线自动撤军。此举引起了南京政府的严重不安。外交部长顾维钧于12月3日致电张学良,极力劝阻道:"兄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12月5日,顾又与行政院长宋子文联名致电张:"现在如日人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蒋介石也于12月8日致电张:"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此时日本还没有进攻,张学良就违抗中央命令,提前安排撤军。
1931年12月15日,关东军开始进攻锦州。国民政府多次电令张学良抵抗。1931年12月25日,命令张学良"积极筹划自卫,以固疆圉"。张学良不听,继续从锦州撤退。12月30日,国民政府急电张学良,"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但已无济于事,张学良几十万大军终于浩浩荡荡从锦州撤退到山海关内。1万多日寇兵不血刃占领了锦州,从而使整个东北完全落于敌手。
如果说,"九一八事变"日本进攻并占领沈阳,张学良还可以借口是蒋介石下令"不抵抗""束缚了东北军的手脚"造成的,可以推卸责任的话;而这一次,张学良公然违抗中央军令,不作丝毫抵抗,主动撤出锦州,使日本轻而易举占领了整个东北,这就无论如何赖不到蒋介石头上了!
有人说,面对国人"不抵抗""逃跑将军"的指责,张学良果断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终于洗刷了自己的耻辱,回应了国人的指责。此言大错!你不抵抗就是不抵抗,逃跑就是逃跑,抓了蒋介石就能洗刷了耻辱吗?蒋介石叫你抗日,你非要撤退,大好河山已经丢失,现在却来"逼蒋抗日",这不是开玩笑吗?
历史已经证明,能够洗刷"不抵抗将军"恶名的机会,不是"西安事变",而是锦州一战。此时日本的准备还不甚充分,兵力还不甚充足。而东北军的主要兵力均集结于此,关内的援兵也容易调集;南京政府三令五申要求抵抗,自己有了"尚方宝剑"。张学良完全可以指挥大军和日寇拼死一搏,打胜了可以收复东北,打败了就撤退到关内。这样就可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恶名,自己就可以堂堂正正成为抗日爱国英雄。
既然没有这样做,在"西安事变"中捉了蒋介石怎么能洗刷"不抵抗"的恶名呢?他有什么资格、有什么脸面"逼蒋抗日"呢?
其实,在"西安事变"之前,没有张学良的"逼",蒋介石就已经作了大量抗日战备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多次召开会议,作出一系列应变措施且不说;1933年他发动的长城抗战,给日寇以沉重打击,这也不说;单说"西安事变"这一年的事情。
据史料显示,1936年中期,"两广事变"已经和平解决(共产党红军实力大为削弱,几为剿灭,正史不提),此时蒋介石已经认为对日抗战时机已经来临。1936年9月12日蒋致电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要求他重新进行飞机轰炸军舰的训练;明确指示,"对桂作战计划可以取消,以后应集中对倭一点为要。"此后,中国对日外交也趋于强硬。
原来,在长城会战后,在中国军队略占上风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和日本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协定》,遭到国人痛批,斥之为"丧权辱国"。岂不知那是蒋介石不得已的权宜之计。现在内乱已除,政令统一,蒋介石腰杆硬了起来,觉得可以对日一战。所以在外交上一改往日的软弱之风。从1936年7月起,外交部长张群与日本大使川越茂会会谈8次,态度一直强硬。在会谈中张群指出,日本对华北的真实意图,是"造成华北独立","显系破坏中国领土与主权之完整","绝无讨论余地"。他又态度强硬地向日方提出条件:一、废止上海、塘沽停战协定;二、取消冀东伪组织;三、华北日军及日机不得任意行动及飞行;四、解散察东与绥北伪军。南京国民政府的这种强硬态度,被冯玉祥赞誉为"我国后来言外交者之破天荒,且足以征抗日之决心。"
张群的谈判态度肯定是蒋介石授意的。1936年12月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倭使川越以其片面自治之谈话录,强要张群接受,虽经张群面予拒绝,而川越置于案上,径自离去。后由我外交部送还其大使馆。此种卑鄙伎俩,诚为世界外交上所罕见,而倭人竟敢悍然为之而恬不知耻!似此人格扫地,国焉得而不亡!"
