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加州克莱蒙・麦肯纳学院政治学教授裴敏欣：关于当今中国，一个最明显又最少人谈论的怪现象 是，对中国领导人的看法随着观察者不同而呈现天壤之别。在中 国公众看来，中国政府官员大都腐败无能，只是一心一意谋取肥缺。但一些西方公司的主管们则总是认为，中国官员聪明能干，行事果断，了解情况， 高瞻远瞩。在 倒台的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遭到清洗之前，一些西方公司的主管们也是用这样一些词来形容他。
洋人奴才遍地爬，共匪卖国给洋人捞了好处呗。
“怪诞”中国人——从洋人眼中看晚清中国: 核心提示：“没有一个人理解过，或者真正了解过中国人，这一世界上最好懂又最难捉摸、最理智又最没逻辑最矛盾的民族”，美国旅行家、摄影家伊丽莎・赛德莫 曾说过一段被西方人广泛引述的、关于中国... http://bit.ly/OPZ0Zc
洋人糊涂而已，人性都差不多。从这两篇文章可以看出，共匪鼓吹的“中国特殊论”，本来就是欧美人种族主义者蔑视中国人的老观念，被汉奸卖国贼黑帮 团伙抄过来侮辱中共国人民，当作维护专制暴政的理论基础。洋奴所谓“民族劣根性”，“传统文化祸害”论，都是同样性质。
http://www.secretchina.com/news/12/09/05/465728.html
世界媒体看中国：哄死人不偿命
2012-09-06 06:06来源： 美国之音
在种族主义言论还可以自由、公开地表达的时代（也就是大约1个世纪之前），“难以捉摸的中国人”（the inscrutable Chinaman）是西方种族主义者对中国人的一种蔑称。这种蔑称源于西方的种族主义者认为，中国人常常是面无表情，让人难以猜度其喜怒哀乐，简直跟畜牲 差不多。
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进步，文明的进步，“难以捉摸的中国人”这种赤裸裸的种族主义的说法由陈词滥调变成了臭不可闻的臭垃圾，见不得人，提不上 台面，更难以登入大雅之堂。
*新的陈词滥调*
然而，旧的陈词滥调变成了见不得人的臭垃圾，并不妨碍新的陈词滥调继续出现。
有关当今中国人或中国的一个新流行的陈词滥调可以说是“复杂的中国”。这种新的陈词滥调堪与“难以捉摸的中国人”这种昨日的陈词滥调相互发明，相 互媲美（丑）。
中国执政党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可谓“复杂的中国”这种新陈词滥调的官方推销机构。《环球时报》以报道“复杂的中国”为己 任，为骄傲。
但是，就像当年的西方种族主义者不能给“难以捉摸的中国人”提出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一样，《环球时报》以及中共宣传机关也从来没有能解释，“复杂 的中国”究竟是什么意思？其他国家是否比中国简单？既然其他国家一点也不比中国更简单或更复杂，“复杂的中国”这种说法究竟有什么实质意义？用 “复杂的中国”的葫芦到底要卖什么药？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顺便说一句大概是并非题外的题外话。美国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廉・福克纳曾经说，一块邮票大的地方（弹丸之地）就包含着 无穷无尽的惊心动魄的人间戏剧，让他一辈子拼命写也写不完。
一块弹丸之地尚且可以如此复杂，说中国复杂显然等于说废话，说昏话。
*上当者：西方人？中国人？*
陈词滥调归陈词滥调，但陈词滥调中所包含的真实还是不容否认的：中国确实是一个复杂的国家，就跟所有的国家都复杂、各有各的复杂一样。
说起中国的复杂性，当今中国的独特复杂性显然是中国是一个执政党控制信息、尤其是政治信息的国家。这种信息控制，使许多人担心在中国的外国人会更 容易上中国当局的当，受中国官员的骗。
美国加州克莱蒙・麦肯纳学院政治学教授裴敏欣日前在知名学者聚集的Project Syndicate网站发表文章，以他惯有的清晰流畅、又富有不动声色的幽默英语，描述了这种担心。裴敏欣的描述，实际上也是勾勒出当今中国政治的一幅素 描图，写出了一出中外互动的小戏剧：
“关于当今中国，一个最明显又最少人谈论的怪现象是，对中国领导人的看法随着观察者不同而呈现天壤之别。在中国公众看来，中国政府官员大都腐败无 能，只是一心一意谋取肥缺。但一些西方公司的主管们则总是认为，中国官员聪明能干，行事果断，了解情况，高瞻远瞩。在倒台的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 熙来遭到清洗之前，一些西方公司的主管们也是用这样一些词来形容他。
