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民运人士当特工（二）

秘密文件频繁曝光 　　2004年，六四事件十五周年之际，一份秘密文件被媒体曝光，这是《北京之春》杂志社社长王丹及主编胡平写的一封密信，收信人是时任台湾民进党副秘书长的李应元，内容是要求民进党每年向《北京之春》杂志社提供10.8万美金的补助，按每月9000美元的额度付给。 　　这封信一共四页，全文为简体字。从第一页上方印有《北京之春》联络电话及网址的格式来看，极像一份传真文件。向媒体提供这份文件的消息来源表示，这是一份传真稿。信的台头为“尊敬的李应元先生”，文末的署名则是“北京之春杂志社王丹社长，胡平主编 23/05/2004 于纽约”。 　　王丹长期从台湾当局秘密领取巨额经费，自称给了《北京之春》等组织，但他所提及的民运团体都表示没有见过这些钱。人们不禁要问：这些钱去了哪裡？ 　　2005年，台湾民主基金会与《北京之春》杂志社签订的一份契约书，又被媒体爆料。爆料媒体指消息来源是“知情人士”。在这份名为《财团法人台湾民主基金会补助出版事业契约书》的文件中，甲方是台湾民主基金会，乙方是《北京之春》杂志社，主要内容是甲方在审核同意乙方的出版计划基础上，为其提供一年的出版经费共计5 万美元。 　　其时，海外民运组织接受台湾当局资助已经不是秘密或者新闻，就连《北京之春》杂志社是由台湾国安局出资设立的内幕，也已经经由媒体爆料而爲人所知。但是，这些消息曝光出来，仍然令人感到讶异。 　　为钱而支持台独 　　1990年代末，台湾李登辉当局取消了对民运的计划性资金支持，这让海外民运失去了可靠的财源，如涸辙之鲋。为维持生计，陈水扁当局上台之后，某些民运人士不择手段，想方设法向民进党靠拢，向陈水扁当局伸手要钱。 　　2004年11月，民运人士秦晋以筹办“中国民主运动2005年澳洲大会”为由，写信给当时台湾的总统陈水扁寻求资金支持。为了与陈水扁当局“套近乎”，秦晋开篇就把自己的组织与民进党说成是“完全应该同病相怜，同命相惜”的伙伴，还盛赞民进党由反对派成为执政党“业绩辉煌”；声称民运组织“亟需在新形势下调整策略，重新集结”；并声称“渴望中华民国政府能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伸以援手”，帮助民运“在困厄中重新崛起，巧借历史的机遇挺进中原”。 　　作为交换，秦晋对陈水扁当局一向关切的台独立场也有所表态。在信中，秦晋暗示，衹有当“民进党的政治理念可以得到合情合理的商定”，“两岸的战时状态才会真正结束，中华民国的归宿才有最终完满的结果”。 吃人嘴软，拿人手短，这就是为什麽民运分子自甘沦为台独工具的原因。据知情人士披露，就连《北京之春》杂志的编委会成员都须由台湾国安局定桉，社长王丹在人事方面的安排也须经过台湾国安局核准后方可施行。 　　台独要求民运从空谈转向实际行动 　　正如定居美国的独派大老洪哲胜所说，台湾之所以应该支持民运，就是要“让大陆忙不过来”，大陆一乱，台湾就有机会实现独立了。 　　东欧的“颜色革命”相继发生以后，为了“把钱花在刀刃上”，当时的台湾陈水扁当局表示，对民运的支持要更加务实，不论钱多钱少都要注重实际效果。据此，他们对民运人士提出要求，要他们借鑑美国非政府组织的运作经验，从空谈民主、单纯製造舆论转向实实在在的行动，把战场从海外移到中国大陆。 　　具体来说，陈水扁当局针对民运的做法有四个方面：一是支持民运成立海外“反对党”，透过政治运作，团结一批有影响力的、对中共不满的知名人士；二是想办法把民运活动延伸到中国大陆，并製造中共打压民主和人权的国际形象，不断给中共製造麻烦，形成对中共的国际压力；三是利用民运人士进行情报搜集工作，主要是在大陆留美学生中发展情报组织；四是培养民运分子的台独意识。 　　按照这些要求，2005年1 月，王丹等人到美国国家民主研究所瞭解有关如何在中国开展项目的问题。他们提出把工作重点放在炒作中国国内弱势族群问题上，具体计划是透过国内调查机构进行调查，同时资助部分学者撰写报告，製造舆论，以引发民众对北京政府的反感。这些建议得到了陈水扁当局的认同，台湾国安局亦表示会全力支持。 　　台湾当局对民运的“用防结合” 　　台湾情治单位与大陆海外民运之间的联繫，开始于1980年代初。据估计，到民进党上台前，台湾军情局在民运身上的花销共计500 万美元。2000年民进党执政后，放弃了国民党时期“反攻大陆”的策略，曾一度对海外民运失去兴趣。但经过一番评估之后，陈水扁当局认为，这些民运人士还有可资利用之处，于是把“定额补助”的方式改为“逐桉审查”，并开始积极拉拢王丹、王军涛等人，还爲此专门设立了“二王专桉”。 　　