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政治社会转型，为什么能成功避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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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在美国的扶植下，大韩民国政府成立。和那个时代很多取得独立的亚洲国家一样，尽管它们在建国之初都效法西方，选择了现代民主式的政治模式，但在最初的民主化道路上却都摔了跟头。在经历了频繁的政治动荡和混乱之后，这些国家又重回独夫统治的道路。韩国的故事也是如此。
当1959年，张勉从李承晚手中接手韩国政权的时候，他已经无力平抑社会动荡，很快在1961年，被朴正熙发动的军事政变夺了权。虽然两年后朴正熙迫于美国的压力，恢复了民选政府，而他自己也在1963年赢得了大选的胜利，但实际上，一直到1987年卢泰愚发表著名的民主宣言为止，韩国都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实施一种中央集权的威权政治，。
亨廷顿曾将20世纪70年代以来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分为三类:变革(transformation)，即当局自己实现民主；置换(replacement),即反对派推翻当局而实现民主；移转(transplacement)，即民主化主要是因为政府和反对派团体采取联合行动。
而韩国向民主政治的转型，就属于“移转”类型的典型。这是一个政府与社会在互动中此消彼长直至势力大体相当时互为妥协的过程。韩国的这一政治社会转型，没有经历政权的断裂，成功避免了革命，以极小的代价实现了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过渡，韩国是如何做到的？
“汉江奇迹”的黄昏
在60—70年代，韩国经济在朴正熙政权的集权统治下取得了腾飞。60年代前的韩国的是一个十分贫穷落后的国家，人均GNP仅80余美元，属世界上最贫穷国家之列。但从1962—1976年间，朴正熙政府连续推出三个经济发展五年计划，使韩国经济得到了持续高速增长，年平均增长率达9.5%，韩国经济由此实现了第一次腾飞。韩国的人均GDP也由1962年的87美元增加到1979年的1640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18.9%，这一发展速度被誉为“汉江奇迹”。
朴正熙政权执行的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政策，依靠集权主义的官僚体制通过权力高度集中，摧毁一切不利于经济发展的障碍，大力扶持大型企业。整个国家就象一个大公司,总统就是总经理，政府是企业管理机构，各个企业只是生产车间或销售机构。
1979年10月，朴正熙被刺身亡。同样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全斗焕，延续了军人独裁，但同时也延续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进入80年代的韩国经济继续高速发展，一跃成为先进的工业国，实现了经济的现代化。
这种高度集权、由政府推动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对韩国的经济起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其弊端也日益凸显，成为经济和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首先，集权就免不了腐败。朴正熙总统本人对此也感叹:“由于行政机构缺乏合理的控制，尤其是缺乏民主监督，国家公职常常由于成为谋取私利的工具而遭亵渎。整个机构的制度化了的腐败现象即由此产生，其结果造成了整个国家的病态。”“自上而下的整个组织的政治腐败和枉法已渐渐地侵蚀了我们全部生活，甚至连那些正直和诚实的人们一旦获得了某种公共权利，也会很快堕入腐败的行列并追逐起他们的私利。”
尽管朴正熙利用个人权威大力反腐，自己也尽量保持清廉，但由于缺乏系统的制度来制约权力，反腐效果微乎其微。全斗焕上台后，集权统治一时间有所强化，腐败现象更是愈演愈烈。全斗焕对其亲属各授权柄，太子党立即大发横财，很快结成了一个庞大的贪污网络。
除了腐败，国家主导经济开发与发展的模式也开始遭遇增长的瓶颈。正如有专家在分析韩国经济取得成功的原因时所说:“利用集权官僚制架构推动现代化，这种方式具有阶段性。也就是说，它只适合社会经济尚十分落后的特殊阶段，当经济发展起来之后，社会必然会产生突破这种体制的要求”。
80年代初，为了走出发展的困境，韩国政府开始了“市场主导型经济”的道路。90年代，韩国“经济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步伐明显加快，完全抛弃了国家主导经济的模式。
民主化运动
随着中产阶级的壮大，国民民主和权利意识的增强，国民对于威权统治的反感越来越强烈。人们开始激烈地反抗政府压制公民政治权利的行为，这直接造成了社会动荡，同时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也极大地动摇了威权统治的基础。
在旧有的威权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的情况下，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社会普遍要求用多党政治、民选总统来取代一党政治和军人专政。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成为韩国80年代以来社会改革的主旋律。
进入80年代之后，韩国社会的民主化运动此起彼伏，不断高涨，并在1987年达到了最高潮。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87年6月10日至26日的半个月间，韩国各地共爆发2145次示威，参加人数达830多万。这是全斗焕上台以来参加人数最多、规模最大、冲突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政治斗争，是民主势力与权威统治势力的一次最大冲突，史称“六月抗争”。
