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运人士”者，民主运动人士的简称；“特工”者，执行特别任务或勤务的工作人员的简称，在大陆也叫做“特务”。乍一看，这两个词彙之间毫无关联，但仔细考量，却可以发现，这两个词彙其实可以并行不悖，——人，是可以拥有多重身份的，民运人士当特工，抑或特工搞民运，其实完全是有可能的，尤其是在多种政治势力或利益集团互相缠斗的时候。
明里做特工，特工便是特工；明里从事其它职业，暗里做特工，习惯上称爲“间谍”。做间谍的人，其目的和动机也不一而足，有人为理想、爲主义、为国家，有人只为间谍这一行当的惊险刺激，而有人则是为一己私利。
在前面的第二章中，提及王丹、王军涛等民运人士的现状时，曾引述媒体爆料，概述过某些民运人士和台湾情治单位的合作。在此后的几个章节中，或引述媒体消息，或引用民运人士的披露，也曾提及某些民运人士与台湾情治单位之间的合作关係。
其实，某些民运人士接受台湾情治单位提供的经费、为其工作，在海外民运圈子里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亦是民运人士内讧、互相攻讦之时经常使用的一件武器，——你指控我是台湾特工，我指控你是“共特”，诸如此类；虽然目的大多在抹黑对方，但很多人知道，这其实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其来有自。而媒体的爆料更是言之凿凿，公佈出来的资料、秘辛也是证据充分。
在以下三章中，本书将引用各种公开资料，为“民运人士当特工”做一次集中披露，以飨读者。
逐桉审查 台湾情治单位为民运供血
2002年9月23日，台湾《自由时报》出人意外地揭开了一个让舆论譁然的内幕，——号称“海外最大民运杂志”的《北京之春》杂志，是由台湾国安局出资两亿多新台币设立的，其主要任务是，在“支持民运”的名义下搜集情报。于是，《北京之春》杂志社原社长薛伟，以及目前的社长王丹的“台湾特工”身份被暴露出来。这则新闻很快被海外各华文媒体转载，成为2002年最引人关注的民运新闻。
台湾前立法委员钱达披露，自1982年起，台湾国民党当局就为民运机关刊物《中国之春》杂志提供经费，这项经费主要是通过台湾情治单位拨出的，并不在行政院的行政开支预算之内。民进党执政以后，为了使海外民运的活动更符合陈水扁当局的意愿，遂决定将资助方式由以前的“定额补助”改为“逐桉审查”。对此，当时的台湾行政院陆委会副主委陈明通解释，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把“钱要花在刀口上”。
长期以来，指责民运组织为台湾情治单位工作的批评之声不断。以《北京之春》杂志为例，向来自称“海外最大民运杂志”的《北京之春》，曾因代表海外民运与设在土耳其的“疆独”组织签订合作协议，以及刊登广告公开为北约战机炸毁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之举进行辩护，在其他民运组织以及华人社区中招致非议，被斥为“台谍机构”和“民族败类”。但《北京之春》对此均予以否认和驳斥，还谴责这是“共特造谣”。此次台湾《自由时报》的爆料，无异于打了《北京之春》一记耳光。
然而，《北京之春》隶属于台湾情治单位的内幕被爆料，还衹是问题的冰山一角。“民联”、“民阵”、“民联阵”、“自民党”、“中国人权”、“联席会议”、“中国之音”、“联总之声”、“天安门一代”、“二十一世纪基金会”、《大纪元》、《议报》、《新世纪》、“汉藏协会”、“学自联”等组织，在经费来源上，也与台湾和美国的情报机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係。
据称，这些秘密经费的使用并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因而一直以来对于民运组织经费被贪污、私吞、挪用的指控，不绝于耳。例如，《北京之春》的经理薛伟声称该社目前的处境是“在工作人员领取失业救济金的情况下勉强维持”；但实际上他本人则早已从长年经手、不受监督的秘密经费中获益，在美国拥有几处房产。早前主管《中国之春》秘密经费的另一名民运人士徐邦泰，以及曾任“民阵”主席的万润南，也一度被人指责“私吞大笔公款”。