“这两种观点是不可能调和到一起的。要么是中国公众难以取悦，要么是西方公司主管错得一塌糊涂。但是，鉴于中国人生活在中国，评价中国官员及其行 为的资格要比西方公司主管好得多，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人的看法几乎肯定是对的。这就意味着那些在中国生活了相当长的时间、自认为是经验 老道的‘中国通’的西方人需要反躬自省，问一问自己到底为什么会错得如此一塌糊涂。”
*上当受骗，错得一塌糊涂*
说起在中国上中国政府的当，受中共及其政府官员的骗，错得一塌糊涂的外国人，世界媒体可以很骄傲或很羞愧地举出自己的一个同行作典型的例子。
这个例子就是美国已故的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
话说在1959年到1962年，中国了发生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人造大饥荒，导致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饿死。由于中共政府至今对那场人造大饥荒闪烁 其词，并且坚持谎称那是“三年自然灾害”，或笼而统之含糊其辞美其名曰“三年困难”时期。中共政府至今对它强行制造的那场人造大饥荒导致的死亡数 字保密。于是，研究者只能根据各种零碎的资料，大致估计死亡人数在1500万到6000万之间。
1961年，就在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人造大饥荒在中国造成饿殍遍野之际，埃德加・斯诺得到中共当局的特许，到中国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访问。在访 问期间，他走访了中国大江南北许多地方，见到了许多中国高层、中层、低层官员，以及许多所谓的普通中国人。他所到之处，看到的都是一派莺歌燕舞的 和谐景象，他没有遇到过一个死人或家里有人饿死的人。
*哄死人不偿命*
斯诺1961年访问中国之后出版了一本800多页的厚书，题目是《河对岸：当今红色中国》。
这书的题目就非常有趣，里面的内容更是有趣。半个世纪过去之后读来，这本书足以让普通的中国人，让试图了解真实的中国的外国人、世界媒体记者感到 惊心动魄、唏嘘感叹，悲极而笑，欲哭无泪。
例如，斯诺下面这一段描写他在内蒙古一个村庄见闻的文字：
“一个健壮的年轻男子穿着蒙古靴子从村里走上前来，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
“‘你们这里吃什么？’我问。
“‘白面和蔬菜。’
“‘你的粮食定量是多少？’
“‘不够。’
“‘怎么会不够？’
“‘才53斤。
“我们在场的人都笑了。他似乎是有些不好意思。53斤的定量几乎是一个月60磅，比北京普通人的粮食定量高了一倍。显然他不应抱怨。我没有继续追 问这个问题。但过后我想到，我们没有了解他的全部情况。他所在的地方主食是肉食。假如他吃不上羊肉，不管多少白面粉都无济于事。”
50年过后，当今读者，尤其是中国的读者重读斯诺的书，可以立即想到，斯诺遇到的那个健壮的年轻人几乎可以肯定是中国官方特工，他说的话是典型的 哄死人不偿命的话。在当时的中国，北京的供应是全国最好的，地方的供应不可能比北京还好，更不可能比北京好了一倍；假如那个人一个月可以吃上53 斤白面，他一个人就足以让10个人免于饿死(因为一个月5斤白面，搀上野菜，草根，树皮，大致可以让一个人不至于饿死)。
斯诺的这一段描写也富有惊心动魄的戏剧性，可说是比中国史书上所说的晋惠帝责难饿死的民众“为何不食肉糜”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当今中国的外国人*
重读斯诺的书，今日读者难免要纳闷，像斯诺这样的外国人在当年的中国，究竟是被骗了，还是伙同中共政府一起欺骗世人？究竟他是受骗还是行骗？究竟 是中共当局骗人的技术太高，太强？还是斯诺这个专门报道中国新闻的记者水平太低，太劣？
斯诺如今已经长眠于地下，人们无法再向他本人探寻个究竟了。他的一部分骨灰埋在他当年在中国任教的燕京大学校园、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大学校园的未名 湖畔。
显然，作为一个中国问题观察家、记者，斯诺当年无论是受骗还是行骗，都不是一种好名声。受骗或行骗这种恶名显然让今天在中国的外国人感到很不舒 服，很窝囊。这种外国人包括艾布姆斯。