蒋介石不仅在外交上强硬起来,准备将以前签订的《塘沽协定》、《上海停战协定》"丧权辱国"的内容全部纠正过来,而且在军事上作了全面开战的筹划。1936年9月17日,蒋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命令其"准备万一,以与倭决战。"24日,再电何应钦:"据昨今形势,日方已具一决心,务令京、沪、汉各地,立即准备一切,严密警戒,俾随时抗战为要。"
10月9日,蒋介石已经决定中央政府各部门准备迁移,同时准备修建上海一带工事。并指定冯玉祥等人制定计划,由张治中率领4万中国军队,左右夹攻,消灭在上海的近7000日军,然后派大军上华北抗日。1936年11月24日,蒋介石还直接指挥傅作义进行绥远抗战,打击关东军豢养的蒙伪军。当日致电傅:"即使伪军增加,亦不足为虑;吾兄智勇,必能如计完成也。今日战况如何,望时时电告,以免悬念。"
而在1936年6月,蒋介石就对一位外国人谈了他抗日救国的计划:"当战争来临时,我将在沿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最后我们将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在四川,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
可以说,就在"西安事变"前的1936年,最高领袖蒋介石,既有抗战的坚定决心,又有抗战的具体部署,在外交上、军事上已经做好了抗战的充分准备,可谓殚精竭虑,运筹帷幄。这些都是谁"逼"的?何须张学良把蒋介石抓捕起来,"逼"他抗日呢?
但是,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把蒋介石抓起来之后,确实有"逼迫"的意味。那么他"逼"的是什么呢?
实际上他逼得是要蒋介石"停止剿共,联共抗日",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而要求把共产党也当作抗日的力量,国民党和共产党停止内战,联合起来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这在客观上挽救了濒临危机的中共,增加了抗日的力量;避免了张学良自己因剿共而损兵折将的危险,同时把抗战的担子让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担了起来,东北军的势力依然可保无虞。
这就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所起的作用。中共一直把张学良当作大功臣,不断予以歌颂,原因就在于此。但是说张学良是"逼蒋抗日",蒋介石的抗日行动是张学良逼出来的,因而称之为"抗日爱国"英雄,则大谬不然!
这就要说说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主张的是与非。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又觊觎华北。国人有识之士尤其是青年学生,一致要求国民党全力抗日。蒋介石一边以部分兵力进行长城抗战,一边以更大的兵力围剿红军(当然也要对付粤、桂不听话的军阀),对外声称是"攘外必先安内",内乱不已,如何抗日?
蒋介石的这种观点,多遭人诟病,有人斥其为投降卖国、祸害人民的谬论。但设身处地想想,也是蒋不得已的措施。他带兵到北方抗日,南方的家园却起了大火,有人在背后向他捅刀子,他怎么安心抗日?
其实,"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曾一度想停止剿共,共同抗日。他主持国民党中央会议就曾作出一项决议:"在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抗日,并将讨粤和剿共计划,悉行停止。"也就是说,在1931年9月,蒋介石就计划停止对南方共军的围剿,准备一心抗日。此时,正在进行"反围剿"的共产党红军,如果听到这个消息,马上表示欢迎,愿意接受蒋委员长的领导,率军北上抗日,那么国共第二次合作当年就实行了,哪有后来的血腥拼杀,共军败退陕北?蒋介石又如何高调"攘外必先安内"呢?
