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篇】(六十五)
自由亞洲電臺:湖南一法院施恐吓致一名14岁女童自杀身亡
自由亞洲電臺:邓丽君逝世二十周年，母校芦洲国小办邓丽君文物展
查建国:作者：端木赐香《时代屋》夏雨提供:台湾的历史教育中没有阶级仇恨
爱思想:张宏杰 沧波钓徒提供:我们伟大的dang 烂到顶了，为什么？从春秋到明清 中国人的性格历史;春秋时期中国人"品格清澈";秦始皇："国民性劣化"的第一个推手;宋代的"文弱";元、明、清：中国文化受到毁灭性打击; 怎么改造国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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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富钦 转自凯迪论坛猫眼看人夏雨提供:让世界为之战栗的纳粹美！
陈行之【凯迪网络】夏雨提供:这片林子需要一个解释
作者：偶尔得闲】夏雨提供:历史应当怎样解读？
沧波钓徒提供:终于轮到简体字调侃繁体字了，太有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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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一法院施恐吓致一名14岁女童自杀身亡
自由亞洲電臺 來源:電子郵件
（维权网信息员阎平报道）2015年5月7日，湖南双峰县永丰镇南岸村的彭新民（电话：13407488361）投诉说，2014年6月22日，他13岁的女儿彭时灿上学骑电动车时发生交通事故，2015年4月底双峰县人民法院判决他作为监护人赔偿对方五万元，由于他家境困难，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为了逼彭新民出钱，在2015年4月30日，该法院执行局的法官胡笑男竟然跑到彭时灿就读的小学威胁彭时灿说如果她父母不出钱话，不但不准她读书，还要抓她坐牢，警察叔叔有的是绳子和拷子。她女儿顿时被吓得精神恍惚，在"五一"节那天，刚满14岁的她精神不堪重负，服毒自杀。
彭时灿的死，在当地引起很大民愤，民众纷纷指责法院不是东西。
中国人权律师团罗茜律师说，根据法律规定，对一个刚满14周岁的孩子诉说恐吓的言语是违法的，造成严重后果的，触发刑律。尤其作为法官，利用职权威吓幼童致幼童自杀是不能容忍的，绝对触犯刑法，应当依法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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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丽君逝世二十周年，母校芦洲国小办邓丽君文物展
自由亞洲電臺 來源:電子郵件2015-05-06
图片： 邓丽君逝世二十周年，其母校新北市芦洲国小举办邓丽君文物展。 （记者夏小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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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蜜蜜
你笑的甜蜜蜜
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
开在春风里
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
你的笑容这样熟悉
我一时想不起
啊------在梦里
五月八日是邓丽君逝世二十周年，她儿时母校、新北市芦洲国小校史馆展出邓丽君的老照片和唱片，细数她四十三年短暂而璀灿的生命，当年教过她的老师，娓娓道来那位总是束着长辫子、内向顾家、很会唱歌的邻家女孩的儿时点滴。新北市政府则在<保庇新北市>刊物最新一期，推出「邓丽君的故乡芦洲特辑」，纪念这位「爱国歌后」。
即使出自外省家庭，因为拒绝去「不自由的国度」，毕生未踏上中国大陆的「小邓」，以她甜美的歌声，风靡两岸，被封为「永远的军中情人」。芦洲国小附设幼稚园学童穿上迷彩装模访小阿兵哥，左右摇摆地唱着邓丽君名曲「甜蜜蜜」，追忆这位令全校骄傲的学姐。
廖汉权老师说，邓丽君从小崭露歌唱才华，担心在家「吊嗓子」会吵到邻居，邓丽君的爸爸或费则铭老师常骑着脚踏车载邓丽君到淡水河边练嗓。另有老师透露，街上一位脚踏车店老板看邓丽君常去看脚踏车，却因为家穷没钱买，知道邓丽君会唱歌，就跟她说，妳只要唱首歌就可以骑，邓丽君很高兴，常常到店里唱歌，免费骑脚踏车。
在师长眼中，邓丽君的感情丰富，演戏也很有天份。廖汉权说:「有一次演戏，叫做『爱国的孩子』，指导老师费则铭他拉胡琴，就跟邓丽君说，妳脸孔背着观众，等下我胡琴一拉的时候，妳要翻转身来流眼泪，流眼泪在当时的情况，也没有眼药水也没有什么，费老师就说，我胡琴一拉的时候，妳就赶快沾一点口水在眼窝划一下，有一点湿湿就可以了，准备好了，老师就拉胡琴，胡琴一拉的时候啊，老师觉得很奇怪，邓丽君没有照着他叮咛的做沾口水的动作，楞了一下，但他还是照拉胡琴，想不到邓丽君一翻转头来，眼泪已经流了。」
廖汉权说，常在对街看到邓丽君小小身影，帮忙家里把父亲做好的包子、馒头，端着一大盘送到学校合作社贩卖。国小高年级时，邓丽君曾被男同学捉弄，坐在后面的同学偷偷将她那条长长的辫子绑在椅背上，下课时班长一声「起立、敬礼」，邓丽君的辫子几乎把椅子都吊了起来，全班哄堂大笑，邓丽君却没有生气，可见她从小脾气就很好、也很会隐忍。
廖汉权还提到，邓丽君生前并未特别提起她从芦洲国小毕业，可能是她小有名气后，经常在外表演，无暇顾及课业，曾遭一名老师指责说，妳这么爱唱歌、干脆去当歌星好了、不要读书了。而这几年因为芦洲国小开始有纪念邓丽君的活动，外界才知该校出了大名星，而每到邓丽君逝世周年，就会有歌迷造访、希望看看校史馆典藏的邓丽君文物。
由于芦洲早年没有什么观光景点，当地学童常跑到芦洲国小校门前的池塘玩耍，小桥流水，古色古香。校史馆就珍藏一张邓丽君儿时坐在这座小桥上留下的倩影。芦洲国小校长邹惠娟说:「邓丽君小姐、我们的杰出校友，小时候，就是在这个景拍的照片，那她拍照的时候，后面就是有牧童跟这一头牛，所以我们就取邓丽君小姐小时候的本名「邓丽筠」，所以这个地方属于孩子的生态池，我们就取名『筠牧塘』。」
校方表示，几年前学校大楼改建，将整座桥身、石砖和池边的水牛、牧童雕像，原封不动地搬移到校园中央，另在水池边种满水生植物，保留了这处「邓丽君古迹」。
（特约记者：夏小华；责编：胡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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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查建国:有人讲"习是毛邓的接班人"，"我们要同时品尝毛邓两种苦果"，"习是做毛之孙还是做其父之子"。这些说法让人思考毛泽东、邓小平、习仲勋三人的对比。这三人有共性，即都是一党专制的创造者、捍卫者，本质一样，从这角度讲毛邓接班人、两种苦果、是儿是孙无区别。但毛邓习又有不同，毛是赤裸裸专制，邓是以改革开放救专制，习（仲勋）是专制队伍中较开明者，从这角度讲习近平是邓的衣钵传人。北京查建国
台湾的历史教育中没有阶级仇恨
作者：端木赐香 转自《时代屋》夏雨提供 來源:電子郵件2015-01-31
N年前，我开写了《红与黑：林则徐评传》，但我特别想知道，台湾的中学历史教材，是如何评价林则徐的。问题是，同一片天空，不同一个梦想，蜗居河南安阳的我，买不来台湾的中学历史教材。记得自己当时病急乱投医，见人就问。
有朋友说，广东福建那边有台侨子弟学校，你可以从那边入手；有朋友说，你看谁去台湾旅游，让谁给你捎好了，只是不知道海关能否通过；最后还是朋友托他在大陆做生意的台湾朋友，台湾朋友又托他的妻子帮我买了书，然后这位台湾朋友回家探亲时帮我带了回来。
由于辗转托人，所以带回来的《高级中学历史·革新版》（三民书局中华民国2006年版）只有下册，而没有上册。所幸下册一开场就是第十一章《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恰好论及林则徐。
仔细看了看，有关林则徐的章节讲得很简略，只有事实判断——道光派林则徐禁烟了，然后林则徐在虎门海滩销烟；没事价值判断——"睁眼看世界第一人"、"伟大的民族英雄"、"大长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外国人的威风"、"虎门销烟是中国人民禁烟斗争的伟大胜利，它沉重地打击了英国侵略者的气焰，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维护民族尊严和反对外国侵略的坚强意志的决心"……这些器宇轩昂的宏大叙述统统没有。
当然，中国的高中历史教材，比如人教社2007年版里，有关林则徐和虎门销烟的章节，也找不到这样的价值判断了，但我们都知道，通过这些中学教材的上位教材，比如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林增平的《中国近代史》、陈旭麓的《中国近代史》、陈振江的《简明中国近代史》等权威著述，导致这样的价值判断早已成为模版，深刻地烙在了我们的脑海里。
林则徐的问题搞清后，通过台湾这本教材，我还发现了其他很多东西：
其一，教材最后的附录一是大事年表。众所周知，1895年是中国割台湾给日本。但是这个大事年表里，1896年的条目下，居然就是堂而皇之的清日两套编年并行了。第一行是明治29年，第二行是光绪24年。以下皆如此两套编年，不但没有大陆通行的"伪"字加诸前面，且明治编年都是在上一行，清国编年反而在下一行。
其二，日本统治台湾50年，教材里居然没有一句祥林嫂式的控诉，只有一些客观的讲述。比如割台与台民抵抗；日人对台人的差别待遇；虽然比不上日人及说日语的台人的学校优越，但好歹也设公学给本地学童实施教育；给台人以有限度的选举权；日籍台人跟着日本势力在海外推进并取得诸多海外经验；台人对日本统治的抗拒与调适等等。最要命的是最后一个节点，调适。一句话，调适到最后国军来光复了，台湾民众反而不适他们了。这里可以摘录教材上的一段原话：
"日本统治台湾五十年，除改良台湾一些不良风俗习惯外，在调查事业及基础建设上有其成就，再加上台人的海外经验及培养相当程度的人力资源，这些建设及制度对战后台湾的经济有极重要的影响。但对台人采取差别待遇，并迫台人'进入'中国与南洋，却造成台人精神上的苦闷与认同的混淆，这也是战后台湾人对"国民政府"的统治无法适应的原因之一。"
这节课后，居然给学生留了这么两道讨论题：
1.日本人治台五十年给台湾带来的正、负面影响为何？
2.日治时期台湾人的海外经验，对往后台湾的发展起了何种作用？
除此之外，还有课外活动参考题：拜访亲朋中七十岁以上，曾受过日本统治者，请他们现身说法谈被日本统治的感想；调查本县市日治时期即已设立的专门学校、中学校、国民学校；调查本县市日治时期担任过日本贵族院议员、总督府评议员、州、市、街庄议员的名单。
其三，台湾光复，国军没有把自己打扮成台湾人民的解放者。这也就罢了，居然还详细讲述日本统治台湾五十年在基础建设方面有何成绩，在社会改进方面，更是列了一大堆，什么改善环境、改善公共卫生、设立医院、培养医药人才、培养人民守时守秩序守法律的习惯、普及教育等等。
其四，有关二十一条，跟中国教材也大相径庭。这里原文照录：
"二十一条要求等于将中国视为日本的殖民地与保护国，袁世凯故意将日本的要求泄露给英美各国，列强群起对日本施压。最后日本取消第五号要求，其他各号，仍迫中国接受。民国四年五月，中国与日本签订中日合约，大体接受了一至四号要求。此一中日和约，只是一种原则性的共识，中国一时尚无具体与立即的损失（例如港湾本来就可不租与他国，汉冶萍公司因股东反对，并未中日合办），日本为遂行其侵略政策，必须另寻其他借口。"
条款中提及袁世凯，未见卖国等相关字眼。虽然我一直认为，袁世凯还确实是日本当时在中国的最大的假想敌，但仅是个人私见而已。
教材中这样的细目，不胜枚举，简作总结：
1.没有马列主义，没有五大社会形态，所谓的封建社会，仅指商周。
2.没有卖国概念，没有反动概念。不同于中国教材中提及的李鸿章卖国、北洋政府反动等。
3.没有马列主义也罢，居然未提三民主义；没有国民党一成立，中国革命面貌就焕然一新的表述；单独讲孙中山时，又吝啬得很，只称他是国民党总理，A4的纸，行距宽，繁体字大，每行16字，只讲了15行，旁边还配了个插图。
4.单独讲蒋中正时，更吝啬。内容不及孙中山的三分之一，我查了下字数，一百一十来个字。只说就影响与实力，他成了国民党领袖，仅此而已。
5.讲二二八起义，明明知道那是台湾人民反抗民国政府的，还叫学生回家走访亲人调查去。
6.最让我惊骇的是，教材居然把民间骂"国民政府"的段子搬上教材，叫学生归纳二二八起义的原因。段子如下："天下来，地下来，老百姓活不来；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轰炸惊天动地，光复欢天喜地，接收花天酒地，人民呼天唤地……"
最后，我再列一些教材上布置的课后活动题吧：
1.何谓戒严？戒严会使国民丧失或限制那些自由？
2.解严后，台湾新旧政党林立，你知道现在有那些政党，有没有准备以后加入那个政党？为什么？
3.黑金政治会对民主政治带来什么影响？
4.假如你是台湾的现任领导人，你要做什么样的改革？
5.对中国大陆的贸易，你认为应该采取什么策略，才会对双方有利？
6.如果你是教育部门负责人，你会对台湾当年的教育做什么样的改革？
7.你认为未来两岸关系应如何发展，才对台湾有利？
8.你信奉什么宗教，为什么？
9.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中国一再受到列强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欺凌，这种外力冲击，对中国正面与负面的影响如何？
10.清末中国很想振作强国，有自强运动、维新变法、立宪新政等努力，任何建设都需要大笔经费，大家想一想，这些经费从哪里来？
11.改革与革命孰优孰劣？辛亥革命的成功代表政治上的革命一定比改革好吗？
12.中国人的天朝意识历经数千年，到鸦片战争之后打破，一个堂堂大国，要接受夷狄列强欺凌，心理上必需面临强大的调整。请以家族及个人为例分析一下碰到类似情形，精神与心理上如何适应？
光看这些课后题，我就很惭愧了。你说我们跟人比啥，比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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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杰这篇谈中国人的蜕变历史很有读头，他都是摆事实，不发空论，让人无法驳倒。初一看，差一点把他当成乌有之乡的台柱子，正奇怪此公何以有如此高论，有没有搞错吔？后来仔细一看，才知道是我老眼昏花看错了。现在特发来供足下一品。虽然看了伤心，还是颇感安慰，看穿此点的人越多，则中国还有点希望。如果还是浑浑噩噩，过奴隶的太平日子，那地球人就准备给中国这个老朽收尸吧。即使这样也毫不可惜，他活该如此。一个不知道自救的民族就应该淘汰。
我们伟大的dang 烂到顶了，为什么？
从春秋到明清 中国人的性格历史
爱思想:张宏杰 沧波钓徒提供 來源:電子郵件2015年2月27日
自民国开始，关于国民性的讨论非常多，如何提高国民性和民族素质，一直以来都有很大的争论。但很少有人想到今天中国和过去的中国本质上的不同，两者之间发生了重大的文化断裂。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到中国旅行，来中国前他有一个想象，中国人应该都像诸葛亮、李白、杜甫、辛弃疾、苏轼、文天祥那样，个个光明伟岸、个性分明，讲气节、懂礼貌。但到中国后，芥川龙之介发现他看到的中国人却像《金瓶梅》中描写的西门庆、陈敬济，用他的原话来说"换言之，现代的中国并非诗文中的中国，而是小说中的中国，猥亵、残酷、贪婪"。写这句话前，他正看到一个中国男人当众脱下裤子朝美丽的湖水里撒尿，现实中国和他在书里读到的中国相去甚远。更早的时候，英国海军上将乔安森在乾隆初年，曾不顾中国官员的警告率领船队强行驶入广州湾，修理船只和进行补给。那是中国社会的鼎盛时期，但他们"花了大价钱买来的鸡鸭除了缺斤短两，肚内填满沙砾和石块；买到的猪肉也灌满了水以增加斤两"。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张宏杰/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年5月
1793年来中国造访的英国外交团长马噶尔尼，彻底打破了莱布尼茨、伏尔泰此前对中国的想象。英国人注意到，在暴力统治下，中国人缺乏自尊心，冷漠、自私、麻木。他们的船经过运河时，一伙看热闹的人压翻了小船，许多人掉进河中，英国人要停船救人，中国船员根本不理睬选择继续航行。英国人在菲律宾群岛、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槟榔屿等地方看到的中国人，活泼自然，聪明有创造力，而在自己国土上的中国人，是胆小、冷漠、麻木和残酷的。他们的记录说："中国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谨，这是他们长期处在铁的政权统治之下自然产生出来的。在他们私下生活中，他们也是非常活泼愉快的。但一见了官，就马上变成另一个人。"英国使团成员在他们的报告里，第一次向世界详细描述了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及其起因。我在此引用几段马嘎尔尼对中国政权的结论广为人知："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中国）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巴罗说："中国朝廷有的是闲暇和精力，按自己的意愿来塑造国民……灌输清心寡欲的思想，摧毁相互的信任，培养人们的冷漠，使他们对自己的邻居猜忌和怀疑，凡此种种朝廷煞费苦心做出的努力，不能不使人们终止社会交往……（中国人）满足于在朝廷中没有任何发言权，他们甚至从来没有想过他们是否有任何权力。""在这样的国度里，人人都有可能变成奴隶，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级官员的一点头而挨板子，还要被迫亲吻打他的板子、鞭子或类似的玩意……人的尊严的概念巧妙地消灭于无形。"
春秋时期中国人"品格清澈"
仔细翻阅中国历史，我们会清晰地看到，古代的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似乎根本不是同一个物种。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的性格历程如同直跌下来的瀑布，其落差之大，令人惊讶。源头的中国人，品格清澈。唐宋时的中国人，雍容文雅。及至明清，中国人的品质却大幅劣化，麻木懦弱，毫无创造力。
先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尚武精神。那时的中国人个个强悍好战，连吴越地区（今天江浙上海地区）都是非常尚武的土地。不论男女，皆以高大健硕为美。当时的贵族下马能文，上马能武，侠客遍地，武士横行，一言不合就拔剑相斗。但到了明朝万历年间，传教士利玛窦已在信中说："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战打仗的人。他们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相互殴斗时揪头发。"
《南京大屠杀资料集》中，一个日本军人回忆，成千上万的中国士兵默然地如山的同伴尸群，走向死亡，而毫不反抗。那个日本人百思不得其解，是中国人太容易驯服，或是对死亡悟得太透？日军以百人小分队屠杀几千人，曾很担心中国人反抗，但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
再来看看侠义精神。春秋时代，是中国侠文化最灿烂的时代。侠人义士救危扶困，济人不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知恩必报，赴火蹈刃；受人之托，一诺千金。赵氏孤儿、聂政刺侠累、荆轲刺秦王，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演绎了那个时候男人们的壮烈与决绝，告诉后代什么叫轻生重义、生死相许。春秋时代的侠客，最大的特点是极端重视人格的独立与平等。他们行侠仗义，不是为利，甚至不是为名，而是为了心中的一股豪。及至明清，"侠客"们却自愿攀附权力，沦为权力的附庸。《三侠五义》中的侠客个个自称"罪民"，以向权力规则屈服为荣。如鲁迅所说，春秋时的侠客，是以"死"为极终目的，他们的结局也确实是一个个慷慨赴死而去，而明清小说中的侠客，却个个成了地主官僚，黑白两道都吃得开。
兵马俑的法度森严，说明了秦始皇编户齐民制度的作用。
说过了"侠"，再来看看"儒"。后来被统治阶级做为统治工具的"孔孟之道"，诞生之际其实并不像后来那样充满奴性，而是有着刚健清新的一面。春秋士人每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所学之"道"凌驾于权势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这一点，以儒家最为。秦汉以下，虽然在世俗层面，士人们遵守权力秩序，但是在精神层面，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以"圣人"自期，追求"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人格独立。但到了明清，儒生出身的大臣们已被驯化得"百炼钢成绕指柔"。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会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他们选择了动物式的生存。所谓操守、尊严和人格，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不着边际的空话。
秦始皇："国民性劣化"的第一个推手