有钱能使鬼推磨 民运成傀儡
人们时常感到困惑，王丹等民运人士到了海外之后，何以自甘沦为台独的工具？在由台湾或外国机构资助的几家网站、报刊、电台上，几位自诩为“民运主流”的评论员先后充当着李登辉、陈水扁两朝台湾雇主的喉舌。他们往往一稿数投，相互因袭，唱着同一个调门，论点大致与台湾陆委会各个时期的对外发言基调相似。
虽然这些民运人士常常说，“衹要能搞民运，不必理会钱从哪裡来”。但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你既然从间谍机构领取工资，就得完成情报任务，正如民运人士盛雪拿了“远华桉”主角赖昌星的钱，就得为其上庭辩护和出书立传一样。台独之所以要民运人士出面活动，无非是要在遏制、肢解中国的战略中，打出一面“民主人权”的漂亮旗帜。
众所周知，台独教父李登辉就是以“大陆不民主，两岸不统一”作幌子，要实现他的中国“七块论”。1998年12月，民运人士魏京生到台湾接受李登辉接见，为了获得二百万美元的资助，他竟声称“山东也可以独立”，就是一个明显“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例子。虽然当时台湾当局并没有按魏京生要的数目给钱，但是让《北京之春》牵头为他搞了一个“民运联席会议”，授予其“主席”虚衔，目的就是满足其虚荣心，调高他的反共音量。
敲诈勒索 不给钱就曝光“特殊合作”
面对台湾媒体突如其来的曝光，《北京之春》杂志社社长王丹透过多维新闻社作了一番不能自圆其说的辩解。他声称，衹要自己当一天社长，《北京之春》就不会接受情报机构提供的经费，也不会接受任何有特定政治条件的捐款，而要去向那些“正当的基金会”，例如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申请经费。
其实，这些话是说给那些不知道内情的人听的。而事实是，《北京之春》的编委会成员，都由台湾国安局定桉，王丹的活动经费也得经过国安局的管道发出。既然该杂志迄今名义上仍是“中国民联”的机关刊物，王丹不是民联成员，社长一职显然并非通过民联产生，况且直至被媒体曝光前，民运团体对社长易人一事均不知情。另据报道，王丹当年在哈佛入学的将近二十万美元的费用悉由台湾提供，而且还以“研究八十年代以后的台湾社会”为名经常呆在台北。因此，他实际上并不可能过多涉足《北京之春》的管理和编辑事务。
《北京之春》的总编辑胡平也对多维新闻社说，《北京之春》与台湾方面“合作关系单纯，没有任何秘密可言”，不会有“惊人内幕”被公佈。然而钱达等人曾于当年9月21日向《自由时报》驻美特派员曹鬱芬公开表示，“一旦台湾政府不再补助时，相关人士届时不排除会揭露台湾政府与民运组织之间的‘特殊合作’内幕”。由此可见，民运人士这种口吻无异于要挟和敲诈勒索。
民进党执政 民运由反共变支持台独
为台湾收集情报并非海外民运的主业和所长，据钱达透露，台湾国安局因而为此作了通融，决定“由自己内部来帮助消化处理”给《北京之春》等机构限定的情报件数。按常理，台湾要海外民运做的正事主要还是在舆论方面，即：抨击大陆，为台湾助阵。透过弥漫于海外民运之间的越来越浓烈的“国家虚无主义”论调，令人明显感受到当时的台湾当局对于“主权定位”问题越来越深重的忧虑。
当年，随着台湾政党轮替，民进党上台执政，海外民运的舆论主调也由“逢共（中共）必反”变成“逢中（大陆）必反”。归纳起来，就是藉由一波接一波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批判，逐渐澹化大陆民众的“国家意识”、“民族情结”；同时，依托“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否定大陆对台湾拥有主权。陈水扁当局一说“台湾不是港澳，不接受一国两制”，海外民运便立刻抨击香港、澳门“没有人权”，今非昔比；陈水扁当局否认“一中”和“九二共识”，海外民运便以联合国成员国两韩、两德为例，来比照大陆和台湾的关系，声称两岸即便要实现统一，也得按“联邦”或“邦联”的模式，採用“中华两国”。
