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个人承诺和全球责任——达赖喇嘛结束在布鲁塞尔的对话 |
| 作者：丁一夫 |
今天是达赖喇嘛在布鲁塞尔对话会的最后一天。今天是星期天，教堂的钟声从清晨就开始敲响了。参加对话的听众在Bozar大剧院前排队入场，给人节日的欢乐和庄重气氛。可以容纳两千多观众的四层大剧院座无虚席，还有四十多家媒体参与报道这次对话会。 今天对话会的主题是"个人承诺和全球责任"。从题目就可以看出，这是达赖喇嘛多年来倡导的一种态度和思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全球性的，是人类共同的问题，这里面没有你的问题和我的问题之分，而我们每一个个人，都身处这些问题之中，都可以为解决这些问题尽一份力。 今天对话会的协调人是著名加纳女记者和活动家TheoSowa。第一位坐到"热座"上主讲的是德国艺术家OlafurEliasson。Eliasson是当代西方非常著名的艺术家，这样的艺术家和传统艺术家不同的是，他们不是关在画室里，沉浸在自己的艺术中，象牙塔束缚不了他们更为宏大的视野和关切。Eliasson的作品包括装置艺术、绘画、雕塑和摄影。他的作品在世界各大艺术馆展出。然而，他更关心的是人，是当代社会和环境问题，他用他的艺术来表现这种关心，唤起公众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怀。在会场大厅正中就悬挂着他的一件作品，一个多棱面的巨大圆球，这个球体将室外阳光反射成多彩闪烁的星光。这一美丽的作品的意义是多重的。艺术家通过它表达对地球和宇宙的关注，提醒人们，我们生活在共同的环境中。 Eliasson介绍了自己的艺术思想，让人们参与到艺术中，主动地关心他人，关心世界。他有一件作品是把两百多吨格陵兰的冰运到巴黎街头，让人们触摸，让孩子们品尝，让观众们切身体验全球气候变化。他开发了一种小小的太阳能电灯，分送给非洲落后地区的儿童使用，他说，这样的小小的灯，不仅是一个用具，而且是一种观念，让我们体验我们通过同一个太阳联系在一起。在TaniaSinger博士的帮助下，他在柏林的工作室主持了"怎样训练慈悲心"的研究班。 第二位坐到"热座"上的是FredericLaloux，他看上去很年轻，是比利时的"新组织系统"顾问。他是一位非常活跃的社会活动家，能够流利使用五种语言。他在全球各大公司和机构演讲，倡导新的组织模型。他认为，当代社会需要探索和发展全新的组织方式，这一想法来自于他对组织系统的透彻理解，以及他对人的个人发展重要性的认识。他认为，现代社会普遍实行的垂直型的层级结构的组织系统，已经暴露出种种问题，它使得人和人之间冷漠隔阂。这种组织形式基于对效率的盲目追求，而不是基于对人本身的关怀。所以，他提出要重新发明组织形式，那是基于人际平等和互相关心的水平型的组织形式。 协调人Sowa女士请他举一个例子，于是他讲了西方发达国家公众都很熟悉的家庭护理系统的组织方式问题。很多家庭的老人需要依靠护士上门服务，包括打针服药、帮助沐浴等等。于是发展出了一套提供服务的护士组织系统。合格的护士都在这套组织系统之内，系统有一套信息储存、通讯和调派指挥的方式，这样能更快速便利地分派护士出勤，控制护士的工时使用和效率。这套垂直系统的原始动力是提高效率，为此又发展出了复杂的派遣出勤和指挥部门。他指出，这是一种机器型的思维方法。其结果是，老人不再和护士有个人的交流，今天照顾沐浴是一个护士，下次打针来了另一个护士，再下次又派来了别的护士。老人要想和护士一起喝一杯咖啡，护士却因为服务时间的规定，没时间闲聊。老人再也找不到自己熟悉的护士，因为接电话的不再是护士本人，而是调派指挥中心。这样机器型的组织系统令老人们痛恨，而护士也非常不喜欢这种非人性的组织方式。于是有四个护士决定跳出这种组织系统，另起炉灶。新的护士组织是水平型的，没有上级指挥中心，没有信息部门、人力资源部门等等现代组织系统都有的复杂架构。护士们互相联络，互相帮助。护士和老人们之间有了个人的联系，有了人和人之间的正常沟通。这个由四人发起的护士组织方式，很快就有一万四千多名护士参加。在这个新组织系统之下，老人和护士都更加快乐。 第三位坐到"热座"上的是一位一头银发的女士，ScillaElworthy女士。这位女士腰板笔挺，风度非凡。她在世界和平运动中大名鼎鼎。早在1982年，她就致力于全球拥有核武器国家政策制定者的对话，防范核武器毁灭人类文明。她介绍说，她发起的组织成功地和中国、俄罗斯、美国、英国、法国、印度、巴基斯坦等核国家的首脑展开对话，至今为止只是还没能和北朝鲜领袖对话成功。