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riginal Message --------
| Subject: | 《公民��》第499期 |
|---|---|
| Date: | Mon, 14 May 2012 21:14:49 -0800 |
| From: | yi bao <chinaeweekly@inbox.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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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 Jianli Yang <yangjianli@initiativesforchina.org>, xiaogangz@acm.org |
刘逸明：中国会向菲律宾开火吗？
【人权关注】
牟传珩：北京政府当知耻而改
【观点争鸣】
黄家杨：毛泽东时代没这么腐败？
【思想动态】
王天成、小乔：改变中国的时间到了——--宪 政学者王天成谈民主转型关键问题
洪哲胜：中国民主转型如何借鉴台湾经验——订正《改变中国的时间到了》的一个瑕疵
【六四方案】
秋月朗：取稳 应时 得分
“如何解决六四问题”有奖征文启事
【即时评论】
公民力量关于陈光诚事件的声明
【时事评论】
刘逸明
迄 今为止，中国和菲律宾两国船只在南海黄岩岛附近已经对峙了20多 天，此事引起各方关注。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日前报道，有近80%的 中国民众支持“在 南海遭遇挑衅和侵犯时进行军事回击”。
近八成受访者支持向菲开火并不奇怪
《环 球时报》向来以宣传民族主义而著称，跟它的母报《人民日报》相比，其风格显然更为保守和极端。《环球时报》虽然在国际舆论当中声誉不 佳，但是，在中国国内却有很大的市场，不管是在首都北京还是一般的小城市，都很容易买到它。在中宣部禁令如云的情况下，《环球时报》 往往可以不受禁令的限制，畅谈敏感话题，并从未遭到整肃。
《环 球时报》所公布的这项有关南海岛礁主权问题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有78.5％ 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对挑衅和侵犯进行军事回击，只有31％ 的受访者认为南海会或可能会发生战争，46.2％ 的受访者认为，应该“采 取坚决措施逐渐恢复对大多数岛礁的实际控制”，28.6%的 受访者认为应该“不 惜任何代价尽快收回南海所有被菲律宾和越南侵占的岛屿”。
据 悉，这项调查是在北京、上海等七个城市进行的，共收回1482份 有效问卷。中国媒体的很多调查都是弄虚作假，目的是为了迎合官方，为官方的决策提供合理合法性的依据。不光是媒体的调查，统计局的调 查统计很多也是弄虚作假，譬如说调查平均工资，几乎每年都会出现民众工资“被 增长”的 情况。官方媒体和统计局所发布的很多数据可以说都饱受质疑，在一些数据被证伪之后，其权威性便大打折扣，继续相信其数据的民众越来越 少。
和 平、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旋律，但在中国，依然有不少民众时常对台湾，对美国、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地区和国家摩拳擦、喊打喊杀。可 见，民族主义情绪在中国十分盛行，即使是平时比较理性的民众，在面对领土、领海主权等国家利益问题时，也会表现得异常好战。《环球时 报》的这项调查结果应该说还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当然，其调查很可能还是缺乏科学性的小圈子调查，不过，在有关领土主权的问题上， 科学的调查和小圈子调查结果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差距。
黄岩岛对峙难以引发中菲战争
南 中国海面积300多 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岛屿和领海主权争议最多的区域，随着最近这些年各国石油开采和渔业等海上活动的扩展，中国和菲律宾以及越南等国 曾发生过多次小规模海上冲突，南海因此成为国际舆论所关注的焦点之一。
中 国与菲律宾向来关系不睦，早在上个世纪90年 代，中国的贪官就将菲律宾视为叛逃的目的地之一。原长江动力集团董事长于志安在1995年 携巨款逃往菲律宾，时至今日，仍然逍遥法外，无法像其他贪官那样被遣返。到2010年， 因为香港游客在菲律宾遭绑架杀害，菲总统阿基诺三世在新闻发布会时面露笑容，结果导致中菲关系进入冰点。事实上，在黄岩岛对峙之前， 中菲军民也曾有过多次小摩擦。
从 中国媒体就黄岩岛事件的报道、评论以及军方、民间的反应来看，中菲战争似乎是一触即发。虽然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罗援少将日前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现得态度强硬，似乎为了维护领海主权不惜一战，但是，国防部长梁光烈在接受采访时却明确表示，军方的行动要根据国家 的外交需要来决定，他相信黄岩岛对峙问题可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可见，在军队内部，对菲律宾的态度并不统一。
当 然，梁光烈的态度显然比罗援的态度更能代表中国官方的态度，虽然中国官方媒体和民间舆论的挺战情绪强烈，但是，在十八大的权力交接班 尚未完成，薄熙来、陈光诚等事件的困扰之下，只要菲律宾方面没有进一步的过分行动，中方绝不会轻易动武。胡锦涛的任期即将届满，做事 谨小慎微的他，应该也不希望在这个时候跟菲律宾开战。
专制和庞大军费开支让周边国家没有安全 感
中 国在加入世贸之后，经济迅猛发展，如今，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从江泽民时代开始，中国的军费就在逐年大幅增加，这让周边国家没 有全感，而中国威胁论也甚嚣尘上。其实，如果仅仅只是军费增加，还不足以让周边国家感到恐慌，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依然 无法融入世界主流文明，一党专制绝不可能让他国相信中国“永 不称霸”的 承诺。
军 队在古代，主要是用来侵略他国和抵御外敌的，如今，世界趋于和平，战争，尤其是是大国之间的战争不会轻易爆发，因为战争往往是两败俱 伤。即使非要发动战争，也得师出有名，否则，国际舆论和本国民意都不会认同。因为经济总量的名列前茅，在国际舞台上，中国表现得日渐 霸气，很多时候，对于西方国家的人权呼吁，中方都是置若罔闻。
最 近几年，中国与日本、韩国、越南、泰国、菲律宾等周边国家常起摩擦，就连原本如胶似漆的缅甸也开始和中国疏远，东南亚国家联盟组织的 成立，其实就是周边国家希望通过联合来防备和遏制中国。如今，除却俄罗斯等少数几个国家跟中国继续保持盟友关系之外，中国在世界上的 朋友已经所剩无几了。要改变这种现状，中国不光要削减军事开支，更重要的是改革制度，这样才能打消国际社会的忧虑，中国崛起也将因此 而成为现实。
2012年5月7日
【人权关注】
北京政府当知耻而改——迫害陈光诚是对全人类的 犯罪
牟传珩
自4月27日中国著名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进入美国驻华大使馆至今，事件还在发酵。从他逃进美使馆，到“自行走出”，再到决定去美留 学，一波三折，这件因政府野蛮侵犯人权而酿成的事件，引起了全球媒体的广泛关注，成为继中共高官“王立军事件”之后，又一轮搅 动中国政局的冲击波。
陈光诚屡遭报复性迫害
陈光诚2007年揭露当地政府在计划生育中使用暴力，株连九族被判刑四年零三个月。他服刑期满后，山东地方当局变本加厉地囚禁他们一家， 一再实施超越人性底线的殴打报复性迫害。
当地警察与雇佣人员殴打陈光诚夫妇的直接原因，是由于陈光诚一家被囚禁的5段视频曾被发到网上公开曝 光。陈光诚在视频中指：出狱当天即由乡镇派出所、监区警察、不明身份人员的三辆车押送回家。村口有很多人，对他实施监控的人员分三 组，每组22人，另外还有县国保警察专案小组，24小时对他严密监控。妻子、孩子和陈光诚本人都无法出家门半步。当地政府工作组每 天到各家做工作说，“陈光诚是敌我矛盾，任何人都不许帮他们一家，否则就是同 案犯，后果和他一样”。陈光诚的所有亲属都受到恐吓，不得与陈光诚一家来往， 陈光诚仅靠80岁的老母亲出外弄食物。陈光诚全家一直被三班看守。他们除了严密包围陈光诚住房外，进入村中各路口均有人把守。甚至连亲友 媒体的去探望也都同样遭到殴打或威胁。藤彪曾在推特上指出：法国记者、美国记者，去了陈光诚所在的东师古村，但均未见到陈光诚，被强 行赶出。有些设备被砸，录音被删除。
山东临沂当局在当今国际国内“要民主、倡人权”的普世潮流下，竟赤裸裸地长期在国际媒体不断曝光下充当反人权急先锋，刷新世界滥用 公权力对待民众的恶行纪录，令社会各界愤怒不已。临沂当局背后直通上方的强大维稳势力支撑，一直令中外舆论诟病。他们借助政府的公权 力，如此无所顾忌地践踏宪法，蔑视人的尊严，且用黑社会的流氓手段，严重威胁着中国公民在这片土地上的生存与安全，给整个国家制造了 黑暗恐惧的气氛，最终导致了盲人陈光诚在多方正义之士的救助下，被迫出逃。如此毫无人性的公权力迫害，其实是对全人类的犯罪，国际社 会应有义务制止犯罪，维护人权，救助受难者。
官方没提上裤子就抨击别人“干涉内政”
陈光诚进入美国驻华大使馆，使中共当局陷入前所未有的外交难堪。当美中谈判达成陈光诚获自由，中方承诺查办陈光诚事件 中的违法者，美国将定期检查，确保中国当权者真正履行承诺协议成为爆炸性国际新闻后，中共媒体沉默了一周，终于开始忍不住歇斯底里的 发泄激愤。从5月4日起，北京突然集体发动攻势，官方报纸《北京日报》、《新京报》、《京华时报》、《北京青年报》、《环球时报》等，都对陈 光诚以及美国进行猛烈抨击，指责陈光诚是“美国的工具”，被用来给中国抹黑。
令世界舆论大跌眼镜的是，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答记者问称，美方做法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他为此要求美方就此道歉， 彻底调查此事，处理相关责任人，并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然而，这位外交部发言人却有意回避当地政府对陈光诚的非法监管与全方位迫 害。对于这种野蛮侵犯人权的行径，任何一个国家都有道义责任站在普世文明的立场上，依据国际法，实施人道救助。今日世界的价值观念， 正在从国本位向人本位立场回归，人权国际化已构成对国家主权最明确、最强有力的限制。其实中共也已心知肚明，人权已不是“内政问题”。
一种正义的社会，本应具有这样的道德评判与法律通道：当公民做人的权利被蔑视与伤害时，社会将会给其提供足以宣泄和抗 争的平台，无论世界力量还是国内民众，为正义立场与人的尊严而战，将会受到普遍的尊重与声援。陈光诚一个盲人，一个异见人士的安危， 今天能牵动国际社会和中国民众的神经，得到了广泛声援和许多人的冒死相救，充分证明的“得 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一真理。今天中国官方立场竟无耻到在一再强暴自己的人民 的情况下，连裤子还没提上，就急于要求正义制止、人道救助向自己道歉，令世界舆论大开眼界。
陈光诚依然无法享有公民权利
然而，陈光诚按中美谈判协议走出美使馆到医院与妻子团聚后，却倍受监控与威胁，当局派出动众多警力内外把守，北京医院 似乎变成山东临沂东师古村。陈光诚不能自由地接触媒体和友人，家人也不能自由外出。事实上，他的软禁状态并没有解除，只是换了一个关 押地。他通过电话告诉美联社：美国官员已无法进入医院看望他，试图探望他的朋友遭到当局殴打，他的妻子行动受限，并被跟踪。