可惜,当时的中共最高领导是王明博古,这些极左发狂的教条主义者和冒险主义者。他们在得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以后,立即于9月22日发表了一通脱离实际、有害革命的宣言:
"现在全国无产阶级及劳苦大众的伟大历史任务,便是武装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反对日本殖民地的屠杀政策,用革命的力量消灭在帝国主义怀抱中献媚乞怜的国民党政府,实行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以求民族的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彻底解放。
"抓住广大群众对国民党的失望与愤怒,而组织他们、引导他们走向消灭国民党统治的斗争。只有苏维埃政权才是能够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权。估计着群众的仇恨和热忱,提出武装群众的口号。只有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政府,才能真正地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
"各省委应派大批同志到白军中去发动他们争斗,组织他们的游击战争,推翻国民党政府,这是真正地拥护苏联及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之方法之一……"
读着这些杀气腾腾、气势汹汹的语言,蒋介石该是何心情?他本来是要停止剿共,一心抗日的,可是,这些共党居然要趁日本侵略之际,推翻他的政府,消灭他的政权,屠杀他的群僚,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去"攘外"?他不"安内"能行吗?
怪不得蒋介石又接连对中央红军根据地进行几次大规模的围剿,终于在第五次围剿中打败了共军,共军不得不进行大撤退,开始万里长征。蒋介石的"攘外安内"政策取得了成功,而导致这一政策推行的原因,追根溯源,还是王明博古的极左政策造成的。
"西安事变"的前两年,也就是1935年到1936年,蒋介石剿共取得了成功,"两广事变"也圆满解决,在"安内"问题解决以后,就开始着手"攘外"了,在军事上、外交上、政治上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抗日措施。但是,蒋介石给国人的印象依然是"不抵抗"、"妥协退让",甚至是"投降卖国"。各地尤其是大城市里的青年学生,纷纷游行示威,抗议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高呼"反内战、反投降""抗日救国"、"打倒屈辱卖国的蒋介石政府"的口号,要求国民党政府驱逐蒋氏,即行抗日。北京的学生们甚至坐火车南下南京请愿,恳求国民政府立即抗日。众所周知的"一二九运动"的一个口号就是"反对内战,一致抗日",居然遭到了国民党军警的镇压。西安的学生们听说蒋介石来了西安,也举行游行示威,要求蒋介石立即抗日;要不是张学良拦住,学生们差点儿闯进蒋介石的住所,酿成流血事件……
所有这些,都有点儿"逼蒋抗日"的味道。似乎是蒋介石不愿抗日,害怕抗日;对提出抗日的人们,不是予以痛斥就是予以镇压。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顺势而为,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就披上了顺从民意的正义的色彩。
这就令人奇怪,一贯主张抗日,正在为抗日运筹帷幄、殚精竭虑的最高统帅蒋介石,为什么对要求抗日的激进分子予以痛斥和镇压呢?为什么要给自己蒙上"投降卖国"的阴影呢?
这正是蒋介石无法公开言说的难处。人所共知,蒋介石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他对侵略中国的日本军阀有不共戴天的仇恨,他恨不得将所有的侵略者统统驱逐之、消灭之。但他不能像普通军官和老百姓一样,随意发号施令,致惹更大的事端。他在日本留过学,对日本的国家实力和军事实力比较了解,强大的俄罗斯尚不是日本的对手,孱弱的中国更无法和日本抗衡。这也是张学良采取不抵抗政策,丢失整个东北,蒋介石却没有予以谴责的主要原因。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早已暴露无遗,中日一战在所难免,但是现在还不是时候。中国还须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在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时候,如果敌人发起进攻,我们仓促应战,必会遭到更加惨重的失败,遭受更加重大的损失。
1934年4月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倭寇欲以河北强作昔日之东北,并欲以1936年前毁灭我政府,是乃痴人说梦。但此时仍须以忍耐出之。"
1936年6月,蒋介石对英国人李滋罗滋说:"对日抗战是不能避免的,由于中国的力量尚不足以击退日本的进攻,我将尽量使之拖延。"
原来,蒋介石对日本的忍耐,完全是为了拖延开战的时间,以便使自己做好充分的准备。对日本在长城、在上海的一再挑衅,表示忍耐,甚至签订了屈辱的《上海停战协定》和《塘沽协定》,以此迟滞敌人进攻的步伐。但是,普通老百姓怎么会理解这种良苦用心呢?激进的学生们怎么会同意这种做法呢?
