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与资中筠先生论“道统”
2011年底拿到资中筠先生一套五本的自选集，对于其中《士人风骨》一书的诸多议论颇有感慨，只是由于俗事缠身而没有形成文字。近读马国川编著《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当代十贤访谈录》，此前的感慨再一次浮现脑海。犹豫再三，我还是执意写下了这篇文字。
一、民国时代的奴化教育
马 国川所标榜的“当代十贤”，包括生于1929年的茅于轼、高尚全；生于1930年的吴敬琏、厉以宁、江平、资中筠、余英时、李泽厚、许倬云；生于1931 年的袁伟时。这十位老人，都在民国时期接受过奉孙中山为“国父”、奉“三民主义”为国教的高度党化神化的所谓“公民教育”。关于这一点，资中筠接受马国川 访谈时介绍说：“小学是有公民教育课的，从不随地吐痰、不闯红灯教起，就是基本的社会公德。高年级还有小学生的自治组织‘童子军’，轮流值班做服务性工 作，还有‘日行一善’，等等。”
像这样仅仅等同于“社会公德”的“公民教育”，其实是严重败坏公民意识的奴化半奴化教育。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教育”教给在校学生的最为基本的公民常 识，首先应该是人类共同体的核心价值六要素，也就是主体个人的自由自治、当事双方的契约平等、民间社会的民主授权、政治制度的宪政限权、国际社会的博爱大 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具体到资中筠个人，正是民国时期的教育失败，直接导致她不能够自由自治的随波逐流、丧失自我：“如果我先在国内，一定参加‘鸣 放’，我很可能变成右派，因为我对党是无所保留的。假如没参加‘鸣放’，‘反右’运动中留在国内，我又很可能变成积极分子，批判别人。因为那个时候自己没 有脑子，只知道紧跟。”
1985年，茅于轼从北京铁道科学研究所调 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组建的美国研究所，当时的所长是李慎之。同样是在这一年，资中筠应聘到美国研究所担任副所长。1988年，资中筠担任所长，1996年 辞职退休。资中筠认为，这是她“越想越明白”的一段时光：“慢慢看透了体制，也明白了中国到底应该走怎么样的一条道路。”
二、归依传统的“道统”担当
关 于所谓“中国模式”和“国学热”，资中筠在与马国川对谈的《重建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担当》中分析说：在经济实力增强之后，国学也热起来，好像这样就爱国 了。其实，现在“国学热”受到鼓励是为了抵制普世性价值。一百年来都是这样，每当改革到攻坚的关键时刻，老一套就又回来。接受了船坚炮利，接受了科技，接 受了企业管理，包括某些生活方式都可以接受，但是需要向民主自由改革的时候，“国粹派”就出来了，反市场经济的民粹主义也出来了，他们说，我们国家原来就 是很好的啊，甚至有人说自古以来就没有落后过！
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外事工作和美国研究的专家学者，资中筠的最大优势是全球化的学术眼光和理论视角，用她自己的话说：“美欧的经济还是会起来的，不会 就此一蹶不振的。我们也不可能永远优越下去的，遇到一些困难，一些人的脑筋可能会清醒一些。现在国家主义或是极端民族主义特别严重。其实我觉得看问题需要 新视角，一个是全球的角度，一个是人的角度，真正的以人为本。片面的国家主义以牺牲广大国民的实际福祉来满足某种虚荣，推向极致就会导致法西斯专政。”
谈到中国人以及中国社会的未来路径，资中筠给出的是一剂担当“道统”的“启蒙”药方：“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最好先摆脱当‘帝王师’的梦想，既然左 右不了政治，就离远点儿，别掺和了，更加独立地去好好考虑一些问题。……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每个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启蒙，也可以相互启蒙。例如我 自己就经历过长期自我启蒙，在这过程中也受到过许多人的启发。当然不能讳言‘闻道有先后’，先觉者有义务与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首先，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 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对身外之物看得淡一些，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理直气壮地 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民主。这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与‘西化’或外部压力无关。一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但是每个人都要扎扎实实地去做，现在 空间还是有的，有多少空间利用多少空间，尽人事听天命。现在毕竟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社会已经思想多元化了，有好多亮点，能够看到这里那里经常出现一些好 文章和思想，问题是怎么样能够把这些亮点连成一片？这就是启蒙。所以，现在是重建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担当的时候了。”
关于“道统”，资中筠解释说：“在封建皇朝的时候，顶撞皇帝是要杀头的，甚至要灭族的，但是那时还有人敢于据理力争，面折廷争，为什么到了上世纪 5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完全犬儒化，丧失了人格，没有了这种骨气和气节呢？由自己的经历，我悟出一个道理来。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过去两千年皇 朝时代，虽然是定思想于一尊，独尊儒家，但是，什么是符合孔孟之道的？谁来继承儒家之道？谁来解释儒家？这个权不在皇帝，而是在一些儒生身上，这就是道 统。”
