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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11月 05, 2015

Re: [民阵之友 4418] 潘晴:【草山歸來話蔣公】(一)

由于中共洗脑,重评历史及历史人物就是一项极重要的任务了。北京查建国

查建国:为什么党员应该公开议政(与环球时报争鸣之251

针对社会上关于《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简称《条例》)的大讨论,环球时报又发第二篇社评,题为《何必用成心曲解"妄议" 来搅浑水》。社评提出"公开渠道" "党内渠道"问题。社评认为"党内有表达不同意见的多重渠道,比如通过党内民主生活会批评、建言,实名越级写信反映情况,都是正当的。"而网络、论坛、座谈会等是"公开渠道" 在这些场合不能"公开反对党的大政方针,其政治破坏力是不言而喻的" 。并说不同意此论者"合则留,不合则去"

首先讲何为"妄议" ?妄议是指不合理的、荒谬的议论。但谁是裁定某议论是不合理荒谬的裁判员呢?对党多数人支持的大政方针,少数不同意者的反对意见就一定是不合理荒谬的吗?少数不同意见者就一定要"不合则去" ?不能通过博奕少数变多数吗?对党的大政方针合理的、不荒谬的议论是否就可以公开进行了?或说在"裁定" 之前的任何议论都可以进行呢?因为不进行又怎知这个议论是合理不合理呢?真实的中共党史告诉我们,既使是在中共党内发言的"妄议者" 或说对党大政方针提出疑问的少数人也是从没好下场的,如刘彭胡。"妄议"不过是在讨论之前就警告"多嘴者" 不得说"异见" 的一顶帽子。

再讲为什么可以在公开渠道议论(包括反对党某些大政方针)党的大政方针。反对者理由不外是这会造成党内外"思想混乱" 、影响党的形象、破坏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我们则认为党员可以在党外公开讨论本党大政方针(讨论就是不同意见的争鸣),其理由可讲四点:

(1)    有利于党内与社会的正常信息交流。所谓"公开渠道" 是指有非党员参加的交流平台。现在是信息大爆炸、光速交流的时代,是"互联网+党"的时代。互联网+打破党是封闭小圈子的传统模式,重塑党与社会的关系,一个党大政方针的自由讨论融入社会大自由讨论之中,将使党内外信息、创新充分链接流动,给党带来更多的新碰撞、新思维、新力量,使党的建设更适应新时代的扁平化、开放性、个体人性化、去精英中心、零距离、跨党跨业融合、无缝无限连接、大数据创新等特征。让8700万中共党员一致对外,以一个声音参加网络、媒体、各类社交场合,这将使中国政治信息扭曲,这不正常也不现实。正确的议不倒,错误的怕异议,没有充分地、自由地党内外交流,必大损党内外对"正确" 的求索。历史证明对党危害最大的不是党员公开的"妄议" ,而是党内高高在上权势者的一言堂。

(2)    有利于党内纠错。中共党犯错误多多,组织上的原因主要是当权者"说了算" 。史上专制者多数还可以听听少数的、内部的、温合的"意见" "建议" ,反正压力不大,听不听由我。皇帝可以把不喜欢的上书折子留中"淹了" 。请问中共从毛时代的55次害国殃民的运动,到反自由化、8964、镇压法轮功和异见人士的错误大政方针哪一个是经党内民主产生的?又有哪一个可以用内议、上书 方法纠正?"两个凡是" 的错误方针不是被党内外合力进行"真理标准" 大讨论才冲破的吗?当一个党的大政方针对社会造成极大伤害时,本党党员既使是为了本党利益也要公开地站出来大声地说"不" !只有公开议政才能影响更多的党员和社会力量,从而形成党内外巨大压力,打破党内少数权力者对决策的垄断,纠正党大政方针的走偏。

(3)    有利于提升党的威信和作用。一个政党的威信和作用来源于"正确", 而非掩盖矛盾的"统一" 假相。民主国家政党内部竞争总统候选人的公开激战已成常态。中国传统文化下的中华民国在台湾亦此。有公开化的自信和勇气,有利用公开化自我纠错的机制,有通过透明、公开、自由博奕产生的正确大政方针,才能增强党内凝聚力,才能使党员心情舒畅、认可心服,才能留住人、多收人,才能增加党的威信和影响力,才能将本党大政方针转为立法会多数通过的法律。根本不认同党的宗旨者可不入党,或入了退出。但有些党员只是对党的某些大政方针、某些领导人不满,攻其不满正是爱党护党的表现。如果一个党因某些党员在外公开批评本党就把党搞垮了,那原因只能是这个党已经到了垮台的时候。

