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泰特谈话258 论罗素说的中国人贪婪
摘要:罗素来到中国，说了中国一大堆好话，然后话锋一转，又不客气的批评中国文化，说中国人贪婪、怯懦、冷漠，这三顶大帽子够狠的，从人的性格骨子里看坏了中国人，几乎把他前面好话说尽的溢美之辞一笔勾销，仿佛上天入地，把中国文化从山顶又踢回到山的谷底。
罗素来到中国，说了中国一大堆好话，然后话锋一转，又不客气的批评中国文化，说中国人贪婪、怯懦、冷漠，这三顶大帽子够狠的，从人的性格骨子里看坏了中国人，几乎把他前面好话说尽的溢美之辞一笔勾销，仿佛上天入地，把中国文化从山顶又踢回到山的谷底。
但令人佩服的是，罗素的三个批评思想既不单调也不平庸，它们从各个方面说到了中国人最大的痛处，仿佛给中国人毛病进行了全身现代性的扫描。何以如此高的评价？且看八十年后的今天，罗素的批评仍然像是诅咒，中国文化还在不幸的被之言中。
本文，我仅举中国人贪婪的评价。
关于这个评论，罗素观点发表不久，梁漱溟就发表了批评意见，他说：
“《东方杂志》译载罗素所作《中国国民性的几特点》说中国人不好一面的特点头一件就是贪婪。这话在今日社会上贪风炽盛的时候，是无法否认的。但这是什么缘故呢？这由于他们人生态度的谬误。他们把生活的美满全放在物质的享乐上，如饮食男女起居服用等一切感觉上的受用。总之，他以为乐在外边而总要向外有所取得，两眼东觅西求，如贼如鼠。其实如此是得不到快乐的；他们把他们的乐已经丧失净尽，再也得不着真实甜美的乐趣。他们真是痛苦极了，可怜极了。在我想这种情形似乎是西洋风气进来之后才有这样厉害。几十年前中国人还是守着他们自来耻言利的态度，这是看过当时社会情形的人所耳熟能详的。中国国民性原来的特点恐怕还是比别的民族好讲清高，不见得比别的民族贪婪。近来社会上贪风所以特别炽盛，是西洋人着重物质生活的幸福和倡言利的新观念所启发出来的。”
梁漱溟以牙还牙，把中国人贪婪归到西方人身上，说中国人贪婪是近来的事，全是你们西方人造成的。
如此就产生矛盾，罗素批评中国人贪婪，肯定是有比较对象，这个对象首先应该是自己的背景文化，否则岂不无的放矢？因此推理下来，罗素认为中国人比西方人贪婪，而梁漱溟说中国人贪婪是被你们西方人带坏的，那么西方人原本应该比中国人更加贪婪，否则西方人如何带坏中国人？
梁漱溟实际上首先应该论证西方文化比中国文化更加贪婪，然后再去论证中国文化是如何被西方污染的。可惜梁先生没有这么逻辑性的去辩驳，而是承认了中国文化贪婪，又怪罪西方，这就有推卸文化责任的嫌疑。
或者梁先生应该回答：当下中国人贪婪是否超过西方人，如若不是，就直接去驳倒罗素；如若是，他要解释学生的贪婪为什么超过了老师的贪婪？为什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梁先生不去如此努力，他的辩解就没有力了。
这个问题之所以讲这么多，是因为历史惊人的相似，今天中国人仍然面临着这个问题的思考和争论，而且这个问题更加严重的放大了。因此就这一争论，我发表一个中国人贪婪的文化基本精神的逻辑分析。
说贪婪，中国人习惯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老子理论虽然很玄，但如若说到中国文化的贪婪，祖师爷非老子莫属，这似乎和老子虚无思想矛盾，但是相反相成，老子提倡虚无，目的却老谋深算，为了“无中生有”的占有。
老子本该是中国贪婪文化的理论代表，但奇怪的是今天很多中国人，把老子当做中国文化自由主义的代表，仔细想想，这也有道理，因为自私贪婪和自由不是绝对矛盾，没有自由哪能实现自私？
但老子的自由主义，既藐视王法，又不认正义、道德原则，老子的自由和西方法治的人权自由风马牛不相及，因此很容易理解，老子思想最终被道家拿去用作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文化实践，中国文化最自私的也莫过于这种自顾自的修炼成仙。
期望长生不死，天下没有比这个更无知、更贪婪的，但老子有无相生的道的哲学，既能读成虚无，又能读为永恒，因此为长生不老提供了些许理论的根据。
理论一旦沾上物质利益，或者物质利益一旦有了理论靠山，理论和物质彼此双赢，合起来的力量会是空前泛滥。