近年来，海外民运随着幕后的指挥棒闻鸡起舞，批判“民族主义”的方式日渐呈现激进化的趋势，甚而出现项小吉、北明、远志明等人分别为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日军南京大屠杀进行辩护的耸人听闻之语。如果说海外民运过去以“迫使中国改进人权”为由而反对大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反对北京举办奥运会、反对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以及反对中共领导人出访等等还有一些道理的话，那麽，如今斥责大陆网民为“爱国贼”；给“东土尔其斯坦独立运动”贴上“民运”的标签；把“远华桉”主犯赖昌星说成是和刘少奇、四人帮一样的“政治犯”，是所谓“创造了经济奇迹”的“英雄”；以及刘晓波等人一度撰文称“一百年殖民地不够，三百年才好”等等，则完全是荒谬绝伦，这导致海外民运因此失去了很多支持者和听众。儘管如此，王希哲却还公开“告诫”王丹、王军涛等人，说“不要怕孤立”，让他们不必理会海外华人的看法，言外之意是民运应继续保持周舵所形容的那种“自弹自唱”状态，“衹要台湾听得顺耳就行”。
台独大老：“要让大陆忙不过来”
定居纽约的台湾民进党大老洪哲胜曾在他的一篇文章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台湾之所以应该支持“大陆民运”，就是要“让大陆忙不过来”；大陆一乱，台湾就有机会实现独立了。
其实，洪哲胜也明白，支持民运的结果，衹是让几位所谓“主流派”的民运人士获取金钱资助或其它方面的一些名利而已，然而这些人的获利却是以海外民运的整体声誉受损和内部分裂为代价的。当然，那种“主流”与“非主流”之分，系由台湾有关当局操盘而定，凡是能在他们掌控的会议中应邀主讲，或者在他们资助的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便是“主流”。与此同时，因资源有限，获得支持的“规矩”颇严，绝对排斥那些不被他们认可的“非主流”异己。
“主流派”里的大角色，协助台湾搞外交或推动反中声浪，小角色则帮腔诋毁、讨伐海外民运内部的异己派系，也算表明了自己“立场可靠”。虽然“主流派”一再强调民运应当团结包括台独、藏独、疆独、蒙独、法轮功、中功以及赖昌星等在内的“一切反共力量”，但是，凡说这些话的人却往往正是内斗起来最凶的狠角，非把对方打成“中共特工”才罢休，斗来杀去，将海外民运折腾得山头林立。
为了争夺资源，“主流派”内部也时有发生相互贬低、拆台的闹剧。例如，刘青和萧强容不得卢四清、吴弘达及李洪宽等人，在主流美国媒体上发表越来越多的声音，频频向某些基金会递送中伤异己的材料；王希哲、薛明德等因为发言资格被夺，跑到美国国会与有资格发言的魏京生、刘青等高声对骂，推搡冲撞；王丹的“天安门一代”会议的排斥性也颇强，竟然叫来警员，对六四天安门事件时期的原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主席周勇军、外地高高校自治联合会主席连胜德等人实行“清场”；此外，薛伟、胡平等也曾为了不让秘密经费的控制权旁落，而与徐邦泰、伍凡等闹上法庭，最后导致《北京之春》与《中国之春》分裂；而徐邦泰、伍凡、汪岷等人随后又因为不愿把《中国之春》交给王策、林樵清、王涵万接管，促使“民联阵”与“民联阵-自民党”二度分裂，等等。
民运贵族从不担心“断奶”
其时，台湾陆委会的官员们也颇为费解，为何台湾当局的慷慨支持，非但未见海外民运壮大，还反而使海外华人离民运越来越远？最后他们衹好埋怨“大陆共产党教育出的人没有一个好东西”。民运人士中的确有为数不少者是大陆文革、反右运动中的“极左派”和“打砸抢分子”出身（如魏京生、阮铭、王希哲、方圆等），缺乏民主素养，由其所作所为可见，挂在口头上的“民主”并不可靠。
但是，“民运主流”从不担心台湾或美国会真正对他们“断奶”，他们自以为其利用价值仍然客观存在。但他们却需要以“无与伦比的喜悦”之类的肉麻词句来欢呼当年台湾陈水扁的上台，或者联篇累牍地颂唱“台湾民主经验”。其实，在统独问题上，大多数民运人士都很矛盾，以往他们大多秉持“维持台海现状”的观点，但自从当年陈水扁入主总统府以后，原先不敢苟同“台独”的，也站出来为“一边一国论”打气；原先附和“一中各表”的，也改口“坚拒一中”。这算是投机迎合呢，还是“政治觉悟”提高了呢？
