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台 >> 文化大观园
20150912文化大观园
回望民国教育
张千帆：如何评价"中国模式"的优劣
2015-09-12 12:53:19
七律 和孔捷生 新韵
１
百姓冤情湿青衫
如椽巨笔撬红岩
学通文理双博士
识贯中西一状元
勇退激流追五柳
弛张宪政落千帆
赤涛难捂英雄气
且待时来复铁肩
--------------------------
作者：孔捷生
古華詩札
在昔綈袍今褐衫，燈花落又到瑤緘。
幾曾寶曆笑驢墮，何似空樑逐燕喃。
籬仰東皇青五柳，綸垂西海白千帆。
逸民久有相如賦，豈向長安獻狗監。
註： 隱士陳摶乘白驢欲入開封，中途聞趙匡胤登極，大笑墜驢曰："天下於是定矣！"狗監是為皇家看獵犬的官職，漢代狗監楊得意曾向皇上引薦司馬相如。
自《炎黄春秋》2014年第12期发表了我的"民主是绕不过的坎"之后，四月网（作者不详）对这篇评论做出了回应（"张千帆VS张维为：西方民主还是中国模式"，以下简称"中国模式"），认为我对张维为的《中国震撼》评价过于苛刻，"偏于情绪，少了些君子之风。"其实，这位作者行文一开始即不够严谨，因为他引用我的尖刻批评（"自说自话"、"漏洞百出"、"舆论造势"）是针对去年六月前后官媒接连抛出的力挺"中国模式"、抹黑西方宪政的短篇评论，而不包括《中国震撼》。我之所以选择评论这本书，也正是因为它还引用了一些数据，尽管不准确或极易产生误导，因而还是值得撰文评论的。"中国模式"和《中国震撼》一以贯之，都涉及如何以外国（如印度）为参照系来评价中国模式的基本问题，因而也有必要直接回应。
"中国模式"的第一个不满是我批评《中国震撼》"死抱住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GDP"，认为GDP是"全球通用的、衡量一个国家财富总量和发展状况的唯一指标"。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就在当局自己都已经开始反思"唯GDP至上"的时候，我们的左派却仍然死抱着这一个指标不放。事实上，没有谁否认中国在GDP上的成就，虽然这个成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水分——"中国模式"说中国GDP反而被低估了，因为民营企业有少报产值的动机，但是它却只字不提政绩体制下的地方官员显然有多报的动机；过去一年全国实体经济一路下滑，山西等省受影响尤其严重，但是报上去的产值却仍然增长5%以上。这又如何解释呢？好了，GDP数值是否存在虚报的问题还是留给经济学家。我自己不是，我感觉张维为和"中国模式"的作者也不是，所以谈起这个问题来不应该像经济学权威那样不留余地、气壮山河的。
另一个问题是GDP是否衡量国家发展状况的"唯一指标"，我认为显然不是。除了国民幸福不等于人均GDP、国民不自由会极大压制其幸福感等理由之外，唯GDP思维的问题在于只看成果，不看成本；只论产出，不论投入及其产生的后果。有投入，就有产出，但显然不是投入越多、产出越大就越好。"十年文革"，多少家庭付出了惨痛代价？但是GDP也只有1967-69年三年出现了明显下滑。只要工业保持高增长，多大的社会灾难都未必在经济增长曲线上有所暗示。近三十年来，中国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资源，物产极大丰富本是自然之理，但由此也付出了极其巨大的代价，包括但不限于极大破坏了生态环境，耗竭了属于子孙后代的资源，而所有这些显然不是"发展的必然结果"一句话就能轻轻带过。"中国模式"论却"一俊遮百丑"，闭口不谈盲目发展的诸多代价，而不知哪来的底气认定环境污染、贫富差距乃至政府贪腐都是发展的必经阶段，欧美国家也不例外，只有等工业化结束才能逐步解决，还把美国十九世纪末的进步党运动归因于工业革命。且不论此类论断是否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宇宙真理"——我也认为显然不是，美国进步党运动及其带来的公务系统改革是民主深化的自然结果，和工业化没有直接联系，但即便此论对其它国家成立，也不能不考虑人口众多、资源紧缺、公权约束严重匮乏的中国是否具备足够的承载能力。对发展的代价轻描淡写、竭力回避，恐怕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最后，不论中国式发展是否健康与可持续，中国经济确实发展了，但是这种发展是不是集权制度的功劳呢？左派似乎认为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实际上二者并不能简单划等号。当然，经济增长是多种因素促成的，要弄清哪个是主要因素、哪个是次要因素殊非易事。在我看来，中国经济增长归根结底是国民勤劳的结果，而不是政府恩赐或体制优越性的体现。政府和政治体制有功劳的话，主要体现于两点。一是维持了基本社会秩序，二是执政者足够开明，允许人民享有一定的经济活动自由。不论政府是好是坏，无政府肯定是不行的；高压秩序会压迫自由，但没有秩序也是不行的。虽然从经济增长受益最多的是以官员为核心的既得利益群体，但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老百姓也从中受益了。迄今为止，中国经济这块大蛋糕仍在做大；虽然分配极不公平，但总的来说仍然是帕累托最优。然而，所有这一切既不表明中国发生的事情已经好得不能再好，也不表明如果实行民主，中国的发展不会变得更好。如果民主搞砸了，事情当然可能变得更糟，但是启动民主改革究竟会怎么样？这至少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们没有必要想都不想就把自己看扁，认定中国人天性搞不了民主。某些人对中华民族如此卑微的自我评价，似乎和他们天天挂在嘴上的"爱国"极不合拍。
但是《中国震撼》和"中国模式"却全然不这么认为。它们就像"民主是绕不过的坎"一文中说的那样，专找民主政治的"软柿子"捏。除了夸大民主转型的失败之外，他们特别喜欢拿来说事儿的"软柿子"就是印度。这只"柿子"找得很好，因为和某些转型失败的国家不同，印度是世界公认的民主国家，也是一个公认的欠发达穷国。通过印度，民主和贫穷、混乱、低效率之间就建立起牢不可破的必然联系。毫不奇怪，"中国模式"笔下的印度是一片漆黑、一无是处，不仅经济、卫生和教育落后，而且司法腐败、效率极低。作者还颇擅长以其矛攻其盾的策略，用自由主义学者茅于轼的话来抨击印度司法，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来批评印度民主。可惜这些高大上的指控都没有引用任何来源，无从查证。只有作者说张维为去印度讲课，接连发生两次停电。但这种孤证又能说明什么呢？我去印度不多，迄今只有两次，一次是今年初在或许相对发达的德里讲课，一次是五年前在相对不发达的加尔各答开会，均没有遇到一次停电。事实上，印度高校的基础建设给我的印象还是不错的。凭此个人经历能否说明印度经济与教育发达呢？
既然"中国模式"不负责提供其结论所依据的出处，我只有自己去查证某些事实。"中国模式"在渲染自身优越性的时候，一个比较牢靠的证据是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比印度高好几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平均寿命不低，确实可算作一个可喜成就，但印度也不是一无可取之处。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平均寿命数据(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P.DYN.LE00.IN?page=6)，1983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均寿命为68岁，比印度（56岁）高12岁；改革三十年后，2013年中国人均寿命提高到75岁，而印度提高到66岁，虽然仍然落后于中国，却比中国进步更快。中国死亡率一直维持在千分之七，而印度死亡率三十年前则高达千分之十二，近年来下降到千分之八，和中国相差无几，可见印度在医疗卫生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这些进步在"中国模式"只字不提，能看到的只有"据印度媒体分析"，印度经济落后中国十年，社会发展则 "落后30年"。真不知后面这个论断是从哪里来的。
"中国模式"的另一处惊人之语是饿死数千万人的中国"大饥荒"也不说明什么问题，因为据说1952-78年间，中国比印度整整少死1亿人。讽刺的是，"中国模式"引用的权威是印度裔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因为正是森指出，民主比专制优越的地方是印度至少避免了中国的"大饥荒"。虽然森也批评印度民主的不尽人意之处，尤其是民主政治未能有效转化为公共服务，但是其自由民主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在"中国模式"的笔下，大名鼎鼎的森竟然发生了180度大转弯，成为集权专制的辩护人。遗憾的是，这篇大作还是没有提供任何具体出处，能查到的只是王绍光发表在《读书》2005年第11期的书评，其中讲到森在和他人合著的《饥饿与公共行动》一书中批评印度的营养和健康状况不良，远不如毛时代的中国："印度平常每八年填满棺材的尸骨就超过了中国那场严重的三年大饥荒了。"即便我们同意森所描述的事实，也不能把他曲解为印度民主不如中国独裁。我们在评价一种制度的时候，只能谴责制度的主动杀人，譬如过高的粮食征购和抢夺农民口粮造成了"大饥荒"、"发动群众斗群众"造成了"文革"的大量非正常死亡，而不能责怪医疗、卫生和经济落后造成的过早死亡，至少谴责力度要小得多。否则，比中国死亡率低的发达国家也不鲜见，难道我们能因此谴责中国政府或制度造成多死了多少人吗？事实上，除非政府的过多管制剥夺了人民的经济自由，人为造成落后，经济落后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很难证明的，也没有谁能证明一个更加集权的印度能够加速经济发展并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
说到印度司法，"中国模式"涂刷的印象是不仅比中国更黑，还更低效。中国法院好歹有明确结案要求，虽然某些大案根本不按要求来，但印度审判似乎遥遥无期。据不知哪一位"印度大法官揭露"，新德里高等法院积压的案件要466年才能审理完，递了诉状好比进了人间地狱。该文还专门引用茅于轼先生的话说，印度告状要等10年才知道结果。不论茅老是否在特定场合下说过此话，这种说法的依据何在？如果只是特殊个案，难道中国没有这样的个案吗？我对印度司法不熟，只好请教德里的国家法律学院院长辛默涵（Mahendra Singh)教授。辛教授很谦虚，承认印度司法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譬如审案时间长，但也指出"中国模式"明显夸大了这些问题。譬如司法腐败在基层法院确实存在，但在高等法院就很少了，最高法院则迄今从来没有被指责过腐败。相比之下，中国刚查处了一位最高法院副院长的"经济问题"，还不知其涉案金额多少，而众所周知，这只是中国司法腐败的冰山一角。
印度法院之所以审理时间长，主要还是因为案件量大，而司法精英化导致法院人手不足，并且实行刑事案件优先审理的原则，民事案件相对滞后，但近年来已明显改观。根据辛教授提供的文献资料，印度最高法院定期出版《法院新闻》(http://supremecourtofindia.nic.in/courtnews/2014_issue_2.pdf)，显示印度法院总的来说是"收支平衡"的。去年上半年，最高法院共立案22459起，审结了20819起案件。截止2014年6月30日，还有65970案件待审，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可以完成。各邦高等法院更加滞后，目前积压总共448万起案件。2014年第一季度审结48.6万件，新立案50.9万件。按此速度，每年审结不到200万起案件，大约需要两三年时间审理完积压案件。这个效率和多数法治发达国家相当，何来的"466年"、"完全崩溃"等各种惊悚的说辞呢？辛教授对我说，印度法律界承认司法的各种问题，但显然不是要抛弃印度司法制度，而是为了如何改进它。自1950年立国以来，印度最高法院作出过大量进步判决，有力保障了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基本人权。在我看来，印度法治和中国一样还有许多方面需要改进，但和中国不同的是，司法制度是印度的骄傲而非耻辱。
"中国模式"特别提到了种姓制度之恶：种姓最高的婆罗门不到人口的4%，却占有司法的近七成职位和接近半数的国会议席——还是没有提供任何出处，因而无从查证其准确性。事实上，即便这些数字准确，对比我们自己的情况也已经不那么"惊人"了。如果说婆罗门在印度属于特权阶层，那么"党员"也算中国的特权阶层，而其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也不过5-6%，但是如果你调查一下法官和各级人大代表的党员比例，应该远不止七成吧。"中国模式"认为我们用种姓等印度"国情"为其落后现状开脱，这当然是无稽之谈。种姓制度是历史留给印度的不幸遗产，没有谁会像许多"中国模式"的支持者那样认定"存在即合理"。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确实仍然在拖累印度，但是这项制度的社会影响已经远不如印度建国时期，至少在政治领域是如此。而印度之所以能在消除种姓歧视方面取得长足进步，首先要归功于其民主制度。那些认为印度民主一片漆黑的左派们在诋毁民主之前，还是先读一读2013年译林出版社翻译出版的《印度民主的成功》这本书，尤其是其中第八章关于印度学者对种姓政治的评价。
在一个种姓歧视无所不在的国家，印度政治原先自然也为婆罗门等高级种姓所主导。1920年代，印度民主的火车头国大党自身的领导层主要就是高级种姓。最卑微的表列种姓约占人口的15%，表列部落约占人口的8%，加起来将近人口的1/4，但是他们连选民资格都没有，更不用说在政府和政党中选派自己的代表。然而，到30年代末期，这一现象就已经在民主竞争和制度完善过程中发生根本改观，许多国大党选区的委员会主席来自低级和中间种姓。印度独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邦政府中取得了政治实权。国大党内部也因为派系斗争和高级种姓之间的斗争，而增强了吸收中间和表列种姓的能力。独立半个世纪之后，印度多数邦的首席部长（相当于省长）属于非婆罗门种姓，其中有些来自中间种姓，但也有不少来自落后种姓。到1990年代，北方邦产生了一名"受压迫"种姓的首席部长。在北方邦和比哈尔邦，印度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这两个低种姓政党成为执政联盟的一部分。1997年，表列种姓成员纳拉亚南当选为印度总统。虽然印度总统没有什么实权，这仍不失为印度民主的象征性成果。
民主政治催生平等机会，而印度式平等并非仅仅是形式平等（不歧视和平等竞争），而是一定程度的结果平等，那就是国家要求把某些岗位保留给落后种姓的"种姓保留"制度。上世纪七十年代，印度的种姓政治开始活跃，低种姓的平等权利成为社会热门话题。七十年代中期，某些邦已经为表列种姓和部落分配将近20%的政府职位，为其它落后种姓保留将近50%的名额。1979年成立的曼德尔委员提供了一份种姓清单，把400个种姓列为"落后种姓"，其中多数属于劳动者或首陀罗种姓，并要求从政府公职到国企和大学录取的各种公共机会都适用种姓保留制度。1990年，中央政府宣布为表列种姓和部落保留22%的中央政府职位，其它落后种姓保留27%的职位。不知是无知还是故意忽略，"中国模式"对印度民主政治带来的这些成就一概不提。
"中国模式"坚守反民主立场，批评我在其它场合下发表的"民主再糟糕也比专制好"、"民主再腐败，也不及专制的腐败严重"等论断，并引用脸书创始人之一放弃美国国籍、加入新加坡国籍为例，反问"有几个民主国家可以比得上新加坡"？这种诘问只能反映作者个人的威权主义和经济至上价值立场。有的美国公司高管可能为了避税而变成新加坡国籍，但是低税就一定好吗？请问中国的左派们什么时候变成赤裸裸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者？究竟又有多少美国人会真的因为此而认为新加坡比美国更优越呢？况且就和印度是民主的特例一样，新加坡是威权的特例，在此不赘述。但虽然新加坡实行一党独大，也不能被简单归类为专制国家。或者说，专制并不都长一个样。毕竟，新加坡是有反对党的，议会当中也有反对党成员，尽管人数不成比例。假如新加坡完全像中国这样禁止反对派的实质存在，迫使任何政治批评沉默，很难说执政党还会这样相对廉洁高效。新加坡的政治转型已经不远，还是等到那个时候再来谈论新加坡吧。至于"中国模式"对欧美民主的杞人忧天的关怀，认定民主必然造就懒惰贪婪的民众、欧债是欧盟过不了的"坎"等不一而足，身在天津爆炸余波中的我们只能"呵呵"了——放心吧，欧盟不会因为希腊而崩溃。民众再懒惰贪婪，也不如专制者的懈怠贪婪可怕；民主的危机再大，和专制的危机相比不过是芝麻。
虽然我不认同"中国模式"和《中国震撼》的论点，但这类争论显然是有益无害的。我真诚希望中国的左右公知能坐在一起，心平气和、就事论事地探讨一些实际问题，不要政府抓右派、左派就兴高采烈，政府打左派、右派就幸灾乐祸。如果还是像现在这样隔空对骂，只能说明中国的意识形态停留在极不成熟的水平。我对国内精英左派的主要意见是投机心理似乎较重，甘愿用极不平衡的"论证"为昭然若揭的制度缺陷和政府不当作为"洗地"，完全背离了西方左派对政府和制度的批评精神。如果论辩双方有一方言不由衷，言论背后还藏着其它目的，那么对话就失去了意义。当然，我希望这种指控是不公正的，也期待左派学者能以令人信服的缜密说理赢得对方的尊重。
张千帆：法西斯并未离我们远去
| 七律 再赠超秀之人1 又见英雄出野燕 法东斯惧五毛煎2 守江老鹤宜张喙 潜泽惊鹰不啄蝉 信力红君难敬礼 主和墨子易纠偏 秋风乍起云雷动 箭影千帆过赤船 |
1。谁能找出内嵌的人名 ？
2。双关。东可指毛泽东的东；斯可指斯大林的斯。
张千帆：如何评价"中国模式"的优劣
| 七律 和孔捷生 新韵 １ 百姓冤情湿青衫 如椽巨笔撬红岩 学通文理双博士 识贯中西一状元 勇退激流追五柳 弛张宪政落千帆 赤涛难捂英雄气 且待时来复铁肩 -------------------------- 作者：孔捷生 古華詩札 在昔綈袍今褐衫，燈花落又到瑤緘。 幾曾寶曆笑驢墮，何似空樑逐燕喃。 籬仰東皇青五柳，綸垂西海白千帆。 逸民久有相如賦，豈向長安獻狗監。 註： 隱士陳摶乘白驢欲入開封，中途聞趙匡胤登極，大笑墜驢曰："天下於是定矣！"狗監是為皇家看獵犬的官職，漢代狗監楊得意曾向皇上引薦司馬相如。 -------------------------------------------------------
http://sunwinism1.net/2015/pinlun_0912/14817.html |
(博讯2011年12月29日发表)
2011年，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整整一个世纪之后，中国正陷于不可自拔的专制及其必然带来的官僚腐败和社会危机。武昌兵变推倒了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终结了数千年皇权统治，但是皇权的结束远非真正意义的共和的开始。一百年来，中国战乱频发、生灵涂炭，人民屡遭浩劫、历经艰难，宪政命途多舛、功败垂成。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三十年的相对安宁，让中国摆脱了大饥荒和"大革命"的威胁，并逐步回归到世界文明家庭之中，但是专制权力结构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虽然1949年曾有人宣布"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这一百年和此前数千年一样，人民实际上从未做过一天的主人。
辛亥革命百年之后，我们发现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民权不张，公权必然无限膨胀，巧取豪夺、强征滥拆、欺压百姓甚至草菅人命之事无所不在。在一个公权力至高无上、横行无忌的国家，政府必然是一切掠夺和腐败的总根源。改革三十年，中央放松管制，人民获得了劳动致富的机会，改善了自己的生活，但是也为各级官员腐败创造了大量资源和机会；人民的劳动成果必然遭到各级官员和极少数既得利益者的攫取与瓜分，人民收入的增长必然跟不上财政收入的增长，社会贫富差距必然不断拉大。改革一方面彻底瓦解了全体官民对正统意识形态的最后一点迷信，造成不可遏制的腐败、堕落、庸俗和拜金主义；另一方面则极大透支了中国的自然资源并破坏了生态环境，破坏的速度远远超过发展的速度，而且只要政绩体制不变，这个破坏过程就没有止境，直到危及每个人的基本生存。承载着几千年文明的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没有信仰、没有是非、没有道德勇气、没有自我反省和净化的能力，贪官污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多如牛毛，空气与江河从来没有如此浑浊，食品从来没有如此不安全，草原与湖泊从来没有萎缩得如此之快……
如果"中国模式"在国内不可维持下去，那么今日中国也在历史上第一次呈现出对外扩张的危险趋势。这种扩张一方面体现为中国向发达国家输送廉价劳力和产品，通过"低人权优势"压榨国内工资、消耗国内资源以吸引国际投资并维持增长；另一方面则体现为利用欠发达国家和中国同样的体制弊病掠夺它们的资源，借以满足国内维持增长的需要。无论是为了转嫁国内危机还是满足高能耗增长模式对资源的需求，中国正带着和百年前专制帝国没有本质区别的心态走向世界，只不过这一次是以"扬眉吐气"、报怨雪耻的姿态；加上某些国际势力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和敌视，中国难免和世界发生诸多摩擦乃至冲突，从而进一步激发国人的好战情绪。官方在正统意识形态彻底破产之后一直在寻求可接受的替代品，但最后必然发现惟一可以利用的是国人尚剩的一点民族自尊心。加上政府长期灌输形成的扭曲历史观、台湾与少数族群聚集地区的分离主义隐患、政府控制下的国内媒体对所有"敏感"事件的高度选择性和误导性报道……这一切都注定国家主义在中国呈星火燎原之势；只要领土主权受到任何挑逗，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完全有能耐在一夜之间将1930年代德国法西斯或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死灰复燃。今日中国在表面一片歌舞升平背后，实际上到处都埋放着一触即发的火药。 (博讯 boxun.com)
无论是百年坎坷还是未来的凶险，一切罪恶都归因于奴役人民的集权专制。然而，专制是狡猾而顽固的，并不会因革命而被打破；恰好相反，革命往往建立更强大的暴政。满清覆亡的教训在于，只有及时施行宪政改革才能避免革命的悲剧；如果统治者执迷不悟、拒绝改革，那么不仅统治者自己将玩火自焚，而且整个中国社会都将陷入革命—暴政的恶性循环，中华民族将沦落到文明废弛、腐败横行、资源耗竭、环境破坏、民不聊生的万劫不复之地。百年历史沧桑充分证明，只有宪政才能救中国。
要打破专制，只有依靠人民的觉悟；要建立宪政，人民首先要树立自己的尊严。个人尊严是国家宪政的前提，不可想象一个奴才治国的奴隶国家能制定和施行一部人人自由的宪法。专制的最大罪恶不仅在于践踏了人的尊严，而且在于剥夺了个人恢复自我尊严的能力，使他们自甘堕落地臣服于专制淫威之下。中国宪政的最根本困境在于专制体制为自己的持续生存创造了最有利的主奴人格状态，每个人在权势面前是驯顺的奴才，在弱势人群面前则成了趾高气扬的主子，无限膨胀的公权和长期受压抑的人格形成一对互为依存的稳态。要打破专制的窠臼，首先必须唤醒普罗大众作为公民的主人意识。