耳听着百姓们的谩骂,眼看着学生们的抗议,蒋介石还无法公开予以解释,还不能说:"我正在积极备战,准备抗日,你们不要闹了!"因为担心刺激日本的野心,使日本提前发动战争。
"七七事变"后中国军队和日军的几次大规模决战的事实,证明蒋介石的顾虑并非多余;他的"忍耐""拖延"、避免事态扩大、尽量推迟中日开战的时间、使中国准备抗战的时间尽可能长一些的做法,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尽管如此,蒋介石在张学良等外力的催逼下,只得公开发布了自己的抗日主张,似乎是造成了全国抗日的大格局。这肯定刺激了日本狂妄的野心提前爆发。1936年12月发动"西安事变",1937年就爆发了"七七事变",日本开始向中国发动大规模攻击。驻北平的二十九军虽然进行了英勇抵抗,佟麟阁、赵登禹两位将军以身殉国,仍然挡不住敌人的进攻,只得仓皇撤退,平津两座大城市很快沦陷。紧接着淞沪会战,国军先后投入75万兵力誓死抵抗,前仆后继,在损失近30万将士后,只得撤退,中国最大的繁华都市上海顷刻沦于敌手。中国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部队在顽强抵抗时,顷刻间就能遭到毁灭性打击。此时,那些慷慨激昂的口号不起作用了,那些热血沸腾的青年学生不知到哪儿去了。倒是蒋介石的忍耐、拖延,尽可能推迟开战时间,尽可能用较长时间做好抗战准备,以避免重大损失的做法,此刻成了人们应当痛吃的"后悔药"!
但是,蒋介石在当时的这种做法,被其对立面抓住了把柄。多少年来,人们一直斥责他"不抵抗""投降卖国""丧权辱国";是国人强大的抗议声浪,促使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蒋介石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才答应抗日;在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感召下,国共两党才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意愿,才在全国建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这种观点违背事实,似是而非,尤其是歪曲了力主抗战的蒋介石的形象,拔高了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重要性。
不错,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格局,但不要忘记,蒋介石原本就是力主抗战的;蒋介石如果像汪精卫一样不想抗日,一心降日,谁逼也不行!
譬如我们在电视上经常看到的一场战斗,我军设置了一个包围圈,爬在高处的战士们静静地等待着敌人的到来。敌人刚一露头,一个毛头小伙就要跳起来发起攻击,遭到指挥官的严厉制止和批评,说是要耐心等待时机。结果战斗取得了胜利。事后我们能歌颂这位毛头小伙是"革命的、爱国的"英雄,而指责这位指挥官是"害怕敌人,投降卖国"吗?