她还和西方国家的核科学专家、军界人士展开反核禁核的对话。由于她在这方面的活动，她曾三次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 她还致力于在冲突地区组织当地民众促进和平的活动，致力于组织妇女参与社会活动，组织青年创业，培养青年企业家。 三位对话者的讲话得到了全场听众非常热烈的反响，每次讲话结束时，掌声持续，人们起立，尊者和每位对话者握手，用藏人的方式互相碰额致礼，气氛非常温暖。达赖喇嘛在发表评论的时候，一再赞赏他们在民间草根层面为全球重大问题所做出的努力，这就是今天对话的主题——个人承诺和全球责任，这种宏观和微观连接的思想。最后是TaniaSinger女士为这次对话做了总结。 我的一点想法 自从几年前在南印度哲蚌寺观摩了达赖喇嘛和科学家的对话后，我收集和阅览了达赖喇嘛和西方科学家三十年对话的几乎全部书籍和录像，观看了达赖喇嘛和各大宗教领袖、各界人士及普通民众的对话。达赖喇嘛和圣严法师的世纪对话，给广大汉语佛教徒留下了深刻印象。达赖喇嘛经常说，二十一世纪是对话的世纪，二十一世纪的关键词是"对话"。 我从北美飞到比利时布鲁塞尔，就为了聆听达赖喇嘛在欧洲的这两天半对话。这两天半的对话会，是令人深深感动的体验。和我在南印度的观摩不一样，在那里，旁听的人大多是藏人僧侣和南印度藏人流亡社区的民众，人们对达赖喇嘛怀着高度的崇敬，几乎把对话的科学家都视为和达赖喇嘛一样的圣人。对布鲁塞尔的听众来说，参加对话的人，无论是科学家、宗教领袖还是艺术家、社会活动家，都是他们西方社会中的一员，是他们所熟悉的。但是，达赖喇嘛的出现，使得对话会和平常的会议完全不同了。达赖喇嘛，从青藏高原上走下来的这位身披绛红色袈裟的佛教僧人，是跨世纪的最伟大的一位难民。达赖喇嘛是藏民族过去半个多世纪苦难的象征。可是，当达赖喇嘛用他的开怀笑声，用他碰额致礼的谦卑，和西方民众展开对话的时候，在场的人都为之感动，这位经历苦难的难民，没有一丝悲情和怨愤，他将东方佛教的智慧和慈悲奉献给西方，这是何等伟大。 布鲁塞尔的听众素质极高，所有的出席者都衣着得体，安静有序，彬彬有礼。比利时的街头通常是两种语言同时流行，法语和荷兰语，很多人还说德语。对话会的工作语言却是英语。给我的感觉是布鲁塞尔人人都会几种语言，个个都能说英语。你能感觉到多元文化的精华集中在这个发达的城市。 然而，我在旁听对话的时候，常常产生一种遗憾。我从心底里觉得，这样的对话会上，缺了一点什么。和达赖喇嘛对话，有来自全世界的人。可是，我们中国人在哪里？ 三十年来，和达赖喇嘛对话的科学家及各界人士，至少有好几百人。除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杜维明先生应邀参加了一次科学对话，以及台湾圣严法师的佛教世纪对话以外，中国人在大多数场合缺席。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是一个佛教大国。中国有众多的科学家、教授、艺术家、和佛教僧侣。达赖喇嘛和科学家的对话，无疑对东方佛教和东方文明怎样面对现代化，怎样改革和更新，具有重要的意义。可是，为什么偏偏中国人缺席了这样的对话会？和达赖喇嘛对话，中国的科学家、教授们在哪里？中国的佛教僧侣在哪里？中国的听众在哪里？ 布鲁塞尔的听众，从达赖喇嘛的对话中得到的是基于智慧之上的乐观情绪。达赖喇嘛的谦卑态度和开怀笑声，极具感染力。对话会谈到了当今的全球性问题，很多问题的直接后果其实离布鲁塞尔还很远，远在非洲，远在不发达国家和贫困地区，但是达赖喇嘛和对话者一再提醒大家，这是七十亿人类的共同问题。如果我们从现在开始就人人参与，改变我们自己的内心和生活方式，我们还能拯救地球，拯救文明。这是达赖喇嘛给人以乐观，使大家能和他一起开怀大笑的原因。什么时候，我们也能从中听到中国人的笑声呢？      |
|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Sunday, September 11, 2016 |
| 关键词: 达赖喇嘛 布鲁塞尔 对话 |
黄色字体是我的回答：1，他是被盛雪欺骗利用了。两人互利关系，相互包庇作假 2，封从德的分辨力和判断力有严重问题。 自私自利，心怀叵测、自卖自夸。3， 封从德的人品有严重问题。对的。吕京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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