就皇权时代而言，宋代以前的中国人，可以称得上伟大--创造着，体验着，发现着，说自己想说，想自己所想，生机勃勃，生趣盎然。宋代以后的中国人，不但失去了创造力，也失去了感受力。整个民族只剩下躯壳，没了灵魂。社会如同一潭死水，散发出腐烂的气味，从上到下，人们既狡猾又愚昧，既贪婪又懦弱。因此，宋以前的中国人和宋以后的中国人，其实是两个物种。中国人的性格历史如同黄河，先秦是上游，清澈见底；汉唐是中游，虽泥沙俱下，毕竟有波涛汹涌之雄大气象。明清是下游，已干涸萎缩、奄奄一息了。今天的中国人也许仍有盛赞明清社会之稳定者，但西方人的语言里，对这种僵化状态只有赤裸裸的厌恶。赫尔德把中国比喻成一具僵尸："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比万博士说："为了避免中国的命运，欧洲付出了一千年野蛮生活的代价。"这个代价在他们看来是值得的。
为什么宋代以前的中国人和宋代以后的中国人差别这么大？变化是什么时候开始、如何造成的？其实，最早的改变要从秦朝说起。在当时的七国，秦国处于荒凉的西北高原，物产稀少，靠游牧和狩猎为生，秦国自立国之初，就没有经历过充分中原化过程，长期与戎狄杂处，因此染上浓烈的蛮夷气质。草原文化中没有民主观念，没有权利意识，以绝对服从为天职，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上下一心，都很团结。所以后来秦孝公变法，商鞅主政，迅速统一思想，提出了靠战争立国的发展思路。
本来，夏商周以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进入封建时期，各诸侯分封天下，爵位世袭，形成了一个贵族世代统治的体制，进入春秋末期，平民阶层崛起，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已经形成，但商鞅的变法让秦国崛起，打破了平衡，也改变了中国人。中原文化经过长期发展，此时已经变得比较柔软，比较有宽容度，崇尚优雅和尊严。但是秦国不同。在战国七雄中，秦国文化是最野蛮、最缺乏人道主义精神的。西北少族民族的生产关系比较简单、原始、纯朴，所以他们直接以追求生存、积累财富为目的，很少加以掩饰。因此秦人比楚人更醉心武力，崇拜强权。
商鞅从军爵制度开始，取消贵族世袭制度，收回特权，只有在战场上立下功劳，有军功战绩，才能够重配爵序，列籍贵族。商鞅还企图统一国民思想，采取"愚民政策"，把文人、商人、工匠视为"国害"。他在渭河边论法，一次性就屠杀了700多反对他执政路线的文人。秦国这样的发展模式，当时的其他国家称之为"虎狼之国"。但打来打去，最后野蛮战胜了文明，秦国击败六国，统一了天下。
春秋战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大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不迷信权威，也没有思想禁区，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的"道"凌驾于君王的"权"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等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各国的知识分子只能生活在一个皇帝之下，没有了选择的机会，也没有逃亡的自由，只能为这一个政权服务。秦始皇确立了君宪制度，给专制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后面的历朝历代，继续在专制的基础上添砖加瓦。
皇帝制度的发明，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灾难性后果。皇帝支配一切、主宰一切，所有的权力，都为皇帝一个人垄断，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为皇帝一个人所牢牢控制。它通过空前严密而有效的专制体制抑制了社会活力，束缚了人民的创造力。在此后的两千年间，中国社会万马齐喑，死气沉沉，再没有出现一个可与先秦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社会制度也没有出现一次大的创新和变革。中国人一直在"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了无新意的一治一乱中挣扎，"奴隶性格"和"专制性格"日益发展成民族性格中相辅相成的两个突出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民性劣化的第一个推手是秦始皇。
宋代的"文弱"
如果直接从唐朝跳到宋朝，你会打一个冷战：这两个时代的气质是如此不同。从唐到宋，中国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唐人粗豪，宋人细腻；唐人热烈，宋人内敛；唐诗热烈，宋诗沉思。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得唐宋两代的面貌如此迥然不同？这一切，源于宋代统治者对武器的深深恐惧。也难怪，从开元盛世到宋朝建立的220年间，中国都是在打打杀杀中度过的：先是生灵涂炭的安史之乱，然后是动荡不安的藩镇割据，后来又是乱成一团的五代十国。以兵变从孤儿寡母手中夺了江山的赵匡胤不想再继续这无望的恶性循环，结束它的办法只有一个：建立新的游戏规则，让人们不再凭枪杆子，而是凭笔杆子进行竞争。因此，宋代政治设计的第一个特点是对武力的全方位防范。开国不久，赵匡胤就"杯酒释兵权"，戏剧性地解除了几位最有实力的将军的军权。接着，他又在制度设计上费尽了脑筋，从方方面面限制武将的权力，降低武官的地位。在宋代官僚制度设计中，文官升官很容易，武官晋升却非常缓慢。除了给武将戴上无形的枷锁，赵匡胤还破天荒地给武器也加上了锁链，禁止武器的法令后来发展到了可笑的程度：连民间祭祀、社戏时所用的仪仗刀枪也被禁止。除了对武将大力防范，赵匡胤也没忘了给文臣套上笼头。精明的宋太祖运用分权和制衡之术，消除了文臣在制度上对皇权形成威胁的可能：他把宰相大权分割成几块，将军权交给枢密院，部分行政权交给新设立的"参知政事"，即副宰相。又设"三司"专门管理财政，分掉了宰相的财权……虽然代价是形成有宋一代难以根治的"冗官"格局，但是赵匡胤终于排除了一切使贵族阶层死灰复燃的可能，独揽军、政、财一切大权，达到"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群臣不与"的乾纲独断境界。
(●张宏杰在专制集权的方向上，赵匡胤做到了他那个时代的极限。有宋一代，继秦朝之后，实现了专制政治制度的又一次重大升级。宋代的基本政治设计，大幅度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性格。中国人历史上第一次不再以立功疆场为荣。宋代民间流行的俗语是："做人莫做军，做铁莫做针。"宋代男人开始失去了尚武精神，他们沉醉在案头书牍之中，在日复一日的浅吟低唱中把流光送走。他们的体质越来越差，性格也越来越细腻。正如梁启超所说："重文轻武之习既成，于是武事废坠，民气柔靡……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温温如菩萨，敢敢如驯羊。"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赵匡胤通过整体民族的文雅化保证了赵氏的身家安全，却导致整个民族失去了安全。虽然宋代物质实力远在四夷之上，社会发展也较有成就，人民生活相对安定，但缺乏战斗力的军队、过于分权的官僚体制，却使宋朝数百年间积弱不振。
元、明、清：中国文化受到毁灭性打击
如果说宋朝只是使国民普遍在气质上变得更文弱，那么元朝则彻底打断了中国人的脊梁，后者对国民性的改变是摧毁性的。中国文明最大的一次倒退，应该说是从元朝开始的，蒙古人一直比较残暴，靠暴力统治。元代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上层文化遭遇到了毁灭性打击，下层文化或者说俗文化首次取代雅文化，成为主流。忽必烈就曾发出疑问："汉人惟务课赋吟诗，将何用焉？"虽然后来忽必烈决定以汉法治汉人，但对汉人的礼法传统，始终不予重视。有位著名的外国学者曾说："鞑靼统治不但压迫了为其牺牲品的人民，并且凌辱而且消磨了他们的灵魂。"由于华夷之辨独盛，所以蒙古人在中国所遇的抵抗是他们征服世界的过程中最为顽强的。事实上，南宋军队虽称软弱，但是也涌现了众多铁骨铮铮的人物：襄阳之围，宋人坚守了5年。1275年的常州之战，数千守军战斗至死，只余六人，反背相柱，杀敌多人后才壮烈殉国。元兵围扬州，守将李庭芝誓死坚守，甚至南宋太皇太后亲自劝降也拒不接受。他们杀掉元朝的招降使者，焚招降书于城上。"城中粮尽，有自食其子以坚持者"……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数十年的抗元战争，最可怕的后果是消耗掉了汉民族最精英的人物。那些有血性、有骨气、有胆量的人大面积地被消灭。有人说，在文天祥赋诗而死、陆秀夫负幼主蹈海而亡后，中国作为一个文化体已经灭亡，"崖山之后，已无中华"。这一方面是指中国文化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另一方面也指中国的脊梁已被打断，中华精神已经灭绝。《水浒传》人物的卑污、暴戾是元明时代中国人性格的真实写照。
及至明朝，国民性又开始染上了"流氓气"。其根源在于大明王朝的开创者朱元璋。他从社会底层起家，发明了政治流氓统治术，核心是十六个字：不讲规则，没有底线，欺软怕硬，不择手段。这一政治统治方式虽令人不齿，然而在社会中迅速蔓延，拥有强大的生命力。朱元璋为禁止官吏们过度剥削，在开国初的诏书中曾打了个生动的比方："且如人家养个鸡狗及猪羊，也等长成然后用……"明朝制度设计的核心理念，就是打造一个坚固的笼子，把这些鸡狗猪羊牢牢关在里面，没有一丝一毫逃逸作乱的可能。因此，虽然朱元璋赶走了蒙古人，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汉族的光复，然而朱元璋的统治比蒙古人更为野蛮强硬。他继承了蒙古人统治的精髓--户口世袭制，把全国人口分为农民、军人、工匠三大类，在三大类中再分若干小类，比如工匠之中，还分为厨子、裁缝、船夫等。职业先天决定，代代世袭，任何人没有选择的自由。他认为凡是威胁到朱家统治的，皆有目的地进行清除和屠杀，往往是满门抄斩。在明朝，士人们做隐士的自由首次被剥夺。朱元璋认为拒绝为他服务的士人必定是看不起他，发布命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在这道前无古人的律令下，苏州才子姚润、王谟因征诏不至，被朱元璋斩首、抄家。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把左手大指剁去，以示不肯出山做官，被朱元璋"枭令，籍没其家"。中国士人从此失去了最后一块保持独立性格的空间。朱元璋的统治原则，是消除一切可能不利于江山稳定的因素，断绝与外部世界的一切联系，禁止海上贸易，闭关锁国，由官僚包办一切事情；对内是全面社会控制，打击商人大户，避免商人财富增长可能对政权带来的挑战。当时的命令规定，商人外出经商，必须经官府严格审核，发给通行证才行。在他的统治下，大明社会变成了一个村庄，无事不相往来。大明成了一个大监狱，各级官员都是狱卒，所有百姓都是囚犯。百姓稍有逾越狱规，则惩罚立刻劈头而来："充军"、"斩首"、"乱棍打死"……随着明代社会的日益腐败，几乎每个社会成员都学会了颠倒的社会规则："故夫饰变诈为奸轨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循礼者，不免于饥寒之患。"底层百姓无条件地接受了流氓规则，他们相信，"强中更有强中手，恶人须服恶人磨"。对待社会上的不合理，只能用另一种不合理来压服。因此，明代后期底层社会风气极为败坏，造假之风大兴。假银子虽古已有之，可到了明代，其种类之繁、名目之多、手段之精、工艺之巧，都超越了历代，可谓登峰造极。流氓性格从明代开始，成为中国人性格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到了清朝也是如此。清朝入关以前，经常跑到关内烧杀抢掠。清兵向努尔哈赤汇报时，是把人、马、牛、驴混到一起的，因为满族人是从奴隶社会直接发展过来的，所以满族大臣喜欢在皇帝面前自称奴才。这样一个落后的社会体系，靠暴力统治中国，杀光了有血性的男儿，给中国发展造成了大倒退。清朝的几代皇帝前仆后继，对知识分子大兴文字狱，动不动就满门抄斩，让一个民族彻底停止了思考，变为一具僵尸。当时的清代名臣张廷玉有一个习惯，下朝归家后把身上带的有字的纸条都要烧掉，也很少跟别人通信。因为家里有文字，将来一旦犯事都会成为罪证。清代的帝王首次提出，大臣应该像狗一样地为皇帝服务，臣子不但身体要属于君主，心灵也应该属于君主，不应该有任何独立意志、个人尊严。雍正皇帝在《朋党论》中说："你们各位大臣如果将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恶者恶之，是非画一，则不敢结党矣。"乾隆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奸臣"固然并非国家幸事，"名臣"的出现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事。国家只需要唯命是从办事敏捷的奴才。他说："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一百多年的文字狱运动，如同把整个社会放入一个高压锅里进行灭菌处理，完成了从外到里的"全面清洁"，消灭了一切异端思想的萌芽，打造了一个清代皇帝们自认为万代无虞的铁打江山。用乾隆皇帝的话来说，就是："前代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在明代的专制基础上，清代皇帝积三代百余年努力，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把民众关进了更严密的专制统治的笼子里，把束缚中国两千年的专制政体修补、加固、完善得更加牢不可破。但可以看出，从清朝到民国，很多社会管治办法，其实还有明朝的阴影。
怎么改造国民性
西方人认为，中国自秦始皇之后两千年是一个僵化的历史，用黑格尔的话说，中国的时间停止了。但从中国人的角度看，秦始皇以后，中国的皇朝历史也是不断演进发展变化的，其中最主要的是集权专制和统治技术，发展越来越精微，越来越牢不可破。它已经渗透、融化在国民性当中--也正因此，轰轰烈烈的国民性改造运动，鲜有成效者。从梁启超到鲁迅甚至毛泽东的"文革"，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改造中国人，改造每个中国人的思想。但改造了一百年，我们整个民族的素质好像变化不是很大，甚至有些方面还有退步。比如前两年发生的小悦悦事件，在中国以前的朝代，几乎不可能出现。这是否证明中国这一百年的改造运动是有问题、有误区的？
从春秋战国一直到元明清，国民性的不断退步告诉我们：不同的制度背景，对民众的素质有决定性影响。在制度建设没有根本改观的前提下，期待国民性的彻底改造是不可能的。坏的制度可以激发人性中恶的成分，使人性更为扭曲，好人也有可能变成坏人；好的制度固然不能使坏人变好人，但至少可以限制坏人，使之不敢肆无忌惮地做坏事--这是胡适的思路，也是被历史证明的路径。但胡适被我们遗忘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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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闻观止】多名小学生遭班干勒索 不给钱被逼吃屎喝尿
《中国数字时代》 來源:電子郵件 2015 05 08
五道杠黄艺博（曾经引起巨大争议的"五道杠"黄艺博在阅读文件资料；网络图片）
蚌埠怀远县火星小学的小强今年12岁，正上六年级。今年五一前，家长得知，小强经常从家里偷拿钱"进贡"给副班长小J，这些年已有数千元。孩子说，小J被班主任授予检查作业和背书的权力，如果不给钱，就不能通过检查，甚至要被逼吃屎喝尿。
小学生偷钱送班长
从二年级开始，小强家人发现家里总在不断丢钱，这几年，家里少了几千元钱。孩子一开始说这些钱都被拿去买东西吃了，有的用于上网，但金额太大，数目对不上，最终父亲经过努力，迫使儿子说出真相，结果令人震惊。"小孩说这些钱要拿去给副班长小J。"
不给钱被逼吃喝污物
除了拿钱给副班长，小强还说出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包括他在内，班上其他几名学生还曾被小J逼着喝尿和吃粪便。
怀远县火星小学人数不多，小强所在的班级原先还有20多人，到了6年级，就剩下7名学生了，小J是副班长。为证实儿子所说，小强的母亲挨个走访其他几名学生，得到的答案惊人类似。
昨日，记者在怀远县见到其他几名学生家长，他们纷纷诉说孩子的遭遇，经历大同小异，都是被勒索钱财，有的家长说孩子从家里一次就拿了4000元钱。而且学生被迫吃喝秽物的情节也据说多次发生。学生阿勇的家长说，孩子说，他曾被逼喝尿，第一口就喝吐了，但是小J仍逼着他继续喝下去。
"权力"是查作业和背书
为何孩子们会如此慑于小J的淫威？据家长们介绍，小J副班长，被班主任赋予检查作业和背书的权力。
不给钱，小J就会把作业给撕掉扔掉，就算是背书，也不让通过。有家长说，他曾经头天晚上看孩子完成了作业，但第二天仍然接到班主任电话，称孩子作业没完成。
没有完成作业的后果是什么，孩子说小J会和班主任告状，孩子们就会遭到惩罚。
"孩子还是怕老师的"，家长们说，小J从二年级就开始从事这样的"创收"，先要零食，然后逐步演变成要钱，孩子们在内心深处早已默认服从了，尽管小J比班上大多数学生都要矮一些。
班主任和校长已停职
昨日，记者来到火星小学，这里已下课。记者了解到，数日前小J已办理转学手续，记者试图与其母亲联系，但一直没能成功。记者也联系了该班的班主任顾老师，顾老师说她正在怀远县教育局的纪工委接受谈话，不方便接受采访。不过记者从教育局获悉，顾老师和该校校长目前都已被停职，正在接受调查。教育部门称整起事件还在核实之中。目前当地公安部门也介入调查。 (注：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涉及学生均系化名)
五道杠黄艺博4
以下评论由数字时代编辑收集自新浪微博：
云燚：上梁不正下梁歪
H_King：贪污腐败从小开始
穆岩VT：社会主义官僚接班人
渔夫阿Bin：贪界未来的栋梁
江户银时：论权力的重要性
同心圆1号：突然想到几年前的多少道杠来着。。。
秋波送盲：在中国 这是当官的料啊
壁花芽子：╭(╯^╰)╮我小学的时候就是这样，班干部检查作业要交钱，不给钱就不通过，要被罚，老师也不管。
夜buyu：既然大家都说到了家庭教育问题，那么我们来简单演绎推理下：小孩的行为受大人影响最多，一般来说，老师的威严感会比较强，所以小孩要惧怕点，不会学习老师的行为。同时，副班长小J能做到这个位子上，现在的学生班干部怎么来的，想必大家都很清楚。那么问题来了，副班长小J是从哪学习的这一套本事儿的？
创业生物人李俊：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爇雪：职权滥用为己谋私是人的本性，必须得有独立的监管部门。小小年纪手段如此下作恶劣，家长应负首要责任。
李自成张献忠：最简单的背书的时候处处刁难你让你通不过，等着被老师命令抄作业，但如果关系搞得好，背两句就算过了。
李自成张献忠：还有说你写字写的不好，让你重复写几遍甚至十几遍，整节自修课都在挨整。
-Leny-：这就是权力的美味吗
2015年5月7日 下午 8:44作者: Sandra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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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世界为之战栗的纳粹美！
作者：李富钦 转自凯迪论坛猫眼看人夏雨提供 來源: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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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国家,特别是南部巴伐利亚州,靠近法国、瑞士、奥地利一带,你几乎看不到纳粹所留下的丁点痕迹。一幢幢房子镶嵌在青山绿水之中,干净、漂亮、和谐；一个角度，一幅山水画,每年上百万的游客都是冲着这些来的。看二战史,这些地区没有发生大的战役,奥地利几乎是认主归宗般的被"和平"的；德法战场则在北部,靠近比利时；德波之战则在东面。由于纳粹政权是一人一票民选合法政府,不需要偷偷摸摸搞什么农村包围城市,所以重点在城市。
希特勒和大多欧洲人一样有点艺术天赋。当年维也纳艺术学院如录取他的话,他这辈子,顶多开个画廊,做个小老板。可历史恰恰是拒其门外,逼他上了战场。想起《一千零一夜》中"渔翁和魔鬼"的故事,一股青烟从瓶口中慢慢升起,最后凝聚成一个魔鬼,披头散发,无恶不作。
1933年,蒋介石在庐山会见了德国军事代表团,顺便让他们看看嫡系部队的训练情况,结果德国人打分"不及格,惨不忍睹"：军服皱皱巴巴,站没站相,坐没坐相，叫花子般的军队还没开打就要输。
纳粹军队则非常注重仪表,其军装全部用黑色高级毛料,不偷工,不减料,挺括、舒适、庄严,加上真皮长靴,腰中皮带,挺拔、峻美,把军人之美发挥到极至。中国有首歌"俺当兵人,就是不一样……"纳粹军队这套行头,让邻国都吓坏了,绝对虎狼之师、威武之师。
希特勒在慕尼黑啤酒馆起事时,不乏有一帮穿草鞋、露宿街头、有上顿没下顿的草根；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出身富裕、受过良好教育、酷爱音乐、有艺术天份的人,其中包括哲学家、牙医、企业家、设计师等,他们逻辑严谨,做事井然。纳粹将德国人的原始狂热和现代力量,完整地结合于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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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相当重视文艺。希特勒上台后,曾六次召开德国式的"文艺座谈会",每次都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创作者能写出"德国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与会者亦欢欣鼓舞,纷纷表决心。当时在德国,元首就是一切!他指出:一切与纳粹主义不合的作品都是坏作品。其作者,要么投降招安；要么逐出德国。德国,文化只有一个标准：拥不拥护元首？拥不拥护纳粹永久统治?