在陈光诚成功出逃后，当局就在全国范围展开大搜捕，多位协助陈外逃的人士被拘查，各地网友受株连，被警告。陈的大哥陈 光福更被逼得家散人逃。协助陈光诚出逃的何培蓉在失踪8天后，才在网上报平安。但许多关心她的朋友都说，至今无法跟她本人联系上，电话也打不通。北京律师江天勇5月3日去看陈光诚时，遭到海淀国 保警员杜某的暴打，致使一只耳朵失聪。此后几天，江天勇一直被警方禁锢家中，始终未能及时就医，另外界担心不已。艾未未工作室工作人 员刘艳萍等人5月4日去朝阳医院给陈光诚儿子送生日蛋糕，被国保拘押并传唤9个小时。大陆著名维权人士刘沙沙在陈光诚多位好友被禁声后，挑战中共政法委系 统，发出为陈光诚完全自由的呼吁。她说，“中国当局已经用他出奇的凶狠和顽 强，把他的错变成了我们的错。他让我们只剩下了两种选择：一，光诚被捕。二，光诚流亡。然后我们在两种意见之间争执不下，却忘了：光 诚本来就应该是自由之身！”为此，刘沙沙毅然上街打出横幅：为光诚争取完全的 自由，并呼吁全世界正义的朋友一起努力后，最新消息称她已失踪。
中共外交部7日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记者提问大都与陈光诚有关，外交部发言人洪磊面对记者连播提问，再三强调此事是美对大陆内政的干 涉，并以相关问题上周已经回答一语拒绝给出答案。此据美联社文章认为，陈光诚是中国民权运动的象征，他抗争的成果，不会为中国当局改 变对批评人士态度铺平道路。
中国有众多的“维稳”牺 牲品
中共内部各派对人权和维稳问题其实一直都有共识。维稳高于一切，政权高于人权。因为只有“稳定”才能保住中共各个利益 集团的权力和利益。在中国大陆，象陈光诚这样受到非法迫害的异议人士比比皆是，本案仅仅只是冰山一角。如今中国大陆各省市都有被政治 迫害的“黑名单”，不 少异见人士仍被以言治罪，身陷囹圄。在中国除政治异见人士，独立知识分子、维权人士、自由宗教人士都曾不同程度遭到刁难、辱骂、罚 款、抄家、批斗、毒打、追捕、关押、劳教、起诉、判刑等迫害。陈光诚可谓其中最具符号意义的代表人物。在中共不启动政治改革和改善人 权的情况下，官员滥用权力和违法迫害异议人士的现象就不会停止。
去年国家维稳系统《关于“六种人”监控管理工作暂行办法》就曾在网上曝光，各地维稳部门都下达指令，要加强对重点人的 控制工作，严格落实分级管理责任制，明确具体工作措施和责任。他们要充分发挥内线侦察等秘密手段，同时运用公开管理手段，公秘结合， 适时掌控其活动情况，及时制止所谓非法串联、煽动、聚会活动。由此可见，当局用于对付所谓“不 安定分子”的政策体系已经形成。特别是对一些活跃的敏感分子，先把他们起诉定 罪、关起来，出狱以后，还怕他们继续产生影响，再用违法方法把他们控制、软禁，隔绝与外界联系。眼下，发生在山东临沂的这起极其恶劣 的践踏人权案件，已经成为了联合国人权机构关注的一个典型。
这次陈光诚事件，展示了中国意识形态与维稳系统联手，强制媒体围攻漫骂，制造恐怖，用恐吓威逼铸成“依法办事”的丑态，让美国人 和全世界真正见识了一种不断非法强暴自己国民的公权力本质。今天，官方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对于盲人陈光诚一家如此疯狂迫害，已经严重 触犯国际人权法与中国现行法律，大大冲击了民众可以容忍的心理底线！强暴陈光诚就是对全人类的集体犯罪。官方应当先提上自己的裤子， 再接受文明世界的道德审视：一个文明的政府，唯一正确的选择只能是知耻而改。
【观点争鸣】
毛泽东时代没这么腐败？
黄家杨当今社会腐败横行，让不少民众感怀改革开放前干部的廉洁作风和社会正气。“毛 泽东时代没这么多的腐败”，成了许多人的口头禅。
改革开放前，即所谓毛泽东时代，真的“没这么多的腐败”？恐怕这只是某些人对那段历史的某种一厢情愿的解读罢了。这种一厢情愿的解读，在史实面 前必然一溃千里。
【一】建国初期的干部贪污腐败情形
中共进城后不久，官员贪污腐败已相当严重。干部特殊阶层已具雏形，高级干部享受商品特供，还享受着秘书、警卫、司机、勤 务、保姆、厨师以及医疗和专车、住房等特殊待遇。
建国初期干部贪腐已相当严重，“天水专区税务系统……贪污干部占全体干部百分三十强”
贪污腐败不是改革开放后才有,在建国初期就已相当普遍了。建国伊 始，许多制度尚未完善，譬如实行的机关生产、单位小金库（又称“小家当”），供给制及工资制双轨并行等，就滋生了许多问题。各级干部大多都有涉嫌非法谋利、偷税 漏税、挪用公款、损公肥私等的问题。
中共进城后不久，领导层就注意到贪污腐败的严重性，东北局书记高岗最早提出要解决这问题。其治下的东北局，在1950年前后调查官员的贪污腐败，并形成报告。报告称：“据沈阳市人民法院贪污案件逐年统计，一九四九年下半年贪污犯占案犯总数百分之五点三，一 九五零年上升为百分之五点七，一九五一年第一季度又上升为百分之一三点二。”“整 个贸易工作系统的统计，去年一月到八月犯贪污错误的有七百人，而今年只第二季度贪污者即有五百余人。”（《东北局关于反对贪污蜕化官僚主义的报告》，1951年9月14日，见陕西省档案馆藏档，203－205）
在东北局的报告出台后，其他片区的报告也相继送往中央。毛泽东审阅了报告，便部署“三 反”运动整肃腐败。“三反”运动的部署刚一下达，各地报告陆续出炉。据中央财政部、中央贸易部、中央水利部、中央轻 工业部以及人民银行总行等部门的党组报称，贪污人数通常要占到机关总人数的30－40％左右。贪污者一般是新干部多于老干部，下级多于上级，但严重程度是上级严重于下级。 西北局报称：“天水专区税务系统初步检查，贪污干部占全体干部百分三十强。陕西二 十七个县公安局长中，有七个贪污。泾阳县有七个区长以上干部因贪污撤职。已发现有县级、专区级重要干部贪污的，如渭南分区副司令员马华廷 有很多贪污行为。”（《习仲勋关于西北地区反贪污斗争的报告》，1951年12月13日，《建设》第一三六期，1952年1月9日，第1－2页）
这种严重的干部腐败现象，被归罪为“资产阶级三年以来一直对中国共 产党‘猖狂进攻’”
“三反”运 动毫无疑问减少了官员的贪污腐败，但是这种运动式的整治方法弊端十分明显。在当时，中共把自身的腐化归罪于“资产阶级三年以来一直对中国共产党‘猖 狂进攻’”，把整肃腐败与打击资产阶级相提并论。毛泽东把“三反”运动看做一场阶级斗争，将 运动提高到“你死我活”的 高度。他批评部分地区不重视，认为报告贪污情况不甚严重，贪污人数少，款数不多，都是不真实的，“不 要被下面的不真实的报告欺骗了”。于是，揪出腐败变成了政治任务，迫使官员为了完 成任务而罔顾事实。因此，在“三反”过 程中，严刑逼供相当普遍，错案冤案更是难免了。
“三反”运 动并未从根子上解决问题，运动过去不到一年左右，中央就不能不提醒相关部门防止“三 反”后再普遍发生贪污事件以及要求大力进行“反 贪污教育”，此后也发动了多次反贪污运动。
进城的同时，高级干部也开始享受“特供”，干部特权阶层随即形成
中共进城之后，干部的特殊阶层也日渐形成。高级干部享受着紧缺和优质商品的特殊供应(特 供)，并且多数因工作关系还享受着秘书、警卫、司机、勤务、保姆、厨师以及医疗和 专车、住房等特殊待遇。这方面也照搬了苏联经验，严格按照等级来划分特殊待遇标准。比如几级可配厨师，几级可配勤务，几级可配警卫，几级 可配秘书，几级可配专车，包括不同级别干部享受何种档次和牌子的专车等都有具体规定。以住房为例，上海市1956年就按照行政级别将各级干部住房划分成了十几种待遇标准：
特甲级可享受200公尺以上的“大花园精致住宅”；特乙级可享受190—195公尺的“大花园精美 住宅”；1级可享受180—185 公尺的“大花园 精美住宅”；2级可享受170—175公尺的“独立新式住 宅精美公寓”；3级可享受160—165公尺的“上等住宅公 寓”；4级则只能分得“半独立式普通住宅中等公寓”；5级只能分得“120—135公尺 的新式里弄住宅”；6级只 能分得100—115公尺的“有 卫生设备的普通里弄住宅”；7级 只能分得80—95公尺的“无 卫生设备的石库门房屋”；8级 只能分得“老式立柱房屋”；9级以下只能分得“板房简屋”……
【二】六七十年代，官员腐败关乎民众生死
在计划经济年代里，生活必需品都由掌握权力的人分配，人们为了满足生活不得不动用各种各系“走后门”；在“三年困难”里，基层干部强征粮 食，掠夺民众财产，官员的贪腐已经关乎民众生死。
三年困难时期，许多干部强征粮食，并借机侵占民众财产
“三反”运 动结束后，我国于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下，市 场被消灭，没有类似“天上人间”的 服务性行业，也没有各种奢侈品可供消费，物品基本上按等级分配的。当时社会贫富差距相对较小，大部分官员们极难有机会贪污腐败，因为他们 根本没有东西可贪。可是，即便如此，官员贪腐虽然数额不大，却关乎民众生死。
1959年至1962年， 即“三年饥荒”期间，神州 大地饿殍遍地。除了被饿死外，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就是，当年基层干部强征粮食时，“借 机搜查和没收群众的东西”，间接把农民迫害致死。1958年12月中共中央监委办公 厅的一个报告中列举了少数干部的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情况：一是侵犯人权，残害人身，如骂人、打人、押人、捆人、跪石子、拔头发及施用各种 肉刑；二是搜查和没收群众的东西；三是滥用“集训”，即把有问题的人集中起来监督劳动，甚至严刑拷打；四是用“辩论”的方法斗争干部群众，甚至 侮辱拷打；五是不让吃饭；六是强迫群众拆屋沤肥；七是强迫群众掘坟挖尸，扩大耕地面积。（魏明铎：《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工作全书》，河北 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85页）
在全国各地，残酷的案例，多如牛毛。 譬如，“达县专区邻水县九龙 区，在半年多时间内，共有329名干部和204名 社员违法乱纪，遭到非法捆绑的群众达206名，其中13人被打死，12人被逼死，还有7人致残。950户人家被搜家、罚 款，罚款金额高达15000余元，最多的一人罚了400多元——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 字。”（《跃进悲歌》，韩福东，《经济观察报》，2012年04月09日第50版）
又如，“江苏省宝应县的5个 生产队调查，在95名大队干部中，有贪污行为的30人，吊打过社员的23人，被打 农民170人，共逼死23人。 （周彪：“宝应事件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湖南省花垣县的一个公社干部，用所谓的“火烧中游”的酷刑，用柴火熏烤农民，将人活活烧死。”（《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大事记》，贵州民族出版社，第132页）
基层干部多吃多占粮食，许多农民则被饿死
除了干部借机侵占百姓财产外，在大跃进期间，基层干部凭借特权在公共食堂分配口粮时，多吃多占。 学者刘愿分析大饥荒，指出：在饥荒年，干部和家属多吃多占、贪污腐化加剧了粮食分配不均，没有权势的普通农民被饿死：
“既然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的经济权利是无差异的，为何农村干部及其 家属、政治成分好的阶层更容易在饥荒中幸存？显然，政治权利的差异是不同群体死亡率差异的重要原因。公共食堂将口粮强制性集体化，农村干 部享有支配农民口粮的特权。在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干部及其家属的多吃多占、贪污腐化导致粮食分配不均，普通农民极可能因口粮严重不足而饿 死；政治成分差的地主富农在粮食分配序列中又处于劣势，往往因为微不足道的错误而被扣饭、体罚甚至殴打致死。”（《中国“大跃进”饥荒成因再辩——政治治权利的视 角》，刘愿，《经济学季刊》，2010年4月）
三年困难时期 ，“走后门”、“高级干部特供”之风相当盛行
饥荒之年，农民“勒紧裤带”求 生存，另一方面，国家高级干部却是另一番景象。为了应对饥荒，中央特别批示对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进行“特需供应”：