关于皇权与道统的关系，资中筠认为：“皇权是法统，儒家之道是道统，二者是分开的。在一定程度上，它们是各自独立的。所以儒生就有一份自信，他可以告诉皇帝，哪些事情做的是符合孔孟之道的，哪些是不符合的。所以儒生自认为可以做‘帝王师’，可以教帝王怎么做。”
在录入《资中筠自选集•士人风骨》一书的《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一文中，资中筠对于所谓“道统”另有解释：“当前我国急需开启民智，掀 起一次再启蒙，打破新老专制造成的精神枷锁，否则民族精神有日益萎缩之虞。……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 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平等、宪政、民主，这可以说是今天的‘道统’，是自救与救国的 需要，无关‘西化’或外部压力。不断撑开文化专制的缝隙，见缝插针地做一些扎实的启蒙工作，继承百年来先贤未竟之业，建设以民主和科学为取向的‘新文 化’，假以时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兴或许有望。”
三、儒教道统与现代文明
概括了 说，中国传统的儒教道统，在时间维度上是一种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为“存天理，灭人欲”的神圣偶像的神道谱系；在空间维度上，是一 种天、地、君、亲、师等级森严的身份秩序。这两个方面叠加起来，所构成的是自以为身份特殊并且唯我正统的天理人欲、成王败寇、非此即彼、单边片面的二元对 立一元绝对的坐标体系及点线思维；也就是董仲舒所谓“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道统思维。这种道统思维的理想状态，并不是资中筠所说的“皇权是法统，儒家之 道是道统，二者是分开的”；反而是皇权专制与儒教道统高度统一的政教合一。
关于这一点，《汉书•董仲舒传》中记录有董仲舒的一段原话：“今陛下贵为天子……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 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 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
“贵为天子”的汉武帝，之所以愿意利用其专制权威，赋予董仲舒一派新儒家以“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道统垄断地位；就是因为董仲舒们积极主动、自甘 奴役地利用传统儒教的道统思维，为汉武帝的专制统治提供了一种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奉天承运、天降伟人、天命流转、替天行道、天下为公、吊民伐罪、改朝换 代、一统江山、神道设教、政教合一的神道合法性。像这样的天罗地网般单边片面、等级森严、唯我独尊、唯我正统的道统思维，与现代工商契约及民主宪政社会普 遍认同的以人为本的多层级、多元化、全开放的核心价值六要素——主体个人的自由自治、当事双方的契约平等、民间社会的民主授权、政治制度的宪政限权、国际 社会的博爱大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显然是格格不入的。由这样六个层级的价值要素所构成的层级分明、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全方位开放的价值 谱系，尽管需要每一位文明个人的信仰担当；但是，无论如何也不需要任何个人及其族群派别，用唯我独尊、唯我正统的所谓“道统”来整合统一。历代儒士中偶尔 一见的所谓“骨气和气节”，说到底只是打着效忠皇帝的名义顶撞皇帝的一种自相矛盾、自欺欺人的奴才情结；与西方社会打从古希腊、古罗马开始已经表现出的自 由自治、契约平等、民主授权的价值信仰和文明追求，不可同日而语。
自称“近年来无论回顾历史还是展望未来，视角重点日益移向‘人’，而不是抽象的‘国’”的资中筠，偏偏采用“今天的‘道统’”之类前文明概念，来概 括她所谓的“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平等、宪政、民主”；充分证明她并没有真正走出中国传统儒教“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根深蒂固的专制习性和文化 陷阱。她所谓的担当“道统”，说到底只是解放了一个祈盼仰望“明君”的“颂圣文化”的小枷锁，却依然保留着一个被她称之为“道统”的大镣铐。相对于主体个 人不可替代的自由自治和人类共同体不可替代的博爱大同来说，资中筠所谓的“民族精神”，与她明确反对的“国粹”、“国学”及“中国模式”一样，只是一种可 以被主体个人自由替代、自主置换的狭隘片面的族群意识，并不具备为现代工商契约及民主宪政社会的人类共同体所普遍适用并且不可替代的信仰价值，完全没有高 调“振兴”的正当必要性。
细读《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当代十贤访谈录》的整部书稿，被标榜为“当代十贤”的十位老人，不仅没有把当今中国社会的现状和出路解释明白，反而把相 关话题勾兑搅拌得更加混沌。之所以会出现如此悖谬，一个重要原因是这十位老人缺乏足够的智慧和胆识，来坚守捍卫人类共同体以人为本的自由自治、契约平等、 民主授权、宪政限权、博爱大同、和谐共处的普世价值；从而不得不像此前的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钱穆、梁漱溟、张君励、冯友兰一样，退缩到与人类共同体 整体脱轨的中国传统特色文化的垃圾堆里，去自欺欺人、欺世盗名地寻找莫须有的或者说是完全不存在的救世药方。
作者
张耀杰
张耀杰，男，1964年生人。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史学者、传记作家，中国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已经出版的主要著作有《北大教授：政学两界 人和事》、《民国背影：政学两界人和事》、《鲁迅与周作人》、《中国话剧史》等十多部。写作之余还参与过《小关一家人》、《山河作证》等数十部长短电视片 的拍摄与编导。您收到此邮件是因为您订阅了 Google 网上论坛的“参考消息(G4G)”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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