艾布姆斯是1999年来长期居住在中国的美国律师，并在过去三年里在中国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外国直接投资和知识产权等课程。
在美国加州克莱蒙・麦肯纳学院政治学教授裴敏欣发表有关在中国的外国公司主管大有可能被中国当局蒙骗的文章之后，艾布姆斯受不了这份窝囊，随即在 美国网络杂志“工商界内线人”发表反驳文章，标题是“我不能让裴敏欣低估我的冷眼通透”。
艾布姆斯文章标题的明显的言外之意是：我做为一个在中国的外国人，根本就不像裴敏欣说的那么傻，我对中国的滥事、滥政府、滥官员看得透透的！
文章以跟裴敏欣旗鼓相当的戏剧性语言讲述了在中国的外国人不可能那么容易傻乎乎地被中国当局蒙骗。文章说：
“裴敏欣可能遇到的是一些傻乎乎的商人，他们在中国跟中国的制度打交道，感觉良好。这是很可能的。假如你的生活就是围绕着你的工作转，这种良好的 经验感觉会扩散到你对整个中国的总体感觉。裴敏欣也可能是跟在中国的一些跨国公司的主管经理交谈过，而这些人因为害怕受到报复，不敢对中国的情况 实话实说。
“无论是哪种情况，我在中国遇到的外国人是一群最玩世不恭的人。即使跟普通的中国民众相比也是如此，这很说明问题。把我们跟短期在中国工作的傻乎 乎的外国商人相提并论，既不公平，也不准确。”
“复杂的中国”虽是陈词滥调，但中国无疑很复杂。
http://www.qmhistory.cn/read.php?tid=50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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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空军 2012-09-06 01:33
核心提示：“没有一个人理解过，或者真正了解过中国人，这一世界上最好懂又最难捉摸、最理智又最没逻辑最矛盾的民族”，美国旅行家、摄影家伊丽 莎・赛德莫曾说过一段被西方人广泛引述的、关于中国人的民族性的经典的话。
外国人拍摄的晚清老照片
文章摘自《辛亥革命》，作者：阿瑟・贾德森・布朗，出版社：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
古怪的诅咒方式
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人有很多被称为所谓“怪癖”的东西，实际上，我们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不同民族的“怪异”风俗和特性只不过是由生长环境不 同而造成的。
美国旅行家、摄影家伊丽莎・赛德莫曾说过一段被西方人广泛引述的、关于中国人的民族性的经典的话。她说：“没有一个人理解过，或者真正了解过 中国人，这一世界上最好懂又最难捉摸、最理智又最没逻辑最矛盾的民族。”
一位在美国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绅士用同样矛盾的语句进行了回击。他如此描述美国人的民族性：“说到美国人，我发现他们伟大与渺小并存，善良与 卑鄙并存，喜欢个人英雄主义却又十分自私，他们理智傲慢却又愚昧迷信，他们极其自负，又好夸夸其谈。美国人很容易引人注目，他们非常矛盾，极其不 协调。”
中国人常用的复仇方法，有一种让我觉得奇怪，始终无法理解。西方人从来不会为了诅咒别人而自杀，但是在中国这样的行为每天都在发生。中国人好 像相信死在别人家里，是对屋主永远的诅咒。所以，中国经常有某某跳到仇家的井里或者跑到仇家门口服毒自杀的新闻。
穷人替富人抵命
我的一个英国朋友曾经告诉我这样一件事。一个富有的中国人在英租界里谋杀了自己的一个雇员。他知道，除非有人受到惩罚，否则无情的英国法律是 不会停止追究的。于是他就让一个叫楚麻袋的中国穷人承认是他杀了人，楚麻袋被送上了绞刑架。这个中国富人、真正的谋杀犯向楚麻袋承诺，将厚葬他， 并照顾他的家人。我的英国朋友对此怎么也无法理解，就写信给中国商人朋友，讨教此事。这位中国商人很快就回了信，他在信中说：
帮人家顶罪，对中国人来说一点都不奇怪。这样的事在中国每天都在发生。中国人不像白人不怕死，一般说来，中国人都比较惜命。但是楚麻袋，年纪 一把，身无分文，死期将至，他自己看自己就是烂命一条。既然有人答应给他厚葬，照顾他的家人，他就会说“我帮你去死”。楚麻袋的这种行为是在卖 命，他卖身给了真正的杀人犯。因为必须有人去为那位富人顶死，楚麻袋说他去，警察拿办了他，处以死刑，一切法律程序完成了。富人和楚麻袋都得到了 自己想要的。
