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难题阻碍中国进步
摘要: 一，观察中国问题的特殊视角 从纯认知角度而言，今天的中国引人入胜。从外部看整体，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20多年的高速增长，已经建立起初步的市场体系；社会基本稳定，多项福利指标较之改革前有大幅增长，社会自由大为增进；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大幅提升，以至被美国视为头号潜在竞争
一，观察中国问题的特殊视角
从纯认知角度而言，今天的中国引人入胜。从外部看整体，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20多年的高速增长，已经建立起初步的市场体系；社会基本稳定，多项福利指标较之改革前有大幅增长，社会自由大为增进；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大幅提升，以至被美国视为头号潜在竞争对手。
深入内部看，不难发现中国社会问题重重，隐忧处处。经济方面的金融风险、产能过剩、内需不足、产业边缘化、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资源与生态瓶颈、增长难以持续，社会方面的人口问题、三农问题、公正问题、贫富分化，政治方面权力的扩张和腐败、潜规则对明制度和行政效率的侵蚀、公权力对私域的侵害、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等等，不一而足。不但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步步惊险；经济增长也已步入高原期，举步唯艰。各种内外约束条件对中国的束缚越来越收紧，闪转腾挪的余地越来越小，经济增长的可能空间越来越小，改革的动力越来越小。
面对众多问题、面对如此优劣并存的复杂局面，人们难免莫衷一是，难以对当前形势作出准确判断，更遑论对未来走势进行预测。为此，人们不得不借助各种理论工具。理论的作用在于为人们认识现实提供特定视角，问题怎样被提出往往也决定了它怎么被对待。可以说，问题有没有可能得到解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看待现实和提出问题的角度。
由于各种流行理论都舶自西方，植根于西方社会的实践进程，其理论视角得之于西方社会的各种内部关联。从这样的特殊视角来观察脉络大不一样的中国，难免有隔靴搔痒、不能解释到位之局限。要在现实中找出部分与经典理论相符合的素材并不难，难的是怎么解释与此相矛盾或不相干的其它部分，怎么以此解决现实问题。
西方理论从其内容构成而言，许多部分都能适用于中国现实，有助于问题的解释和解决；但从其整体系统而言，它的基本视角对于中国问题不具有针对性。换言之，必须找到新的、符合于中国现实的问题视角，在这种新视角下来组织和运用西方理论的知识单元、解释现实、寻找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案。迄今为止，在这方面作出了成功示范的是吴思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理论。
在此，笔者试图从新的视角出发，将全部中国问题主要归结为政治、经济方面的两大难题，每个难题内又都包含了一个两难悖论，以此来解释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复杂困境，以及为什么至今还找不到令人有信心的解决办法，为什么一些众望所归的解决方案却无法付诸实施。
二，难题一：怎么在保持经济竞争力的前提下实现增长模式的转换
中国在经济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例如金融风险、产能过剩、内需不足、产业边缘化、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资源与生态瓶颈、增长难以持续，甚至包括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都只能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前提下求得解决。任何试图牺牲增长先集中力量解决某一方面结构性问题的努力，其结果都难以避免其它方面的问题快速转化成危机而爆发。因此，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可以归结为“怎么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
进一步解析这一问题，人们不难发现，虽然中国经济已经持续增长20多年，但这种主要立足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出口导向型增长已经难以持续。时间越往后，维持国内劳动力成本优势的难度越大、来自国际方面的竞争越强、中国产品可以拓展的国际空间越有限。按照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5年后中国每年的出口总额将达到6130亿美元，成为世界头号出口大国。仅从国际市场容量这个单一制约性因素来考量，到那时中国经济的增长也不能不减速。
而且，中国这种建基于劳动力低收入水平的经济发展也必然伴随严重的贫富分化，这种状况招致社会普遍不满，也受到海内外舆论的广泛指责。要抑制贫富分化、解决当前中国社会最惹人注目的公平问题，出路在于改变经济增长的模式，走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依靠内需的道路。同样，要缓解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出路也在于开拓国内市场。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逻辑似乎都已指向提高大众收入、抬升国内消费的方向。路已摆在眼前，不言而喻；但是，知易行难，走起来仍然步履维艰。
