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强权，我们需要怎样的笼子
面对强权，我们需要怎样的笼子
文施伯远
总书记习近平22日在中共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除了例行强调，全体党员要按照十八大的部署，“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坚定不移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的一贯套话外，习近平强调了以下四点：
○ 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经常抓、长期抓，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必须全党动手
○ 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
○ 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善始善终、善做善成，防止虎头蛇尾，让全党全体人民来监督
○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此次讲话，总书记首提“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更说出“老虎”、“苍蝇”一起打的铿锵之声。几个“决不允许”以及“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狠话，以及引自东汉荀悦的“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原文：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后身。———东汉・荀悦《申鉴・政体》）均表明了习近平总书记欲从自身做起，肃贪反腐的坚定意志，看来其欲效法蒋经国先生当年上海滩“打老虎”的决心已定。此乃万民眼内之福。
南宋名臣真德秀《西山训政》有言：“律己以廉。凡名士大夫者，万分廉洁，止是小善一点，贪污便是大恶不廉之吏。如蒙不洁，虽有它美，莫能自赎”。 意思就是说：凡官员必定“要以廉洁自律为首务。凡是为官者，能够做到万分廉洁，只是一点小善，而贪污受贿便是大恶的贪官污吏。如果不廉洁，即使有其他的好处，也不能够自我赎救”。可见古人对于为官“廉洁自律”亦是十分重视。 真德秀，南宋学者、大臣，世称西山先生。他在《西山政训》中以四事与同事共勉。所谓四事，一是律己以廉，二是抚民以仁，三是存心于公，四是莅事以勤。真德秀认为，“廉仁公勤四者，乃为政之本领”，而“律己以廉”为四事之首。
而今总书记的讲话，可谓句句切中此点。在过去皇权天下的集权等级中，古人看来早已认识到腐败问题的严重性，抚今追昔，谏言在耳，可历朝历代反腐之声不绝，而贪腐之象丛生，是也为何？二千多年前的西汉戴胜曰：“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当今腐败之势，已然燎原；道德溃败，已然决堤；仁义失据，已然空前；唯利是图，早成常态。如今在这官场疲敝，社会萧肃，人心溃散，沉疴遍地，此诚危急存亡之秋，总书记的讲话可谓晴空霹雳，炸彻古今。几千年来，权力犹如啸林猛兽，肆意冲突人民的利益藩篱；又如不羁山洪，摧枯拉朽，一路狂奔.......人民备受欺压蹂躏，饱经沧桑践踏，概因权力的猛兽从没有被真正驯服，肆虐的洪水没有被筑坝、疏导。
古往今来的统治者们，满口“仁义礼智”，动辄“以天下为己任”，却行着闭门修索、欺世盗名的魑魅魍魉之策。惜韩非早有名言：“矜伪不长，盖虚不久”译文：自夸作假，骄横和自我吹嘘，不要很长的时间就会被识破；掩盖真相弄虚作假，不要多久就会被揭穿 ），然几千年来，现实却与之恰恰背道而驰。统治者的欺骗花样翻新，弥久弥坚。虽历改朝换代，王旗数易，历代仁人，奔走呼号，甚至不惜以血溅轩辕，但权力的猛兽始终没有被关进坚实的牢笼。
今习近平总书记终于看到了一切问题的根源，开天辟地的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那么我们要问的是，眼下的制度能够关得住权力吗？提出这么个幼稚的问题，三岁孩子我想也能回答出来：显然不能！那么，我们该怎么样来改进我们的制度呢？我们究竟需要一个怎样的制度的笼子，才能彻底有效地关得住权力这头猛兽？
一、言论及新闻自由
资中筠先生在《言论自由是民主的必要条件》一文中这样说过：
“民主是对专制而言，作为一种制度，其核心一是公民参与，二是权力的监督。人类在文明进步中经过长期摸索，建立起一种机制，保证公民最大限度地参与公共事务，同时明确各类掌权者的权限，并受到各方监督，杜绝某一个人或一小群人有“说了算”的至高无上的权利，这就是民主制度。...实际上民主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其必要组成部分是法治和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指的是公开表达意见，不是私下议论。民众议于野，自古以来就存在，尽管专制君主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甚至使出密探举报、鼓励互相揭发等手段，也很难杜绝街谈巷议。但是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一部分，必须有公开发表、形成“舆论”的途径，那就是新闻媒体和各种出版物。因此言论自由与新闻出版自由分不开，而且必须受到法律保护。新闻自由至少有以下几层意义：
首先，保证公民的知情权。“公民参与”必须建立在知情的基础上。新闻媒体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传播真相，所谓“知情的公众”（informedpublic）才是行使民主权利的前提。美国开国元勋之一杰斐逊有一句名言：“在一个文明国家，若指望在无知中得到自由，过去从未有过，将来也决办不到。”消除无知，一是普及教育，二是发展新闻事业。毋庸赘言，愚民政策是与民主不相容的，如果公众参与政治，那么他们必须有机会了解与其在政治体制中的地位——国家的主人——相称的信息。
