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29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香港昂船洲海军基地，检阅解放军驻港部队。阅兵是宣示主权、展示武力。武力展演，再次提醒香港人：国家掌握着摧毁性的暴力机器，必要时可以对反抗者进行身体歼灭。胡锦涛风光地巡行香港，所到之处香港市民却以大规模的抗议迎接他。... 陆客团，是中国在国力崛起之后，一个人类政治史上的新发明。香港首当其冲，接着全东亚地区、欧洲、美国都感受到中共人海战术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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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2月21日，“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两天，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访问香港，《远东经济评论》记者刘慧卿问她：
“你把五百万香港人交给一个独裁的共产政权，道义上是否说得通？”
柴契尔回答：
“香港人欣然接受这份协议，你是唯一例外。”
一
台湾，不是香港，但正在面临“香港化”的危机。
香港问题的本质是，它是一个没有主权地位的现代城邦。1997年前殖民者英国政府将其主权移交给中国政府之后，它已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不管“一国两制”和“高度自治”的口号讲得多么诱人。根据当代政治学中民主转型文献（例如Linz and Stepan），区域性民主难以在一个专制国家中诞生或扎根。 道理很简单：（1）民主正当性应适用到一个国家所统辖的全部领土范围，一个国家的一部分实施民主而其他地方没有民主，这种局面难以维持。（2）一个地区的民主会带来全国性的示范作用与模仿扩散，再加上普遍性原则，其他地区必定升高要求民主选举的压力。这是台湾与香港根本差异的一个条件：台湾仍享有国家条件或国家地位（stateness）。主权移交之后十五年来，香港的自由民权受损，民主选举扩张踌躇不前，公民社会的反抗行动升高，都是在这个脉络中发生的。若是香港实施特首与立法会普选的“一国两制”，将给中国统治者带来莫大的麻烦。目前的香港，是一部强化控制的国家机器，与一个自我培力的公民社会的拔河竞赛。
2012年6月29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香港昂船洲海军基地，检阅解放军驻港部队。阅兵是宣示主权、展示武力。主权的宣示，呼应了前段的破题文字。武力的展演，再次提醒香港人：国家掌握着摧毁性的暴力机器，必要时可以对反抗者进行身体歼灭。胡锦涛风光地巡行香港，所到之处香港市民却以大规模的抗议迎接他。胡锦涛来港参加香港“回归”中国十五年庆典。他还做了什么？他与香港方面签署“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的第九份补充协议。这份协议涵盖了43项服务贸易及便利投资措施，包括进一步开放香港旅行社在中国经营港澳游旅行团及出境游业务。换言之，将有更多的陆客团涌入香港消费。陆客团，是中国在国力崛起之后，一个人类政治史上的新发明。香港首当其冲，接着全东亚地区、欧洲、美国都感受到中共人海战术的威力。
二
《台湾“香港化”？中国统治香港模式的启示》，由台湾新社会智库学会出版。这本台湾少见的出版品，分析香港主权移交的前因后果。我们看到：新华社香港分社（2000年之后改名中联办）在中英谈判香港前途期间，如何施展灵活而多方位的统战技巧，针对不同的群体与个人，实施差别化的笼络或威胁。在这个局面下，主流媒体的意见气候发生微妙变化，资本财团开始靠拢北京，而恫吓与分化对异议者也产生了效果。1997年前后，香港因此涌现一批充满机会主义色彩的“忽然爱国者”（黄伟国）。
在这个政治操作过程中，对新闻传播媒体的控制是一个关键戏码。不难想像，“自由之家”为何连续两年将香港评等为“局部自由”。新闻自由的倒退令人乍舌。香港记者在中国内地的采访权也受到严重干预。亲中商人收购媒体；媒体老板获得中方的政治任命（梁旭明）。
最近，《阳光时务》（香港）和《新新闻》报导了中共对香港媒体的影响和控制趋势。媒体的自我审查早在1990年代即已露馅。2000年《南华早报》中国版编辑林和立遭解职，由吉林省政协委员王向伟接任（叶荫聪）。最近该报资深记者慕亦仁（Paul Mooney）被解职，通知他的就是新任总编辑王向伟。根据慕亦仁，被解雇的原因是他写了许多关于中国异议、维权人士的报导，最近的例子是，他去美国访谈了中国人权律师高智晟的妻子耿和，但这篇稿子无法刊登。据报导，《南华早报》的老板郭鹤年在中国内地有相当大的商业利益。1997以来，香港报业生态已经发生了强烈倾中的变化；目前几乎只剩《壹传媒》独撑大局。