4)有利于中国民主转型。中共党员公开议政是中国民主转型的重要力量和重要标志。中国(大陆)现处于一党制的后极权时代。其特征之一就是执政党的封闭性、党内无选举自由、言论自由的专制性。党员公开议政不是抵毁党,而是"抵毁" 党的错误,冲破党内权贵专制束缚的行动。苏共成专制党最早就是从列宁提出党要有铁的纪律始,而苏联巨变摆脱一党专制正是从公开化起步。这是从封闭专制、唯我独尊的党转变成民主社会中的开放性政党的过程。这种民主社会的政党不是靠铁纪成一个"铁拳" 发挥作用,而是通过开放得到"正确" 来影响立法、民意、选票。近些年来党内一些"两头真" 老干部、一些党内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很多普通的党员,无畏地、公开地大声讲真话,他们反思党史、重评党魁、再议党过去和现在的大政方针,他们融于中国民主转型的大潮中。《条例》将政治纪律放在首位,力图用政治纪律将8700万党员在社会一切公开场合变成一个声音,其专制性、不可行性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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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建国:中国人权之战四个新特征(与环球时报争鸣之252

德国总统默克尔近日访华两天,访华前"大赦国际" 、"世界维吾尔大会" 、"世界声援西藏组织" 联名给默克尔发公开信,要求默克尔在访华期间提出"对中国司法现状的担忧" ,表达"对被打压维权律师的支持" 。环球时报1029日发社评,题目是《逼默克尔教训中国的人活在上世纪》。这个题目有意思,那我们就活在这个世纪,讲讲在这个世纪中国人权之战的四个新特征。

一,          专制者妄议两类人权。环报社评讲西方领导人讲人权"有些怪怪的" "尤其是他们说的人权与中国老百姓最关心的权利常常不是一回事,……"。将人权中的民生权利和政治权利分出轻重缓急之别,这是人权之战第一新特征。民生权利与政治权利不可分割,需同样重视、同时跟进。政治权利是民生权利的保障。无政治权利即无争取民生权利的话语权,甚至会失去人的自由与生命。无政治权利就是奴隶的民生,奴隶有民生权利吗?是的,有吃饭的权利,但有吃与主人一样的饭的权利吗?还随时可能被剥夺这个吃饭权利。专制者强调两类权利的轻重缓急之别,分出最关心和次关心的权利就是为了掩盖中国(大陆)政治权利缺失的现状,为其不进行政体改,打压公民政治权利辩护。

二,不搞运动,打压少数人。现在再如毛时代搞全民大清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的运动不灵了,惹起众怒失败愈速。现在是集中力量打击少数异见人士、维权群体。如环报社评讲"外国人向中国一谈人权,指的往往是为挑战中国宪法规定的政治制度而触犯刑法,并因此坐了监狱的极少数人。"是的,这极少数人正是中国人权状况的缩影,是衡量中国人权状况的标尺。杀鸡儆猴是人权之战第二新特征。没有少数人的自由,就没有多数人的自由。为少数无政治权利者呼吁,就是为多数人应拥有的政治权利呐喊。

三,镇压底线不断下移是人权之战第三新特征。环报社评讲西方人"对有些'异见人士' 遭到关押看不下去。但他们显然不了解那些'异见人士' 究竟做了什么,……"究竟做了什么?在当今信息流通如此发达的社会,整个西方对中国"异见人士" 做了什么竟不了解?环报不要老讲幼稚的话了。正确地讲应是中国人不知怎样做才不触及"镇压的底线" 。先是政治性抗议不行,现在是群体维权也不行了;先是整告状上访者,现在是整辩护律师了;先是组党不行,现在是任何自发组织带有政治色彩的民间团体都不行了;先是上街游行不行,现在是在家开讨论会也不行了;先是纸介媒体不得有异议文章,现在镇压底线将至网络言论了;先是境内打压,现是跑到境外也要抓回来。处处都是禁区,镇压底线不断下移,维稳压倒一切。

四,中国人权运动全球化。环报社评讲"中国很尊重德国,还有英法等欧洲国家,但实事求是说,它们当中还有谁有资本对今天的中国指手画脚?"环报不懂得这个"资本" 就是人家人权状况比你好。中国政府不是也每年出一份《美国人权报告》来对美国指手画脚吗?全球人权事业相通,别家着火自家也不安全,这个道理简单浮浅。中国人权全球关注,躲不过的,这是人权之战第四新特征。四个新特征形成中国人权斗争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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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04 16:50 GMT+08:00 Qing Pan <panqing2010@gmail.com>:
【草山歸來話蔣公】(一)