还有关键的一条,此时的中共在惨痛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抛弃了王明博古极左教条的那一套,在国难当头的时候采取了灵活务实、顾全大局的做法。在建议蒋介石改组国民党政府、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实行言论自由的同时,共产党也答应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抛弃阶级斗争(不再提打倒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蒋介石,推翻国民党政府)服从蒋委员长的领导、红军接受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等等。有了这些条款,蒋介石怎能不答应停止剿共,联合抗日呢?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只是起到了桥梁的作用,使国民党和共产党能够及时沟通罢了。
所以,说蒋介石答应抗日,最终领导全国军民进行了八年抗战,是张学良逼迫的结果,是有违历史事实的;当时的青年学生游行请愿、抗议示威,蒋介石在此强大压力下不得不抗日,也是不合历史真相的说法。总之,"逼蒋抗日"说不能成立,罩在上面的疑云应予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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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大阅兵闹出"左手礼"/金正恩把望远镜的上下拿反了2015-09-07 18:37:26 [点击: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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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9月08日 转载)
中共党魁习近平给自己操办的加冕礼/大阅兵在众目睽睽之下出了明显的事故。
明显是因为无知或是临场紧张、手忙脚乱或手足无措,习近平在极其重要的细节上闹出了乱子,即闹出了"左手礼"的大纰漏。
这个乱子或大纰漏不但不可挽回地毁坏了中共宣传部门刻意追求的完美电视宣传画面,而且也以直观形象的方式一举戳穿了中共宣传部门竭力宣传的习近平军事经验丰富的神话。
大阅兵之时的实况电视转播,以及后来的官方录像纪录清楚地显示了这个大纰漏。官方媒体为了补救这个大纰漏而做出的解释,只是造成了更多的可笑纰漏,而且也暴露了中共政权的一个令人担忧的严重问题。
大阅兵调遣不计其数的人力物力,耗费不计其数的银两。鉴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尤其是鉴于习近平当局对大阅兵及其宣传的超高度重视,习近平的"左手礼"事故当然不是小事。
官媒补漏漏洞多
习近平的"左手礼"事故在发生之时就被无数观众注意到了。面对众多网民和国际媒体的纷纷议论,中共宣传机构采取紧急措施,试图堵上这个纰漏。
截至目前,中共控制下的中国主流媒体、包括互联网各大门户网站全部采用《人民日报》在大阅兵的当天发表的修补漏洞的解释:
【"左手礼"?"是习大大在向官兵招手致意】有网友发现,阅兵仪式上,习大大在乘坐检阅车返回金水桥的检阅路上,是用左手敬礼。有人有疑问,也有热心网友自发解释,甚至引经据典,用道德经佐证"左手礼"大有讲究。其实,只是镜头角度误区,真实情况是,习近平在向三军将士招手致意。
即使是粗读《人民日报》的上述解释,人们也很容易看出这一解释包含着诸多有趣的信息和严重的问题,其中包括:
1)《人民日报》显然是委婉地、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承认了一个难以否认的事实,这就是,习近平的"左手礼"确实是一个明显的问题;
2)"只是镜头角度误区,真实情况是,习近平在向三军将士招手致意"这种说法明显是一种慌不择路的胡乱解释,从各个角度来说都明显窒碍难通。
中国成千上万的网民和电视观众提出的质疑或疑问是,习近平是否是行了"左手礼"?但《人民日报》却顾左右而言他,生拉硬扯"镜头角度误区",拒绝明确说明习近平到底是用的是左手还是右手。试问什么样的"镜头角度误区"能使右手看上去像左手?
