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胜利 2014：中国经济战区能守住吗？

【阿波罗新闻网 2013-12-30 讯】

作者：巩胜利

【核心提示】：中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0日至13日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2014你中国经济增长目标会定到多少，7%还是7.5%?不同的目标代表着不同的政策含义。中国经济与全球经贸秩序的风向开始以2013而发生核聚变，北京最高层“话语权”(只涵囿在国内，而中国在全球国际“话语权”只有在IMF国家投票权率3.65%)主题：从微观、到宏观都发生了根源的变化，从国内到国际都有着难以把握、确定的趋向。

（A）、速度与质量

甘蔗没有两头甜，在中国经济质量与速度之间，不可能同进。先看两个增长目标，按照惯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制定第二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并于来年3月“两会”期间，借由《政府工作报告》发布。比如今年的7.5%，就是在去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上制定的，并写入了今年的报告中。因此，此次2014年经济工作会议没有明确提及增长目标，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将在全国层面上淡化对GDP的考核。事实上，从会议前后的传闻看，增长目标无非7%及7.5%两个版本，各有各的政策取向。

若是7%，显示明年促改革的任务较重，中央设定了较为宽裕的增长区间。此前，国研中心、社科院、国信中心以及安邦(ANBOUND)等智库机构均建议，将明年的GDP预期增速下调为7%，以便为经济转型、结构调整预留更多空间。若是7.5%，则显示明年就业压力不小，需要保持较高的增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后，有国内媒体报道称，中央提出明年GDP预期增长继续维持在7.5%左右的目标，目的主要有两点：一是维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可以保障就业不出问题;二是担心将增长预期调低后，市场预期也随之转坏。

要指出的是，7%与7.5%之间，除了不同的政策取向，其他的差别并不大。不论是哪个目标，都属于中高速增长的档位，相较以往有了明显的放缓，表明中国经济已步入转型期。观察新华社发布的会议通稿，处处透露出转型的意味。会议所指出的各项风险——在内，经济运行存在下行压力，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严重，宏观债务水平持续上升，结构性就业矛盾突出;在外，世界经济仍将延续缓慢复苏态势，但也存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新的增长动力源尚不明朗，大国货币政策、贸易投资格局、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方向都存在不确定性——都需要通过经济转型予以应对和化解。

特别耐人寻味的是会议对2014年经济增速的定调。此次会议强调，做好明年经济工作，要全面认识持续健康发展和生产总值增长的关系，不能把发展简单化为增加生产总值，抓住机遇保持国内生产总值合理增长、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努力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得到提高又不会带来后遗症的速度。在经济学家来看，这段话强调了三层意思：一是全面认识GDP;二是GDP要合理增长(不是不要增长);三是合理增长等于“发展质量和效益提高，同时不会带来后遗症”。但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5年来一直在“市场经济”最低端运行、无一能逃过极力追求GDP的覆辙，现在要转向，往哪里转?

中国经济GDP依然很重要，但其内涵要有所变化，增长目标的刚性将有所减弱，不会因为暂时的回落，不顾“后遗症”来刺激短期需求，非得把增长维持在7.5%的上方。事实上，会议通稿的表述，尤其是第三层，已经给出了对GDP目标的一个重要的定性描述。也就是说，未来的GDP预期增长应当是可以实现发展质量和效益提高，同时不会带来后遗症的速度，至于这个速度到底是7%，还是7.5%，取决于中央的判断，是可以灵活调整的。经济增长目标到底是7%，还是7.5%，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别。综合来看，只要保持在7%-7.5%之间，就应当可以容忍。重要的不是具体数值，而是合理、有质量的增长。这取决于中央的判断，调整起来相对比较更灵活、更真实、不唯GDP论英雄。此次不确定2014年中国GDP增长的速度，除了表现灵活的“市场经济”风格的国策转变以外，还是中国2014年经济不确定环境加大、囿市场经济本源的秉性所决定。

最新的例子是被外界视为每年一度的来年经济政策大纲的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布局2014年的中国中央经济会议时间持续四天，是中国年度经济会议稍长的一次，而且以往是“保增长、调结构、抗通胀、促发展”等三字决没了，“既要”“又要”堂而皇之等句式也减少或省略了不少。而此次2014年度的中国经济工作会议就一个核心：“稳中求进”，四个字揭示出“习李新政”在2014年中国“经济战”的攻防趋势，以及2014年中国经济的标明的方向和新口号栓释的这个“路线图”。

2013年，因唯一WTO游戏规则呆滞12年多，致国际经济秩序与全球贸易规则已经发生颠覆性根源变化……

（B）、国内

尽管如此，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离公众认知与理解依然有一定的距离，解读中央2014年经济工作会议“文件”的“言外之意”依旧是中国年复一年的年终或新年第一主题，13日(周五晚间)消息发布之后，全国上下、海内外都连篇累牍，速度之外，解读之浩瀚繁多……重要的是：字里行间，中央经济经济工作会议到底谈了什么真问题、中国经济2014到底怎样走?