“原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拟定了一份报告，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 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 三个月后，中央批示通过此报告，决定对前述两类人群的‘特需供应’以‘特殊供应办法’予以照顾。即根据不同职位，每户每月可享受定量供应的肉、蛋、白糖和烟，正是资中筠在回 忆文章中提到的‘按级别分配的特权’。 当时戏称这些特权享有者为‘肉蛋干部’。”（《变味的机关饭》，郑文，南都周刊，2011年 第19期）
除此之外，当年“走后门”之 风十分盛行。由于当时实行计划经济，物品的供应主要掌握在部分人手中，人们为了满足基本的生活所需，不得不通过各种关系，从掌握物品供应 的人手中取得生活物品 在三年困难期间，物资供应更加紧张，“走后门”就更普遍了。学者钟健英发现“走 后门”已是普遍现象。“在151个企业单位6572个职工 中，‘走后门’的有4926人，占职工总数的72．87％。”“从地区看，农村‘走后门’的比重大于城市。如北京 市和武汉市25个单位统计的，‘走 后门’的平均占71．26％”；四川南充、陕西三原、湖 北广济三个县26个单位的统计，平均占83．29％”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的反商品“走后门"运 动》，钟健英，《中共党史研究》 2009年07期 ）
“走后门”在 当时确实是非法行为，但不可否认一点，它解决了当时普通百姓生活的燃眉之急。在饥荒之年，基层干部的“特殊照顾”，可以救活一个垂死之 人。
1961年，鉴于“干 部特供”和“走后门”的普遍性，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对负责干部的特需供应，禁止商品供应“走后门”的指示》，反对干部特殊 化，整顿“走后门”。自11月起，党外人士仍按原定额供应，但对党员干部实行减半供应。
“性腐败”泛滥，女知青在“上山下乡”运动中遭干部性侵犯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现象
时移世易，饥荒过后，我国的经济有所好转，但是很快又引来一个动荡时期，1966年， 文化大革命爆发。1968年，毛泽东号召“知 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女知青遭干部性 侵犯相当，成为当时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尘 劫・知青畅想曲》一书记载：“在 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第八期会议简报上我们可以看到：辽宁省1968年至1973年，共发生摧残知青和奸污女知青案件3400多 起，四川省3296起。”“据 国务院知青办简报第11期登载，……黑 龙江兵团发生奸污女知青事件365起；内蒙古兵团发生奸污女知青事件247起；云南兵团奸污女知青事件139起； 广州兵团奸污女知青事件193起。其中师级干部2人，团级干部38人……黑龙江兵团简报第十六期登载，黑龙江兵团某副参谋长调戏女知青七人，边学习中央文件边 调戏女知青。二十五团副团长在全国召开打击批斗奸污女知青罪犯大会的同时，还在办公室里强奸了一名女知青。”
结语
毛泽东时代的腐败与当今的区别只在于前者掠夺贫困之家，后者则是抢劫“小 康”之宅。那个年代腐败的普遍性，也说明了群众运动并不能够有效遏制腐败。讽刺的 是，那个时代的领导人一边口口声声惩治腐败，一边又享受着各种特殊待遇，不仅没有为腐败横行负责，还落得铁腕整治腐败的美名，实为历史的 一种讽刺。“明君思维”要 不得，没有独立、民主的监督机制，再好的“明君”，也无法根治贪腐横行，毛泽东时代反不尽的贪腐，就是一个例子。
来源: 腾讯历史频道 | 来源日期：2012-05-07【思想动态】
改变中国的时间到了——--宪 政学者王天成谈民主转型关键问题
王天成 小乔
小乔：你的专著《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这几天已经在香港出版发行，知道 这个消息非常高兴。这本书是你最近几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西北大学、纽约大学等机构专门研究民主转型的一个产物，是汉语界第一本在大量 案例基础上系统讨论中国民主转型路径与制度设计的书。一些章节去年曾在《中国人权双周刊》连载，国内不少人翻墙出来阅读，非常喜爱， 我相信他们也在期待这本书的完整版的出版。
最近几年，中国似乎进入了一个与过去明显有所不同的阶段。温家宝谈政革，吴 邦国“五不搞”，“茉莉花革命”，乌坎抗议，以及最近的薄熙来事件，“平反六四”的传言，等等，等等。眼花缭乱，猜测、流言满天飞。 当此“非常”时刻，想请你根据你的研究，谈一谈对中国民主转型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首先，可否请你谈谈民主转型会在什么情况下发生？
王天成：你知道，从70年 代中期，也就是比中国的“改革开放”略早一点开始，到90年代末，全世界有约70个国家民主化。这一浪潮被称为“第三波民主化”。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就是在“第三 波民主化”浪潮中崩溃的。基于对第三波民主化的研究，转型专家们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民主转型的发生以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为前提。
我在研究了一些转型案例后发现，分裂有两种形式。一是政治决策层分裂，分化 出主张停止强硬路线、进行政治开放的温和派。例如，上个世纪80年代末，匈牙 利共产党内分化出了波斯茨凯（Poszgay）为首的改革派，波斯茨凯1988取代了卡达尔担任了国务部长职务。1989年1月，雅鲁泽尔斯基在波兰共产党中央全会上提议与团结工会谈判，遭到多数人的反对，于 是，他与内政部长一起提出辞职，走出了会议室。只有到这一刻，其他人才认识到应该改变了。我们中国人对于政治决策层的分裂也不陌生，1989年，赵紫阳为首的温和派与邓小平为首的强硬派分裂了。
另一种分裂形式是军队与政治领导人分裂。军队不愿意执行镇压。这样的案例也 相当多，去年发生在突尼斯、埃及的革命就属于这种情况。2011年1月13日，突尼斯的独裁者本 •阿里下令镇压，遭到参谋总长拉奇德•埃马尔（Rachid Ammar）的 拒绝，结果本•阿里第二天就出逃了。埃及军队在进驻开罗后，不久就发表声明表示不会进行暴力镇压。2012年2月10日，军方又发表声明表示将采取措施满足示威民众的要求，发出了要穆巴拉克下台的消 息。在声明发表前，参谋总长深入到示威民众中去，说：“你们的要求今天晚上就会得到满足”。第二天，穆巴拉克离开了开罗。
突尼斯、埃及的军队这次表现出很高的职业化水准，为自己赢得了尊严和荣誉。1989年，中国的军人则玷污了自己的荣誉。在未来，他们应该挽回自己的荣誉。
小乔：你提到民主转型的前提是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分裂。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只 能等待他们分裂了呢？什么时候统治集团内部会发生分裂呢？
王天成：上面强调了统治精英内部的分裂对于民主转型发生的重要性，还没有来得及 说明公民社会的抗争的作用。精英人物的选择对于民主转型至关重要，但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我们要坐等统治精英发生分裂。统治集团内部的 分裂是对外部压力的反应。统治集团内部也许会经常出现分歧，会有不同的派系，但并不会轻易发生具有民主转型意义的分裂，它内部的“团 结”需要从外部去打破。简言之，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是民主转型发生的前提，外部的压力则是内部分裂的前提。
在统治集团没有面临足够强的外部压力之前，它会认为自己非常成功、自鸣得意，觉 得根本没有必要改革。当它陷入困境，被迫要在改还是不改、镇压还是不镇压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具有民主转型意义的分裂才有可能发生。
民主转型可以分为常序性和非常序性两大类型。每一大类还可以进一步分为若干 子类。常序性转型是政府正常全力秩序没有被打乱的情况下发生的转型。它既可能是长期掌权的老独裁者放弃强硬路线而启动的，例如波兰的 雅鲁泽尔斯基、台湾的蒋经国，也可能是新上任的人背离前任的路线而启动的，例如西班牙的卡洛斯国王、苏联的戈尔巴乔夫。
非常序性转型也可称为“突发性转型”。它是在民众抗议下——偶尔也包括军事 政变，例如1974年葡萄牙中下级军官的政变——导致最高统治者下台而发生的 转型。取代最高统治者的既可能是统治集团内部的人，也可能是反对派领袖，而以内部取代最常见。
我在《大转型》中对过去数十年发生在南欧、拉美、亚洲、东欧、非洲的具有代 表性的转型案例做过一个统计，其中非常序性转型的比例是57%，常序性转型的 比例是43%，比前者低14个 百分点。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完全统计。不过，我认为，它仍然是意味深长的。
需要注意的是，民众抗争在非常序性转型中的作用自不必说，在常序性转型中也 是重要的。例如，韩国的转型是常序性的，但却是民众抗议直接导致的。1987年6月，数百万民众走上街头要求民主，迫使军政府接受了反对党和公民社会组织提出修改宪 法和直选总统等要求。
长期以来，中国大陆知识界流传着一种说法，就是蒋经国在晚年主动推行了向台 湾的民主转型。实际上，这样的蒋经国在台湾是不存在的。1986年9月，民进党在台湾园山饭店成立，一些与会者甚至写下了遗嘱，等待警察的抓捕，但是， 出他们的意外，警察没有来，这是台湾民主转型的开端。也就说，蒋经国并没有主动开启民主转型，他只是没有镇压、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在 国民党内部讨论是否要镇压的时候，蒋经国表示：世界上并没有永远在台上执政的万年政党。
从过去的历史看，绝大部分民主转型都发生在统治集团正在失去控制或已经失去 控制的情况下。一般而言，只有当社会控制的成本变得难以承受、对于保持控制失去信心的时候，统治精英内部才有可能发生分裂。在前苏 联，戈尔巴乔夫是在明显没有强大的社会反叛压力下选择政治开放的。但这种情况非常罕见。而且，还要看到，当时苏联的经济已经陷入困 境。
小乔：从目前的情况看，你认为统治集团发生分裂的可能性有多大？换言之，中国民 主转型的时机是否来临？特别是，你对温家宝最近多次谈论政改如何看？统治集团目前是否已经发生了分裂？
王天成：我认为，中国民主转型的时机正在来临。尽管历史常常有曲折反复，但人们 对于尊严、自由的渴望是不可阻挡的。
过去30余年，中国 只进行了不彻底的经济改革，并没有进行政治改革，公权力的不受监督、制约导致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关于这些问题，大家都能看到，这里不 想一一列举。
想特别提到的是，在种种严重问题的背景之下，近些年来，中国公民社会获得了 显著的成长。互联网的出现为公民社会提供了神奇的工具，它已经从交流的平台发展到了兼具动员功能的平台。为了突破政府对于游行示威的 封杀，人们逐渐发展出了“散步”、“围观”这样富有弹性的社会运动方式。较大的“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从中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现 象，那就是社会又重新骚动起来。
这里还要谈谈经济危机与民主转型的关系。美国政治学家斯蒂芬•哈格德（Stephen Haggard）和罗伯特•考夫曼(Robert R. Kaufman)曾研究过27个国家的民主转型，发现其中有18个 国家在转型前发生过经济危机、21个国家出现严重通货膨胀。
