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向阳：中国道路（4） – -文化优势？
有人提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是文化优势。
"文化"一词含义太丰富，或者说太模糊。此处说的"文化"仅指"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表现为人的行为特点。在许多情况下，中国人的行为与其他人不同。
有学者就把中国的经济成就主要归因于中国人：特别勤劳又非常节俭（高储蓄率）。有外国老板警告手下员工："要么像中国人一样工作，要么工厂只好搬到中国去"。
中国人的勤劳节俭是几千年的农业文明所造就。在水、旱、虫灾频发的中国大地上，不特别勤劳就没有收获，不节俭储藏就度不过灾年。其他民族也勤劳节俭，但中国人更胜一筹，海外华人就是实证。别管在哪个国家，华人都属于经济上非常成功的群体。他们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就是勤劳和节俭。富二代只是最近十几年的事，过去的海外华人绝大多数都是白手起家。
澳洲有个"四十千"群体，是1989年前后来到澳洲的中国留学生。下飞机时就是一大一小两件行李，口袋里有几百澳元就算富的。这才二十多年，大多数四十千的个人财产已经超过了澳洲人的平均水平，至少有一套房产，许多人还有了投资房。怎么来的？想当年，一个人打几份工，租一间屋睡几个人，什么便宜吃什么，挣钱、省钱、存钱，一天天，一年年，就这么过。
除了勤俭，中国人还以精明著称。在海外也许带有贬义，都说中国人最擅长找机会、占便宜，讨价还价，寸利必争。当年的四十千攒足了第一笔钱，有人就开始做小老板，从小商店、小饭馆开始，逐步发展。尤其在经济不好的时期，洋人的店铺撑不下去了，只好低价出让时，一家家中国店就开张了，弄得洋人目瞪口呆。才二十几年，悉尼又出现了多处"小ChinaTown"，比如"小上海"。
中国人从不知足，钱永远挣不够。买下住房，接着买投资房，一处、两处、三处，没完。积攒钱财，留给后代，这是中国的老传统。虽然常受人诟病：不知道花钱享受，把挣钱攒钱当成了人生目的，简直愚蠢。但是，努力工作，又省钱攒钱，这在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却起着巨大作用。亿万人攒钱，政府和企业才有大量资金投资。中国的基本建设气吹的一样膨胀，高速公路铁路，水库电网，工业园区，大城市群。当然，这也是问题，生产能力过剩闲置，基本建设过多浪费。而且投资过高、消费不足，这被认为是经济结构的大问题，不可持续。但是也别忘了另一面，在经济还很不发达时，只有尽量多的投资才能有高速的发展。低消费、高投资到了今天是问题，而在经济起步阶段却是高速发展的关键。
工蚁或工蜂，精明的小商贩、小店主，这些词还远不足以描述中国人。说到理解和学习能力，中国人也常常令人惊讶。中国人的数学好不必说了，就连西方的音乐、美术，中国人也常常在国际大赛上拿奖。但西方人也陷入了忧虑和警觉，因为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技术也能力超强，尤其是盗版和山寨更让西方人反感甚至愤怒。但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学习模仿和山寨盗版肯定起了很大作用。这就是后发优势，少走弯路，节省研发费用。
中国人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比西方人逊色，这似乎是公认的，与传统文化也脱不了干系。中国人从小就在太多的"条条框框"里长大，习惯了只在给定的条件和空间里发挥聪明才干。不是没有创新的能力，只是没有那个习惯。如果真的需要，中国人完全可以在创新方面有出色表现，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仅仅是最近的例证之一。
中国人还有一样超强的能力：忍耐。其中的生理耐受力曾很让西方人吃惊，比如修建横贯美国大铁路的华工，比如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在生理忍受之外，中国人更有超强的"社会忍受力"，这却令西方人不解，甚至不屑。有人不加掩饰地称之为"中国人的奴性"：面对社会不公平忍气吞声，逆来顺受。这肯定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中国从不讲平等，社会等级是天经地义。上等人的特权和下等人的吃苦受累、受歧视，都是当然的。然而，这种"社会忍受力"在中国的经济腾飞中却作用巨大。