著名画家马克斯∙贝克曼的油画，被纳粹指为颠覆、堕落的艺术，因此贝克曼在德国很难生存，可谓是名誉扫地，其作品只能卖到国外。可喜的，这些流到国外的作品最后都成了世界级的艺术珍品。
德国是传统、保守的国家,从他们的脸型看,就比欧洲其他民族线条来得硬,严肃、不苟言笑,世界小姐选美,少有德国女人入甲。有次在德国南部驾车,误入岐途，在阿尔卑斯山旁转了几个小时都转不出,结果进入了一"真正的德国"、"中世纪的德国"：周末黄昏,太阳西斜,安静祥和,教堂、石板街、鲜花、简易的酒巴露台,谈不上什么庆典和聚会。人们三三两两喝着啤酒,女的着拖地长裙,头上纱巾,男的短裙，贝雷帽(想起吹风笛的),帽上还插根鸡毛……这和第三帝国的纳粹完全不是一回事。我想, 这片如此文明的土地，他们是好父亲、好丈夫、好儿子、好兄弟, 怎么会走出纳粹恶魔。
瓦格纳是大作曲家,而他的音乐却是纳粹的首选。原因之一,他是极端的反犹者；其次,瓦格那音乐的节奏,正好与纳粹党卫军的铁碲吻合。然而,瓦格纳到底是社会主义者,还是民族主义者,作品中到底有多少反犹成分，人们一直争论不休。估计它就像中国的《东方红》,原是陕北小调,加入政治含意后,性质大变。瓦格纳的作品, 可能也是这种遭遇。以色列至今不容许瓦格纳的作品在他们国家演出。其实, 可能双方都曲解了瓦格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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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是纳粹艺术、也是纳粹美学的奠基者。早在1925年,他就为柏林穹顶大厦绘制了草图,并坚信:国家只有通过思想和感觉的重塑才能保存下来,如果只有百货公司和工厂建筑,如果只有高楼大厦和酒店,是难以与第三帝国匹配,难以千年长存。首先,帝国首相府要改造,因为它没有尊严,纯粹是一个香烟盒。国会大厦也要改造,太难看,像肥皂加工厂,希特勒帝国蓝图表明,柏林将打败罗马,成为世界首都。
纽伦堡,当年纳粹巨大的阅兵台还在,由于保存不善,非常破败,但通过影像,仍然能看到当年的辉煌。建筑设计师施佩尔是希特勒早年私交,纳粹建筑得力的实施者,这座能容纳34万人的帝国党大会广场,上百盏探照灯,上千面狭长纳粹党旗,几十万人整齐划一的纳粹礼……这种场面,是一战战败后的德国强心针,元首一挥手,个个义和团、红卫兵,无人能够抗拒。这种场面后来被二三流国家一一复制,动不动就举行巨大的阅兵仪式, 北韩阅兵连拖拉机都上了，可谓东施效颦，虚张声势。
施佩尔显然对希特勤的审美观了如指掌,加之帝国提供用不完的资源, 他投桃报李,天马行空。他设计的总理官邸有700米长,143米长廊,超过欧洲任何皇宫的长廊。希特勒欣喜若狂,太对胃口了。一个想进见元首的人,从进门到接见厅要走200多米豪华空阔的走廊,没见到主人,气势上就把你压倒了。捷克总统就是在这里签下投降书，把捷克拱手让出。
1936年,希特勒悄悄收起了刺眼的反犹标语,举办了一届全新的奥运会,从升旗、宣誓、运动员进场、点火炬、吉祥物、团体操、烟火表演,其全部繁琐复杂的仪式,均是由希特勒精心策划、纳粹政府一手创造的,包括建造大型体育场所,所有柏林街道被粉饰一新,并要求全体运动员向卐字旗致敬。这些玩意儿,2008年中国奥运全盘继承。
当年,随中华民国体育代表团到德国采访的年青记者储安平激动地写到:"在这一个世界运动会里,没有国家的鸿沟,没有种族岐视,他们却站在平等的地位,万众欢呼若狂,几十万条粗壮的胳膊,像铁一样平伸着,没有一点颤动,没有一丁下斜,他们德意志的精神,那时候完全在一条臂膀上,德人之拥护领袖如此热烈,实令人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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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美学有几个核心的东西:大、简单、坚固、实用,有暴力支撑的压迫感,注重形式感观上的冲击力。从纳粹党徽、行礼、服装、军歌、阅兵、集会,到外交文件用词；从水晶之夜到火炬游行；从奥林匹克运动会、施佩尔建筑、佩洛克雕塑,到里芬施塔尔的电影,包括以后实战中,头上几千架飞机,地上马达隆鸣的立体进攻,都贯串着纳粹美学,形式感特强。每当一个城市沦陷,希特勒总是第一时间赶到,他特别喜欢这种别人附首称臣的征服感。
这些纳粹审美特征，无论战前还是战后,都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程度不同地表现出来,因为他们和纳粹相似：用枪炮、暴力——包括视觉暴力征服对方。战后，苏联一系列的大型建筑,如共产国际大厦、苏维埃宫、列宁格勒饭店，均体现了这些特点。1949年，"新中国"初建，当局马上建造世界最大的天安门广场和十大建筑；北朝鲜的平壤大规模城市改造和硕大无比的个人雕像等,也与纳粹美学相同。最大、最高、最强,以致没有人可以超越,这种纳粹美学影响至今。
纳粹美学还特别强调秩序、整洁,它和暴力、破坏,构成极度扭曲的矛盾体。他们会在舒伯特小夜曲中把人送进毒气室,也会把人皮扒来做成高级工艺品,他们制定了世界第一个《动物保护法》、《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法》,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条高速公路,并对国家公务员制定了极其严格的廉洁规定,不作为、抗命、贪腐、包二奶都是绝对不允许的。作为领袖,希特勒是表帅,是模范。他和劳伦爱娃的爱情故事惊心动魄,其忠贞、壮烈程度远超过《罗密欧和朱丽叶》,其操守是所有共产主义领袖不能与之相比的。
我在《哲学手记》一文中写过这么一段:(1933—1945)思想混乱的锁匠提供了一个核心,酗酒的诗人提供了部分精神基础,经济学怪人提供了一点意识形态的东西,相公癖的陆军军官提供了退伍军人的支持，牙科医生提供了一个纳粹符号，喜欢斗殴的街头皮条客提供了一首歌,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流浪汉提供了7马克50芬尼的活动基金,为了迎得中老年妇女的选票，31岁大龄未婚青年阿道夫∙希特勒,语无论次地走到了前台。十三年后,这群怪物组成了人类史上最有效力、最强大、最廉洁、最秩序、最具破坏力的政府,他们横扫欧洲,所向披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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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凡妄称"崛起"的国家,最后总是以灭亡告终,笫三帝国当然也不例外。欧洲战火停熄后,纳粹的阴影慢慢消失,德国人进行反省,并在寻找过去失落的好东西。中部城市达累斯顿基本被盟军炸平,重建时,他们寻找一座座旧图纸、照片、记忆,完全按照巴洛克风格给予恢复,连路灯都实物还原。在德国旅游,你会发现一些小城镇,这么古老,却又保护得这么好,其实是战后重建的。
德国战败,纳粹的影响快速消退,德国人痛定思痛,收敛夸张之气,他们把首都放在偏僻的波恩,总理府小得可怜,再也没有气势豪迈的大广场；总理府门前是个一周开七天的蔬菜市场,部长们下班时顺便买些菜带回家,鱼虾的腥味和周边小咖啡店飘出的香味混在一起……德国返"俗"了。
柏林,你已经很难找到纳粹的影子,即便希特勒最后的地宫也灰飞烟灭,难寻踪影。柏林墙不是纳粹标志,它只是纳粹的延伸品。在科隆双力人店,我买了一些不锈钢制品,原因是工艺好,爱不择手。德国人骨子里的东西没有消失：简洁、实用。
纳粹本是国际共产运动史中的一部分,源头是暴力革命,是具有德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纳粹另一指称是法西斯。墨索里尼说,法西斯就是美。我们说,法西斯的美,是刺刀下千万具尸体堆砌起来的、血流成河的美,这种美,曾让世界惊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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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片林子需要一个解释
陈行之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夏雨提供 來源: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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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句话："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说的是在一片树林里，鸟儿们都依据本性活着，或者翩翩起舞，或者啁啾鸣啭，挺有诗意的，即使有几只行为怪异，发出的叫声很难听，人们也不觉得有什么奇怪，所以就有了这句调侃的话。如果把这句话引申到我们生存着的这个世界，表达的是如下意思：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即使出现几个性情玍古乃至于刁钻奸滑的人，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所以说这话的时候，人们往往比较豁达，比较轻松，脸上甚至还带着几分讥诮。
"林子"可以有多种解释，既可以解释为一个单位，一个系统，也可以解释为一家企业，一个乡村。无论单位系统还是企业乡村，都有"社会"的意味，所以在概括的意义上又可以说，"林子"就是社会，就是我们眼前这个实实在在的世界。
所谓"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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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千世界并非铁板一块，它是分层的，就像一座金字塔，底层民众构成基座，中间是所谓的社会精英，塔尖上则是国家统治集团（在我们国家被尊敬地称之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倘若把不同的社会分层视为不同的"林子"，我们会看到，在底层民众中间有各式各样的鸟，譬如流窜于街市专门从事坑蒙拐骗勾当的流氓；在食品中掺杂使假的不法商贩；贫病交困却恩爱有加的患难夫妻；锱铢必较连一颗钉子的便宜都要占的小气鬼；生活困窘却拾金不昧的扫大街工人。在社会精英中也会看到各式各样的鸟，譬如对"自由、民主"极尽歪曲诋毁之能事的三妈、司马；把灵魂出卖给权力魔鬼却在大学讲坛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占据显要位置的"精英"知识分子；坚守自由民主理念却在现实生活失去自由乃至于身陷囹圄的受难者。在国家统治集团中更示有各种各样的鸟，譬如贪污受贿数亿元（如今此项事业的计量单位发生了改变，已经以"吨"计了）赃款却谆谆教导人民防腐拒变的政府官员；将处女空运到后宫或隐秘私邸给大老虎玩弄的二老虎、三老虎；把军费变为私人豪宅和巨额海外资产的人民军队领导人；借助于国家垄断在金融、地产、交通、矿产、通讯、水电、慈善领域（基金会）大肆掠夺国家财富的"红二代"以及与他们勾勾连连沆瀣一气的地痞流氓恶霸；在残酷的权力倾轧中不幸败下阵来，踩在生死线上瑟瑟发抖的各级官员，等等。正是这些不同的社会分层，才构成了我们经验世界的感觉对象，或者反过来说，我们存活于世所形成的经验和感觉，依赖于由不同社会分层构成的整体意义上"林子"，这就是说，社会分层并非相互阻隔，它们是作为整体对我们施加影响的。
这里有一个简单的逻辑关系：没有A就没有B，没有B就没有C，它们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就像一个生物链，彼此都是对方存在的原因，又都是对方存在的结果，我们所承受的就是这个综合性的结果。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我们面对的只是一些缺德到家的黑心商贩，我们也许会发作起来："我草泥玛！我弄死你丫的！"世道说不定还可以改变，不至于如此肮脏堕落；如果我们面对的只是一两个在最高学府占据位置的眼睛乜斜的渣滓，我们可能根本不必在意，顺脚就把狗日的踹到沟里去了；如果只出了一个玩儿弄处女、攫取数百亿民脂民膏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倒也罢了，我们根本无需着急上火，接受人民委托（自由选举）的政治家依据正义规则（宪法程序）自然会把事情调整到让人可以接受的状态……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社会自愈功能"，它依赖于健康的政治制度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健康的社会道德伦理，犹如一个强壮或者基本上正常的肌体，即使遭到病毒侵袭出现低烧症状也没什么，那属于小恙，肌体自身就会调动免疫系统将病患消除，人不至于高烧四十多度，满嘴谎言，手足抽搐，色厉内荏，全身溃烂，或者癫狂而死，或者衰竭而亡，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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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上述所有问题都勾连在一起：至少在过去十余年时间里，不要说生物链上游的某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并不比流哈喇子混吃等死的庸人聪颖，其超出常人的平庸却能够被国家权力放大为无所不能的专制，这种专制反过来至少在客观上为不良知识分子提供了精神支持，从而导致整个社会丧失来自人民的正义呼喊，或者说，人民正义的呼喊被国家强力所窒息；生物链中游的"三妈"、"司马"之类的"知识分子精英"，当然绝不比撒泼耍赖的流氓泼皮高尚，然而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土壤却依照"利出一孔"的国家政治秘籍，持续不断地为市井无赖泼皮提供了稳固的站立根基，这些漫布在社会科学院和大学教师队伍当中的鸡鸣狗盗之徒，在享有国家分配给他们的话语霸权的情况下，奇迹般地成为了什么"学术大师"、"著名作家"、"享誉中外的学者"，永远有机会在国家级奖励上各得其所，弹冠相庆。数十年以来，不正是这些所谓的作家、学者、大师，自觉自愿地归类于畜生界，成为依附在国家权力之"皮"上的一帮穷凶极恶、厚颜无耻的"毛"吗？！不正是这些"毛"衣冠楚楚人模狗样，公开或者暗中以极低的价格向权力卖淫，以此获取"存在权"吗？！他们俨然社会中坚，流动在污浊血液里的卑劣与无耻，早已经洞穿了人类道德良知的底线，其腐烂灵魂发出的一阵阵恶臭令人作呕……有了如上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作为生物链下游的民众大面积道德沉沦、人性扭曲、良知泯灭当然也就无可避免，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诚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瓦解的，无所不在的假货和有毒食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泛滥成灾的，各色各样的"人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横流"起来的。不需要多么深邃的理论造诣，也不需要什么敏锐的政治洞见，只要稍微具备一点儿社会政治学常识，都能够从流窜于街市的流氓骗子和掺杂使假的不法商贩身上看到国家政治的影子，看到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性特征。
如果继续把中国社会作为"林子"来观察，我们已经看不到鸟儿翩翩起舞，听不到枝头上的啁啾鸣啭，我们看到的是无数只老虎以及老虎身边身后数不清的野兽在奔行，是豺狼虎豹们对国民财富民脂民膏贪婪残暴的吞噬和撕咬；我们听到的是它们借助于国家意识形态工具发出的反自由、反民主、反宪政的啸叫，是藉着"稳定压倒一切"对人民意志和利益的公开漠视甚至暴力镇压……这片林子的确进入到了政治学意义上的"丛林"状态，就像所有不具备正义法则的丛林一样，它的凸出特点是野蛮和无规则，是弱（人民、民众）肉强（国家、权力）食，这是政治生态的严重失衡！人们正是在这种境况下才开始思想，并将生死置之度外，利用一切可能杜鹃啼血一般呼唤民主呼唤法制的；人们也正是在这种境况下才忍无可忍，在各地不断聚集升成所谓"群体性事件"的——我们可以把这样的"群体性事件"归纳为民众对政府暴力或准暴力压制所做的暴力或准暴力反抗，含有社会革命的因子，它足以说明中国的社会危机已经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危险到了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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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之先生，你说得有些过了，情况在改变啊！难道你体会不到最近发生了很大变化吗？政治是很复杂的，高处不胜寒，你等屁民怎能了解国家政治之堂奥呢？所以切不敢书生气，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这样不好。"
是的，我们最近的确从幽暗的林子深处听到了几声枪响，的确看到一些老虎被打倒了，然而由于人民没有经由程序正义进入国家政治过程，由于人民仍然置身于国家事务之外，所以我们并不确切地知道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是老虎与老虎为了争夺地盘所进行的权力火拼？还是的确有人雄才伟略，打响了民众期盼的正义的枪声？是历史仍旧在原来的轨道上徘徊，有一天也许会重新回到原点乃至于出现大规模倒退？还是中国这艘巨轮真的在向全人类都在走的航迹靠近，开始了一个伟大的历史进程？是那出绵延了两千多年的丑恶政治戏剧在换过服装道具之后敲锣打鼓重新粉墨登场？还是一出宏阔的历史大戏轰然有声地拉开了帷幕？
我们多么希望是后者啊！在一个个老虎仆地的时候，我们甚至已经认为就是后者了，我们手舞足蹈地欢呼"我们找到了一条新路"（毛泽东语），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又惊讶地看到了相反的情形，结果我们又不那么自信了，我们反复问自己：为什么这个地方的老虎被打倒了，另一个地方的老虎却安然无恙，反而获取了更大的地盘，仍旧在延续那场数千年之久的"人肉筵席"（鲁迅语）？为什么有人同时又调转枪口，对准大学讲坛上屈指可数的几个凭信念活着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国家最高智囊机构重量级人物连续发出要对宣传普世价值观的知识分子"敢于亮剑"的威胁，杀气腾腾扬言要"惩办"几个标志性人物？为什么教育部高级官员不迟不早，恰在这个时候下令不能让西方高校教材（主要是政治学、社会学教材）进入中国大学？为什么有的人就连表面上的客套（例如胡温时代在国内外大谈自由、民主、普世价值）也没有了，开始公然无视广大民众对自由、民主、公义的渴望，无视最普通民众以和平方式所进行的利益表达，故意把最普遍、最基本的人性诉求歪曲成为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的侵袭、歪曲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进行的"和平演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谁能知道鬼都不知道的事情呢？所以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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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往往更加关注不知道的事情，既然眼前这片林子已经如此陌生，如此可疑，如此与众不同，那么，在这片林子里生存的我们当然也就很需要一个解释，除了上述问题之外，我们还很想知道：这片林子到底怎么了？究竟是谁、是何种力量违背自然规律，把在自然状态下本应当空气清冽、鸟语花香的林子糟践得如此肮脏，某些区域甚至腐臭不堪了呢？如果没有掌控一切的绝对力量的驱使，谁可以做到禁绝思想流动，喑哑一切社会声音？如果没有制度性遮护与纵容，客观上与13亿人民为敌的豺狼虎豹（两相比较，他们毕竟只占很小的比例啊！）怎么可能如此猖獗，犹如进入无人之境？如果没有制度性遮护与纵容，他们怎么可能在如此长时间里对底层民众食肉饮血、敲骨吸髓而得不到制止？如果没有制度性遮护与纵容，那些游走在权力集团边缘、以舔舐权力者排泄物为生的软体动物们怎么可能拖着粘滑的轨迹成为什么"知识分子精英"？！