再者,就像本文接下来将详细指出的那样,官方提供的录像画面清晰地显示,习近平三番五次地抬左手(准确地说是11次),做的是明显的敬礼动作,明显不是招手致意。
此外,敬礼也是一种用手致意的方式。因此,《人民日报》说习近平做出貌似行"左手礼"的动作实际上是"向三军将士招手致意",这种说法根本就算不得解释,而是利用同义反复(即英文所谓的tautology)试图转换话题,结果是欲盖弥彰。这大致相当于为一个人偷东西的行为做解释:"真实情况是,他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挪动了那东西的位置"。
实况录像与官方解释
习近平的"左手礼"到底是个什么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进行一点实证研究调查。
在中国,有关军礼的具体规定见于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胡锦涛在2010年6月3日签署、6月9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第四十九条,其中明确规定敬礼要用右手:
"上体正直,右手取捷径迅速抬起,五指并拢自然伸直,中指微接帽檐右角前约2厘米处(戴卷檐帽、无檐帽或者不戴军帽时微接太阳穴,约与眉同高),手心向下,微向外张(约20度),手腕不得弯曲,右大臂略平,与两肩略成一线,同时注视受礼者"。
中共军队传统上认为行军礼用左手是不可饶恕的错误。官方的《环球时报》旗下的环球网甚至转述官方新华网早年的一篇报道,说是前海军司令员刘华清因为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军人用左手行军礼而"震怒"。
细观中国官方中央电视台CCTV 13提供的习近平乘检阅车一路检阅军人全过程总共15分56秒的录像(该录像可以在新浪网找到,网址是:http://mil.news.sina.com.cn/2015-09-03/1336838406.html),可以看到习近平在整个过程中总共举手13次。)
其中的头11次,习近平明显做出的是敬礼的动作,明显符合《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动作描述(即指尖约与眉同高,手心向下,微向外张),只是他用的是左手而不是右手。有兴趣看个究竟的读者可以分别在如下的录像时段中看到习近平的动作:
9分24秒至25秒
9分40秒至41秒
10分11秒至12秒
10分57秒至58秒
11分59秒至12分00秒
12分28秒至29秒
13分23 秒(因镜头切换,不见动作结尾)
13分33秒至34秒
13分42秒至43秒
13分52秒至53秒
14分00秒至01秒
习近平在检阅车上最后两次举手,举的都是右手。
倒数第二次从14分30秒开始持续到14分40秒,延续时间长达10秒。其间尽管镜头/画面一度转向在天安门广场摇晃小旗的人群,但后来镜头又切换到习近平举右手致意,他右手摇摆招手致意的动作完整。
最后一次习近平举右手,是从14分47秒开始,延续时间虽然只有大约一秒钟。但也明显的是招手致意的动作,而不是敬礼的动作,他手心朝向他的前方,而不是向下。
对习近平行错误的"左手礼"这一明显的事实,中国官方媒体截至目前除了《人民日报》提供的胡搅蛮缠式的官式忽悠解释之外,还以舆论导向的方式提供了另外两个非正式解释:(1)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并非现役军人,也并非行军礼而只是致意,因此用左手还是右手无所谓;(2)习近平用左手的时候五指没有像《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规定的那样"五指并拢自然伸直",可见他不是行军礼。
官方媒体的这些解释明显地毫无道理,只是凸显出习近平的"左手礼"确实是一个问题。此外,官方媒体这种胡扯式解释也给官方造成了一系列新难题,其中包括:
(1)为什么习近平挥手致意要忽左忽右?
(2)官方是否要说,在整个检阅过程中习近平自始至终没有对军人行礼?中央军委主席在检阅军队的时候是否可以、以及是否应当行军礼?
(3)中央军委主席真的并非现役军人吗?既然如此,为什么习近平的前任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多次身穿军装检阅"红卫兵"呢?难道毛泽东是违法穿军装吗?或者,难道毛泽东穿军装是穿着玩、人们不应当认真吗?
此外,习近平的另一个中央军委主席前任邓小平也公开穿军装、检阅军队并行军礼。难道邓小平穿军装行军礼是违反规定或规矩吗?或者,难道习近平的军委主席职位跟毛邓的相比是掺水的吗?