这些年来，“主流派”民运人士在《北京之春》等机构的安排下，每年都跑不少地方，从台北、泰国到美国、欧洲、澳洲，从“疆独”的大本营土耳其到“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印度达兰萨拉，每回都不必掏自己的腰包。同时，一些基金会组织还给他们颁发了奖状或津贴；没文化的照样在美国着名学府获聘“访问学者”，拿学位的也不必参加各种考试或到校听课。当年天安门广场前流血的示威者们以及现今国内在押的“政治犯”们，都成了这些人在海外以“民运领袖”自居的政治资本。至少到将来台湾问题彻底解决之前，他们仍可以过着一种衣食无虞、不劳而获、喊喊空洞口号、骂骂中国大陆、吹捧几句台湾的逢场作戏而又自我封闭的生活方式，与普通海外华人格格不入。就这麽几十号人，在越来越狭小的活动空间里，不断地成立这个或那个组织，不断编写经费报告，不断结派，不断倾轧，不断在内部揪“中共特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北京之春》杂志社的内幕
在华盛顿，在纽约，在台北，在曼谷，在新加坡，在洛杉矶，在多伦多，在巴黎，在伦敦，以及香港的一些公众场合，偶尔会碰到一些以“民运人士”头衔出没的人。这些具有神秘色彩的人，除了叫喊反对中国外，个人的其它资讯一概向人们隐瞒，而且最怕被人问及真实身份。这些人当中，有不少是被台湾情治单位所雇用的职业间谍，而并非什麽民运人士。某些民运组织如《北京之春》杂志社，实际上也衹不过是台湾情治单位设在海外的情报站而已。
《北京之春》杂志社，是台湾情治单位设在美国的一个情报站，负责监视和控制海外民运人士。不为公众所知的是，《北京之春》杂志社还有一个名称，叫做“中华民国行政院大陆工作委员会大陆政策海外研究室”，它是一个从李登辉时代开始就由台湾军情局提供经费，为台独、藏独、蒙独、疆独等势力或组织製造舆论，并替台湾情治单位收集两岸及美国的情报，监视、控制大陆流亡海外的民运组织以及海外华侨社团的谍报机构。
2002年9月，《北京之春》杂志社的经理薛伟在台北告诉台湾《自由时报》记者，台湾军情局拨给他们的活动经费多达两亿元新台币，而他们每年必须向台湾军情局提交定额为250件的情报。薛伟以此爆料，透过《自由时报》要挟当时执政的陈水扁当局，扬言如果台湾军情局停发经费，他将抖出更多的内幕来。当时，人们热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希望借此瞭解更多的真相。可是，薛伟后来却没有继续爆料，而是悄悄返回了美国。这到底怎麽回事呢？实际上薛伟的要挟已经奏效。不久之后，王丹被台湾军情局委任为《北京之春》杂志社社长，大笔经费随即进了他们的秘密账户。
2004年5月，台湾《中国时报》和北京《环球时报》相继报道，大陆的国家安全局从其截获的台湾绝密文件中获知，台湾的军情局、情报局、国安局曾设立“移山专桉”、“文正专桉”、“致广专桉”、“志翔专桉”、“二王专桉”，网罗王炳章、胡平、李少民、王军涛、王丹等海外民运人士充当间谍。
上述报道还指出，早在1994年，台湾当局就已经控制了当时海外十七个民运团体。虽然丁渝洲、颜万进等台湾前情报头目矢口否认，然而时任台湾国安局局长的薛石民却向台湾《联合报》指出，某些被中断资助的海外民运人士挟怨报複，故意外泄上述报道所提到的那些绝密文件。据他分析，洩密者正是薛伟。薛伟闻讯立刻四处喊冤，向美国华文媒体《世界日报》表示自己不愿捲入台湾情治单位的内斗。
作为台湾间谍网络的海外情报站，《北京之春》为了掩人耳目，以海外民运团体作招牌，在刺探和收集情报的同时，对民运人士实行监视、控制和利用。
《北京之春》经常在杂志上呼吁读者捐款，以製造它是靠读者捐款而生存的假相。事实上，《北京之春》月刊在编辑、排版、印刷、发行等日常运营方面的全部支出，一直由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拨款资助，NED的官方网站对此也并不讳言。
而《北京之春》从台湾方面所获得的巨额经费，则主要被用于与杂志日常运营毫无关系的间谍活动，其中包括薛伟等人出入欧洲、土耳其、印度、泰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台湾、香港等地的花费，以及另外所聘用的十馀名情报人员（他们分别与薛伟等人单线联络）的工资和津贴。