舆论更主要是实行监督的功能。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已经没有争议。监督有两种：政府内部的互相监督和公众的监督，而后者更重要。因为，如果只有政府内部的监督，而不为广大公众所知，也无法参与，那么无论制度设计得多么精致严密，最终流于无效。中国历朝历代不乏“言官”的设置，“谏议大夫”、“御史”、“监察”，等等，也不乏直言敢谏尽责的官员，甚至以身殉，但总是正不压邪，无法挽救朝政的腐败乃至灭亡。即使在现代，如果设想西方国家的国会的争论都是在秘密中进行，公众不得与闻，媒体不得报道，或只许根据权威发布的内容报道，那么，难免形成暗箱交易，议员虽是民选，其作为选民代言人的资格就值得怀疑了。事实是，除了某些涉及国家安全的特殊议题外，欧美国家大部分讨论都在众目睽睽下进行，每个议员的立场、对议案投票的记录都是透明的，才能使各方权力和利益得到公众的监督。
在民主制度中，新闻自由的基石之一是自由批评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而对于在位者，运用手中的权力压制批评是一种很难抵挡的诱惑。所以，即使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在独立前后，争取新闻出版自由也是在与政府干涉的反复斗争中实现的，而且同法律的完善过程相一致。美国独立之后，那些高呼“不自由，毋宁死”的开国元勋们成为执政者。他们如何对待反对自己的舆论，关系到美国向何处去的选择：是继续进行社会变革，把那些战斗口号付诸实施，还是地位一变，立场就变，转而压制言论自由？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宪法通过以后，紧接着通过的十条修正案，称《权利法案》，至关重要。因为它用明确无误的语言杜绝了任何侵犯信仰、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法律的出台。同时，开国的执政者的决心也非常重要，特别是杰斐逊以坚定的信念维护新闻自由不遗余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可见言论、出版、结社等自由也是宪法明文规定。这根铁栏杆早已有之，如今只要兑现就好。
二、主权在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此条已经充分说明国家主权在民。习近平总书记此前也多次重申落实宪法尊严，一切依照宪法办事。关押权力的笼子的第二根铁栏杆显然也是早已经有了。只要此宪法条文不流于空谈，人民权利的保障就有坚实的基础。
三、切实推行法治
“依法治国”喊了许多年，如今依然“有法不依，依法不严”的状况必须改变。国家必须切实回到法治轨道上来。切实改变人治大于法治的客观现状。要实现法治，首先必须有健全、合理的法律；其次是必须司法独立，并有一套完善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为辅助。要想真正实现依法治国，绕不开的问题，那就是必须实现司法独立之外的权力部门之间的有效制衡。让违法办案的成本大大增加。逐步在全社会做到“有法必依，依法必严，违法必究”，无论是谁，也不能凌驾法律之上。
四、权力制衡
民国十年，孙中山发表《五权宪法》演讲，说：“五权宪法是兄弟所创造，古今中外各国从来没有的”。他认为传统西方宪法在政府机关采取的三权分立（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制度中，行政机关拥有考试权将可能滥用人才，立法机关拥有监督权则将有国会专制的流弊，因此认为应该将此两者分离，另设考试院和监察院，此乃五权分立之由来。
孙中山把五权宪法的理论依据，放置在“自由”与“权力”的“平衡”上。他认为社会政治生活中存在着相互逆反的两种力量，“自由的力量”和“维持秩序的力量”，类似物理学中的离心力和向心力。“政治里头的自由太多，便成了无政府�束缚太过，便成了专制”。因此，必须使得“机关分立”，“相待而行”，“无伤于统一”。权力的制衡原则是五权宪法的基石。
孙中山的“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说无疑具有历史的先进性，五权制学说基础来自于孙中山的“权能区分”学说，即“人民有权，政府有能”。该学说的目的是为了彻底根除西方“议会独裁，政府无能”的流弊。鉴于当时的国情，在此基础上，孙中山提出了民主训政的理想，前期由地方选举的国民大会代表人民行使政权，后期逐步实现全民普选。国民大会可以选举并罢免总统，对监察与考试两院院长行使同意权，另有修宪权。政府只能行使“治权”，设置总统，作为元首，由国民大会选出。如果按照孙中山的这一思路切实执行，即使不设置两党轮流执政，政府的权力也基本被关进了笼子。但中国的国情就是有自己的特色，人治的因素，几千年来无法根除。孙中山发表此演说不久就与世长辞，撒手而去，留下一个极为混乱的中国时局。蒋介石铁腕整治，脱颖而出，却逐渐与孙中山的主旨思想渐行渐远，人治的因素再次凸显，终于带领曾经无比先进国民党走上了一党独裁的道路。由此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无论当初多么先进的团体或政党，一旦权力失去有效制约，是必然走向独裁与腐败的道路。最终走向灭亡。
如今习近平铿锵发声，誓言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如何才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恐怕必须在以上几点上做文章。若不彻底实行制度的改革，想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恐怕绝无可能。如果想重回“伟大领袖”的红色恐怖时代，继续以体制本身的特权腐败来根治权力外围的经济腐败，此历史的车轮恐怕也倒不回去。如若真有此想法，则是举天之下的莫大悲哀。而今的问题很显然，腐败产生的根源在于制度，权力的肆虐在于制度。若欲用此不合理的制度来关押此不合理制度带来的泛滥权力之兽，这无疑是痴人说梦，绝不可行。
作者注：本文引用了资中筠先生《言论自由式民主的必要条件》一文的部分章节，在此表示致谢！
2013-01-23 21:20 hef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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