在过去数十年中，每次经济危机都一批独裁国家倒下。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阿拉伯国家的石油禁运，导致世界性经济衰退。第三波民主化正是在这样的 背景下从南欧的葡萄牙、西班牙、希腊开始的。苏联、波兰等共产国家在80年代 末也陷入了经济困境或危机。突尼斯、埃及的革命也是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发生的，2008年 开始于美国的经济危机迅速波及全世界。
当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威权政体的首先反应是进行经济政策的调整或改革，而 不是政治改革。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是在1985年经济整顿失败后，才提出以公开 性为先导的政治改革的。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是在其1987年的经济改革计划得 不到人们支持后，才提议与团结工会谈判的。邓小平在70年代末推动的经济改革 迅速取得了成效，这加强了他对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信念。抑制经济危机努力的失败会削弱政治精英中一些人对威权统治能力的信 心。尤其重要的是，经济危机给人们的工作机会和生活水准带来严重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更容易爆发大规模的民众抗议。
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通货膨胀也出现了。尽管最近通胀有所缓和， 但经济增长速度是否短期内能回升、保持过去相当一段时间的高增长，依然成为严重疑问。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威权政府已经风光不再。它 能挺过已经在发生的经济危机或者说困境吗？这不仅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办法扭转困境，更取决于公民社会的态度和努力。
温家宝总理最近一段时间频繁发表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这或许可以认为他 对重新骚动起来的中国社会和目前在中国出现的经济困境的一个反应。他的讲话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有人说他是在演戏，有人说是真诚的，并 据此推断高层已出现了裂痕。在此，我并不打算做这种那种推测，尽管我也非常关注。在我看来，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假定温家宝是温和 派、高层已经出现20余年不见的重大分歧，他的力量也太弱小。
从其他国家民主转型的经验看，如果温和派领袖不是最高领导人，除非通过“宫 廷政变”、特别是在大规模的抗议中取代最高领导人，政治变革通常不会发生。匈牙利的民主转型，是1988年5月盖达尔被党内改 革派赶下台才开始的。1989年11月， 保加利亚索非亚爆发游行，担任了35年总书记的日夫科夫在党内政变中被莫兰德 诺夫（Mlandenov）取代，转型开始了。这种非常序性的转型模式，我称 之为“内部取代”，它在我所区分的5种转型模式中占据着最高比例。去年发生在 突尼斯、埃及的事件，也属于内部取代。
中国统治集团内部一直存在不同利益派系，有时也会出现意见差异，但是，我的 判断是，具有民主转型意义的分裂目前还没有发生。不过，显然，中南海正在面临空前的压力，控制成本在迅速攀升，“维稳”预算已经超过 了国防预算，他们能够撑多久已经成为一个问题。说到这里，需要重复一下，我们不能坐等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民主转型是否会在中国发 生，关键在于公民社会的态度和努力。
去年由北非的抗议所激发的茉莉花行动，虽然在中国是一场“影子”革命，但仍 然可以认为是一个重要开端，标志着人们不再停留在呼吁统治集团改革的层面，而是开始采取集体行动结束专制。只靠不停的批评、呼吁，是 不能终结一个独裁政权的。经验表明，一个臭名昭著的独裁政权也会长期存在下去，如果没有人采取实际行动。
刚才我提到，民主转型分为常序型和非常序性两大类型。我认为，对于中国未 来，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也就是说，转型既可能是统治精英在压力下相对“主动”地启动，也可能是在大规模抗议导致最高统治者下台的情 况下发生。从当今中国的情况看，历史留给独裁者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小乔：如果民主转型在中国发生，它会按什么方式展开呢？应该遵循什么步骤、顺序 呢？
王天成：我先介绍一下民主转型的政治过程。民主转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两个维 度，也就是自由化和民主化。自由化是民主转型的第一个阶段，是全国大选之前所进行的政治开放。它是对言论、集会、结社等基本政治自由 的兑现，要求开放党禁报禁、允许游行集会、释放政治犯、准许流亡者归国，核心在于容忍政治反对派。
民主化是指自由、直接选举全国政府，也就是议会和政府领导人。如果实行议会 制，亦即行政首脑由获得议会多数席位的政党或政党联盟领袖出任，人民只直接选举议会议员。在实行总统制的国家，人民不仅直接选举议 会，还直接选举行政首脑——总统。
地方政府的选举如果先于全国政府，则属于自由化而不是民主化。民主化指的只 是自由、直选全国政府。地方政府的选举并不一定要先于全国政府。在不少民主转型中，全国政府的选举先于地方政府选举。
所有的民主转型在民主化前都要经历一个或长或短的自由化阶段。因为，自由、 公正必须以开放言禁党禁、集会自由为前提。而且，在全国选举之前，需要有一段合理的时间让人们组织发展不同的政党参与政治竞争。
转型专家们认为，在民主转型完成之后，民主派也不能松懈下来，还需要继续努 力，使民主能够稳固、持久。这个过程，被称为“民主巩固”。判断民主是否巩固的标准，并不像判断民主转型是否完成那样清晰。不过，实 现政党轮替是一个清晰的标准，虽然不是惟一标准。
例如，台湾的转型是在1996年 第一次总统直接选举完成的，到2000年反对党候选人陈水扁当选总统、接掌行 政权，则标志着民主巩固了。
小乔：你在这里谈到的是民主转型的宏观过程。我们还需要更具体的操作方案。你在 《大转型》中花了不少篇幅讨论具体的操作方案，尤其是选举顺序，可否介绍一下？
王天成：选举顺序是我在《大转型》中讨论的重点问题之一。你知道，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盛行渐进改革主义。渐进主义者们认为，改革应该按照从小到 大、先外围后中心、先局部后整体的顺序进行，如果步子迈得“太大”、“太快”，可能会引发剧烈的的动荡。根据这种思路，渐进主义者们 几乎普遍主张，选举应该自下至上逐级开放，从乡镇开始、然后是县市、其次是省区，最后举行全国大选。这种主张完全是想当然的，包含着 非常严重的危险。
在民主转型中，不同的选举顺序会有不同的政治后果，尤其是在具有分裂之虑的 国家，错误的选举顺序可能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如果自由选举首先发生在地方，特别是省级区域，将出现省级政权是人民选举产 生的、中央政权却不是的局面。省级政权因此比全国政权具有更高的正当性（legitimacy）， 也就是比全国政权更受认同和支持。这种局面将损害人们对国家的认同，更有利于地方主义和分裂主义。民族矛盾、冲突可能会主导政治议 程，会变得更加难以疏导、化解，从而导致国家的分裂和转型过程的复杂化。
而如果首先进行中央政府选举，则意味着全国政权的正当性将先于区域政权确 立，将有助于加强全国政权、重建人们对于国家的认同，有助于产生新的全国性政党。中央政权将会更可能拥有足够的正当性和权威来推行重 大的变革，包括谈判、对话解决民族问题，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既满足较大的少数民族的自治要求、又维持国家的统一，从而成功地完成整个 国家的民主转型。
小乔：这个观点非常有趣。可否举几个实例？
王天成：我想特别提到前苏联的教训。中国国内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就是认为苏 联的崩溃是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太激进、太快。这是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策略、步骤、过程缺乏认真研究，为了附和想当然的渐进改革主义 而提出的想当然的看法。苏联的崩溃不是因为改革太快，相反，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戈尔巴乔夫没有将全国政权的民主化及时提上议程。对 此，美国政治学家、著名转型转研究专家林茨（Linz）和斯泰潘(Stepan)作过深入研究，他们发现，戈尔巴乔夫所遵循的实际上是一种最有利于苏 联解体的变革、选举顺序。
苏联第一次具有竞争性的选举是全国性的。1989年3月，苏联举行了首 次联盟人民代表直选，但那是一次没有开放党禁情况下的选举，竞争性非常有限，实际上只有少数席位是开放选举的，而且，特别重要的是， 作为实际上的立法机构的最高苏维埃并不是直接选举产生的。更自由、更具竞争性的选举发生在1989年 底至1990年初的加盟共和邦层面，不少加盟共和邦取消了那些使联盟人民代表 选举声誉蒙受损失的限制。在摩尔多瓦、格鲁吉亚、埃萨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等联盟共和邦，主张独立的组织赢得了议会选举。选举产生 的加盟共和邦新议会一就职便开始挑战联盟政权的权威。1990年3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决定设立总统职位，戈尔巴乔夫本来是应该推动总统直选 的，但是他却让自己在没有竞争者的情况下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为总统。加盟共和邦再次走在了联盟前面：1991年6月后，叶利钦以绝 对优势被直接选举为俄罗斯总统，构成了对非民选的戈尔巴乔夫联盟政权最强有力的挑战。面对经过激烈竞争选产生的加盟共和邦政权面前， 苏联全国政权被迅速边缘化。1991年8月19日，一小部分强硬分子发动一场短命的政变，试图恢复控制，给了已经摇摇欲坠的苏联 政权最后致命的一击。几个月后，苏联不复存在了。
南斯拉夫、清朝的崩溃也跟变革、选举顺序有直接关系。与苏联、南斯拉夫的命 运不同，同样存在严重民族问题的西班牙却成功地实现了转型。领导转型的苏亚雷斯将全国政府的民主化置于优先地位，凭借全国大选所获得 的支持和权威，经过坦诚、广泛的沟通谈判，引进局部联邦制（federacy） 化解了巴斯克、加泰罗尼亚两个地区的分离主义。假如苏亚雷斯错误地将区域性选举置于全国选举之前，西班牙的转型很可能会复杂化。
小乔：那么，你认为中国未来应该遵循什么样的选举顺呢？
王天成：根据对其他国家转型和我国自身历史、现状的研究，就选举顺序安排而言， 我提出了两种可供选择的、速度有所不同的操作方案。其一，像西班牙一样，首先进行全国政府的自由选举，实现全国政府的民主化，然后开 放省及省以下各级政府的选举（简称“第一方案”）；其二，先开放乡镇或乡镇、县市选举，然后跳过省级，进行全国政府选举，再回过头来 开放省级选举（简称“第二方案”）。两个方案的原则是一样的，就是全国政府的选举不能滞后于省级政府。
对于盛行于中国知识界的渐进主义而言，第一方案即首先举行全国大选，是不可 思议的。实际上，从其他一些国家的经验看，这是既快速又前景明朗的最佳方案。它减少了转型过程出现变数的可能，可以更快地稳定局势。 全国政府可以运用其所获得的正当性和权威，更好地进一步推行重大变革，而且在一种民主的框架下，其他变革也有可能变得更合理、公正。 我之所以还提出第二方案，一个原因在于过去20年来盛行于中国知识界、思想界 的渐进主义，使许多人的心态都变得非常保守，对于优先举行全国选举非常惶恐。