农民进城务工，工资低不说，还要拖到年底一块发，没准还欠着不给了。农民工还没有医保，没有失业救济，没有住房公积金，没有养老金，还要加班，还要在恶劣的环境里工作。这给那些雇主、企业、政府省下了多少钱？"中国制造"的成本能不低么？中国农民生来就比城里人"矮一大截"，可他们忍了。这在西方国家可能么？许多西方国家的农民得到的国家补贴反要多于城里人。
许多中国人还忍受着工厂排出的废水、废气、废渣、噪音、粉尘、雾霾，还有各种的不方便，包括为工程搬迁，离开自己的故土，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这在西方可能么？正是中国人对恶劣境遇的忍耐，有人称为"低人权状况"，经济成本才大大降低。这里包括企业生产过程之外的"社会成本"，它额外地增加了"中国制造"的竞争力。西方的人权、平等、民主虽然真是好东西，尤其是对广大百姓，但在经济成本上确实起负面作用。比如选票会迫使社会福利不断增加，结果使经济不堪重负，"钉子户"会使一些建设项目拖来拖去，成本高企。
中国人还特别能凑合、能对付，常常降低标准，不严格按章程办事。这也扎根于中国文化：缺少工业社会的精准和认真，土办法盛行，讲人情讲关系，规章制度可以通融。在中国，办事一板一眼，不讲情面特别认真的人常常吃不开。这大概算不上优点，很让西方人看不上眼。它在经济发展中的负面作用很明显，但它还有正面作用呢，却往往被忽略了。比如：善于凑合，因陋就简，条件不够也对付着把事情办了。请看例证：
北京1990年代之前的住宅根本就没有私家车的停车位，甚至1990年代后的住宅也没有足够的停车位。但北京的私家车却疯狂地增长到数百万辆。入夜时分你去三环以内看看，到处停满了车。院里院外，马路边、人行道，全停满了。许多胡同和小区的道路都因为停车被堵成了单车线。车堵着车停，车窗上留个电话号码。被堵在里边的车想出去，得先打电话叫人来挪车。可就这么凑合着，中国成了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国。要等解决了停车位再发展私人汽车，中国的汽车工业能发展这么快么？
再看一例，北京马路边排泄雨水的下水道应该只排"灰水"。可那里经常冒出恶臭，为什么？因为里面有大量屎尿和泔水这类"黑水"。不是另有一套下水道排泄"黑水"么？当然有，但只是正规建筑才有。而"非正规建筑呢"？比如，街边人行道挺宽，有人就会搭起个小棚卖早点。慢慢地，小棚变小房，小房变大房，一个变俩，变仨，变成一大排装修挺漂亮的饭馆、小吃店、理发店、杂货店。简直看不出它们都是非法建筑。自来水和电不知从哪就接来了。下水道呢，对不起，就用街边的雨水管道了。什么脏水都往里排，能不臭么？可由于这些非法小店铺的成本低，东西也就卖的便宜，帮助降低了生活费用，使农民工和其他"下等人"更能接受低工资。整体效果就是进一步增加了"中国制造"的竞争力。
你再去北京各大学看看，校门外的人行道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包裹、盒子，周围是大学生们围着，那是快递公司在工作。大学不让进，就在大门外摆开了"快件认领处"。这才没几年，北京的大街小巷出现了许多快递公司的电动三轮货车。在寸土寸金的北京，雨后春笋般的快递公司居然没有被场地难住。店面都是小小的，而许多宽敞点的马路边人行道就成了他们的"货场"、"分检处"、"认领处"。就这么凑合着，包括阿里巴巴那样的网购电商大公司就成功崛起了。西方人能行么？
中国人的凑合还包括降低质量，用廉价原材料，用省工省力的工艺流程。产品质量当然高不了，但是绝对便宜。低质量坏的一面谁都知道，但它的"优点"往往被低估了，那就是节约。世上有太多的"高质量"被浪费了。比如名牌服装，结实，能穿好多年，但许多人穿不了几次就不好意思重复穿了，从此遗忘在衣柜里。高质量也没用。而低质量的假名牌穿几次就走形、掉色、磨坏，却刚好"够用"，避免了浪费。类似的事情很多。中国人就特别善于使用廉价的替代品，少花钱也把事情办了。当然，这么干有时会出质量事故，造成重大损失，非常引人注目。但事情的另一面，低质低价的替代品造成的节约，却毫不显眼而被忽略了。实际上它的数量非常巨大，作用也同样巨大。
总之，许多中国人特有的习惯和行为也许得不到别人（比如西方人）的佩服和尊敬，但对于经济发展，尤其在经济起飞阶段，却是巨大的优势。