有朝一日，当国人从专制奴役的噩梦中醒来，意识到自己深陷政治腐败和道德堕落的处境，并力图恢复人类的道德常识，他们最终会认同以下不证自明之理：人人都有不可剥夺与不可让渡的内在尊严，国家的义务是通过宪法与法律制度尊重与保护人的尊严；对尊严的任何漠视与践踏都是不合法的，一个长期漠视与践踏尊严的政府只能是一个不合法的政府，它的最终命运只能是被人民彻底抛弃。然而，专制是根深蒂固的；专制病毒早已深入中华民族的骨髓，毒化了每一个国人的品性。要摆脱专制奴役，不能不对专制造成的危害和国人的现实处境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所谓"专制"，无非是指号称掌握国家权力的一群人代替人民统治国家，而拒绝通过周期性选举等宪政机制受人民约束并对人民负责。由于统治集团的成员都是理性自利的，他们必然会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攫取属于社会大众的公共资源。在统治者骄横淫逸的另一面，是饱受剥削欺凌的人民——更确切地说，臣民。专制就是一群没有政治人格的臣民和政治权力过度膨胀的统治者构成的一对共生体。统治者骑在臣民头上作威作福，唯唯诺诺的臣民则任由统治者压迫欺诈，只有在被逼到绝境、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揭竿而起。但是暴力革命只是专制长期压抑下的骤然发泄，不仅不能改变臣民人格，而且通常使国民性格变得更加暴戾与无耻。革命之后，新的统治者依然故我，甚至倚仗革命赋予的合法性变本加厉，对整个社会施行更加极端的暴政，直到新政权的合法性在一次次暴政中丧失殆尽。在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战争与革命的风云激荡之后，中国专制秩序再次面临土崩瓦解，但是专制给社会造成的永久创伤却无法弭平，专制传统所生成的周而复始的历史惯性也几乎无法打破。既然不能成为掌控自己命运的狮子，人民永远是被任意宰割的羔羊。
1. 专制政权的罪恶
一个专制政权给人民带来的伤害罄竹难书，以下只是摘其要者：
它首先会变卖这个国家的所有财富并归为己有，无论是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还是水甚至空气；这些财富或者落入大小官员私囊，或者任由他们以公款消费的方式堂而皇之挥霍殆尽。国家越大，可供动用的资源越多，专制统治就越稳定，人民的苦难越深重。统治集团热衷于把自己当作人民的"救星"、把人民的劳动成果变成自己的执政"奇迹"，实际上在利用国家机器攫取巨大垄断利益的同时，还在不断觊觎人民靠辛勤劳动分得的那一份口粮；而之所以还给他们留下一口，只是害怕他们忍无可忍、铤而走险。
它挟持整个民族，任意征用国家财富并拿去和外国政府交换，用压榨本国劳动力积累起来的外汇储备去"拯救"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作为捍卫自己统治地位的资本。作为一个自利政府，专制政府在本质上也是一个卖国政府；剥夺自己的人民和换取别国的友善在本质上不仅不矛盾，而且完全可以在执政者的自我利益这一点上统一起来。早在清末，慈禧就公开宣称要"量中华之国力，结与国之欢心"，乃至"宁赠友邦，勿与家奴"。今日卡扎菲、穆巴拉克之流的独裁者当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反美英雄"；恰好相反，他们用自己国家的资源笼络西方政要和知识精英，和他们混得如鱼得水，并以此换取自己的苟延残喘。如果中国有朝一日走向战争，最大的障碍很可能不是人民爱好和平的愿望，而是全体腐败的执政者对海外家族利益的投鼠忌器。
在意识形态全球式微的当今世界，专制统治利益早已和国际资本珠联璧合、完美结体；后者需要获取廉价劳力、降低资源成本、转嫁环境污染、逃避本国规制和税制，前者则需要源源不断地输入国际资本以维持和扩大国内的过剩产能、维持GDP增长的繁荣假象、在国内普遍贫困的基础上维持输出型经济。如果马克思预言的资本剥削在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受到相当程度的遏制，那么它在民主和专制共存的国际环境下找到了新的出路。国际资本借助国内专制剥夺中国劳工的所有权利并实现最大程度的剥削，昔日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的政权则只能倚靠国际输入和廉价输出为自己输血。
但恰恰又是它把"爱国"时刻挂在嘴上，不遗余力地粉饰自己的"爱国"形象，用人为扭曲的历史观不断制造假想的敌人和民族危机感，让自己成为理所当然的民族守护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它甚至不惜把整个民族放在战争的火山口上。在维护"主权"的大旗下，所有执政劣迹都显得微不足道，所有针对政府的批评都会轻而易举地被贴上"卖国"的标签，所有自发的维权行动都是"国际反华势力"策划的结果，都会"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它为了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而实施高压族群政策，同时扭曲历史、压制真相、禁止不同族群之间的自由交流，人为制造族群矛盾、隔阂与仇恨，埋下国家分裂的重大隐患，进而以此作为维持集权专制的借口。任何专制统治者会都把民族主义当作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并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骑虎难下中引火自焚。
它本能地嫉妒并压制不合官方主流的任何学说和独立于其控制之外的任何组织，从而有效扼杀取代它自己的所有政治和道德力量。对于宗教势力或拉拢、驯服、同化，或排挤、迫害、打压，不仅因统治者个人的恣意任性而人为制造国家敌人，而且使整个民族生存于一片信仰沙漠之中。官方正统教条早已成为一具僵尸，却仍然捆绑着众多茫然的心灵，使他们不得自由接受不同信念的洗礼，而只能任由自己荒废、空虚、死亡。
它禁止所有实质问题的自由与公开讨论，使得整个社会生活在愚昧、麻木、偏见和由此产生的危险之中。在网络时代，它不得不放任"不明真相的群众"窃窃私语；它可以让虚假广告满天飞，甚至可以对色情言论视而不见，它巴不得整个民族都浸淫在俗不可耐的打情骂俏之中，但是它绝不能容忍任何严肃而"敏感"话题的公开辩论，从而使国家决策成为一场"盲人骑瞎马"的自杀式竞赛。
它让社会失去理性，不仅因为它任意设置言论禁区，使民众不可能从建立在真相基础上的有意义的辩论中训练说理的习惯，而且它自己就是专横的典范。一个枪杆子里出来的政权只有靠枪杆子维持，最终也只有靠枪杆子才能改变，一切说理都显得啰嗦、无用甚至荒诞。一个不讲理的政府培育了一个不讲理的民族，一个大独裁者培育了一群小独裁者，犬儒、势利、暴戾、权力崇拜是这个社会每天呼吸的空气。
它让所有的恶法盛行，让所有良法失效，让所有法官成为傀儡，让它自己制定的法律成为门面，让实现"法治国家"的宪法宣言成为市井笑话。专制和法治本来就互不相容，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专制都是法治的对立面；法对统治者有利就实施，不利就搁置。即便个别开明的改革者真心要实现法治，但是无论用心如何良苦，他们都不可能真正撼动和法治对立的庞大既得利益。更何况在一个人的清廉不足以救国、一个人的腐败不足以灭国的"囚徒困境"中，再开明的改革者自己也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分子，轮到自己的时候照样不会接受法治的约束。在一个腐败已经渗入每一根毛细血管的社会，相对的清廉会因为阻碍腐败而以"腐败"之名遭到清算。
然而，它的最大罪恶尚不在此，而在于泯灭了臣民的自由人格，摧毁了他们的内在尊严，并使他们永远心怀恐惧地匍匐在它的阴影之下。在全能政府的对面，我们发现一群无能的群氓，他们的共同点在于丧失尊严和耻感。官员不以剥削压榨人民为耻，人民不以接受奴役为耻；人民的卑贱懦弱纵容了官员的骄横无耻，官员的飞扬跋扈加固了人民的恐惧臣服。在这样一个人格集体堕落的社会，没有人敢于站起来抵制政府的胡作非为。明知这个体制不合法、官方宣传无意义、如此"发展"下去的后果只能是集体毁灭，但是面对党旗信誓旦旦握拳宣誓的仍大有人在。只要自己还能保住饭碗，没有被逼到走投无路的境况；只要自家房子没有被拆，自己还有一席遮蔽之地；只要这个国家残存的空气和水还能供自己苟全，就不会有人起来反抗暴政。经过百年折腾和三十年"发展"之后，中华民族的道德境界已经退缩到人人为己的经济动物状态。每个人都义愤填膺地"围观"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轮到自己则照旧乖乖按"潜规则"行事；每个人都对体制和现状牢骚满腹，但又甘愿充当这台庞大专制机器的某个部件，为它的任意肆虐忠实履行着自己的职责。
2. 专制社会的病症
专制的一半是统治者的暴政，另一半则是人民的懦弱和懒惰；它让极少数人成为桀骜不驯、贪得无厌的暴君，让绝大多数人成为逆来顺受、低三下四的哀民。专制造就国民的病态人格，病态人格反过来维持和加固专制，使国家永远陷于不能自立、自决、自治的政治残废状态。举其大者，一个专制社会呈现出如下致命病症。
一曰无耻。专制是迄今为止最无耻的制度，并以自己为楷模复制了无数无耻的臣民。为了维持自己的形象，专制政权厚颜无耻自我吹捧，不择手段封杀批评。它不仅用强权压垮每个人的脊梁，将每个人变成在权力面前唯唯诺诺、卑躬屈膝的应声虫，为了趋利无所不为、为了避害噤若寒蝉乃至甘愿鹦鹉学舌，而且为每个人树立了一个无耻的样板，尤其是在他们看穿了"皇帝的新衣"之后仍然不得不用自己的谎言为它遮体，以此彻底磨灭他们的基本耻感，最终使一国之人统统变成将说谎和造假当作美德的无耻小人。
二曰懦弱。专制的维系是建立在臣民的普遍恐惧基础上的，专制淫威使每个人都变成在自己的职位、待遇、名利、家庭面前畏首畏尾的可怜虫。专制教育体制从来压制独立思考和信仰，用一套并不高贵的谎言教唆儿童说谎，让人从小就不敢面对事实、质疑正统、坚持真理。专制者用自己炮制的"信仰"代替全体国民的信仰，而在不受质疑、养尊处优的正统信仰必然衰亡之后，仍然不允许国民自由信仰，致使全国上下不剩任何信仰。一群没有信仰、没有组织、一盘散沙的个体面对庞大的权力怪兽，自然吓得争先恐后地乞求权力的放生与施舍。在一个权力渗透到每一个角落的国家，上级永远是正确的代名词；服从命令是至高无上的美德，也是决定奖惩升贬的最高依据，即便在号称以探究真理为己任的高等学府也不例外。在严密的权力体系内，不存在独立思维的呼吸空间。没有独立判断，也就无所谓过错和责任；所有人都在服从更上一级的命令，即便最伤天害理的行为也因为上级旨意而显得情有可原。一群懦弱的国民本不足以担当任何责任，也不存在任何责任可以担当。
三曰激进。越是在这样的国家，激进的声音越受追捧；温和理性的主张越受冷落，即便存在也必然微弱寡助，最后淹没在嬉笑怒骂的汪洋大海之中。既然专制国家禁止自由言论，打破专制造成的万马齐喑需要承担难以预测的风险，勇气成为这个社会最稀缺的资源，勇敢（尤其是敢言）成为这个社会的首要美德，口无遮拦的勇夫就是这个社会最大的英雄。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不激进就无法打动愤世嫉俗的民众。这一方面是因为公权缺乏制衡，无法无天、欺人太甚，社会积怨太多而长年不得排解，任何报道出来的消息都足以引发一场暴动，只不过在国家机器的强大震慑下不敢发作，因而只能借助激进的言论发泄无所不在的沉闷。另一方面，专制者的专横使所有说理都成为婆婆妈妈、与虎谋皮的纸上谈兵；哪怕分析得再头头是道，于国于民有利无害，但是最终都会因为触动既得利益的奶酪而至多博得决策者发自内心的冷笑。正因为几乎任何主张在专制社会都不可能付诸现实，人民无需面对激进主张给自己带来的风险；既然只是"说说而已"，社会改革成为少数"知识分子"的专利。不负责任的文人们乐得画饼充饥，构筑一座座虚妄的乌托邦，用激烈的文字博取人民的欢心和拥戴，而人民也乐得从中获得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心理畅快，就如同阅读武侠小说编造的虚幻故事让人们感受公平和侠义的畅快一样。改革主张与其说是治理社会病症的药方，不如说是满足社会心理的兴奋剂，而沉闷的专制社会恰恰需要不断制造打破沉闷的兴奋点。这样，专制国家满地都是充斥幻想的革命者。
四曰轻狂。专制社会的国民往往显得过于自信、轻信、武断乃至狂妄，不仅因为他们从小被灌输一种过于简单的善恶观，并认定它是唯一正确的真理，而且由于舆论受到严格控制、信息受到高度过滤，他们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世界观过度单一，因而不需要也没有机会面临不同利益和观念之间的复杂冲撞。尤其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机会真正选择自己的统治者并根据执政业绩决定其命运，他们永远只能被动接受执政者自我粉饰、自欺欺人的执政"理念"，并心满意足地认定面前的执政者就是自己的救世主，直到谎言被一次次惨痛的真相戳破；即便如此，在"敏感"信息受到高度屏蔽的环境下，多数人仍然不假思索地认同现行体制的天然合法性。
五曰好战。一个懦弱而渺小的个体往往反而尤其虚荣，并寄希望于一个强大的集体满足个人的虚荣心，而对于这个集体给自己带来的切身危险却视而不见。既然道德文明毁坏、内心一片虚空，便只有把GDP数字、航天飞机、航空母舰等外在"成就"当作惟一值得炫耀的资本。专制政府本来就不遗余力地向其臣民们灌输国家主义理想，把主权和国土奉为超越一切的至高价值；每个国民都被统治者奴役，但在接受奴役的同时又反过来把自己臆想为桀骜不驯的统治者，在主权、忠君、"爱国"这套价值体系中梦游。其实对于这个国家的奴隶来说，不论谁是统治者都改变不了他们做奴隶的命运，国家的命运本来和他们没有关系，但是这套价值体系的系统灌输却使他们热血沸腾地甘当统治者的炮灰，乃至即便牺牲自己被专制极大贬值的生命也乐此不疲。专制国家的每一个人都很弱小，却都是坚定的军国主义者。
六曰势利。面对权力卑躬屈膝，面对真理和良心便必然显得轻慢、冷漠、不知敬畏。独立人格缺失本来就是专制社会的常态，专制机器迟早会把独立思维从肉体上绞杀殆尽，并以此警示全体国民，让他们战战兢兢、危言危行。当权力变成可以兑换一切的通货，任何道德或法律规则都显得苍白无力。在这样的社会，信仰是偏执，原则是迂腐；只有利益才是永恒的目的，只有能兑现利益的权力才值得追逐。在赏罚分明的权力体制下，每个人都被驯服为圆滑世故的犬儒，乖乖地、理智地昧着良心地选择顺从，整个国家成为趋炎附势的竞技场。明知有些事情于国于民不利，自己做了却也心安理得，别人问起就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我也是没办法，上级就是这么指示的。试问这和党卫军押送犹太人去煤气炉有什么本质区别呢？他们不也在忠实执行着"元首"的命令吗？只不过他们造成的后果可能更直观一点而已。专制机器将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巨大的囚笼，拘押着在它驯化下变得彻底理性自私、只顾自己的全体囚徒；自由对于所有人都更好，但是既然每个人在他人不选择自由的情况下都要为此付出惨重代价，所有人都继续接受并维持奴役。即便国家大厦将倾，也不会有人敢于站起来抵制，而只能任凭其在风雨飘摇中走向集体毁灭。
以上病症加在一起，造就了一个悲剧人格；多数国民染上了这种性格，便造就了一个悲剧民族，而民族的悲剧比个人悲剧更加深重。一个悲剧人格尚可能在惨痛的现实面前有所警醒，处于悲剧民族中的个人则不仅自己无需面对或无法改变整个民族面临的厄运，而且会在民族"强盛"的光环笼罩下走向危险的深渊。让个人正视自己、承担责任乃至改造国家是需要道德勇气的，将一切责任"外包"给遥不可及的"帝国主义"、"反华势力"则无需付出任何代价，而在泯灭了个人责任之后，这正是专制者喜闻乐见的。在国家主义话语体系下，"爱国"是不需要理由的，"维护主权"是不需要理由的，让貌似和政府过不去的"卖国贼"闭嘴乃至消失也是不需要理由的；相反，这些哗众取宠的言论很能迎合国民心理、很能发泄社会郁闷，让众人在一片喝彩或叫骂中忘却自己作为国家奴才的屈辱，甚或从针对某个弱国或弱势族群的强硬姿态中找回一点做主人的快感。在不可一世的国家主义尘嚣中，每一个"爱国者"都如释重负地卸下自己的道德责任，在"抗美"、"反日"、"中国模式"的自我陶醉中寻找阿Q式的精神自慰，惟独视而不见的是自己身边此起彼伏的国内危机及其昭然若揭的制度根源，任由自己生活的这片国土在自得其乐的"发展"模式下被糟蹋殆尽。
一个健全的国家是由一个个健全的个人构成的，中国的复兴首先要求重建正常的道德与政治人格。数千年来，以儒家伦理为代表的传统道德文化为凝聚中国社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由于其自身的政治人格缺失，中国一直未能完成现代公民转型。然而，传统道德非但不是建立公民人格的障碍，而且完全可以作为构造新型人格的起点。当今中国之要务就是挖掘和恢复传统道德中的永恒价值，并在吸取其它国家先进文明的基础上加以融合完善，借以完成从"小人"到"君子"、从臣民到公民的人格进化。
1.人类的人格类型及其进化
自人类从蒙昧时代进化到现代文明以来，人类个体逐步发育为成熟的道德与智能主体。人从动物进化而来，原先只有动物与生俱有的趋利避害本能，而对自身和他人的内在价值没有任何意识。当这样一群人不得不来到一起，从分散的家庭组成社会与国家，维系秩序的纽带只能是对暴力的恐惧。随后建立的道德与法律秩序虽然以更加文明的方式包装了国家暴力，但这种秩序必然是以权力至上及与其对应的绝对服从为核心。随着国家暴力确立了绝对统治权威，自由自在、自给自足的原始人格分化为精英统治的贵族人格和被动接受统治的奴隶人格。这种人格状态使父亲成为家庭的专制君主，使大大小小的贵族统治者成为在各自管辖范围内掌握生杀予夺的"父母官"，使国王成为统领一国奴隶的"牧羊人"。只是近代民主逐渐使被统治者成为统治者之后，两种极端人格才进化为温和适中的现代公民人格，从而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自主、自立、自由的人类意识。公民通过自己参与制定的法律统治自己，作为权利主体承担国家义务，在纳税基础上享受公共服务，并在有权控制和监督公权力行为的制度前提下接受政府统治，从而真正成为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既不愿奴役他人、也不接受他人奴役的"君子"。
"人生而自由。"卢梭将原始人想象为独来独往的野蛮人，但是原始人并非绝对自由，因为人从动物的进化预设了家庭关系的存在；家庭合作很可能是人类分工的起源，并帮助人类逐步完成直立行走、工具发明、智力飞跃的漫长进化过程。然而，这个时期的人类确实基本上停留在自然动物阶段，人类意识仍然是一片朦胧、尚未开发的处女地。人除了自己的基本生理需求之外，至多只是在乎生活习惯中形成的家庭长幼关系，但是这种关系与其说是一种有意识遵从的伦理，不如说是在成长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条件反射；他更关心的是他的猎物，主导他思维的是广袤的大自然，而不是难得邂逅的同类。原始人没有多少值得称颂的美德，但是更不具备阴谋犯罪的智力和动机。自私和自由是他们的动物本能，谦让、义务、忧患只是对牛弹琴的现代发明。在物质意义上，他们确实是"自由"的——没有道德义务、没有法律惩罚、没有人为制造的国家权威、没有宗教或领袖崇拜，只有极为稀薄的家庭行为准则以及大自然套在他身上的枷锁。
随着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不断紧张，这种无忧无虑、悠闲自在的无政府状态终于结束了，人类第一次被迫面对自己的同类；或由于人类繁衍速度过快，或由于冰川季的到来，或由于彗星碰撞等突发事件极大减少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原先零星发生的边界争斗升级为大规模的血腥战争。家族迅速扩大为部落，兵器制作极大刺激了工艺发展，军事领袖成为最早受众人膜拜的英雄……军事征服建立了最早的人类国家，第一次将人类分为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从中衍生出贵族统治的权力、奴隶接受统治的义务以及维持统治的律法。人类第一次获得了合法奴役他人的权力，也第一次被套上人为制定的国家律法的枷锁，由此产生了权力、义务和服从的道德意识。进入农耕社会之后，主奴意识延续下来，庄园经济将农奴的人身和思想牢牢束缚在土地上。文明在血腥中诞生了，而从暴力征服脱胎而来的社会只能是一种建立在统治与服从意识之上的专制秩序；在国家权力的统一命令和协调下，人类智力和语言发展了，技术进步了，物质丰富了，耗费巨大人力建造起来的宏大工程令后人叹为观止，但是自由自在的原始人格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专制形态的政治与经济秩序造就了依附性人格，并反过来维系专制秩序：奴隶被迫依附贵族提供的生产与生活手段，贵族则依靠剥削奴隶的劳动维持奢靡的生活。贵族尽情纵容自己最大程度地压榨奴隶的工具价值，奴隶则出于恐惧而任劳任怨，被动接受他人对自己的奴役。在极端失衡的权力与义务关系下，每个人都不会意识到自己作为道德主体的内在价值与尊严。在这个意义上，专制只是人类动物状态的延续：统治者不把被统治者当人看，被统治者也不把自己当人看。对于贵族来说，奴隶只是一群供自己享受的动物；即便贵族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尊重，但这种尊重也是基于外在身份和权力，而非个人内在的德性或才干。对于奴隶来说，贵族则不啻掌握自己命运、必须无条件服从的神。在国家强制下的命令与服从关系中，贵族天经地义地行使着绝对统治的权力，奴隶则不假思索地服从主人的权威。或许只有在稍纵即逝的片刻闲暇，忙碌终日的奴隶才会感叹命运的不公，但是在人被当作工具的时代，他看不到也不会理解自己作为人的内在价值，更不敢想象自己具备和主人同等的尊严。事实上，即便在世界上最早的民主体制——雅典城邦民主，平等也仅限于自由人之间，奴隶无权参政议政。既然被统治者永远是被沉默的大多数，永远没有质疑专制正当性的发言权，他们永远不会产生捍卫尊严、反抗专制的思想意识，永远只能心怀恐惧地服从奴役自己人身和思想的专制体制，直到特定突发事件（如饥荒）直接威胁自己的物理生存，才会揭竿而起、推翻暴政。但这种为物质生存所激发的行为与其说是对暴政的有意识反抗，不如说是动物陷于绝境中的条件反射；危机过后，政权易手，而专制依旧，甚或更加强化。
当然，宗教与道德学说的发展能在一定程度上约束权势者的行为，并超越政治与社会结构对人类意识的禁锢。在传统中国，儒家伦理一直发挥着规范不同阶层社会关系的作用。在欧洲，基督教信仰的早期发展填补了人类心灵的空虚。教会成为新的贵族阶层，形成了独立于世俗权力之外的权力中心，从而打破了世俗权力对社会统治的绝对垄断，形成了最早的社会分权结构。虽然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世俗统治权，却不仅无法干涉人的思想和信仰，而且自己也受教会法的约束。新教革命进一步打破了天主教会对信仰的垄断，让个人通过《圣经》和上帝直接建立联系，在基督教内部形成了教义和教派的多元化，并孕育了对不同思想与信仰的社会宽容。在此基础上，文艺复兴带来的思想解放最终为人格独立和政治自由奠定了基础。然而，在教会垄断信仰的漫长中世纪，宗教时常和世俗权力在勾心斗角中融合一体，成为统治者强化服从、禁锢思考的工具。在独尊儒术的中国，儒家道德学说更是统治合法性的基础，长期的政学合一产生了严重的思想和政治专制。虽然儒家伦理有助于规范统治行为并塑造相对独立的"君子"人格，但是一旦成为惟一合法的统治哲学，必然沦为政治与道德双重专制的帮凶。