如果这条路真的那么好走，那么它早已成为了政策选择。悖论在于：经济增长模式由出口到内需的转换，必须以不损害经济增长、尤其必须以不损害国家经济的竞争能力为前提。提升内需的首要困难在于，这同时意味着“中国制造”产品竞争力的丧失。当前中国产品之所以能够不断拓展国际市场、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加工厂，劳动力价格低廉是一大必要因素。没有了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必然急剧下降，国际市场的占有率必然急剧萎缩。
噩梦不仅如此。由于国内市场已经相对开放，失去竞争力的中国产品不但会丢失国际市场，国内市场、包括提高劳动者收入所创造的新增内需部分，也很可能会被外来产品占据。到那时，不但中国经济将发生严重衰退，提高劳动者收入的政策、提升内需的战略也不可持续。最后结果可能是：内需不但不见扩大，反而越来越小；出口丢了，蛋糕越做越小，劳动者收入越来越少，一切后果可能都与设计者当初的愿望适得其反。在中国目前的现实约束条件下，如果出现这种局面，经济、政治、社会三重危机可能同时引爆，后果不堪设想，这就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难题及其内含的两难悖论。
一种经济竞争力的形成，需要客观物质条件的配合。如果原来不具备这种客观优势，就必须经过长期培养，通过其它方面的优势转换逐渐形成。竞争力优势及其所依据的条件不会凭空产生，更不可能因为人的主观意愿而立即形成。中国要放弃劳动力价格优势、变换经济增长的模式，正确做法应该是在维持原有优势和增长模式的过程中，培育新的优势，逐渐实现优势转换；以竞争优势的升级带动增长模式的升级，才能够水到渠成。为了加速这一过程，行政权力对经济的介入可能难以避免，权力的扩张和腐败难以避免，行政力量对市场公平的侵蚀也难以避免。
三，难题二：怎么在保持现政权整合能力的前提下实现政治和社会进步
在中国，政治是理想与现实、认知与真相差别最悬殊的领域，也是社会意识对立最尖锐的领域。以知识界为代表的民间社会自认为已找到解决政治问题的出路和方案，唯一障碍是政府不愿采纳。因此，政府往往被民间视为既得利益的保守者。
真相远没有这么简单。中国今天在政治和社会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例如权力的扩张和腐败、潜规则对明制度和行政效率的侵蚀、公权力对私域的侵害、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社会公正，等等，无一不使人联想到已经将这一切弊端遏制在很小程度上的西方发达国家。从理论本身的逻辑而言，西方盛行的宪政民主制度对于上述弊端也确实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克制性，这就无怪乎民间思想的主流将解决问题的出路寄托在效法西方的政治制度上，虽然当西方国家在经济水平欠发达时，以及在当代引进西方宪政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上述毛病。
发育于西方的宪政民主制度能不能在中国的土壤上有效运行，能不能很快解决中国的权力扩张和腐败等问题，这不是本文论述的重点。笔者倾向于认为，就长期而言，宪政民主制度有利于上述弊端的解决；但就短期而言，由于政治制度本身需要长期磨合、需要其它方面尤其是经济社会方面条件的配合，因此它的优越性可能不会很快发挥出来。弊端纵然一时有所触动，但短期内的改善有限。
这还不是宪政民主不能行之于今日中国的主要原因。真正的悖论在于：宪政民主制度虽然从长期而言可能有益于上述政治弊端的遏制，但从短期而言，它不但对解决原有问题帮助不大，而且还可能制造出新的问题，甚至是致命的问题。
由权威政体向宪政民主的转型必然造成社会震荡，这种震荡在中国有可能酝酿成整体崩溃的灾难。何清涟在《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与前景》一文中说：维持社会基本生存主要有四个要素，即生态环境、道德伦理、生存底线和政权整合。在中国，前三者已经严重损毁，已不足以维持社会的基本有效运转；支撑社会今日局面的，主要是现政权强大的整合能力。她认为，这一困境“不能通过政权更替在几十年内有根本改观”。
由权威政体向宪政民主转型的政治改革一旦启动，首当其冲的就是原政权的整合能力。改革必须瓦解这种整合，全社会需要重新洗牌。在这样的转型震荡中，社会系统的最后一根支柱将会轰然倒下，按照王力雄在《关于崩溃可能导致死亡的计算》一文中的描述，“落到那种境地，必然出现由饥饿、瘟疫，以及相互残杀综合造成的大规模死亡，那也就是社会的全面崩溃”；根据他的悲观预计，动荡中丧失基本生存能力的人口可能占中国现有人口的一多半。
这种结果不难想象，道理也很简单：对于社会仅剩的唯一支撑力量（政权整合）的大幅修整，只有在其它三大支柱（生态环境、道德伦理、生存底线）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已经得到一定修复、已经能够承担一定的支撑力度后才能进行。在此之前如果撤去仅剩的唯一支柱，无异于拆毁整座建筑，直接酿造整体崩溃的灾难，这就是看似前景很好的政治改革在中国一直无法真正启动的根本原因。
因此，有可能为中国进步奠定长期基础的政治改革在现阶段只能在不会对政权的整合能力造成根本性破坏的前提下展开。由于政权整合已成为维系社会有效运转的唯一支柱，它的力量不但不能够被削弱，还必须得到加强，这是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中央权威日渐增强、政治权力在社会生活某些方面的触角越来越深入的内在动因。改革不能根本性地触及对象，而只能迂回曲折地整边补角，这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悖论所在。当代流行的自由民主主义的基本改革思路一直是将旧房子推倒，按照新图纸再造；如果被告知游戏规则就是不但不能将旧房子推倒，而且还不能损及支撑房子的主梁结构，那么自由民主主义还能有什么作为呢？
显然，在保守权威的前提下改善政治、增进自由，这是权威自由主义的课题，这也是中国政治进步的困难所在。路径虽然清晰了，沿着这条路能不能走出去？能不能找到走出去的方法和工具？一切还在未定之数。