和中共中央所有“文件”官样直白或微妙的表达一样，“但是”和“同时”之后的话题往往才是重点所在。先读“稳中求进”，“稳”在先，“进”在后，这就是说新政依然采取的是被动的中国经济策略，等待问题出现后，才去解决;“进”就是攻，如果没有被动的“稳”，那么你就不要主动出击的“进”;“进”是“稳”的辅助，“进”不能先行于“稳”之前。如果真要量化细则2014年中国经济：那么“攻”不足以1/3，“守”却要大于2/3。做为一种战略，“守”总是被动的，你不知道从哪里“攻”打来，更不知道从哪里出现“攻”来的缺口。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的经济政策基本上都是被动的固守型经济方案、策略，而主动“进”攻型的经济政策，几乎属于年度经济工作会议的凤毛麟角，但30年前的“特区”政策就是主动“攻”势。

知道了2014年中国经济的大态势，抛开对于“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农业生产再获丰收，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改革开放力度加大，人民生活继续改善，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等自我肯定的话语，会议对于当前问题的强调值得关注：“经济运行存在下行压力，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严重，保障粮食安全难度加大，宏观债务水平持续上升，结构性就业矛盾突出，生态环境恶化、食品药品质量堪忧、社会治安状况不佳等突出问题仍没有缓解”。这是全球金融海啸以来，五年来中国经济持续的焦点话题，现在难题依然，未有根本改变。

这种表述传达了中国经济最高决策层对于2014年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可见对当前的压力也不乏危机感，且是这三年来一直未消除、甚至更加深入、麻烦的一大经济问题。不过，其中真正值得关注的核心经济问题是“铁三角”，其他要么不是经济问题，比如治安状况(法治环境)、药品安全(产品规则)，要么就是政策无法太多改变(如房地产30多年、60年一直没有根源建树)、更应该留给市场来解决的问题(是“中国特色”市场，要不要与国际市场经济接轨)，比如粮食安全、就业问题(一个国家建立，就是一直历史延续的问题)等。

那么，中国经济什么问题最值得关注?宏观经济运行存在下行压力、主要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严重、宏观债务水平持续上升——这看似是三个“铁三角”的重要问题。其实恰恰是中国经济症结的三位一体，中国“三驾马车”中依赖投资的经济模式面临持续一直的瓶颈，而过度投资在实体经济层面表现为过剩产能;在金融层面则表现为债务问题、货币与全球主要国家不兼容;过剩产能的堆积以及债务问题的爆发，则最终会成为压倒经济的致命稻草。这些问题，非年度经济工作会议能够解决，而是在国家战略布局上要高屋建瓴才能够释然。

市场经济是有其大自然一样规律性，正如市场经济方向并非“人治”所可以操纵。中短期来看，获悉会收效，但伴随着近年中国投资比例的不断加大、持续，中国的投资回报率已经处于逐年下滑的必然趋势。长期而言，从经济收敛的基本逻辑出发，近年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出现大幅下滑，实属必然;以过往日本、韩国等赶超型发达经济体的历史来看，中国经济未来的潜在增长率必然难以维持过去两位数辉煌，这是必然的结果，未来甚至可能步入6%、5%……甚至更低的增长区间，所有由贫—→致富的国家都是这样。

也正因此，站在中国经济改革转折的关键时刻，纠结于2014的目标是7.5%还是7.2%抑或7%已不是什么核心问题，但过低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难以支撑中共政府、企业等等运行的成本……研究、实施中国经济“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也不能留于表面，甚至当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列出的六大任务也会随着形势变化而变化。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更为迫切的是需求在于：一方面清理过剩产能意味着经济面临去杠杆的需求，另一方面去杠杆则可能导致债务问题的最终点燃，如何在维持当前经济不出现断崖式增长的情况下，在制度与运行两个层面有效对债务雷区进行“拆雷”工作，成为未来数年持续中国经济改革的突破重点。

换而言之，囿计划经济转轨的中国市场经济一直面临着刮骨疗伤、壮士断腕的壮举，而并非每每饮鸩止渴、等待沉沦。展望2014，中国经济将需要提高档次、建树品质、主张质量、环境文明、不再走低级产业的弯路的大变，跟上全球主要国家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来做出调整，否则好年景也会“欠收”。但如不抓住这珍贵的时间窗口，重启一系列重大改革，这一年也可能成为中国最最后的“黄金时间”段。

千古之冤——13亿中国人享受“雾霾”。今日中国天空，已经是5000年中华的史无前例、核心之变、前无古人……成为一个不宜人类生存的第一大国!