只有在政治权力相对均衡、社会结构相对自由、政教并非高度合一的国家，才有可能打破牢固的专制秩序，并最终解放依附于专制的人身与思想。在封建制英国，君主权威实际上并未达到严格绝对的程度，国王与贵族之间也未形成牢不可破的"君君、臣臣"关系。贵族们可以公开拒绝国王征兵纳税的号召，甚至联合起来反叛国家的最高统治者。1215年，英国大贵族强迫约翰王签署《大宪章》，第一次以成文契约形式限制国王特权并保护贵族权利，在中世纪的漫漫黑夜中播下一粒民主宪政的种子。随着贸易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社会阶层出现了更为复杂的分化。不仅贵族内部一直存在不同等级，而且城市出现了商人、手工业、作家、艺术家等自由职业，并在西欧形成了不同等级和职业之间的契约关系。虽然这些契约所赋予的权利与义务是不平等的，但是它第一次实现了身份地位不同的个人在实质不平等的契约面前的形式平等。在贵族和国王的长期斗争中，市民等新兴力量不断加入，民主的种子最终结成正果。1689年，"光荣革命"宣告英国议会民主的最终胜利。专制的动摇促进道德自由和独立人格的发育，独立道德人格的成熟则反过来推动自由民主政体的生根与巩固，直至国家政治自由与国民道德自主取代专制成为稳定的共生体。
近代工业革命的发生使得社会多数人得以脱离土地关系对人身的束缚，成为通过契约形成外部经济关系并决定自己生存状态的自由公民；虽然强势和弱势之间的契约未必公平，但是它毕竟第一次赋予众人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何况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不平等可以在民主政治过程中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在政治上，公民通过制定宪法和国家立约，界定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边界。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公民成为政治和经济自由的独立主体，通过契约决定谁是自己的老板、雇员或合作伙伴，通过选票决定谁做自己在政府的代言人。作为决定自己命运的主体，人不再为了他人而生存；人的存在价值不再单纯限于对主人、家庭或国王的责任，而更体现于自己受社会尊重和国家保护的权利。现代公民终于和原始人一样脱离了人为奴役的束缚，但是他的意识里除了自然和自己的需求之外，现在还带上了社会、国家及其赋予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国家保障的权利不仅为他保留了自由和独立，而且为他提供了安全和保护；他对社会的义务则不再是在暴力压迫下被动无奈的结果，而是他和其他公民一起参与制定的赋予自我的对等责任。在面对一整套获得与赋予的平等关系中，人第一次有可能认真对待自我并反思自己作为独立与自由主体的价值。在摆脱奴役、依赖、剥削、贪婪之后，人第一次获得了自觉意识并全面实现自我内在尊严的政治与社会条件。
虽然经济自由是道德与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但远不是决定一切的充分条件。就和经济发展本身并不简单遵循任何"铁律"一样，人类道德与政治发展也不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水到渠成的必然产物。相反，一个国家的道德与政治发展水平直接制约着其社会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道德、经济、政治与法治条件实际上是环环相扣的复杂共生体；经济只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对于国民的道德和政治人格发展等"上层建筑"并无决定性作用。事实上，即便同属于价值层次的道德和政治人格之间也不存在绝对的决定性关系。政治人格是道德人格的自然延伸，但是后者并不简单决定前者。中国儒家传统维持了一套相当超越的道德学说，但是同时又在其特定社会环境下认可并维护一套极其顽固的国家主义专制理论。在一个公权力不受控制的国家，所有人都是政治权力的奴隶；在至高无上的皇权面前，即便德高望重的"君子"也变成了侏儒，根本不具备和最高权力分庭抗礼的资格。既然臣民和国家之间无法形成平等契约关系，民主宪政不可能在中国发芽，市场经济也无从扎根。两千多年来，传统儒家人格一直面临道德自主和政治附庸之间的痛苦割裂，中国政治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士大夫"以独立人格抗衡绝对皇权的历史；直到近代中国，道德人格最终在严重加剧的政治集权体制下彻底湮灭。
2.儒家传统人格及其缺陷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在于孔子以降的儒家学说发现并肯定了人的内在价值和尊严。经典儒家教义坚持人性善，相信每个人都有仁、义、礼、智的内在潜质。仁让人友善，义让人公正，智赋予人认识自然、社会和自己的能力，礼则是对同样具备内在尊严的他人所赋予的对等尊重。人在礼的熏陶下经过自觉修身之后，就能将这些潜质发展成为实际品性，并成长为道德成熟的"君子"。儒家君子代表了道德独立、光明正义、勇敢坚毅的高尚人格："君子义以为上"、"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诸人"；"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作为引领传统中国社会的人格表率，君子有责任通过内省不断审视自己的人格状态；如果他的为人处世不符合仁义原则，贬损了自己或他人的内在尊严，或阻碍了其内在潜质的正常发育，那么他会为自己感到羞愧。孔子之所以主张"行己有耻"，正是因为君子清醒意识到自己的人格尊严，任何有损尊严的言行最终都是对自己人格的贬损，因而自然会产生一种耻感。因为有耻感，君子必然有所不为，譬如不会放下身段去做一个" 梁上君子"，也不会做一个阿谀权贵甚至为虎作伥的"御用文人"，否则就把自己降格为依附他人生存、损害社会利益的寄生虫。反之，道德没有发育成熟的"小人"则看不到"人人有贵于己者"，因而也无所谓荣辱；也正是因为没有耻感，小人们为追逐外在的蝇头小利往往不择手段、无所不为。因此，孟子告诫："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
两千多年来，儒家的君子人格及其"温、良、恭、俭、让"等美德培育了一代又一代士绅阶层，维系了传统中国的道德文明和社会基本秩序。但不能不看到的是，由于农耕时代的教育落后、文化难以普及等种种原因，儒家"君子"只是局限于人口中的极少数精英；绝大多数不识字的贫民至多只是受到礼乐乡俗的熏陶，而未能培养独立自主的道德人格。儒家据此认定，虽然人人都有成为君子的潜质，但是实际上多数人都不能成长为君子，而只能是道德不成熟的小人。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按照这套貌似顺理成章的逻辑，儒家将社会截然分层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阶级，并排除了政治民主的可能性——既然大多数人是自私短视、不能自治的小人，多数决胜的选举又会是什么结果？诚然，中国传统考试制度为社会底层提供了一定的流动机会，但是这并不能改变统治机会必然局限于极少数人的基本现实。儒家伦理强调人的道德自主，但是到了政治层面却蜕变为剥夺多数人道德自由的专制学说。
事实上，政治专制不仅剥夺了绝大多数人的尊严和人格自由发展的权利，而且也剥夺了高居统治阶层的士大夫自己发表意见、谏言献策的自由。"君君、臣臣"的礼制固然对君臣都规定了义务，但这种义务关系显然是不对等的，更不存在强迫君上履行义务的有效机制。即使孟子提出过"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的激进反叛学说，但是面对掌握国家机器的暴君，儒家依然无可奈何，只得选择"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的逃避策略。虽然个别忠臣敢于直言犯上、冒死谏君，但是在统治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的制度环境下，君子即便在位也难免出于对无限权力的恐惧而不得不限制自己的言行，不在位则更无从防范公权对个人尊严和道德自由的任意践踏，而这显然不符合君子本来无忧无惧、凛然正气的人格形象。对上，"君子"无法保证自己的权利不受皇权侵犯；对下，他们也不能保证自己不滥用权力并侵犯多数小民们的利益。由此可见，专制剥夺所有人的政治自由，并让每个人都成为政治上的"小人"。
儒家政治人格的缺陷不仅长期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而且为近代道德人格的堕落埋下伏笔。虽然儒家道德传统对于抗衡官僚腐败和皇权滥用发挥了有限的作用，但本身就是依附政治专制才得以维持的道德专制秩序；当革命扫除原有的专制秩序之后，儒家道统迟早也将成为专制政治的殉葬品。既然儒家不信任平民百姓的判断能力，拒绝在百家争鸣、自由辩论、平等竞争的环境下说服社会多数自愿接受自己的主张，而是通过国家权力将一家之言强加在全体臣民身上，那么在这套政治秩序瓦解之后，他们必然也不能依靠多数人的力量抵御另一套专制学说对自身的暴力摧毁。"独尊儒术"方针在确立儒家统治地位的同时，也注定了儒学在五四运动之后没落的命运。事实上，当一种更为彻底的专制学说主动亲近中国的时候，那些在传统专制文化熏陶下反传统的文人们势必隐约感觉出一种内在的亲切；它对均富的诉求、对大众的怜悯、对个人自由的厌恶、对集体和国家的青睐，以及对"真理"、"至善"和自封"正统"的热衷……，一切都何其似曾相识；惟独不能兑现的是革命所承诺的共和梦想，因为革命打着民主共和的旗号，实际上推行的是更为系统的精英"党治"。只是在传统精英的道德人格被历次"运动"扫荡殆尽之后，公权打着"人民"的名义愈加膨胀，留下一堆没有操守、不负责任的蛀虫，为了私利不顾一切地蚕食着这个民族的物质生存基础。
3. 近代中国的人格变异
如果说儒家文明在自己的主导地位不受挑战的前提下还能显得雍容大度，那么在近代持续不断的列强打击下则趋于固步自封。两千多年来，儒家文明缺乏来自发达文明的实质性竞争和挑战，致使中国从来以世界文明中心自居，对周边民族一向采取居高临下的姿态，因而在更为强大的西方文明面前自然产生拒斥心理。清政府的屡战屡败、抵制改良不仅危及政权合法性，而且最终也让儒家文化成为落后的替罪羊。在内敛、自省的儒家文化传统遭到彻底颠覆之后，中国社会变得愈加愤世嫉俗、怨天尤人，并变本加厉地把洗刷民族屈辱的希望寄托在强大的国家机器上。国家主义在儒家的政治人格中本来就时隐时现，而政治专制传统的延续和强化最终消灭了传统道德人格，致使全体国民都沦为耻感灭失、尊严荡然、甘愿为权力玩弄于鼓掌之上的小人。
中国近代历史教科书鲜明体现了国民性格的根本变异。自鸦片战争以降，中国的战败和屈辱固然是列强恃强凌弱的结果，但同样也是愚顽不化的清廷和社会保守势力一再拒绝改革的自然后果，而专制君主和臣民的颟顸守旧、狂妄自大、封闭排外必然恶化事态的发展。然而，中国历史教材对自己的过错从来只字不提，而把全部责任推给了"帝国主义"，进而不知好歹地仇视这些国家的民主宪政制度。这些靠自由民主发展壮大的国家只对自己的选民负责，并不对不决定本国政府命运的外国负责，更不会对它们本无好感、鄙视有加的专制政权和臣民负责。鸦片战争部分是执迷不悟的最高统治者一再闭关锁国的结果，火烧圆明园则是由中国官兵虐杀外国使团所引发，但是一个不知反省的失败民族却对自己的所有失当视而不见。虽然现政权不需要对百年历史负责，但是为了把中国打扮成一个可怜无辜、饱受欺凌、乞求"解放"的弱国，硬是从官方教科书里抹去了所有不利于国家形象的历史真相，把百年历史打扮成一部"可歌可泣"、"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史；执政者出于自己的需要将清政府简单描绘为对外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不断将禁烟等对外策略之争升格为"爱国"与"卖国"的伪路线之争，夸大中国的外交失败并抹杀自民国以来的外交成就，利用民族虚荣心兜售其虚妄的军国主义历史观，煽动敌视西方的民族情绪以维持自己对民主宪政的抵制。中国人时常抗议日本历史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却从不知道自己的历史教科书问题比日本严重多少倍。中国近代史从来没有摆脱过政治干预，从来是一部为了政治目的挑挑拣拣、乔装打扮的"党史"，因而注定了是一部自我炫耀、逃避责任的伪史。
孔子曰："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中国之所以长期羸弱、被动挨打，根本原因在于专制文化极大束缚了臣民的自由发展和创造能力，一个由精英奴才统治大众奴隶的国家是不可能真正强大的。一群政治上的奴隶不仅不会受人尊重，也不可能以相互尊重的方式平等待人，更不可能保护本来就不属于他们的国土和主权，而造成奴役状态的根源显然不在于"帝国主义"，甚至不在于奴役他们的特定专制政府，而最终在于他们自己，因为是他们接受并维持了国家机器对自己的奴役。要让中国真正在世界上站起来，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文明大国，中国人首先要站起来并成为自由的文明人。中国的强盛固然依赖于经济、工业与科技的发达，固然要学习借鉴西方的先进政治与法律制度，但是最根本的还在于国民人格本身的建设与完善，而儒家道德人格所内含的自重、自省、自强能力本来是足以完成这一使命的。
1894年甲午战争，日本几乎一夜之间全歼苦心经营多年的北洋水师；中国朝野震惊之余，却不仅没有产生狭隘的民族仇恨，而且掀起了一股学习日本政治与法治文明的留日潮。放在今天，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奇迹。1915-16年，皇权的消失使得儒家正统失去了政治庇护，新文化运动开始全面反思和攻击传统道德，却不幸犯了矫枉过正的错误。新文化运动虽然旨在清算传统人格欠账，但是过分夸大了传统道德和礼仪制度的缺陷，抛弃了儒家伦理体系的内在精华，致使中华文明不能立足于自身固有的道德资源而完成复兴大业。作为中国最早的"愤青"作家，鲁迅只是因为其左翼立场受现政权认同才获得如日中天的影响；虽然其强烈的批判意识对于当代社会仍有意义，也是他今天继续受青年追捧的原因，但是他所批判的"礼教吃人"只不过是以极尽夸张的方式把全部过错归咎于"传统"而已。在抛弃个人反躬自省和自我担当之后，新文化运动的激进倾向开启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狂躁时代。一旦儒家传统遭到全盘否定，国民的道德人格也将随之发生根本的变异；把皇帝小儿赶下台容易，但是崇拜权力的政治人格不仅没有丝毫改变，却在道德人格灭失之后把一个比皇帝强大得多的独裁者请进来。
好景果然不长，巴黎和会对中国阴差阳错的背叛一夜之间点燃了赵家楼的大火，长期积压在国人心头的愤懑和戾气终于在民族主义找到爆发口，和仇视西方既有秩序的马克思主义一拍即合。五四运动之后，在新生苏维埃政权的积极撮合下，中国很快从无政府主义的极端走向极权主义极端，"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先后替代儒家教义成为国家正统。一个政治人格缺失的国家自然无法抵御专制主义政治思想的变种入侵，而政治专制的确立和强化最终戕杀了中国的道德人格。所谓的"爱国主义"实际上建立在个体人格空壳化的基础上，至高无上的"国家"幻影完全吞噬了作为道德主体的个人，使每个人成为一颗没有独立价值、没有内在尊严、只能寄生于国家威权之下因而国家可以随意处置的尘埃。在个人自身失去全部存在价值和道德底线之后，中国便向"革命"、造反、杀戮等大规模摧毁性变革敞开大门，直至全体国民将大独裁者当作自己的"大救星"，并心甘情愿地听从他的命令相互残害。一个在政治上愚昧幼稚的民族必然是一个悲剧民族，无数人会用生命和血汗为自己的愚昧堕落付出代价。
中国百年的最大失败恰在于未能从根本上反思失败的终极原因和教训，让整个民族徘徊于牢骚悱恻的小人情怀之中。"革命"学说把所有罪恶都推给"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一切"反革命势力"，惟独自己才是一贯正确的先进力量，因而可以采取一切手段消灭革命的障碍。在这套"学说"之下，每个人都因为接受"先进"思想而变成可以无所不为的上帝，不论什么伤天害理的行为都可以获得正当理由；任何人和自己过不去都是"进步"的障碍、民族的敌人、国家的罪犯，必欲除之而后快。究其实质，这些形形色色的"革命"学说不过是个人或集团暴力夺取国家权力的挡箭牌，假借种种"思想"、"理论"、"主义"等欺世盗名的外壳将自己极度膨胀的私欲包装起来。它们充分调度人的贪婪、狂妄和恐惧，彻底解脱了人对自己和他人的内在责任感，将每个人都变成除了权力之外没有敬畏的造反派。
革命人格和传统道德人格是格格不入的。革命者认定自己是绝对正确的上帝，人民实际上是觉悟不高、能力有限、"不明真相的群众"，对手则是十恶不赦、必须从肉体上消灭的敌人。在革命者眼里，"反动派"只是社会进步的障碍而已；他们岂止是没有内在价值与尊严，他们简直就只剩下内在的邪恶。无足轻重的灰尘不过没有价值而已，但是"反革命"注定只能作恶，因而消灭他们不仅为全人类消除了祸患，甚至对他们自己也是一种释罪和解脱。当然，"一切反动派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因而只有通过先进力量掌握的暴力机器才能摧毁之。在革命的血雨腥风中，在赤裸裸的暴力面前，只剩下个别领导人的淫威，个人尊严和耻感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建立统治之后，执政者当然"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社会也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足以抗衡和控制至高无上的权力，"解放者"成为空前绝后的压迫者。
4. 权力体系下的人格堕落
在一个权力压倒一切的国家，道德堕落是迟早发生的必然结局。这是因为权力本来就和道德无关，掌握权力——尤其是通过暴力夺取权力——的事实本身不等于善恶或对错。但是一旦权力成为一种社会通货，不仅可以换取金钱、文凭、荣誉……，而且成为权力本身的正当性来源，社会就丧失了基本是非标准，权力成为真理的代名词。但是权力对是非的垄断又是徒劳的，不仅因为人们内心的是非判断不可能和权力的绝对命令保持一致，而且因为权力本身就是高度流动、变化莫测的；昨天还坐在市委书记的高位上"反腐倡廉"，明天可能就变成囚笼里的贪官。这样必然造成是非观念的混乱乃至丧失，仅剩下无所不在的权力和金钱崇拜。所有人都忘却自己的本性、掏空自己的内在，把自己等同于权力、金钱和欲望铸就的虚壳。
虽然中国号称"信仰"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本来只是一种政治经济学理论，而不是关于人的道德学说；即便马克思本人或许受某种信仰支配，但是信仰成分在一个实证理论中必然是极其微薄的。事实上，在非人的"生产力"支配了整部人类历史的"科学"图景中，任何信仰都被发配到个人"迷信"的边缘。然而，由于任何专制政权都需要一个大一统的意识形态来支撑自己的合法性，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版早已变成一个汇聚一切"真理"的无所不包的大麻袋，政治学、法学、哲学、人学……统统可以从中变身出来。可悲的是，这一套自诩要"解放全人类"的学说却是建立在奴隶人格的基础上。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这套"科学"决定论话语中，人只不过是按经济铁律运转的历史机器上一颗渺小的螺丝钉，个人自由只是人在未能认识经济发展规律情况下的任性偏差，意志自决更是井底之蛙在博大精深的"必然规律"面前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梦呓，甚至多数人的集体意志在"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之类的"规律"面前也注定是螳臂当车。在这套完全非人化的经济主义理论体系中，实在看不到还有什么值得和需要"信仰"的。
马克思的最大错误不仅在于没有充分认识到人的意识对物质的决定性反作用，而且在"存在决定意识"的框架下，通过把活生生的人绑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经济发展"铁律"上，使人完全物化并丧失道德主体性和进取心。这套"唯物"至上的理论盲目夸大经济体制的作用，让只是人类活动一部分的"经济"吞噬了整个人，把人看成是无法超越经济利益的动物，把道德等"意识形态"作为完全寄生于"经济基础"之上的附庸。"公平竞争"只是资产阶级主流学者编造的一个神话，勤劳致富只是剥削者自欺欺人的谎言或被剥削者自我安慰的梦想。在经济"规律"面前，体制承担了一切；什么美德都显得虚伪，什么罪恶都变得情有可原。穷人可以因为穷而偷盗，女人可以因为穷而卖淫，甚至"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的资本家也可以怪"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造就了他们的贪婪……既然什么都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什么都可以怪罪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个人还有什么不可以做的呢？如果中国之所以没有民主，不是因为中国人自己的懒惰和懦弱，而是因为GDP还没有达到某个神秘的"拐点"，个人对于推动国家的政治进步又能做什么？一旦变成决定一切和解释一切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只能成为犯罪和堕落的借口；它的兴盛注定充满暴力和血腥，它的衰落也必将留下一个纸醉金迷、物欲横流的小人社会。
在体制成为一切罪恶的替罪羊之后，"砸碎万恶的旧世界"自然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纲领，似乎改变体制就能拯救一切。然而，当《共产党宣言》断言"无产者失去的只是锁链，他将赢得整个世界"的时候，它忘记了每个"无产者"至少是有生命的。在道德上，让"无产阶级"冒死用暴力消灭"资产阶级"的生命是不正当的；任何高尚的目的都不可能使这种不正当手段正当化，因为它要摧毁的正是人最基本的价值。暴力革命的鼓吹者无视一个基本常识，那就是任何体制或集体行为都不可能对个人的不道德行为负责；最终，实际上可以自由选择的个人要对自己选择的行为负责。事实上，在任何经济体制下，个人道德都有相当自由的发挥空间；即便在高压政治下，个人仍然享有内在的灵魂或思想自由。我们看不到为什么一个资本家不可能有一点怜悯或慷慨，或每一个"无产者"都一定那么"大公无私"；看不到为什么资本家知道自己的"丧钟"迟早会敲响，还会傻乎乎地等死，而不会和"无产者"谈判并共同建立一种更为人性化的私有制和市场秩序；更看不到为什么两千多年前雅典、罗马在奴隶制就能实行民主，几百年前英国、美国在农业社会就能实现共和，而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却不能让人民实质性地"当家作主"……
中国历史证明，理论与实践的因果关系有时恰好倒置；马克思从来未能预言中国政治与经济的发展走向，而全体中国人却不偏不倚地落入了马克思的经济主义陷阱之中。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虽然突破了奴役人民的计划体制，却丝毫没有突破经济主义思维陷阱。改革的基本宗旨无非是"改善人民生活"、"提高综合国力"，而这种思维的基本前提依然是人民只是对温饱、财富、GDP感兴趣的经济动物，而且是自己不能改变命运、只能仰仗政府指导、任由官员盘剥的无能经济动物。尤其在1989年之后，改革已经在既得利益绑架下变质，官员彻底主导了改革方向；在完全排除人民参与的情况下，所谓的"改革"只能对极少数人有利并损害人民的长远利益，财富、土地、资源乃至生态环境等基本公共利益成为极少数人垄断和瓜分的对象。在正统信仰彻底失效、计划体制的社会保障完全失灵、"市场经济"将一切公共物品货币化的年代，每个人都被变本加厉地转化为经济动物。