前面提到，民主转型分为常序和突发性两大类。第一方案适用于这两种类型的转 型，而第二方案则只适用于常序性转型，在突发性转型中是不适用的。因为，在突发性转型中，整个社会已经动员起来，需要通过迅速民主化 稳定人心、局势。
对于中国的民主转型而言，最大的挑战是民族问题。当专制控制的纽带松弛、政 治开放展开之时，也是民族主义最有可能高涨、最危险的时候。通过全国大选确立中央政权的正当性、重建国家认同、形成新的全国性政党， 将有助于消解民族主义的非理性情绪、共同努力建立兼顾国家统一和地区自治的制度架构。
我在这里强调了国家统一，有些人也许不理解，可能会误以为我对少数民族不友 好，是大汉族主义者。有些人并没有认识到，当国家陷入分裂的时候，民主转型将会复杂化，并很可能会夭折。南斯拉夫解体后所发生的战争 和种族屠杀，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假如中国解体，西部地区巴尔干化并非不可能。但是，假如转型的战略、步骤得当，是可以通过对话、谈判 引进分权自治的制度安排而避免民族矛盾的激化的。
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应该享有真正的自治，这是许多人的共识。但是， 是否能通过制度的重构、是否能以自治安排来避免民族矛盾的激化，则与转型战略、选举顺序有重要关系。正如苏联南斯拉夫的教训所显示 的，假如不先通过全国大选来确立中央政权的正当性和重建对国家的认同，而是让区域自由选举领先于全国选举，中央政权将很有可能丧失主 动权。所面临将很可能不是应该有多少自治而是分离的问题。
这里还想特别谈谈优先进行全国选举的一个好处，就是会围绕竞选先形成全国性 政党而不是地方性政党。全国性政党是促进统一的粘合剂。在接下来的区域性选举中，就会有全国性政党的参与，这将对区域性政权的选举过 程和结果产生重要的影响。
所以，正确的顺序是先实现全国政权的民主化，然后举行区域选举。接下来，国 会、行政部门与新选举产生的区域议会就自治安排协商、谈判，并根据协议由国会正式颁布相关自治法律。
达赖喇嘛已反复申明自己的中间道路立场，也就是寻求西藏真正的自治而不是独 立。热比娅的立场似乎没有达赖喇嘛那样明朗，但也多次表示争取的是民族自治，通过和平谈判解决新疆问题。应该说，这些都是非常积极的 信号。中央政府应该不失时机地与达赖喇嘛、热比娅等少数民族领袖对话，就民主转型的步骤及建立真正的自治真诚沟通。
小乔：你刚才谈了为什么全国自由直选先于省级自由直选。民主政府实行分权制约 的，它有议会、总统、法院几个部分。那么，是先直接选举总统还是议会呢？
王天成：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到底应该是先直接选举议会还是总统，首先要明 确中国未来是实行总统制还议会制。我认为中国未来应该采用议会制而不是总统制，因为议会制更有助于民主的巩固和持久。为此，应该先直 选议会，然后由议会选举总统。
我先解释一下什么是议会制和总统制。在总统制政府中，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 行政首脑。人们要进行两次直接选举才能产生一个民主政府，既要直接选举议会也要直接选举总统。总统与议会各有固定的任期。总统不对议 会负责，与议会相互独立。美国是当今世界最著名的总统制国家。议会制又称为“内阁制”，人们直接选举议会，然后由议会决定行政首脑， 也就是总理。议会与内阁相互依赖。内阁对议会负责，议会有权对内阁投不信任票，如果通过不信任投票，内阁必须辞职。总理也可以解散议 会，提前举行大选。在议会制政府中，国家元首不执掌行政权，是虚位的。国家元首可以是世袭的君主，例如英国的国王、日本的天皇，也可 以是总统，例如德国的总统。总统由议会选举。
为什么议会制相对于总统制更有助于民主的巩固和持久呢？这是因为总统制有一 种内在的僵硬性。在总统制政府中，总统所在的政党可能经常不是议会中的多数党。这意味着总统与议会之间可能会经常发生分歧、冲突。而 当分歧、冲突发生的时候，也没有相应的宪法渠道可以化解，因为总统与议会彼此独立、互不依赖。如果总统与议会之间不能妥协、合作，发 生的将不止是政府危机，也是政体危机。总统可能会谋求扩大自己的权力、甩开议会进行统治。总统与议会不能合作也会损害民主制度的声 誉，为军事政变制造条件。拉美国家普遍实行总统制，所以在那里过去经常发生军事政变。今天，拉美国家民主的前景仍然因为总统制而经常 蒙上阴影。
与总统制不同，在议会制下，行政首脑是由议会多数党领袖或占多数席位的政党 联盟领袖出任，内阁、议会之间出现不一致的机率要小得多。而且，当议会、内阁之间出现分歧和冲突的时候，议会可以通过不信任票 倒阁，内阁也可以解散议会重新举行大选。因为有宪法渠道化解冲突，发生的通常不是政体危机而是政府危机。
关于总统制和议会制同民主崩溃、民主持久性的关系，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进行过大量的探讨。虽然像社会科学的所有问题一样，学者们会 各执一辞，但主流的看法是，议会制更有助于民主的稳定、持久。这并不意味着议会制民主政体不会崩溃，但相对于总统制，崩溃的可能性要 小一些。
在考虑未来中国的政府制度选择时，许多人首先想到可能是应该实行总统制。因 为，他们的直观反应是，中国是个大国，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行政首脑；在议会制国家，比如日本，总理经常换，政府不稳定。实际上，以为 实行了总统制行政部门就会强有力，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总统所在的政党可能经常不是议会的多数党，因而可能会得不到议会的支 持。在这种情况下，总统并不比议会制下的总理强有力，情况恰恰相反。台湾的陈水扁在任8年， 但政绩不佳，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国民党控制的立法院几乎封杀了他的所有提案。
至于在议会制下，可能会发生议会频繁倒阁、政府经常更换的情况，这的确也是 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是可以通过设定一些限制而改变的。我认为，我们应该借鉴德国的经验。德国实行的也是议会制。它为了提高政府 的稳定性，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规定。一是“建设性不信任投票”，要求议会在进行不信任投票时，必须能选出一位新总理，否则，不信任投票 不能成立。这对限制议会中的反对党不计后果地发起不信任投票有重要作用。二是，提高政党进入议会的门槛，规定一个政党必须在大选中至 少获得5%的投票才能获得议会席位。这样便减少了进入议会的政党的数量，避免 了议会中小党林立的情况，提升了出现议会多数党的机率。二战后，德国的政府相当稳定，与这两项革新有直接关系。
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中国的民主转型开始的时候，假如先自由、直接选举了 总统，那么，总统制将会成为定局，未来将很难改行议会制。从其他国家的经验看，有从议会制改为总统制的案例，但却几乎没有总统制改成 议会制的先例。在职总统会利用自己的权势、资源阻扰这种变革。
当转型发生的时候，强势的、认为自己可以成为首任总统的人，可能会竭力主张 总统制并谋求让自己先当选为总统。当选总统后可能会以改革需要的名义，谋求修改宪法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权力、摆脱议会的束缚。俄罗斯已 经倒退回威权主义，其民主制度的被侵蚀、破坏，要追溯到叶利钦在1993年炮 轰议会大厦、通过全民公决扩大总统权力、建立超级总统制。
小乔：有不少人认为，在启动中国民主转型的时候，需要召开制宪会议制定一部新宪 法，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王天成：红色中国的所谓“宪法”，是从苏联抄袭过来的，目的在于建立和维持共产 党一党专制的政权体系。它关于政府制度的规定并不符合现代民主宪政的基本原理。它虽然有一些宣示人民主权和基本人权的条框，但是，大 家知道，那些不过是做做样子的点缀而已。从总体上看，现行宪法是乖谬的，必须推倒重来。
不过，我并不认为我们需要先选举、召集一个制宪会议制宪，然后才可以进行全 国政府的自由直选。我主张先根据议会制的原则修改宪法，由人民直接选举议会，然后由民选的议会、政府承担重新制宪的工作。
在转型开始后，如果先选举制宪会议制宪，则意味着民主化被延迟、民主转型的 过程被拉长。选举制宪会议的目的在于制定一部新宪法，而不是产生一个民主政府，这意味着将面临民选的制宪会议与非民选的过渡政府并存 的局面。非民选的过渡政府并不对制宪会议负责，当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没有宪法渠道可以化解。
但是，如果先选举议会，并由议会产生政府总理，以及制定新宪法，情况就不一 样了。它意味着政权被民主化了，而且行政部门在法律上是对议会负责的。
不过，在中国，当我们谈到“选举议会”的时候，并不是指简单地将人民代表大 会改为直接选举。现行“宪法”没有规定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方法，将人民代表大会改为直接选举并不需要修改宪法。问题在于：1、为了标榜“民主”，那个叫做“宪法”的文件规定了人民代表大会的绝对权力，它可以 监督政府、法院，罢免国家主席、总理、法院院长，却不受其他任何机构的制约，例如，总理并没有提请国家主席解散人大的权力。尽管到现 在为止这些都不过是纸上画饼，但是，在将来，如果人民代表大会真的享有这样的地位，将会出现议会的专权；2、具体从事立法工作的实际上并不是人民代表大会，而是它“选举”的、100多人组成的人大常委会。如果只是直接选举人民代表大会，则仍然意味着立法机构并 不是民选的；3、现在的人民代表大会人数近3000之多，实际上并不是一个适合于辩论、审议的机构，而是一个适合少数寡头操纵的 大型集会。
所以，我的主张是，在转型开始的时候，制定一部“民主建构法”或“国家改造 法”对宪法作出修改，将人大常委会改为参议院、人大改为众议院，代表的数量降到一个合理的数字，既赋予议会倒阁的权力也给与政府解散 议会的权力，确立现代议会制的框架，然后举行议会大选。“民主建构法”还可以对民主转型的其他一些问题作出规定，并交全民公决以凝聚 共识和人心。
无论未来中国的转型是常序性的还是突发性的，这一方案都是可以适用。当民主 转型是突发性的，尤其是在大规模民众抗议导致现政权垮台、由反对派而不是统治精英内部力量取代最高领导人的情况下，接掌政权的人可能 更倾向于召开立宪会议制宪，然后进行全国大选，但是，正如前面所说，这并不是最佳选择，它会导致全国大选的延迟、拉长转型的过程。而 在社会已经动员起来、人心浮动的形势下，快速举行全国大选将有利于稳定局势。
小乔：你能否预测一下中国民主转型要经历多长时间？你在《大转型》中专门讨论过 民主转型的速度，是否可以介绍一下？
王天成：我先介绍一下自己关于民主转型速度的比较研究。我对从70年代中期左右到90年代末 发生在南欧、拉美、亚洲、东欧、非洲的重要民主转型做过一个统计，发现可以将民主转型分为快速、中速、慢速三种类型。
我根据从自由化也就是开放言禁党禁等到第一次全国大选的时间跨度（简称L-D跨度），来衡量民主转型速度的快慢。其中，L-D跨度在2年10个月以下的归为快速转型，2年10个月以上至5年10个月为中速转型，5年10个月以上为慢速转型。我国台湾的转型属于慢速之列。1986年9月民进党成立、国 民党默认其存在，是台湾民主转型的开端，其第一次大选是1992年12月的立法院选举，L-D跨 度为6年3个月。
只有少量国家属于慢速、中速转型。统计发现，慢速、中速、快速转型所占的比 例分别为14%、14%和72%。这样的数据分布表明，慢速、中速转型为特例，快速转型为常规。绝大多数民主转 型的L-D跨度在10个 月左右，快速转型的平均L-D跨度为11个 月。L-D跨度最短的国家是希腊、蒙古，它们从转型开始到第一次全国大选只经 历了4个月。
转型速度的快慢与转型的启动模式有直接关系。如果转型是由颇为成功、自信的 威权政体在相对较小的社会压力下启动的，从转型开始到第一次全国大选即民主化的间隔可能会长一些，而如果转型是由群众运动、反对派所 强加的或发生在对外战争失败、军事政变的情况下，自由化向民主化过渡的时间可能就会短些。