除了为台湾搜集情报外，陈水扁当局利用民运做的事情，主要是在舆论方面抨击大陆，为其台独助阵。他们企图透过民运之口，藉由批判“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来澹化大陆民众的“国家意识”、“民族情结”，在“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基础上，否定大陆对台湾拥有主权。 　　但是，陈水扁当局并没有真正把民运人士当成自己人，在提供资助的同时，也增加了苛刻的条件。以前面提到的台湾民主基金会对《北京之春》杂志社的资助为例，这个资助协议的前提条件是：“甲方就乙方所提之出版计划书（包括目标、方法、内容、进度、经费等项目）进行审核后，认为该项出版计划符合本会补助宗旨，并同意予以补助”。该协议的有效期仅一年，而且对乙方《北京之春》杂志社的要求非常具体，如“乙方必须按计划执行进度检送出版刊物……每逾期一日，扣除总经费千分之一违约金”；在双方发生争议时，“调解或仲裁之地点为台北市，第一诉讼管辖法院为台北地方法院”；等等。 　　当时的台湾陈水扁当局虽然口口声声要跟民运分享“民主经验”，但实际上採取的策略是“用防结合”。在他们眼中，民运人士是异类和祸水，要坚决防止其入岛，以免引火烧身。民运人士曾提出在台湾建立联络据点，结果被台湾当局拒绝。 　　王希哲、魏京生争当台湾特工 　　1999年末，当时的李登辉当局安排魏京生访台时，魏京生曾当面向李登辉索要两百万美元的资助。此事见诸报端后，正在纽约联合国大楼前为大陆逮捕中国民主党主席徐文立等人进行绝食抗议的王希哲，立即发表声明，公开指责魏京生四处要钱衹是为了满足其个人的挥霍。魏京生则通过台湾的媒体对王希哲的指责进行反驳，声称王希哲背景可疑，因为只有中共才一直破坏他的筹款努力。这种民运人士之间赤裸裸地争夺资源的事件，屡见不鲜。 　　其实，王希哲本人在刚到美国后，就宣佈要参加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并公开表示，拿台湾情报机关的经费理直气壮，当台湾特工很光荣。但台湾有关当局在处理王希哲、魏京生“申请入党”之事时，採取了不同方式。当时的国民党婉拒王希哲的申请，是因为王希哲事先就将此事向新闻界作了公佈，令国民党为难；而魏京生则能听取忠告而“审慎为之”，这样就使问题迎刃而解了。 　　但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同样，海外民运也决不可能白拿台湾情治单位的支票。 　　据媒体爆料，李登辉时代，台湾操纵海外民运的正式机构是中华民国行政院陆委会的对外联络处，以及海外工作委员会及侨务委员会，还有中国青年团结会、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等非官方民间团体。李登辉当局主管这项工作的最高级别的行政官员，是陆委会的两名副主委林中斌和郑安国，其经费直接由李登辉的亲信之一刘泰英拨发。 　　2000年9月中旬，台湾陈水扁当局的陆委会对外联络处召集“大陆海外民运工作管理协调会议”，宣佈由当时的海基会副秘书长许惠佑担任新一届“民管会”的主席，金尧如、林保华（凌锋）、王元泰（薛伟）、伍凡、苏嘉宏任北美地区专员。经过一番内部斗争后，海外民运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和二十一世纪基金会会长杨建利等几位重量级民运人士，则反而因“事务繁忙，无暇兼职”等原因，仅列入“民管会”的一般成员名单。 　　台湾特工操纵民运党同伐异 　　当时，台湾有关当局评估“民管会”是否实现了“主导民运”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海外各个民运团体的领导权是否已经掌握在可靠的亲台人士手中；如果尚未“达标”，则务必採取行动使局面改观。 　　当年，台湾曾根据密报，认为当时的民联主席王炳章一贯对台湾当局阳奉阴违，还私下将台北拨出的巨额经费另立帐户，并隐瞒多名民联国内成员的资料等，由此决定由胡平在民联代表大会上发动“倒王”，将王炳章开除出局。又如，严家其当选民阵主席之后，由于他处事过于迂腐，还自命清高，不愿与台北全面合作，所以台湾最后决定推万润南出来竞选主席，将严家其拉下马来。 　　不过，有时候也会出现民运团体的新任主席抗拒台湾干预的情况，对付这种局面，李登辉当局通常会採取分裂团体的手段，另立领导机构，如此一来，民联、民阵、自民党、民联阵、民联阵-自民党等民运组织都陷入“双胞胎”的怪圈之中，不断的内讧和分裂让外界耻笑不已。 　　