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民维权联盟 杨支柱

解决童工问题须先废计生政策

 

杨支柱

 

据南方农村报2011年5月18日《惠州一企业疑用娃娃工》一文报道，惠州某企业大量使用童工，这些十三、四岁的孩子大多来自四川、云南的经济落后山区，初中没毕业甚至小学都没毕业，他们每天要上12小时班，挣的钱也就千把块，大概只有成人的一半。

如今许多人或许都已明白，靠惩治生产企业或"劳务派遣企业"是解决不了童工问题的。禁止童工如果没有对儿童权利的充分保障相配合，反而使得童工的待遇像性从业者变暗娼——更加悲惨。实际上正是禁止童工的法律，使得童工应得的报酬一半左右给了带他们到工厂的包工头和伪造证件、登记表把他们变成合格劳动力的"劳务派遣企业"。而严格执法的结果，很可能使这些已经失学并远离父母的孩子流落异乡街头，成为比童工命运更悲惨的街头乞讨者或小混混。

关于生产企业雇用童工的原因，记者也有报道：

"我家里太穷了。"一位来自云南的"小工人"告诉记者，他的家在偏远山区，每天上学要步行两小时左右，"太辛苦了，还不如出来打工。"

另一方面，用工荒背景下旺盛的劳动力需求，也是童工问题屡禁不绝的重要因素。知情人士告诉记者，源高电器有限公司是当地较为大型的企业，在招工难、用工成本上升背景下，企业更愿意使用不用买社保、低工资的童工。

三十年来的片面宣传给许多中国人养成了一种强烈的人均观念，认为一个地区的人口密度与人均财富是成反比的，认为人多了就会摊薄人均财富。然而这既没有理论依据，也完全不符合事实。那些因为人口迁出和生育率下降而人口减少的山区，提供公共物品乃至私人物品的成本越来越高，学校合并，医院裁撤，人们的生活更加艰难。如果需要把孩子送到十公里外的地方上学，一来一去半个工作日就没了。那么你唯一的选择就是把孩子交给那些既无牌照也无驾驶证的摩托或三轮车司机，既不安全又破费不少。很多人因此而选择让孩子辍学，尤其是让女儿辍学（农村习惯女儿是给别人养的）。

以"用工荒"、"招工难"和"用工成本上升"来解释对童工的需求也是有道理的。从报道的情况看，实际上生产企业虽然未必不知那些"劳务派遣工"是童工，但显然不想承担使用童工的恶名和法律风险。他们使用的是被"劳务派遣企业"包装过的"合法"童工，他们宁愿付出的是接近成年工人工资的代价，只是相当一部分进了包工头和"劳务派遣企业"的腰包而已。"远大公司"这种专门包装、派遣童工的"劳动派遣企业"的产生，说明使用童工恐非个别企业行为。

今年春节过后的用工荒已经明显越出局部地区的范围而成为全国性的现象。到了五月中旬，企业仍不得不使用童工来应对招工难，这又击破了用工荒是节后病的谬论。

我国目前这种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假定平均18岁）与进入退休年龄的人口（假定平均60岁）数量大体相当的局面可维持到2014年。2015－2017年我国"用工荒"升级，每年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比进入退休年龄的人口少300万以上。其中2017年满60的人达到了1899万，满18岁的人只有1149万，缺口达750万。由于1959－1961大饥荒导致的人口减员，"用工荒"随后几年缓解。但到2022年便难以为继，2022年满60岁的人已达2092万，满18岁的人却只有1593万（2000年及以前的数据见《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2000年以后的数据见国家统计局每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用工缺口达499万。到2023年，我国"用工荒"进入高峰，并将持续至少27年之久。2023年满60岁的人高达2786万，但满18岁的人只有1617万，用工缺口达1169万，这是一个多么触目惊心的数字！

怎么解决这种日益严重的用工荒？人们总要说到提高劳动者素质和产业升级。然而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中国如今虽然GDP总量已经是全球第二，但夏俊峰未能少生快富，药家鑫也没有优生优育，还有许多边远山区的孩子初中甚至小学都没毕业就在做童工！

其实童工那么低的工资，除掉日常开销外也剩不了几个钱。让孩子去做童工的父母，并不是指望孩子做童工挣多少钱，而是为了节省昂贵的教育开支。如果政府能够把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伙食、住宿（或交通）费用和书本、水电等杂费都包下来，童工问题立即迎刃而解。比我国穷得多的印度都实行义务教育真正免费，为什么我们中国大陆不能解决？

因为我们的养育制度设计，是为降低生育意愿而人为增加养育成本的。"超生罚款"、"计划外生育费"到"社会抚养费"的征收，个人所得税以个人而不以家庭为计征单位，学校的撤并和各种杂费的提高，无不是提高养育成本、抑制生育意愿的。

三十多年前我读中小学的时候还没有义务教育法，但是尽管我排行第三也不用交什么"社会抚养费"，小学就在家门口，中学是免费住宿的，蔬菜是老师带学生自己种的，粮食是从各自家里背去的，学杂费其实只是书籍和作业本费。我是1978年上初中的，那时学生每周要在校园里劳动一下午，每学期还另外到学校农场劳动一周。但是到了初三，尽管学费上涨不多，校内劳动和农场劳动却都取消了。

养育成本的提高虽然降低了人们的生育意愿，却严重影响了大多数人的养育质量。上世界80年代中国农村出生的孩子有一半是"超生"的，这些"超生"孩子和他们的兄弟姐妹的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受到养育成本抬高的严重影响。如今国人的生育意愿已经属于全球超低，就更不应该人为地抬高养育成本了。

但是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无不表明，生育意愿降低以后再提升是非常困难的，边远山区的居民也还会继续往外跑，人口密度进一步降低的趋势不会改变，山区相对贫困化的趋势也不会改变，扶贫其的单位成本将越来越高。因此在落实义务教育之余，政府还应该加大资助农民迁出山区的力度。

 

新快报2011年5月21日，发表是原题为《企业"合法"使用童工的深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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