（C）、国际

从中国35年来的“改革开放”来看，中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由全球不见名传，到今天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但中国的困结也5000年来从未有的出现过的城镇化、人民币兼容世界、中国国际游戏规则的缺失等等……但全球及中国经济的结果仍旧有很大的悬念存在，2014年将是世界到今天最艰难、最难以把握、经贸游戏最悬的一年，面对国际大环境：呆滞12年多的WTO达成了“巴厘岛宣言”，当年一花独放尚且如此难产，而今在TPP、TTIP等形成巨大世纪对垒，WTO只能在夹缝中苟延残喘的求生存，会有结出什么样的果实?WTO与TPP等形成国际大环境最复杂、最不确定、最无法把握的经贸游戏规则新时期。至少WTO前途依然全球未卜，成员国取得“共识”尚需努力。而国内，人民币与国际一揽子货币进入“5时代”，这可能是进入人民币对美元及一揽子货币利率5.500时代最最稳定的一个时期，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1948年10月人民币诞生那一年起至今65年来从未曾有过的一个历史之变时期，这都需要中国党政、企业、金融货币、经济等策略做出自己身体力行、高屋建瓴的决定和实践。

《金融时报》2013年12月10日发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张维迎的文章称，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六大理念陷阱”，“改革”的阻力越来越大，特别是中共源头靠“占山为王”取得政权，至今64年不用人民“举手”越来越丧失“暴力”执政合法性，因为政治体制不改，经济体制的改革空间极为有限。国内外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中国是一个高风险、高回报的国家。但是，除了中国房地产、影子银行等大家众所周知的新兴风险外，还有三个因素可能会对中国的形势产生重大、历史性的影响。这三大最大变况要素是：

首先，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毫无疑问，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眼下的工作千头万绪。如今，中国人口规模空前，而且中国与全球经济的联系比以更为紧密，利害攸关，程度空前。再加上全球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而且透明度也在不断提升。试问，有多少人知道，1972年尼克松总统首次访问中国大陆的时候中国GDP是多少?如今，42年过后，世界所有人都在屏息等待中国公布这个数字。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如今所做决策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毛泽东和邓小平，可能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任何举措都同时存在比措施更大的影响和风险。比如，(1)城镇化风险，大家都知道中国现在正在推动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有专家质疑：“一旦4亿人口全部涌入城市，情况到底会变成什么样?他们的价值观呢?这些人怎样在城市生活、成长的生存下去?”(作者注：按照中科院《2013中国城镇化报告》蓝皮书，中国将在2013-2020年由农村人口进入城镇人口3-3.9亿)而这种改变会给城市的方方面面带来重大的影响，包括购物习惯、健康以及社交媒体等等。问题在于，如果不先调整社会发展趋势，就贸然把相当于整个美国总人口一半、总人口还要多的人安置到城市之中，显然是个百年大计。而且，没有任何人能知道这一幕的结果。

(2)防空识别区风险(值得特别提醒、界定的是：“防空识别区”，既不是自己国家的领海、更不是自己国家的领土)。最近中国强制划定了防空识别区，与日本之前所划定的发生了重叠。这起事件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防空识别区本身倒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事态会如何发展。一旦中国划定了东海、渤海、南海等防空识别区，那么，下一个识别区在哪?长此以往“防空识别区”演变成自己当然的领土、领海管辖?这类举措会带来亚洲的什么问题与变化?又是全球什么样的变化?而问题可能会进一步升级，亚洲各国都这样做又会怎样?历史告诉我们，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都是源于领土争端的不断升级而爆发世界大战。

(3)朝鲜风险。这个国家是韩国、中国和美国60多年的“心头痛”，也是全球的地区的隐患。最近朝鲜明目张胆地处决金正恩的姑父、国家高层领导张成泽就是一起重大事件(开始了如中国“路线斗争”10数次时期)。张成泽是中朝关系的核心人物，而人们尚不清楚他的消失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虽然让金正恩下台可能并不难，但是此事一旦发生，朝鲜将出现权力的真空期，进而有可能导致社会动荡。全世界包括中国都会头疼不已。

中国的全球国际大环境，从WTO十二年呆滞到达成“巴厘岛宣言”依然是举世“不确定”，到TPP、TTIP渐次全球经贸游戏秩序的“核聚变”上路，再到中国国内城镇化、东海、南海、黄海等“防空识别区”分别设立之变，但中国的老风险与新风险就明明白白的摆在世人的面前，值得拿出来探讨。谈到中国现在蕴藏和未来的风险，了解再多都不嫌多，都需要让13亿中国公民知道，这不是中国7个中共最顶层“政治局常委”的“专利”就能够论定，更何况7个政治局常委、7个总统级人物(见2012年7月3日《人民日报》(海外版)胡鞍钢《九常委制优越于美国总统制》一文)，而中共“政治局常委”却与中国13亿多公民或人民没有任何一丝一毫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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