在这样的形势下，韩国当局选择了顺应民主化的历史潮流。1987年6月29日，被全斗焕指定为接班人的卢泰愚，发表了历史性的八点民主化宣言，这八项主张是:实行总统直接选举；实施公正选举法；对受监禁的政治犯实行大赦；保证基本人权和法治;保证新闻自由；实施地方自治；确保政党的基本权利；保障社会稳定；保证公共福利。不久，这些原则被写入1987年10月27日由全民投票通过的《大韩民国宪法》。这是韩国成立以来的第九个宪法文本，惟有这次，宪法代表了民主的胜利。
当年12月，顺应历史潮流的卢泰愚当选总统。1992年卢泰愚主动退出民自党，将党内大权交给金泳三，韩国彻底完成了军政府向文人政府的顺利过渡。
韩国为什么能避免革命？
韩国的民主化转型，只经历了并不严重的社会动荡，没有经历政权的断裂，成功避免了革命，以极小的代价实现了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过渡，韩国是如何做到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
首先：既得利益集团没有死扛。
在全斗焕上台初期，他对社会不满仍然诉诸于武力镇压，他的强硬姿态使得全斗焕统治初期的社会民主运动一直处于低迷状态。
但全斗焕并没有一直强硬下去，他清醒地看到，韩国旧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快走到另尽头，民主政治已经是韩国不可逆转的潮流，没有民主政治的韩国很难进一步发展。如果继续对民主浪潮实施高压政策，将有可能迫使反对派走向极端，最终玉石俱焚。
在1980至1983年间，韩国经济增长率由5.2%升至11.9%，而通货膨胀率由28.7%降至3.4%，这也给了全斗焕政府以信心，当局认为自由化的实行并不会危及社会的稳定。
1983年，全斗焕开始主动实行一些自由化措施，其中包括释放政治犯，解除对绝大多数反对派政治家政治活动的禁止，撤出驻扎于校园的军队等。
在政府主动减压之后，民主化运动迅速火热起来。1984年底，由42所学校学生社团组成的全国学生代表机构成立。1985年4月，学生运动又进一步成立了更系统的伞状组织全国学生联盟。1984年，涵盖范围更广，将工人、学生、农民、记者、宗教团体等各阶层反对势力均包括进去的民众民主运动联合会以及全国民主与统一联合会相继成立。1985年，这两个伞状组织又进一步联合成一个全国性最高组织———民主统一人民联盟。这是第一个全国性多阶层联盟。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当局的容忍，这些组织能成立并大规模活动。
第二、反对者也觉得没必要，也不愿意走极端。
既得利益集团没有选择死扛，愿意提供改革的空间。那么反对者也认为没有必要走极端，这也使得运动中的极端派别不得人心。
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通常是比较极端的派别，但在卢泰愚的民主宣言发布以后，这些极端势力迅速被民众所抛弃。当过于热衷运动的极端派别民众党进入1988年和1992年国会议席角逐时，已经很少有人愿意投他们的票。即使在工业城市蔚山，工人也不愿将选票投给工人候选人。因为人们普遍觉得，在政府显露出开明的诚意之后，激进的运动已经没有必要。
1987年之后，民众运动开始逐渐被市民运动所代替。在市民运动中所建立的主要组织包括:经济正义市民联盟、廉政之眼、公正选举市民运动联合会、参与民主人民联盟以及青年基督教联盟等等。这些市民运动组织，比之前更注重关注细节的进步，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就是市民运动与之前民众运动的不同。这样的转向，表明韩国的社会运动越来越走向建设性，极端势力已经基本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第三、中产阶级的稳定作用。
1980年韩国中产阶级约占总人口的35%，1985年为40—50%。中产阶级由于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所以道德感以及民主意识都很强，是民主运动的重要推手。
1987年6月9日,《韩国日报》曾对中产阶级的政治意识作了一项民意调查，有85.7%的中产阶级同意“即使推迟经济发展，我们也应促进人权”的命题。1986年7月仁川警察残酷虐待前汉城国立大学女生金英姝以及1987年初特种保安警察折磨学生活动家朴中哲致死曝光之后，中产阶级也表现出极大的愤慨。而当全斗焕4月13日作出不明智举措时,中产阶级再也按捺不住,纷纷参与“六月抗争”。他们的介入打破了威权政府与反对势力之间的僵持状态，对结束专制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中产阶级也有相当理性和保守的一面。因为他们是经济发展的受益者，所以他们对秩序有相当的敏感性，一旦社会民主斗争极端化，中产阶级便会退出民主运动，这是其保守性的表现。
第四、社会组织的有序参与。
没有组织的人群只能是乌合之众，这样的乌合之众很难与威权政府进行健康的博弈，要么一事无成，要么是混乱的暴民革命。而韩国之所以避免了这两个极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有一些运作良好的民间社会组织。
比如基督教会。朝鲜战争后，在欧美政治文化的影响下，韩国基督教会迅速发展，基督教徒主要是城市市民和中产阶级。基督教思想弥补了儒家传统思想中反抗精神的不足,在维护人权、实现社会公正和产业和平、促进民主政治和鼓励经济奋斗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威权政府在对付有着国际背景的教会时往往不得不有所顾虑。
另外，基督教会参与政治，有着很好的历史经验，思想成熟、组织完备，还有国际支持，教会为韩国的民主化进程贡献不小。
还有就是各种NGO及企业的力量。各种社会团体的建立使得各个阶层的自我意识得到强化，有组织的参与公共事务也避免了混乱与极端，NGO的繁荣、公民社会的成熟，都为韩国稳健的政治社会转型提供了保障。
20世纪80年代,随着金融自由化政策的施行,韩国的大企业已具备自筹资金的能力,对政府的依赖大为减轻。尽管在压制劳工运动上与政府意见一致,但大企业已不再完全听命于国家的意愿了。
企业的自由化和市场化伴随这民主诉求，但商人的保守本性又决定了他们参与政治是有序和理智的。
当然，必须补充的是，韩国成功的民主转型也有特殊的外部环境的因素。首先背后的美国的强力存在，其次是对朝鲜的存在的忌惮。无论是当局，还是反对派，都知道不能搞过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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