从西方人的观念来看，这样的事太离奇了。可是，在我们西方人身上同样会发生很多奇怪的事情。
中国人：奇怪的西方人
我们最好记住，在中国人的印象里，我们的古怪毫不逊色。德国的《法兰克福报》刊登过一篇有意思的文章——一位中国人在上海看到的美国人和欧洲 人的“奇怪”行为。文章部分内容如下：
大家一直在说，洋鬼子的国家如何有钱，如何宏伟，但在我看来，这肯定不是真的，不然他们为什么来我们这里呢？他们无缘无故地拍球，跳起，好像 有人给钱让他们这么做一样。他们有时候在荒郊野地长途跋涉，在空中胡乱地挥舞手杖，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做，是一种宗教仪式吗？他们不知羞耻， 男人经常和女人并肩散步。他们的女人很值得同情，过节的时候，只能在一间屋子里慢吞吞地走，还得听难听得不得了的音乐。
一位在欧洲和美国旅行的中国绅士给亲戚写了如下内容的信：
这些洋鬼子没法教化，无药可救。他们可以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不吃一口米饭，但是却吃数不清的牛羊尸体。这就是他们为什么气味难闻的原因，他们 把自己身上的味道弄得像绵羊的一样。他们每天都洗澡，希望可以去掉那令人讨厌的味道，但是去不掉。他们不把肉切成小块做熟了吃，而是很大块地、半 生不熟地就端上桌子，又是拿刀切，又是拿刀砍，又是拿手撕着吃。他们吃饭离不开刀叉，这让一个文明人神经紧张，一个拿着武器吃饭的人坐在对面太让 人吃惊了。他们甚至与女人同桌吃饭，而且女士优先，这真是颠倒了乾坤。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相互嘲笑对方的民族特性，并不能让任何一方信服。世界各国的民族性都是各有特色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
我这样说，并不是要为中国人的民族性说好话。抛开中国人的民族性不谈，以前的中国政府的官员是存在很多问题的。
晚清：贪官的天堂
这个统治集团差不多已经集体腐朽了。几乎所有的中国官员都腐败。
《北华捷报》报道说，直隶省一位消息灵通的中国绅士表示，直隶省有一半土地税未能上交政府。
“这还不算，”他说——
我们县里的官员还有其他的收入来源，比如说三四十年前为了剿灭太平天国运动，县里额外增加了一种税。我们县的官员从那时候开始，一直收到现 在。按理说，这种税早该取消了，负责监察的县吏应该干涉此事，向保定府报告，县官会被立刻免职。但是没有人会这么做。一来税额很小，我个人的一份 不超过5美元。而全县征收的这笔小钱加起来就是个大数目，县里的官员与府里的官员，甚至省里的官员、中央的官员，都是要分成的。
中国的整个公共服务体系都因贪污而腐朽了，官员们不管是应得的薪俸，还是可拿可不拿的、拿了也不算犯法的灰色收入，都照单全收，中国的官员受 贿成风，向上贿赂成风，清朝末年的吏治绝对是贿赂公行。
清朝的官场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意思是，即使是当一个清廉的知府，三年时间也有十万两白银的回报。清政府很多官 员的职务是通过公开的买官或者秘密地行贿“跑官”得来的，他们为了当官支付给政府或者上级官员大笔钱财，为了尽快收回成本，为了继续往上爬，把官 做得越来越大，各级官员想方设法地聚敛钱财，他们想出来的匪夷所思的刮地皮的名目繁多得超乎我们的想象，乱七八糟的没有来由的苛捐杂税让老百姓苦 不堪言。
由于政府在吏治上的松懈和官员服务意识的淡漠，中国可以说是贪官的天堂。北京的方泰瑞博士指出：
只要稍微懂点中国官场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官场中的每个人都有“价格”。打官司的时候，官员们是看诉讼双方贿赂的多少来定案的，不只是官员们 的下人们可以被收买，1000个中国的官员里有999个人愿意帮助出钱多的一方。
中国的商界，比如说票号和贸易公司可能还会讲求信誉，遵守合同的约定，中国的官员是没有原则的，他们主要看钱办事。在中国的官场，个人的行贿 行为和相互欺瞒的行为是非常普遍的。
旅美华人和留学生不再愿回到祖国
美国著名的华人报纸、旧金山的《中西日报》1的编辑伍盘照，在去年回了一趟祖国后，写了下面的文字：
在中国旅行的日子里，我对清政府充满憎恶。产生这种感觉，并不是因为我跟孙逸仙等革命派的领导人情谊深厚。我在北京看到，庸人充斥官府，贪污 受贿盛行，满清政府不想进行任何有实质内容的改革，我的热血在沸腾，像大清帝国领土上的革命者一样。
