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仇富的理论分析 （二）
摘要: 中国人仇富的理论分析 （二） 郑克中 文革结束，邓小平掌权，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那么这就意味着从前以贫穷为光荣的无产者们可以拥有财产了！可是这里自然就冒出一个问题，就是从前所有人，特别是地主和资本家的财产，作为革命对象都被充公了，在中国的这块土地上，私有财产已经被消
中国人仇富的理论分析 （二）
郑克中
文革结束，邓小平掌权，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那么这就意味着从前以贫穷为光荣的“无产者们”可以拥有财产了！可是这里自然就冒出一个问题，就是从前所有人，特别是地主和资本家的财产，作为革命对象都被充公了，在中国的这块土地上，“私有财产”已经被消灭了近30年，现在如何才能让个人重新拥有财产？用从前那种把大家捆绑在一起奔向共产主义的办法肯定是不行的了，捆绑在一起肯定是一起贫穷，不可能一同富裕。这个问题现在已经不需要论证了，人类社会的共产主义运动实践已经充分地给予了回答，至于还有个别人死不认账，那完全是一种思想情结在作怪，而不是理性分析在起作用了。
理解共产原理为什么是荒谬的，其实很简单。你想想，任何人群（包括动物群），都必须有组织，组织是个体器官功能的扩展。一个人能力有限，组织起来，能力就扩大了，但前提必须是组织也得像单个个体一样，是由能执行各种不同功能的器官组合在一起，进行分工协作，才能发挥一个整体功能的作用。个体人有大脑，有四肢，有维持生命的一套零部件系统。那么组织要想发挥作用，也必须像有机体一样，有些人去充当大脑，有些人去充当四肢，有些人去充当生命维持系统中的各种角色。
这样一说，问题就清楚了。组织，就意味着分工，就意味着同样的人就要被分配到社会机体不同的部位，去执行不同的角色功能。照直说，就是有人要当首领，有人要当官，有人要当下级，要当兵，人就要处于不同的层次中；处于不同的层次中，就是差别。差别，就是所有的人不可能是相同的身份，因而也不可能拥有相同的权力和享受相同的待遇。当然，你可以把享受差别待遇解释成“工作需要”，但那其实是块遮羞布。事实已经是客观的存在，如何解释，那就看谁有权力来解释和需要怎么解释了。
差别就有争夺，争夺就有杀戮，就有阴谋，古今皆然，没有社会可以例外。
在物质极端匮乏的条件下，人群中有微小的差别，人们不大在意，或者说能够容忍。但随着财富的增加，就产生了分配问题。比如，一伙绿林家们抢劫了一位过路人，缴获了一匹马，谁来骑？自然是头头；另一次，又缴获了一只手表，一件貂皮大衣，谁来戴和谁来穿？自然也是头头；再一次他们又攻占了一座城池，城中最好的住宅，谁来住？头头；最漂亮的女人，谁来娶？还是头头！随着物质条件逐步丰富起来，必然就要产生一个如何分配的条文规矩。制订条文规矩的根据是什么？不难想象，唯一的、现实的办法就是按照权力、地位来进行。这不需要理论家们去思考，任何一个团伙都会这样做。在我们的电视剧中，就是山大王中所谓的大当家的，二当家的，三当家的，……然后一直排下去。无人怀疑，这就是最“公平”、也最能够获得大家认可的标准——“按权取酬”——头头的“权”自然比一般人的“权”具有更大的价值！
在延安时代，王实味不知道这就是真实的社会和真实的历史发展逻辑，他以为宣扬共产主义的人，真的就应该大家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等看到延安也是，“衣分三色，食分九等”，他就接受不了了，最后因为实话实说，丢了性命。陈云就对这一切有着透彻的理解。当时有人反映说，为什么毛主席天天有鸡吃？他解释说：“是的，毛主席总有鸡吃，这不是毛主席愿意的。毛主席希望和我们大家过一样的生活，但是同志们想想，毛主席的健康对中国革命多么重要！所以，毛主席不愿吃鸡，党中央的命令一定要毛主席吃鸡。和我们每一个革命同志一样，毛主席吃鸡也是一种革命任务。”（《老年日报》2007年6月5日）
