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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8月 17, 2013

[G4G] IBTIMES中文网 经济学家解读李嘉诚“脱港入欧”:大陆政治风险或波及香港

江濡山 | 2013年08月16日 星期五 15:12 PM

自 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产业技术进步和资本的全球化流动规律,导致全球发生过三次大规模的产业转移,首先是从英国转移到德国和美国,然后是从德美转移到日本及 亚洲四小龙,再次是从从欧美日及亚洲四小龙大规模转入中国。每次产业转移都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以劳动力依附为主的产业转移而出,以技术进步为推动力的产 业在本土扩展;二是每次转移而出的产业规模总是比上一次的规模要大;三是接纳转移而来的产业在新的生产国逐步实现产业消化和技术升级。而中国作为第三次全 球产业转移的承载国,显然所容纳的产业规模最大,且产业发展的膨胀速度和技术升级速度最快,已经不可能实现再次转移出去,也就是说,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中心 的地位,将很难被任何其他国家和地区所取代,除非未来全球化新的产业合作格局发生更深层的变革。笔者暂不对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展开阐述,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的 是:随着产业技术的不断创新与发展,全球化产业转移已经导致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及欧洲,开始陷入较严重的产业空心化和财政空心化的双重危机之中,过度的 福利主义和“高贵”的劳动力身价,已经把资本主义的“老本”吃光,由此导致除过德国之外,日趋老化的欧洲资本主义产业形态,正在被全球化无情地淘汰。正是 这样的经济社会现状和格局,所产生的历史性投资机遇,被李嘉诚父子逮个正着。不妨先看看以下几个实例:

(图片来源: 网络)
李嘉诚

自2003年开始,李嘉诚开始投资欧洲3G业务,而当时全球市场对于3G业务的未来走势尚处于“编制美好光环”的讲故事阶段,而李氏家族为此忍受连续8年的亏损(2003年-2011年)而依然坚定地持续投资,最终“柳暗花明”。

2010年,以李泽钜为先锋,长江基建、电能实业和李嘉诚基金会联手击败了由澳大利亚麦格理、阿布扎比投资局和加拿大养老金组成的财团,斥资58亿英镑(约700亿港元)从法国电力公司(EDF)手中买下了英国电网业务。

2011年,长江基建再次出手,花费24.1亿英镑(290亿港元)收购了英国水务公司(Northumbrian Water Group)。而 10个月之后,长江基建高调出击,6.45亿英镑(77亿港元)收购英国配气网络Wales &West Utilities(WWU)。

2013年6月,李嘉诚把触角由英伦三岛涉足到欧洲大陆。由控股母公司长江实业牵头,豪掷97亿港元收购荷兰最大的废物转化能源公司AVR共计35%的股权。与此同时,李氏家族又紧锣密鼓地将估值超300亿港元的百佳超市洽谈出售。

 对上述投资行为简要分析即可发现:短短24个月内,长江集团一跃成为英国最大的单一海外投资者;历史投资总额超过300亿英镑(折合3720亿港 元)。单在基建方面,长江集团为英国1/4的人口提供配气服务,旗下的英国电网掌控英国30%的电力供应;去年收购的英国水务公司 (Northumbrian Water)则为超过7%的英国人口提供食水。

对上述投资策略和手法进行深度观察分析,可以初步可以看出李氏家族投资欧洲的全球化布道之“野心”:收购英国、控制欧洲。对于研究和运筹全球化产业投资的各路精英而言,李氏家族的全球化投资布道,至少可以4大看点:

1、抓住了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软肋。全球化会加速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衰退的主要原因是:“吃老本”的福利主义和居高不下的劳动力成本,导致 欧洲逐渐丧失了生产创新机能和社会化管理及服务模式的固化,在这种背景下,欧洲最最需要的是能够“因应时代发展”的、高效而富有活力的、成本低廉服务上乘 的社会化服务者。而这个阶段,整个欧洲陷入债务危机泥潭,资产价格处于历史最低位,而李嘉诚家族财团,恰好抓住了这一软肋作为其全球化运筹的重要策略:先 切入英国打开一个缺口,再覆盖欧洲大陆,逐渐实现把控。

2、深度运筹关系,精心做好基础准备。李氏家族投资英国、觊觎欧洲大陆,并非偶然。这不仅与李氏家族发迹于英殖民地的历史及制度背景有关系,也与其 同英国政商界密切的非同小可的人脉关系有关。李嘉诚早期的创业发展和中期的资本积累,均发迹于香港英治时代,整个公司的中高管理层人才都对英国的社会制 度、法律、会计、资本市场等非常熟悉,而且李氏家族与英国政府有着深厚的交情,在铁娘子撒切尔夫人葬礼的宾客名单中,李嘉诚是极少数几位受邀华人之一。因 此,李氏家族无疑是“大英帝国”和欧洲放心的投资者。

3、扬长避短,突出并优化基础服务领域。笔者数年前深度研究亚当斯密的《财富论》之后,得出这样一个更深层次的判定:“固然任何财团追求利润最大化 的同时,满足了社会进步的诉求并提供了推动社会进步的动能,但是,当聪明的投资者明白了这个道理后,并采取反响思维来主动把控和满足社会进步的诉求时,其 未来的利润收获会更丰厚,甚至是垄断性的,因为任何一个个人、集团,甚至是国家,一旦对某个产业、产品及服务的生产供应者产生“消费以来”,那将是一件非 常可怕的事情;正因为如此,在全球化、信息化大背景下,'先入者为主'的策略,成就了很多与时俱进的商业霸主,同时窒息了许许多多后来者。李嘉诚正是深度 总结并优化了他在香港半个世纪的投资经验后,按照这一策略,坚定而颇有气度地直面欧洲社会及市场。