在这片古老的林子里，为什么瘴气弥漫，不义横行，人的位置日渐狭小，豺狼虎豹反倒活得昌盛，一代一代繁衍下来，登堂入室成为林子的主人了呢？如果这就是让我们歌颂了六十多年的据说很是葳蕤兴旺的林子，那么我们忍不住要问：究竟是他妈谁在葳蕤？！究竟是他妈谁在兴旺？！中国为什么会获得几乎被世界公认的"红色权贵资本主义"的美号？面对世界对我们的观感："一个文明古国，一个有着无法描述的天灾人祸的国家，一个充满谎言和背叛的国家……中国总是让人联想起神话传说中的多头巨人，每一张脸孔都承载着人类的苦难与身陷绝望的悲凉。"你们的《人民日报》该如何作答？你们就连"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群众为什么不公布他们的财产"这样的王八蛋话都可以说出来，谁还能够指望与你们在人的层面对话？！
这片林子确实需要一个解释，然而你不能指望让蹂躏了这个林子的人来解释，你当然更不能让在林子里吃人的豺狼虎豹来解释，这样的解释只能由我们自己来完成，用我们疼痛的心，用我们不屈不挠的灵魂。我们是能够把它解释清楚的，甚至可以说，早在十几年前那个炎热的夏季，我们心里就把它解释清楚了，我们不再需要其他什么解释了。
所以本文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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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应当怎样解读？
作者：偶尔得闲】夏雨提供 來源:電子郵件
2009年中秋节的前夕，我曾写过一篇博文，叫做《八月十五杀鞑子》，讲的是关于八月十五吃月饼来历的一个传说。转眼到了2014年的中秋节，我就把那篇旧文找出来，在一个同学间的微信群里发了出来。发出之后，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历史应该怎样来解读？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深刻。我花了些时间仔细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历史应该站在中立的立场上来解读。但实际上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一般来说，凡是研究本国或本民族历史的，或多或少总是带有某种偏见，站在本国本民族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去解读历史。我那篇文章也是如此，因为我是汉族人，所以基本上是站在汉族的立场上写出来的。
就说蒙古统治中国这一段历史吧，我们站在汉人的角度上看，认为这是侵略，是我们民族的耻辱。但如果是蒙古人站在蒙古民族的立场上看，那是他们壮丽辉煌的一段历史，是他们整个蒙古民族的光荣。虽然今天已经光荣不再，但仍然能够引起他们美好的回忆。就像上次谁说起到蒙古国的老百姓家去做客，那家里挂的不是现在的地图，而是是成吉思汗时代的地图，而且指着地图对中国客人说当年你们就相当与我们的一个省。至于说当年杀了多少汉人和其他民族的人民，他们会认为那是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和安定的局面不得已而为之的。如果被统治的一方没有造反的念头，杀人的事情不会发生的。即使作为汉人的后裔，我也同意说汉人里有想造反推翻蒙古人为领导核心的元政权的不法分子大有人在，因此说屠杀的责任是在被屠杀的一方，也不完全是胡搅蛮缠。
说到中立与偏见，不能不提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中文的词汇有褒义词和贬义词之分，褒义词是用在自己一方或自己喜欢的人身上的，贬义词是用在敌人或是自己不喜欢的人身上的，务必不能搞错。很多词汇都有一褒一贬两个版本。比如说顽强，是个褒义词，只能用在自己人身上。如果是指敌人，要说顽固。有些词只有褒义没有贬义，比如牺牲，是个褒义词，只能用在自己人身上，不能说敌人牺牲了多少人。说敌人时怎么说呢？要说被击毙。这个击毙是个反义词，没有对应的褒义词，但有个类似的中性词，叫做击中。但击中不代表死了，如果要把击毙的意思用在自己人身上，要用很长的一段话，叫做不幸被敌人击中，壮烈牺牲了。这里的不幸和壮烈两个修饰语也是褒义词，不能给坏人用。
记得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时候，美国的报纸上在头版登出黑体大标题：美军入侵伊拉克。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事情。在美国人看来，用武力攻入别国的领土就是入侵，和正义非正义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中国不一样，打入印度和越南领土也不叫入侵，而叫反击。
日本因为受中国文化影响比较深，喜欢咬文嚼字，明明是侵略了中国，但不愿意用入侵这两个字，而叫做进入，好像中国荒山野岭的不毛之地，他们是来开发的一样。
还有到别国去访问，如果是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去访问某个国家，要用出访这个词，如果是别国的领导人来到我国，就说来访。但如果是达赖喇嘛，就不能给他这个词了，因为他太恶劣了，受到好多国家首脑的尊重，因此连中性的访问一词也不能给他用，一定要说是鼠窜。这是中宣部规定好了的，不这么说就是犯错误。
我不懂蒙语，不知道是不是有汉语那么丰富。但我猜想，如果站在蒙古人的立场上，把他们的想法翻译成汉语的话，那么一定不会用侵略、蹂躏，屠杀之类的词来形容他们对欧亚大陆的征服，代之以来的可能会是平定，征服，维稳，平暴等词汇。
其实我们汉人在历史上也不是总受别人欺负的，我们也有欺负别人的时候。只不过由于我们是礼仪之邦，喜欢动口不动手，再加上比较懦弱，所以总的来说我们受别人欺辱比我们欺辱别人的时候要多些。但我们汉族人杀入异族的领地，历史上从来不用侵略这个词。西汉时汉朝大将霍去病曾经一路打到贝加尓湖边，并在狼居胥山上祭天行礼，宣布把那里列入我国的主权管辖范围之内。唐朝时大将薛仁贵出兵辽东与高句丽作战，一路打到平壤，历史上称为薛仁贵征东。这些事在史书上都是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后人提起来总是精神抖擞，容光焕发。脍炙人口的名句"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就是这个意思。
现在韩国人说起历史来跟我们中国人的口径很不一样，他们也不认为薛仁贵征东是为了让他们过上安定团结的幸福生活。他们还说当年中国东北的大部分和西伯利亚的一大片都是他们的土地。中国人认为他们发神经。但如果细查历史就会发现他们的祖先高句丽的确占领过辽东和西伯利亚很大地盘。但在中国的史书上对于女真崛起前谁曾经占领过那块土地记录的不是很多，很少提起辽金以前谁是那块土地的主人。
还有越南，历史上曾经出过有名的征侧、征贰两姐妹，她们领导当地人民抗击汉族统治者的暴政，揭竿而起，并且宣布独立。最后被镇压了。我们汉族的史书上说起这一段历史称为平定安南，而不说是镇压民族解放运动。据说五十年代还是六十年代初的时候，有一次周恩来访问越南，看到大街上老百姓聚会，好像在搞什么仪式，还推出什么人的牌位，周恩来就问陪同的越南领导人，你们这是什么节日？这一问，周围的人都沉默了，谁也不说话。后来仔细打听，才知道是纪念被中国侵略者杀害的征氏两姐妹的。周恩来听了后，向征氏两姐妹表示哀悼，越南领导人这才放下心来。
除了邻国以外，境内部分的历史变迁也是带有偏见的。比如说新疆，很晚才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是清朝乾隆皇帝的时候被武力征服之后吞并进来的，但我们的历史书上从来不用吞并这个词，也不说征服。叫什么呢？叫做平定，就好像是平叛一样。其实那块地方本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成吉思汗死之前把他征服的土地分成了四个汗国，其中一个汗国，窝阔台汗国，后来灭了南宋，变成了元朝。但新疆那块地方跟元朝没有关系，那里属于察合台汗国，大部分是瓦刺部落的蒙古人，后来瓦刺内部四个部落之一的准喀尓部坐大，占据了新疆的大部分。整个元明两个朝代，那里都是外国。后来清朝把元朝和明朝的地盘都占领了，又要往西扩张，就跟准噶尔人说，你们归顺我大清朝吧。准嘎尔人说我才不干呢，于是乾隆皇帝就杀将过去，把他们给平定了。新疆之所以叫新疆，就是新的疆土的意思。至于新的疆土是侵略扩张，武力抢来的，还是当地政府带领老百姓载歌载舞自动归顺来的，在我们看来已经不太重要了。
提起新疆，还有一个人物值得一提，就是左宗棠。乾隆平定新疆之后，就撤军了。过了几十年，到了同治年间，准噶尔人不甘心忍受外来统治，又造反了。这次皇帝没有御驾亲征，而是左宗棠带兵给平定了。新疆建省就是左宗棠的主意，在左宗棠二次平定新疆之后实行的。因为要建省要有个名字，就起名叫做新疆。左宗棠是为满清政府异族统治者卖命的汉族大臣，按说应该是汉奸一类的，但因为平定新疆有功，现在也被称为民族英雄，但只是不提他是哪一个民族的英雄。
我们中国也是被满清给平定的。现在我们说起扬州屠城三日来，仍然是愤慨激昂的。但一提起乾隆平定新疆，却又眉飞色舞，禁不住的自豪感觉。这里面的区别，是我们站在汉人的角度，而不是站在准噶尔人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
所以历史这件事，真正解读起来很不容易。
二零一五年一月（来自朋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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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轮到简体字调侃繁体字了，太有才了
沧波钓徒提供 來源:電子郵件
"广"对"廣"说：我已经扫黄了。
"厂"对"廠"说：我的内部已被贪官挖空了。
"爱"对"愛"说：我没有心，却有朋友。
"办"对"辦"说：现代化了，不用辛辛苦苦了。
"产"对"產"说：我不用生，从别人手里拿过来就行了。
"书"对"書"说：我这里没有"子曰"。
"云"对"雲"说：由于地球气候变化，我已经没有雨了。
"国"对"國"说：我实行计划生育，所以减少了人口；我实现和谐，所以没有干戈；我有玉，所以比你富裕。
"叶"对"葉"说：没有树木，我也可以生长。
"体"对"體"说：我没有骨气，却有本钱。
"斗"对"鬥"说：我是文斗，你是武斗，我比你文明。
"区"对"區"说：我是新区，你是老区，所以你的人口密集。
"头"对"頭"说：你没做美容吗？怎么长了小豆豆？
"飞"对"飛"说：你要两飞才能升上去，我可是一飞冲天。
"坏"对"壞"说：我可以说"不"，你呢？
"历"对"歷"说：有实力，才能成为历史的主人。
"丽"对"麗"说：没有鹿，我照样吸引人。
"树"对"樹"说：我总是对的。
"为"对"爲"说：你的点太多了。我坚持一个中心。
"让"对"讓"说：我才能体现上级的关怀。
"长"对"長"说：你已经封顶，怎么往上长啊？
"发"对"發"说：你那么复杂，我就容易得多。
"发"对"髮"说：原来过去人们的头发那么长！
"开"对"開"说：没有门，就永远敞开了。
"关"对"關"说：连门都没有，不就永远关闭了吗？
"与"对"與"说：现在有车子了，还须两只脚走路吗？
"会"对"會"说：我是人云……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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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作者：民国文林
文章太长，分期介绍
七、王国维
〔王国维（1877～1927年），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汉族，浙江海宁盐官镇人。清末秀才。我国近现代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国学大师。〕
【独立】
王国维执着于理想，向往一种无功利、纯粹的学问。
王国维毕生笃志于追求学术独立。1905年左右的王国维就曾敏锐地觉察到，自严复的《天演论》出，西洋学术逐渐进入中国，但是康、谭等人并未从形而上的层面上真正理解西方学术的价值，而只是将学术作为政治的一种手段。对此，王国维提出，"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至于"个人的学术独立"，王国维更是力行不辍。辛亥革命后，王国维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仍是用在学术研究上。
从1917年起的六年中，他四却马衡、一却张嘉甫，终于答应成为北京大学的通讯导师，却又于两年后的1924年挂冠而去。个中原因，在给好友蒋汝藻的信中表露无遗："弟以绝无党派之人，与此事则可不愿有所濡染，故一切置诸不问……观北大与研究系均有包揽之意，亦互相恶，弟不欲与任何方面有所接近。"显然，王国维是徜徉于学术独立而有意识地疏远政治。
王国维在1925年应清华之聘出任国学研究院导师时曾给好友蒋孟蘋写信道："数月以来，忧惶忙迫。直至上月，始得休息。现主人（指溥仪）在津，进退绰绰，所不足者钱耳。然穷困至此，而中间派别意见排挤倾轧，乃与承平时无异。故弟于上月中已决就清华学校之聘，全家亦拟迁往清华园。离此人海，计亦良得。数月不亲书卷，直觉心思散漫，会须受召魂魄，重理旧业耳。"
【守缺】
虽然身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但传统的君臣纲纪思想一直左右着王国维的一生。据蒋息岑先生回忆，1904年左右在苏州江苏师范学堂任教的王国维，讲授修身、伦理，出入于封建名教纲常之领域。
1898年，王国维第二次乡试落第后，希望去国外留学，可家里无力资助。不得不于1899年到上海谋生，利用工余在东文学社就读，主要学习新学及日语，为前途寻找方向。在此过程中他对西洋哲学萌发了兴趣，发生了他学术人生的第一次转变。以后数年醉心于尼采、叔本华的学说。但是他研究哲学的最后收获却是"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理智上虽接受了西方思想，感情上却与中国旧文化无法割舍，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人生方向反而更加彷徨。
1912年，流亡到日本的王国维有《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诗，其中有"庙堂已见纲纪弛，城阙还看士风变"、"汉土由来贵忠节，而今文谢安在哉"之句，表达了他对纲纪、忠节的呼唤和对现实状况的不满历历可见。
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避居日本5年，回国后发现，社会风气日见败坏。他曾做《论政时疏》说："先王知民不能自治也，故立君以治之，君不能独治也，故设官以佐之，而又虑君与官吏之病民也，故立法以防制之。"他对代表着周孔统治之道的清朝体制念念不忘，而对西方人的立宪、共和，则认为是由贪心不足而造成的画蛇添足。他寄望于废帝溥仪能励精图治、重振朝纲，但是天下共和大势浩浩荡荡，已无可挽回，溥仪自己也旦夕不保，这使得王国维思想上陷于绝望。
1917年，张勋复辟。王国维寄予很大的希望，但希望很快破灭。
1922年，由升允的推荐，到清宫里去教溥仪的书，王国维视为一生莫大的荣誉。1923年，王国维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这个时候溥仪已经退位，但是在紫禁城内依然保持皇家体制，称朕称诏敕，保持君临天下的态度。跟随他的人，依然称陛下，称皇帝，不改忠义之心。王国维进入清廷南书房，属于特恩直拔。由一个秀才荣升为"帝师"，欣然从之并深感溥仪的知遇之恩。后溥仪又赏他"在紫禁城骑马"，他更看成深恩厚泽，时时在想如何感恩图报。当1924年冯玉祥的军队到北京，逼逐溥仪出宫时，王国维陪侍左右，顷刻不离。
1923年，张勋病卒，王国维替溥仪起草碑文。他从忠武、节义的角度感慨地指出："此运之移既莫之至而至，忠义之至乃无所为而为，虽质文有殊尚之时，而名节无或刊之日。"
1924年，王国维撰写的《论政学疏》是王氏少有的一篇政论文章，其主题是从中西学术的发展和相互影响的角度阐明自己的见解，意在扬中抑西，"原西学之所以风靡一世者，以其国家之富强也。然自欧战以后，欧洲诸强国情见势绌，道德堕落……而中国此十年中，纪纲扫地，争夺频仍，财政穷蹙，国几不国者，其源亦半出于此……盖与民休息之术，莫尚于黄、老；而长治久安之道，莫备于周、孔。"
王国维对中国古代的君臣纲纪等思想，不仅流露出向往与坚守之情，而且有以它振衰救弊的决心。作为"文化遗民"，王国维看中的正是"道"、"节义"、"纲纪"等文化观念体现出的精神价值、社会责任和道义担当。
王国维无疑是中国早期文化保守主义者。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如火如荼，北洋军阀的混战荼毒苍生，南（广州军政府）北（北洋军阀政府）军事对峙与政治议和波折不断。面对这种世界性的社会鼎革与时代动荡，王国维忧心忡忡，在给罗振玉的信中说："时局如此，乃西人数百年讲求富强之结果，恐我辈之言将验。若世界人民将来尚有孑遗，则非采用东方之道德及政治不可也。"
借学术探寻真理，借学术赓续思想，是王国维一生不渝的追求，也是王国维"文化遗民"身份的标志性特征。
《殷周制度论》是王国维1917年撰写成的一篇探索中国古代制度文化的学术大作，曾被新旧史学家奉为"圭臬"，文章指出，表面上看，殷、周的变革，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与后世帝王的取、守天下无异，但从本质看，实为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立制的本意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他将周代的政治兴亡与道德联系在一起，探讨制度文化立制的本意在于寻找"万世治安之大计"，正如他给罗振玉的信中所言："此文于考据之中，寓经世之意，可几亭林先生。"
1924年，冯玉祥率军"逼宫"，溥仪先藏于日本公馆，后又移居天津张园，苟安一时。此时王国维已是受过溥仪册封的命臣，对于革命军撕毁民国优待皇室的条件非常愤怒，引为奇耻大辱，便约罗振玉、柯蓼园同沉神武门御河，后因家人极力阻拦、严密看守未果。
1924年，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发表《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对清皇室破坏大宫山古迹提出批评。王国维知道后马上冲冠而出，为清皇室辩解。他长久地处在忧患中不能自拔，甚至于听说有人在紫禁城坤宁宫捡得古器，他也不忍往观。