很多在美国待了10至15年的中国留学生都不愿意回到北京。他们这样选择的原因，倒不是因为他们贪恋美国的荣华，不愿意为祖国效忠，而是他们 凑不齐送给当权的满清王公的贿赂款项。
要想结识任何一个满清勋贵，至少要送上300两银子(相当于200多美元)给王公的门房。王爷的门房，顶得上一个七品知县，只有把他们打点 好，才能有机会见到王公。这在北京，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很多王府的门房成了满清勋贵收敛钱财的“前线”。门房得到的钱，会被王府的人瓜分，王公本 人会得到最大的一份。
跑官的人，想要得到的职务越高，孝敬门房的钱就要越多。有熟知内幕的朋友告诉我，在北京，庆亲王在这项收入上每年就有300万美元进账。他的 这笔收入与流氓成性的肃亲王比起来却是小巫见大巫。
前些年闹得沸沸扬扬的以皇族载涛和载洵为首的五大臣出洋考察的事件，在喧嚣的背后是一场大规模的贿赂游戏，考察只是表面文章，吃喝玩乐，借机 收钱，才是考察的实质内容。五大臣出洋考察团就是一个超豪华旅行团。不过，他们回来以后，却恬不知耻地宣称，对世界各个强国的陆军和海军都进行了 彻底的研究。
中国各个阶层的人都公开沉迷于赌博。赌博虽是恶习之一，但汕头令人尊敬的汲约翰博士却说：“虽然中国人并不都道德高尚，但是在中国，堕落从来 不像印度一样成为宗教的分支。”虽然方泰瑞博士批评中国人的卫生习惯，“毫不夸张地说，每个村庄、每个乡镇和每个城市里的每一个家庭都散发着肮脏 的恶臭”，但在笔者看来，中国人的道德要比日本人高尚，因为他们的典籍中充满了对德行的赞美。
“令人恐怖的黑暗故事”
西方人认为中国人道德败坏，可能是受到一些传教士的影响。有些较为偏激的传教士讲过一些令人恐怖的黑暗故事，以此来证明邪恶已经渗透到中国社 会的方方面面。
诸如此类的故事，最典型的就是他们描述的雍和宫喇嘛们的行为。北京的雍和宫是一座皇家寺庙，里面住着500个喇嘛。某些传教士认为这些喇嘛不 但参与骚乱、抢劫，还罪行累累以至于雍和宫这一中国藏传佛教的著名庙宇“臭名昭著”。
雍和宫规模庞大，有很多宏伟的建筑，它里面有一座6米高的镀金佛祖雕像，这座佛像据说是中国最大的，闪闪发光，令人敬畏。在寺内的一个殿堂 里，陪伴我的两个喇嘛告诉我，他们日常的事情就是反复地诵经。
我在雍和宫看到的黄铜的和镀金的佛像，数目惊人，有些佛像和我在印度看到的一样，佛陀在参“欢喜禅”，也许这就是某些传教士对雍和宫印象不 好，认为雍和宫“淫秽”的原因。在基督教的教堂内，是不会出现这种男女交合的塑像的。基督教的土地上虽然也有邪恶，但被基督教的教义所摒弃，被体 面的人所拒绝，被文明的律法所禁止，这些东西是不会登堂入室的，更不会出现在神圣的宗教场所。但是雍和宫却把所谓“淫秽的佛像”放在庙堂之上，而 且还得到政府的支持。雍和宫在中国的寺院中地位很高，它的屋顶铺着只有皇家建筑或者受到皇家特别保护的建筑才能够使用的金黄琉璃瓦。传教士本是最 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当然难以接受雍和宫将“欢喜佛”置于大庭广众之下的做法。他们对佛教的历史缺乏了解，不懂得男女双修也是佛教某些教派参禅悟道 的法门之一。所以，雍和宫在他们的口中和笔下就没有什么好的评价了。
不过，某些西方人有这样一种共识，中国人的性欲旺盛，因为中国的一夫多妻制极其盛行。在中国生活了20年的派克先生写道：
中国人毫无疑问是性欲旺盛的，他们很容易使性行为变得肮脏……富有的官僚阶层最为骄奢淫逸……其次是有钱的商人阶层……北京贪婪的有闲阶级狎 妓成风，公开炫耀“淫荡”这一最严重的罪行……
派克先生又写道：
在中国所有的阶层中，道德意识极其薄弱……即使是我们认为应该送上断头台的罪行，在中国人那里连轻罪都算不上。
派克先生这位虔诚的基督徒想批评的是中国人的“残酷无情”，说得更直白一些，是对苦难的无动于衷。
派克先生的依据之一，是中国人喜欢看恐怖的刑罚。中国人的刑罚对犯罪者的身体非常残忍，中国人处以死刑，最常见的是斩首，最恐怖的是凌迟，也 就是用小刀把人身上的肉一片一片地割下来，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要持续好几天，为的就是让死者受尽痛苦慢慢死去，如果刽子手不能割到规定的刀数， 或者在规定的时间之前让罪人死去，他也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不管是斩首还是凌迟，都会有大群的中国人围观，中国人是一个喜欢看热闹的民族。