先是经历了马列主义"科学"理论的去信仰化洗礼，之后又经历了马列"信仰"本身的崩溃，今日中国社会的道德信仰已荡然无存，全体国民都成为一群匍匐在权力和金钱之下的爬行动物；得势者不择手段以权敛财，弱势者则被压在房价、物价、药费、教育乱收费等多重"大山"之下不得喘息。整个民族或为利益所诱、或为生存所逼，每个人似乎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当口不可理喻地走到了末世边缘；农村的孩子从小看不到明天的希望，城里的孩子从小学就开始准备高考的马拉松竞赛……偌大中国再也无人有心或有闲把自己的道德修养当回事，国家前途更是几个屈指可数、无所事事的落魄文人才津津乐道的话题。在道德人格已被摧毁殆尽、政治人格从来没有成型并在长期专制教育下畸形发育的国家，这一切似乎都是早已命定的劫数。
经过革命与暴政的反复历练，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彻底没有忏悔、没有反省、没有耻感、没有操守的时代。当代"五毛"现象就是一个范例。如今显然不是革命士气高昂的五六十年代，"人民已不再愚不可及"；"有奶便是娘"的"五毛党"未必认同官方正统立场，也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是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甘愿出卖自己、为虎作伥，将自己的人格贬值到几个小钱。绝大多数中国"左派"之所以"左"，也不是因为不知道过去几十年发生的事情，而是在既有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下为自己寻找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定位。其实中国的所谓"左派"，真不知"左"在哪里。西方的"左派"立场未必正确，但是至少操守应该肯定，因为他们是敢于批评政府和舆论主流的少数派。中国的"左派"恰好相反，他们中的青年或是一群被国家主义历史教育彻底洗脑的"愤青"，其老于世故的一辈则多是故意利用在权力控制下严重失真的历史观和社会舆论，觊觎用政治安全的"主流"话语向权力体制邀功请赏的小人。一群四肢不勤、娇柔做作、百无聊赖的文人在学术上无法建立自己，便投机取巧，或假借"爱国"之名哗众取宠，或搬弄国外左翼批判学派的一点"最新理论"，而批判西方的实际目的是为了讨好中国政府。对于一个将自身人格完全寄托于"国家"的学者群体，国家主义是其最自然也最"有利"的归属。如果逆境中的民主宪政思想因舆论管制而不足以抗衡"左翼"煽风点火和市民激进情绪，那么这个国家极易重蹈五四覆辙，甚至上演德国和日本的法西斯主义闹剧。
究其实质，国家主义是一个尚未完成公民道德建构而首先诉诸于政治国家建构的头脚倒置的怪胎。它原是一群无聊文人泛起的历史沉渣，在国内危机应接不暇的环境下本不足成气候，但是在历史教育的长期扭曲和政府对"敏感"舆论的严格控制下，国民在专制压抑下早已养成欺软怕硬、怨天尤人的品性，很容易将假想的"国际反华势力"作为出气口，以至任何周边领土主权纠纷都可能掀起新一轮国家主义狂潮，恰和政府一贯的"爱国"高姿态合流。一个意识形态彻底破产的政权只有祭起"爱国主义"大旗，玩弄国家、民族、政党概念的偷梁换柱，把自己自封为民族利益的天然代表人，将全体国民捆绑在穷兵黩武、自我毁灭的战车上。其实政府官员是中国当今社会最"西化"的一个群体。他们不仅和西方接触最频繁，成天在发达国家访问"考察"，而且多有子女在海外工作求学，或在海外银行存有巨款，因而最惧怕得罪西方政府；这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理应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最大保护伞，灌输军国主义实际上是自掘坟墓。然而，人的理性是受限制的；政府长期灌输的"爱国主义"教育已经把它自己放在激进情绪的火山口上，只等一次突发事件引火自焚。国家主义本来是出于政府合法性的需要，却可能成为颠覆政权合法性的由头；政府和大众的国家主义情绪造就了一群有求必应的吹鼓手，而后者不遗余力的鼓噪终将把这个自以为不可一世的国家带到毁灭的边缘。
当然，如果说中国"崛起"激化的国际矛盾还有待时日，那么国内矛盾早已层出不穷、无所不在、应接不暇；如今不用生活在中国，只要上网浏览就能略知梗概，无需赘述。这些事件无一不是因为公权完全失控而造成的权力极度滥用引起，在一个政治人格缺失、道德人格毁坏的国家本来十分正常。在一个权力呼风唤雨、所向披靡的社会，统治者的野心、贪欲和自信必然过度膨胀；被统治者则人人畏缩懦弱，不被逼到生死关头便不敢出头抗争。如此，则每天网上头版必然都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更多巧取豪夺、侵占民利但不出人命的事情则悄然进行而不受任何关注。事实上，官员和百姓每天都被众多新鲜事件包围着，早已疲惫并"适应"了不太平的生存环境；久而久之，甚至丧失了道德判断的基本常识。当一个民族泯灭了是非观念和基本耻感，沦落到"无耻之耻，无耻矣"的地步，那么无论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都不再稀罕。以此势头"发展"下去，千年文明将毁于一代，大好河山将被彻底毁坏。在公权泛滥、道德衰败的环境下，这个国家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也开始动摇；面对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的威胁，中华民族已进入名副其实的生存危机。
要让饱经革命、暴政、"运动"、"发展"之苦的中国社会回归理智与常态，国民首先必须恢复基本道德常识和耻感。搜刮民脂民膏和偷盗一样是可耻的，为自肥或"三公"挥霍而滥用公共财政是可耻的，为了自己的政绩而盲目"发展"、耗费资源、污染环境、祸害百姓是可耻的，大权在握却未能使一方百姓"老有所终，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弃者皆有所养"是可耻的，治理不善而不允许别人批评是可耻的，靠选举舞弊和组织操控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是可耻的，垄断新闻机器不断为自己制造"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更是可耻的；人民之间互不体恤、相互"投毒"是可耻的，受到欺凌只知道低三下四"上访"是可耻的，宪法赋予了民主权利而自己却不知珍惜是可耻的；违心说假话是可耻的，媒体不敢报道真相是可耻的；学者夸夸其谈、不能身体力行、不能仗义执言是可耻的，为了讨好掌权者而歌功颂德或用偏激言论误国误民更是可耻的……
无论为官为民，如能以上述言行为耻，则中国社会不知能避免多少悲剧和闹剧。要恢复耻感，人民必须意识到自己的内在价值和尊严，不再把自己当作权力、利益、欲望、恐惧驱使的对象，不再把自己降格为不能决定自己命运的浮尘，不再唯唯诺诺地甘当权力的奴隶，不再做专制高音喇叭的应声虫，不再做专制机器上的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其实专制是世界上最虚弱的政体，它完全是靠人民的恐惧支撑起来的；一旦多数人民觉醒并意识到它不值得恐惧的时候，它便顿时什么也不是。惟有国民觉醒，中国才能远离堕落、远离耻辱、远离恐惧、远离暴虐、远离疯狂、远离懦弱、远离幼稚、远离渺小、远离人为制造的悲剧和危机……要让中国在世界上站起来，中国人首先自己要站起来，恢复自己的道德常识，不再辜负上天赋予自己的禀性，做一个有尊严的大写的"人"。在现代社会，这意味着中国人需要完成从臣民到公民的道德与政治人格转变。
1．传统道德人格的复兴
中国的复兴需要新的道德，但是中国道德人格的重建并非在一片历史沙漠上展开，而完全可以借助传统儒家的道德资源。维系中华文明两千余年的儒家文化非但不是宪政的障碍，而且本身就是宪政的一种形式，只不过其中的政治专制主义和道德教条主义因素与现代宪政文明格格不入，因而有必要进行适当甄别和扬弃。尤其是在现代教育普及的大背景下，儒家不能再坚持天赋德性仅为少数"君子"垄断，大多数百姓则只能停留在道德发育不成熟的"小人"阶段。平等早已是当今社会普遍接受的理念，教育平等是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一个大致公平的教育环境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成为"君子"，也就是合格的现代公民，因而也都有权获得参与政治的平等机会。在摒除政治集权和道德专制之后，儒家的尊严学说将为中国道德人格的重建奠定思想基础。
儒家相信，"天生德於予"，"万物皆备于我矣。"究其根本，儒家伦理旨在唤醒人的内在尊严，进而使人获得道德自主和自律的能力。既然上天赐予人以道德、智慧、健康、勇气等各种禀赋，人理应自珍自重、自强不息，而不能自暴自弃，甘愿做他人或自身欲望的奴隶。我有聪慧的大脑，足以理性认知与面对世界上的人和事，并作出自己的独立判断，自然轮不到政府对我指手画脚；我有正常的道德，自然不会萌生倚强凌弱、假公济私乃至杀人越货的邪念；我有勤劳的双手、健康的体魄，自然用不着乞讨嗟来之食，更不屑出卖自己的灵魂，为五斗米向权贵折腰；我有足够的自信和勇气，坦荡做人、平心处事、直率说话，而用不着战战兢兢、唯唯诺诺、低声下气，或在自己犯错的情况下文过饰非甚至虚报瞒报，而应当勇于诚实反省并承担自己的责任。既然具备了这些得天独厚的禀赋，人就应该像孟子说得那样，"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当然，儒家对内在尊严的自我意识不是让每个人把自己想象为无所不能的上帝。恰好相反，人的尊严一部分正体现于对自身局限的认知能力和对他人尊严的平等尊重。人贵有良知良能，但是未必凡事都能保证符合自己的真性；如果未能将自己的良知良能发展到出类拔萃，就更应该反思自己、奋发进取："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作为理智的动物，人只要敢于面对自己就能看到自己的弱点和局限，因而需要不断反省自己的言行；一旦发现所作所为对不起自己的天赋禀性，就应该感到愧疚并幡然改过，进而完善自己的德性。因此，君子的第一美德是诚实："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对人诚，首先要对己诚；自己骗得了别人，却永远骗不了自己，除非选择消极逃避，拒绝面对自己的灵魂。如果一个人连自己都能骗，那还有谁不能骗？儒家最看不起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的"伪君子"，因为虚伪不仅让人打肿脸充胖子，造成表面繁荣的假象，而且会形成逃避现实的习惯，而人的终极逃避是自我；一旦人开始否定自己的内在价值和尊严，拒绝对照自己的应然和现实，那么不仅会失去进取的方向和动力，而且会把自己的一切过错和无能归咎于"帝国主义"、"反华势力"、"社会发展阶段"、"体制问题"、"上级指示"等等外在因素，最终堕落为怨天尤人、不思进取的小人。如果不能脚踏实地、面对真实的自我，那么难免"失之毫厘、谬之千里"，所有其余的美德——无论是才华、雄辩还是勤奋——都只能让人在错误的方向上越走越远。
人的良知良能也让每个人都看到并承认，他人也和自己一样具备作为人的内在价值和尊严；在要求他人尊重自己之前，自己首先要尊重他人。即便做不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至少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卢梭误以为反思是造成人人嫉妒、攀比、贪婪的万恶之源，但是他的"反思"其实只是人从进化而来的条件反射本能而已；儒家要求的反思则是由外在现象触动，在对比自己的言行和上天赋予自己的道德禀性之后的理性内省。别人对自己轻慢，首先要反思自己。自己理亏，则童叟无欺、退而正己；确定自己无过，而后才能和别人论理，如此才可能获得夫子"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道德气概。
既然自己和他人都有平等的内在尊严，公正界定自己和他人的权利边线就显得尤其重要；对于一个自立自主的君子来说，侵占属于别人的利益显然是一种耻辱，尤其在自己明知的情况下和偷盗无异。在经济和社会交往过程中，凡事在原则上都应征求他人的知情同意，合作必须建立在各方自愿基础上，而不得通过任何强迫、欺诈或暴力手段巧取豪夺；如果发生了协调不了的矛盾，也要通过一个公正透明的程序得出让各方信服的解决方案。
如果自己"内省不疚"，那么一个现代社会的君子也会理直气壮地为了自己的正当权利而斗争。人的内在尊严当然不仅意味着人是传统的义务主体，一个只知默默奉献的人只是没有自我意识的奴隶；人格尊严首先体现于人的权利意识，而国家宪法和法律的存在目的正在于保护每个人的正当权利。事实上，人不仅和其他人争权利，更要向政府争取属于自己的正当权利；对政府违法的纵容不仅是懦弱的表现，而且也助长了官员贬损他人和自己人格的恶习。
在犬儒盛行、物欲泛滥、世风日下的大环境下，今日中国迫切需要重建自觉、自律、自强、自主的道德人格。儒家的人格尊严学说不仅为中国道德重建奠定了本体基础，而且对于纠正当前盛行的权力崇拜人格、指导国民的当代道德生活并建构现代公民人格也将发挥有益的作用。
2. 当代道德人格的重建
儒家的尊严学说不是曲高和寡的理论说教，而是可以直接指导现代生活的实用规范。在儒家伦理经过改造后，即便一位默默无闻、自食其力的农民也完全可以成为现代社会的"君子"，位高权重的官员则反而更容易在权力体制的腐蚀下堕落为寡廉鲜耻的"小人"。如今中国之所以发生这么多事情，归根结底是中国人不仅没有把自己的同胞当人看，也没有把自己的尊严当回事；不尊重他人，就等于不尊重自己。要改善中国的现状，国人惟有认真面对自己，做一个对得起自己尊严本性的人，像儒家"君子"那样反躬自问：作为一个和他人一样具有内在尊严的人，我究竟应该做什么？我如何行为才符合自己的尊严本性？在一个不尊重个人尊严的制度环境下，回答这些问题并不容易，但是不论别人如何行为或对自己如何，每个人都应该守住基本的道德底线，尊重他人的基本权利和内在尊严，至少做到不通过欺诈、隐瞒、滥用公权等手段故意伤害他人。
如果你是一个以种地为生的农民，你首先要问自己：是否做过亏心事？譬如自己种的蔬菜水果是否注射过激素或喷洒过量农药？粮食是否经过有害处理？如果自己做了亏心事，那么遭到处罚也是理所应当。当然，这个国家的政策仍然在歧视你，但自我保护的正当方式不是任由自己唯利是图的行为危害他人的生命和健康，因为那不仅殃及无辜，而且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善自己的处境。维护自己利益的正当方式是通过改变现有的法律和政策，让你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也能平等分享发展的收益。要改变现行政策，只有让决策者对你和广大相同处境的农民负责；而要让决策者对你负责，只有从基层选举开始，从关注自己的那张选票开始。如果你的地被征、房子被拆，不要匆忙跑去"上访"，不仅因为低三下四求人有辱你的人格，而且漫漫上访路途凶险而收获甚微；作为十几亿人的一份子，你不可能受到中央领导的关注，也不应该将自己的命运完全交给他人。你不能不问：是谁征了你的地、拆了你的房？为什么村委会没有维护你的权利？征地补偿款究竟到了谁的腰包？为什么县乡政府敢如此无视你的基本生存？宪法规定他们对基层人大负责，为什么征地、拆迁过程中从来没有看到人大代表的踪影？人大和村委会选举的时候，你自己在哪里？……你很快会发现，与其上访，不如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对你更加负责的村委会和能够有效监督地方官员的人大代表身上。
如果你是一个街头小贩，城管来找你麻烦，你该如何应对？如果你卖的食品存在质量问题，或用了问题猪肉，或用了"地沟油"，或用了有害的食品添加剂，那么遭到查处罚没只能是咎由自取。如果你卖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健康食品，那么你应该站起来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作为一个有尊严的公民，你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享有合法谋生的自由；如果你的正当权利受到政府限制，那么无非是以下两种情况之一：或者是政府行为根本无法可依，或者是政府依据的法本身就是一部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恶法。如果城管行为本身违法，可以和他对簿公堂；如果城管搬出一部恶法作为挡箭牌，也可以通过不同渠道挑战恶法的合理性。你可以要求法官拒绝参照或适用恶法，可以联名上书国家机构审查恶法的合法性，更可以通过媒体揭露恶法对你和其他小贩的无理限制。即便法律维权在现行制度环境下收效甚微，侵害他人健康的私力救济和报复行为仍然是不正当的；它不仅对你个人产生法律风险，而且也是对自己人格的自我贬损。
如果你是一个法官或法律学者，那么你要问自己：我是否对得起自己的职业，为这个国家的制度进步尽过一点力？农民、小贩和一切弱势群体要理性维护他们作为人的权利，只有通过有效的制度。制度不立，则必然民智不开；那样农民就只能为这个国家输送有毒食品，小贩遭遇城管只能持刀维权，被拆迁户只能自焚或上访……如果接到此类案件，你为他们争取过吗？生活在大城市的精英们一直抱怨中国食品越来越不卫生、越来越不安全，进而指责农民和小贩道德败坏，但是这个国家的制度对得起他们吗？面对这样一个充满歧视的社会，他们究竟有什么道义和法律责任？在他们的正当权利遭到歧视的时候，你为他们做过什么？干预司法的上级命令下来，你抵制过吗？宪法不能进入诉讼程序，就如同一张废纸；作为学者，你呼吁过吗？禁止司法适用宪法的一系列倒行逆施出台，你反对过吗？诚然，知识和行动是分开的两个环节，学者首先要把学术做好，但是即便把"为民请命"的中国传统放在一边，学者对于制度现状仍然要比普通百姓承担更多的责任。如果连相对独立的学者都集体噤声，那又如何让黎民百姓用制度维权？这个国家还能有什么希望？
如果你是一个官员或公务员，那么你不能忘记问自己：自己的贡献是否与自己的地位和待遇相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在"君轻民贵"、"民为邦本"的民本主义传统下，做官从来不只是一种享受，而更是一份责任和担当。当然，做官不是不能得好处，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也很难不让官员得好处，但是如果自己并没有对这个国家做出那么大的贡献，地方没有治理得那么出色，黎民百姓的生活还不是那么幸福，能否适可而止、少拿一点，让人民多分一点？"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如果两千多年前古人就能做到"日三省吾身"、"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为什么今天的官员反而不能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官员自然也不例外；甚至贪官也有良知良能，只不过他用行为背叛了自己的尊严而已。官员的尊严显然不是体现于在人民面前耀武扬威、作威作福，而是在上级面前依法办事、不卑不亢。但是在严格的自上而下集权体制之下，各级官员在上级面前普遍逢迎拍马、唯唯诺诺、低三下四，完全丧失了中国传统士大夫"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的人格魄力。
在一个糟践尊严的制度下，有尊严地活着对谁都不容易。在一个专制国家，不仅人民是奴隶，大小统治者也都是奴隶，即便最高统治者也只是自己不受控制的权力和情欲的奴隶。如果哪个官员胆敢顶撞上级，那么自己的"乌纱帽"必定很快不保；即便个别官员想洁身自好，也会被腐败集团作为权力寻租的绊脚石而罗织罪名除掉。法官不能独立，社会公正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敢言的知识分子遭遇体制边缘化，更多的学者见风使舵、趋炎附势，甘愿为体制所同化。农民、小贩、被拆迁户等弱势群体受到欺压之后，制度维权之路不通，只能诉诸有损尊严的"上访"，或在绝望之下诉诸暴力行为报复社会，致使中国社会充斥顺民和暴民，惟独缺少实践民主、守护法治、捍卫尊严的公民。政府不给人民尊严，人民自然也不会尊重政府，最后无论地位、权势、名誉、财富，所有人都沦为小人并陷于相互鄙视、相互贬损、相互伤害的小人世界之中。
然而，中国人的尊严重建总要有一个起点；其实，只要每个人多在乎一点自己做人的尊严，建立一个尊严社会并非难事。尤其不要忘记，中国儒家传统是一门"为己之学"；数千年儒家文化的全部教诲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关注你自己，做对得起自己的事情。做一个好人固然是对别人好，但首先是对自己好；一个坏人做的坏事损人利己，但损害最大的其实还是自己。贪官盗窃国库而未被发现，固然肥了自己、亏了纳税人；农民生产和销售有毒食品，固然降低了自己的成本而损害了国民健康；学者出卖灵魂、粉饰太平、助纣为虐，自己名利双全却污染了一国的风气……但他们付出的代价是用自己的言行把自己变成"贪官"、"奸商"、"刁民"和"御用文人"。现代人感冒了知道要看病吃药，为了看上去年轻而染发美容，哪怕是自己种的花草也懂得悉心爱护，为什么自己的灵魂堕落却不但不知拯救，反而沾沾自喜、乐此不疲呢？仿佛身体是自己的，容貌是自己的，甚至权力、财富、房子、车子、花草等身外之物也是自己的，惟独灵魂不是自己的。用孟子的话说："岂爱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孟子给每个人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究竟什么是自我？什么才是真正对自己"好"？什么才是值得自己追求的生活？毕竟，人生只此一次，一个没有经过思考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要认真对待人生，首先要对得起自己的职业，因为它毕竟是每个人的生存基础。现代社会的基本契约就是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份内事，并按自己对他人的贡献获取相应的回报；一个人不守自己的本分，则必然苟且偷安，而这和盗贼有什么本质区别呢？在道德底线集体失守的中国，重复一点道德常识也许并非多余：官员的职业是把国家治理好，而不是滥用公权侵占民利；军人的职业是保护全体人民，而不是保卫专制者的既得利益，更不是和这个国家的其他既得利益者一样挥霍民脂民膏，甚至不惜兜售军国主义来维护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学者的职业是探索真理、针砭时弊，而不是助纣为虐、同流合污；企业家和商人的职业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的产品，而不是通过假冒伪劣或剥削工人不当牟利，更不能逃避自己的工业污染所带来的环境治理责任；农民的职业是为社会提供健康卫生的食品，而不是用各种投机取巧危害国民的健康……
只有各人各界相互尊重、各司其职，中国社会才能回归正常，中国人的生命和生活才会有尊严。每个人都有义务把每个人当人来对待，而不仅仅是自己谋利的对象。官员要把人民当人看，对自己的决策和行为负责，而不能将人民和属于人民的公共利益作为自己的鱼肉；学者要把学生和公众当人看，对自己的言论负责，不要用不负责任的言论误人子弟甚至误国误民；城市居民要把农民当人看，不能把自己相对优裕的生活建立在歧视和剥夺的基础上；农民也要把城里人当人看，对自己生产的食品负责。事实上，当我们把他人当作自己手段的时候，我们首先伤害的是自己的人格；在把他人完全物化之前，我们其实已经把自己降格为一只完全被贪欲控制的动物。即便自己被他人当作牟利的工具，正当的行为方式也不是反过来将他人作为自己的牟利工具，而是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尊严和权利不受侵犯，进而纠正相互渔利、相互贬损、相互毒害的社会倾向。如果政府将人民当作剥削和压迫的工具，甚至法律也不足以保护人民的基本权利，那么正当的行为方式显然不是和官府沆瀣一气、盘剥他人，或简单仇官仇富，而是通过积极参与政治、改革政府构成、约束官员权力，让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维权机制运行起来，迫使政府尊重人民并对人民负责。