中国人的这些"经济优点"由几千年的中华文明造就，但也被压制了几千年。专制皇权的最高利益不过是一个家族的"江山"，超出巩固江山所需要的经济活动是不必要的，也是危险的。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也是有潜力成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商"一直受到抑制，"士、农、工、商"，他被排在社会等级的最下层。"重农抑商"几乎是两千年一贯制。到了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的"经济优点"也曾遭到严厉压制，"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道路"。直到邓小平，才把中国人身上的束缚一点点解开了。效果简直是立竿见影，偌大中国立刻就迸发出勃勃的经济生机。
当然，仅凭这个"文化优势"和前面讲过的"政治优势"，依然无法完整解释"中国奇迹"，还有其它不可或缺的因素。那是什么呢？请接着看。
（未完待续）
2015-05-21 8:16 GMT-04:00 ping hu <huping1@gmail.com>:陈向阳：中国道路（3）- -政治"新物种"
曾有过"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争论，但很快被党中央叫停了，不许再争，不许拿后者否定前者，也不许用前者否定后者。确实，前后都否不得。目前的路线依然是后三十年的继续，当然不能否。而后三十年的政权根基又与前三十年一脉相承，否定前三十年也是否定现在的权力合法性。
可是，前后两个三十年中又的确发生了完全相反的大事。比如，前三十年里，农民的土地归了公社，资本家的企业归了国家。后三十年呢，"人民公社万年长"居然"死光光"了，而土地又分给了农民。许多国家财产也归了新资本家（现在叫什么大股东、董事长）。
引一段胡平的文章："邓小平曾经讲过：改革是第二次革命。那么，什么是第一次革命呢？当然是指1949年那次革命。这就是说，改革不是改别的，改革就是改掉1949年那次革命。如果革命是对的，改革就是错的，如果改革是对的，革命就错了。很可能是，革命也错，改革也错。但决不可能是，革命也对，改革也对。"
本文关注的不是前后三十年的对错，而是它们的根本不同之处。这是破解"中国迷"的关键。有人不同意"根本不同"：一党专制的政体并没有改变。确实如此。但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中国之迷。专制通常意味着思想僵化，制度死板，专权独断，一意孤行，怎么能和经济高速发展相匹配呢？苏联的专制在一场经济竞赛中不是已经完败了吗？特别是，专制的独断专行难免犯大错，重创经济。中国"前三十年"里的大跃进和文革就是明证。可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重创经济的大错没有在后三十年里再次发生呢？
答案恐怕就在前后三十年的根本不同之处。即便同是专制社会，也可以有天壤之别。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既有汉唐盛世，更有极度黑暗腐朽、百姓生灵涂炭的乱世。而如今的"后三十年"中，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专制实体。
第一，"皇帝"没了。一个人犯错导致全国灾难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前三十年发生的灾难性大错都离不开握有绝对权力的毛皇。尤其文革，干脆就是毛的"个人创作"。虽然轰轰烈烈的文革有亿万人的积极投入，但"创意"却100%来自他一个人。其他党政领导连做梦都想不出那么离奇荒唐的文革，个个都说"不理解"，毛却能以"皇帝"的绝对权威推动全国上下"不理解也要执行"。
到了后三十年，"一人犯错全国灾难"的权力机制即使还没消除，也大大削弱了。分散和制衡最高权力的不仅有集体领导和破除终身制，还来自党内多种派系，已经退下的"大佬"，由互联网而大大增强的社会舆论，一些敢言的社会知识精英，还有来自国内外各个方面的批评、建议、甚至斥责。这些"压力集团"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准反对党"的作用，使最高权力核心受到相当牵制，不致过于走极端。
尤其在经济方面，对重大问题和危机总能及时出现来自"压力集团"的警告。这对防范经济领域的重大灾难起了很大作用。例如，曾有过这样一些预警：若与美国强硬对抗经济必遭重创，耕地面积下降将导致粮食危机，生育管制再不放松二三十年后人口将锐减，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是难以持续的，地方政府债务已膨胀到危险水平，房地产泡沫破裂会导致重大危机，社会不公激起的民愤已到危险边缘，等等等等。对于这些警告，确实看到了中央政府的相应行动。
第二，共产党发生了深刻的"思想转变"，经济成了重中之重。