派克先生上述说法的另一个依据，是中国人经常见死不救，这是他这位虔诚的基督徒产生上述观点的最大理由。他曾经去烟台旅行。到烟台的那一天， 他看到一个垂死的人躺在街边，这是一条繁华而拥挤的大街，几百个中国人路过这个可怜的人的身边，却没有一个停下来提供帮助或表示同情。那个垂死的 人面无表情地熬过他生命最后的时刻，独自体验最后的痛苦，他大瞪着眼睛躺着，身体慢慢地变冷变僵，冷漠的人群对此视而不见。24小时过后，他还躺 在原地，死亡的面孔朝向沉默的天空。大街上的人们依旧推推搡搡地经过，照样若无其事地做着买卖、高声谈笑，对近在眼前的人生悲剧无动于衷。
我在青州府的时候，也曾遇到过同样的事情，街面上有一个女人在不停地扭动，我想走上前去帮忙。周围的人急忙警告我，制止我的行为，如果我没经 要求就去碰她，与这个女人相关的人会抓住我，要我为她的死亡负责，很可能会要求巨额赔偿。
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中国人往往见死不救，因为他们怕被人讹诈。他们一旦出手救人，一群或真或假的亲戚会立即扯住他，嚷着要赔偿，接下来的代价 更高，也许一个贪婪的地方官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大捞一笔，救人的人只有掏出足够多的钱贿赂才可以免罪。
另外，我猜想还有一个原因，中国人很迷信，中国人常常远离受难者，因为他们害怕死者的“霉运”跟着他们。因此，中国人出于自保意识，任由贫病 之人死在街头，任由落水的儿童溺死河中，哪怕距离几尺远的船也不会过来搭救。也许还有一个原因，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很贫穷，他们自己也活在苦难之 中，他们见过太多的苦难，体验过太多的苦难，对苦难已经麻木不仁了。尽管儒家持不可知论，尽管中国人的禀性注重实际，但是中国人的确非常迷信，他 们生活在对恶灵的持续恐惧中，他们对于鬼神的恐惧，超过了所有已知的民族，他们认为万物有灵，灵魂不灭，不管是人，还是猫狗等动物，还是诸如古树 等植物。他们认为，动植物活得时间长了，吸取的天地精华多了，就可能成精。如果一个人横死，这个人就可能变成恶鬼。他们对于祖先的偶像崇拜，也是 其他民族比不了的。他们有自己完整的信仰体系，与印度的诸多信仰和基督教的信仰不同，中国人的信仰体系很庞杂；或者说，中国人没有真正的信仰，只 要对自己有好处，中国人会拜不同宗教的神灵。中国人家里有人去世了，会把和尚道士都请来做法事，如此可见一斑。中国人信神主要是为了现世的利益， 比如说，有的阿婆信神，是为了请观音娘娘送来一个孙子。中国人虽然奉行儒学，不过儒家思想最多算得上是一个社会伦理的原则，并不能称之为信仰，我 是一直不赞成所谓儒教的说法的。
因为中国的儒学是如此的深入人心，所以在中国人被西方人大声谴责的同时，为了公平起见，我们也应该肯定他们确实拥有的良好品性。
布朗眼中的中国民族品性
我们美国人不希望别的国家的人拿美国最坏的那一撮人的品行来评价所有的美国人，也不希望拿最优秀的美国人身上的缺点和蠢行来作为美国人整体的 评价标准。中国有田忌赛马的故事，我们美国人也不能拿我们的最高等级的人和中国的最低等级的人对比，这是不公平的，这种比较不能肯定我们的优越 性，我们更不能为此自鸣得意。正确的做法是，拿最好的美国人与最好的中国人比，拿最差的美国人与最差的中国人比，这才公平。
由于美国是世界强国，美国人总是喜欢戴着有色眼镜来看中国人，而且喜欢把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当做牛羊来看待。我们为什么不把中国人当做一个 个个体来看待呢？我们为什么不把他们当做和我们一样充满感情的人来看待呢？他们在身体上、精神上和道德上，和我们只有程度上的差别，而不是种类上 的不同。他们同样有希望和恐惧，同样有快乐和悲伤，他们同样对痛苦敏感，对快乐欣喜。上帝告诉我们，“所有的民族流着同样的血”。我们不能沾沾自 喜地认为我们高中国人一等。探讨所谓“劣等民族”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英国社会学家颉德2告诫我们白人，“我们应该把有关‘劣等民族’的很多陈词 滥调放在一边，既不能只看肤色，也不能只看血统，甚至也不能把掌握高等知识的能力作为声称一个民族比另外的民族优越的标准。以上这些标准，并没有 科学依据”。真正的优越，不是一个民族传承的与别的民族不同的本民族的特性，而是一个民族体现出来的奋进的力量。现在白人拥有的任何优越之处都要 归功于这种力量。
我相信，体现在我们身上的奋进的力量，也会体现在中国人身上。我们应该避免乔治・艾略特所说的那种被西方世界普遍接受的看待中国人的错误观念 ——“中国人好像仅仅是使用厕所的动物，在他们的脸上从来看不到伟大的灵魂。”