3. 从臣民到公民的政治人格转变
一旦定位于以人格尊严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儒家道德文明和现代公民精神是高度一致的。只是在政治专制传统下，囿于古代的经济和教育发展水平，儒家看不到政治民主的可能性，因而不自觉地假定只有少数人才能成为勤勉好学、奋发向上的"君子"，绝大多数只能是被动接受统治的"小人"。然而，后人没有必要把儒家伦理解释为绝对维护政治专制的道德专制主义；恰好相反，现代科技文明的进步为普及教育创造了物质条件，使每个人都有机会接受基本教育并成为理智和道德健全的"君子"，儒家也就没有理由再坚持为政治专制保驾护航的精英主义伦理。既然每个人都具有内在尊严并能够成长为自尊、自律、自主、自强的"君子"，任何人都不应该被动接受他人的统治，而应该主动参与和自己命运密切相关的社会管理和政治活动。国家不得在制度上剥夺人民参政议政的权利，否则就践踏了人民的内在尊严，侵犯了人民道德自主和政治自治的基本权利。事实上，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儒家伦理不但不会维护政治专制，也不会纵容消极懒惰、自暴自弃、漠视自身政治尊严的"小人"，反而要求每个人都承担起和人的尊严相对称的政治参与责任，进而完成从臣民到公民、从专制到宪政的根本转变。
现代公民和专制臣民的根本区别在于政治人格。专制臣民缺乏政治人格，因而只能被动接受政府统治，甘愿在政治上做他人的奴隶；现代公民则出于对自己的内在价值和尊严的深切意识，坚持自己的人格独立，只接受自己参与形成的普遍法律的统治，因而主动参与国家政治过程，并影响国家机构及法律政策的形成。在从独裁专制向宪政民主的转变过程中，每个人首先必须从政治上被动消极的臣民转变为积极主动的公民。一个现代社会的公民不仅具备健全的道德人格，尊重自己和他人的内在价值，而且重视自己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与义务。真正意义的公民不会被动接受他人的统治，因而必然会积极履行自己的选举权，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表来管理公共事务，制定约束自己和他人行为的法律，并监督执法者忠实执行法律。在此过程中，选民需要通过自由交流了解自己生活的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其他公民的观点和见解、各候选人的立场状况等基本信息，因而必然会坚持完全的言论、新闻、集会和结社自由，并要求政府充分保障其知情权。
综上，在经过"创造性转化"之后，儒家伦理完全可以被改造为现代公民道德的基础，激励并引导人民完成从臣民到公民的人格转变。要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人民自己首先必须建立健全的道德和政治人格，做一个自主、自重、自强的现代公民，而这并不要求任何人"抛头颅、洒热血"，为了追求某个"崇高"的革命目标牺牲自己并伤害他人的生命。恰好相反，它只要求每个人尊重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和尊严，在一点一滴的平常生活中实现自己作为人的价值，履行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的道德责任，关注和参与自己身边的公共事务，用实践和行动维护自己受宪法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每一个公民都有责任认真对待自己的言论与行为，珍惜并维护言论和新闻自由的环境，并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和周期性选举。即便不能站出来独立参选，至少也要在选举那天走出来投一票；尽管现行体制使选举失去意义，自己也要履行作为公民的责任。没有公民的主动参与，选举永远不可能有意义；只有多数公民开始认真对待自己的选票，中国的宪政民主才有希望。
辛亥革命本来是要通过推翻专制、建立共和来提升中国的国格和人格，但是暴力革命不仅没有建立现代民主共和的政治人格，而且最终摧毁了传统道德人格。时至今日，政治制度的落后和野蛮依然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耻辱，也是中国不受世界尊重的根源。这样的制度每时每刻都在毒化中国人的人格，让每个人都胆战心惊地匍匐于它的淫威之下，而每个人的冷漠、短视和软弱正是维持这台专制机器的手脚架。要摆脱专制的奴役，体制内的支持固然值得争取，但要依靠从专制获得既得利益的官僚集团显然是缘木求鱼；事实上，他们早已成为中国宪政的最大障碍。虽然他们中的少数人也对自己的尊严有所意识，但是权力使人腐败，权力垄断下的巨大利益诱惑泯灭了这个集团多数人的良知，除非他们在民众觉醒后的强大压力下被迫放弃部分权力和利益。归根结底，国人必须在恢复道德尊严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政治人格，做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并在此前提下构建宪政民主政体。
1. 社会契约之缔造
宪政转变的出发点是公民之间经过广泛协商，就承认和尊重每个人的内在尊严及其所赋予的自由与权利达成普遍共识，在此基础上就国家的重建订立基本契约，确定国家的性质、形式与权限，并制定一部真正意义的宪法。建立宪政国家意味着公民将自己置于法律之下，每个人都有义务守法并尊重他人的基本尊严；国家则只能通过法律才能限制公民自由，任何违法行为都不具备效力和正当性。某些基本权利触及人格尊严的核心，或对于维护民主宪政体制至关重要，因而即便通过程序正当的法律也不得加以限制。
概言之，中国社会的新契约具备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特征：自由、民主、法治、联邦。作为现代宪政的基本原则，它们是任何民主国家宪法都不可缺少的，构成了现代宪政国家的基本"国体"。国家的目的在于保护人民的自由、幸福、生命、财产等一系列基本权利，国家的性质是民主共和，治国的基本方略是法治与分权制衡，国家结构则是以联邦为范式的中央与地方各施其职的合理分治。
首先，宪政国家是自由国体。全民立宪的目的在于有效维护每一个人的内在尊严，而保护尊严意味着国家有义务尊重人的基本权利与自由；没有权利保障，所有人都只是国家或个人专制的奴隶，不可能像民主社会的公民那样作为独立、自由、理性的方式生活。为此，宪法有必要保障以下基本权利与自由。
一是思想与言论（包括新闻、集会与结社）自由。民主的真谛是公民的意志决定国家意志，而不是反过来；公民意志必须在保证自由思考、表达、辩论并接受不同信息的环境中形成，任何政府强加的意见都是非法和无效的。任何人或组织都没有权利假定自己的意见一贯正确，更没有权力为了实现自认为正确的主张而使用暴力。正是为了保证多数人意志的自由形成，国家的首要功能在于反暴力。只有当某种主张确实会产生迫在眉睫的危险，以至来不及进行有意义的讨论，政府才能以暴制暴；只要还有时间进行讨论，那么探索真理、澄清错误的最有效方式永远是更多的辩论，而不是政府压制和专断。归根结底，既然"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自有能力判断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的主张，因而从来没有理由压制正常的信息公开和社会辩论。不论政府或社会多数人认为某种主张正确还是错误、有利还是有害，只要不鼓吹、教唆或怂恿通过暴力手段实现目的，就应该被允许自由发表和交流；如果某些言论可能产生现实危害，那么自有正确的言论与之抗衡，而作为最终的评判者，多数人会在知情基础上做出理智的判断，少数政府精英并不比多数平民百姓更正确。
二是宗教信仰与活动自由。宗教信仰是人类最内在的思维活动，也是政府不得触及的人格尊严的核心。宗教信仰对于凝聚一个民族的道德勇气、净化心灵、鼓励行善和控制私欲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宗教自由对于民族的秩序、团结、安定和活力至关重要。在历史上，基督教首先奠定了西方社会的政教分离和分权体制："将属于凯撒的还给凯撒，属于上帝的还给上帝。"世俗国家不能垄断一切，至少不能垄断评价自己的道德标准；在信仰领域，没有国家的插足之地。国家不得扶持、帮助任何特定教派，更不能压制、打击和干预宗教活动。既然公民是有尊严的存在，政府应该信任绝大多数信教者不会信仰危害社会的教义，不得判断信仰本身正确与否。对于少数教唆、组织、宣扬犯罪活动的教派，完全可以依法制裁他们的行为与活动，而无需针对信仰本身。
三是一般自由权保障。在民主宪政国家，公民的尊严受到保障，绝大多数公民也会尊重法律，不会滥用自己的自由损害他人和社会。因此，自由是原则，限制是例外，法律不得没有必要地限制人民自由；法律限制必须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的正当目的，为此而限制的手段必须是必要的，并和此正当目的成比例。刑事拘留是对人身自由的严重限制，只有严重侵犯他人权利或公共利益的行为才能授权此类限制，且犯罪嫌疑人必须被尽快移交司法机构。刑事审判必须保证程序正当，并在原则上实行公开审判；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辩护的权利应得到实质性保障，严格禁止刑讯逼供。
四是财产权保障。财产权是人格独立的制度保障，也是个人尊严的外在延伸。中国过去几十年历史证明，私有财产及其保障的缺失是造成严重社会贫困和动乱的制度根源。为了避免平均主义和产权虚置带来的恶果，财产权在原则上应该私有，但是其使用可以为了公共利益而受到规制。作为财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应尽可能赋予个人；国家应实现"耕者有其田"，赋予土地使用者以实质性的所有权。如果政府为了实现重要的公共利益而需要土地，首先必须尽量和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协商谈判并达成协议；只有在协商失败后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征收土地等财产，并按公平市价给予公正补偿。
五是平等权保障。机会平等是人格尊严的必然要求，也是公平竞争和社会活力的必要保障。法律必须对所有处境类似的人群给予类似待遇，不得基于性别、族群、年龄、财富、教育程度、健康状态等不相关因素区别对待不同人群。由于尊严意识和公民道德有赖良好的教育制度，教育机会平等尤其重要；作为民族的希望，青少年只有在教育平等的环境下才能成长为民主社会的合格公民。在孔子"有教无类"的伟大理念影响下，中国教育原来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相对公平的考试制度也促进了中国社会的阶层流动。今天，教育却成了众人诟病、问题最大的领域，教育歧视无所不在。要消除教育歧视、赋予全体公民平等教育和成长环境，国家有义务通过财政拨款保障基础教育水平的地域平等，并废除一切教育歧视，实现完全的教育机会平等。
其次，宪政国家是民主国体，因而要求自由、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民主不只是选举，但是离不开选举。民主的实质是让人民通过选举组建政府、统治自己，任何货真价实的民主国家都必须让广大选民自由选举其领导人和民意代表；政府不得干预选举，否则就必然蜕化为政府统治和压迫人民的专制。作为形成并表达选民意志的机构，政党应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自由产生，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组织和运行，不受政府或任何党派的干预或压制。为了代表最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选举权必须尽可能普遍；除非基于心智发育或精神状态等和有效行使表决权直接相关的因素，不得剥夺或限制选举权，尤其不得基于种族、性别、财产、教育程度等不相关因素限制选举权。候选人必须根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件自由产生，政府不得规定人为筛选的自由裁量权；必须保障候选人和选民之间的自由交流，不得规定不必要的竞选限制。任何人或组织不得恐吓、胁迫、贿赂或以其它方式非法影响选民投票，法律应禁止一切舞弊行为。鉴于间接选举容易产生贿选，选民在原则上应投票直接选举产生议员和行政负责人。所有选票应得到如实清点和记录，并保证同等分量（"一人一票"）。
民主国体要求文官治国。民主意味着国家由最终对选民负责的文官统治，而不是可能用武力将自己或特定党派的意志强加于人民之上的军人统治。军队必须由国家统帅，向全体国民效忠，而不得隶属于任何个人、组织或党派。战争与和平由议会决定并宣布。
再次，宪政国家是法治国体，而法治原则要求适当的政府分权。政府统治的合法性来自民选议会通过正当程序制定的普适法律，任何没有法律授权的政府行为一律越权无效。要保证法治，政府权力不能集中于任何一个机构，否则既无法防止这个机构制定或实施恶法，也无法保证这个机构会遵守并实施良法；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必须由相互独立的不同机构掌握，并最终仅对选民负责。
法治国体要求实行司法独立。独立而公正的法官是社会良知的化身，也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保障，法官的腐败意味着社会的全面腐败。为了保证公正审判，司法机构必须被赋予独立地位；法官独立判案，凭自己的良知对法律负责，不受任何个人、社会或政治势力干预，除非经由正当程序被认定犯罪或严重行为不当。为了保证司法独立，法官在任职期间的待遇不得受到实质性减损。
最后，宪政国家是联邦国体，因而强调地方多元自治。地方自治是民主与法治的必然要求。由于地方政府更贴近地方选民、更了解地方情况和需要，凡是地方有能力妥善解决的事务应尽可能保留给地方管理。尤其对于地方差异显著的大国，中央统一规定的地方制度必然造成不利于因地制宜的"一刀切"，抑制有益的地方改革尝试和竞争。在符合民主、法治和权利保障等宪法原则的前提下，地方有权通过立法管理本辖区的事务，并有权设计适合当地需要的具体政治与法律制度。中央不得干涉属于地方立法权限内的事务，中央和地方的权限争议由司法性质的机构解决。中央或上级政府有义务通过司法机制保障地方选举的合法性，但是不得干预地方选举，地方议会和政府负责人由当地选民自由选举产生。
2.国家统一与族群和睦的宪政基础
中国一直对"丧权辱国"的百年历史耿耿于怀，将国家主权、殖民地回归、台湾统一作为至高无上的目标与衡量政权合法性的首要标准。这本来就是专制主义心态，因为只有专制君主才对扩充他直接拥有的版图、人口、资源有兴趣；民主国家则一般尊重地方人民意愿，国家的统分合离并非一成不变的既定目标，而是取决于特定主权形式为全体人民带来的具体福祉。专制国家的臣民本是政治奴隶，无论是本族还是外族统治都改变不了其受奴役的实质；"国家"之于他不过是一个大而无当的虚荣符号，只是专制主义的洗脑使之不自觉地成为国家主义者，甘愿为专制者奴役自己而鞍前马后。但吊诡的是，虽然所有野心勃勃的专制者都不遗余力扩张版图，专制却无法维系真正的统一。1949年虽然基本结束了战争、统一了绝大部分版图并最终收回香港、澳门，但是并未从根本上解除国家分裂的隐患。通过高压政治带来的表面统一本身就已埋下分裂的种子，高压稍一松动就会遭到全面反抗并结出分裂之果。在经济和军事实力迅速飙升的表象怂恿下，在长期扭曲的历史教育和舆论灌输误导下，国民的民族主义意识迅速膨胀，新疆、西藏、台湾、南海……都可能成为分裂和战争的导火索。和中国宪政一样，中国和平统一大业远未完成。
事实上，不实行宪政，中国永远无法实现真正的统一和长治久安；中国的统一便永远只能是建立在专制和暴政基础上的苟且偷安，进而为更大的分裂和流血制造隐患。究其根本，和中国内地的社会危机一样，中国周边的所谓分离主义"危机"正是专制体制必然带来的执政不善和滥用公权造成的；横行霸道的地方官员不懂得尊重当地人民的信仰自由和经济利益等正当权利，极尽欺压掠夺之能事，必然闹得怨声载道、离心离德。然而，在舆论受压制的环境下，地方"土皇帝"会把所有责任都推卸给"藏独"、"东突"、"台独"，无限夸大"分裂主义势力"的危险并从中得到更多的中央"维稳"投资，致使中国的族群关系与边疆"维稳"政策已完全为地方官员、安全部门、军队等既得利益所绑架。在目前的执政体制下，谁也承担不起"国家分裂"、"民族罪人"的骂名，谁都指望用武力压制由制度造成的分裂隐患，在自己任内维持表面和平，但是这样的"和平"只能酝酿更大的动乱，这样的"统一"只能加剧分裂。经济和军事强大至多只能换来一时的畏惧和沉默，但是既然不能收服人心，日后必然换来更猛烈的爆发。
只有宪政才能为中国实现真正意义的统一，也只有宪政才能赢得世界对中国发自内心的尊重。要成为世界各国普遍承认的文明大国而不是战争威胁，中国必须以文明的方式担当大国应有的一份责任，而一个专制政府不可能承担这一使命，因为专制在本质上是野蛮的；即便它在外国友人面前彬彬有礼，也不能掩盖对本国公民的蛮横无理，更何况在日常待人接物中难免流露出专制固有的轻浮和浅薄。因此，要让中国成为受人尊敬的大国，中国人首先要承担现代公民的责任；只要国人一日不完成道德与政治人格的重建，世界就不会看得起中国，中国的"主权"地位就只能是让世人恐惧的野蛮象征，中国的"统一"也只能是暴力维持的暂时结果，难免重蹈秦二世而亡的覆辙。
要实现中国的国内统一，人民首先必须理性面对新疆和西藏等地的分离主义族群势力。任何人都不是天生的"恐怖分子"或"自杀式袭击者"。如果一个国家出现分裂主义暴动，只能说明这个国家赖以形成的契约基础并不存在，有的族群并不接受民族融合、共同生存的基本前提，因而要从根本上解决统一问题，汉族需要心平气和地与藏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族群重新谈判并制定新契约，直到各方达成共识。真正的统一首先是人民在感情上的认同。强行统一永远只能制造更深的裂痕和更多的暴力，压制"敏感"问题的自由交流只能掩盖真相、加深误解、加剧隔阂、制造仇恨、恶化感情并贻误寻求和平统一方案的机会，让分离主义之火越烧越烈，让中国内陆长期成为各种恐怖袭击的试验基地。在长期的舆论扭曲影响下，如今不同族群的人民之间的误解已经发展到积重难返的地步，发生在新疆和西藏的暴力事件足以表明中国族群关系已经濒临危险边缘。走向宪政统一的第一步是放开言论与新闻自由，尤其要让汉族通过对话了解造成分裂的真实根源并对症下药。
要说服少数族群维护统一，政府必须停止对他们的歧视、打压和剥夺，通过宪政机制切实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实行真正的地方民主自治，同时充分尊重当地人民对地方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如果有必要，可以在少数族群聚居地建立专门保护区。汉族要恢复中华文明的雍容大度，不做不义之事、不图不义之财，否则必然激化种族矛盾和怨恨；既然视少数族群为自己的同胞，就要尊重之、爱护之、善待之。另一方面，少数族群也要理解，暴力和单方面脱离永远不是出路。如果中国内陆不能实现民主宪政，那么即便一时实现独立，一个强大的专制政权也将永远是安放在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只有在民主宪政下实现真正的自治，才是这些地区安宁、稳定、富足的最终保障。在相互尊重、平等对待、自由交流的基础上，中国的和平统一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而各族人民都认同的宪政统一必定比高压专制下实行的武力统一更加稳定和持久。
台湾问题是中国革命留下的历史遗产。两大革命党各自出于唯我独尊、不容异己的立场，相互残杀、长期内战，不仅给自己和对方造成极大伤害，而且给全体国民带来了巨大创伤。1987年，国民党在台湾解除党禁、实行民主，为大陆政府树立了良好榜样。今后如何面对两岸分治状态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个契机。两岸未来由两岸人民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民主程序共同决定。在两岸主权归属不能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两岸政府至少有义务结束敌对状态，放弃武力主张，避免将单方面决定强加在对方身上。就和大陆单方面推进统一不仅无济于事，反而激化"台独"情绪一样，岛内片面推动"独立"非但是徒劳之举，反而造成大陆内部鹰派得势。如果任何一方将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对方身上，不仅将直接威胁台海安全，而且必将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目前两岸统一的最大障碍在于价值取向上的巨大落差，一个民主宪政的台湾不可能接受专制独裁的大陆；这种文化差距不仅体现于两岸政治和商业精英之间的交往，而且越来越多地体现于人民之间的交流。如果大陆不改变现有的体制，那么认同大陆的台湾人只会越来越少，两岸离分裂将会越来越近。其实要实现大陆梦寐以求的两岸统一，主动权掌握在大陆人民自己手中。只有大陆实行民主宪政，用制度进步赢得台湾民心，才有希望实现两岸统一。
3．中国宪政之障碍与国民的历史责任
自辛亥革命百年来，中国宪政之所以屡屡受挫，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人民一直是被动的看客。2003年"孙志刚事件"以来，尤其是随着网络信息的迅速普及，长期停滞的中国宪政获得了新的动力。民间维权普遍仿效"孙志刚模式"，通过媒体报道的悲剧性事件激发民众义愤，最终触动中央政府进行有限的制度改革。2007年的厦门"集体散步"开启了更加积极主动的维权模式，市民和政府的直接对话成功改变了影响市民生活的重大决策。这些有限的维权成功为中国宪政带来了活力和希望，但是存在维权成本高、结果不确定以及缺乏可复制性等致命局限。在一个宪法承诺的正常维权渠道根本走不通的情况下，民间维权难上加难，民间宪政依然严重动力不足。在公权滥用不受制约、百姓基本生存无从保障的情况下，官民关系势同水火，中国社会越来越接近崩溃边缘。
要推动中国的社会和制度进步，根本动力在于民间。人民必须要看到宪政之于自己及后代的长远福祉，不能再斤斤于自己眼前的一点切身利益，等到自己的土地被强征、自己的房子被强拆、冤假错案落到自己头上时再来上访、伸冤、求救，平时则满足于"围观"个别倒霉贪官的笑话，在一片幸灾乐祸的集体狂欢中发泄受专制长期压抑的郁闷和愤恨。简单泄恨对于宪政制度建设非但无济于事，反而加剧了官员对失去江山的恐惧，使之更加顽固地抵制宪政改革。只有当人民认识到产生贪官污吏的制度根源，并主动承担起制度改造与实施的公民责任，宪政改革才可能进入官民合作的良性循环。