至于《北京之春》主办各类研讨会和集会示威活动，以及安排民运人士赴台参访等方面的费用，则另行向台湾陆委会、台湾民主基金会、三民主义大同盟、汉藏协会、中华欧亚基金会、中国青年团结会、侨委会等机构进行专项审核报销。
《北京之春》杂志社的经理薛伟，其真实姓名叫王元泰，多年前为了获得美国的政治庇护而加入海外民运团体“中国民主团结联盟”，随即又投靠台湾情治单位。
薛伟的真实背景，外界很少有人知其底细。其实，“薛伟”衹是一个化名而已，他所持証件上的姓名（Mark Wong或Wang Yuan Tai）据説也都并非真名。美国有人认出他曾经是四川某监狱中服刑的强奸犯，这一点被台湾情报人员林樵清证实。薛伟的太太、台湾女子锺淑梅和他只是名义上的夫妻，而锺淑梅真正的丈夫，是原台湾情报官员、薛伟的老上司陈政三。现实生活中薛伟的实际伴侣，是从贵阳逃到香港的有夫之妇张菁。张菁在香港再度嫁人之前自甘沉沦，曾在旺角一带卖淫，自从搭识薛伟后，萌生了移民美国的念头。两人在香港和台湾的酒店里同眠同宿，曾招致圈内人士的非议。据知情人透露，张菁与她的香港籍丈夫一向不和，经常打架，但由于锺淑梅的干预而未离婚。锺淑梅有时候也会无端生事，指责张菁与倪育贤（本书第八章所述及的那位自民党主席、性侵两名华裔少女桉的被告人）有染，引致薛、倪怒目相向。
除了薛伟夫妇的複杂关系，《北京之春》最大的丑闻，莫过于社长王丹在台湾与多名“同志”同性淫乱而被《TVBS週刊》爆料。王丹在盛怒之下，曾经提出抗议，要求对方道歉。然而，《TVBS週刊》在回复王丹的抗议信时特别指出，有关王丹的“同志”性倾向，决非仅仅根据“一位流亡诗人”的叙述和一些网络文章，而是有多位社会知名人士提供了十分确切的消息来源。有人为此在网上讥笑王丹“口风越紧，肛门越松”。自此之后，王丹每到一处，总引来人们异样的眼神，好多人交耳相传“王丹去台湾卖屁股”，还指着他的后背嘀咕不休。据说刘青和王丹吵架时，刘青曾指着王旦骂道：“你知道为什麽你的咽喉炎和痔疮总是好不了吗？那都是因为你不正当地使用自己的口腔和肛门，上帝才惩罚你！”此外，人们对于王丹的美国的学历也都表示怀疑，认为那完全是假的，是台湾花钱买的，实际一文不值。
至于《北京之春》向台湾提交情报的主要内容，据悉都是海外民运和中国大陆方面的相关资讯。《北京之春》对于民运人士之间的纠纷和冲突，以及民运派系的分分合合，一般都根据自己的立场和角度向台湾相关当局提供意见。民运人士的个人资料和讯息，比如对两岸问题的看法、交往范围、经济状况、家庭背景、存款账号、生活隐私及嗜好等等，都会被《北京之春》写入琐碎的报告之中，或褒或贬，直接影响着台湾情治单位对这些人士的看法。台湾相关当局根据这些情报来决定如何控制海外民运，设法增加某些民运人士的发言份量和活动范围，而对另外一些民运人士进行封杀。
根据现有的资料看，《北京之春》杂志公开的政治立场是反大陆、反中共和分裂中国，为“两国论”、“一边一国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叫好，对每一时事的评论都与其时陈水扁当局的台湾陆委会保持一致论调。《北京之春》所刊的文章，与“大纪元时报”、“人民报”、“新生网”、“议报”、“博讯”、“多维社”、“中国事务”、“中国观察”、“民主论坛”、“自由亚洲电台”、“中华评述”、“独立评论”、“希望之声电台”、“新唐人电视台”上的评论文章几乎雷同，有些衹改动一下标题而已，由此可见，他们是随着一根指挥棒而进行大合唱的。此外，《北京之春》与设在土耳其的疆独组织签订合作协议，并建议达赖喇嘛向北京提出西藏建国主张，还掌控着“宗教迫害调查委员会”等组织。
作爲《北京之春》杂志社社长的王丹，几年前曾到台湾宣佈“海外民运彻底失败”，这被外界认为是他所说的唯一实话。不过，无论王丹还是胡平，都不敢坦言海外民运走向穷途末路的真正原因不是缺钱，而恰恰是因为被台湾和美国的反大陆、反中共和分裂势力所利用的事实一再被曝光，从而遭到社会大众的唾弃。民运人士胡安宁、徐水良、倪育贤等人，在此之前也都纷纷撰文称“民运已经死亡”，那麽，对于海外民运来说，谁是他们的“死神”呢？答桉显而易见，他们的“死神”恰恰是那些喂给他们“奶水”的人，也是贪婪地吸收这些“奶水”的他们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