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已被放弃。虽然它还写在党章里，但从上到下还有谁真信呢？经过前三十年一次次的荒唐尝试，从普通党员到权力核心都体会到共产主义好似水中月梦中花的实质。淡淡的三个字"不折腾"来自刻骨铭心的教训。
替代了共产主义的新目标是中国崛起的强国梦。而根本途径是大搞经济。从邓小平开始确立了"经济是重中之重"，"发展是硬道理"。经济搞得咋样成了各级干部政绩考核的第一指标。而且，这与他们的个人利益也息息相关。把自己的"地盘"搞得兴旺繁荣，要说满足成就感、使命感，恐怕太过高尚。从不高尚的角度说，经济越兴旺，当官的就掌控更多的物质财富。这是贪腐的基础，"蛋糕"做得越大，可贪的也就越多。各级官员当然有大搞经济的积极性。
想想前三十年曾有过干部们"割资本主义尾巴"，"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那简直就是拦着路不让经济发展。两者相比，真是180度的转弯。
第三，确立了发展策略：实用主义。
从邓小平开始，实用主义大行其道。首先就是摆脱思想意识和原则路线的束缚，什么姓资姓社，公有私有，这主义那主义，这道路那道路，都不管了，怎么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就怎么来。哪怕把自己当年说的话做的事，建的功立的业，全盘否定，走回头路，"一夜回到解放前"，也都不在乎。为了经济发展什么都敢否定，包括自己的过去。实用主义简直被推倒了极致。
不过，行动可以，却总有些事情讲不得，需要遮掩。把事情都讲清楚，也就公开枪毙了自己的前半生或后半生，也就是承认过去或者现在，自己犯了完全彻底的路线错误。所以就来个"不争论"，干起来再说。
当然，实用主义说到底仍是策略，而目标是"强国"。所以也不是完全没有原则，原则是"一党专制"。四项基本原则中只有"党的领导"这一条是实打实的，不容商量。邓小平说过，乱了什么也干不了。这话有道理，发展经济确实需要稳定的政治局面。争论点仅在于：以什么方式取得稳定。民主制度可以达到稳定，一党专制也可以，而且更顺手，更现成，还能够保证统治集团的利益。牺牲的是公平、正义、人权。
在一党专制的红线之外，几乎一切都可通融。从1921年就为之奋斗的理想被丢弃了。嘴上有时还说坚持这，坚持那，不过是敷衍一下党内外的"革命左派"。而对于曾经口口声声要埋葬的资本主义则是又引进又培养。
不过，对待资本主义也绝非整套复制，而是分解拆零，合心意的才纳入囊中，触碰底线的坚决排斥。如此拼装起来的是个什么？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专制资本主义？叫法不少，多是过去用过的名词。但实际上，中国今日出现的却是过去从不曾有的一种政治经济实体，一个"新物种"。
不过，若仔细追究，上面所说这"新物种"的三个政治特点却不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充足条件。就是说，这三点并不能确保经济的高速发展。这三点甚至也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必要条件，因为其他国家走其它道路也能取得高速发展。只能说，这三点是"中国特殊情况"下的必要条件，即：沿着一党专制的道路，若没有这三点就没有中国今天这样的经济成就。但这三点肯定不是充分条件，还有其它，甚至更重要的条件，才产生了中国的经济腾飞。这三点不过是清除了原本束缚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
中国本来就有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当束缚被除去或部分除去，那巨大潜力就迸发了出来。这巨大潜力是什么？请接着看。
（未完待续）
2015-05-20 10:17 GMT-04:00 ping hu <huping1@gmail.com>:陈向阳：中国道路（2）- -政治优势？
为什么中国三十多年来经济高速发展？一些中国官员和学者宣称，首要因素是政治制度的优势。如果这是真的，对西方世界有些不妙。
就在二十多年前，苏联解体，共产主义阵营土崩瓦解。西方世界胜利空前，环视天下已无敌手。最自信的西方学者说，历史结束了，因为已经看到了结局："万川归海"，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国家和民族，或已经、或正在、或将要走上西方的发展道路。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价值观念将要统一了，统一在西方模式下。全球化看来就是"全球西方化"。