台湾陆委会“大陆海外民运工作管理协调会”有一份文件曾指出，海外民运“必须以向国际揭露大陆地区不良的人权记录为己任，支持台湾、西藏、新疆、内蒙古争取独立的正义斗争，推动西方民主国家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形成对中共的有效的压力，促使其最终走向解体，从而自然解除其日益对台湾所形成的威胁”。 　　在1999年的年度工作总结报告中，“民管会”高度肯定了当时海外民运的发展状况，认为当时海外民运的主流团体都能够“同国府维系紧密的联系”，并透过加强互访、签订合作协议、共同抗议大陆领导人访问西方国家等活动，完成了同西藏、新疆、内蒙古要求独立的海外组织的“合流”。至于谈到“民管会”工作的不足之处，报告承认“民管会”当时仍未能将中国民主党、法轮功纳入“主流团体”之列，以及由于投入海外侨社的工作力度过于薄弱，致使许多原先亲台的侨社被大陆当局所“统战”。 　　领取台湾经费的标准 　　据知情的民运人士透露，李登辉时代的台湾海基会副秘书长许惠佑曾经在向总统府汇报“民管会”的工作情况时特别强调，1999年4月《北京之春》杂志社代表大陆海外民运同“东土耳其斯坦民族中心”签订合作协议，此举标志着民运工作的新起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魏京生、王丹等知名民运人士在历次活动中，也能“协助国府文宣”，赞同台湾拥有决定是否独立的自决权，并呼吁美国制裁中共；此外，“海外民运联席会议”等“主流团体”的领导人们都十分关心2000年3月的台湾大选，表示他们将自觉同宋楚瑜阵营划清界线，坚定地支持连战竞选总统。有鑑于此，当时台湾的总统李登辉同意，待大选结束后再增拨二十二万美元投入海外民运。 　　另据知情人士透露，截至1999年，以“海外民运工作需要”为由而定期从李登辉当局那里领取津贴、工资或报销开支的民运人士，主要有：文权、薛伟、王涵万、唐柏桥、伍凡、徐邦泰、倪育贤、齐墨、汪岷、林樵清、万润南、蔡崇国、黄慈萍、杨建利、莫莉花、谢选骏、魏京生、盛雪、吾尔开希、陈锡铮、徐水良、项小吉、张伟国、王丹、胡安宁、林保华、辛灏年、于金山、胡平、于大海、马克任、金尧如、曾慧燕、司马璐、刘泰、张英、陈劲松、高寒、张菁等。 　　由于台湾岛内对于当局资助大陆海外民运一事素来存在争议，因此当时“民管会”要求上述领取款项的人士务必恪守机密，不准对外作任何宣示。 　　当时，台湾情治单位判断某位民运人士是否“可靠”、是否能够与之长期合作的依据，主要是来自其安插在海外民运中的情报人员所提供的报告。民运圈内人士对于这类秘密报告的可信度素来存有非议和抱怨，而且这种工作机制有时极易引起那些为争宠而倾轧的情报人员之间竞相向台湾写“黑函”告状、互揭阴私的乱象。不过在李登辉当局看来，情报人员的私人操守是一个次要的问题，关键是要考量他们能否兢兢业业地工作，为“二千一百万台湾人的前途”而打拼。至于情报人员贪污若干款项或者玩几个女人之类的事，李登辉当局则从不计较，只是将这些把柄当做控制他们的紧箍咒。 　　虽然当时的李登辉当局并不要求所有的民运人士都能够象魏京生那样公开宣示“山东也可以独立”、“澳门的主权一旦回归中国就会任凭中共宰割”、“美国没有必要让中国先于台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类的话，但是，对于那些被认为“有狭隘的国家主义立场”或者“有大中华情结”的民运人士，则已经研判为完全没有“合作”的馀地。对于这类民运人物，“民管会”认为，尽快让他们从海外民运的舞台上消失“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民运开会拉人凑数 　　二十多年来，台湾情治单位在资助和控制海外民运方面的经费投入，高达十几亿元新台币。台湾的军情局、国安局、情报局先后派遣和收编间谍、“民干”、“聘干”多达七十馀人。时下在海外民运公开场合抛头露面和幕后串联的人，几乎都以领取台湾情治单位的活动经费或项目津贴为主要的经济来源。凡与台湾当局没有合作关系的民运人士，不是被硬排挤出民运界，就是自行脱离，极少数自立门户者则遭到敌视。 　　时下在北美、欧洲、澳洲及东南亚等地时常参加海外民运组织的各种活动的人，总数不足百人，其中，原来参加过大陆国内民主运动者还不足三分之一，仅仅成了点缀。为了充实会场，法轮功学员、藏独人士、台湾特工以及申请政治庇护的偷渡者们，时常充当“临时演员”。为了避免出现空场的尴尬局面，分散于各大洲、各国的所谓民运人士会不远万里赶来赴会，机票和食宿都由台湾情治单位提供报销，权当作出国旅游、购物和会友。 　　