民众抗议对于快速转型的启动起了更大的作用，但是，抗议的高潮通常在转型开 始后很快就过去了。在慢速转型中，民众抗议对于其启动所发挥的作用要小一些，然而，由于民主化的前景不确定，转型过程中却有可能发生 大规模的抗议。例如，1986年，巴西数百万人走上街头要求总统直选。
1989年以后，中 国知识界占主导地位的是以自由主义名义登场的保守主义，知识精英几乎普遍主张渐进改革主义。他们认为只要小幅度、慢速地推进，才能平 稳地实现转型。这实际上是一个想当然的设想。我的发现是，转型开始后，转型过程L-D越 长越有可能发生更多的抗议、冲突。有限的开放会激起更高的期望，如果不加快改革的速度，将会导致不稳定甚至暴力冲突。在有民族分裂问 题的国家，如果转型徘徊在自由化阶段而不及时、果断地实行民主化，尤其危险。
当然，也不是速度越快越好。应该留出一定时间给反对派发展自己的政党、为参 与竞选做准备。不过，从其他国家的经验看，反对派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就可以完成必要的准备。总体上看，转型的过程越慢、越长，变数就 越多，快速转型则有助于遏制纷乱、减少变数。
顺便说一句，谈判在第三波民主化中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几乎所有的转型， 政府与反对派之间都有程度不同的谈判。例如，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等，都进行过圆桌谈判。真诚的沟通、谈判，可以减 少转型过程的不确定性。
小乔：你在《大转型》中对中国思想界的状况非常不满，对流行的渐进改革主义以及 其与有密切关系的、90年代以来在中国传播的保守的自由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 评。这里我并不打算与你讨论比较抽象的理论问题。但是，可否请你谈谈，中国的民主转型面临哪些主要思想障碍？
王天成：我也不打算与你讨论抽象的理论问题。对你所提的问题，我只想谈谈其中特 别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要在中国走向民主，必须克服对于民主转型的想象的恐惧。
在当代中国，一方面，人们渴望民主、自由，另一方面，许多人又害怕民主政 治、民主转型。一提到民主转型、民主政治，许多人立即想到的是可能会引发难以收拾的动荡、纷乱。他们担心一旦一党专制的纽带松弛，人 们就会不受约束、社会就会解体；担心人们长期积压的不满、愤恨会爆发出来，而发生无法无天的抗议、骚乱；担心全国直选、多党竞争会导 致社会的分裂、恶性冲突，等等。
由于这些深藏在内心深处的担忧和负面看法，许多人裹足不前。它构成了许多人 忍受、屈从甚至支持一党专制的重要心理基础。当代中国盛行的、只主张小改小革、不要求开放党禁和全国直选的伪渐进主义，也是这种心态 的体现。
对于民主转型、民主政治的这种惶恐，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人们对于自己不熟悉的 事物总是倾向于持某种怀疑态度。长期以来，国人习惯了专制制度下依靠高压控制维持秩序的经验，而对于民主制度下如何维持秩序却没有体 验，所以，一想到放松控制便失去了确定感。
官方的宣传对于灌输、强化这种惶恐也起了重要作用。邓小平说：“稳定压倒一 切”，“中国人多，如果今天这个示威，明天那个示威，365天，天天会有示威 游行，那么就根本谈不上搞经济建设了”，“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 面”。
有些人，特别是自由知识分子，也许对于官方的宣传并不认同。然而，非常明 显，许多人都受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只要一谈到民主转型，首先冒出的一个反应，就是“会不会乱？”你读一读那些渐进主义者的文 章，就能看到他们对于民主转型是多么没有信心、都有一种莫名的惶恐。
实际上，充斥在许多人头脑中的惶恐主要是一种想象的恐惧。在表达这种恐惧 时，几乎没有人说清楚过危险究竟来自于什么地方。如果放眼看一看过去数十年发生的许多国家的民主转型，你就会发现转型并不那样可怕。
我并不是说民主转型不会有任何风险。但是，我认为对于中国，转型过程中最大 的挑战是民族问题。如果能够通过恰当的战略和广泛、坦诚的沟通谈判成功处理这一问题，其他问题都相对更好应对。
世界各国的民主转型大都是在社会矛盾尖锐的情况下发生的。在“风调雨顺”的 好时光，不太可能发生大规模的民众抗议，统治精英也觉得不需要改。民主转型是作为摆脱危机的出路而被选择的。
那些宣扬民主转型会乱的人，有一个错误的前提，就是假设中国现在是稳定的。 他们在思想上还有一个混乱，就是在潜意识里还是认为专制更有助于维护稳定。在他们看来，社会矛盾尖锐的时候更需要压制性的政权，如果 放开，矛盾就会爆发。这是一种想象的恐惧。
有些人害怕游行示威。的确，游行示威对于专制政府是可怕的，因为任何游行示 威的发生，如果不迅速压制下去，都有可能发展成颠覆性的、反对整个制度的。但是，在民主政府下，情况却很不相同，游行示威将针对具体 的问题、政策，而不是反对整个制度的、颠覆性的。
在民主转型开始后，有利于稳定的新的因素会出现。例如，人民与政府之间的紧 张关系会缓和，只要政府真诚改革，它将获得广泛支持。如果转型是在大规模民众抗议导致最高统治者下台的情况下发生的，当转型开始后， 抗议的高潮通常就过去了。重要的是政府应该有明确、合理的民主化时间表。
顺便说一句，独裁者们总是将民众抗议称为“政治动荡”，但是那些争取自由的 人们理解却不同，他们会称之为“人民革命”。如果革命成功了，后世将年年岁岁纪念、庆祝那些成为国家转折点的日子。
应该对中国人民有信心。尽管现在社会矛盾尖锐，有许多问题需要未来的民主政 府去应对，但像许多国家的民众一样，中国的民众也是有理智的，会懂得并非所有问题都会随着民主政府的建立而一夜之间消失，民主只是为 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提供了必要的政治前提而已。民众也会忍耐暂时的困难，将希望寄托于未来。
在这里，我着重说明了许多人对于民主转型、民主政治的恐惧，主要是想象的恐 惧。还要补充的一点是，民主转型是改变一个国家的大变局，我们不能指望它会悄无声息地发生，也需要有相应的心理准备承担一定的震荡。 其他国家的人民能够承受的，我们也没有什么不可承受。如果没有承受任何震荡的勇气，我们就不可能、也不配得到自由。
小乔：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转型正义。如何处理独裁政权过去侵犯人权 的行为？是否会审判独裁者？这些年来，不断有人呼吁、谈论和解，对此，你如何看？
王天成：和解在将来是必要的，但和解是有条件的。有的人只是简单地呼吁和解，主 张不追究侵犯人权的行为，对此我并不能赞同。他们的本意是不要让统治集团有后顾之忧，寄希望于统治集团能因此而启动民主转型。但是， 他们是在释放错误、片面的信息。如果独裁者们不必担心会为自己的暴行负责，他们便会继续无所顾忌地实施暴行，而无限期地拒绝民主转 型。
根据我对其他国家民主转型的了解，是否审判独裁裁者，是否追究过去侵犯人权 的行为，在多大范围、以什么方式追究，主要取决于转型的模式。人权侵犯行为的严重性、转型后政治力量格局等因素对于转型正义也有影 响，但特别重要的因素是转型模式。
大致而言，如果转型是政府在相对主动的情况下选择并主导的，或者是政府与反 对派之间达成协议而进行的，统治精英还有足够能力设定转型条件，独裁者及其某些帮凶受到审判的可能性将很少。而如果转型是突发性的， 独裁者被大规模民众抗议赶下了台后转型才得以启动，审判通常是很难避免的。
台湾的转型是政府在相对主动的情况下选择并主导的，所以，我们没有听说任何 人为过去侵犯人权的行为负责。姑且不论台湾的转型模式是否有助于人们原谅国民党过去的行为，仅从国民党没有受到多少冲击、依然在政治 上强大有力，即使要求实施转型正义，相关提案也不可能通过。
南非的转型采用了举世闻名的“真相与和解”方式解决转型正义，那是一种在彻 底忘记过去与实施审判之间的中间选择，也是其转型模式所决定的。德克勒克政府释放了曼德拉，并与其领导的非洲人国大党之间谈判达成了 转型协议，包括通过“真相与和解”方式了结过去。
匈牙利的转型虽然是在遍布全国的抗议中改革派逼退保守的盖达尔后启动的，属 于非常序性转型，但是，政府依然比较强大，与反对派之间有圆桌会议协议，所以，也很难启动对过去暴行的起诉、审判。
捷克斯洛伐克的转型是连续10天 的大规模抗议导致政府瘫痪、胡萨克下台后启动的，所以，此后不久就通过了“清洁法”。阿根廷的加利铁里兵败马岛，在民众的抗议中迅速 倒台，留下一个虚弱的看守政府，转型过程中军方要求赦免过去践踏人权的罪行，但是，被反对派拒绝了。
突尼斯的本•阿里狼狈出逃异国他乡，但是他腐败的家族已经有人30多个人被捕。他本人是否最终会被遣送回国接受审判，我们将拭目以待。埃及的穆巴拉 克已经被送上了审判台，最终会受到什么惩罚，也有待观察。
中国的独裁者未来是否会被送上审判台呢？根据上述分析，何去何从，将主要取 决于他们自己的选择。我的主张是，只审判一小部分领导、实施严重反人权犯罪的人，多数其他有污点的人应该赦免，只要他们讲出真相，人 们应该重新接纳他们。至于是否审判独裁者，主要应该视转型模式而定。假如统治集团在仍然对自己比较有利的情况下相对主动地选择与反对 派达成协议转型、仍然有足够的能力对转型过程施加条件，可以也应当采取一种谅解的姿态
台湾著名民主人士洪哲胜先生最近在纽约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演讲中多次提 到，共产党今天的情况实际上比当年国民党更好，他们控制着大量财富、占据着种种人脉资源、拥有许多人人才。洪先生不太明白，为什么共 产党不愿意在明显对自己还有利的情况下进行政治改革。
然而，问题在于，共产党是一个习惯了极权控制的集团，没有丝毫政治开放的经 验。不仅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与国民党很不相同，它现在的领导人也没有蒋经国那样的生活阅历（蒋经国经历过民国时期虽然谈不上民主但却有 相当程度自由的生活）。这些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心胸和气度。他们本人及家族的腐化，也使自己更加贪恋现制度的“优越性”、不敢放弃对 现制度的坚守。所以，他们的信条是，将一切“不稳定因素”都扼杀在萌芽状态中。
前面我们谈到，民主转型的前提是统治集团内部分裂。铲除政治“异端”、维持 集中统一，也是共产党的传统。实际上，如果共产党内及时分化出温和派，并且取得主导地位，是共产党之福，而不是其祸。否则，等待它的 很可能是在大规模抗议面前分崩离析。
独裁者们总是相信镇压的力量，他们从镇压中获得过好处，因此也更加容易到了 最后阶段仍然执迷不悟。
在任何专制国家，反对派都是少数。但是，反对派的力量并不能以他们的人数来 衡量。他们的力量就在人们普遍的不满之中。一旦某个导火索事件暴露出专制政权的虚弱，人们就会起来表达他们的不满。这也正是许多貌似 强大的独裁政权在“一夜之间”崩溃的原因。
历史常常以令人震惊的方式开辟自己的道路。当年苏联东欧的快速崩溃令人震 惊。最近突尼斯、埃及的事件也令人震惊。当民主转型在中国发生的时候，也会令人震惊。刚才说过，最近几年中国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社 会又重新骚动了起来。种种迹象表明，留给共产党的时间似乎不多了。
小乔：最后，还要请你谈谈革命与改良、暴力与非暴力的问题。你的书中关于这两个 问题的论述，最初发表在去年5月19日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52期上，从中可以看到，你是主张革命的，对于改革并不 乐观，但是你反对暴力。此后，在中国发生了乌坎时间，在北非发生了利比亚革命；今年年初，韩寒的三篇博文引发了一场争论。你对这些如 何看？