第一个挑战西方自信的是911。尽管造成了巨大伤害，但在战略层面，能量有限的恐怖分子对于西方世界仍是蚍蜉撼树，不足惧。
然而，一直放低身段、韬光养晦的中国突然站了起来。西方这才发现：在原以为走不通的路上，中国已经走出了很远。已经自信到不再"先做不说"，而打出了"中国道路"的大旗。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仍然保持着某种专制制度的国家特别被中国道路吸引。
国家之间，政治制度之间，不同价值观念或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最终都要归结到经济竞争。如果中国成为经济竞争的胜者，对于"西方道路"意味着什么？西方不能不忧虑。
也许不必忧虑。中国的经济已经困难重重，也许真要崩溃了。也许不崩溃，但是大减速，成为不了最终的胜者。也许中国不得不改革再改革。最终归并到"西方道路"里来。看上去，中国道路原本也不是180度的背道而驰，也许只是"抄了一段近路"而已。
可是，说到中国的未来总离不开"也许"，因为未来的中国是个全世界，包括中国人自己都猜不准的大迷。这里不想猜谜，而是看一看中国的"过去之谜"，为什么能在被认为无路可行的方向上走出那么远，还那么快。若能解开这个谜，多少也能看出中国的未来。
中国的过去之谜可以分解为许多小一些的题目。其中之一就是：对于经济发展，中国的专制制度比较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否更具优势？
此处的重点不是"道德评判"，也没必要，早已有定论。比如，中国的一些巨型工程动不动就搬迁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口。这造成了巨大痛苦，很多搬迁者并不情愿，只是无奈服从。他们面对的不仅有各种手段的"动员"，甚至有暴力拆迁。中国近年来大部分的上访和"群体事件"都和强迫拆迁有关。但是另一方面，中国能够拆迁百万人口，西方国家却做不到。就是说，中国在经济建设中相对西方有更多的"行动自由"，这确实可以算作一种优势。此处道德层面的高下是明摆着的，暂且放到一边，只看中国专制体制在经济方面是否有优势。
中国政府有"超常规行事"的能力，说白了就是可以"违法行事"、"违宪行事"。比如说，建立经济特区是中国学者们津津乐道的改革成功经验。但凭什么圈起一片地，里面就实行不同的法规？就得到其他地区没有的资金补贴和政策优惠？还有，宪法说了，中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你怎么就一步一步发展起了资本主义私有制？这种违法违宪的事在西方根本行不通。而在中国，只要权力核心的几个人、几十个人作了决定就能干。没有什么法律壁垒，没有议会之类的"权力制约"。
超常规行事的能力显然与中国经济上的成就相关。笼统地说，整个改革开放都得益于超常规行事。邓小平一个"不争论"就把反对派推倒了一边，"先干起来再说"。如果必须先扫清法律和宪法的"障碍"，一切都名正言顺了再行动，中国的经济改革还不知要等到哪年哪月。
往细处说则有无数实例。比如当年国有企业脱困的招数之一是发股上市，拿老百姓手里的钱给国企"输血"。但许多国企亏损累累，银行也坏帐很多，根本不合上市条件，怎么办？结果来了个"剥离坏账""剥离亏损"，国家把坏账和亏损兜起来，于是那些国企光鲜上市了，滚滚金钱流进，解了困，度过了难关。这样的事，在西方国家可能么？
还有所谓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也很"超常规"。当全国还普遍贫穷时，政府就能长远布局，开展基建大项目，如三峡工程、南水北调。还把一个小村庄神速地建成现代化大城市（深圳），这对其他地区显然太不公平，在西方国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不要裤子，也要原子"的事在西方行不通。西方国家的当权者只能决定自己"要不要裤子"，无权干涉老百姓的"裤子"。但中国的当权者却可以把老百姓的"裤子钱"集中起来办大事。
有读者早就憋不住了：什么"超常规行事"？不就是独断专权，无法无天么？毛泽东当年不就"超常规"地发动了文革，搞了大跃进？确实如此。暂且不谈这个，还接着看专制体制是否有经济优势。
在专制体制下，为了经济发展，可以牺牲一部分甚至大部分人。除了前面提到的大工程使成千上万人被迫搬迁，还有许多实例。比如国企改制取得了活力，但下岗职工被牺牲了。农民工的各种福利、社会保障、甚至健康和生命被牺牲，换来了许多企业的利润和竞争力。更有各地普遍牺牲环境取得快速发展。这些在西方国家都行不通，凭什么要一部分人"牺牲"呀？一打官司，政府准输。新闻里有：在西方国家，想建个垃圾场，建个机场（有噪音），建个监狱，却找不到地方。居民和地方政府不同意，上级政府就没辙。