—纪念先总统蒋中正先生诞辰128周年

文/潘晴  


《北京之春》首發


在世人眼裡,特別在被中共洗腦的一代人中,多以「一介武夫」來看蔣介石,並認為在中國的歷史上,至少在國共兩黨爭天下的過程中,蔣是一個失敗者。中國大陸在多年「政治文宣」的主導下,貶損蔣,已成為自49年之後,中共鞏固其統治合法性的重要舉措。雖然在八十年代國人的歷史反思中,這一對歷史極度扭曲的說教,已逐漸失去市場,但其流毒,卻不是短時間內就能消除的。直到今天,不用說在一般國人眼裡,蔣仍是一個備受爭議的「負面人物」形象,即使在海外的異議人士圈中,也有不少人,甚至包括一些學者,對蔣持有輕蔑甚至是批判的態度,令人對扭曲的歷史之不公、之不義,感到不勝唏噓!

今年是蔣公誕辰128週年,海峽兩岸,都有一些人在自發的紀念蔣公。原因不難理解,因為在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上,蔣是一位至關重要的關鍵人物,離開了他,中國之命運也許會完全不同,台海也可能不是今天這樣一種情形。簡言之,離開了蔣,中國近代史也就不用寫了,更不會有今天人們所面對的「兩岸關係」。時光飛逝,懵然回首時,蔣公卻已離開我們四十週年了。



八月底,因參加光復會舉辦的「紀念抗戰勝利七十週年」系列活動,筆者去了臺灣。適逢中華民國政府正在舉辦《「從戰爭到和平」—紀念抗戰勝利和臺灣光復七十週年》的展覽,於是,我再次拜訪了闊別了多年的「中正紀念堂」和參觀了「國軍軍史館」。為了彌補幾次來台都未能達成的心願,正式活動結束後,在友人的陪同下,我與程凱、孫雲、袁鐵明結伴,上了陽明山,去了一趟「慕名已久」的蔣公故居—「草山行館」,一睹蔣公在臺灣晚年居處之真容。



「草山行館」座落在陽明山麓的深處,地勢高聳,風景宜人。特別是在台灣悶熱的夏季裡,陽明山上卻十分涼爽。九月初,台灣正值盛夏,我們驅車離開台北時,還是汗水淋漓,但進了山後頓覺舒適,心情自然是好了許多。一路上,賓主放開了會議中的拘謹,在隨意的閒聊中,讓我們這些遠道而來的客人,感受到了台灣人不太表露的真實一面。特別是在談及已逐步淡出人們視線的蔣公時,主人難得的打開了話匣子。看得出來,他對蔣公是尊敬的。與許多反蔣人士不同,作為台灣新生代的一些學人,在如何看待蔣介石的問題上,雖然看法仍不盡相同,但至少已開始趨於理性。在評估台灣今天來之不易的民主制度時,人們終於意識到,如果沒有當年蔣公的「動員戡亂」,阻截共軍於海峽對岸,台灣早已淪陷為「匪區」了,哪還有什麼「自由與民主」。因此,在蔣公逝世四十週年之後,台灣的政治生態已有了很大改變,在我此行所接觸到的台灣人中,不分「藍綠」,大多已能夠拋開各自意識形態的框框,客觀的來看待歷史上的「兩蔣時代」了。




「草山行館」是蔣公退守台灣之後,與夫人蔣宋美齡多年來的居住之地,特別是在夏季,這裡既是蔣公的「避暑之地」,同時也是他的「辦公之處」。蔣經常在此處理一些重要的「軍政事務」,所以陽明山上的「草山行館」,對於外界來說,一直有些神秘。據陪同我們的友人介紹:在「兩蔣時代」,這裡平時有軍警守衛,尋常百姓是不能隨便光顧的。聽了之後,我會心一笑,因為這是「威權時代」的政治常態,我們來自大陸的人士,對此早已「見怪不怪」了。與中共政治領導人各地的「行宮」相比較,做為國家元首之官邸,「草山行館」其實是十分簡樸的。

