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现在的中国不是被大清王朝殖民化了吗？------------------ 原始邮件 ------------------发件人: "胡蜂";<hqm551222@gmail.com>;发送时间: 2015年2月25日(星期三) 晚上8:48收件人: "penchinese"<penchinese@googlegroups.com>;主题: Re: [笔会 35436] 金钟: 中国人：还有没有救药？张裕所言甚是，咱先不说当年被殖民的印度，印度本身如种姓制男尊女卑等等丑闻，为世人诟病。看看民国的上海吧，只是有了租界，上海人视野和意识，甚至是谈吐穿着打扮饮食与娱乐方式都与世界接轨，老客拉便是其衍生物之一。一般而言，上海的"海派"，不仅在形式上，更多的指精神层面，在民国时代，上海在方方面面，都领先于这个老大帝国。--在 2015年2月25日 下午7:24，Yu Zhang <yuzhang08@live.se>写道：人性和国民性是两个层次的问题，前者是指人类的普遍共性，后者只是指某个国家国民的特殊共性，而强调这个分类更在于各国国民之间的不同所在，于是就归纳出某种国民性是否有利或有碍于制度变更，比如进入更文明的自由民主社会的难易或快慢程度。人性还包括人的天然属性在内，而国民性只是指国民的社会属性，尤其是广义的文化即文明属性，与天然属性方面的人种和种族当然毫无关系。就共同人性而言，当然可以说全人类都有一致追求，因此无论哪个国家最后都必然进入自由民主社会。但这样的自信与自豪，并没有解决国民性研究者归纳的难易或快慢程度问题，以及是否和如何改变国民性，从而使得可以由难而易、由慢而快的这类实际问题。比如，欧洲人就通过文艺复兴改变了国民性，但并没有改变任何人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难易快慢的问题，比其它国家率先进入自由民主社会。建国说"靠被人殖民或分裂而改国民性是不现实而可笑的"，其实本身就不是事实判断。虽然人们可以认为"被人殖民或分裂而改国民性"的归纳非常可笑（或可悲、可鄙），但难以否认这是事实归纳——其现实性几百年来至今仍不断在证实，而且也是很多人包括建国自己以台湾、香港为例来证明中国人也具有同样前途的现实依据。其实不但华人社会目前只有这一种现实归纳，而且在全世界罕有例外，否则谁能在世界上尤其欧洲以外找几个，不是"被人殖民或分裂而改国民性"进入自由民主社会的例外吗？印象中至今好像有人只找到唯一例外，那就是日本。虽然日本可以不算是严格的"被殖民或分裂"，但谁都清楚，日本的国民性在美国占领后有极大的改变，而且是在美国的大量制度移植的条件下改变的，本质上就是人们常说的"文化殖民"。此外，如果根据大中华文化的论点，日本文化本来就是中国文化的流亡和分裂而来，更说明了大帝国一统天下的国民性要同时改变的不现实性，以及因分裂而先后改变的现实性，其结果实际上就是原来的同一个国民性不断缩小以至消亡，新的更多不同的国家及其国民性不断形成。对于原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国民性而言，即使不算早已分出而不属于华人的日本、韩国等，现代也已经因流亡和"靠被人殖民或分裂"产生了两个新的华人国家——新加坡和台湾，具有与中国人专制文化下非常不同的国民性，港澳其实也类似，只是在所谓"回归"后重新沦入"大酱缸"，前途渺茫而已。但估计任何人都难以不承认，如果让香港独立，香港人的国民性不会变得和大陆人有很多根本不同。我这里并不主张更不鼓吹"被殖民或分裂"，也不做价值判断，只是讲事实，即历史和现实是如何展示给我们看的。是否发生"被殖民或分裂"，其实也不以任何个人或一小群人的意愿而转移，现实问题对于个人只是如果发生该怎么看，因此决定自己怎么做。如果我以上所引的归纳不错，那么起码我们可以至少不必那么在乎"被殖民或分裂"，既然结果无非是一个大帝国消失，各地独立后进入自由民主社会的早晚不同而已，就像过去欧洲和现在的前苏各国那样，有何不好？