王希哲：民运中95%都是“坏人” 　　民运人士王希哲曾经对香港《星岛日报》的记者说，民运中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坏人”。后来，他在诠释“民运坏人论”时，更进一步指出，民运人士多为社会的边缘人物，由于他们遭到社会主流的排挤、歧视和压迫，因而不满社会，报複社会，有些还是犯罪人物，可以被认为都是“恶人”、“坏人”和“刁民”。王希哲还认为，1989年六四期间北京出现大批主流人物参加民运的情况，是因为那时社会主流人物怕错过“四五运动”那样的表演机会，以为民运要成功了才参加进来。但随着中共的转型，以及民运前途无望，这批人都相继离去，使民运队伍又衹剩下“坏人”，而且“坏人”的比例越来越大。 　　在王希哲看来，当年大批社会主流人物参与民运带有某种投机目的，而少数的社会边缘人物参与民运才合乎常理。但时下海外民运里面所剩下的那些“坏人”们，又何尝不是一些投机分子呢？他们不打工、不经商，透过投靠台湾情治单位，也照样发家致富、购豪宅、包二奶，终日游手好閒，还可以免费国际旅游。他们所要做的就是经常性、习惯性地叫嚷几下“中国很快要崩溃了”、“中国威胁世界和平”、“台湾有权决定独立”、“几千万人已经退党”等等千篇一律的口号，然后就是编写几份经费开支报告发给台湾。 　　也正是由于这份差事油水太肥，所以才在海外民运中不断掀起你争我夺、相互倾轧、彼此诋毁的风波。而能不能拿到经费，完全取决于台湾情治单位对其的信任程度。已经拿到经费的“坏人”，最担心饭碗被民运人士分走，于是，挑拨离间、拉拢分化、造谣诬蔑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最后，经不住这麽折腾的民运人士就衹好对这伙“坏人”退避三舍了。 　　陈水扁当局操纵民运的经典模式 　　2006年5月14日至19日，被称作“首届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大会”的海外民运大会在德国柏林召开，台湾民主基金会、民阵、柏林欧洲研究会、人权无疆界等组织共同举办了这次会议。当时的台湾驻德代表谢志伟，陈水扁总统府的国策顾问阮铭和金恆炜，台湾世盟总会长饶颖奇，台湾民主基金会代表董立文和Kay Moller，日本国会议员、前法务部次长牧野圣修，香港立法会议员、“长毛”梁国雄，欧洲法轮大法协会主席吴曼扬，民阵主席费良勇，人权无疆界组织主席Willy Fautre，以及澳洲参议员Victor Perton、Michael Danby和Bob Brown等人到会，并作了发言。 　　虽然组织者声称，“这次大会将深入探讨专制制度不能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和平演变进程、维权运动、海内外民运的分工合作，民运的困境和机遇等”重要问题，然而，在会议议程上他们却做手脚，澹化这些公开宣称的议题，而突出呼吁西方国家阻止中国吞併台湾，反对中国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及谴责所谓中国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等内容。大会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决议，让人代读一遍，而且根本“不允许讨论”就通过了。这次会议是当时的陈水扁当局操纵海外民运的一个经典模式。 　　组织者更在会议结束之后的两个星期，未与与会各方商量，突然以“民运柏林大会”的名义，发表了一份极具争议性的宣言，声称“在两岸关系上，我们坚持三个原则：人权至上、和平至上、人民的福祉至上。同时，我们认为欧盟卖武器给中共，会加剧两岸战争危机。中共购买先进武器的最大可能性就是发动台海战争。如果中共用武力攻下台湾，就是专制战胜民主，野蛮战胜文明，落后战胜先进。所以，我们坚决反对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 　　这份宣言在互联网上出现后，立刻遭到人们的批评。2006年6月15日，民阵澳洲理事黄济人撰文指出，近年来中国国内的政治环境有了很大变化，“维权运动”有燎原之势，海外民运还没有针对这种变化有组织地进行相应的讨论，“民运柏林大会”却把主要议题限定在台海领域，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黄济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什麽会如此？