中国宪政蹒跚难行，根本障碍在于专制集权所维持的既得利益集团。本来中国宪政完全可以始于大刀阔斧的党内民主改革，有魄力的最高领导人可以借此创造与巩固自己的民意支持和统治合法性，但是他们惧怕宪政分权损害自己的眼前利益，其中的利害关系昭然若揭，无须赘述。出国考察宪政的清末官员载泽曾说："宪政有利于国，有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一语道破既得利益自"百日维新"以来阻碍宪政改革的玄机。然而，此言谬矣！宪政何止有利于民，又岂不有利于官？即便抛开执政者个人的内在尊严，即便从执政者——尤其是最高领导人——自己的切身利益考虑，宪政只能给他们带来一世清名，又能让他们失去什么？当年孟子问齐宣王为何不施仁政："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今天同样可以问执政者为何不施行宪政：难道还有哪个执政者金银财宝没有捞够吗？荣华富贵没有享尽吗？更多的权力、金钱、美色、排场、虚荣又能为你们增添什么？如果还是执迷不悟，一味揽权、拼命敛财，直至自己或家人身败名裂，沦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至少因自己的愚顽、贪婪、懦弱为后人鄙视和唾弃，那就不只是利益动机在作祟，而是个人见识过于短浅。
即便没有"来世报应"，执政者最终也得面对历史的审判。"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毕竟，历史是后人写的；谎言只能维持一时，终究是要被揭穿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可以几十年掩盖真相，却不可能永远愚弄人民；历史最终会还原本来面目，还历史人物一个公道。谁是尧舜，谁是桀纣，终将分得清清楚楚。如果哪个最高领导人能带领中国实现民主宪政的梦想，打破中华民族数千年专制的魔咒，其丰功伟绩岂是尧舜堪比！反之，如果一味抵制宪政改良，那就必然逃脱不过桀纣的罪名。如果放着千古明君不做，偏要做民族罪人；流芳百世的美名不要，偏要让自己遗臭万年，那真不知其用心何在？！
随着人民尊严意识的觉醒，中国的宪政时刻终将到来。任何统治者都不可能阻挡民主宪政的历史潮流，也不可能永远篡改历史；他们所能做的，是用自己的行动决定自己的历史定位。在每个人用自己的人生扮演的历史大剧中，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自己的角色，并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那些对中国宪政进步做出贡献的人，人民一定不会忘记他们，历史的丰碑不会遗漏他们的名字；
那些努力推动过宪政进步的人，即便有生之年看不到胜利的果实也会求仁得仁、无愧一生；
那些怨天尤人、浑浑噩噩、碌碌无为者，则犹如空中浮尘，必将为世人藐视和遗忘；
那些扼杀进步、对抗人民、抵制宪政、拒绝改革者，无论生前自封为什么神圣地位，一定会被永远钉在中国历史的耻辱柱上！
当正义之光驱散专制的阴霾，以其固有的光芒普照在这片不幸多难的土地上；当智慧之雨重新滋润这片久旱的干土，洗涤和净化每一颗被专制玷污的心灵，这个古老的民族在经历千年沉睡、百年噩梦之后终将醒来，告别恐惧、懦弱和癫狂，拒绝奴役、洗脑和逃避，勇敢面对自我，做自己命运的主人。
我们把这篇宣言献给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有血性的中国青年。如果你不愿让自己的天赋权利被专制者剥夺、自己的正当利益被专制者瓜分、自己的内在尊严被专制体制践踏，如果你不愿意战战兢兢地生活在一个不受批评、不受监督、不受控制的政府高压管制之下，如果你不愿意提心吊胆地居住在随时可能被拆迁的房子里、呼吸被盲目"发展"严重污染的空气，或用微薄的薪水为制度造成的高房价、低社保、"三公消费"买单……总之，如果你不愿像动物那样被动接受任人宰割和走向毁灭的宿命，不愿再看到专制每天给自己和这个国家带来的伤害和耻辱，那么就不要再甘心充当它的垫脚石。
如果你认同这篇宣言的宗旨，不妨把它作为你自己的公民宪政宣言，践行之、传播之、发扬光大之，直至它所昭示的行为准则成为这个国家普遍接受的原则。从这一刻起，让我们把自己的每一个同胞都作为有尊严的人对待，而不仅仅作为自己的利用工具。官员不能再滥用特权、侵害民权、侵吞国库，将供养自己的人民作为剥削渔利的对象；人民不要再畏缩懦弱、自私冷漠，甚至以邻为壑、相互"投毒"。这些行为不仅侵犯了别人的尊严，而且也伤害了自己作为人的尊严。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公民，我们不能允许自己的正当权利遭到侵犯，更不能侵犯他人的基本权利。生活在一个高度相互依存的现代社会，每个人对其他人都应有一份起码的尊重和关怀。
每一位尊敬的中国公民，你当然要问中国能为你做什么，但更要问你能为中国做什么；不仅仅因为你有一颗奉献自己的善心，更因为那是实现你作为公民的个人价值的惟一方式。请不要再把政治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大陆的"蒋经国"或"戈尔巴乔夫"身上，宪政改革及其要求的人格改造就从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开始！
每一个中国人站起来，为了个人的尊严、后代的幸福、民族的前途，承担自己作为人的责任，捍卫自己作为人的权利，用自己的良知和勇气开创公平正义的国家秩序，用自己的觉醒和行动迎接中华宪政文明的曙光。韩国、台湾、前苏联、东欧、南非、智利、印度尼西亚、泰国、尼泊尔、埃及、突尼斯、利比亚、缅甸……人民能够做到的，中国人民也一定能够做到！
（全文完）
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521-31283.shtml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11/12/201112290005.shtml)
张千帆：从公民到宪政——图解《公民宪政宣言》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 张千帆
（3月9日杭州公民阅读沙龙年会）
公民阅读沙龙年会张千帆讲座（上）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MwNTUzNDcy.html
公民阅读沙龙年会张千帆讲座（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MwNTYwNTE2.html
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再一次来到杭州，这是我第三次来到杭州。第一次是早在1981年的夏天，那时是来旅游的；第二次是30年之后，当然这当中有15年是在美国，不过这个时间也非常之长了。第三次离第二次时间只有3年，我想以后来杭州的时间会越来越频繁，因为杭州的公民团体非常活跃、非常积极，公民阅读沙龙办得有声有色。感谢卫军啊、晓光啊这样一大批非常热心积极的志愿者，我要感谢的不仅是你们组织了这场活动，不仅是你们给我颁奖，而且是你们让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因为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就是公民与宪政，宪政的希望在哪里？宪政的希望在公民！大家一定要做一个真正的公民。大家早上能够坐在这里，关心一个和大家切身利益可能没有直接关系的宪政问题，大家就已经是在做一个公民了。有的时候，我一个人也会有些悲观，我今天讲的可能大部分时间都是表现出悲观的情调，但是大家的积极的参与确实让我看到了希望。
今天也不是正式意义的讲座，就是和大家一起座谈交流。因为公民阅读沙龙在一月份就专门播放了《辛亥革命与中国宪政》的视频，那个时候我没能来杭州；视频得到的反应挺激烈的，有的认为它比较激进，有的人觉得很振奋，因为批专制批得非常给力！但这篇东西的目的其实并不是为了批判，当然用词用得比较激烈了一点，但它总的来讲有一个分析框架，是要说明过去百年中国制度和道德交替衰败的过程动力学。毕竟，中国从辛亥革命到现在一百年了，对这百年历史总归要有个坦率的交代。对这百年历史，说实话我总的评价是很悲观的。刚刚林总讲，我们中国的这种道德衰败可能不是一天两天，可能要回溯到秦皇汉武甚至更早的时候，说得很对。中华民族的道德一直是有问题、有缺陷的，但是近百年的滑坡尤其厉害。所以今天，我想是要有人给这段历史一个真实的、公正的、不夸张、不粉饰的评价。这也算是对辛亥的一种纪念吧。有的人认为它"激进"。其实激进并不是我的本意，你们也能看到我这个人是不激进的。为什么听上去激进呢？就是因为中国的现实就是非常激进的。如果你真实、你讲真话，那么你的话就会显得激进。这样也就让有关方面比较害怕。当然，他们一直都比较害怕实话、真话。但是他们为什么害怕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现实就是比较极端、比较让人害怕的。
我的那个视频有一个文本，就是《公民宪政宣言》。我最近出了一本小书：《宪政中国的命运》，上面有两篇文章，第二篇是《宣言》，2011年12月终稿。早先在2008年马英九当选的时候，我写过一篇《从国共合作到第三共和》，因为我们有辛亥革命产生的第一共和，1949年革命产生的第二共和，但这两个都不是真正的共和，我们还应该有一个第三共和。总的基调是第一篇比较乐观，其中倒也是讲了很多困难，比如公民维权，但总的来说还是乐观的。但从2008年到2011年，我觉得中国的社会有了很大的变化。无论是社会现实还是人的观念都在往悲观的方面变化，我自己也是这样，所以我自己的《公民宪政宣言》也就比前面这篇文章悲观、激烈了许多。我今天就是想跟大家用比较直白、朴素的语言解释《宣言》。既然是宣言，有些用词有点夸张，但是今天要把一些道理讲清楚。本来一直都在思想斗争要不要做一个ppt，后来在坐飞机到杭州的路上，最后还是做了。时间比较紧，昨天晚上做到了两点半，还没做完，所以今天大家看到的是一个未完成的东西。今天主要用图来解释《宣言》所要表达的意思，请你们把摄像头主要对着图，不要像之前那个视频那样对着我。我不是美女，没什么好看的，配一些图会更加有意思。
第一张图就不好找，好不容易在网上找到一张。我觉得中国百年史有点像现在的股市，基本上是只跌不涨。当然也有反复，有时会遇到什么利好消息，涨一涨，然后又下跌了，总的趋势是在不断地下行。无论是制度还是我们的道德状况，还是我们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都是处于这个一个趋势。今天没有时间展开，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制度在中国从来都是一个问题，两千多年来一直是一个问题，只不过1949年以后问题更加严重了多。
道德也有问题，但是因为儒家的这套东西一直在那里撑着，至少在精英阶层中有一部分还能被称得上是"君子"。但是到现在，看看中国的官场，还有几个能达到这个标准？社会的道德滑坡也是相当厉害。当然，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跌跌跌，跌到了谷底也会有一个回升。你们看这个图找得很不容易的，还要找一个回升的。回升的时间就是1978年我们搞改革开放，确实有限度地回升了，比如公民道德。在80年代的时候，像我这样年纪在国内读书的，大家都在谈论一个话题，叫"信仰危机"，大家都认为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因为正统的道德信仰已经衰落得不行了，拿什么来替代？现在，年轻人、大学生没有再关注这个问题了。这当然可能表明大家都适应了，反正滑坡就滑坡呗；不过，我们社会还是有一定程度道德的，不能一概而论。今天大家能发现那么多的义工，本身就是公民道德的反映，所以我从来不认为中国公民的道德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在我们这种制度环境下，它可以是很严重的问题。
自然环境不用多说了，我从北京来，在北京我是一直都戴口罩的，杭州好一点，但大家也不要被假象所迷惑，以为空气觉得还可以就没什么。其实我在北京也这样，阳光普照，空气里好象有一些灰尘，但不是很严重，但我查了美国使馆的PM2.5数据，昨天早晨5点钟的数据是373，一天当中还是会上升的，当天超过400是没什么问题的。我都戴专门的PM2.5口罩，有没有用不知道，反正有胜于无吧。
所以到了今天，我们在制度上不用多说了，道德已经被专制击破，以至于我们现在连维持一个基本的健康生存的环境都很困难。中华民族真的"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那个时候什么"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抗日战争好像要亡国了，但那都是假的；没什么了不得，中国大的很，现在还没有被一个外来民族完全征服过。真正的危险来自什么地方？真正的敌人是谁？是我们自己！你看历代杀中国人最多的是谁？那不就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嘛？到了现在经过百年的折腾，看看我们的现状，不仅是贪官污吏，据说在薄书记的家里也发现了两千多万的现金，还没有受到公审呢。我同意左派的说法，他远不是中国最贪的，比他贪得更多的多的是。在这样的一个体制环境下，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你不贪也不行；不贪的话，你会被打成"贪官"，因为你让别人贪得不自在。现在找你一点儿证据太容易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官场。
看看我们的自然环境，我们对自然资源的巨大破坏。我不知道这张图是哪个地方的，大量的死鱼；即便鱼不死，打捞上来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的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地下水也有许多问题。在北京出现沙尘、雾霾天气以后，已经成了大家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是最近又发现水也很成问题。其实这样的问题在各地农村，在山西吕梁这样的革命老区相当不发达（所以环境质量本该好一点）的地方也都出现了。为什么呢？因为炼煤啊！洗煤要耗费大量的水，还直接污染河流，所以出现了许多"癌症村"。北京大家都知道了，早已成国际新闻了，连天安门都看不清，这下问题大了。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没了，这可怎么办呢？
所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次才是真的，而且我们怨不得别人。这不是什么"美帝国主义在搞鬼"，这完全是我们自己的"中国模式"导致的后果。这发展模式是由谁来决定的？上升到我们的制度问题，这个答案很简单。当然，这篇"宣言"可能过于简单了一点，因为我把全部的罪恶都归结为专制，但我并不只是说所有的这些都是政府造成的；从我们今天的讲座中看到，我们自己在这当中承担了很大一部分责任。但是根源在哪里？根源还是我们这个专制制度。今天我们中国人处于这种不健康的人的状态，是和体制分不开的。
专制是什么？我没能找到一个恰当的图来表示这个意思。我是想找到一个巨大的怪兽，下面匍匐着一群奴隶。专制就是这个怪兽和一群奴才的一个结合体，可以说是一对共生体。一群奴隶供养着一个巨大的怪兽，甚至在国际上也显得很强大，因为它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专制体制是很稳定的，因为社会上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推翻它，人民很弱。这就是专制得以持续存在的理由。它形成一个稳态，就是政府是一个庞然大物，人民是一个弱势群体，和自由民主的体制正好相悖。在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有的政府也很强大，能做很多事情，但是和专制体制相比，它的政府在人民面前弱得很多，因为它的人民很强。它有各种各样的像公民阅读沙龙这样的群体，有这么多的公民自发组织来表达他们自己的声音，所以政府做错一点点恶事，就会激起巨大的社会反响，政府想要做坏事也不行。既然是人民强，政府就强不起来，所以在宪政体制下面，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权力关系比较均衡、比较对等的。这样才有可能去约束政府的权力。这是一种稳态。在专制社会呢，它恰好是另一种稳态：政府过强，是因为人民太弱。这样的一种体制会产生种种的后果，实在太多了，《宣言》里说"罄竹难书"，可以说我们可能社会当中的每一种现象都能归结成这种体制，但是总结起来，如果模仿《独立宣言》对英王乔治三世的批判的话，可以把它归结为这么几点：
第一点罪恶是对资源的掠夺。专制无非就是由社会少部分控制政府的人来统治这个社会，但是人都是自利的，其实没有什么"好人"与"坏人"，我们在电影上老是反映一种过于简单的黑白二分法，那就太幼稚了。人其实都差不多，你把他放在哪个位置，让他处于一种情境下，他就会按照人的这种理性的自利的本性来行为。如果他的权力得不到约束，那么当然他就要用这个权力去寻租，要用这个权力去变换个人的实际利益，所有的利益都可以。政府的各种挥霍、三公经费，这些都是自然现象。不要以为这张图上是美国的白宫，这是中国的"白宫"。你们知道这是哪儿吗？对，是安徽阜阳，不是什么富裕的地方。当然，全国不止是阜阳一个白宫。我算是南京人，我在南京上次经过雨花区，看到雨花区政府的大楼就很像白宫。政府可以住进豪华办公楼，那么人民怎么样呢？下面的图是离航天城方圆十公里内的一个小学，航天城我不知道是花了多少亿打造起来的，据说这是我们国家的"核心利益"。但是它周边的小学是什么样子？这么破旧的小学能提供什么质量的教育？航天城是"核心利益"，义务教育就不是"核心利益"吗？
还有，为什么中国的劳动力会这么廉价？图中这位你看一眼不知道他有多大年纪，其实他才17岁，未成年人。这样繁重的体力活。一趟只有1块钱。他没机会读书，将来会长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的土地全国征收征用有多少？杭州肯定也不能幸免，杭州是全国处于前列的文明城市，但是我想这样的事情肯定也不少见。从土地、劳动力、我们的教育乃至我们的自然资源、空气、水，包括土地污染，长出的庄稼都是有毒的。这些都是为什么呀？政府为什么不能投入更多的资金去环保呢？因为它不关心这些事。
事实上，这些都是政府在掠夺资源时产生的，经济学叫"外部效应"。它通过各种方式把公共利益都拿走了。在社会主义国家，这样还特别方便，因为它可以把一切都"国有化"。我们征地为什么那么容易？因为土地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资源，统统是公有的。八二宪法一夜之间宣布城市土地都是"国有"的，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也是公有。"公有"实际上就是没人所有，然后就蜕变成管理者所有；政府就是管理者，"国有"就成了中央政府所有，集体所有就是地方政府所有，甚至村长所有。我们不搞土地私有制，但实际上公有制是很容易私人化，就是由具体掌权的人分配土地，并且从中获得寻租。所以说，专制也有不同的专制，有资本主义的专制，有社会主义的专制，社会主义的专制比资本主义更加"优越"，因为它在法理上甚至宪法上都是成立的。它首先告诉你，什么都是"国有"的，最好是你的人也是国有的；然后再告诉你，我就是国家，过去的说法是"朕即国家"。这一条在理论上不成立，宪法说"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是如果没有真正的选举，实际上不就是这样么？所以这个国家的任何资源，它想要就能拿得到。这是专制的第一个罪恶：它把所有的公共资源都当作自己在赌场上的筹码，治国就是一场豪赌。
第二点罪恶是卖国，这是第一个话题的延续。我写过一篇文章，叫"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现在倒一倒，"什么是真正的卖国主义"？这才是真正的卖国主义！这条传统自古有之。中国的皇帝对那些进贡的，只要你服服帖帖说几句好话，送几件东西表示恭敬，他就会很慷慨大方，给予你大量的赏赐，其实那都是慷国家之慨、慷国民之慨。我们50年代牺牲了50多万中国将士的生命，拯救下来的一个什么政权呢？就是这样一个三世同堂的政权。这是当时的小金和老毛，现在已成老金了。现在的小金后面还有小小金，一个比一个胖。他们吃的是谁的食粮啊？这个连自己的人民都养不活的国家，每年耗巨资支持它，还动不动就闹饥荒。这就是我们的"爱国"。而且我们这么做并没有得到什么像样的回报。我们一直在抱怨朝鲜方面没有给志愿军的牺牲表现出足够的尊敬。现在叫它不要搞核试验，它非要搞核爆炸。这还不是在打我们政府的耳光吗？
右边这张图是中国的筷子，一次性筷子。我这次在日本访问一个月，平时去普通一点的餐馆吃饭，那里都是这种一次性筷子。这些筷子从哪里来？从日本来吗？当然不可能，人家的森林、环境保护得好得很。这些都是从中国大陆运过去的。别的不说，我们最近30年，尤其是最近20年的发展模式，就是靠消耗我们自己的资源，给我们留下污染，剥夺我们自己的劳动力，最后靠物美价廉的产品去挣外汇，去给别人消费；别人消费不起，还要帮它买"国债"，明知这个债是不会还的，等于白给，还要继续买。所以我们现在很牛了，是世界上"最大的债主"，中国从来没有这么牛过。
但不要忘记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现在总体GDP世界第二，但是人均收入很不乐观啊！拿我们穷国的钱去"拯救"富国，你们不觉得有什么错吗？不过在我们这里，这两者对接得简直是天衣无缝，我们没有发现任何的冲突。一方面意识形态的冲突，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怎么现在搞得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当然，这些理论问题我们中国人从来都不懂得关心。管它呢，我只管明天的小日子怎么过。那美国、欧洲这样的宪政民主国家多帮中国呼吁呼吁法治啊、人权啊？当然，他们也在呼吁，但是力度不够，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国家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经济、金融搞不下去，还要靠中国来"拯救"他们。所以就变成了专制穷国去"拯救"民主富国，多么讽刺！这些民主国家至少是部分放弃了对中国的民主人权和法治方面的要求。
所以什么是"卖国"？我们借钱给美国，买它的国债；说实话，我们自己恐怕都知道这个债是要不回来的。美国人从来没想过还债，我看美国人从来都是借钱，还没见过他还过钱呢！除了每年的利息之外，本金怕是送给别人的。这样借的越多，我们失去的就越多。如果知道这个后果还这么做，这是一种什么行为？当然有人讲，这些钱与其留在国内乱花，一会儿4万亿，一会儿又是8万亿，还不如借给美国。但你不觉得这样的现象很奇怪么？这样一个穷国——穷国什么意思呢？不就是缺钱么？居然还觉得钱没法花，要借给别人去花，你不觉得这是很矛盾的一件怪事么？
我们国家有很多很矛盾的事情，该矛盾的地方它不发生矛盾，但是不该矛盾的地方我们却发现有这样天大的矛盾。这样的政府居然还把"爱国"喊得震天响，甚至它自己就是国家，所以爱国就等于爱党、爱政府，反正爱我就行了，我就是国家！我们的传统教育从小开始，这么多年形成一种长期的思维模式，不就是在几个不同的概念之间窜来窜去吗？
钓鱼岛说是我们的"核心利益"。它本身的价值恐怕不是某些人所说的那样，说什么控制着中国的出海口、入海口。钓鱼岛上能有多少资源啊？但是钓鱼岛绝对是个宝岛，是个大宝啊！千万不能丢，因为它也许不能给你多少资源，但是它可以帮你解决麻烦啊！不管什么事，天大的事发生，只要你报个钓鱼岛出来，全社会的视线马上180度转弯，全关心钓鱼岛去了。多灵的法宝！我前几天访问日本回来，最后一个微博写的其实和钓鱼岛没有直接关系。我说日本可以喝生水，不用处理就能喝，因为日本的自来水非常达标；最后引申来看，我们就不要那么在意这些自己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了，因为即便占领了钓鱼岛，我们也不可能全部搬去这个岛上住。我们还是多关心关心自己的空气、水、食品安全、发展模式这些直接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事儿。如果哪天空气没法呼吸了——不知道像杭州的好天气还能够维持多久，水不能喝了，钓鱼岛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只能帮我们模糊视线。结果不得了，有人站出来说，你这话说的不对，你不能用"占领"两个字，钓鱼岛本来就是咱们的，怎么还能说是"占领"呢？中国网民的思维很不可思议。为什么呢？就是长期教育的结果。你还别不信，这样的教育体制还是相当管用的。