【辫子】
1927年，王国维51岁。清华园里惟有两人，以其最独特的方式固守着自己原有的信仰。他们留着辫子，毫无顾忌地行走于大庭广众之下。学生们因景仰他们的人品，没有人强迫他们剪去脑后那带有特定含义的辫子。这二人，一为梁启超，另一位就是王国维。在王国维女儿王东明的记忆中，父亲"每天早晨漱洗完毕，母亲就替他梳头，有次母亲事情忙了，或有什么事烦心，就嘀咕他说：人家的辫子全都剪了，你留着做什么？他的回答，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
【对话】
王国维是保守学者的代表，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这两个本有着截然相反的学术理念的学者，却惺惺相惜，留下了一段佳话。
1917年胡适从美国留学7年后回国，在上海，他考察了出版界后在《归国杂感》中写道：近几年的学术界"文学书内，只有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很好的"。
1922年4月15日，胡适在日记中记有："读王国维先生译的法国伯希和一文，为他加上标点。此文甚好。"8月28日，胡适又一次表示出对王的好感，他在日记中写道："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化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
1922年，王国维在致顾颉刚信中说道："顷阅胡君适之《水浒》、《红楼》二卷，犁然有当于心，其提倡白话诗文，则所未敢赞同也。"
顾颉刚是胡适最得意的学生，学术上也最得胡适"疑古"和考索古史的真精神。王国维对胡适评说，很快由顾传给了胡适。于是，有了胡适对王国维的拜访。据《胡适的日记》1923年12月16日所记：
"往访王静庵先生（国维），谈了一点多钟。他说戴东原之哲学，他的弟子都不懂得，几乎及身而绝。此言是也。戴氏弟子如段玉裁可谓佼佼者了。然而他在《年谱》里恭维戴氏的古文和八股，而不及他的哲学，何其陋也！
静庵先生问我，小说《薛家将》写薛丁山弑父，樊梨花弑父，有没有特别意义？我竟不曾想过这个问题。希腊古代悲剧中常有这一类的事。
他又说，西洋人太提倡欲望，过了一定限期，必至破坏毁灭。我对此事却不悲观。即使悲观，我们在今日势不能跟西洋人向这条路上走去。他也以为然。我以为西洋今日之大患不在欲望的发展，而在理智的进步不曾赶上物质文明的进步。
他举美国一家公司制一影片，费钱六百万元，用地千余亩，说这种办法是不能持久的。我说，制一影片而费如许资本工夫，正如我们考据一个字而费几许精力，寻无数版本，同是一种作事必求完备尽善的精神，正未可厚非也。"
王国维所谈的前两件事都是胡适不曾注意到的事，自然对他产生了相应的刺激。从王宅出来，敏感的胡适便到马幼渔那里借得戴震后学焦循（里堂）的《雕菰楼集》一部。当天晚上，他便开始着手研究戴震，为陶行知发起筹建的"东原图书馆"试作一篇"述东原在思想史上的位置"的短文，此后胡适写成了《戴东原的哲学》一书。
深谙学界礼数的王国维，第二天（12月17日）便到胡适府上回访。直到胡适的晚年，他还保留着对王国维的特殊印象，他对助手胡颂平说：王国维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少年时用德国叔本华的哲学来解释《红楼梦》，他后来的成就，完全是罗振玉给他训练成功的，当然也要靠他自己的天分和功力。说王国维"他的人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但光读他的诗和词，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
1924年，清华学校欲"改办大学"，同时设立研究院。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请胡适出任筹建中的清华研究院院长，胡适推辞不就，推荐王国维，并建议曹校长，应采用宋、元书院的导师制，同时推荐了四位导师人选：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赵元任。后因章太炎不就，而改聘陈寅恪（由吴宓推荐）。
王国维当时为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曹云祥亲往敦请，王国维婉辞不就。同年11月，溥仪迁出皇宫，暂住醇亲王府，王国维也侍行。1925年，胡适再请王国维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王国维拒绝。胡适做废帝溥仪、庄士敦（溥仪的英文老师）的工作，托溥仪代为劝驾。溥仪便命师傅们代写了一道诏书，王国维不好拒绝，便答应下来，奉诏任教。
胡适的诚意和曹校长的善待感动了王国维。于是，他决定亲自到清华研究院去看一看。胡适便用自己的车子拉着王国维，往返陪同，走了一趟清华园。
据说，此后，清华国学院的主任吴宓带着曹云祥亲自写的聘书去请王国维。在登门之前，吴对王氏这位清朝遗老的生活、思想、习性专门做了调查研究，计定了周密的对付办法。到了王国维住所后，吴宓进得厅堂，二话没说，"扑通"一声趴在地下，先行三叩首大礼，然后起身落座，再慢慢提及聘请之事。如此一招，令王国维大感意外又深受感动，当场答应下来。据《吴宓日记》载："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特提及王氏晚年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即胡适推荐王国维为清华研究院的导师，陈寅恪有诗句："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胡适为安徽绩溪人）。而陈寅恪此后一直对胡适敬重有加，大概也是因为胡适敬重他所敬重的王国维先生，并力促王国维成为清华国学院导师吧。
【教学】
姜亮夫去清华补考，王国维出的题目都是关于"小学"的。姜亮夫度过章太炎的书，所以便用章太炎书中的见解答题。王国维看了卷子问他是不是章太炎的学生，他答不是，王国维便问为什么都是章太炎的话，姜老师说："因为假期要升学，所以我突击了看了一部《章氏丛书》。"王国维问："《章氏丛书》你看得懂吗？"姜答："只有一二篇我看不懂，别的还可以看得懂。"王国维连声说好，然后告诉助手，可以录取姜亮夫。
姜亮夫入学后，一次王国维把他叫到自己的办公室。王国维说："那份卷子是你的，你的声韵、训诂不错，文字方面还不够，今后怎么办？"姜亮夫请王国维指点，王国维说："课题要自己选定！"过了三天，姜把选定的题目送给王国维看，王国维问姜："广韵如何研究？"姜的回答他不满意，沉默片刻后，他说："我看搞诗骚联绵字考吧！"接着他拿出自己研究这方面的"谱"（提纲）给姜亮夫看。
王国维讲课，非常细腻、细致。王国维在清华讲《说文》，用的材料许多是甲骨金文，用三体石经和隶书作比较。王国维要解决一个问题，先要把有关这问题得所有材料找齐全，才下第一部结论，把结论再和有关问题大同一下，看一看，然后才对此问题下结论。
王国维性情僻冷，但谈到学术问题时就显示出热情的一面。1926年12月3日是王国维50岁生日，学生们来家中拜寿。7天后，他在工字厅设宴招待同学们，席间还展示他所藏历代石经拓本。学生们竞相发问，他辩答如流，欣悦异常。
【治学】
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提出："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又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也。"
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是读书人，喜欢画画，能临摹钱叔美的作品，太平天国起义时，弃儒从商。他曾在日记中写过对王国维的培养计划：读经书、考秀才、中进士，经世致用，光宗耀祖。王国维天资聪颖，亦不负父望，16岁就中了秀才，之后到杭州敷文书院进学准备应考。王国维自己有选择地读书是在16岁时，他在杭州以自己积攒的零用钱买了《汉书》的前四册，爱不释手，以究经史大义为乐，对八股时文不是特别上心。
王国维精通英文、日文，能够阅读德文版哲学原著，是中国学人研究康德、叔本华、尼采等现代西哲的先驱；所著《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红楼梦评论》，文学界至今仍奉为经典名著；而他的甲骨学、"古史新证"、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和古器物学研究成果，更是当代史坛无法逾越的学术空间——从知识结构上论，王国维真正做到了化合中西，贯通今古。在日常生活中，他处处严谨自持，不营生计，不图享受，潜心钻研学问。晚年虽盛名满天下，仍心无旁骛，甘为一介清白寒士。
无论早期的西学与哲学研究，中期的文学、戏曲探索，还是晚期的史地、甲骨、敦煌学研究，王国维都试图从学术问题入手借以揭示出人生的目的与意义，将无意识的学习与有意识的学术追求结合起来，将传统的学术研究与科学的考据方法结合起来。"学无新旧"、"二重证据法"、"中西化合"等方法对构建中国现代的学术思想乃至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陈鸿祥称王国维是"以学术为性命，而又以性命殉了学术"。
孙诒让的《契文举例》虽然早在1904年即已写成，但却一直放在书斋内未能出版，直到1913年才被王国维在上海发现。当王国维回国旅居上海时，开始对甲骨文进行独立的研究。当时上海收藏甲骨文资料较多的英籍犹太人、大资本家哈同，为了讨好其夫人，不仅搜购了很多甲骨文，而且还在他的哈同花园中兴办了一所仓圣明智大学。王国维为了有机会研究哈同夫人收藏的甲骨文资料，便在仓圣明智大学出任教授。王国维于1917年以姬佛陀（名觉弥）的名义，将罗振玉资料拓印为《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一书，同时对每片的卜辞作了考释。
王国维通过考释甲骨文，使《史记·殷本纪》所传的商代王统得到了物证，证实了司马迁是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王国维除了对此详加考证外，还根据甲骨文资料将《史记殷本纪》中记载的讹误一一加以订正。经过王国维的论证和订正，不仅使《史记殷本纪》关于商代先公、先王的世系次序得到了可靠的证明，而且纠正和澄清了自司马迁以来两千多年的一些混乱认识，为以后年骨文与商代史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王国维叹曰：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须济之以学问，帅之以德性，始能产生真正之大文学，此屈子、渊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旷世而不一遇也。
明清著名藏书家蒋汝藻的"传书堂藏书"富称海内外。1919年，蒋汝藻经罗振玉介绍，延聘王国维编撰《传书堂藏书志》。1922年，蒋汝藻又请王国维排印《观堂集林》。王国维离沪时，《传书堂藏书志》初稿已完成大半，以后在北京仍继续编写修订。不幸后来蒋汝藻因经商不利，停止了此项工程。直到1974年，蒋祖怡的校抄本《传书堂藏书志》才由台湾艺文印书馆影印出版。此书在大陆一直未有出版。王国维的重孙王亮知道后接手了这个任务，经三年标点、校勘，整理本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王国维认为，《红楼梦》中的"玉"者欲也，他认为《红楼梦》为解脱之书，他的《红楼梦评论》开头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大谈人欲，最后将整个故事看作是宝玉出世还玉（欲）过程："所谓'玉'者，不过生活之欲之代表而已矣。""生活之相质何？'欲'而已矣……此可知生活之欲之先人生而存在，而人生不过此欲之发现也。此可知吾人之堕落由吾人之所欲而意志自由之罪恶也。夫顽钝者既不幸而为此石矣，又幸而不见用，则何不游于广莫之野，无何有之乡，以自适其适，而必欲入此忧患劳苦之世界？不可谓非此石之大误也。由此一念之误，而遂造出十九年之历史与百二十回之事实……而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照此理论，则"宝玉"似乎当谐音"饱欲"，"黛玉"当谐"待欲"。
【词话】
《人间词话》是王国维关于文学批评的著述中最为人所重视的一部作品，是接受了西洋美学思想之洗礼后，以崭新的眼光对中国旧文学所作的评论，但他又脱弃西方理论之拘限，力求运用自己的思想见解，尝试将某些西方思想中之重要概念，融入中国固有的传统批评中。
此作品咳珠唾玉，精辟警句比比皆是：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宝帘闲挂小银钩"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也。
严沧浪《诗话》谓："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余谓：北宋以前之词，亦复如是。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
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
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出。白石以降，于此二事皆未梦见。〗
词话中最广为人知的是这段：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端穆】
王国维有道德洁癖，他总是将文章与人格相联系。王国维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之有也。"
王国维天生忧郁悲观，他自己也说："体质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定从事于哲学。"
王国维说他自己："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为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哲学上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
王国维自视极高，向来以天才居之。他30岁以后致力于文学以及学问著述，著《人间词话》。并且填写了不少词，谓之："余之于词，虽所作尚不及百阕，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则平日之所自信也。"
由于王国维自命甚高，所以朋友很少。这也使得他更加专心于学问研究。他在诗中写道："掩卷平生有百端，饱更忧患转冥顽，偶听鸣鴂怨春残。坐觉无何消白日，更缘随例弄铅丹。闲愁无分况清欢。"
王国维坦然地说过自己愚暗，对于《尚书》大约有十分之五还读不懂，对于《诗经》也有十分之一二读不懂。这使当时的研究生大为震动。
王国维与人交往，除了谈学问或正事，很少闲聊，更不会对人讲应酬话。如果有人请他看一件古铜器，他看了是假的，就会说"靠不住的"，而请他看的人无论怎么说这个古器色泽如何古雅，清绿的如何莹彻，文字如何精致，什么书上有类似的著录，将这些提供给他做参考，再请他仔细看一下。他看了以后，依然会说："靠不住的。"不附和，也不驳难。
蔡元培主政北京大学时，曾想让王国维到北大教书。但王国维以清朝遗老以居，不能为民国做事，坚决不答应。蔡元培无奈之下想了个变通的办法，让他做通信导师（类似今天函授教授），为北大教学生，名义上却不是北大教师。半年后，蔡元培令人送去200元的工资，王国维却死活不收，因为他觉得虽为北大做事，但毕竟未受聘于北大，就不能拿工资。最后又是变通了一下，以报销通信教授邮费的名义，才让贫困中的王国维收下了这笔钱。
还有一次，北大邀请王国维到校参观，预先布置好夹道欢迎以示隆重。王国维又是一口回绝，理由是欢迎者有各式人等，中间免不了有道不相同话不投机者，他王国维不能接受他们的欢迎。好在北大见过的怪人也多了，蔡元培一笑了之，把欢迎仪式改成了有共同研究兴趣的教授与王国维的茶话会。
王国维的外表也总是严肃冷峻的。赵元任的太太杨步伟对他颇有些害怕。杨步伟是个直爽的大嗓门，但见了王国维却总是噤不出声。王国维五十寿诞时，清华大学的同事办了三桌酒席祝寿，赵太太硬是避让着不和王国维同桌："不！不！我不跟王先生一桌。"果然，王国维那一席一直都是默默不语，而赵太太那桌却笑语不绝。
王国维性格淡泊，不喜欢与人交游，在清华除了讲书授课以外，一般不主动跟学生谈话。从来都是上完课就走，回到自己的西院住所，钻进自己的书房研究学术。但是如果有学生登门拜访或致函，不管是求教或是辩论，从来都是一律接待，不分老幼尊卑，而且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甚至有当时的东南大学的学生特意赴京求教，就住在王先生家里。在他看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不应该有门户之见，所以不管是不是自己的门下弟子，即使自己治学很忙，他都有问必答。在他执教清华的两年中不知道有多少清华学子领受了他的恩泽。
一次姜亮夫填了一首词，想请王国维帮自己看一看。他晚上七点半到王国维家，王国维看了之后说："你过去想做诗人，你这个人理性东西多，感情少，词是复杂情感的产物，这首词还可以。"王国维便帮他修改，一改改了近两个小时。在他改词的时候，姜顺手翻看两本书，其中一本是德文版《资本论》，姜看见书中用好几种颜色的笔打了记号。王国维看了看姜亮夫说："此书是十多年前读德国人作品时读的。"姜亮夫当时感到先生不仅学问广博，思想也非常前进。晚上九点多，词改好后，姜亮夫告辞，王国维要家人点着灯笼跟他一起送姜，一直送到清华大礼堂后面的流水桥，等姜过桥后他才回去，他对姜说："你的眼睛太坏，过了桥，路便好走了。"闻此语，姜几乎落泪，此后一生难忘。
王国维的儿子王东明回忆父亲："父亲的一生中，可能没有娱乐这两个字，那时收音机尚不普遍，北京虽有广播，顶多有一个小盒子样的矿石收音机，戴耳机听听，就算不错了。举凡现代的音响视听之娱，非当时梦想所能及。他对中国戏曲曾有过很深的研究，却从来没有见他去看过戏。"
王国维很少出游，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只有一次和同事共游过西山，骑驴上山，玩得很高兴。
王国维不会画画，小孩子缠着要他画人，他只会一个策杖老人或一叶扁舟。他也会亲自教孩子读《孟子》、《论语》，讲解或听孩子背诵时从不看书本，讲解也不是逐字逐句地讲，讲完了，问一句懂不懂，孩子点点头，这一天的功课就算好了。
王国维穿着简单，冬天一袭长袍，外罩灰色或深蓝色罩衫，系一条黑色汗巾式腰带，再穿上黑马褂，夏天只穿一件丝绸或夏布的长衫。平常只穿布鞋，从未穿过皮鞋，头上是一顶瓜皮小帽，即便寒冷的日子也不带皮帽或绒线帽。
王国维在上海居住时，家中时常有日本客人。王国维的孩子们当时都还小，很是淘气。他们知道日本人喜欢乌龟，就趁着日本客人不注意，悄悄地在客人背后的衣服上用白色的石膏粉印上小乌龟图案，然后躲在一边调皮地笑个不停。这情景王国维见了并不责怪。王国维的孩子们成年后才知道，他们开玩笑的对象，不是一般的人物，而是学术研究上和王国维有密切联系的日本学者，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杰出的奉献，如铃木虎雄、神田喜一郎等。
一生浮泛情海的龚自珍，极擅借诗词来摹状男女情感纠葛，晚年写有一首轻盈绰约的绝句："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闲慕遂初衣。偶逢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王国维读后，斥之为："其人之凉薄无行，跃然纸墨间。"