比如，已经在分裂后加入了欧盟的波罗的海三国，比保持过去被俄罗斯同化的国民性当然好多了。从中国大陆的现有条件而言，"被殖民或分裂"的极端选择当然不现实，比如达赖喇嘛为首的藏人目前也无此追求，但向这个方向发展到一定程度不但现实而且必然，那其实就是"西化和地方自治"，这个趋势一直在发生并发展，因此继续强化是不可避免的，谁也拦不住。虽然到底最后走到何种程度很难判断，但是在道理上与是否走到极端没有本质差别。张裕谈人性，谈国民性，再谈到制度，其实还是被专制洗脑的结果和表现。鲁迅自以为看穿了他所谓的国民性，但他不知道，阿Q比鲁迅自己更象人本身，这也就是五四那一代人，不值得敬佩的原因，因为他们最后还是死在了一个被他们自己塑造出来的虚假的神上面。美国也有强奸、杀人、吸毒、抢劫，这和人性没有关系，也和制度没有关系，更和人种、种族没有关系。但是有一点是值得思考的，百年以来，中国人尤其是知识阶层好象并不是在追求走向民主，他们更乐于做的是，热爱暴君，痛斥暴民，而忘记了，暴民比他们更可爱。任协华--renxiehuarenxiehua@eml.ccOn Tue, Feb 24, 2015, at 06:05 PM, jiaguo zha wrote:谢丹兄说得对。中国人与外国人在人性、国民性上的最大、本质、核心的一致就是对自由、平等的追求。我们对这点充满自信与自豪，因此对中国民主前途充满了信心。请不要老拿中国人随地吐痰说事，多看看几千年中国人反压迫，和一百年来中国人前赴后继追求民主的历史吧！北京查建国在 2015年2月25日 上午9:32，谢丹 <xiedan009@gmail.com>写道：中国和中国人，当然有很大的问题。但是，跟西方现代文明社会也并没有不可逾越的天壤之别。制度之变，是首要需解决的问题。有识之士，应以更大的耐性，来包容和协调同道中间的各方力量，也更多地开启蒙昧的民众，也争取越来越多的体制内人士。一旦做到这些，就会发现，道路就在那里，而且越走越宽。佐罗（谢丹） 于重庆在 2015年2月24日 上午11:57，jiaguo zha <beijingzhajianguo@gmail.com>写道：我是赞同陈破兄观点的。人性不能治本，治标靠制度来扬善抑恶。中国人劣根性确常令人无柰和感慨，但中国人同样追求自由、平等，这普世人性引导中国走向光明。北京查建国在 2015年2月24日 上午10:44，js chan <jcjsc1@gmail.com>写道：《不受欢迎的中国人》序言
中国人：还有没有救药？
金钟
中国崛起，中国研究成为显学。向全世界提出一大箩筐问题，吸引无数专家学者的眼球和思索，而莫衷一是。例如当前举世瞩目的现象是，积累了全球第二的巨大财富的国家，竟然是一个贪污腐败盛行到无官不贪的社会：而以忠孝仁爱的传统道德闻名于世的民族，堕落到一个小孩被汽车撞倒，数十人路过而无人理会的地步。大量涌到国外的中国游客，则丑闻不绝，被视为「蝗虫」……政治经济文化许多不可理喻的「发展」，不断拷问中外好奇者——这是一个什麽国度？一个什麽民族？他们究竟要走向何处？
这个「中国人」研究的课题，以中国人自己的范围而言，已有百年的历史。在那以前，观察研究中国人，是西方探险家、人类学家、旅行家的事，中国人闭关自守，老子天下第一，五千年的文明沉淀，不可能有异外的视野与观照。十九世纪中叶的洋务运动才开始了少数读书人的自省。但是，真正具有现代意义和影响力的自省成果是出自于几位杰出作家之手。不妨略引二十世纪的林语堂和鲁迅，这两位研究中国人国民性的经典作家。
林语堂与鲁迅：揭露国民性的大师
他们是生于晚清而闻名于民国的一代，都有留学外国而国学基础俱优的经历。林语堂（1895～1976）福建漳州人。有辉煌的资历：哈佛大学硕士、德国莱比锡大学博士、北京大学教授、厦门大学文学院长、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主任、两次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他办文学杂志，还发明中文打字机、编成当代英汉词典。林语堂文风犀利，随意幽默，着述则以1935年的《中国人》（中译《吾国吾民》）流传最广。尤其成为欧美人了解中国的必读书。他怎样看中国人的国民性呢？林语堂说中国民族的三大弱点是忍耐性、散漫性与老滑性。其来源分别是：无处不忍、逆来顺受是大家庭传统所致；散漫放逸，莫谈国事，因为人权没有保障；老滑则因道家思想所致。故此中国人常常是一盘散沙。