作为一个传教士，我想说，我们需要知道是价值和尊严让人之所以为人，我们必须承认中国人不但是人还是我们的兄弟。中国人是和我们一样的人类， 他们一样会回应友善、欣赏公正，一样能和在上帝福音的影响下的西方人那样彼此友好相处。中国人与我们的不同，并不在于构成人类的基本因素上，而是 在于因习俗和环境差异所造成的表面现象上。
从这样的视角，我们就可能理解莎士比亚所说的：
在邪恶的事情上也有良善
人看到的东西应该过滤吗
那些蔑视中国人的西方人，让人联想到狄更斯《圣诞颂歌》里的吝啬鬼斯克鲁奇。斯克鲁奇认为：“穷人和受苦者，如果想死，最好去死，正好减轻剩 余人口的负担。”鬼魂严厉地质问他：“人啊，如果你有心，心里不是铁石，就先抑制住怒火，搞清楚到底什么是剩余人口，他们在哪。是你来决定谁该死 谁该活吗？只有上帝的眼睛才能分辨出，你是否比成千上万个穷人的孩子更适合活下去。啊，上帝！请倾听树叶上昆虫的哀鸣：在尘世上有太多饥饿的兄 弟！”
事实上，有很多中国人值得我们尊重和肯定。中国有很多民众确实愚钝无知，但是也有很多民众强大睿智。中国成千上万的儿童有着和美国儿童一样聪 明可爱的脸庞。欧洲人和美国人对中国人性格的判断并不公平。我指的并不是顽固腐败的满族官僚，也不是目无法纪的土匪强盗，也不是居于社会底层的龌 龊猥琐的流氓恶棍，更不是随时准备蛊惑人心的巫婆神汉。我指的是作为整体的中国人，因为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和我们截然不同，所以常常被西方人误解。
西方人和中国人之间没有什么认知的藩篱，在我们不能理解他们的时候，让我们远离偏见和意气用事，以尊重的态度去看待一个经历了3700多年历 史考验、其传说延伸到无法确知的远古时代的伟大民族——
他们节俭、忍耐、勤劳，而且不像美国人那样，他们懂得尊重父母。在亚伯拉罕离开乌尔城之前的200年，他们的祖先就有了确切的记录；在基督教 时代开始之前，他们就已经在使用火器；他们最先种植茶树、制造火药、烧制陶器、提炼漆胶；当我们的祖先还穿着兽皮睡在山洞里的时候，他们已经穿着 丝绸住在房子里了；他们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比欧洲人早500年；他们发明了航海用的指南针，没有它，大海难以安全穿越；他们构想出人工内陆航运体 系，成功开凿了600英里长的大运河；他们在山峰上开凿道路，在卫三畏3博士看来，其建筑工艺可以与罗马人的工程相媲美；他们发明了拱顶，让我们 的现代建筑受益良多。德国人在1190年才开始用纸，但是斯文・赫定却发现，中国人用纸已有1650年之久，在耶稣诞生150年之前，中国人就广 泛使用纸张。欧洲人的商业不以硬币和实物交换为基础的历史才有几百年，而中国设立银行发行飞钱、银票，比这早得多。大英博物馆里有张中国的银行支 票，是明朝的建立者、洪武皇帝朱元璋在1368年颁准发行的。
中国人尊重知识，奖掖学识，在所有的国家独树一帜地创立了科举制度——这是一种衡量一个人是否适合担任官员的考核办法。科举制虽然一直在儒家 经典的狭窄轨道上运行，但以知识作为衡量官员的更高标准，比我们的祖先几百年间只注重一个人的勇力的办法先进多了。汉学家毕海澜曾经在他的《盛唐 的衰落》一书中引述过一位中国作家的观点。这位中国作家阐述了中国人的等级及其各个等级的价值：
第一等级是士人，因为智慧总是高于财富，正是智慧让人与其他低等生物相区别，让他能够为自己和其他生灵提供食物、衣服和住所；第二是农民，因 为他们的头脑没有思想，但他们的劳动为人类提供食物，他们的耕作是人类存在的根本；第三是工匠，人类的基本需求除了食物之外，就是住房等生活用 具，工匠满足人的这些需求，所以他们仅次于提供食物的人；第四是商人，随着社会的发展，需求多样化，必须有人从事兑换和交易，于是商人就出现了， 他的位置诱使他行为不端，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两头搜刮，所以他的等级较低；第五是兵，因为他的职业是对社会进行破坏而不是建设，他消耗其他阶层 的产品，不生产对人类有益的东西，所以他处于社会等级的最底层，他的存在本身意味着必要的恶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要素之一。
中国政府的形式是温和的家长制，但是在实际运行上却很软弱、腐败、专 制。尽管如此，中国的人民仍然拥有比西方人想象的多得多的个人自由。正如派克先生写道：“中国没有护照、没有对自由的限制、没有国境线、没有种姓偏见、没 有食物禁忌、没有卫生措施，除了风俗习惯和刑事法令，没有法律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就像一个巨大的共和国，身在其中，个性不受约束。”