王天成：首先，我想介绍一组统计数据。总部设在纽约的的国际著名智库“自由之 家”，2005年做过一个统计，发现过去30年近70个政治转型中，绝 大多数依靠的是非暴力抗争：在67个人口100万以上、发生了转型的国家中，非暴力抗争起了关键性作用的达50个、多于70%；由掌权者 自上至下的改革所推动的转型只有14，还有3个则是在西方民主国家的干预下开启的；反对派没有或几乎没有使用暴力的占40个，诉诸过暴力但对转型的发生没有起关键作用的有20个。
这个统计还发现，非暴力抗争对于转型起了关键作用的国家，也比通过自上至下 的改革转型或反对派诉诸过暴力的国家，享有自由度更高、更稳定的民主：在14个 发生过自上至下改革转型的国家中，到2005年，只有2个变成了自由国家，有8个是 部分自由国家，有4个回归了不自由国家；反对派使用过暴力的20个国家中，只有4个成了自 由国家，12个部分自由国家，4个 回归了不自由国家。
多年来，中国知识界许多人一直将希望寄托在统治集团主动改革上，不断鼓吹渐 进改革是走向民主的“最现实”、“最稳健”、“代价最小”的路径。然而，上述数据表明，经由改革实现转型是小概率事件，而且由于自上 至下改革的局限性，也更少可能获得和保持充分的自由。
自上至下改革的一个局限性就在于，旧权贵集团没有受到足够冲击，改革往往不 会彻底。出于维护自身特权、利益的需要，统治集团会设定许多限制。当进行了有限的开放后，他们便宣布“民主已经足够了！”结果便是可 能是长期的停滞甚至倒退。
由于自由、民主相当有限，不能满足人们的期望值，不足以为建立一个公正的社 会提供必要的政治前提，社会、反对派会提出“更高”的要求。这个时候，统治集团就有可能加强控制、打压。而由于已经进行的改革幅度较 小，也更容易倒退回去，虽然不一定能完全回到原点。
埃及的穆巴拉克80年 代初上台后，也宣称要逐步建立民主，并且真的进行了部分政治开放：反对党曾赢得议会20%的 席位，全国迅速出现了1000来个非政府组织。但是，这个时候，穆巴拉克加强 了打压，改革陷入停滞、倒退。直到去年，在经历了一场非暴力革命之后，埃及才重启民主转型进程。
当然，停滞、倒退并不是惟一的前景。慢速、不彻底的改革，对于有族群分裂之 虑的国家，也是危险的。刚才曾谈到前苏联，它是自上至下改革失败的一个著名例子，是以国家分裂告终的。从前苏联的崩溃中独立的独联体 国家，都经历了向威权主义的回潮。所以，后来格鲁吉亚、吉尔吉斯坦、乌克兰发生了颜色革命。独联体国家的经历和现状，也显示自上至下 改革的局限性。
非暴力抗争在转型中起了关键作用的国家，人民之所以能享有较高程度的民主、 自由，秘密就在于人民学会了组织自己、经历了锻炼，人民、社会的力量强大起来了。非暴力抗争对于转型发生的关键作用，可以有两种方 式。一是社会的反叛、自下至上的压力导致统治集团内部分裂，改革派取得相对的优势选择改革，这种情况是革命和改革的混合，可以称之为 “革改”，波兰、匈牙利等都属于这种模式。另一种方式，是威权政府在突发性的大规模抗议中崩溃，也就是捷克斯洛伐克那种天鹅绒革命。
我主张的是温和革命，也就是非暴力革命。之所以不能认同暴力革命，不是因为 人们没有拿起武器推翻暴政的权利，而是因为，暴力革命在当今的时代既不现实也未必是好的选择。在当今的时代，人民没有足够有效的武器 进行暴力革命，以暴力行动对抗政府是以己之短攻彼之长。暴力行动会给政府提供镇压的足够理由，由于其你死我活性质，也会促使统治集 团、军警更加团结。暴力行动如果成功，也很可能造就军事强人，妨碍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巩固，结果是以专制取代专制。
非暴力抗争并不需要人民所不能合法拥有的枪炮，依靠的是人民自身的力量和资 源。镇压非暴力行动会使统治者陷入道德上困境。与暴力行动不同，非暴力抗争更可能促使统治集团内部、军警的分裂。绝大多数第三波民主 化国家，依靠的主要是非暴力抗争，这充分证明了非暴力抗争的力量。在我看来，那些今天仍然相信只有暴力才是力量的人，由于没有必要的 物质条件进行暴力革命，不过是在日复一日地谈论暴力革命的必要、不断散布对于暴力行动的不信任、削弱人们对于非暴力抗争的信心而已。
利比亚反政府武装推翻了卡扎非独裁政权，一些人似乎找到一个发生在“眼前” 的案例，据此说明“还是暴力革命管用”。在此，我想提醒那些暴力革命论者不要忘记以下事实：1、 利比亚革命的开端是民众走上街头和平抗议；2、正是卡扎非对和平抗议者残暴的 镇压导致了军队的分裂;3、正是因为最初发生的是和平抗议，从政府军中分化出 来的“叛军”才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4、由于国际社会的武装干预、支 持，反叛的军队才免于被消灭的命运。
广东陆丰乌坎村民由于土地问题而走上街头，在经过近3个月的抗争后，广东当局与村民谈判、妥协，包括承认了村民选举产生的自治机构。在抗 争过程，当面临大批警察围困的时候，村民们曾拿起菜刀、棍棒守卫在路口和家门，以阻止警察进村。一些人也截取这一片段，用来论证应该 采取暴力行动。在此，我想向这些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假如村民们一开始就拿着菜刀、棍棒走上街头，结局会如何？还想提到下列事实：1、林祖�等抗议领导人反复强调“不来粗野的”、要“文戏”而非“武戏”、“以理服 人”；2、当大批警察要强行进村的时候，村民拿起棍棒守候在路口，是防卫性而 非攻击性行为；3、整个抗争过程是和平、有序的。
客观、周到的人会为村民们运用非暴力抗争的水平、 技巧所鼓舞。村民们的组织性、团结性、纪律性，以及对于条幅、旗帜、媒体等信息传递手段的娴熟运用，给人留下了至为深刻的印象。经常 有人说非暴力抗争不适合于中国，乌坎抗争是对这种论调的一个驳斥。还经常有人说中国老百姓素质太低，乌坎抗争也是对这种论调的一个驳 斥。当然，在整个国家的专制制度没有改变的大环境中，乌坎一个村庄能否保持抗争获得的某些果实，有待观察。
今天，摆在中国有志之士面前的问题，不是是否应当坚持非暴力抗争，而在于如 何使非暴力抗争更加有效。应该超越被动反应、自发性的抗争方式，走向有计划的非暴力抗争，也就是“战略性非暴力抗争”。有效的非暴力 行动是温和的，但决不是软弱的，它是一种强有力的“柔道”。
关于什么是战略性非暴力抗争、如何开展战略性非暴力抗争，我要特别推荐非暴 力抗争研究专家基恩•夏普的《从专制到民主》、《自我解放》两本书。这两本书都有中文译本，可以在网上找到电子版。基恩•夏普的著作 对于一些国家的反对运动的成功起过重要指导作用。
韩寒反对暴力革命，这一点并没有错。但是，他说民主并不是当今中国的急需， 这显然是荒唐的。他对于天鹅绒革命的消极态度，也是我所不能认同的。现在，围绕韩寒三篇博文引发的争论已经平息。不过，这里要特别提 到到的一点是，韩寒的总体思路，即一点一滴地渐进改良，实际上是过去20余年 来知识界的主流思想，韩寒不过是“人云亦云”罢了。虽然那场争论表明一种革命的文化正在中国兴起现在，但矛盾的是，在那场争论中，渐 进改良主义并没有得到足够反思。
刚才曾说过，渐进改良主义构成了当代中国民主转型发生的严重的思想障碍。历 史将证明，“党内民主”、“先法治后民主”之类的渐进主义，不过是一些人的痴人说梦。渐进主义将开放党禁、全国大选等民主转型的关键 性变革推迟到无限期的未来。渐进主义也让人们满足于呼吁、劝说，坐等变革的发生。必须摒弃这种已经在知识界盛行了20余年的、与民主转型其实只有想像联系的渐进主义，才有可能在中国成功实现民主转 型。
（原文2012年5月8日 首发于《纵览中国》，本刊转载时略作文字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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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中 国民主转型如何借鉴台湾经验
——订正《改变中国的时间到了》的一个瑕疵
洪哲胜
天成在首发于《纵览中国》的 《改变中国的时间到了》的采访回应，总的来说是很有含金量 的。我在此特予郑重推荐：有心推动中国民主转型的朋友，非读不可啊！
但是，我仍然得指出，他的底下 和我有关的文字，没有写出我在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三场演讲中所明确强调的结论，实在令我感到可惜与遗憾：
“台湾著名民主人士洪哲胜先生最近在纽约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的演讲中多次提到，共产党今天的情况实际上比当年国民党更好，他们控制着大量财富、占据着种种人脉资源、拥有许多人人才。洪先生不太明白，为什么共产党不愿意在明显对自己还有利的 情况下进行治改革。”
由于我自认自己分析和意见颇有参考价值，我愿意在此作个简短但 却精确的交代。我相信这会是有益的。
在三场的演讲中，我在描述了台湾民主转型之所以能够以一场宁静 革命之形式达成目的的过程之后，总结出两个最大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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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民主运动已经崛起而且民气已经高涨，让蒋经国在党 外“擅自”组党的时刻，不得不严重考虑国民党的未来怎办；
-
当时国民党通过半个世纪独裁统治之后所拥有的社会条件 （比如，垄断全台的政治-经济-社会关系网，非法特权“经营”出来的天文数字的党产，独霸全台的电 台、电视、报纸、杂志等等传媒，以及拥有国民党长年灌输之意识形态的广大公务员、教员、军警宪特……）。
第一个因素逼蒋经国不得不慎重考虑民间的民主化要求。
第二个因素让蒋经国意识到，启动民主化不仅不是一条死路，反而 是国民党自救的“次优选项”，因为民主化之后，它的既有实力让它通过民主机制──尽管比从前的独裁不再那么方便──仍然有可能继续向台 湾社会“喝起喝倒”〔台语，可以有效吆喝控制社会的意 思〕的“一条好汉”；因此，不妨改弦更张，不再镇压，改而诉诸选票。
接着，我说明当今的中共所拥有的上 述各种社会条件，远比当年的国民党优越，因此，即使中国启动了民主化，中共有更大的可能仍然会是可以向中国社 会“喝起喝倒”的“一条好汉”。这表明，可能严重阻 扰中共启动民主的最大挡路石已经不再存在，中共的最终接受和平转型的可能性不但存在，而且很大，是可期的。因此，反对运动必需事 先考虑这个因素，并且准备蕴积促成这个和平转型所需要的一切条件。
结论是：中国的反对运动需要通过一场公民运动，让自己的力量壮大以至于可以对中共造成巨大压力，让它意识到，专政不再 可行，而选择启动民主的民主转型道路才是它自救的“次优选项”。那时，中国就可能出现自己的“蒋经国”。
中国民主转型可以借鉴台湾经验，可以如此这般地借鉴台湾经验。 中国人，加油！
（2012-05-08）※※※※※※※※※※※※※※※※※※※※※※※※※※※※※※※※※※※※※※
【六四方案——“如何解决六四问题”有奖征文】
取稳 应时 得分
——对解决“六四” 问题的政策调整建议
秋月朗
一、背景与问题
- “六四” 事件，虽经“动乱” --“暴乱”-- “政治风波”定义变化，但二十三年来，世界格局和中国形势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六四”时期特别制定的特殊政策，并未随世界和中国的历史进程而有所 变化。
- 几个现象
- 按“六四”时期官方说法，其“镇压”措施“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其历史意义堪比“遵义会议”，但官方不但不每年大张旗鼓 地举办纪念活动，反要求“禁声”和“遗忘”。“六四”已成为执政者如影随形的“魔咒”，平日的“自信”在“魔咒”面前紧张万分。
- 按“六四”时期官方说法，其“镇压措施”对党、对国家“有功”，但决策者、参与者皆对其“功”避之，至今不见“居功”、“揽 功”之人。
- 二十三年来，据媒体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此议题曾经提出并讨论过十四次之多；自建党以来，就同一议题，连续在二十年间 反复讨论如此之多，史未有之。
- 多年来，官方对该事件“公开表态”的“高度一致”，与官民对该事件“私下表态”的“高度一致”，两个“一致”是“高度不一 致”。
- 几个状况
- 二十三年来，“六四”问题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历史包袱”，中国的国内稳定与国际交往、国际影响，从未摆脱过对 “六四”问题的批评和指责。