孔子当年一套理论“不可为而为之”的屡屡受挫，是因为和物质利益挂钩太少，太务虚；而老子务实的思想，丝丝入扣中国人的生命利害关系，最终被道家修成正果，成为长生不老的信念，饮水思源，道教最后归功于精神上和老子是一线相牵。
追求长生不死（次一等是算命文化），即使比孔子克己复礼的理想更虚幻一万倍，但中国人从皇帝带头，不断前赴后继代代的有人去实践。而且最著名的实践代表，也是中国最有为的皇帝，比如秦始皇、汉武帝，以致一直到近几百年的雍正皇帝。因此鲁迅看到了孔子仁爱思想在中国文化中是“无用武之地”的假，而老子自私自利的思想即使无比荒诞，在中国文化中还是不令而行奉若神明一样的真。
“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自私自利的老庄文化很务实，但它精神逻辑自然而然的会走火入魔，发展到了极端，到了顶峰，它又否定之否定的变成不真实，无可救药的走向荒谬绝伦，变成一套贪生怕死、长生不老的哲学。
比较苏格拉底，面对死亡，他是愉快的一点也不畏惧，他认为另一个精神世界在迎接他。这种中西方人生观的文化区别，各自都很浪漫，但它们生命意义的标的是鲜明对立：一个是物质肉体的，一个是精神的。
贪婪，无非是肉体的物质欲望，最极致的贪婪、最愚蠢的贪婪，莫过于奢想长生不死、不灭，从中国文化的根中，我们找到了这种最贪婪的因。
我的这一认识，是不合梁先生的思想：“中国国民性原来的特点恐怕还是比别的民族好讲清高，不见得比别的民族贪婪”，我恰恰在说明中国文化最崇高的精神代表都如此的贪婪长生不死，下面的百姓能比皇帝清醒到哪里？清高到哪里？
我的论证是解读罗素评论的一个文化精神的寻根。但罗素得出这个结论，则是凭借亲身认识到的中国文化重大事实。
这个文化事实非常的顽固，一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国一个最令人注目的事实，连温家宝总理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都不得不承认是中国政治最严重的问题。
这一事实问题，就是罗素说的：世界普遍认为中国政治是非常腐败，中国“有钱有势的人用不光彩的方法弄钱”司空见惯，对中国人的代表——政治官员的利欲熏心，罗素描述了一个特写镜头：
“他们的雄心与我们的形式不同——但不见得好，而是欣赏权力的偏好。这种偏好造成的自然结果是，贪婪成了中国人的缺点。金钱是享受的途径；因而，金钱受到狂热的追求。对我们来说，金钱主要是权力的途径；政治家可以没有金钱但一定要有权力，并满足于贫穷。而在中国督军们握有实权，几乎常常把权力用作发财的唯一途径。其目的是在适当的时候逃到日本，用足够的掠夺物使他们在接下去的日子里享受平静的生活。至于逃跑意味着失去权力，这个事实他们根本就无所谓。”
罗素以上的话一针见血，说到中国政治文化的要害，拿这个评论作为镜子，照照今天的中国，依然十分的有效和逼真。
罗素特别指出中国当官的，不像西方政治家甘于贫穷，比较具有与权力匹配的政治责任心，中国做官的，没有政治职业道德操守，一心一意要升官发财。当年发财后跑去日本，这一精神演绎的后续，就是现在有钱有势的中国人纷纷移民到国外，历史如出一辙。
这就是罗素思想的厉害，他能抓住事实的本质，而本质是会不断往复的，因此罗素观察到的中国文化精神，穿越历史，仍然在敲打着中国文化的命运。
鲁迅说：“外国人的知道我们，常比我们自己知道的更清楚。”罗素应该是一位。
鲁迅又说：“我常常想，凡是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奉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倘有外国的谁，到了已有赴宴的资格的现在，而还替我们诅咒中国的现状者，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
以此标准，鲁迅恐怕不会为罗素奉献上感谢！罗素到中国，是超极资格的受到隆重接待，罗素讲了很多称赞中国文化的话，也讲了以上等等批评中国的话，罗素对中国文化褒贬不一，评价因此很多的自相矛盾，但是罗素以此方式，却表明自己自由主义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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