因毛泽东大肆吹捧而神化的鲁迅（1881～1936），则比林语堂激进得多。他自称「以手中之笔作解剖民族劣根性的手术刀，来医治国人麻木的精神疾病。」他列举的劣根性有：卑怯、瞒骗、诈伪、无耻、受贿、趋炎附势、自私自利——鲁迅固有杂文之投匕，但批国民性之作，则以小说1918的《 狂人日记》和1921的《阿Q正传》最为出名，斥中国「吃人礼教」与国人的愚昧病态，而家喻户晓。但鲁迅的偏见、激愤也贻害国人至今！首发贬鲁浅薄、偏狭、睚眦必报的是苏雪林教授。胡适更倡导：国民性问题不能治本去反人性，而力主改造制度，约束人性之恶。提倡新文化的他也不赞成鲁迅那样否定传统文化。1966年，在鲁迅死后30年，毛终于拉起鲁迅的阴幡发动那场大革传统文化之命的浩劫，在斗私批修名义下，死伤无数。
柏杨《丑陋的中国人》风行大陆
来到当代。毛后的倖存者痛定思痛，乃有反省国民性的新作问世。首推台湾作家柏杨（1920～2008）。这位多产作家、历史评论家1985年出版《丑陋的中国人》，一纸风行，引起广泛争议。有趣的是，该书很快传入大陆，竟有好几家出版社竞相出版发行，造成一股「柏杨热」。但不过年许，1986年大陆学潮起，当局又迁怒于该书的批判意识，禁令之下，顿失滔滔。直到2004年才解禁。
柏杨本是一位反共体制的作家，因编辑一套美国漫画罹遭文字狱，服刑九年。《丑陋的中国人》是以他1984年在爱荷华大学的一篇演讲词发萌，合集其他文章而成。他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要点是：中国人「髒、乱、吵」；窝裡斗，三个日本人一条龙，三个中国人一条虫；中国人死不认错，用更多错掩盖原错；讲大话、空话、谎话；中国人动辄算了，算了，爱和稀泥；中国传统文化死水一潭，是文化酱缸，民主进来也会变质——这种「酱缸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病毒」，子孙相传，永不能癒。
柏杨的批判，虽然涉及华人民族的一些共性，但主要来自于他对台湾生活与社会的多年感受，可能是该书在大陆畅销的原因之一。另外，他的演讲也不乏譁众取宠的技术，并不在理性演绎上下功夫。都是大受欢迎的原因。非议者指出，柏杨所批评者，大部分是很多民族都有的现象，并非中国人所特有。
锺祖康：香港人唾弃的国家认同
柏杨热散，经历北京八九学运的铁血风暴，中共当局大力向外推销对内灌输民族主义，使毛邓暴政之后的有志之士，陷入深深的反省之中。经过二十年的沉寂，一本不名之作《来生不做中国人》在2007年静悄面世，不几年卖出100,000册！在政论市场上，近乎天文数字。这本书的作者锺祖康，是成长于香港的一位有独特风格的报刊评论作家，由于公开表示支持香港独立，他的文章往往被主流媒体所拒。2003年他随眷移民挪威。2004年中开始为《开放杂志》撰稿。2006年10月他题为〈来生不做中国人〉的新稿，令人激赏，我将它发在「每月首选」上。不久，锺祖康将在敝刊上的「离经叛道」文章结集出版 。《来生不做中国人》的书名，并非作者杜撰，而是一个月前，中国大陆的一次公开民调的提问，结果在11,271名投票者中有65%的人来生不愿再做中国人！
锺祖康就是这样，善于捕捉敏感的新闻话题，加以考证、剖析，再以无情而雅趣的笔调成文。香港着名作家倪匡评论道：「对于感到今世已不幸生为中国人的人，这本书不但可读、可诵、可思、可击节讚赏，可由衷钦佩，可掩卷长叹，可痛哭流涕，可视为毕生难得一见的好书。」能够得到前辈如此认同，可谓已达解剖中国人的极致。
锺祖康的成功，展现香港年轻一代（当年他不足40岁）的政治成熟，而这种成熟以我们不曾预料的速度，又在十年后的佔中雨伞运动中，鲜花般的绽放吐艳。