「草山行館」除了極佳的位置,可以遠眺陽明山谷的景色之外,幽靜的環境,山林中的鳥語花香,也的確使人心曠神怡。「草山行館」是「日據時代」的老建築,雖然風格老舊,但十分典雅,除了石門口處稍空曠些,可以停車之外,其占地面積並不大。室內除了客廳、餐廳、書房、臥房之外,木製的日式拉門與長長的走廊也別具一格。餐廳較大,開有通往露台的門,露台上不光可以俯瞰戶外景色,而且也可以休息與用餐。室內有一個日式的「炭爐」很別緻,能使人聯想起冬季時給人帶來的溫暖。屋角處,當年蔣宋美齡彈奏的鋼琴至今仍保存完好。從室內一些簡單的傢俱與陳設的物件上,也可以看得出來主人的優雅品味。





蔣公是一個生活上簡樸的人,而且律己甚嚴。他自幼生長於浙江奉化的一個鹽商家庭,因家道中落,童年時生活困窘,與母親相依為命。蔣母雖在生活起居上,對他照顧的無微不至,但教育上卻十分嚴格。而蔣年幼時,性格倔強頑劣,因此常遭母親體罰。蔣公曾回憶到:「當憶兒時,先慈對我夏楚痛苔之狀,余不肯向母求恕討饒,因之夏楚益甚,痛苔不已。及至最後,母痛哭曰:苔兒即苔吾肉,我時心痛如割⋯⋯ 乃至親友前來說情,命余討饒,余仍頑強不服⋯⋯」

只此一段,已可見蔣公性格之一斑。在蔣的成長背景中,母親的角色,一直是他精神生活中的重要支柱,也是他在人生痛苦、沮喪之時的避風港。蔣幼年求學時,恰逢遇到「兇惡」之老師,對其極為「苛刻虐待」,故蔣公自述:「余之少年教育完全是先慈一人之所賜」。蔣公成人後,其性格中的堅強、勇敢,但不失寬厚、仁慈的一面,顯然與他童年時的經歷,以及母親的影響是分不開的。

1903年,蔣十六歲時,到奉化的「鳳麓學堂」就讀,接受新式教育。在校期間,蔣開始接觸西方的知識,在滿清末年湧動的「革命思潮」中,蔣受當時在江浙一帶發行的「民報」影響很大,十分佩服鄒容的「革命軍」。雖然蔣幾經轉學,但完成了十四年的正規教育,在國學上紮下了根基。十四年的求學過程,對於蔣來說,最重要的是:在列強環視、瓜分中國,而晚清政權又極為腐敗的情形下,確立了蔣做為一個中國人,為國家獨立、富強、免受外辱而抗爭的志向。

為了達成這個目標,蔣在1906年與當時的許多青年一樣,前往日本學習軍事。沒料到,日方只接受「官費保送」的學生,無奈之下,蔣只能打道回府,考入保定陸軍速成學堂學習。好在不久後,蔣通過了滿清陸軍部舉辦的留日考試,進了日本東京振武學校,成為炮科的一名學員,開始了他不久後名振中國的軍旅生涯。


了解蔣公旅日生涯的人都知道,蔣的學習成績很差,軍校畢業時,只得了六十八分,排在第五十五名。當年最高得分者是九十六分,而最低者也必須滿六十分。如後來成為他忠實部下的張群,得分是九十五分,名列第三。蔣與中山先生曾有一張合影照中的王柏齡,則拿了九十三分。但蔣不是一個死讀書者,旅日期間,他卻花了很多時間,用來考察考察日本的社會,從中汲取將來建軍治國可用之精華。蔣公曾回憶:「人家到外國只注重學術科目,我卻更要去學人家的實際生活,更要看人家的房子,特別是廁所廚房如何清潔,如何管理,後來就根據自己觀察的心得來辦軍官學校⋯⋯ 本著革命的精神,從實際生活中來訓練學生,就收到了很大的效果。」

蔣留日期間,對於日本人如何訓練學生和新兵十分注重,包括如何在衣食住行方面「養成其一切應有的軍人精神和動作,這是他們軍事教育最精要的地方。」蔣回憶到:「我從前在日本初住振武學校,他們對於中國學生是很放任的,一切實際生活的訓練,對中國學生都隨便。但我自己曉得要緊,也事事學他們。他們每天用冷水洗面擦身,我也每天用冷水洗面擦身,他們不吐痰,我也不吐痰,他們處處要整齊清潔,我也就處處做到整齊清潔。」看得出來,蔣旅日期間的軍校生活,對他發生了深遠影響。

蔣曾寫到:「今天回憶起來,我生平生活上能夠簡單,工作上能夠有恆,四十年如一日,確實由於這一年士兵生活訓練所奠定的基礎⋯⋯ 如果我沒有這一年當兵的經驗,不受過那種士兵的生活,我相信是不會有今天這樣的。」