根本原因是‘民阵’中的个别人为了迎合台湾民进党的需求。‘人权高于主权’的潜台词在这个特定环境里其实就是台独的合理性。同样，在‘宣言’中强调反对欧盟对华武器解禁也顺理成章了。这个现象在去年的澳洲大会上也出现过。” 他痛心疾首地说，“如果运用自己所掌握的海外民运组织的资源，利用民运组织决策机制的不健全，将支持台独的个人立场塞入海外民运的政治理念，最终可能是挖掉了中国海外民运的生存土壤。成就个人名利，却丢弃海外民运的核心价值，何其忍哉？” 　　黄济人在文章中质问会议组织者：“凡是中共反对的我们就应该拥护吗？这种简单的思维，相信没有人会认同。但是事实上一些现象表明，这种思维方式却依然存在。专制的中共反对台独，并不意味着民主政治力量就应该支持台独。中共抓了一个小偷，我们当然不能因此而赋予这个小偷以‘政治小偷’的荣誉。同样，赖昌星也不能因为是中共政府通缉的走私集团首脑的嫌疑人，而可以成为‘政治走私犯’。同样的逻辑，我们不能因为中共在台海问题上坚持主权而因此偏激地践踏国家主权。” 　　无独有偶，陈水扁当局操纵海外民运的这个经典模式在2007年海外民运的布鲁塞尔大会上再一次出现。 　　2007年5月14至16日在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举行的这次大会延续了2006年柏林大会的名称，称作“第二届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大会”；由全球支援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民阵、柏林欧洲研究会、人权无疆界、国际人权组织、台湾民主基金会共同主办，并由民联、记者无疆界、民联阵、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海外）、民联阵-自民党、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全德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等组织共同协办。 　　布鲁塞尔大会发佈的公告称，“2007年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运动布鲁塞尔大会是柏林大会的继续。继续搭建一个国际的民主论坛，广泛邀请欧洲、北美洲、澳洲和亚洲民主国家和地区的政界人士、人权专家、学者等；中国大陆、越南、北朝鲜、缅甸、老挝、新加坡等专制国家的异议人士；中国各海外民运团体、宗教信仰团体、新闻媒体以及侨团组织的代表，聚首一堂，交流资讯，介绍经验，探索方略，共商国事，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中国和亚洲的民主化，结束中国的专制制度，走和平发展，富裕繁荣和谐的康庄大道。大会将再次成为海外民主运动的一团火焰，在欧洲自由的土地上燃烧，它的火光和火种将给中国大陆的民主进程再添一份热力和生机”。 　　然而，据知情人士透露，2007年的布鲁塞尔大会实际上是由台湾民主基金会资助，而且这次资助附加了苛刻的条件，即：大会必须邀请美国、欧洲、日本、澳洲的政界人士参加。爲什么要附加这个条件呢？实际上陈水扁当局关切的不是海外民运，而是企图利用这次大会的机会，由台湾的参会代表与出席会议的各国政界人士“拉关係”，进行“民间外交”，希图以此拓展台湾日益逼仄的“外交空间”。 　　布鲁塞尔大会对外公开的四个主要议题是：1、新闻自由和信仰自由；2、依法治国和维权运动；3、亚洲民主化与区域安全；4、北京奥运与中国民运。但这些议题如同2006年柏林大会的议题一样，都是形同虚设，都被偷梁换柱，围绕着台湾的外交和台湾独立大做文章。因此，布鲁塞尔大会不过是陈水扁当局操纵海外民运的经典模式的重演。 　　近年来，海外民运加强与台独、藏独、疆独合作的主要理由是，“凡是中国反对的我们就支持”。例如，中国要抓远华桉走私犯赖昌星，阮铭、魏京生、盛雪等人就跑到加拿大法庭为其辩护，把赖昌星称爲与刘少奇、“四人帮”一样的“政治犯”；中国谴责李登辉的“两国论”，魏京生、盛雪等人就跑到台湾向李登辉说“山东也可以独立”；中国反对陈水扁废除“国统纲领”，王丹、胡平等人就跑到台湾说“废统衹有李肇星不高兴”；中国抓了台湾间谍高瞻、李少民、程翔，刘青、吴弘达等人就在美国吹捧他们是“良心犯”和“英雄”。如此极端的逻辑和荒谬言行，让人不得不对海外民运失去希望，甚而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