香港的民主化是一条漫漫长路。港英政府在中英谈判阶段开始开放有限度的民主选举（1982年成立具有谘询性质的区议会），一方面强化它的治理正当性，另一方面也试图为英国增加筹码。这是香港民主运动的机会之窗。然而，三十年来，香港的民主化之路却是崎岖颠簸，充满着挫折感。1989年天安门镇压之后，香港成为抗议中共威权专制的一个据点，每年均有游行示威活动。1997年之后，董建华政府恢复了区议会委任制度，是民主倒退。2002-3年间，香港政府拟就《基本法》23条进行立法， 引发港人大抗争，最终不得不暂时终止立法程序，至今未再提交。中共于23条立法受挫之后，一方面加速推动CEPA，以经贸统合吸纳香港；另方面加强对香港政务全面干预，包括介入香港各级议会的选举，执行分而治之的策略。结果，泛民主派在2011年的区议会选举议席减少，亲共的建制派则大有斩获。“中共是一所庞大和不停运作的选举机器，组织严密，纪律性强，各人绝对服从上级指示。而中共对香港事务的干预，已经深入骨髓，无所不用其极。”（刘慧卿）。
中方凭藉庞大财力与行政资源，给予其扶持的建制派雄厚的经费（透过中资等机构的输送），功夫得以做得深而细。民建联有财力购买商业电台广告。香港的中资企业肩负“政商双重功能”，中资也是一种政治组织。此外，近几年选举中，甚至还发现“种票疑云”（幽灵选民登记）；另据报导，区议会选举当天，都有免费海鲜团招待。泛民主派陷入消耗战的泥淖。民主化过程漫长，并且耗费巨大社会能量，时间拖久了，对当权派有力；民主派则在旷日费时的动员、期待、落空的周期中，逐渐呈现疲态，而产生路线冲突，终而被执政者见缝插针，导致分裂，分裂的结果之一就是在选举中受挫（马岳）。这是政治学者所称的“转型期倦怠症”（transition fatigue，马岳翻译为“过渡疲劳”）。其实，从转型政治的理论角度看，香港迄今仍未跨过民主转型的门槛。
2010年，泛民派的公民党和社会民主连线发起“公投运动”（亦即“五区总辞、变相公投”行动），5月16日举行“变相公投”，但投票率只有17%。公投运动导致泛民主党派分裂。5月下旬，民主党主席何俊仁等六人小组（包括刘慧卿、张文光等人）与中方谈判，北京答应在2012年立法会功能组别中，5席采用新办法：“超级区议会议席”。这个办法又被称为“变相直选”：由区议会提名，再由全香港组成的大选区选举。在批评者眼中，何俊仁六人小组与中联办的谈判，是“台底交易”，为了“政党利益断送香港民主发展进程”。何俊仁则否认屈服于北京压力，并说：“要处理香港的政改问题，不可能不与中央会谈，否则不符合政治现实”；“有中央让步的诚意，才有会谈与协议”。
中资政治操作、中方主导基础建设、国企上市分润股民、控制传媒、推动国民教育灌输民族主义、不断恶化的所得与财富分配、陆客自由行涌入消费、甚至简体中文的大举“入侵”，已经彻底改变了香港的风貌。我们看到一部极端强势的国家机器压制在一个原本享有高度自由的商业城邦。然而，主权转移以来的十五年间，公民社会的反抗力量却水涨船高，新媒体生机勃勃，网民反扑（黄伟国）。而香港人对中国的认同则持续降低；并将对中国政府的不满，转移到对内地人（“蝗虫”）的排斥、对中国人身分的歧视（冯智政）。中方耗费大量资源制造香港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似乎效果有限；香港作为一个“依赖政体”，已经促发了强调自保自治的“城邦论”（叶国豪）。
十五年来的香港，是强势国家激活公民社会的绝佳案例。根据孔诰烽与叶荫聪的研究，由于特殊的殖民经验与地缘位置，香港主权转移之后，使这个城邦成为中国离岸（境外）的公民社会。“这不只是香港的公民社会，也是中国大陆一个正在浮现中的公民社会。” 这个公民社会既存在中国内部，又活跃于中国境外。这种离岸性，如同数学概念中的“莫比乌斯带”（M？bius strip），具有里外相通的灵活性。因此，即使处在依赖政体格局下，香港目前仍然能够维系住寻求本土价值认同的社运方向。而台湾民主独立，无形中拱卫了香港的自由生机。由于中国对台湾的图指，使得中共对香港的压制有一定的顾忌，毕竟香港是邓小平所擘画的“一国两制”的示范区。
三
场景移回台湾，以上的香港故事，是否似曾相似？
2008年马英九接任总统不久，中方即允许大量陆客观光团进入台湾。根据陆委会，自2008年7月至2012年4月，来台观光陆客将近367万人次，带来约新台币1，872亿元的外汇收益。（台湾2011年出口总额约90，000亿台币。）
2008年11月，中国特使陈云林来台“过度维安”引发员警滥权、暴力镇压示威者。
2008年11月，旺旺集团回台收购《中国时报》。该集团老板发表亲中言论，报社执行言论自我审查；并申请并购中嘉有线电视系统，引起公民团体强烈质疑，但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仍于2012年7月25日通过此并购案。