四，联结：“中国模式”的经济增长离不开权威政体
上述两大难题并非彼此孤立，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逻辑和事实的关联。中国经济能够持续20多年的高速增长，外间普遍归功于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丰富、价格低廉，吸引了外来投资，保证了“中国制造”产品的价格优势。
这些当然是必要的重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世界上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很多，比中国人均收入水平更低的国家也不少，为什么独有中国能够取得相对竞争优势、并且保持优势长达20年之久？
经济学上的禀赋要素优势只是经济成功的基本或必要因素，要使这种潜在优势真正形成经济竞争力的优势，还需要其它条件的配合。对于市场机制不完善的中国来说，这种配合就是行政权力的介入。事实证明，行政权力“看得见的手”加上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在中国条件下至少在短期效益方面胜过了单一完善的市场体系，这种迥异于经典理论的经济增长机制，被国际社会称之为“中国模式”。
行政权力在经济的宏观调控和微观运作上的深度介入，将在市场化条件下本来不可能形成生产能力的生产要素聚合在一起、形成了生产能力；使在市场条件下本来可以聚合形成生产能力的生产要素，加快了聚合速度、快速形成了生产能力，这是只有在权威政体条件下才有可能形成的经济增长的动力装置。
因此，“中国模式”的经济增长需要以权威政体作为载体。在当代中国，经济和政治是相互匹配的。只要经济增长还沿袭“中国模式”，民主政治就只是一种不适之物，政治改革就难有强劲动力和扎实根基，参照西方的政治进程就只是无本之木。
反之，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能够转换到主要依靠内需的轨道上来，那么民主政治就可能获得较充分的经济逻辑支持。不但政治改革将获得前所未有的来自社会基层的动力和支持，支配社会现实进程的力量对比格局也可能因此发生重大变化；而且，内需的提升意味着四大支柱中“生存底线”和“道德伦理”两项都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它将为“政权整合”的修整即大幅度政治改革创造条件。
五，结语
认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解决问题首先必须承认问题的存在，尤其是必须明了问题的特殊性。由于阻碍中国进步的两大难题都具有两难性质，因此所有建立在内部统一自洽基础上的经典理论和成功经验对此都未免捉襟见肘、无从着力。针对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和两难性，必须探索和组合新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中国能否在难题中找到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案、能否赢得历史的挑战，无法遽断，最终可能还只能以成败论英雄。如果中国能够战胜难题，那么今天的中国就已经步入“进步时代”，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视作是前进道路上必然会遇到的暂时困难；如果中国迈不过今天这个坎，满眼繁华就可能都只是回光返照，隔江犹舞后庭花。
具体说，在经济方面，如果“中国模式”的经济增长经过调整后能够维持到新的竞争力优势的形成，中国就能够顺利完成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此后什么样的困难也难以阻制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社会分配也将趋于公平，中国的腾飞将势如破竹。
如果“中国模式”的经济增长维持不到新的经济竞争优势形成的那一天，那么中国经济就须面对前所未有的困难和考验，什么样的恶劣局面都可能出现。
政治方面，许多人担心对现行政治体制的保守和维持不但不会导致其它社会支撑要素（生态环境、道德伦理、生存底线）的修复，甚至还可能使它们的损毁更加严重，部分事实论据也支持这一观点。应该说，客观上好坏两种趋势都存在，事在人为，直接下结论还言之过早。或者也可以这么说：怎样使对现政权整合力量的维持，同时也有利于生态环境、道德伦理和生存底线的修复而不是造成破坏，这才是决定中国社会兴衰存亡的关键课题，这也是全社会真正有可能实现自救的下手之处，是政府和民间应该共同努力的方向。
如果体制内外的努力能够使政权的整合能力服务于生态环境、道德伦理和生存底线的修复和增进，那么中国的未来就大有希望，未来政治民主化的根本性变革也能够在今天逐渐形成基础；如果全社会的努力仍然无法遏制权力腐败对生态环境、道德伦理和生存底线的破坏，三大支柱仍然每况愈下，那么中国未来就没有前途，只能坐等革命爆发和社会崩溃。
历史证明，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自上而下的有效改良只能在条件宽松、社会结构尚有弹性、改革尚有较大试错空间的情况下启动，自下而上的革命则总是在底层忍无可忍时爆发。在政权以外的社会支撑力量已经严重损毁、社会结构已经高度刚性化、改革已经缺少试错空间的条件下启动自上而下的大幅度政治改良，只会导致更加恶劣和不可收拾的局面。如果说维持现状有可能等来革命和灾难，那么现在启动变革无异于加速革命和灾难的到来。
不要妄想能够超脱具体条件的约束，不要幻想能够卸下历史和现实的重担。真正可行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背负着保守既有政治权威、维持经济竞争力的重负，在内部刚性和外部竞争的羊肠小道上葡伏而行，努力使中国社会的变化趋于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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