（注：龚自珍学究天人，才华宏富，作诗多缠绵悱恻、婉约生姿之句，行事则任兴驰骋，风流不羁。如：当时科举取士，看重方正乌亮的"馆阁体"书法，龚因不善书而不得入翰林，竟教其女、其媳、其妾、其宠婢悉学"馆阁体"，逢人言及翰林，龚必哂曰："今日之翰林，犹足道邪？吾家妇人，无一不可入翰林者。"龚又嗜冶游，好赌博，晚岁学佛。平居无事时，非访妓，即访僧，遇达官贵人，辄加以白眼。一生艳事多多，尤其世传他和当时著名词人顾太清有瓜李之嫌的"丁香花疑案"，更是扑朔迷离，虽然北大名教授孟森钩悬决疑，竭力为龚、顾辩白洗刷，可这则浪漫故事并未因之偃声息语。）
王国维在其弃世前数日，他曾受托替时为其学生、后成著名历史学家的谢国桢题写扇面。王书写了唐末韩偓的《即目》和《登南神光寺塔院》两首七言律诗，可题款时，于谢国桢名后，误植一"兄"字。友无论年齿幼长，皆可以"兄"相称，此为旧时礼数。但师称弟子为"兄"，就悖逆礼节了。于是，蹈湖当日，王国维先赴清华研究院，依常处理教务，并用墨笔在为谢题写的扇面上涂改"兄"为"弟"字——如此，既遵行了传统之礼，又融入了王氏待人接物的一贯谦和。做毕这桩事，他才乘车到颐和园，步行至排云殿西鱼藻轩前，临流徘徊片时，方毅然自沉。其时适为榴花盛开的端午时节，认真而不苟且的屈原也是这个时节自沉的。
【悲观】
王国维的家庭成员多非正常死亡，死亡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他。1907年7月，王国维的发妻莫氏因生产双胞胎女儿病危，王国维从北京回到家乡海宁，延请名医救治，十几天后，年仅34岁的发妻离开人世。从1905年开始至1908年，王国维的人生不断遭遇重大变故，父亲、妻子、继母相继去世。王国维不断地由北京返回家乡海宁参加葬礼，可见其生世之累，谋生之艰。
1908年在岳母即莫氏的亲生母亲莫太夫人的主持下，续娶22岁的潘丽正为继室。1921年5月四女通明生，9月殇。1923年5月女瑞明殇。1925年，长子潜明去世，在之前一年，一双孙女殇。
王国维最早受到西方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影响。由于王国维对叔本华的哲学、美学著作进行研读，对他后来的思想影响很大。因为王国维对叔本华著作产生了共鸣，所以叔本华唯意志论与悲观主义，主观唯心主义令王国维坠入了唯意志论与悲观主义的深渊。所以，三十岁以后的王国维深深感到"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论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之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
王国维说《红楼梦》的精神，主要的就是"示人以解脱之道"。但解脱是"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所以他说《红楼梦》里边，真正可以达到所谓解脱的，只有三个人：一个是惜春，一个是紫鹃，一个就是宝玉。
【婚姻】
王国维先后结过两次婚。第一次在1896年，当时他20岁，因受甲午战败的刺激，一心想到日本去留学。可是他父亲坚决不同意，说现在首要的是"求度衣食"，至于求学，那是十年后的事情。王国维只好谨遵父命"成家立业"——他结了婚，并且到本城沈家去当塾师。
王国维的新婚妻子姓莫，她家世代经商，家境似乎比王家要好一些。王、莫两家早就定了亲，当王国维十四岁便以"海宁四才子"之首名震乡里的时候，他的岳父对这个未来的女婿简直是赞不绝口。老泰山当然不会想到，女儿出嫁之后，女婿却因"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居恒怏怏"，并且两年后就去上海《时务报》馆打工，从此与他的妻子当了十年的"牛郎织女"。
王国维与这位莫氏夫人的感情非常好，尽管找不到任何直接的文字证据，但我们从他留下的那些温柔缠绵的词中，还是不难看到这位身在他乡的牛郎对家中织女的殷切思念：
《清平乐》：
樱桃花底，相见颓云髻。的的银缸无限意，消得和衣浓睡。
当时草草西窗，都成别后思量。料得天涯异日，应思今夜凄凉。〗
王国维在苏州师范教书时经常"填词自娱"，也常在词中表达队妻子的四面，如三迭的《西河》：
〖垂柳里，兰舟当日曾系。千帆过尽，只伊人不随书至。怪渠道着我侬心，一般思妇游子。
昨宵梦，分明记，几回飞度烟水。西风吹断，伴灯花摇摇欲坠。宵深待到凤凰台，声声啼鸩催起。
锦书宛在怀袖底，人迢迢，紫塞千里。算是不曾相忆。倘有情，早合归来，休寄一纸无聊相思字！〗
自从王国维22岁离开家乡，此后便奔走东西、辗转南北，回海宁的时候很少。在家呆的最长的一次是为亡父"守制"——从1906年8月到1907年4月，总共八个月的时间。当时家乡父老曾联名邀请他出任海宁州劝学所学务总董，他坚决地推辞了。谁知他回到北京才三个月，便得到妻子病危的消息，又匆匆赶回来，十天以后，妻子就去世了。
妻子去世后，王国维徘徊在江边，面对潮涨潮落，他心中一片空虚，眼前却尽是妻子临终的情景，于是写下了《虞美人》：
〖杜鹃千里啼春晚，故园春心断。海门空阔月皑皑，依旧素车白马夜潮来。
山川城郭都非故，恩怨须臾误。人间孤愤最难平，消得几回潮落又潮生？〗
夫人莫氏扔下了三个男孩，最大的八岁，最小的才三岁。王国维把孩子们托给继母叶太夫人照料，暂时回到他供职的学部，但他始终打不起精神来。
王国维为妻子写过许多悼亡词：
〖《浣溪纱》：漫作年时别泪看，西窗蜡炬尚。不堪重梦十年间。斗柄又垂天直北，客愁坐逼岁将阑。更无人解忆长安。
《蝶恋花》：落日千山啼杜宇，送得归人，不遗居人住。自是精魂先魄去，凄凉病榻无多语。往事悠悠容细数：见说他生，又恐他生误。纵使兹盟终不负，那时能记今生否？
《谒金门》：孤檠侧，诉尽十年踪迹。残夜人间无气力，绿窗寒恻恻。落叶瑶阶狼藉，高树露华凝碧。露点声疏人语密，旧欢无处觅。
《苏幕遮》：倦凭栏，低拥髻，丰颊修眉，犹是年时意。昨夜西窗残梦里，一霎幽欢，不似人间世。恨来迟，防醒易，梦里惊疑，何况醒时际。凉月满窗人不寐，香印成灰，总作回肠字！〗
胡适曾说，读了王国维的词，起先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后来见了他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王国维于词，多是发自肺腑的哀歌。
几个月后，王国维的继母叶太夫人也离开了人世，这回连孩子也没人照管了。亲戚们都劝他再娶，他自己则拿不定主意。最后，由他的岳母莫太夫人作主，为他续定了一门亲事。
王国维的第二任妻子姓潘，是前妻莫氏的远房表亲，据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说是莫氏的表甥女。这位潘氏夫人就像苏东坡的第二任妻子一样，一辈子辛辛苦苦、任劳任怨，为丈夫操持家务、养育孩子，是标准的贤妻良母。除了前妻所生的三个儿子外，潘氏后来又生了三个儿子、五个女儿（其中夭折两个）。王国维一生不问家务，家中事无巨细，全归潘氏料理。从王国维致罗振玉的信中可以看到，潘氏在王家实在是个顶梁柱。有一次她害牙疼，疼得要命，可当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发烧时，她的牙病竟"霍然而愈"！
罗仲安谈到王家事时说"家中遇有纠纷，先生不作左右，袒护潘夫人，人谓其如'金人'"，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女士解释"金人"指王国维沉默不语，只是缄默。
潘氏对前妻生的三个儿子如同己出。王国维50岁自杀时，他的第三子贞明还不到娶亲的年龄，后来贞明的婚事，也是潘氏一手操办的。老二高明曾告诫他的妻子："吾辈弟兄，赖继母抚育成长，费尽心思。汝须尽子妇之德，毋得相慢！"
这个不幸而又坚强的妇人在丈夫死后独自支撑着多子女的家庭，她比王国维多活了将近半个世纪，据陈鸿祥《王国维传》："潘夫人名丽正，1975年病卒于台北医院。"
【嗜好】
王国维爱吃甜食，卧室中一个朱红的大柜子，上面两层专放零食。他的儿子六十年后还记得，打开柜门，琳琅满目，如同是一家小型糖果店，从胶切糖、小桃片、云片糕、酥糖等苏式茶点，到红枣、蜜枣、茯苓饼、核桃、松子等，应有尽有。他夫人每个月从清华园进城采购零食和日用品，回来必是满满一洋车，那些精致的点心就是为他准备的。他每天午饭后点根烟、喝杯茶，就算是休息，然后进书房工作，过几个小时，他会到卧室的柜子里找零食吃。
王国维爱吃红烧肉，不过必须是他夫人做的，大白菜、西红柿、茄子、鸡蛋也常吃，还爱吃豆腐、豆干、百叶等豆制品，饺子、烧饼、包子等也爱吃，很少吃鱼，可能是北京不大买得到，除了炖鸡之外，不大煮汤。他爱吃的水果不多，西瓜、橘子、柿子、葡萄等都喜欢，只是夏天不吃香瓜，也不准孩子吃，认为不好消化。
王国维平时最爱去的地方是琉璃厂，古玩只是看看，主要是买旧书，如果在书店里遇到了想要的书，那就非买不可了。所以夫人知道他要逛琉璃厂，就先要替他准备钱。有一次他笑容满面地回家，如获至宝地打开包裹，里面是一本书，他说自己要的不是这本书，只是夹在书里的一页旧书。
王国维在北京时，晚上常赴宣外大街喝大酒缸（小酒店），以咸水毛豆、煮花生佐酒；酒是白酒，一杯能醉。他虽然酒量很小，稍饮即脸红，但仍乐此不疲，王说是以此寻觅高阳酒徒的风味。
【逸事】（缺）
【恩怨】
王国维与罗振玉是浙江同乡，二人不仅仅是儿女亲家，罗振玉对王国维来说，是老师，是挚友，对王国维有知遇之恩。
1896年，罗振玉在上海组创学农社并设立农报馆，编辑出版《农学报》，需要聘用翻译人员，以便把欧美及日本的农科书籍和农学书报介绍到中国来，乃于1898年6月以私人资本在上海新马路梅福里开设东文学社。
据罗振玉的外孙刘蕙孙讲，戊戌年正月初二，罗到《时务报》馆给馆主汪康年拜年，进门以后，阒然无人，一直走到楼上，见一小房间里有个人，桌上放一包花生米，摊着一本书自斟自酌，不觉有点奇怪。进房一看，其人读的是《文选·两都赋》，斟的是绍兴酒。益觉奇怪，进而问询，那人乃起身让坐，原来是《时务报》校对员海宁人王静安（王国维字静安），对坐攀谈，觉得此人才华和学养都不平凡。继又看到他为同舍生撰题的扇面上有咏史绝句，其末句为"千秋壮观君知否，墨海西头望大秦"，乃"大异之"，认为他确有过人之才，遂劝他入东文学社，并说王有秀才功名，可以直接进入师范班。又说，他身为公学监督，愿助一臂之力。王说："奈生计何！"罗乃问明每月工资30元，遂说："你去读书可也，我在《农学报》馆给你挂个名，闲时写写文章即可，月薪40元，则家用及本人生活都可以维持了。"王遂入东文学社学习。是年王国维才22岁，他后来能够成为大学者，跨进东文学社门坎这一步，实在是一个难得的契机。王国维非常感激，当年曾写诗以"匠石"隐喻罗振玉："匠石忽顾视，谓与凡材殊。"
1911年11月，罗、王二人联袂东渡。之前，王国维的兴趣本来在西方哲学，到这时断然转向了国学。据刘蕙孙回忆，这也是罗振玉力劝王国维的结果。
从二人相识开始，王国维的大多数重要活动几乎都与罗振玉密切相关。留学日本，系罗氏资助之；到南通师范学院讲学，系罗氏推荐之；入京任晚清学部官员，系罗氏带领之；乃至于王国维先学西学，后转而专治国学，也是罗振玉相劝之功……徐中舒《王静安先生传》记："辛亥之役，罗氏避地东渡，先生亦携家相从，寓日本之西京。罗氏痛清室之沦亡，于西洋学说尤嫉恨之。至是乃欲以保存旧文化之责自任，且劝先生专治国学。先生乃大为感动，遽取前所印《静安文集》尽焚之。"
罗振玉学问不及王国维，但在其他方面则长袖善舞，当过末代皇帝的老师，参与重要的政治活动，还有很强的经营手腕……他对王国维有恩，但也让王国维做了许多事情。而王国维性格忧郁悲观，埋首学术，不问功利，是典型的学者气质，人称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据说，罗振玉不少重要的学术成果其实本是王国维的，有人讲罗振玉的《殷虚书契考释》，剽窃了王国维的研究成果；有人讲王国维投水自尽乃罗振玉所逼……
无论如何，在王国维的长子亡故之前，王国维与罗振玉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非常好的。当罗振玉将自己的女儿嫁给王国维的长子后，双方自然是亲上加亲，像一家人。
王国维的长子潜明是个不愿依赖父辈、喜欢过独立生活的人。1919年9月，他在与罗振玉三女孝纯婚后不久，从上海工部局所办育才公学肄业，并由校方介绍，考入了海关。翌年，调至天津海关，寄居嘉乐里岳父家中。不久，海关新建公寓落成。罗氏念小两口才结婚，尚无生活经验，劝他不要急于另立小家庭。王国维也来信对他说，你刚入海关，工薪有限，还是住在岳父家中，既可节省开支，又彼此有所照应，要他听从罗氏劝告。但王潜明还是执意迁出罗宅，搬入公寓，过起了独立的小家庭生活。
1925年5月底，潜明奉调上海海关。翌年9月26日，在上海病逝，年仅27岁。那位做了遗孀的孝纯，时年仅24岁，与潜明完婚八载，先后生有二女，王国维十分喜爱。不幸的是，两位宝贝孙女均已在1924年夭亡。
王国维是在料理潜明丧事后，于10月15日自沪乘车返京。其间还托人在海宁为潜明购置了墓地。在处理潜明后事过程中，发生了一些"误会"，不仅激化了所谓婆媳家庭矛盾，还致使罗、王两亲家为潜明遗款的收存问题，打起了笔墨官司！
原因是罗振玉在潜明医疗问题上曾指责过女儿"偏执"，所以王国维在潜明遗款的问题上，也以长辈的身份不客气地批评了长媳"无理"，并请罗氏喻以"正理"。孰料，罗振玉非惟不"喻"，反过来还予以袒护。笔墨官司愈打愈烈，最后终于导致了罗、王"三十年金石之交"破裂！
按照这期间罗、王来往书信落款时间，大致三天一信，六天一往返，由龃龉而交绝，历时20天。从书信行文口吻看，王国维始终珍惜旧谊，而罗氏则咄咄逼人，直至最后一信，说自己发断交信"殊非我心所欲"，似乎透出了些许悔意，但仍指责王国维"来书严峻"。
罗振玉的侄子罗守巽晚年说：先伯父（罗振玉）性子急，脾气大，待人处事欠冷静。两亲家晚年失和，同他的这个"脾气"有很大关系。但真正的原因是，罗振玉认为，王国维来信中自称"我辈皆老"，这不是由女及父，在批评他做父亲的不是，尤其是信中十分严正地讲到"蔑视他人人格"，实际上是批评他父女俩有悖"圣人之教"。
据罗振玉的长孙罗继祖当时已经十四五岁，据他说，姑母（即罗孝纯）婚后与潜明继母潘氏夫人关系处得不好，中间又受到仆妇们的挑拨，以致婆媳"感情冷淡"。潜明病亡，王国维夫妇到上海主丧；罗氏"痛女心切"，也赴沪探视，两亲家因而发生争执，事情越闹越僵。他这样追述罗、王争执经过：潘夫人处置善后偶尔失当，姑母泣诉于祖父，祖父迁怒于王先生，怪他偏听妇言，一怒而携姑母大归。……三十年夙交感情突然破裂，原因是祖父脾气褊急，平日治家事事独断，而王先生性格却相反，平日理头治学，几于不过问家政，一切委之阃内。……事情闹僵，又没有人从中转圜，以至京津虽密迩，竟至避面，直到王先生逝世。
不过，这都是出于罗氏后人的申述。"罗王交恶"，表面上看起因于潜明"遗款"问题，却非出"一时之误会"，乃是由于心中早有不满。在此之前，至少有两件事情颇使罗氏耿耿于怀。
一件是1923年5月，王国维入小朝廷不久，书告罗氏：自己的《观堂集林》已在沪装订，打算将其中的精印本"进呈"博仪。罗亦趁此将他自己的《殷虚书契前后编》及《考释》从天津寄到北京，请王国维托书店做了黄绫套代为"奏呈"。这使初入"南书房"的王国维颇感为难。因为他知道罗振玉与小朝廷内郑孝胥等人有矛盾，便复信表示：为避嫌，拟待"数月以后"再办。罗很生气，当即回信，要王不必做书套代呈了，将原书交人"携津"。
另一件是潜明在天津海关工作时，小两口皆暂住罗宅，故王国维常去天津看望，而两亲家见面的话题则是溥仪及小朝廷内的人事纷争。罗氏及荐王入"南书房"的升允以"老派"自居，要联名上奏折参劾以郑孝胥为首的"新派"，让王代呈。王国维回京以后，却听到了自己的老朋友金梁及溥仪的岳父（婉容之父）荣源对升、罗二人"结党"的议论。他既怕罗氏知道了引起"盛怒"，又怕亲家因而受到中伤，故写信婉言劝罗改"奏"为"函"，建议不必向"皇上"呈奏折，可直接致信荣源，较为妥帖。这本出于好意，罗氏却很不高兴。
以上两事，罗、王之间已埋下了"嫌隙"。由潜明丧事而致罗氏发出"绝交书"，乃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尤其与升、罗引荐王入小朝廷，而王不尽听命，关系极大。
再就罗、王两家关系而言，直到潜明病重，潘氏夫人与罗宅亲家母之间，应该说是处得比较好的，对长媳也一直很关心。所以，王东明（王国维长女）不同意说她母亲潘氏夫人处理善后失当，认为这是没有根据的"臆断之辞"；因潜明丧事而罗、王误会以致绝交，"毋宁说是偶发事件较为合理"。那时，王东明女士也已十几岁了，犹能记当时情景，说：父亲最爱大哥，大哥病逝，给父亲很深的打击，已是郁郁难欢，而罗振玉先生又不声不响地偷偷把大嫂带回娘家，父亲怒道："难道我连媳妇都养不起？"然后把大哥生病时的医药花费全汇去罗家，他们寄回来，父亲又寄去，如此往复两回，父亲生气得不言语，只见他从书房抱出一叠信件，撕了再点火焚烧。我走近去看，见信纸上款写着：观堂亲家友（有）道……
但罗氏的那封"绝交书"和其他一些信件被完整地保存下来。王东明读到"绝交书"后感慨万分，说：任何一句，无不伤人自尊，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也由此，使我想到被父亲焚去的信件，当有更甚于此者。再从父亲给罗氏的信来看，无不婉转谦抑，委曲求全，未发现有恶言相向的。我常常痴想，如果二人不失和，父亲伤心时得到挚友的劝解慰藉，迷惘时获得劝解宣泄，或可打消死志，拉一把与推一把，其结果就不可以道里计了。
当误会发生后，罗振玉带着爱女孝纯先行返津。王国维虽至为难堪，但仍认为只是一种暂时现象。所以，他在妥善处理潜明丧事的同时，又尽其所能为安排好长媳未来的生活，办了两件事：首先是立嗣。由于潜明无后，决定将次子高明的长子庆端过继。其次是恤寡。办理潜明的海关恤金等遗款，委托在沪的老友金颂清，通过银行将款全数汇至天津罗家。
1926年10月24日，王国维写信给罗振玉："维以不德，天降鞠凶，遂有上月之变。于维为冢子，于公为爱婿，哀死宁生。父母之心，彼此所同。不图中间乃生误会，然此误会久之自释，故维初十日晚过津，亦遂不复相诣，留为异地相见之地，言之惘惘。"又说："初八日在沪，曾托颂清兄以亡儿遗款汇公处，求公代为令嫒经理。今得其来函，已将银数改作洋银二千四百二十三元汇津，目下当可收到。而令嫒前交来收用之款共五百七十七元（镯兑款二百零六元五角，海关款二百二十六元五角，又薪水一个月一百四十三），今由京大陆银行汇上。此款五百七十七元与前沪款共得洋三千元正，请公为之全权处置，因维于此等事向不熟悉，且京师亦非善地，须置之较妥之地，亡男在地下当感激也。"
王国维在信中流露出想要化解误会的心意，且汇款给罗振玉，并用"求公代为令嫒经理"、"请公为之全权处置"等委曲求全的语句，表达了自己的诚意。
王国维又派了男仆冯友专程赴津，将从上海运回的潜明夫妇的家具送至罗宅。然而，冯友从天津返回时，带来了罗氏的拒款信。罗振玉以自己女儿的名义，将钱退回。王国维不甘心，10月25日，又致罗振玉信，仍请罗将钱收下，说："令嫒声明不用一钱，此实无理，试问亡男之款不归令嫒，又当谁归？仍请公以正理谕之。我辈皆老，而令嫒来日方长，正须储此款以作预备，此即海关发此款之本意，此中外古今人心所同，恐质之路人无不以此为然也。京款送到后，请并沪款一并存放，将原折交与或暂代为收存，此事即此已了，并无首尾可言。"
罗振玉仍不领情，再次将钱退回。一而再地被拒绝，王国维觉得自己最看重的人格受到了侮辱。他生气得不言语。女儿王贞明看见父亲从书房抱出了一叠信件，撕了再点火焚烧。王贞明走近去看，见信纸上款写着：观堂亲家有道……
10月31日，他又一次写信给罗振玉，说："亡儿遗款自当以令嫒之名存放。否则，照旧时钱庄存款之例，用'王在记'亦无不可。此款在道理、法律，当然是令嫒之物，不容有他种议论。亡儿与令嫒结婚已逾八年，其间恩义未尝不笃，即令不满于舅姑，当无不满于其所天之理，何以于其遗款如此之拒绝？若云退让，则正让所不当让。以当受者而不受，又何以处不当受者？是蔑视他人人格也。蔑视他人人格，于自己人格亦复有损。总之，此事于情理皆说不去，求公再以大义谕之。此款即请公以令嫒名存放，并将存据交令媛。如一时不易理谕，则暂请代其保存。"
直到此时，罗振玉才收下此款，回信说："拟以二千元贮蓄为嗣子来日长大婚学费，馀千元别有处置之方法，以心安理得为归，不负公所托也。"
虽然如此，二人的心结一直未能打开。1925年8月上旬罗振玉六十大寿的时候，王国维还专程到天津祝寿并写诗贺之，诗尾有"百年知遇君无负，惭愧同为侍从臣"句。不料，刚刚不过一年光景，二人关系竟发生如此巨变。此事无疑在王国维心中留下巨大的阴影。
半年以后，罗振玉接到亲家去世的噩耗，赴京为之经纪丧事，又在津为之刊印遗著，看来是痛感了这一点的。晚年追忆往事，罗氏在自己的书斋"鲁诗堂"里曾对孙儿辈说：静安以一死报知己，我负静安，静安不负我。
