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荒八无”是怎样炼成的
所谓“四荒八无”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对时下中国人精神面貌的总结，他的原话是：“我们国家是四荒八无——四荒：荒唐、荒诞、荒芜、荒谬；八无：无知、无能、无情、无义、无道、无德、无耻、无赖。”虽然骇人听闻，但只要我们对中国社会有真切贴近的认知，恐怕就不能不承认周教授的看法的确是一针见血的。
大凡对中国现状有所了解的人都会承认这样一个事实——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人的精神陷入了巨大的危机中，80年代初所说的信仰危机、文化危机、90年代所说的人文精神危机、诚信危机，人们通常所说的家庭危机、道德危机，正是中国人精神世界土崩瓦解过程的写照。不过，一旦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精神出现危机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已经开始寻找重建精神家园的途径。 这几十年的确是一个物质财富迅速增长、人们自由活动空间也在增大的时代。但是，至少从表面上看，中国人似乎找不到信仰，道德似乎在堕落，家庭在不断解体，人们的心理越来越焦虑、甚至不乏愤怒，人与人的关系、还有官民关系趋于紧张、甚至敌对，商人之间互相欺骗就不用说，白衣天使也已经成了黑心肠的象征，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越来越狂妄，而对本民族的文化也越来越丧失信心。具体说来，国人这种“四荒八无”的精神风貌大致体现在这两方面：
首先，普遍存在的不安全感。现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不安全感普遍增强，不仅是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民，就连生活在社会最上层的1%的权力精英和4%的经济精英，都普遍感到了不安全；处于社会中层12%的中产阶级，是目前安全感指数相对较高的阶层。中国各阶层的不安全感具体表现为掌握权力的权力精英对社会成员自由言论、集会、结社的控制，即对自身拥有的权力的不安全感；大量贪官携款外逃和私有企业主向国外转移财产，即对自身拥有的巨额财产的不安全感。仅《人民日报》公布，近年来中国贪官600多人卷款50亿外逃，实际的数字远不止这些，保守估计，90年代以来，中国外逃贪官和现正打算外逃的贪官约2000人，加上已经拿到外国绿卡的中国官员和经济精英的子女亲戚等，共卷款1万5千亿。中国高层生活状态尚且如此，处于中国社会底层的平民特别是下岗工人和农民，不安全感则来自最基本的生存威胁。在医疗、住房和教育改革后，处于社会底层的平民阶层的不安全感显著增加。精英的不安全感来自未经认同的权力和巨额不合法财产，平民的不安全感则来自教育与生存。相比之下，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诉求则简单得多，主要来自日常生活的住行等生活安全，如担心偷盗，抢劫，飞机出事等。安全指数是一个社会的稳定指数，不安全感容易产生攻击性。如果一个社会的某个阶层安全感普遍下降，这个阶层的暴民数量就会明显增多。
其次，则是因不安全感增强而导致的矛盾激化、道德沦丧。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认同感的偏离导致了对中国社会传统道德认同的偏离。现在社会风气日下，传统道德失守，在于中国人的认同出现在与传统相比比较大的偏离。例如，由于贪污腐败盛行，权力精英靠攫取权力快速致富，使中国人的勤劳致富的传统美德受到威胁。各行各业贪污腐败成风，“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各占一亩三分地，职业道德沦丧。娼妓普遍存在。虽然人们以妓女为耻，但对妓女的态度较传统改了许多，同情多过责难。有部分地区出现夫妻档，男的拉客，女的接客，俗称“放飞”。中国社会各阶层不安全感的增强和认同感的偏离还导致了矛盾的激化，如“民工”现在成为不稳定的代名词，民工在每一个城市，都被视为“潜在的小偷”，成为一个城市的不稳定因素。普通市民嫌民工脏，有大学教授建议在公共汽车上开辟“民工专区”。打、砸、抢是暴民的拿手好戏，群体性哄抢事件时有发生；同时，利用权力强占则是权力精英和经济精英的一贯作风，近年来不断发生的农民和城市下岗职工因拆迁自焚的惨剧，说明了中国社会上下两个阶层的对立已经到了相当地步。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不断恶化，达0.49，实际已经超过0.50，大大超出了世界公认的国际警界线。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中国之所以在如此大的基尼系数下仍能维持社会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党改革开放的成功和娴熟的高压控制手段，以及中国二千年来的城乡二元结构的钢性。但经常会有突发事件发生，下层平民的集体上访、自焚、投毒、爆炸、纵火等。