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说要和全国人民同甘苦，不吃肉，可披露出来的材料，我们却看到了他真实生活的另一面。“汪东兴担任顾问的《毛泽东遗物事典》收了一份1961年4月厨师为毛泽东制订的西餐菜谱，其中各式风味的鱼虾共有十七种，这里抄录一段如下：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 （2000年5月24日《中华读书报》，作者：顾钧）；文革后揭发江青的材料说，她每天要吃一只“童子鸡”，但是 她却不让百姓养鸡，说那是资本主义的尾巴，要割。大家知道，朝鲜多年来没有粮食，向世界伸手要救济。最近，我看金正日逝世的葬礼。在民众中确实没有一个体重超标的，可是围在金正恩周围的那些高官，都吃得肥头大耳的，很少有营养不良者。这大概也不能称为“共同富裕”吧？
因为物质财富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是稀缺的，同时让所有人都一样富有和过上一样的生活水平是不可能的，于是承认差别，不管你用什么理由来解释，反正结果都是一样的。
于是我们看到，在一个贫穷的社会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一样贫穷，在一个富裕的社会里，也不是所有人都一样富裕。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可以知道，如果从一个贫穷社会，向富裕社会转化，也不可能同时使所有人一样富裕。所以让一个社会富起来，也必须是有差别的富，这与让一个社会贫穷起来也不可能是同样的贫穷是一个道理一样。
以上只不过是从静态上来观察的社会贫与富，现在让我们换一个角度，从动态的角度来看一看，由贫转富，应该怎么转？其实这个问题也很明白，既然所有社会都是阶级社会，都是人与人有差别的社会，那么当一个社会开始走向富裕的时候，谁能够最先富裕起来？抛开个别人的信仰、理想、操守不谈，作为社会总体的阶级，当然是官僚阶级最先富裕起来。因为他们在社会贫穷的时候，就已经是富裕阶级了，只不过还没有像后来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富有，还不太扎眼。那主要还是由于社会财富极度贫乏造成的。另外，这些差别，一般来说，也都被掌权者用“差别合理论”或其他办法精心掩盖了起来。
现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了，谁来转？怎么转？当然还是由官僚阶级来转。在集权体制下，所谓的民主和群众参与都只不过是一个幌子或形式过程，所以单位或国家的任何决策都只是个别人的决策，与广大民众没有关系。
我前面说过，所谓的公有制（笼统共有），其实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所有制形态，其最终的演变道路只有两条：或者成为无人所有，即我们看到的那些大大小小的“烂摊子”；或者成为家族或个人的私有。大多数情况以后者居多（农村最常见）。大家可以想一想，当社会表面上还没有提出公开私有化（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时候，实际上的私有已经在进行中了，一旦社会公开提出个人可以拥有财富了，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进程？很简单，把事实上已经近似于私有的财产，通过各种眼花缭乱的“改革”包装一下，使其公开和合法化就行了。无论苏东“休克疗法”，还是中国渐进式的改革，其本质都是一样的。最先富裕起来的人肯定是那些处在权力岗位上的人和他们的亲属。
在改革的初期，我们都听到过类似的这样一些歌谣：
一等公民是公仆，祖孙三代都幸福。
二等公民搞承包，吃喝嫖赌全报销。
三等公民大盖帽，吃完原告吃被告。
四等公民当律师，发财全靠打官司。
五等公民干个体，骗完老张骗老李。
六等公民手术刀，谁要治病递红包。
七等公民当演员，扭扭屁股就来钱。
八等公民交警队，马路旁边吃社会。
九等公民跑销售，年年月月吃回扣。
十等公民主人翁，挟着饭盒学雷锋。
尽管流传版本不尽相同，但道出的事实基本是相似的。歌谣指出了在改革的初始阶段，谁是中国最先富裕起来的人群，或者说，谁在中国最早拿到了可用于投资的（钱生钱）第一桶金。就是那些掌握各种权力的和从事为权力服务和被权力宠幸的职业的那些人，再有就是和权力合作开始瓜分公有财产的人。