还有：专制体制可以快速决策，快速反应。相比之下，民主国家的决策有时很拖拉。比如在澳洲，修高速铁路的事至少十几年前就开始讨论了，经济学家，环保组织，各级政府讨论来讨论去，到现在也定不下来。中国那边却说干就干，已经一万多公里，又在打造全国高铁网了。
有人会说，慢的你怎么不说呀？审批个项目到处跑，要盖一百多个公章的事中国也不少啊。再说，几个人脑袋一热就作决断，也许快了，但违背经济规律和科学规律的可能性大增，很可能犯大错。确实如此，也暂且压下，接着看。
专制下的中国政局相当稳定。而且最高权力核心持续的时间长，有利于进行经济的长远规划和布局。西方一些国家政府的轮换过于频繁，不利于作长远规划。尤其西方的政党为了上台会竞相作出各种许诺，过多地增加眼前的社会福利，以至限制了更长远的发展。
专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非常大。负面作用当然不小，但也有正面作用，比如以"国家信用"为银行和国企担保，以至他们的融资成本非常低，也极少发生银行倒闭和挤兑的事件。
也许还可以列出更多的"优势"。
不过，几乎所有这些"优势"都可以打上一个大问号。因为它们有利于经济发展并非必然，在本质上只是一种双向的可能性，双刃剑。比如，"超常规行事"可以行损害经济之事，"牺牲一部分人"可以是只为自己和特权阶层牟利，"迅速决策"可能做出错误的决策。上面所说的专制体制的特点既可能有利于经济，也可能伤害经济，造成灾难。只有从上到下决策正确、行动正确（这里的"正确"仅从经济层面判断），所谓"优势"才是优势。不然的话，不仅不是优势，还是劣势。
在毛泽东时代的"前三十年"里，所谓"政治优势"虽然有时也表现出促进经济发展的一面，但更突出地表现了它的劣势。文革、大跃进、大饥荒都发生在那时。
说到这里，原来那个问题：中国专制体制对于发展经济是否具有优势，已经应当改变，变成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后三十年里，"双刃剑"的负面作用受到了限制，而正面作用突出了？
说详细点：
1、 后三十年里，依然在专制体制下，为什么没有发生由政治层面导致的重大经济灾难，诸如前三十年的文革和大跃进？
2、 专制体制也是僵化低效的代名词，政府主导和干预经济早已被认为有巨大负面作用，专制体制更缺少市场经济所必需的法制条件，为什么这些却没能阻挡中国经济这三十多年来的高速发展？
显然这问题决不简单。许多人给出过多种解释。简短地说，几乎所有解释都包含了中国政治在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巨大区别。虽然一党专制依然一脉相承，但在许多具体方面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甚至可以说，后三十年以来，中国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政治实体，从指导思想到行政实践，从领导核心到各级干部，不仅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与毛泽东时代也极为不同。这恐怕就是问题的关键。
下面就来看看这个"全新的政治实体"。
（未完待续）
2015-05-19 11:59 GMT-04:00 ping hu <huping1@gmail.com>:ZT：陈向阳：中国道路（1）- – 世界第一谜
澳洲前总理陆克文会说中文，但并不亲中，对中国还相当警惕。2012年他在《澳洲人》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面对中国崛起，西方缺乏准备"。文中有句警语："很快我们就会来到一个历史时刻：自从乔治三世以来的第一次，一个非西方、非民主的国家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英王乔治三世于1760年登基，1820年去世。自那时的工业革命以来，西方文明就占据了世界的统治地位。陆克文的警语让人想起当年李鸿章的话："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警告清王朝来自西方的前所未有的威胁。
陆克文挺谨慎，避免冒犯中国。但他的意思很清楚：数百年来西方世界高高在上的地位将第一次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说白了，就是来自中国的潜在威胁。他的文章中还说："这个亚洲巨人将如何伸展新生的肌肉，与我们（西方）息息相关"。"中国将接受战后形成的世界格局和秩序，还是试图改变它？不仅对亚洲，对全世界而言这都是21世纪前半期的核心问题。"