这些问题中共官方媒体一概回避,也禁止中国公众提起。
"左手礼"并非小事
综上所述,习近平在大阅兵其间做出的令国内外议论纷纷的"左手礼"动作显然是他手忙脚乱或手足无措的表现,是他给大阅兵演出捅出的一个大漏子。
截至目前,中国官方媒体做出的修补漏子的种种解释明显地不是闪烁其词,就是胡搅蛮缠,偷换话题,只是给官方造成了更多的问题,捅出了更多的漏子,从而显示这是官方穷于应对的一个难题。
与此同时,中国民间的种种解释(从《道德经》的"吉事尚左",到习近平是个左撇子,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也都难以自圆其说。《道德经》的解释连中国官方也承认过于玄虚,不可采信。与此同时,众所周知,习近平并不是一个左撇子。
习近平在大阅兵期间貌似行"左手礼"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说,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最好的解释。具体就习近平而言,最简单的解释就是习近平的"左手礼"是一个事故,是他在大阅兵之前没有事先排练,或事先排练不够,或排练时没有得到恰当的指导,结果导致临场犯糊涂,闹出了"左手礼"的乌龙。
应当指出的是,独裁统治者因志大才疏、不懂装懂而出事故或闹乌龙的事情是经常或容易发生的。
例如,2011年2月,朝鲜官方电视台播放独裁者金正恩视察军队的录像,其中一个画面是他手拿望远镜瞭望前方。韩国媒体立即注意到,金正恩把望远镜的上下拿反了。经过韩国媒体报道,金正恩拿反望远镜的事情立即成为国际笑话。
一向自吹拥有"丰富的军事经验"的金正恩连如何拿军用望远镜都不清楚,跟同样自吹的习近平连如何行军礼都不清楚是同类的事故,也是同样的国际笑话。
习近平与金正恩同属太子党出身,两人一个弄不清上下,一个搞不定左右,这种可以令人发笑的事情看似小事,但无疑也是大事,应当令人感到十分不安。
中国和朝鲜都是拥有核武器的专制独裁国家,其独裁者的疏忽大意或蛮横无知不仅会造成国际笑话,而且也大有可能给他们本人、给他们的本国人民和亚洲地区造成灾难。
鉴于中国军队拥有并骄傲地向全世界展示洲际弹道导弹,连如何行军礼都玩不转的习近平是否会不懂装懂乱指挥,他掌控的下中国军队是否会给亚洲地区之外的国家造成灾难,这些问题也就成为现实的而不是假设性的严重问题了。
来源:明镜网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有个很简单的答案。2015-09-07 20:40:36
从来就不是军人,到了军队视察,人家敬礼的方式也从来不用心观察--自大惯了。
到了该在全国公众面前作为军队总司令露脸的时候,又没有人敢于教给他,或者提醒他--皇上天纵英明什么不知道?他自己呢,又以为自己不光特牛X,几乎都马X了,还用问吗,出了洋相有什么关系,俺就这样怎么着,一定有马屁文人给咱找根据遮掩,要知道俺平时花了这么多钱买了这么多件马褂给这帮奴才穿戴着,养奴千日,用在一时。俺不坑声儿,急了老子把军礼的规矩都改了,谁有辄吗?
据说这包子在参观抗日博物馆时问别人,为什么受降时只有国军将领在场?你说让闻者情何以堪?教他吧,不行也不敢;不教他吧,你总得找个理由回答他呀,总书记问话呢!怎么说好呢?您一国家第一把手,横是不应该连这一史实都不知道就好意思往那个位子上大摇大摆坐下去吧。别地儿不像包子,这脸皮比包子还厚实,竟然要去庆祝抗战胜利了。
这就是独裁者自作自受,什么错误都得当皇上圣明来圆和着,哪怕一个小错误都不例外。不幸的是,越这样,以后人们观察得就越仔细。这是互联网时代,是手机可以当相机使用的时代,是一个可以用荒唐的表象来揭示荒唐,比试荒唐来说明荒唐的时代。
总有一天当皇帝光着身子出来与民同乐的时候,人们会用齐声大喊来欢迎皇上:"皇帝身上的衣服太好看了,不仅贴身,凉爽、自然,省布料,又环保,能把华丽和坦诚相见结合的如此完美不说,竟然 。。。,还性感,怎么这么富有现代感呢?" 列位看官,您能说这欢呼里面有哪句话说错了吗?句句是真理,皇帝一句顶一万句,俺们不贪,一句顶一句就中。
稍微机灵一点儿的,就敢陪着皇上裸奔那么一程子显示一下自己的衣装设计极其缝纫技术也能跟上皇上的潮流。还别说,这样的热闹,俺也觉得很养眼呢。但俺不能趴窗户看,俺怕被合法和谐掉。
有个丫头不是因为说这盛世如她所愿而火了吗?俺觉得这个盛世还差这么一点儿才如俺所愿,离皇帝裸奔还差点儿火候。小丫头再努把子力气,俺的盛世大约就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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