王国维逝世当天，其姨甥、清华研究院助教赵万里给在天津的罗振玉拍了电报："师于今晨在颐和园自沉，乞代奏。"罗振玉甚为悲痛，即于6月4日派其子赴京奔丧，据在清华研究院办公室工作的王国维第三子贞明，给其执事于上海邮务局的二哥高明的信中透露，罗本拟亲来北京清华园，因家人"恐彼来此有所感或有他变，故不肯放他来京。"
罗振玉后又代王国维给溥仪上了一道遗折，溥仪下旨为王国维赐谥号"忠悫"。其实这封遗折是罗振玉感念他与王国维的友谊，对于两人失和之事甚感愧疚，为了弥补自己的歉意，不惜冒着欺君的罪名为他谋求谥法，因此让他的第四个儿子模仿王国维的笔迹作了个"遗折"。罗振玉又在天津日租界日本花园内设"忠悫公"灵位，广邀中日名流学者公祭，罗还亲撰《祭王忠悫公文》，最早发表在天津《日日新闻》上，赞颂王国维的"完节"和"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
公祭后罗振玉旋即赴京，参与处理后事。他带着溥仪的"谕旨"，从清室驻北京办事处领得贰千圆赏银，全数交给了王国维夫人潘夫人，自己又另外送上一份在亲友中间数额最高的葬礼银一千元。从各个角度讲，均不失三十年友谊的情份。
王国维的家属子女依父亲的意愿，不请风水师择坟，也不挑选"吉日"，而在清华外面七间房买块地安葬，"坟是清华的泥水匠做的，立了一个碑，上书宣统皇帝加予的'谥号'王忠悫公，坟地四面都种了树"。
此后，罗振玉主持了王国维遗著的校理和编辑出版工作，将其已刊和未刊的著作分编四集，以《海宁王忠悫公遗书》为书名出版，尽了对逝者的一份情谊。
【黯淡】
王国维自沉于1927年，他的女儿王东明称这一年为王"最黯淡的一年"。其实，最黯淡的光景早在1926年后半年即已开始。
9月，王国维年仅28岁的长子王潜明在上海病故。这对久历世变、境况寥落的王国维无疑是一沉重的打击，更加郁郁寡欢了。而雪上加霜的事接踵而来。不到一个月，因婆媳不和引起误会，亲家罗振玉愤而将女儿领走，王国维陷入巨大的忧怨当中。
此后，又因王国维寄钱给罗振玉作为儿媳的生活费一事，王国维与恩师罗振玉发生龃龉，虽未反目，但也到了濒临破裂的边缘。
溥仪离开北京，到天津居住在张园。王国维对其仍时刻关注，时刻准备效臣子之力。1927年2月12日，王国维又一次专程赶赴天津，为溥仪祝寿。在王国维看来，不断发生的战乱使溥仪的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因此他真诚地希望溥仪能够迁移。可是，他的忠言并不能进入溥仪的耳中，溥仪已被屑小包围，对于王国维这样的"忠臣"并不予重视。王国维既担心溥仪的安危，又对自己的忠言不被代达而异常忧虑，"愤激几泣下"。此行中，还使王国维伤心的是，他与罗振玉相遇了，二人却未交言。
1927年3月以后，世道似乎更加混乱。迷茫的天际阴云密布，看不到一线光亮。清华园的师生们颇有同感。吴宓在日记中屡有记载，1927年4月3日记："近顷人心颇皇皇，宓决拟于政局改变、党军得京师、清华解散之后，宓不再为教员，亦不从事他业。而但隐居京城，以作文售稿为活，中英文并行。"4月30日记："陈寅恪于晚间来访，谈中国人之残酷。感于李大钊等之绞死也。"5月2日记："夕，王静安先生来谈。"5月12日记："王静安偕陈寅恪来。"5月26日记："上午访寅恪晤王静安先生。"
此时，王国维与陈寅恪、吴宓往来密切，所谈者主要为动荡之局势：既有北方奉军张作霖残害李大钊等人之暴行，也有南方国民党"四一二"之大肆滥杀。他们对蒋介石、冯玉祥、国民党、共产党等各种情况并不了解，所听到的却多是沾满血腥的消息。他们自不会对时局抱乐观的态度，尤其是原本就很悲观的王国维。
四五月间，北伐的国民党军队攻下徐州，冯玉祥引兵出潼关，败奉军于河南，直鲁危急，北京城内一片恐慌。接着，又有消息传来，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被杀。尤其是王葆心，虽为乡里德高望重之老先生，只因通信中有"此间是地狱"一语，即被拽出，遭受极端侮辱，终致于死。王葆心是心怀旧文化之人，竟受如此侮辱。王国维自忖自己为清廷遗臣，北伐军到京，不知还要遭受多少侮辱，他岂能不惊。
北平《世界日报》晚刊上发表《戏拟党军到北京所捕之人》，王国维大名赫然列于纸上。
4月下旬，王国维意外地抽出时间，携家人一起游览西山。这种情形在以往是非常少的。
一天，王国维从梁启超处返回，对夫人说："梁启超约我赴日暂避，尚未作考虑。"
5月底，王国维为学生谢国祯书扇七律四首。四首中，有两首为时人陈宝琛（也是溥仪的老师）所作落花诗。除为门生题写陈宝琛落花诗外，王国维自己也写过不少落花诗，无不隐藏殉身之志。
【沉湖】
1927年6月1日中午，因为又到了一届学生毕业的时间，所以定在这一天举行师生的告别会。姚名达负责这次集会。宴会一共有四桌，师生间不拘形迹，欢笑声洋溢在整个工字厅中。但姚名达发现，王国维所在的那一桌却寂然无声，姚名达心下微有疑惑："不知先生之有所感而不乐欤？抑是席同学适皆不善辞令欤？"
但也有记载说，王国维在宴会中为同学们侃侃而谈蒙古杂事。王国维自从1925年接受清华教职以后，改攻西北地理和元史，两年来著作颇丰。王国维是浙江海宁人，一直以来乡音不改，别人不大好理解他的话，所以大家听得聚精会神。平时十分缄默的王国维，此时似乎兴致非凡，学生们很受感染，觉得老师正当盛年，学养深厚，治学兴趣如此之高，日后如能继续受教，定当收益良多。席间有个别学生有感时局动乱而发叹息，但并没有影响到整个聚会的氛围。
在宴会将要结束的时候，梁启超站起身来向大家致辞，历述国学研究院诸位同学所取得的优异成绩后，满意地说："吾院苟继续努力，必成国学重镇无疑。"大家静静地听着，王国维听后也频频点头。
当梁启超发表演讲后又说："党军已到郑州，我要赶到天津去，以后我们几时见面，就很难说了！"另外据刘大希《一代畸人王静安》记梁启超的讲话是："刚才接到电话，张子良兵败，北京快有变化，我马上要到天津去。"梁启超说完，大家都相惊失色。王国维正好和卫聚贤坐在一张桌子上，他又想起了前几天的话题，于是问卫聚贤："山西怎样？"卫答："山西很好。"
清华国学研究院所举行的第二届学生毕业典礼和师生叙别会就这样结束了。散会后，王国维与诸位同学一一道别。散会后，王国维随陈寅恪到了南院的陈家，畅谈至傍晚才起身向自己的家中走去。他们此次谈了什么，不得而知，但恐怕离不开北伐以及何去何从的问题。
散会后的不久，姚名达与同学朱广福、冯国瑞同游于朗润园中。在回来的路上，朱广福忽然说道，王先生的家住在哪里，我还没有去过呢，一起去看看怎么样？到了王国维的家中时，书房中阆然无人，他们叫仆人打电话到南院，问王国维是否在陈寅恪家。回答是肯定的，而且快要回到自己的书房中了。当王国维回来后，他们三人坐在他的书房中，提了许多问题，王国维的回答照例是精炼的。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了一个小时，王家已经将晚餐摆好了，他们起身告辞，王国维像往常一样，将他们送到院子中。
晚上，柏生与谢国桢前去王国维的住宅，向王国维询问阴阳五行的起源问题，并论到某位日本学者在研究干支时的得失。在谈话的间隙，涉及到时局，王国维立刻呈现出黯然的神色，向他们表达了避乱移居的想法。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是王国维最后一次和同学们的谈话了。
偏在此时，有人恶作剧地在北京《世界日报》上戏拟了一份北伐军入城之后要处理的一批人的名单，其中就赫然有王国维的名字！而竟不知是谁，将这份报纸送给王国维看过了！
蒋复璁《追念逝世五十年的王静安先生》还提到，王国维认为梁启超的消息是最为灵通的，由梁启超口中说出革命军就要到北京了，这个消息是不会错的。研究院的学生何士骥此时从城中赶来，带了北京大学沈兼士、马衡的口信，劝王国维入城，住到他们的家，北京大学的同人们可以保护他，而且特意提出要请王国维将头上的辫子剪去，研究院的学生们也大多劝王国维进城暂避，但是王国维却说："我自有办法。"大概此时的王国维已经打定了自杀的主意。
第二天，天色微亮，王国维照常起床，潘氏夫人为他仔细梳发辫并编结起来，服侍他洗漱之后，和当时在家的三子贞明、女儿东明共进早餐。餐毕，去书房整理了一会后，一人独自出门，往研究院公事房去了。
八时许，王国维到公事房，看到研究院办公处同事侯厚培先生已在那里，这时他才发现已经批改完的学生成绩本没带，就让院里的听差去家里拿。然后，就和侯厚培商谈下学期招生的事情。谈完之后王国维请求侯借给他两元钱，候身上没有零钱，就随手给了他一张5元的钞票。王国维一向不理财，当时清华给他的薪水是每月400元，已经算是高薪阶层了，不过他领到工资之后就直接交给潘氏夫人分配使用，平时身上从不带钱，只有去买书的时候才会向夫人取用。
上午十一点多，陆侃如来找卫聚贤一同去王国维的办公室去看先生，请王国维为他题签。他们一同去了，但却没有找到王国维。他们认为王国维可能去厕所了，等了好久还不见他的回来，此时已是午饭时间，他们离开办公室去吃午饭。午饭毕，王国维的家中打电话到办公室，问王国维怎么还没有回到家中去吃饭？这时，人们才着急起来，赵万里立即问门口的人是否见到了王国维，有一个黄包车车夫说："王先生坐车往西走了。"赵万里立刻又向西追去，卫聚贤也一同赶去。到了颐和园的门口后，颐和园的门房说："一位老人跳湖自杀。"
赵万里和卫聚贤进去，见到王国维的尸体已经放在了湖边的亭子下。一位扫亭子的人说："这位老人，在石船上坐了许久，吸纸烟不停，到湖边，走来走去，我扫地没有留意，听见扑通一声，不见了人。我跑到湖边，见他跳下水去，我也跳下去，抱他上来，已经死了。"
水深，不过二尺，但王国维扑下去时，是头先入了水，以致口、鼻都被泥土所塞，虽然园丁很快将王国维救了上来，但因为他不懂急救术，王国维还是窒息而亡。此时，他穿在里面的衣服还没有湿呢。
1927年6月2日（旧历五月初三），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的昆明湖中，学界为之震惊！
王国维的三儿子王贞明在给他的二兄高明的信中，也记述了王国维自杀的过程："……父亲大人于前日八时至公事室，如平时无异，至九时许，忽与旁人借洋三元，但此人身无现洋，故即借一五元之纸币。后即自雇一洋车，直到颐和园，购票入内，至佛香阁排云殿下之昆明湖旁，即投水。时约离四丈处有一清道夫，见有人投水，即刻亦跳入水，即救上岸。但虽未喝水，然已无气。入水中至多一分钟，亦未喝水，因年岁关系，故无救。……及至三时，尚未见回，弟即去找，后闻一洋车夫言，乘车至颐和。弟于五时许即乘洋车亦至该园，于途中即遇早去之洋车（弟乘之洋车夫认识此车夫），上乘一巡警，弟一见此，知非佳兆。然固不出所料。巡警问弟姓名后，即领弟至内认明，复至警察局立案。此消息至校，已七时许。"
当天下午，国学研究院的同学中已经隐约有王国维失踪的消息，但没有人往别处想，只认为他可能去避难了。到了傍晚，浙江同学会欢送毕业同学，他们请了王国维，因为平时他就不大愿意参加校里的交际宴会，即使不来，也不会引起别人的任何怀疑。大宴会将散的时候，有一个人进来将曹云祥请到外面私语。过了一会儿，曹云祥返身进来，向众人宣布说："顷闻同乡王静安先生自沉颐和园昆明湖，盖先生与清室关系甚深也。"听到这样的话，没有人不大惊失色的。柏生和吴其昌立即奔出宴会厅到四处去打探消息，途中遇到赵万里，从赵万里这里，他们证实了王国维的死讯，吴其昌不由失声恸哭。
此时，校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已经知道了王国维的死讯，校长、教务长及研究院的教授、助教诸人，率同学三十多人，坐了一辆汽车赶往颐和园察视遗体。这时已经是夜里十点左右，因为正是戒严时期，看护颐和园的警察不让他们进入，争执了许久，园警才允许校长、教职员和校警四人进到里面。王国维的遗体并没有立即被拉回清华，园警说要等法院的裁决。其他同学不得已，哭着返回了学校。
在回去的车中，研究院办公室的侯厚培对他们说："先生今早八时即到校，命院中听差往其私第取诸君成绩稿本，且共谈下学期招生事甚久，言下，欲借洋二元，予即与以五元钞票一，即出办公室。至下午二时许，其家人遣人问先生何以未归，予即询之听差，据云：先生上午命雇洋车一辆，不知何往。车为校中挂号第三十五。于是予即至校门口问车夫辈：三十五车何往？皆云：赴颐和园，迄今未返。予即乘自行车往探。时其三世兄贞明闻该车夫云：上午十点钟许，先生命拉往颐和园，及门，给洋五毫，命在门外候。直至下午三点钟后，尚未出，门者问何故留此不去，予答云尚有一老先生在园，是以不敢去也。门者询以年貌里址，云此人现已投湖死，即引予入视，属实，并速予返校报告，而于此遇君。贞明闻讯，即乘该车驰往省视，时已打捞上岸，停鱼藻轩中。"
国学研究院的同学们来到王家，连夜帮潘氏夫人布置灵堂，并给在天津的罗振玉发了一封电报："师今晨在颐和园自沉，乞请代奏。"这里所谓的"代奏"，即为转告在张园里的溥仪。
第二天的下午一点钟，国学研究院的全体同学都去了颐和园，入门后由园丁引至鱼藻轩，王国维的遗体仍然停在那里，上面盖了一张芦席，席角压了四块砖。众人的脸上无不呈现惨淡的神色，默然许久，才让园丁将席子掀开，再看一看王国维的遗容。当园丁将席子打开的一瞬间，人们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立刻哭声大作。这时的王国维已经死了二十多个小时了，脸呈紫胀，四肢蜷曲，匍匐于地上，其状至惨不忍睹。
此时，王国维的家属和校中的办事人员已经全部来齐，其中包括陈寅恪、吴宓、梅贻琦、梁漱溟、陈达，北京大学和马衡，燕京大学的容庚等人也来了。只是检查官迟迟未到。天气渐渐地闷热起来，布满了阴云，也听到了一阵紧似一阵的雷声，好在雨并没有下来。下午四点多，法官才领着检验人员来到现场，略作查问后，就开始对尸体进行检验，大家围在一旁。从王国维的衣袋中，找出了一封遗书，外书"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启"，内容如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移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穷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于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不必至饿死也。"
这是头一天晚上，王国维事先写好放在口袋中的。念完遗嘱，校中的人员就将王国维的遗体移放在一个绷布架上，由同学们扶护着，抬至颐和园西北角门外旧内庭太监下处三间小屋中，以前清冠服入殓。当钉子叮叮当当钉死了灵柩的盖子后，王国维永远地辞别了在他的词中曾反反复复出现和咏叹着的人间。
傍晚约七八点钟，研究院同仁及学生们执着素灯，又将王国维的灵柩移到校南成府之刚果庙停灵。停放既妥，即设祭。
面对王国维的遗体，当其他人都行鞠躬礼时，陈寅恪却行旧式的跪拜礼，吴宓、研究院的同学们也纷纷效仿。
七月十七日申刻，王国维在清华园东二里七间房之原下葬。这一天，天下着雨，道路泥泞。送葬的有校长以下数十人，研究院的同学绝大部分已经离校，因此只有何士骥、姜寅清（亮夫）、王力、毕相辉、柏生等数人前去送行。
王国维的墓地在麦陇中的稍高处，圹深六七尺，宽只有三四尺，长约丈余，棺材放入穴中后，上面盖了石板，然后填土成坟——一代学术大师，永远长眠于地下了。
在接到王国维的死讯后，罗振玉代替王国维作了一道"临终遗折"，并为王国维请谥赐祭。因为按照清代的则例，二品大臣，身后进爵一品，读诔赐谥。王国维不过是食五品俸的南书房行走，即使在他身后进爵到了四品，爵也不过上大夫，是没有资格称"公"的。在民国八九年以后，爱新觉罗皇族，为了死后能得到一个谥，每天都有人往紫禁城跑，或者从遥远的地方寄来奏折。因为伸手要谥法的人太多了，有损于"朝廷"的尊严，因此做了一项规定，三品京堂以下的，不予赐谥。
溥仪后来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回忆道，在接到王国维的死讯，以及罗振玉所代拟的"临终奏折"后，"我看了这篇充满孤臣孽子情调的临终忠谏的文字，大受感动，和师傅们商议了一下，发了一道'上谕'说，王国维'孤忠耿耿，深堪恻悯'……加恩谥予忠悫，派贝子溥伒即日前往奠缀，赏给陀罗经被并洋二千元……"3个月前，康有为猝死青岛，门生们曾向溥仪申请谥号"仁忠"，但遭拒绝。可见溥仪对王国维的"殉清"相当看重。
《吴宓日记》1927年6月6日记，这一天的下午四点钟，罗振玉到了清华西院十八号王国维宅中，并邀吴宓和陈寅恪往见："……罗先生出见，须发俱白，似极精明而长于办事者。谈王静安先生身后事，约半时许，即归。寅恪邀至其宅中晚饭。罗振玉先生坐车来回拜，略谈即去。"
1927年6月17日（旧历五月十七日），旅京同乡旧友，假座于北京下斜街全浙会馆，为王国维举行了悼念大会。坛中置王国维遗照，并陈遗嘱，王氏的亲属列于左右，四壁挂满了挽联。罗振玉专从天津赶来，赵万里等人前后奔忙。吊客中有逊清皇帝溥仪派来的使者，也前清的遗老，有新旧学者教授、官吏，有日本和欧洲的友人，可谓极一时之盛。
有一份吊客名单，尽管并不完全，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国维在学界的影响和交往：顾振权、金梁、霍晋寿、罗振玉、苏宝德、沈王桢、王滨、姚汉章、赵元任、姜寅清（亮夫）、容庚、张荫麟、周之潮、袁励准、袁行宽、冯恕、刘景福、福开森、姚云亭、董学全、费行简、郝更生、李济之、杨宗翰、庄肇一、孔昭炎、黄节、松浦嘉三郎、陈杭、陈达、贺嗣章、董济川、朱益藩、赵椿年、胡先春、郭曾、桥川时雄、陈桂荪、谭祖任、庄严、吴其昌、谢国桢、罗述韦、陆哀、衡永、载润、西田耕一、有野学、溥儒、耆龄、范兆昌、阚铎、曹经元、张维勤、沈兼士、高步瀛、朱大年、文准、周寿麟、胡维德、王式通、金兆蕃、黄立猷、杨懿、林世焘、吴道晋、关同寅、梅贻琦、陈寅恪、朱文炳、吴忠本、曹云祥、杨忠羲、彬熙、张劲先、张智扬、方贤起、钱浚、袁金铠、宝熙、世杰、谢介石、姚贵、陈汉第、戴家祥、蒋尊韦、蒋锡韩、曾克端、刘子植、马衡、杜宴、伦鸾、范迪襄、王祖纲、张鹤、廖世纶、陈任中、周作民、中岛比多吉、小平总治、徐鸿宝、冯国瑞、吴山立、周汉章、林开誉、张文祁、赵万里。
本月19日，罗振玉又在天津日租界公会堂，为王国维举行了另一次追悼会，参与者也非常之多。溥仪写道，罗振玉一面广邀中日名流、学者，在日租界日本花园里为"忠悫公"设灵公祭，宣传王国维的"完节"和"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罗振玉挽王国维的联语是这样的："至诚格天，遨数百载所无旷典；孤忠盖代，系三千年垂绝纲常。"
在这次追悼会上，罗振玉声泪俱下，令在场的遗老遗少也不觉为之动容。
同月的25日，日本友人狩野直喜、内藤虎次郎、铃木虎雄等人，在京都的袋中庵，招僧佐氏读经，为王国维开了一次追悼会。
但溥仪显然后来感觉是受了罗振玉的骗，说罗振玉"一面更在一篇祭文里宣称他相信自己将和死者'九泉相见，谅亦匪遥'。其实那个表现着'孤忠耿耿'的遗折，却是假的，它的编造者正是要和死者'九泉相见'的罗振玉。"这一点，已经被人们所证实。
两年后，清华研究院同仁请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碑文。陈为王国维写下墓志铭："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逝因】
王国维的死，的确不能以俗眼观之，其最终的自杀，当自杀于精神之寄托与慰藉的无可指望。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曾说："父亲一生是个悲观的文人，他的死亦如他的诗有着孤寂之怆美——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关于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众说纷纭。
赵万里《王国维年谱》中有一段记载，有学者认为是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原因隐含其中：……去秋以来，世变益亟，先生（王国维）时时以津园为念。新正赴津觐见，见园中夷然如常，亦无以安危为念者，先生睹状至愤，返京后，忧伤过甚，致患咯血之症。四月中，豫鲁间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数惊，先生以祸难且至，或有甚于甲子之变者，乃益危惧。在这段话中有四点：1、世变益亟；2、"以津园为念"，也就是时时系念于逊帝溥仪之安危；3、王国维忧伤过甚；4、豫鲁间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数惊。这大概就是王国维自杀的原因。