陆克文并没有断言崛起的中国一定会伤害西方，因为中国将来如何行事依然难以预测。他提出了一个中国的"未来之谜"。
不少人认为中国不会危及西方，理由则各有不同：
有人接受了中国官方"和平崛起"的说法，中国几千年来都没有扩张侵略。但是，今日之中国根本不同于几千年来的"旧中国"，也非常不同于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这样一个"超新中国"将走向何方，连中国人自己也不一定真知道，很大程度上他们仍在"摸着石头过河"呢。
另一方面，有些预言家干脆否定了中国崛起，因为中国就要大崩溃了，根本不足惧。中国面临着五大、八大或十大危机，中国神话就要结束了。但预言家们仍然绕不过一个中国的"过去之谜"。早就有过无数次中国大崩溃的预言，但通通落空。为什么？不解释清楚就再次发布类似的预言能有多大份量？喊了一百遍"狼来了"，狼却没来。凭什么让人相信这一次真会来呢？
陆克文的警语其实也含有一个中国的"过去之谜"：为什么一个非西方、非民主的国家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经济成就？当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中外各路人士纷纷为中国的发展献"设计图"。各种建议虽有不同，但基本都离不开"西方道路"：少不了政治改革、走向民主化。现代的市场经济离不开民主的政治制度，这被一些人看作"定律"。可三十多年来，中国偏偏打破了定律，走了与西方明显不同的另一条路，竟然也取得了巨大成功。这里令人震惊的不只是中国的经济成就，更在于打破了"定律"：偏离西方道路也能成功，这才是更令人目眩的一面，特别让西方世界难以置信也难以接受。所谓"中国威胁"显然不限于武力侵犯，在"西方模式"之外的中国崛起会威胁西方的根本价值。
有人强调，中国的经济成就没什么了不起，不过是"四小龙"成功故事的放大版。所谓中国奇迹完全可以用"常规理由"解释。一是巨量的廉价劳动力，二是过度开发资源和牺牲环境。这样取得的高速发展不可持续。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耗尽，还有资源的滥用和环境的恶化达到了极限，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就会结束。中国经济近几年的增长率持续下降，目前已是艰难保七（7%的增速）。这就是转折点，中国经济即便不陷入危机和衰退，从此也就"一般般"了。
不过，这样的说法恐怕不对。首先，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并没有远离"西方道路"。他们有相对健全的法制，也逐渐走向了民主，其市场经济与西方完全接轨。而中国则根本拒绝民主，在发展中充满了"非西方"的专制手段，政府干预主导了经济运行，经济市场化程度远低于当年的四小龙。这本来是西方认定的"死路"，如今却被一些大陆学者宣称为中国成功的"秘诀"。
再者，中国的经济成就之巨大也超出了常规，以"常规理由"难以解释。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国家绝不止中国，还有印度、越南、印尼和一些非洲国家，只要他们不惜过度开发资源，不惜环境恶化就能取得和中国一样的经济成就么？没几个经济学家相信。其实，如今印度的环境状况也不比中国好，几个大城市的空气质量比北京还差。印度的发展也很快，可中国却超过印度一大截（至少在过去的三十年里）。
中国还大大地超越了自己。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劳动力也是又多又廉价，对资源的开发也如饥似渴，对环境的破坏也一样的不管不顾。但"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发展势头却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原来的"短缺经济"一变而成商品太多，堆满了中国，泛滥到全世界。当年为了武汉和南京两座长江大桥就"骄傲"个没完，如今没几个人知道长江上到底有多少大桥，三十？四十？五十？管它呢，早就是小菜一碟了。再看中国的高铁，不久前才听说建起了第一条，可没几年就一万多公里，世界第一了，如今在建什么四纵四横的全国高铁网，还撸胳膊挽袖子急着给全世界建高铁。没人怀疑，中国真有了这份能力。可哪来的呢？简直像气吹的一样。