我们不能通过在美国看到的中国人来做出对中国人整体的判断。诚然，在美国的中国人绝大多数都很友好、勤劳、有耐心，有些还非常聪明。但是，这 些讲粤语的苦力基本上都来自广州的下层民众，鲜有例外。中国人对美国人的印象很可能也来自我们的底层人，那些在美国国内没有能力获得体面生活而跑 到中国闯世界的冒险家们。
实际上，中国能人很多——从中国回来的安德鲁主教用“有头脑的民族”来称呼中国人；格兰特将军环游世界之后告诉斯图尔特参议员，他在旅途中发 现的最令他震惊的事，是无论在任何地方，中国人与犹太人竞争，中国人都会把犹太人挤走。
西方人都知道犹太人的毅力，他们曾独自面对整个西方世界的绞杀，他们在与希腊人、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的历史对抗中充分证明了自己民族的优秀。 但是格兰特将军却发现在计谋、坚忍和耐力上，中国人远远超过犹太人。
在商业竞争上，老谋深算的英国人、精明的美国人，同样不是中国人的对手。不相信的人可以问问被挤出了西贡、上海、曼谷、新加坡、槟榔屿、巴达 维亚和马尼拉的美国及欧洲的商人们。在中国之外的很多亚洲港口，中国人已作为成功的殖民者出现，他们能够对付任何竞争，所以他们在当地拥有最多的 财富，控制了大部分贸易。
中国人的确非常自以为是，但是这一点在发表美国国庆演说的美国政客面前相形见绌，“美国雄鹰的尖叫”是世界上最出名的。因此，美国人在批评世 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自负之前都要三思。
中国还没有出现伪造人口普查数据，让世界上觉得一个国家比它实际上更好的案例。一个在中国待了很多年、汉语流利的英国使领馆官员对中国人的性 格赞不绝口。就他的经验来看，“中国人极其忠诚，渴望被信任，有责任感，充满感恩之情并看重名誉”。他说：“我的中国朋友从来没有弃我于危难之中 而不顾，或者算计我，一次也没有。这样的乐于助人、情深义重的好品行，在我的同事和同胞当中找不出几个人来，英国人总是太会讲外交辞令了。”
美国文学家布勒特・哈特写过一首讽刺诗，叫做《异教徒中国佬》。这首诗原名《诚恳的詹姆斯的老实话》4，换了《异教徒中国佬》的题名之后，在 美国引起了轰动。这首诗描写的是被两个白人赌徒硬拉上赌桌的中国劳工“阿新”以高超的赌术赢钱的故事。这首诗将“异教徒”的称号放在了中国人的头 上。他的这首诗歌，在19世纪70年代美国排华风潮中被广为引用。这首诗里有三句描写中国苦力的话特别有名，成为排华运动中引用率极高的反华言 论：
各种阴险古怪的方式
各种匪夷所思的把戏诡计
异教徒中国佬真是特别
哈特的本意并不是要讽刺中国人，作为美国著名西部文学作家的他，只不过想描写一个生动有趣的西部故事。当时伦敦的《观察家》杂志恰如其分地评 价这首诗：“智力平平的人都看得出来，布勒特・哈特先生本意是描写自作聪明的美国人，他根本不打算攻击中国的廉价劳工。他想讽刺的是，美国白人欺 骗华工的伎俩连华工计谋的一半都赶不上。”《观察家》杂志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人反对廉价华工的叫嚣背后的真实动因是美国人的自私。
美国人看重日本人轻视中国人的现象非常普遍。因为日本人的辉煌成就，使得东方国家所有的荣誉都归了日本人。以惊人速度崛起的日本人吸纳了很多 现代观念和科技发明，他们配得上西方人的尊重。
但是，在我看来，中国人才是亚洲最优秀的。中国人与日本人有同等的智慧，还有德国人孜孜以求的精神。古老的龟兔赛跑的寓言同样适用于国家。上 海的一家华人店铺的古怪招牌无意间透露出中国人的雄心：“从火炉到雨伞都能修，只要凡人能做的都能做。”
曾考察过中国的地质结构和地理特征的德国学者李希霍芬被誉为最了解中国国情的西方人。他曾说过：“在人类的所有民族中，中国人是唯一能在所有 气候条件下——从最冷的极寒地带到最热的赤道——都能进行伟大而持久的行动的民族。”
科尔克霍恩引用了他的一句话：“无论在哪里，只要华人得到立足之地，再加上一瓢之水，他就可以让世间万物生长。”科尔克霍恩在李希霍芬的基础 上发展了对中国的认识：“她(中国)具备一切构建伟大国家的因素，唯一缺少的是意志和引导的力量。有了这一东风，你会发现中国早就万事俱备。中国 多的是能人，他们拥有完美执行的能力，高度计划的头脑和勤劳工作的双手。”
来源: 《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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