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昭：中国政治突变进行时 不可免不可怕
打印版近期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的一番话传出，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在去年年底凤凰网和凤凰卫视主办的“财经峰会”的闭门午餐上，这位曾在2006年发表一篇《民主是个好东西》而引人侧目的体制内官员兼学者，讲了一番“改革没有突破、政局必有突变”的话，再次语惊四座。然而在“凤凰网”所登出的文稿中，俞可平这番话是这样讲的——“谁都知道现在改革到了一个新阶段，进入了深水区，需要突破。我们现在谁都不想突变，突变是一个民族的灾难，但唯有突破才能避免突变。如果在有些问题上不突破，代价将不可估计”。
由于是闭门活动上的发言，俞的原话是如何不可考，但他对“突变”的恐惧和对中共不“深化改革”后果的担忧是显而易见的。从“风凰网”有可能经过润色后登出的讲话看，一句“我们谁都不想突变”透露出了俞可平真实的心意，“我们”狭义上当然是指参加“财经峰会”的各位，广义上可以是指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整体。俞的讲话与其说是在做一种前景预测，倒不如说是作为与体制休戚相关的一员，痛感于同僚和上峰的冥顽不灵，而他作为这个群体中少数的“先知先觉者”之一，无力“挽狂澜于既倒”，只好以惊人之语给不知祸之将至的官僚们敲敲警钟。
事实上，中国大变的趋势、甚至一定意义的政治突变已是不可避免。从最消极的角度讲，这种转变哪怕是通过人口的代际转换也必然完成。今天年岁稍长的中国人之所以许多还能安于现状，是因为他们做比较的参照系是上个世纪60年代。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月给这代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他们中的许多人看来今天能吃饱肚子就算是一大“进步”。就像外交部副部长傅莹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说“我女儿这代人是没有经历过饥饿的第一代中国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进步”。
遗憾的是傅莹代表她女儿所做的表态，既未必是她女儿真实的想法、更无法代表整个青年一代的真实心声。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中国新生代，他们看待问题的参照系显然不再是60年代的“困难时期”，他们是伴随着互联网科技成长起来的一代、是有国际视野的一代。在他们眼中，政府要确保国民的基本温饱是理所应当之事，除此之外，他们更在意机会的公平、个人权利和有品质的环境。这种观点毫无疑问正在迅速成为当今中国的主流价值观，每一次影响重大的公共事件发生，都强化和加速了这种趋势。
年轻人的看法表述得未必那么系统化，但显然更符合历史的常识、也更符合人性的常识。60年代的饥荒岁月不论是从中国历史的纵向坐标来看、还是从当时世界文明演进的横向坐标来看，都是相当不正常的。一个民族在没有遭受大规模天灾和外敌入侵的情况下还经历如此艰难的岁月，只有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存在过。今天的朝鲜还是个活教材，从90年代初开始的饥荒延续至今，这意味着今天朝鲜年龄在30以下的人，大部分都没有吃饱饭是什么感觉的记忆。以这样一种基点来把基本温饱作为一种建设的“伟大成就”本身就是党文化�酿出来的扭曲观点。另外，对公平与安全的诉求也是人性的基本需求，公正与安全这两者紧密相联，前者为后者的条件。一个缺少基本公正的社会，显然个人的财产乃至人身安全也是时时处在危胁之中。
几天前笔者参加一个广播节目，针对近期北京的雾霾天气、环境污染这个热点话题，有听众打电话进来说：“应当承认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它使得中国在世界上被人瞧得起，大家不应当过于责备”。诚然，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让不少中国人有了面子，我们中国人要钱、要面子，这也是人所共有的需求，但我们中国人也得要命。如果连自己、乃至子孙的健康都危险了，要钱、要面子的意义何在呢?难不成要钱不要命、死要面子活受罪么?显然，这种将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置于公众安全和健康之上的看法是不符合人性的常识的，也是长期以来将经济发展等同于政治合法、道德合法的党文化宣传给人们制造的扭曲印象。
令人稍感欣慰的是，历史的常识、人性的常识在中国的青年一代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从去年在大连、四川什邡、江苏启东发生的几起大规模环保抗争到今年年初声援《南周》罢工，青年成为参与的中坚力量。对常识的回归是正向的力量，将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如果说由于统治阶层的冥顽不灵造成社会的突变不可避免，那么这个变化的主要内容是恢复被六十多年独裁统治所扭曲了的社会生态，对这个变化的大致方向和内容，不应当怀抱恐惧。
接下来就是变革的具体途径和手段问题。俞可平所说的“突变”本意应当是指暴力革命，所以才会有“突变是民族的灾难”一说。而一位网友的回应则是一针见血——大概没有什么“突变”比1949年共产党的夺权更加祸国殃民、更加是民族的噩梦。俞可平所说的“灾难”应当是指变革给当权者和权贵集团带来的灾难——特权和财产的丧失，弄不好“天街踏尽公卿骨”，小命不保!从这个意义上讲，统治集团抵制改革确实是在深化暴力革命的风险。所以在当前这个历史时期，就社会转型目标达成更广泛的共识就尤其重要、公民意识的成长和启蒙就尤其重要，这个过程需要知识分子积极地参与。令人欣慰的是，近几年重大公共事件中，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异军突起、崭露头角，不仅迅速和草根民意相结合、产生了积极互动;而且对之前被体制所同化的知识分子群体也产生了相当的冲击作用，体制内的“知识精英”群体分裂已经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了。这都将为社会的和平转型注入“正能量”。如果社会有比较成熟的公民意识，并且就政治转型的目标有较广泛的共识，眼下缺少成熟的政治反对党并不是严重问题，组党、结社可以在社会大潮下应运而生;从体制内分裂出的精英分子也可扮演这类角色。
相对于俞可平所惴惴不安的“政局突变”，我倒是更关注通过一起起新闻事件所展示出来的、民众意识层面的“突变”。2011年的“7-23”动车事故后，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就女童小依依获救发表评论，说这是“生命的奇迹”，有记者当场大声反驳“这不是奇迹”!笔者一直都记得王勇平当时的表情——他瞪大了眼睛，瞠目结舌，不敢相信居然有记者敢“现场造反”，呛声政府发言人!在王勇平眼中，这未尝不是一场“突变”;当四川什邡的青年打出标语“我们是90后、我们可以牺牲”的时候，对于习惯了百姓们低眉顺眼的官老爷来讲，未尝不是一场“突变”;当广州的青年们聚集在《南周》编辑部外声援，并且在外媒的镜头前侃侃而谈、丝毫没有表现出怯懦的时候，对于习惯于说一不二的中宣部来讲未尝不是一场“突变”。这些小“突变”毫无疑问都具有政治意义，并且直接推动着根本政治环境的大变局。这样的“突变”来得越多、来得越快，中国的前景就越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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