大家都知道，城市改革一开始，我们推出了一个价格双轨制，于是就产生了官倒这样一批富人；资本市场的建立和企业改制基本成为了中国千万、亿万富翁的孵化器；黑社会的兴起，也造就了一批靠打打杀杀、欺行霸市起家的富人；近些年来腐败的蔓延，几乎囊括了整个官僚阶级，几千万或几十亿巨贪的不断被揭露，如今已经不是什么天方夜谭了。当然在中国目前的富人当中，也不乏有乘势而起，把握机遇，利用诚实劳动和苦心经营掘得第一桶金的人。但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这一部分人要想做大做强必须与官府的人勾结起来，这是中国的一个传统，否则是不可能成功的，特别是那些出现在资源地区的巨富，人们几乎都可以在他们身后找到“关系”的背景。
目前中国的富人到底有多少？2011年8月24日，胡润携手《群邑智库》共同发布的《2011胡润财富白皮书》显示：中国内地有千万富豪96万人，全国每1400人中有1人是千万富豪。北京、广东、上海依次位居前三位。北京有17万千万富豪，排名第一；广东有15.7万千万富豪，排名第二；上海有13.2万千万富豪，排名第三。
另一资料是这样说的：2011年10月20日《人民网》瑞信研究院发布第二份年度《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跻身全球财富增长额最高的六大国家，百万富翁人数达到1017万人，并预计5年内百万富翁人数将翻倍。（国际金融报记者 宋璇：发自上海）
中国的富豪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普遍都很年轻。《2010胡润财富报告》透露，中国内地千万元级以上富豪的平均年龄要比国外年轻15岁，且财富增长的速度更快，主要从事房地产和制造业。千万级富豪的平均年龄为39岁，亿万富豪的平均年龄为43岁，财富超过十亿的富豪平均年龄为50岁，而百亿级富豪平均年龄为51岁。
这平均年龄告诉了我们一个秘密。大家知道，企业私有化和生产资料价格双规制是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实行的。我们假设从那一刻开始了中国人的淘金梦，按中国的这些富翁平均年龄来计算，已经过去了30年，那么我们看到：那些聚集起千万财富的人用时9年，是从2002年才起步；聚集亿万财富的人用时13年，从1999年才起步；聚集十亿财富的人用时20年，从1991年才起步；聚集百亿财富的人用时21年，从1990年才起步。这些富翁的起步都集中在 90年代以后，80年代的淘金者几乎没有；九十年代以后暴富起来的途径大体有三条：一，房地产和资源开采；二，股市；三，国企和跨国公司高管。每一条途径几乎都是与政府的所作所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换一句话说，正是这三条途径使得官商勾结或官商身份转换成为了可能，因而造就了一批又一批暴富的群体。
一方面是财富向一部分人快速集中，另一方面自然是大部分人的贫困化。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反映贫富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从改革开放前的0.25，1992年突破了0.4的国际警戒线；世界银行估计，2009年已达0.47。如果加上漏计的高收入、灰色收入、隐性收入，估计现在已大大超过0.5，远远超出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财富的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刘国光：《易汇资讯》2011年7月15日）。
这样的事实自然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懑，特别是企业下岗职工、失地农民和社会低收入者。他们在住房、教育、医疗、通胀、就业等等大山的重压之下，苦苦挣扎，艰难度日。也就是说，中国在由贫转富的过程中，由于不可抗拒的规律作用，自然产生了两极分化。这既是社会的现实，也是大家的共识。有人想掩盖也是掩盖不住的。
对待这一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办？