蔣中正一生,特別是在政壇崛起之後,幾乎沒有任何不良嗜好,生活簡單、規律,每日清晨做體操,靜坐禱告,晚上有計劃的讀書、寫日記、禱告,數十年如一日,一直到他生命的盡頭。其恆心、其毅力非常人之所及,也是許多政治領袖人物所不具備的。蔣自認,其生活習慣之養成,受青年時的旅日經歷影響很大。

蔣雖然是一名基督徒,但一生卻是中華文明道統的守護者。蔣推崇王陽明,他曾深入研究過王陽明的「致良知」與「知行合一」學說,並且成為他一生遵奉的行為準則。其性格中的積極發奮、不屈不撓,以及有時為堅持某種「原則」,浪漫與「想當然」的做派,應該與王陽明學說的影響有很大的關係,即使蔣公成為中華民國特級上將(大元帥),中華民國首任民選總統之後,這一風格也仍未改變。

回視蔣公一生在政治上、軍事上的起起落落,人們可以發現,與他本人受中國傳統理學影響之深,有著莫大的關係。蔣在歷史上許多政治糾葛之關鍵時期,常為堅持道德原則而不顧現實利益。此種性格,古今中外的政治人物中並不多見。蔣在擔任北伐軍總司令之後,已在心中確立了成為中國政治領袖的想法。南京政府組建後,蔣在日記中自勉:「余為一代領袖,言行舉動皆以一世之風化所關,人心所繫,利品敦行,不可一時疏也,必須言不妄發,行不妄動,而後乃可為一世師也。立志以天地萬物為心,立品以不忮不求為心,男女飲酒之間,尤首注意也。德之不講,何以革命,立功何為,必先立德,為民之法,為國之本也。」

胡適先生在「淞滬戰役」結束後,對蔣公曾有這樣的評價:「五六年前,他的統一政策,他的急於求功的設施,我個人也常引為失著,但這幾年來的沈毅堅苦,和平寬厚,已使其成了另一個人,使他能擔負以前所不能擔負的大任。⋯⋯蔣先生在實力上、在聲望上、在民望上、在道義上,盡可是黨國最高領袖。」

蔣公的一生,內在以「聖人」為期許,對外「以德服人」的努力從未中斷。其一生飽經憂患與挫敗,在大起大落的政治變遷中,蔣的這種以道德為基礎的人格特質,雖然在揮師北伐、統一全國,以及在領導抗戰時期,發揮了正面的重大作用。但蔣的這種迷信道德操守,堅持道統的政治風格,卻未能在國共鬥爭中取得勝利。從蔣中青年時期的人生軌跡來看,傳統思想的烙印和束縛,早已埋下了他日後敗於共產邪惡專制的伏筆。每想至此,筆者心中都嗟乎不已。

回顧​蔣公的一生,在國父孫文廣州危難之時挺身相救;領導國民革命軍揮師北伐,結束軍閥割據與南北分裂,完成中國之統一,捍衛了共和國體,重建了中華民國之法統,功勳彪炳!其後,主導國民政府廢除列強對華不平等條約,領導全國軍民浴血奮戰,抗擊日寇之侵略。並參與全球二戰,取得反法西斯衛國戰爭的最後勝利,功莫大焉!即使在49年敗於對中共的軍事作戰,退守台灣之後,他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也格守「三民主義」之理想,實行地方自治與土地改革,建設台灣、保衛台灣,為華人留下了一塊免於中共暴政奴役,人民可以享有基本自由的土地。在經國先生接班之後,結束「動員戡亂時期」之特殊法規,並依照民國憲政傳統,開放黨禁、報禁、還政於民,為奠基台灣的民主做出了最後的貢獻。

昨天,是先总统蒋中正先生诞辰128周年纪念日。有感於蔣公一生的事蹟,總覺得想說些什麼,於是匆匆開始動筆,寫下了這篇本該在「草山」歸來之後,就應當完成的隨記散文。若論及蔣公的文章,世上其實早已有千言万言,而筆者只是一介布衣、流亡之人,也只粗略了解蔣公之生平,斷無什麼高見可以論述,只因心中有感,於是觸景而發。還有很多話,一時也寫不完,還是分開再寫吧。

如今,唯一可以告慰蔣公在天之靈的是: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覺醒了,在六十多年前被黃俄鐵蹄踐踏的中華大地上,自由的種子,正在再次發芽,破土而出!

回望歷史,蔣公功高蓋世,名垂千秋!
遙盼明天,介石魂兮歸來,佑我中華!


潘晴
民國一O四年十一月一日於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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