1926年国民革命军占有湖北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湖南发起了农民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有二位学者被杀：叶德辉和王葆心。
叶德辉被杀，实属事出有因。1927年北伐军到长沙时，他正打算远走日本，名为讲学，实为避祸。后来叶得知革命军中，其中不少是自己的门生故旧，所以就放弃了原来的出国计划。但当工农运动蓬勃开展并进入高潮时，这个曾经自诩"同民众没有恶感"的人，却对工农群众进行大肆攻击。在他起草致段祺瑞、张作霖、吴佩孚、蒋介石等人所谓农民协会十大罪状的电文被扣压后，他又写了一副肆意谩骂农民的对联："农运宏开，稻梁菽麦黍稷，杂种上市；会场扩大，马牛羊鸡犬豕，六畜成群。"横披是"斌尖卡傀"。另外他还说农运干部一个个"不文不武、无大无小、无上无下、不人不鬼"等。叶德辉在劫难逃，4月10日夜，他被农民自卫军抓获，14日（一说11日）的上午，湖南工商学各界团体在长沙教育会坪举行了数万人参加的反蒋示威和第二次铲除反革命分子公审大会，叶德辉被特别法庭公审判处并执行死刑。其招祸的原因，当不止是因叶作了一副攻讦农民协会的对联而已。他从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湖南农民运动，他都是一直站在对立面的一个地方权势的反对派人物。据程千帆的记载，叶德辉的被杀，是由中共湖南省委决定的。
尽管叶德辉的为人不好，然而他的被杀，在知识界引起了不小的波澜。当王国维得悉叶德辉被杀的消息后，在学生面前露出了极大的不安。
容庚在《甲骨学概况》中这样说过：王国维在自沉之前，曾专门拜访过容庚一次。王国维谈到了共产党杀叶德辉的事，并深表忧郁。这时王国维是垂着长辫的。他说："共军来，不畏枪杀，而畏剪辫也。"容庚没有别的话来劝慰他，只说，即使共产党来了，也不至于这样的吧。
罗继祖在《观堂书札再跋》一文中，曾提及在他父亲罗福成处看到王国维自沉前写给罗振玉的一封信，写在两张八行纸上，其中谈到叶德辉的死，但具体怎么说，看到的人也记忆不清，此信原归旅顺博物馆收藏，十年动乱中佚失——从这一点看，王国维之自沉与叶德辉的被杀有关则是肯定的了，只是相关到何种程度，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而已。
此时，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卫聚贤正好要回山西省亲，临行前向王国维辞别。王国维曾向卫聚贤询问：何处可以避难？卫答：山西省可以，阎锡山又善变，国内几次大变动，他都避免过了！王国维问：我去了生活费如何维持？卫答：我们几位朋友，办了一间兴贤大学，王先生在那里教书，月薪只能给一百元，居住在山西省风景区晋祠，距学校三十里，洋车两点钟可拉得到，那里，学校的校长有洋房可住，每月来校上课一次。王国维说：我的书不够。卫说：山西省图书馆有书，私人也有藏书，都可以借。
赵万里在《王静安先生年谱》中说："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剌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箠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
王国维自沉的前夕，国民革命军进抵郑州。黄河南岸已经全部被国民革命军所占领，华北顿呈旦夕不保之势。
据柏生《记静安先生自沉始末》一文，当国民革命军在1927年的4、5月间攻下徐州，冯玉祥引兵出潼关大败张作霖的奉军于河南直逼山东、河北时，北京就已经感到极度的恐慌。在6月1日，柏生曾在王国维身边侍奉，王国维说："闻冯玉祥将入京，张作霖率兵总退却，保山海关以东地，北京日内有大变。"这一天的晚上，柏生与谢国桢一同到王国维的西院十八号住宅，言谈中也谈到时局的问题，王国维神色颇为黯然，似乎在沉思着应该到什么地方去避难，因为那些平时持与国民革命军政见不同的人，都已经找地方避难去了。
随着北伐军的日渐临近，作为古都的北京上下，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梁启超也在《与顺儿书》谈及时局问题时提到了对共产党的恐惧。而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王国维，估计更加地恐惧吧！
姜亮夫回忆，当时，很多人都劝王国维剪发，而梁启超突然去天津后，王国维心中更是惶恐。这期间，姜亮夫去看望王国维两三次，一次（姜回忆大约为农历四月二十八）去后，王国维说："有人劝我剪辫子，你看怎样？"姜亮夫说："你别管这些事，这个学校关系到国际关系，本校是庚子赔款而维持的，一定要看国际形势，你剪不剪辫子，这是形式。"王国维似乎觉得有些道理，姜亮夫又劝他不要离开清华。
王国维自沉前一日，姜亮夫又去了王国维家中。王国维说："亮夫，我总不想再受辱，我受不得一点辱！"姜亮夫劝了劝王国维。离开王家后，姜亮夫将王的话告诉了陈寅恪，陈寅恪本来要去看王国维，但因为马上要去城里未婚妻家，故打算晚些再去。
在王国维自沉前的三天，他的好友金梁曾经到清华校舍来看王国维。素来平静的王国维却显得忧愤。金梁后来在文章中回忆说："既以世变日亟，事不可为，又念津园可虑，切陈左右，请迁移，竟不为代达，愤激几泣下。余转慰之，谈次忽及颐和园，谓：'今日干净土，唯此一湾水耳。'"看来，在挚友面前，王国维已经露出并不讳言自己要自沉的想法了。
王国维沉湖的原因，学界大概有以下说法：
一为"殉清"说。王国维为清朝遗老，更对逊帝溥仪向有国士知遇之感——王国维以秀才身份，被溥仪破大清"南书房行走"须翰林院甲科出身的旧制，召其直入"南书房"。冯玉祥部逼近北平，逢"覆巢"之将再，故他以自杀而"完节"。所以梁启超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比之，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均持此说，罗振玉更是伪造遗折，坚定王殉清的说法。
在这之前，王国维曾经想过自杀。那是在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逼宫之际。在这次事变当中，罗振玉后来《祭王忠悫公文》中也提到自己曾经想自沉于神武门御沟一事，而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中有数句是："神武门前御河水，好报深恩酬国士。南斋侍从欲自沉，北门学士邀同死。"南斋侍从指罗振玉。北门学士指柯绍忞。罗柯曾约王共投神武门外御河殉国，卒不果。王国维的家人在回忆录中，曾经提到王国维多次自杀未果的情形。
持王国维之死"殉清"的，不只是罗振玉一人而已，陈寅恪、吴宓、曹云祥、金梁、杨钟羲都这么认为。金梁在《王忠悫公殉节记》中特意指出王国维在鱼藻轩前自沉，也有他的深意："《诗》曰：鱼在在藻，有颁其首，王在在镐，岂乐饮酒。忧王居之不安也。逸诗曰：鱼在在藻，厥志在饵，鲜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忧世变之日亟也……赋骚见志，怀沙自伤，其觍然偷生，厥志在饵者，观之能无愧死耶。"而将王国维自沉之谜导向"殉清"顶峰的，是罗振玉。
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称王"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可见也为此论。
但反对此说者认为，王国维与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辈有别，郑等效命清室复辟，不惜委身于日本政客。而王国维却领清华职，心无旁骛，潜心学术。他虽"忠清"，却不充其鹰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所以当时就有人说："你看他那身边的遗嘱，何尝有一个抬头空格的字？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
二为"逼债"说。当年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国维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欠他债务，致使王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当时报纸还传，王曾与罗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巨债。罗在女婿（王国维长子潜明）死后，罗、王已生隙，罗令女居己家为夫守节，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王国维一介书生，债务在身，羞愤交集，便萌生短见。此说经郭沫若亦赞成，几成定论。但从王遗书对后事的安排看和事后其它一些证据表明，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
三为"惊惧"说。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冯、阎两军易帜，京师震动。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又王视脑后辫子为生命，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但这种说当时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为不合王国维立身处世方式。
四为"谏阻"说。认为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是以"尸谏"劝阻溥仪听从罗振玉等人主意，有东渡日本避难打算，并认为王、罗两人最后决裂的原因也缘于此因。
五为"文化殉节"说。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先是以"殉清"论王之死，后又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陈寅恪的诠释在同类者中立即得到共鸣，并在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但陈之观点，与其说是对王国维之死的解释，不如说是他以自己的一种心态来观照王国维的精神。
最后一种观点是"诸因素"。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当王国维徘徊于颐和园长廊，回想起"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间重温其一生之阅历"的箴言，遂"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也许，这就是王国维自沉之"谜底"。
而王国维的后辈们则认为王国维自杀与罗振玉有关。1983年8月王国维三子王贞明和长女王东明在台湾曾发表过特稿《父亲之死及其他》、《最是人间留不住》。兄妹俩缅怀父亲，情真意切，感人至深。他们认为，"父亲自尽与大哥（潜明）病逝有很大关系。父亲最爱大哥，大哥病逝给父亲很深的打击，而罗振玉先生又不声不响地偷偷把大嫂带回娘家，还拒收恤金……面对罗振玉这位数十年培植资助他的挚友和共同研究学问的伙伴，是一件痛苦的事。……此事后，不再见父亲的欢颜，不及一年他投湖自尽了。"兄妹俩否定"殉清"之说，写道，"其实父亲只是一颗棋，也是他（指罗振玉）预布的羽翼……渐渐地父亲感觉到已卷入'浑浊世界'的大漩涡，必须脱身出来，因此婉拒代缮奏章，代递奏折，代为进言，并表示'闭门授徒以自给'，以求心安理得，罗氏对父亲的态度颇为不满……"王东明撰文指出："王氏后人大都秉性沉默，且有不少流寓海外的，不能广集多方意见，仅凭罗氏家人之言做成结论，自有偏差。"
王国维的孙子王庆山同意姑母和三叔的看法，他认为王贞明是当年在北京时王国维身边最亲近的男儿，父亡之时，他最早一个奔赴出事地点，最早读到父亲遗书，手头又握有第一手资料；王东明是王国维最宠爱的女儿，相处时间最长，熟悉其性格和内心世界，因而他俩的话应该说是真实可信的。
王庆山说，1968年他探亲回家时，父亲王仲闻曾告诉他："我们王家长子娶的是罗家的小女儿，最根本的是你大伯与伯母的婚姻是不平等的。你祖父对这门罗王联姻并不赞成，只是因为我们生活靠罗（罗振玉）支助，所以他出于无奈，才同意这门亲事。我们王家人不求名利，又爱自责。当年祖父对大儿子的死，十分难过，又自感对不起。"
【誉美】
罗振玉评价王国维是"博学强识，并世所稀，品行峻洁，如芳兰贞石，令人久敬不衰"。罗振玉对王国维的研究方法也有评价："先生的学问，是用文字、声音，考古代的制度、文物和他自己所创立的方法而成功的，他的方法由博反约，由疑得信，做到不悖不惑，刚刚适可而止。"
梁启超这样评价："若说起王先生在学问上的贡献，那是不为中国所有而是全世界的。其最显著的实在是发明甲骨文。和他同时因甲骨文而著名的虽有人，但其实有许多重要著作都是他一人作的。以后研究甲骨文的自然有，而能矫正他的绝少。这是他的绝学！不过他的学问绝对不只这一点。我挽他的联有'其学以通方知类为宗'一语，通方知类四字能够表现他的学问的全体。他了解各种学问的关系，而逐次努力做一种学问。本来，凡做学问，都应如此。不可贪多，亦不可昧全，看全部要清楚，做一部要猛勇。我们看王先生的《观堂集林》，几乎篇篇都有新发明，只因他能用最科学而合理的方法，所以他的成就极大。此外的著作，亦无不能找出新问题，而得好结果。其辩证最准确而态度最温和，完全是大学者的气象。他为学的方法和道德，实在有过人的地方。近两年来，王先生在我们研究院和我们朝夕相处，令我们领受莫大的感化，渐渐成为一种学风。这种学风，若再扩充下去，可以成功中国学界的重镇。……"
梁启超说："静安先生平时对时局悲观，看得很深刻，他的性格很复杂，而且可以说很矛盾……他对于社会，因为有冷静的头脑，所以能看得清楚；有和平的脾气，所以不能采取激烈的对抗；有浓厚的情感，所以常常发生莫名的悲愤。积日既久，只有自杀一途。"
梁启超赞王国维"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
郭沫若评价王国维"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胡适说：王国维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
国学大师陈寅恪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写道："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郭沫若说："卜辞的研究，要感谢王国维。是他，首先由卜辞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发了出来，使《史记·殷本纪》和《帝王世系》等书所传的殷代王统得到了物证。并且改正了他们的讹传。"又说："我们要说，殷虚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是丝毫也不算过分的。"
李泽厚先生对王国维进行了分析，他说："（王国维）之所以追求艺术的幻想世界（即境界——李注），以之当作本体，来暂时逃避欲望的追逼和人生的苦痛，这也正是儒家士大夫本来没有宗教信仰的缘故。王国维就是这样。他只能在艺术中去找安身立命的本体，虽然他明明知道这个本体是并不可靠的暂时解脱。所以当现实逼迫他作选择时，他便像屈原那样，以自杀——生的毁灭来做了真正的回答。但以所谓'义无再辱'（王的遗书——李注）作为死的理由，却又仍然是传统的儒家精神。王的自杀倒是近代西方悲观主义和传统儒家挫败感的结合产物。"
研究者们对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的评价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中国近代最负盛名的一部词话著作。它用传统的词话形式以及传统的概念、术语和思维逻辑，较为自然地融进了一些新的观念和方法，其总结的理论问题又具有相当普遍的意义，这就使它在当时新旧两代读者中产生了重大反响，在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王国维沉湖后，梁启超说"此公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
陈寅恪评价："先生（王国维）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鲁迅说："要谈国学，他（王国维）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陈寅恪挽王国维："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于累臣共一死。五千年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张慧剑说："中国有三大天才皆死于水，此三人者，各可代表一千年之中国文艺史——第一千年为屈原，第二千年为李白，第三千年为王国维。"
【附：子女浮沉】
王国维几个子女中，最聪明、最用功、最调皮的是二子王仲闻。高中时，王仲闻进了上海的教会学校格致中学。每年圣诞学校放假庆祝，王仲闻和几个要好同学则要求孔子生日也放假庆祝，学校不予理睬。孔子生日这天，王仲闻和两位同学就没去上课，第二天学校张贴布告，把三人开除了。王国维没办法，只好让他去考邮局，寻个铁饭碗。王仲闻和王国维一样没上过大学，全靠自学成才。他在基层邮局工作出色，很快被调入邮政总局。他靠听广播，学会了俄语，竟能看原版书。
1949年底，王仲闻调入邮电部任秘书处副处长。1950年初将王国维的遗稿、遗物捐赠给了北京图书馆，其中不少文物已成"镇馆之宝"。鉴于王仲闻以前参加过一个邮检部门的培训班，属中统管辖，1951年审干时被定为"特嫌"，遂调往地安门卖邮票。于是他把业余时间全部投入做学问，很快在词学研究、考据方面小有名气。和唐圭璋、夏承焘、王利器等名家切磋书信不断；出版了《人间词话校释》、《南唐二主词校订》；《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几乎期期都有他的小文章。
1957年，鉴于王仲闻在词学考据方面的成就，南京师范学院欲调他去教书，可北京邮局不放。王仲闻就此打成右派，并开除公职。家属也因此受到株连，当时还在部队里的二子王庆同被划为右派，被下到广西林场改造；还在上大学的王庆山也成了右派，后被流放到新疆农场。
后来王仲闻在爱才若渴的国务院古籍小组组长齐燕铭推荐下，得到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的支持，悄悄来到了书局文学组，当一名没有名分的"临时工"。在中华版文学类图书中，不少帙部和难度很大的书都经过王仲闻的加工。至于《诗人玉屑》、《渚山堂词话·词品》、《蕙风词话·人间词话》、《唐五代词新编》等更由他直接校勘整理。他的《李清照集校注》被学界誉为"古籍整理典范"。遗憾的是王仲闻的多数校注著作都没有得到署名或署了其他名，如王学初、王幼安、王全等，以至于王仲闻的名字几乎被世人忘却。
王仲闻在中华书局最有成就的作品是编辑修订唐圭璋先生的《全宋词》。他编辑态度极为认真，几乎踏破了北京图书馆的门槛。他倾其四年的全部心力，使原书增加约三分之一新内容。但在当时，一个临时工又有"特务"嫌疑的人，哪能在书上署名。学者陈鸿祥告诉王仲闻的儿子王庆山说，当年唐圭璋先生亲口对他讲，王仲闻学问深厚，《全宋词》没有他的署名，他深深不安。所以文革后唐圭璋无论如何也要为他加上大名。后来再版时有了"唐圭璋编，王仲闻参订"的署名，并在后记中记下了他的劳绩。这成为中华书局史上由作者请求编辑连署名字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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