2009年，高雄电影节规划播放热比娅纪录片，引起中国政府抗议与抵制（禁止陆客团进入高雄），而在台湾内部则有立法委员与旅馆公会施压高雄市政府。
2010年6月，马政府与中国政府在重庆签署了ECFA。至今已签署16项协议。ECFA主要是仿照中港签署的CEPA。ECFA的第一批早收清单，包括开放台湾部分农产品免关税销往中国。中方认为这是“照顾”台湾中南部农民的“让利”措施。
2012年1月，总统大选前几周，企业集团大老板们，以轮流召开记者会、集体刊登报纸广告等方式挺“九二共识”，这是北京第一次大规模而且有系统地操作“以商围政”的“文攻”策略。选举过后，国台办举行了庆功宴。
2012年5月，郑弘仪请辞三立电视台“大话新闻”主持人。据报导三立电视台为了销售其连续剧（改称“华剧”）到中国，而停掉“大话新闻”。
2012年6-7月，中台谈判投资保护协议陷入胶着，争议的问题之一是关于台商在中国的人身自由。因此，原来预定在6月底举行的“台北会谈”（名义上是学术研讨会），马政府拒发签证给多位具有官员与解放军背景的中方代表，而使台北会谈“破局”；而预定于同一期间举行的第八次江陈会也延后。
《中评社》一篇发自北京的评论质问：“陆委会是否清楚台湾政党轮替的政治意义？到底是代表了谁的立场？究竟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中扮演什么角色？” 这段粗鲁的话语直指“政党轮替的政治意义”，似乎在对马政府呛声：是我帮你选上总统的，你怎么不照我的剧本办事？
前文提到中共在香港培育了许多“爱国团体”。台湾也有类似的“爱国团体”。套用香港人的说法，热爱祖国者，有“旧电池”和“忽然爱国”之分。台湾历史悠久的统左团体“夏潮联谊会”，其中许多成员曾经坐过国民党的黑牢，在冷战时代历经残酷压迫，他们一直把希望寄托在“祖国”。民进党执政之后，统左团体微妙变化，许多人对第三次国共合作抱持欢迎的态度。
最近几年，则出现了一些新的组织，例如两岸统合学会，根据这个学会的自我介绍，其组织缘起包括：“为抵御民进党政府台独走向，促进两岸和平发展的重要政治性社会运动团体。” 2012年6月“破局”的台北会谈，在台湾的筹划单位就是两岸统合学会。分析台北会谈预定举行的时间点，会发现这个“学术研讨会”与延后的第八次江陈会、香港“回归”十五周年庆典活动紧密排列。这些是巧合吗？
台湾已然浮现一个具有组织性的统派的“国土复归运动”（irredentist movement）。这个运动的目标，如其揭示，以“反独”、“导正两岸关系”为宗旨；并且延伸到反本土化，例如最近引发争议的中学教科书修改事件，就是重要的讯号。台湾的历史经验显示：没有深入的本土价值网络，就不可能维系民主化运动，因为本土化并非狭隘族群意识的反映，而是“生活在台湾”此一安身立命的社会需求。即便在“全球化”统御世界的潮流下，这个命题仍有效。“国土复归派”在台湾的操作，正在蚕食台湾的民主与本土根基。过去二十年台湾民意调查，显示统独对立的格局正在缓解，代之以“维持现状”（亦即，维持中华民国在台湾之实质独立地位）。而新的冲击则来自外部的“中国因素”。换言之，台湾公民如何看待自身与中国大陆的关系，会决定他们的政治身分认同，以及总统选举的投票抉择。如何处理来自中国之政治军事威胁以及经济利益诱惑，已经成为台湾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之一。
四
经济蚕食政治，是“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写照。
台湾正在“香港化”吗？以上中港关系与中台关系的平行对照，会让人担心台湾正在快速地“香港化”。但是我们在警戒专制政权的统战之外，应该更深层思索台湾的前景。
第一，台湾有“国土复归运动”的现象，正表示台湾仍然是一个主权国家。只是由于中国对台湾主权的宣称，使这个国家的主权地位不被世界强权所认可，而以变通的方式与台湾进行非正式的外交关系。笔者曾经指出：
台湾是一个“主权受挑战民主国家”（sovereignty-contested democratic state），这里的“受挑战”指的是台湾在国际列强夹缝中的处境；这是外部的意义。但是，对内而言，台湾的国家主权是没有争议的；不管这个国家的名字是中华民国或其他称谓，它的统治权都是自主而完整的。
但是，香港未曾拥有过主权地位，也未曾存在构成政治影响力的独立运动。Linz与Stepan说：“民主政治预设了国家条件。没有主权国家，就没有安稳的民主政治。” 确实是一针见血的观察。从这个角度看，在中国持续增压操作下，如果台湾的国家条件发生流失的状态，则将危及台湾的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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