陈破空：国民性败坏的制度基因
现在，我们打开的这本书《不受欢迎的中国人》，读者从目录可以感到，这是突破前述诸君的中国人研究格局的新选择。没有林语堂那般启蒙式的带着洋务时代馀绪的情调；没有鲁迅文字的尖刻和判断的误导。也不像柏杨那样具有立竿见影的剧场效果。陈破空把握一个热门现象：中国崛起，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但因中国人素质低下、表现不佳，所到之处，不受欢迎，各国对中国人劣评如潮。从这里出发，陈进而全方位解剖中国人，批评其劣根性、尤其制度与文化积弊。他以评述当代中国人爲主，也兼叙古代中国人。他以深思和哲思的笔调，揭示中国社会无处不在的悖理：
「一个最强调集体主义的国家，国民却最缺少集体观念，自私自利，极少爲他人和环境着想；一个最强调秩序的国家，国民却最没有秩序，抢先恐后，恣意妄爲；一个最强调稳定的国家，国民却最不稳定，首要的就是，情绪最不稳定。」
陈破空和锺祖康都是开放杂志的特约作家，他们是同时代人。却有着十分不同的人生遭逢和文化背景。陈破空在附录的自传中，生动描述了他没有欢乐的童年和六四大潮中的浮沉搏击，在学运、入狱、劳改、偷渡的反复中苦熬青春。1996年流亡美国时，他已经是一名忧患深思、有丰富社会阅历，和极权主义周旋十年的斗士。
转眼二十年，陈破空在纽约读完学位，并独立创业。天行健，自强不息，紧跟时局变幻，磨砺思辨，储存丰富的中国个桉，成为美东媒体名角的同时，体验到西方往往对中国的许多误读、误解、误判，而产生误导。他写道：「作为中国人，我至少比外国人更了解中国人的病情。为中国人把脉诊疗，我更有把握，更有发言权，也更有责任。」
他正是凭藉这样的自信，和强烈的责任感，应约撰写这本新着（先发行的日文版乃是应日本出版社之约而作），透视「经久不衰的独裁制度与冥顽不化的劣质国民性恶性循环」怎样使中国人不能进入现代文明之列。他目睹、熟知太多近三十年权钱色笼罩下的的劣迹丑闻，不作全方位的概括，不强调国民性与政治制度的关係，不下重药，不足以惊醒国人。相信读者可以从字裡行间看到自己熟悉的国家形象和人物身影。
于是，我们从陈破空以中国人对中国人的论述，看到一个有别于柏杨从台湾人、锺祖康从香港人看中国的视角，从而更深层地解读中国人为什麽这样的不受欢迎和前景堪虞。
林语堂说过，一个国家溷过了五千年，无论如何是可以自负的。这个被锺祖康诅咒「该死而不死的颓败末路文明」，好死不如赖活着地溷过了惊涛骇浪的20世纪，枉死了至少七千万人，竟又从四亿五千万繁殖到13亿。不能不感叹这个古老民族的生命力。进步也有目共睹，锺祖康曾指出，邓小平的外交痰盂，比之东晋王侯吐在小厮口中、李鸿章吐在外国地毯上是明显的改善。后来在西方的嘲笑下居然也一律取缔了痰盂。但是，这个国家依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财大气粗、男盗女娼，陷身在更黑更臭的大酱缸之中而洋洋得意，仍然是一副拖着长辫子的天朝景象。
陈破空问道：中国人，香港人，台湾人，爲何同种同文不同质？他断论：国民性败坏的最大根源，在于专制制度。因爲，「专制制度的本质，就在于，以粗鄙的力量压制文明的力量。」他坚信：一旦中国发生制度变革，成爲一个民主与法治的正常国家，「中国人的国民性必将转向正面发展，假以时日，必获得根本改善。」
（2015-1-26）金钟：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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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欢迎的中国人》
开放出版社（OPEN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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