- 美中关系对中国的“和平崛起”至关重要，伴随着美国总统大选的进行，除了美中经贸关系，中国的人权问题包括“六四”问题，也 不可回避免地再次成为政争议题。而刘晓波、刘贤斌、陈光诚诸案，更聚焦了世界媒体的普遍关注。
- 随着中共“十八大”的临近，中国再次以“维稳”名义，收紧舆论，严防群体“茉莉花”。但是随着网络时代发展，“控制”成本愈 益加大，“反抗”风险日益减小，封闭时代的统治方法真的一去不返了。
- 几个变化
- 二十三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惊天动地，国际地位与日俱增，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坚定执行，“三民”主义 、“和谐社会” 的提出，更突显出面对世界大潮和中国局势变化，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开始做出某种调整。
- 海外华人和因“六四”被迫流亡海外人士，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发生了相当的变化，除极少数投靠“反华”势力者，借“政治庇护” 欲居海外者外，大部均坚守民族自尊、国家统一的底线，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地推进中国的社会进步与发展。
- 因“六四”流亡海外人员的国内亲属，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礼貌”的照顾，同时对他们的“出入境”基本都给予方便；国内大部因 “六四”受到某种牵连人士，其境况也较过去有了某些改变；这些，不但有益于缓解对立情绪，在解决“六四”问题上做了一定的前期铺 垫。
二、思考与选择
- 对任何重大事件的决策，总不外乎上、中、下三策。同理，对“六四”事件，也有“彻底解决”、“政策调整”、“维持不变”三种选择。
- “彻底解决”，目前对其尚存争议，主要是对事件的历史决策者、实施者前论
的评价，易起争论；同时，对由此产生不可预估因素的控制有所耽心。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往往正确的历史大决策，均是在错综复杂的条件下，以 无畏魄力排除万难做出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即是中国现代发展史上正确的大决策。 - “政策调整”，即在历史过往、时事变迁的条件下，在“取稳、应时、得分”
的前提下，对特殊时期制定的特殊政策，顺时给以促进国内“和谐社会”、提升国际“正面形象”，实事求是地进行相对政策调整。对待“六四” 问题的相关政策调整，其主要内容：首先是允许因“六四”事件流亡海外人士返国，纠正和善待国内因“六四”而遭迫害和不公待遇的人士与家 庭。 - “维持不变”，是中国执政者二十三年来对“六四”问题相关政策，所采取的一贯立场与说法。但现在的状况是，内部的权力较量，群起的各 类维权，艰难的外交困境，没有“不折腾”的时候，没有“不折腾”的地方，没有“不折腾”的事情。“维持不变”的政策，这只能是中国执政者 回避“六四”问题的主观愿望。在到处都是“折腾”的情况下，在永远不可能抹杀世人眼中的“六四”历史，抹杀永存于中国民众心中的“六四” 事实情况下，这种所谓的“维持不变”究竟还能维持多久呢？
- “六四”问题，回避是回避不了的。早解决比晚解决好，部分解决比不解决好，彻底解决比部分解决好。“四五”事件的平反，国家唤回了历 史的正义；“六四”问题的公正解决，不但会唤回历史的正义，更会凝聚人民的向心力，从而为国家的中兴和发展，奠定稳定的推进力量。
三、政策与调整
当前，“六四”问题的处理，如果难以一步到位“彻底解决”，也可采分 步到位步骤，着手对“六四”问题进行僵化“政策调整”。
此项政策调整，可以“三个有利于”、“二不二坚持”为准。
- “三个有利于”
- 有利于国内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 有利于放下“历史包袱”，排除“干扰”和“批评”；
- 有利于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正面形象。
- “二不二坚持”
- 不涉及对事件的历史定性；
- 不进行对事件的相关讨论；
- 坚持“自信与包容”；
- 坚持人道主义、实事求是。
四、方案与分析
现时，如果对“六四”问题采取“政策调整”，在操作上，结合中国政治 现状，也可做出三种可行性选择。
1、A方案(统一方案)
以“解禁”、“取消”、“特赦” 等方式，对“六四”海外流亡人士准予返国；
对国内因“六四”受难、受迫害、受不公待遇者或家庭，予以相应抚恤与 补偿。
- 此种方式执政者保留“面子”，流亡者和受害者获得了“里子”；
- 此种方式既可“三个有利于”，亦可“二不二坚持”；
- 此种方式具有简单的可操作性，也不乏合理灵活的政治解释权。
对“六四”海外流亡人士，据其海外历史及现况分类，分施返国统一标 准：“正常自由进出”、“有条件自由进出”、“定期批准进出”、“随机批准进出”，以及
在国内的不同“自由度” 。善待国内因“六四”受难、受迫害、受不公待遇者或家庭。
- 此种方式对“三个有利于”，“二不二坚持”基本无关联、无影响。
- 此种方式标准的制定，“粗不可、细不易”，易受执行人政策把握能力和个人好恶情绪影响。
- 此种方式和目前现状实际差别不大。
对“六四”海外流亡人士，除极个别确有证据投靠海外“反华”势力者 外，其余人士均可正常进出中国。对国内因“六四”受难、受迫害、受不公待遇者或家庭，予以相应抚恤与补偿。
- 此种方式可纠正政府的负面形象，获取海内外各界的正面评价。
- 此种方式既可“三个有利于”，亦可“二不二坚持”。
- 最重要的是，此种方式可同时达到“取稳、应时、得分”最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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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方案】
今年，是“六四”二十三周年。
目前的中�，暗潮涌动，势不可遏。愈平历史创伤，解开“六四”死结的契机，已经隐然呈现。其不可抗拒性，各个阶层、各种利益集团甚至中共 高层本身，都意识到了。“六四”不获正义，亡魂不暝，国运不靖，国难未已；而拖欠愈久，代价愈大。事至今日，���生，是时候了。
然历史恩怨，盘根错节，纠结深广。如何解决六四问题，是庞博复杂的政治法律过程，是中国转型正义的枢纽。它需要参考世界历史在此类问题上 的丰富经验教训，需要考察不同立场和原则、解决时机和步骤所带来的不同政治社会文化结果，权衡比较，折冲樽俎，高瞻远瞩。需要极高的智慧，集 思广益，疏解人心，导正历史。其成败利钝，都将影响深远。
有鉴于此历史临界点所嘱托的责任，《议报》（公民力量）、《北京之春》和《纵览中国》三家杂志社决定联合公开有奖征文，希望各界人士从不 同的角度和立场对如何解决“六四”问题发表看法，广拓空间，贡献睿见，以启迪思考。有奖征文活动于4月15日正式开始至8月15日结束。投稿 一经接受将由《议报》、《中国之春》和《纵览中国》同时发表，获刊登文章将获得正常稿酬。三家杂志社将从发表的征文中评选出一、二、三等奖文 章若干，分别发放1000美元、500美元、300美元的奖金。9月1日将公布获奖名单。
我们希望听到关于“如何解决六四问题”的建设性和创造性意见。期待您的参与，征文请发 往：zhengwen64.2012@gmail.com
【即时评论】
我们严重地关切陈光诚事件的最新发展，以及美中两国政府就此事件 的谈判结果。根据我们已经得到核实的消息，陈光诚是在其家人的人身安危受到当局威胁的巨大压力面前，被迫接受离开美国大使馆的方案。陪同陈光 诚的美国大使馆官员离开朝阳医院后，中共政府立即变脸，没有履行事先答应的条件。对此我们感到极度担忧。
目前，陈光诚正在治疗他出逃时所受的脚伤，所在的朝阳医院戒备森 严，他的妻子遭到骚扰和恐吓，他的村庄仍然在当局雇佣打手的控制之下，帮助陈光诚逃离禁锢的人们仍未真正获释。
特别是，中共政府昨天通过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对陈光诚事件所做 的倒打一耙式的公开表态，更加证实了我们的担忧有充分理由。
一个盲人，一个在法律上完全自由的公民以及他的家人，包括一名6 岁幼童在内，在全世界舆论众目睽睽之下，被政府指派人员非法禁锢和随意殴打长达一年半。2011年2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已公开 表示过对此知情，但之后一年多，陈光诚的状况仍无根本改善，不得已而出逃。中共政府对此居然丝毫不加检讨，丝毫不表任何歉意，也未见宣布就此 事追究任何属下官员违法与渎职罪行，反倒去责难被受害者寻求避难一方。世界上的荒唐与无耻，实难有更甚于此者。这也说明，回到中共政府控制之 中的陈光诚及其家人，都面临当局的报复，情况非常危急。
我们认为，任何一个公民，在人身安全遭到非法威胁的时候，有权到 任何地方寻求安全保障。这项原则，超越任何政府的权力主张！
我们要求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地恢复陈光诚及其家人的自由；立即 无条件地恢复所有曾因协助陈光诚逃离禁锢，而被关押或监控者的自由；立即开始调查非法禁锢陈光诚及其家人的事件真相并予以公布，严惩责任者。
我们认为，最近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包括陈光诚事件在内，向全世界 揭露了一个根本性的事实：在中国，从社会的最高层到最底层，人们已经完全不再信任中共政权。人们不相信中共政府能够保证公正与公平，而中国的 所谓“法治”仅仅是个笑料，因为在这个体制下没有任何人是安全的。外国人会被毒杀，本国公民会遭受系统的折磨和毒打，或者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 软禁。腐败和滥用权力早已全面浸透了中共党和政府的各个角落；中国“维稳”系统成了一个类似于黑社会与盖世太保相结合的组织。中国人民正在严 重地质疑中共政权的合法性。
我们呼吁中国当局就此警醒：与其专注于挽救脸面和打击报复，中国 政府应当拿出智慧和勇气，化危机为契机，立即启动政治改革，真正根除贪污腐败，建立司法独立体制，逐渐向民主过渡。
一段时间以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一再地公开表示，要拥抱普世价 值，推动政治改革，建设法治国家，尊重人权，向往民主。尤其是在薄王事件之后，温家宝本人和中共官方的媒体，都加大了这方面言论的力度。现 在，如何处理陈光诚，恰恰是检验温家宝改革意愿是否真实的良机。
我们认为美国政府在处理陈光诚问题上过于仓促草率，以至于陈光诚 和家人面临中国当局的巨大威胁，仍然未能享有自由和恢复正常生活。为此，我们向美国国务院提出以下要求：
1.美国国务院必须对陈光诚及其家人负责到底，尊重他的去留选择；
2.如陈光诚决定留在中国，美国应建立一个审核机制确保中国政府实施 其承诺；
3.如陈光诚离开中国，美国应尽快提供一切方便予以安置。
我们还呼吁希拉 里�克林顿国务卿和盖特纳财政部长，不仅要尽其所能地确保陈光诚及其家人的安全、确保中共信守承诺，还要把中国的贪污腐败和滥用权力方面的问题更广泛地摆 上桌面，将中国在人权方面的进展与未来美中的战略与经济合作挂钩。
我们坚信，中国正徘徊在是走向民主还是走向极端民族主义与军国主 义的十字路口上。1980年代，里根总统就人权状况问题向台湾所施加的持续压力，成功地使这个岛屿转型为亚洲最为生动的民主社会之一；而他反 对邪恶帝国的坚定立场，最终推倒了柏林墙。现在如果奥巴马总统抓住机会，明确地支持陈光诚及其他人权活动人士，则有可能促使中国改变成为世界 上最大的民主国家。
2012年5月3日
《公民议报》首发
《公民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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