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及消费心理,都会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李氏家族真正发迹得益于“把脉历史机遇,爆炒房地产”。可以说,房地产、 港口及商业一直是其主业,近些年来在通讯及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的产业规模逐渐加重分量。而其投资英国及欧洲的主业则“局限”在一个领域:公共服务业。一方面 加大对传统公共服务业的投资、改造和升级;另一方面加大现代服务业的投资和布局。这种投资策略的“妙处”在于:不去触及欧洲的地产、商贸、物流、现代技术 装备等领域既得利益者的奶酪,而是从看起来利润低廉、管理繁琐、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公共服务领域切入,使欧洲的政商界感到引入的不过是一个价格低廉的超级保 姆而已;然而此举会使主任逐渐对保姆产生依赖,有朝一日离不开保姆时,保姆就会转为高贵受宠的“小三”夫人,更重要的是,现代服务业的投资布局,将会为未 来发展打下不可想象的巨大发展空间。

4、效仿怡和集团,策略规避政治风险。笔者前不久在为中国大陆某财团提供“全球产业资本结构配置及安全运作”顾问方案时,非常明确地告诉“业主”: “对于所有商人而言,政治资源是最大的资源,而政治风险也是最大的风险。因此,商人玩政治的核心法则是:与政治集团要'若近若离、进退维谷';资本运作的 最高境界是善意地'绑架政府,服务于民,留下活扣儿。越是在集权的国家,越要讲究这个策略”。李氏家族玩的正是这个策略,而且效仿的是香港怡和集团的做 法。不妨先看一个案例:香港怡和集团是如何在九七前后“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撤离香港、尔后又巩固香港核心业务的。

据北京安邦财经资讯机构综合:1983年3月28日,当时正值香港前途谈判时期,怡和集团突然宣布将把怡和控股公司的注册地点由香港改为百慕大,英 资怡和系此举无疑是对香港“九七问题”缺乏信心。当晚伦敦港股大幅下跌,一度停板。这种高姿态的举止,不但引起市场极大的震撼,而且引发了后来香港企业纷 纷迁册的浪潮。

事实上,自80年代中叶起,怡和集团就已开始部署撤出香港。除了将控股公司的注册地迁往百慕大外,集团又以“加速企业国际化”作幌子,暗地里将资产 向海外转移,借以降低香港的投资比重。虽然该集团(及其他已迁册的公司)已将香港的企业变成了“海外附属”,但主要业务仍在香港。按交易所及证监会的规 定,这些企业仍然必须接受这两个机构的监管。从撤资过程来看,英资怡和集团的撤资,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逐步转移资产,缩小在香港的投资比重,同时 加大对所谓“海外市场”的投资比重。第二个阶段是将控制权转移海外,一般通过将控制性单位移出香港,通过在海外上市来实现。但与此同时,作为商业机构,除 了宏观战略部署之外,英资撤出香港之后,也并非将业务完全撤出,他们依旧紧盯各种香港和大陆的赚钱机会,心走,人不走;钱走,事不走!事实上,至今怡和集 团在香港仍然维持相当的业务,属下子公司包括:置地集团、牛奶国际、文华东方酒店集团、怡和太平洋、怡和汽车;投资的业务包括有:建筑(金门建筑)、地产 (置地)、航运(香港空运货站、怡中机场服务、香港货柜码头)、零售(惠康超级市场、7-Eleven,必胜客、万宁药房、美心饮食集团)、投资银行、酒店(文华东方)、保险顾问等等,员工总数超过数十万。对比之下,李嘉诚家族集团正在发生的事情与英资怡和集团有着很近似的情形,而且涉及到的资产规模超过2000亿。

现在看来,昔日的颐和集团,显然对于九七后香港的政治气候过于悲观,对北京“一国两制”的策略很不放心,但是,“有备无患”的心态和策略是必须的。 那么今天的李氏家族,对北京及香港的政治气候有何担心,难道具有超级前瞻智慧和敏感性的李老先生,真有什么“先知先觉”。在笔者看来,未来10年,中国大 陆可能会面临极大的政治风险,而且这种风险极有可能波及到香港。这是因为:

第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已经严重落后经济的发展、严重落后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严重制约了中国全球化发展的利益诉求。因此,中国需要至少10年的痛苦 的意识形态及政治制度变革冲突,而这一冲突若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规律,那么中国才会真正迎来实质性的改革开放,并且开始进入第二个高增长阶段;但是,如果继 续背离历史发展进步之规律,则意味着中国会陷入社会动荡,这对于产业精英而言,是一个输不起的博弈。

第二、与北京相对应的香港,在下一轮特首实施自由选举后, 极有可能出现事实上的独立,不排除“香港民意”在很多方面会与北京对着干。而这种趋势显然不符合“中国人民”的意愿,而问题的严重性在于,香港的电力、水 资源、日用生活品质等各个方面,已经对大陆产生高度依赖。在这种情况下,香港民意与“中国人民”博弈胜算的概率有多大?

第三、特殊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机制,决定了香港精英阶层,对于香港未来的发展命运,一直缺乏长远的战略的谋划和运筹,导致香港的发展,实施上陷入迷茫状态。因此,本港的财团已经缺乏足够大的、足够安全的成长空间。

正是上述三大因素,促成了香港李氏家族发展策略的调整及加大规模的投资转移。在李嘉诚看来,此举既可以避免输不起的政治风险,也可以借机迈出面向未来的全球化发展步伐。

作者:江濡山 香港环球经济电讯社 首席经济学家 

来源: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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