这种“四荒八无”的精神面貌的形成当然有其现实原因。然而，如果我们把眼光前沿的话，却不能不着眼于那场陷民族精神于万劫不复深渊的十年文革。最近，连续出现一些老年人碰瓷、讹人，自己摔倒坑人，祸害了一帮年轻人的事件，在寻找其原因时，就有人指出：仔细想想，其实不是老年人变坏了，而是，那拨坏人变老了——几十年前，那批年轻的红卫兵打、砸、抢、烧，成了一代恶人，而现在这帮成为老人的恶人又开始以新的方式祸害社会。确乎有理。胡耀邦之子胡德华也曾有这样的看法：“我深感十年文革，毁了我们一代或几代正常人的一生，几乎成了文盲，当然这只是说我，我们的领导还都是博士硕士。”
十年文革，可以说彻底摧毁了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文化基础。不仅西方文化一扫而空，而且传统文化也在劫难逃。历史学家公认，这在现代世界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这是一出文明悲剧。人们可以摧毁所谓的旧道德、旧宗教、旧文化，却很难按照自己的意图科学地建立起新道德、新宗教、新文化。人的理性设计能力是有限的。道德、宗教、文化是无数代人的智慧的结晶，这样的智慧是任何一代人、更不要说一群自认为已经发现了历史进步的方向、掌握了历史发展规律的人所能比拟的。抛弃旧道德、旧宗教、旧文化是容易的，但没有人能够聪明到建构出替代它的新道德、新宗教、新文化。 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全盘反传统反西化浪潮，中国人与其祖先和世界都失去了联系，他们遗忘了人类在漫长历史中所形成的信仰、规则、价值。文革开始之后，整个国民经济几乎陷入停顿，正常的生产生活受到重大影响。随着文革的深入，人们本来很正常的言行变得出奇的敏感和小心。捕风捉影，戴帽子，反革命，劳改，反动，体罚，株连九族等等，都因为政治原因变得普遍。许多一身正气，大义凛然的中国人在这场运动中成为牺牲品，阶下囚。而为了在这样一个畸形社会中求得生存，又有很多人不得不夹起尾巴做人，于是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出卖朋友，阳奉阴违的风气再次成为主流。因为在这十年中，中国社会没有民主，没有人权，没有法制，有些当权者的权力膨胀到极点，没有人可以约束。这与一百年前所推翻的腐朽的满清王朝是何等的相似。原本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急转直下，道德沦丧，不堪回首。于是人们变得极端自私，因为要生存就要先保全自己的利益；人际关系变得无比冷漠，因为你无法相信任何人，就连自己的子女，最好的朋友都可以打倒你，出卖你；公民彻底失去对社会的责任感，因为社会本身就没有给他们公平和利益，只给他们无尽的失望和懊恼。人们变得怕事，不爱出头，懦弱，趋炎附势，麻木，爱占便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对政治丧失热情，这种风气与处世态度经过十年的培育，不仅在亲历文革的很多人的心理深深埋下，也由于他们影响到他们的下一代甚至再下一代。
文革中种下的这些恶果，终于在今天开花结果。文革虽然结束了，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但文革十年所培育出的这些社会遗毒却没有彻底清除。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些遗毒所散发开来的，是我们经常看到听到的腐败、官僚、贪污、惟利是图、不遵守社会规范、法制形同虚设、权钱交易、社会不公等等。这不是在责备中国人，中华民族也的确是勤劳勇敢的民族，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人民在遭受到了如此浩劫之后，仍然能够继续前行，是值得称颂的。但文革的遗毒需要我们有清醒的认识，政府有责任帮助人民改变文革遗毒所造成的影响。我们应该不断的反思历史，吸取教训，用民主和科学的方法来治理国家和社会。专制和藐视民主法制，必将误国误民。
对这种文革遗毒对今天中国人精神和中国社会的负面影响，国家领导人也有清醒的认识。 2012 年 3 月 14 日 ，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回答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提问时就讲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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