左派学者极力主张回到从前去，回到毛泽东的那个时代去，甚至蛊惑群众，再拾起毛泽东的土改、文革办法，来一个均贫富。现在已经暴露出来了，左派的主将们（极左分子）其实许多都是没有什么操守的人，他们的主张，并不是他们要达到的真实目的，他们的真实目的，就是为了弄钱，或在将来某一时刻弄个官职干干。他们心里很清楚，回到毛泽东时代，他们绝对不希望去充当被专政的人，而是希望成为专政别人的人。他们吹捧朝鲜，但他们绝对不希望去做一名普通的朝鲜民众，去吃定量分配，他们希望成为的是高踞于民众之上的那些大大小小的金正恩们。当然，缺乏阅历的中国青年民众，或许不知道他们的底细，也误以为毛泽东时代是中国人最幸福的时代，于是跟着他们呐喊，愤怒，殊不知自己早已经被人家绑上了他们的战车，为那些做着帝王梦的人，兴高采烈地去冲锋陷阵呢。薄熙来就是做着帝王梦中的一个。
面对中国的这样一个现实，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清醒的理性认识。这个理性认识，就是中国的历史进程决定了这样的一个结果，或者说，从共产主义运动中返回头来的国家，必然要结出这样一个果实，谁也不能例外。我甚至可以预言，如果朝鲜有一天也来一个改革开放，其最后也必然出现中国今天这样的景象。当然我们现在可以回过头来看，说当初不应该如何如何做，而应该如何如何做，但这都是马后炮，没有任何意义。社会运动其实也和人一样。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你的模样、身体、智力、健康等，基本都是由你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基因决定的。社会运动也是由该社会的历史文化基因决定其走向和最终的结局。个别的历史人物和他的行为可以对历史进程的细节产生影响，但大的趋势不会改变。
就是说，在中国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出现的这样一个结果是必然的，即使让历史重走一次，细节上会有不同，结果会是一样的。我这样说，不是要大家承认这个既成的事实，说既然如此，我们什么也不要做了，听天由命，任其发展下去好了。不是的。恰恰相反，我们了解这些东西，是为了更深刻地认识它，在认识的基础上，寻找到解决的办法。
既然恢复到毛泽东时代是一条已经被历史证明走不通的死路，那么还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继续维持现状，萧规曹随，无所作为。在现行制度框架下，任凭矛盾发展下去，问题得不到解决，社会运行不得不依靠国家暴力机器来维持。历史已经证明，任何统治集团走到利用暴力维稳的时候，即暴力冲突不断爆发的时候，其实就等于昭示天下，暴力已经成为了彼此对话的唯一手段和选择，那么接下来的路，就是中国历代王朝历史的重复了；另一条道路就是面对这“斩不断理还乱”，“按下葫芦起来瓢”的种种社会问题，大多数人已经看到了在现行制度框架下已经不可能再走下去了，必须要做的就是，改弦更张，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变革。早变革，早主动，国家人民就会少经历一些苦难；越迟疑，机会就会流失，到最后，想和平进行都不可能了。满清王朝戊戌变法的前车之鉴，才过去一百年。
变革的终极目的不是要对富人开战，或再来一次杀富济贫，而是要让国家彻底摆脱封建专制，走上民主法治的道路，尽快终止权贵资本势力勾结，在漂亮、动听的口号下对社会财富进行无节制盗取和掠夺，创造一个使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也享有充分自由的局面。到那时，让通过正当途径致富的人不必为自己的财产安全而终日提心吊胆，或想尽办法转移到国外去，穷人也由于政府的强有力调节，都能过上与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当的、能体现人的尊严的体面的生活。
那是一个有贫富差别的社会，但不是一个贫富尖锐对立的社会。
2012.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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