所以一方面我们的周边国家、边缘领土，西藏啊、新疆啊，远至香港、台湾，都可以拿来说事儿。一方面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另一方面它们也能生财啊！如果西藏、新疆那么太平，你说驻扎那么多的维稳部队，茅台从哪来？闹出点儿事，才能让中央看到问题的严重性，才会投入大把大把的资金。当然，事不能闹太大，你不能让它分裂，分裂的罪责谁都担当不起，但你也不能让他过于稳定。所以维稳也是要"适度"的，维到一定程度就可以了。有人说，维稳是"越维越不稳"。我现在都不知道这究竟是一种客观状态，还是说这本来就是一种设计的结果。维稳已经成了既得利益的一部分，既得利益集团内就有一个阶层是专门吃这碗饭的；如果太稳定了，他们就会失业。
专制的另一个罪恶是不允许我们大家去讨论这个国家的真问题，不允许我们去信仰一些真正的信仰，即便自己的信仰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我总结为"大家一起死"，反正马列主义已经不灵了，但你也别想随便信别的东西；我可以不让你接触那些东西，我可以把那套东西用"邪教"、"外国势力渗透"等名目妖魔化，我可以限制你和它们接触的自由。当然，为什么我说在1978年以后我们的道德"股市"有点触底反弹，因为政府的控制毕竟放松了，尤其是在现在的互联网时代，想要控制思想是很困难的，包括宗教信仰自由。但政府对民间信仰的防范是非常严重的。其实它不在乎你信什么，怕宗教不是怕信仰。宗教本身并不是仅限于信仰，同时也是一种组织力量。他们现在害怕的就是这种组织。所以不如我们大家都不信，哪怕这意味着道德进一步滑坡，整个民族的道德和健康一起走向死亡。
其实我们大众也有这样的想法。在一二月份北京空气很糟糕的时候，好像马云说他还是很高兴的，因为这下总算是"平等"了，因为中南海也是呼吸着同样的空气。这句话严格来说并不正确，我从一些外国友人那里得知，你在自己房间里可以装上空气净化器，可以有效降低PM2.5。作为私人朋友，我建议大家买PM2.5口罩，也不是太贵。也许这类口罩和空气净化器会成为中国的新产业，都是我们的"发展"导致的，也算是"发展"的一种附带需求吧。所以领导和我们并不是严格平等的，但现在还是要平等一些的。比如我们吃的毒大米、有毒的蔬菜、地沟油，会得病，现在社会上得病的人很多，癌症村什么的已经屡见不鲜了。但中南海没事儿，他们保养得很好。千万别想通过这些来达到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吃的都是无污染的特供的蔬菜，各种补药保养得好着呢。水污染也没事儿，他们肯定有特供的水，国内甚至世界上最好的水。长白山的水如果没有被朝鲜核爆污染的话，会直供到他们那里。但空气这个东西"特供"困难一些，他们没法完全做到。在卧室里面，在中南海的会议室里面，肯定有高级净化器。但是在外出期间，领导总是要露露面的，出去视察时，他们总不能像我们一样戴上一个PM2.5口罩吧，那样公共形象不太好，所以他也会忍不住呼吸几口我们大家呼吸的空气。
但是我不是太喜欢这种心态，这种心态不是我们现在有，两千多年前就有了。如果我们读《诗经》的话，里面就有。桀被儒家认为是一个暴君，所以《诗经》里面就说"我巴不得太阳消失，我们大家一起死"。这表明什么？表明生活在一个专制社会下的无奈。我没有办法反抗你，或者我们只有等"明君"，等待"汤武革命"，等待陈胜、吴广来帮我解决这个深重的苦难，不然咱们就只有一块死……这种态度理性吗？刚才那个说法体现的心态听上去很像《诗经》里的那一段。而且现实也确实很无奈，譬如我一直反对中国目前的这种"发展"模式，因为这样"发展"下去不仅是让我们"亡党亡国"，而且是要亡我们整个民族的基本生存条件。如果这个都不能维持的话，将来我们就不是谈什么制度改革、道德振兴。也许十年之后，这些问题都成了多余，因为太晚了。所有人都面临同一个问题：怎么逃出去？怎么活下去？一个民族"发展"到这个地步，不是太无能、太可悲了吗？我们的领导人将来怎么去见马克思？我们自己都没法面对列祖列宗。
所以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心灵上，专制统治会让这个社会绝望，让所有人都失去信仰，变成一个自利的、冷漠的、不折不扣的理性动物。右边这张图大家也都知道，小悦悦被撞了，18个路人看了就当没事儿一样。其实没有让你搭手相救，你只要打一个110，就可以走人的。连这一点点事情都不愿意做，让一个两岁孩子躺在那里自生自灭，说明什么？这还是发生在广东佛山，相对来说是一个改革开放走在前面的地方。但是人民的道德素质也只不过如此。其实小悦悦事件也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昨天我在网上就看到，浙江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我们公民的道德状况已经在这种专制体制下发展到一个相当触目惊心的地步，每个人都变成很冷漠、很冷酷的动物。
专制不仅剥夺我们的信仰，还通过各种方式剥夺我们的言论，一遇到"敏感"问题，马上就把帖子全删了。刚才说到"国有"，除了土地之外最大的国有就是媒体的"国有"。这个情况以前是很不一样的，1949年以前不是这样啊！你这个政府可以很厉害，可你再厉害，媒体是我私人的，大不了播了、登了出点儿事情嘛，但是我自己还是有一定的独立性。但1949年以后，这个独立性一点都没有了，因为执政党很清楚掌握政权靠的是什么，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靠"宣传"。现在它只能控制部分它想要控制的言论，它认为绝对不能允许流失到公民社会的言论，但是我们人耐不住寂寞，还想去看、去听，但你看什么？听什么？它可以通过很多的方面来误导你。很多该管的事情它不管，比如像这样的虚假广告，名人做的虚假广告它不管，网上的色情他不管。比如说我的电脑接到网上，经常突然跳出一个东西，一个半裸美女躺在那儿。我无所谓，成年人都是见怪不怪。不过如果操作电脑的是个孩子，是个未成年人，会对他产生什么影响呢？政府不在乎这些，它巴不得你们最好就去搞这些乱七八糟的，就别来关注它就对了。你们自娱自乐，业余活动搞的丰富一点，就别来管政治了。就是这个逻辑。
我们这套教育体制不仅是培养顺民，也是培养暴民。尤其在网络上，语言暴力是一个很严重的现象。中国的很多人，尤其是很多网民——你见不着的那些人——是不讲理的，他们对于不讲理的的人很崇拜。这张图显示的是北大著名的"三妈教授"，我很幸运没碰上过他，但他在网上很走红啊，他对记者"三妈"之后，挺他的人还是相当多呢。这就是我们的言论环境，也是政府喜闻乐见的。直接的意识形态塑造、灌输已经不管用了，只能引起反感，效率很低。但通过这些歪打正着的方面就塑造出很多"愤青"。当然，它也完全有能力花钱买"五毛"，很多人是被它利诱，作为它的炮灰和子弹。
最后的一个罪恶——当然远不止这些——。在我们这个国家，好人很难做，好事很难做。即便你是好人也做不了什么好事儿。温家宝总理已经三鞠躬向我们告别了，还让我们要"忘记"他；如果说做了有什么事情不如大家的意，大家也不要太在意。政府做起坏事儿来效率非常高，朱总理在任期间就出台过不少坏政策——当然不是说他的人不好，他应该是个好人；我们几乎每个总理都是好人，尤其是接下来要上任的李总理，肯定是好人，我们的北大校友怎么可能不好呢？但是在坏体制下，好人也会做坏事。现在看到的种种坏事，征地拆迁啊、土地财政啊、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权分税制啊，都是在朱总理的那个时候大笔一挥通过的——他有"经济沙皇"之称。当然，我不是把所有的坏政策都归结到他身上。前些年他出版了书，也在为自己辩解，说分税制没什么做错。他是很强势的总理。老百姓大多数对他还是感恩的，或者说他给我们的形象是好的，好像我们需要这样的强人才能整治这些贪官们。可实际上他做了什么呢？我不想怪任何人，他的性格比较强悍，温总理的性格比较柔弱，但是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来体现这个共同的主题：在中国，好人是没用的，良法是没用的。我们的多数法律都很好，但是你会发现这些法律很难落实下去。恶法可能不多，但恶法落实下去非常高效。譬如82宪法总的来说是好的，正文当中有很多都没用，但很多规定得很好，譬如第34条的选举权、第35条的言论自由，只是这些都没什么用。其中有一条是恶的，就是第十条规定的土地公有制，而恰恰是这一条在中国被利用得淋漓尽致。城市拆迁条例、农村的土地管理，总体思维都是从那儿继承过来的。这些都是恶法，但落实得非常高效。
专制不仅是政府对我们做了这些事，更加致命的是它对我们人民做了什么？它塑造了一个病态的国民。我想分析一下我们的政治体制和国民道德人格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专制体制每天都在不断培养着、维持着生活在这个体制下的人民。在这样的体制下，人民的第一个性格就是无耻，没有耻感！那个大裤衩子屹立在那里巍然不倒，已经能够说明一切。每晚七点就"当当当当"开始。他知道是谎言，但还是要继续说；你也知道是谎言，但是还坐在那儿听；他知道你知道那是谎言，但还是照播不误；你也知道他知道你知道那是谎言还照常播，但还是照样坐那里听，是不是？这样的体制能给这个国家的国民性格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是高校的入党宣誓。你们说进北大、进浙大的这些学生，虽然他们年轻一点，阅历少一点，经验少一点，但全国各个大学的高材生们能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自己想要什么。但是每年发展党员的时候是没有任何障碍的吧，不会说找不到愿意入党的人。现在某个组织在宣传退党，我也会偶尔接到一个电话，说已经有多少人退党。我一听这肯定是谎言，不可能的。哪会有那么多人退党？为什么要退？首先，为什么要入党？难道这些人真的相信他们握着拳头发誓说的那些话？可别太低估这些人的智商。相反，你要重视他们的"情商"。入党都是有理由的。明明不信这套东西，但还是信誓旦旦的握拳宣誓。为了一点斤斤小利，就可以公然说谎。我们不用上纲上线，说你背叛了自己的信仰、失去了做人的底线云云。首先，说谎这个问题在中国是不太当回事儿的。这当然不是近五六十年来的问题，自古以来一直都是这样，只是这五六十年来恶化了。黑格尔瞧不起中国人，就是因为他从西洋传教士等人的传记中了解到中国人动不动就撒谎。
近五六十年来，这种现象正在加剧。国民人格的无耻是和政府集权的程度成正比的。在一个越是集权的国家，国民越容易丧失耻感。这很自然，因为在这样的国家，权力就等于一切，一切都是权力说了算。你想得到什么东西，你必须要巴结权力。一方面，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受着某种意义上的体制性羞辱。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还得为了追逐利益而主动放弃自己的尊严。当然，也有顽固不化的、"死不改悔"的。那也容易，就从肉体上消灭！剩下的都是一群乖乖听话的动物，这就是我为什么说五六十年来这个问题一直在加剧。中国传统就像儒家所说的，"君子"是少数，小人是多数，但是不难发现还是有一群人是有风骨的。别的不说，随便看看一些纪实小说，比如《明朝那些事儿》，就会发现那个时候的官员和现在是不能比的。明朝也不是什么开明盛世，但是那个时代的官员对待皇帝的态度在我们今天简直不可想象。皇帝要下扬州考察，地方官居然表示不欢迎。在现在官员看来，这不是脑子坏了？所以大家不要被我们现在的宣传机器洗脑，以为以前的就是那套"封建"的、落后的，我们现在这样是自古有之，甚至是进步了。不是这样的，当代极权体制对于我们国民人格的杀伤力是巨大的。
专制对国民造成的第二个后果是懦弱的个性，一种不会坚持己见的性格。在中国，对于坚持己见的性格，别人会给你扣个帽子，叫"偏激"。为什么那些老上访户常常被送到精神病院？因为他不理性嘛！在我们官员看来，精神有问题。当然，地方官员巴不得他早点消失。以前可以劳教，今后劳教会被废除。不过劳教废除了，整治这些老上访户手段还多得很。黑监狱啊、精神病院啊，多得很呢，千万别以为废了劳教就万事大吉。难免我们这辈子在和政府接触的过程中，那难免会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多数人忍气吞声，少数有个性的人会站起来。这些人被排除出去以后，剩下来的就是乖乖听话的顺民。我们从小的教育也恰恰是这样。比如说小学生从幼儿园培养起，家长讲的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小孩要听话，不听话的孩子不是好孩子。我忘记这是在哪里，应该是西安，给那些不听话的孩子戴上"绿领巾"。这就是一种制度性羞辱。别人都戴红领巾，我儿子也戴，他们每周一都要参加学校的升旗仪式，那天一定要戴红领巾。有时候一大早找不到，很着急，我说你对那玩儿意没必要那么积极，但是不积极不行啊，忘带了还要回家取，或者去小店花一块钱买一条。我说花钱买那一块破布干什么？但是不买不行，因为他觉得压力大。即便老师不批评你，心里也老觉得不舒服，觉得自己那么特立独行。像这样把这些孩子单独拎出来戴上绿领巾，等于给他们穿上"黄马甲"一样，这会给这些孩子心里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这是在我的学校。当然浙大或任何一所大学肯定也是一样。学者们、干部们都在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中国的学者都是酒囊饭袋啊！你说学者应该产生思想，结果让领导给你产生思想，你只能在那里乖乖学，你说多没成就？不光是"科学发展观"，早先的"和谐社会"，更早的"三个代表"、"三讲"，一直到马列毛这套东西都是这样走过来的，统统都要学。高校老师稍微自由一点，开会可以带一个电脑啦，iPad啦。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的洋玩意儿，多少能帮你在那种环境下有点独立空间，玩点自己的东西，千万不要盯着这些千篇一律的无聊文件。我与其被迫在那种环境下，还不如把自己关在某个地方清静清静，至少可以好好睡上一觉。台上说的那些无聊话，不想听也得听，这还和眼睛不一样，不是你能"眼不见为净"；它会借着声波会传到你的耳朵里、大脑里，骚扰你的神经。
但越是这样的国家越是激进，因为这样的国家有大量的社会问题解决不了，你跟它讲道理也没用。很多原因造成了这个民族的激进，中国的激进不是现在才有，也不是"文化大革命"才有。1949年中国之所以选择了现在的执政体制，就表明我们民族个性当中有激进的因素。它不仅仅是一场军事胜利。当然，很大程度上它是，而不是宪法前言或者党的文件里所说的那么辉煌，那么得民心，但是这也是一个不能忽略的一个因素。我们手上确实没有选票，但还是我们选择了它，就和当年我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一样。美国也有马克思主义，它可以自由传播。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还受打压，尤其是受到国民党迫害，信共产主义的话是要杀头的。但是这种信仰不仅在我们这里生根发芽，而且星火燎原。为什么？我们要在自己的国民性上找原因。马克思不就是一个"愤青"嘛！当然，是一个能写厚部头的愤青，和鲁迅一样。鲁迅很受欢迎，当然和毛泽东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因为毛泽东而喜欢鲁迅，就和我们因为周恩来而喜欢茅台一样。这表明什么？表明我们国民性的懦弱。这个问题其实是很根本的，而且确实不是我们近年来才有，而是由来已久。早在战国时期就有"齐王好衣紫，齐人皆好紫"；"楚王好细腰，国人多饿死"。国王喜欢什么，大家就都喜欢什么。
我们这个民族好像是不太容易有自己坚守的一套东西，有时候还可能会走火入魔。例如喜欢什么妇女小脚，那么丑居然能成为一国风尚。我的老外婆（外婆的妈妈）就是裹小脚的，本来我外婆也要裹的，但她没有；她可能是中国第一批"农民工"，年轻时跑到城里来，于是没有裹脚。我看我老外婆那个脚，真的是惨不忍睹！走路都是踉踉跄跄。这有什么好、什么美的呀！这是对肢体和人性的扭曲！但在我们这儿，你说它美，他也说美，慢慢的好像是挺美的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种国民性在理智方面是有很大欠缺的，他不会独立的理性思辨。在我们看来，ABC这套基本的逻辑程序是不走的。他相信哪套东西，就死盯着那套，死不改悔。在这方面，似乎还显得很有信仰。我在北大给大学生上宪法课，有时会有一些社会上的人士来"蹭课"，上个学期有一位农民跑来听我的课，她说张老师你其它地方讲得都挺好，就是不能同意您对毛主席的评价。当然，农民对毛泽东的崇拜和我们的宣传、我们的教科书、我们的太多这个那个造成的，但是社会上反毛的声音不少啊！在网上你就能看到许多不同的观点，你为什么不能够心平气和地去阅读一些东西，阅读一些资料，阅读真正的历史，看看真实的毛泽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是为什么阅读沙龙这么重要。没有任何独立理性的阅读思考，毛泽东在我们这里一直都是一个不灭的神话，真成了永不陨落的"红太阳"。
专制的第五个后果是这样的民族很懦弱，但他很好战，至少表面上如此。当然，这两方面不一定冲突。好战也很自然，我们的国民教育从小就灌输了这一套东西，说实话就是军国主义价值观。你看军人在我们社会的地位就知道。美国的军人是绝对没有这个地位的，美国的军人是绝对得不到这种殊荣的。在央视上，在党报上，在官媒，甚至在我们的门户网站，在我们的大众传媒，都是一种绝对正确甚至可以说是伟大的形象。他可以通过一些赤裸裸的宣传，还有一些潜移默化的东西。我送孩子上学坐地铁，地铁上有一个小电视，演的是一个军人和美女之间的爱情，这个军人可能是因为舍己救人牺牲了，这个美女就怎么样克服巨大的悲痛……当然很老调，但是他体现了什么？体现我们普通人民心目中军人的地位和形象。我看没有什么人对这样的电影有什么异议的，因为实在太多了，顶多你就是觉得没什么意思，不太喜欢。这样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我们民族的心理来说是很危险的。当然，更不用说国家制度层面上，军人是占有很高地位的。比如刚刚新任的军委主席也是国家最高领导人。最高领导人到底是穿军装还是穿西装？这个问题可是很关键啊！任何文明国家都有一条基本原则，那就是文官治国。如果你由军委主席或者总司令来治国，那你是一个什么国家？不就成了军国主义国家吗？这样的国家难道不危险吗？从毛泽东开始，所有的军委主席都是这样。比如邓小平什么职位都没有，就是军委主席，但这就保证了他在中国的最高地位。后来所有的军委主席也是一样，在适当的场合就会穿上军装露面。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西方文明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是以这种形象展示自己。当然，这种展示会非常不明智，他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因为他们的国民是不赞成军国主义立场的。
军人在我们政府中的作用也是举足轻重的。全国人大正在开会，如果大家能够看到直播镜头的话，大家就会看见黄压压的一片。因为军人在全国人大的比例非常之高。当然，比例最高的是官员这个群体，但官员可以是各行各业，在做各种不同的工作，而军人是高度单一的。在3000名人大代表当中，有300多名是军人。这个比例非常之高。别的不用说，这种形象表明我们国家对这样的问题是没有任何意识的，国民的军国主义思维已经根深蒂固。每次遇到任何问题，尤其领土问题、主权问题、边疆问题，动不动就是一个"打"字，用暴力、用武力解决问题。钓鱼岛、台独、疆独，统统都是用同样的方式。我是觉得中国"崛起"有危险，中国能否保证和平崛起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我看我们的人民是保证不了的，现在谈钓鱼岛，弄得大家都不敢说日本一句好话。一喊"抵制日货"，大家拼命鼓掌，不得了。但是发表一点客观的评论——毕竟日本是一个文明国家，立刻招来骂声一片。
所以我认为维持世界和平的主要责任，中国人民目前承担不起来，主要是靠中国政府，因为我们的政府是很大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在海外有很多的银行账户，它的子女亲属都在海外留学工作，他们不敢得罪西方国家。回到我说的专制之恶，第二个就是说专制政府首先是一个卖国政府，这是日常交易的一部分。他们并不是故意要卖谁，但是从每一笔交易中都能够得益。你就可以发现，所有的专制政府，只要有机会就会已各种方式卖国。北朝鲜是没有机会，没能和美国梳理好关系，它现在买不了，但是如果他说哪天能和美国搭上线，恐怕第一个就先把中国给卖了，然后把它的国民给卖了，什么交易都可以做的。以前的卡扎菲、穆巴拉克都和西方关系好得很。西方指责它他们的人权法治，没事儿，因为最后决定性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利益。所以我们现在怎么保证我们和其它国家不会发生战争这种极端的冲突呢？那就要靠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官员。一方面，他们自己有利益；另一方面，他们有风险。如果要打仗，哪能保证你能打胜？打败怎么办？打败可就是灭顶之灾。现在不像珍宝岛时代，媒体怎么报都行，打败了你也可以说打胜了，这个不可能。我认为中国应该不会发生战争，但是我的信心不是在于我们的人民，因为长期受专制统治的人民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是走上了一条邪路，不知道还有没有救。现在唯一能依靠的就是我们的政府，真是非常讽刺！
最后一个病症就是这个民族会是一个极其自私、极其犬儒的民族。它不仅自私，还有一套理论为自己辩护。你做了错，就承认吧，道歉吧，至少心里面感到过意不去吧。不！这些事跟我没关系，这辈子难免做些亏心事儿。我就生活在这个体制当中，我也是没办法，上面让我做，我就做。这和纳粹当时送这些犹太人去毒气室有什么差别呢？那些战士也会说，我只是在执行命令嘛！也不是我要他们去死，有人要他们去死，我只是执行而已，我有什么责任呢？所以道德上没任何自责，他还可以照样怡然自得地生活下去。我们的人格分裂造成这种犬儒心态，而且他也不觉得这是什么分裂。清华有个学生刚刚批完了克林顿，就跟美国人结婚了，最近又被美国人甩了，抱着孩子到处发表言论和报道，好像都是挺理所当然的，没任何矛盾。很多骂西方、骂日本、骂帝国主义的都是嘴上说一套，实际做一套或心里想一套。很多人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没机会出国享受；有的吃上了葡萄闭口了，有的一边吃还一边骂，也不觉得这么做有什么不对或羞耻。