当然，政府投资过大和过度盲目的基建造成了巨大浪费和生产能力严重过剩，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但无论这是好事、坏事、或天大的坏事，也不能取消那个迷：中国是怎么在"后三十年"里奇迹般地达到了如此的经济规模和能力？即使中国经济明天就衰退，从此一般般了，这个"过去之谜"仍在那里。
以"常规理由"，包括廉价劳动力、滥用资源、不顾环境，解释不了"中国之谜"。相反，还可以找出100个"常规理由"来说，中国根本不应该有如此的经济成就。
不是说，专制国家的官僚机构效率低下，会严重拖累经济么？在中国审批个项目要盖一百多个公章，这样的事情直到今天还在发生。这和中国的经济成就多么不匹配。
尤其是，缺少了权力制衡，专制者独断专行，必然会犯大错，重创经济。这本是常理。比如，"前三十年"就有大跃进和文革这样的大灾难，都是由统治者的错误决断导致。可为什么在"后三十年"里，类似的灾难没有发生呢？不仅如此，三十多年来，中国连一次像样的经济衰退都没有。而发达国家却经历了数次经济衰退。这又是为什么？
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在中国是千真万确。至少许多老百姓认为几乎已是"无官不贪"。在如此贪腐的官僚体系控制下，竟能出现一个超高速发展的经济，这是什么逻辑？大量的国家资产被侵吞，还有大量财产被贪官们转移到国外，可中国经济不见"失血而亡"，甚至不见"失血而弱"，这是什么道理？
教科书上说，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超过0.4就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可中国的基尼系数早就超过了，有学者估计已经是0.5甚至0.6，中国官方干脆不再统计基尼系数了。中国也确实出现了大量的"群体事件"，但远没有达到社会动荡，影响经济发展的地步，为什么？
在世界各国经济竞争力的排名表上，中国仅排在二三十名，就是说，竞争力并不强。看看相关指标，像劳动生产率、单位GDP能耗之类的，确实如此，更不必说市场经济必需的健全法制了。但竞争力不强的经济却生产出竞争力非常强的中国商品，这几十年还发展的比谁都快，这该怎么解释？
中国不仅竞争力不强，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还非常糟。比如郎咸平就一再说，中国落入了西方的"产业链阴谋"陷阱。他举例，一个中国生产的"芭比娃娃"在美国商店里卖10美元，而中国的出厂价仅为1美元，其中还包括65美分的成本。中国厂家仅拿到35美分。那9美元的大头儿分布在西方跨国公司把持的其他环节。如果分析在中国工厂里组装的苹果手机，情况也大致如此。郎教授是说，在整个国际产业链中，中国只占有利润最薄的生产制造环节，而作为世界工厂，中国还承受了资源消耗、环境破坏、剥削劳工的"额外损失"。郎教授说的不假，早就有人说了，"出口两亿件服装才换回一架波音飞机"。可是，这反而让谜团更大了：就凭那么点"蝇头小利"，中国怎么就积攒起近四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经济还能高速发展？而拿走绝大部分利益的发达国家却时不时地衰退一下子，反倒挺不好过，这是咋回事？
中国的问题还有好多呢：经济过度依赖出口和政府投资，房地产泡沫世界最大，全国多地出现"鬼城"，滥发货币世界第一，地方债高速膨胀，国家养老金严重不足，人口老龄化快速到来，等等等等。中国问题成堆，困难重重。但是，问题越多越严重，中国迷也就越大，越让人迷惑不解：中国为什么还不崩溃？
有些预言中国崩溃的人是挺严肃的学者，不是因为不喜欢中国而表达愿望，而是依据事实作推论。他们预言中国崩溃的逻辑是：过去在别国发生的也会在中国重复，如果相同的条件也在中国出现。于是，看到中国的严重问题，一些经济和社会指标超过了"红线"，就判断中国不行了，要崩溃。也许，说他们的预言落空还太早，没准中国真会崩溃，明天？明年？五年后？十年后？这里先不管将来，喊了好多回中国崩溃，到现在没崩溃，反而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这就已经是一个大迷了。
预言家们的失误恐怕在于忽略了中国的特殊性。一说中国特殊，有人就要发火。且慢，这里说中国特殊决不是为中国的专制找借口，更不是排斥普世价值。其实，每个国家都有与众不同之处，都特殊。但是，中国的特殊之处非常有利于经济增长。不信？请耐心往下看。
（未完待续）
转自《华夏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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