所有这一切最后造就了一个失败民族。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但是很多人或多或少都染上了这种病症。他们总是怨天尤人，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自己在做着无耻的事情，却没有任何耻感。抵制日货，说实话，可以是很理性的。为什么要抵制日货呢？谁知道他们游行过后又干嘛去了？说不定自己就去买一个日货什么的，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反美"、"抗日"呢？因为他们远啊，管不着我。这些人现在可以抵制日货，但是把他们放到抗日战争，说不定会伪军。我真正尊敬的是能够秉持自己信仰做事，而不是按照自己的利益来做事的人。比如你能够游行去批评政府做错了什么，那我是会心怀敬意，因为后果是很显然的，而你顶着这个后果还是去做，这表明你真的是相信你做的这件事。现在你去"反美"、"抗日"，但是日本在哪儿啊？美国在哪儿啊？八竿子打不着，骂完了你还可以和美国人结婚啊。所以这样的行为是很理性的，用不着一点担当和勇气。相反，我现在要为日本说话是很要勇气的，非常得不偿失的。我上次发表了一个言论，是说宪政民主才能拯救中国的环境，说到日本空气很好，把它和日本政治体制联系起来，大致是这个意思。我父母网上说，我的这种言论在中国是"找骂"。但是找骂也得说，这说明我说的是真心话，因为我没有必要说假话，而且去找骂。国内跟着起哄的人太多了，不用大脑思考的人太多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视线那么容易被转移。不管国内发生什么人命关天的事儿，钓鱼岛一来，黄岩岛一来，台湾一有什么动向，我们一下全都忘了自己的问题，最后全都是美国鬼子搞的鬼，连自己得癌症（指查韦斯）都说是美国鬼子搞的鬼。这太不可思议了，这是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失败的民族。因为一个成功的民族，自己的事情一定要自己做。不知道自己的缺点，不知道反思和纠正，永远不反思自己的弱点，你说这个民族怎么能强大呢？怎么能成功呢？怎么能不失败呢？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从我们这个底线状态回升，回升到我们的传统，也许还能进一步让我们大多数人真正的承担起公民的责任，这是超越我们的传统的。在儒家传统中，大多数人确实是"小人"，都是自私的、短视的，可以说也是没有多少廉耻的，只有少数"君子"才有廉耻。在这个新的时代，也许儒家的这套道德学说还有新的机会，君子应该不仅是局限于少数几个人。如果儒家真的相信自己所说的那套教义，他们应该尽可能地让我们大家、让我们大多数人都能够提升到"君子"的水平。也许在那个年代，经济和教育很落后，大多数孩子就像我刚才给大家显示的很不幸的男孩一样，从小就要劳动，没有机会得到教育，现在不同了。我们从一岁到18岁这个阶段怎么度过？这么长时间的教育，如果是比较成功的、比较健康的话，难道不能塑造一个健康的人格吗？所以，儒家不能再坚持他以前的那种认识，我想这也不是儒家学说固有的一部分，那是会随着时代变化而改变的。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我们作为人首先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不仅有自然的能力，不仅有理智的能力，而且有道德上的能力。要重建这个民族的道德人格，我不认为只能依靠儒家。这不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它既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在我们看来自然就比较亲切。既然儒家传统当中，还有一些非常闪光的、对我们今天非常有价值的东西，我们没有必要埋没自己。最重要的一点，从孔子、孟子以来一直强调的，就是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为什么要做一个好人？就是为了"大公无私"么？为什么要大公无私呢？儒家的一个核心思想是：做一个好人，首先是对我自己好，所以是我自己的事情。
最后谈谈中国宪政。对于宪政，大家都很有激情。一听到宪政这两个字，我们就心潮澎湃。在我看来，这种激情验证了孔孟的学说。它表明我们人确实不仅仅是一个理性动物，还是一个有尊严、有价值的主体，而尊严和价值需要宪政来维护和体现。所以说一讲起宪政，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心灵上的感应。这不是偶然的，我想这是发自我们的内心，出自于我们的本性。所以孟子讲，我们什么都有了，老天没有亏待过我们，哪怕你是个残疾人。老天也不亏待。有一个很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家，叫霍金。他在轮椅上话不能说，身体也不能动，只能转动转动眼睛，用中国骂人的话说是"一级残废"了。但是中国有一句古话说，老天剥夺了你的某个方面，就会在另一个方面补偿你。他的脑子非常好用，特别聪明，智商特别高。如果你给他机会、给他条件的话，即便到他这种状态，可以说特别绝望了，但他还是发挥自己的价值，甚至是我们常人达不到的高度。老天把什么都给了我们，把各种能力、各种秉赋给了我们，能不能充分利用它们、发挥它们，要看我们自己了。这个不能怪美帝国主义，不能怪日本鬼子。你自己的生活没过好，是你自己的事儿。所以孟子讲，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做人一定有要对得起我们自己。就是要充分发挥我们做人的秉赋，真正活得像一个人，有人的尊严，这才叫不要太亏待自己。这是我们的一句俗话，通常会用到比较庸俗的场合，比如吃得好一点儿啦，不要太累啊——不要太亏待你自己。当然，这也是题中之义。但如果你这一辈子过着碌碌无为、游手好闲甚至害人害己的生活，这是不是另一种"亏待"自己的方式呢？
那么传统的儒家道德有什么问题？这儿没法展开，只能是一个简单的提醒：一定要防范儒家教育中的国家主义，但儒家不是天生国家主义的。孔子虽然人格当中也有和领导套近乎的因素：三月不见国君，就惶惶不可终日，活着很不自在。但也许是一种不幸，也许是一种幸运，他一生就那么郁郁不得志。他就永远只能做一条所谓的"丧家犬"，而不是看门犬。这里看门犬不是我们今天讲的监督政府的watch dog，他是帮政府看门的。我们传统的官员不用说，连学者都是发挥这样的一个角色。但孔子进不了政府的大门，只能做一个丧家犬，只能建立一套道德学说，并以此来评判政府。这是他对后人的最大贡献。到了汉代以后，独尊儒术，儒家就过得很滋润了，变成"看门狗"了，但这不是一件好事情。我想对一个人也是这样，当人活得太滋润的时候，也不是一件好事。整天靠皇帝护着，最后我们会发现，你这个学说是要垮掉的。就和中国的马列一样，中国的马列为什么没生命力呢？因为我们整天护着它，不许任何人去质疑，和西方的"后马"很不一样。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是一套"异端邪说"，但这个异端很有生命力，挑战主流，有很多的粉丝，因为它在这种逆境下不能不发奋，不能不把马克思当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挖掘出来。整天供着宠着，不就成了八旗子弟了吗？儒家学说也是这样，所以常年的养尊处优、固步自封、僵化停滞，到了近代它就抵挡不住批判。1911年，皇帝倒台了，这表明儒家学说迟早是要衰亡的，因为它以前不就是靠皇帝帮它撑着吗？现在它的庇护人没了，自己立不起来了。到了五四的时候，儒家的这一套所谓"正统"就衰落消亡，但这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个巨大的损失。
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1949年以前，虽然它没有了正统的地位，但它还是在发挥了社会作用，延续了两千多年的这种学说，不可能一下子退出了历史舞台。我们会发现，包括支持执政党的很多文人学者，本身也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受它的熏陶成长起来的，还是带着中国儒家的个性和精神。再经过几次运动之后，这种东西基本上被清除得一干二净。这是一个悲剧，此后是一发不可收拾的道德沦落。我就从这个角度来和大家解释一下。大家看到，1894年甲午战败之后发生了什么？假使今天和日本打仗，有同事跟我说，打赢了、打败了都是坏事。不管怎么说，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打败了也不可能完败，所以说打败了还要再打，会极大的激发国内的军国主义疯狂，打赢了更是疯狂。但在1894年发生什么呢？当然说，签约《马关条约》是屈辱的，但是1894年的甲午战争直接触发了宪政改良。中国宪政尝试始于光绪的戊戌变法，后来被老佛爷镇压了，但是到后来她自己也不得不改革，还是因为仗打败了。所以说，中国宪政的启动就是起因于甲午战败。我觉得那时候的中国文人还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所以，康有为、梁启超在这个时候说什么？他们没有责骂日本军国主义，而非反思为什么一个小小的日本能打败一个庞大的大清帝国？结果发现是因为日本有宪法，中国没有，所以中国也要立宪。他们把眼睛看在我们自己身上，所以才有改良。
我觉得这在今天是非常不可思议的。1894年，我们能够走上宪政，至少是仿行宪政吧。派出国留洋考察的这些官员，当然没有带回来一部好宪法，但毕竟是中国走出国门的第一步。中国虽然战败了，但是不仅没有产生狭隘的仇恨，而且主动向战胜国的学习、借鉴，派学生去日本留学。这种心态是很有自信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伟大的。放在中国今天，可能吗？今天会发生什么？不要说今天，到五四的时候，一丁点儿大的事就闹出火烧赵家楼来。《凡尔赛条约》，当然对中国人不公平，但是这种不公也通过国民政府交涉逐渐消解了，而不是像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在不断宣染的，帝国主义一直图谋瓜分中国。国民政府的外交上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但是这些在大陆一概不提，而这么一点小事就激起了五四这些热血青年的激情，把中国从那个时候一直带到今天。这和儒家文化的衰弱是有着很直接的关系。
此后，中国就陷入了不断革命的泥潭。1911年是如此，1949年更是如此，以后又经过历次运动。革命成功以后，还要再发动二次革命——文化大革命。我们今天可以有自信地讲，这条路完全走错了。因为正如毛泽东所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什么？革命是要砍脑袋的，革命是要掉脑袋的。为了什么不是很重要。孙中山是为了宪政而革命，毛泽东是为了"共产主义"而革命。总之，都是为了一个远大的目标。正是为了这个远大的目标，你什么都能做；如果说这个人被你认定为是你的绊脚石——我们以前所说的"反革命"，你可以把他从肉体上消灭掉。
相反，儒家是爱惜生命的。我早先曾经说过，儒家严格来讲应该是反死刑的。当然，儒家在历史上其实不是。它的学说当中有那么一点点成份是支持不择手段这种倾向的，但这不是儒家的主流。从总体上说，儒家强调每个人都是有价值有尊严的实体。每个人都不能被作为实现任何目标的手段这确实是儒家学说的核心部分。孟子和荀子都说过，治理一个国家不能做不义之事；如果你做了不义的事情，那么你这个目标就是不义的。不要老是指望不正当的手段来实现正当的目标，不可能的。一旦迈出这一步之后，意味着我们以后的治国是不择手段的治国。我们的治国是依靠暴力的治国。它不跟你讲道理，不跟你讲人性，因为最后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在谁手里，谁就说了算，整个这套"学说"都是漠视人的价值和尊严的。
当然，这套东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本身就固有的。我没有过多批马克思，也没有必要。我认为他的学说就是一套政治经济学，你不能把它上升为一套哲学、道德、伦理，这些他根本没有。其实，马克思作为经济学说完全破产了，没有哪个经济学院还在学习或者只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们这儿，他基本已变成了哲学、法学或思想政治教育，但这是荒唐的，因为马克思本人不是哲学家。他如果是一个哲学家的话，也是一个犬儒主义哲学家。换句话说，哲学本身是要探讨人的价值，而马克思恰恰认为人没有价值，人的价值从属于物，我们作为主体的价值从属我们人作为客观的价值——如果这种价值有意义的话。经济学可能会比较庸俗、不太友好地解释这类学说：人最终是一只耗子，也许是一只"高级耗子"，是一只智商很高甚至有情商的的耗子，但它终究是一个耗子。这就是你的本质，因为我们人最终会像耗子那样选择。这是一颗花生，那是一颗瓜子，那儿什么都没有，那它会怎么选择呢？我们人选择的时候，就像耗子一样，只关心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这就是"理性选择"理论，这种经济主义学说给我们带来了经济主义发展思维，可惜最后的结果既不经济也不理性。尤其是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经济发展至上，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在表面上经济确实得到高度发展，但是这种发展相当不"经济"的，成本非常之高。它让我们在某些方面得到，但在很多方面失去了很多很多。
集权体制加剧了人的物化，把人变成不折不扣的理性自私的动物。人不是人，人性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人性的根本就是它的动物性。在这个意义上，人性归根结底就是一个有机物而已。现代的"五毛"现象看上去很不理性，其实很理性啊。"五毛"嘛，人家绝不会白干的。包括那个北航教授，游行队伍里的老人说老毛的不是，他就大人。是他真的把老毛当回事吗？为老毛动感情吗？未必。我不知道，我不认识他，为了其它目的也完全有可能的。能做到北航教授，应该有这么点智商吧。
所以再回到人性的原点，我们想要做一个怎样的人？这是儒家给我们提出的一个严肃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这个体制下显得尤其难以回答，因为在我们这个体制下，好人是要倒霉的。刚才说过，在我们这儿好事很难做，坏事很容易；你做了好事，可能反而没有好下场。一个榜样，就在天安门广场上放着。它对毒化整个中国社会的空气比什么都更有效。毛泽东用自己的遗体向全世界尤其向中国人宣告：哥们！你们瞧，我混得多好！我对这个国家做了多少坏事，做了多少恶事，他们屁也不敢放一个；我把共产党折腾得差点亡党，他们还是照样把我当做神一样供着，批判我的言论一概不得出版发表。我死后照样前无古人（希望后无来者），把我尸体放在这儿，供你们万人瞻仰。这才叫做人的成功！我害了你，你还不敢说，甚至让你感恩戴德，让你对我有那么一种情结，发自内心的热爱我。这能说不是一种成功吗？！
反过来，说毛坏话的人有什么好下场？这一位大家应该也认识的，是我南京大学的老校友高华教授。他写过一本书影响很大：《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揭露了他在延安整风时期的所做所为。所以我说你要发现历史真相不难呢，高华的书就摆在这儿。当然，大陆书店里没有，港台能买到，但网上翻墙也很容易得到啊。高华教授最后不是很顺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本书，也可能是因为生活在一种压抑、不得志的状态。写了这本书后，就不可能在大陆"得志"了，这是注定的结果。最后他英年早逝，50多岁去世了。
但是儒家仍然会问，这两种人生你选择哪一种？一种是作恶，但他仍然高官任做，骏马任骑，而且还有人为你立牌坊。这个牌坊可能是一时的，不可能永远糟践中华民族的历史。但这些不管，反正这一辈子荣华富贵享尽了。这还不像薄熙来，薄熙来是最后自己搞砸了，这里就不评论了，他失败了，当然不可取。但很成功的那位躺在那儿，至少在他活着的一辈子没有敢在他面前说一"不"字。这种人生让我们来选择，你选不选？13亿人民有多少会选择高华？中国多的是历史学者，有的朋友告诉我，高华写的东西对别人来说是新闻，对我们来说是常识。问题是，常识怎么没听你们说过啊？你们平时在写些什么呀？你们写的东西不能说不重要，小学课本不就是按照你们写的东西编出来的吗？对我们的子孙后代产生了什么影响啊！所以做人，像高华那样做出了贡献，做了一个历史学家所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最后呢，没有得到我们常人想得到的那些东西：房子啊，车子啊，位子啊……毛泽东坏事做尽，但是要什么有什么。你到底想做高华，还是做毛泽东？儒家给我们每个人都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当然，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做到毛泽东那个份上，所以就别整天琢磨这个事了，不然过得太郁闷了。但是这个问题是存在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对于我们该做的事情，对于我们要发挥的角色，在面临选择的时候，我们该怎样选择？这种选择可能每天都有。我来杭州的路上，去机场打不上车，只好坐地铁，我卡上的钱不够，要充值，碰巧两个充值机器都坏了，排长队，怕赶不上飞机，只好厚厚脸皮和前面的人说："得赶飞机，买一张票就走。"但我心里一直在想我要不要做这个事情，要不要是插这个队，还是面临误机的风险？这也是一个选择，一个很小的选择，但不要太不把它当回事。到底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你是一个官员，该怎么做官？我是一个学者，该怎么说话？你可能是一个媒体记者，是一个出版人，是一个法官，是一个律师，在做某些事情时会给你带来利益，但是你知道那是错的，你该怎么选择？这是儒家抛给我们每个人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这种体制下尤其会经常遇到。
中国有句话："人不为已，天诛地灭。"听起来好像极端功利，极端自私。其实呢，这句话也没说错，儒家哲学基本上就归结为这句话，做人要为自己，要对自己负责任。人不为已，真的要天诛地灭，问题就在于如何"为已"？什么是真正的自己？怎么做才是对自己真正的"好"？现在的官场、社会很庸俗，到了不理智的地步。我们的房叔多少套房子？！你需要这么多房子干什么？孟子有句名言"岂爱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桐梓是一种植物，你知道要浇水；自己心灵坏了，却不知道去滋润一下，这是不是很不理性啊？挣钱买房子、买车子、买表……看这个表叔，多少块表，你说他戴这么多表干吗？戴（带）到坟墓去呀！只怕坟墓没带去，先带到监狱去了。这很不理性，即便今天你不谈什么道德境界，至少把肚子弄小一点、健康一点啊！戴这么多表干什么？你看我们的官员活到多不理智的地步。为了一些身外之物，把自己的身体都伤了。这是为自己好吗？到底什么是自我？我们有身体，需要健康；作为人，我们还有灵魂，还有一些内在的东西，不要总是为了满足欲望自我糟践、自我否定，不把自己当人，和一头牲口没什么区别。人的一生是没有必要这样的。
我是认为，无论老百姓还是官员都要反思自己这一辈子。因为这就是你的全部，它只属于你，你也只有这一辈子，所以不能不认真对待的。为非作歹不仅有法律风险，即使没有风险又如何？那些潜藏在"我党"内部的大量的贪官污吏，还有成功潜逃出国的，即便他成功了，即便他没有被抓获并遣送回国，这一辈子在异国它乡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难道这就是我们作为人想要过的生活吗？就像刚才林总讲的，在中国走向宪政的时代，你在干什么？是积极帮助中国推动宪政民主，还是在异国他乡"捡狗屎"？
我们都认为，宪政的最大阻力在官。清朝出国考察的官员载泽早就说过："宪政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宪政要限权，官没有权了，怎么得利呀？问题是，什么是"利"？这个"利"可以稍微看得长远一点。我们的刘（少奇）主席都知道，"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急得跟老毛跳脚：
"这可是要上书的"——上史书的。历史会把他们钉在耻辱柱上，现在没有，将来一定会。无论做了什么官，级别多么高，暴君也好，奸相也好，他们的所做所为一定会有一个公允的历史评判。
所以赵紫阳在89年的关键时刻决定：我不能跟你们站在一边。他才是聪明人，他们知道他们是想让他来承担历史的罪责，不值得啊！继续做他的总书记，又能如何？总不能一辈子做下去吧？不也得退休，不也得死吗？和他们同流合污，做了历史的罪人，千秋万代遭人唾骂，值得吗？我相信，以后历史是会给他一个公正的历史地位的。虽然中国没有那么多"高华"，但这是没有悬念的。他和胡耀邦一样，是中国历史的伟人。为了换得这个历史地位，他也不过是失去人身自由而已，还好嘛！我们很客观地替他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我是他，我也走这条路。这才是真正的理性。你能继续做总书记又怎么了，长生不老了？长命百岁了？不就是这么回事嘛？干吗要遗臭万年呢？所以说做官，尤其是做最高领导人，要把这个基本问题想清楚。你到底要做尧舜，还是要做桀纣？这个选择是你自己做的，没人能替你做这个选择。
最后我想讲，当然我们不能寄希望于个别领导人。宪政只能靠我们公民来推动，而推动宪政是有点风险的。像举办这样温和理性的活动，也不是没有风险的，心里也会掂量掂量，是否值得冒这个风险。这个我想大家都已经有答案了。今天我们坐在这儿，聚在一起谈论这些看上去跟我们的利益不着边界的话题，本身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宪政也是我们人格当中的一部分，我们人活得要有人的样子。用古代儒家的话讲，活得要像个"君子"，别像个"小人"，别活得像个耗子、过街老鼠，人没有必要活得那么悲惨。宪政呢，用我们现代的话讲，就是要我们活得像一个公民。我觉得，"公民"跟"君子"这两个概念非常相近的，可能儒家把"君子"概念拔高了，但也没有必要拔得那么高，它基本就相当于现代的公民概念，君子也是要参政议政的。你把什么都交给领导，上面做错，一句话都不敢说，这并不是儒家意义上的君子。现在都有了选票，你还不出来投票，连这点义务都做不到，这是什么"君子"？所以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公民，不是为了这个国家，不是为了这个民族，而是为了我们自己。这是我们做人的一部分。"万物皆备于我矣"，这个"我"当中就包含着公民。所以我相信，把这个道理说透了以后，大家都能够明白，无论是我们老百姓还是官员都能够接受，我们为什么要推动宪政。大家今天上午就是用实际行动表明这一点。
我们每个人都做一个合格的公民，中国宪政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谢谢大家！
（经本人审阅）
本文来自《童言无忌》邮件群组。回复本邮件将发信到邮件群组，将可能暴露您的email 地址，姓名，IP 地址，操作系统和发信软件版本信息。如要私下回复给本文作者，请手工拷倍发信人邮件地址另外发信。请参考 邮件组和电邮的隐私保护建议 https://groups.google.com/group/lihlii/t/30122ea197f17c7
退订 请发电邮给 lihlii+un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订阅 请发电邮给 lihl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网页浏览 https://groups.google.com/group/lihlii?hl=zh-CN
---
您收到此邮件是因为您订阅了Google网上论坛上的"童言无忌"群组。
要在网络上查看此讨论，请访问https://groups.google.com/d/msgid/lihlii/CAAZKMYYCTLqDcJvE2a6ZpvoR90SP-09Ypzo2xjoA-gPiqLZL%3DA%40mail.gmail.com。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
欢迎回帖各抒己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