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妹（刘晓东）

前言：不管你出自什么目的或妒忌别人比你好，都不能在何物证据底下去抹黑他人，如有经济财产纷争可向当地法院控告，凡是三番四次地黑人的，我们将收录。以下为黑人文字及网页链接。

一个失去理性的所谓自由攒搞人，十年如一日地抹黑他人为乐，有目地地污蔑民运人士为最终目标，在其似乎有条有理的证据底线下，深受其污蔑诽谤的受害者有盛雪/唐柏桥，评语！目标从没放在反共形态与民主意识传播的懒人都是民族败类/人渣。

在 2016年5月15日 上午12:52，刘晓东  三妹    Diane Liu <shudong96@outlook.com>写道：

盛雪说谎成性，如何与她沟通？最好躲她远远的。最新消息：盛雪高票当选国际笔会副会长，国内微信已经传开。《曝光海外民运腐败群》有人问，她是如何当选的？那些老外能了解什么，不过是听盛雪自我吹嘘罢了。盛雪打着民阵主席的名号欺世盗名，游刃有余，得心应手。

刘晓东

2016-04-29 7:02 GMT+05:30 刘晓东  三妹   Diane Liu <dianeliu28@sbcglobal.net>:

卫珍：

 看看叶宁、张健之流的低劣，你就能看出谁在理智地讲事实真相，谁在非理智地谩骂污蔑。真相在细节中，电子书《民运黑洞》已经摆出足够多的事实真相。辨别真相并不难，只需要理智、常识和良知。

 今天微信群中一位国内知识分子告诉我，他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质疑盛雪的文章是在说事实真相，张健就大骂三妹是五毛。他问，为什么张健总骂你三妹是五毛。我说，我不记得惹过他，只知道他是骗子，编造说自己是八九天安门运动纠察队长。可能我们揭露盛雪揭到他的痛处了吧。

刘晓东（笔名三妹）

        在三妹与盛雪之间  徐沛文集

三妹的大名是刘晓东，盛雪的原名叫臧锡红，都生长在红都北京。虽然她俩的家庭背景和经历都截然不同，但在八十年代都先后用脚投票，离开故国，现在分别是美国和加拿大的公民。三妹的主要作品是《乱世迷途—三代叛逆的红色家庭》，而盛雪的成名作是《远华案黑幕》。2003年我通过互联网以文会友，结识了遍布全球的因爱华而反共的公民，其中就包括这两位来历不同，却有相同的公民意识的华人。我象她俩一样从六四屠杀后公开反对中共暴政，支持中国民运，力挺法轮功，声援杨天水、高智晟等义士。

   

   诚实为民运之本

  自从刘晓波被提名得诺和奖后，三妹便带头抵制欺世盗名的刘无敌，我完全认同以三妹为代表的中共反对派对刘无敌的评价。刘无敌之流的共产“精英”从八九起就在对大陆的民主运动起误导作用。他们搞的“零八宪章”也象作者一样缺少真实，居然把中共践踏人权美化成“人权进步”，而真实才是抵制共产暴政的最佳武器。

   

   2011年，柏林文学节的负责人曾邀请我出席为刘无敌举办的朗诵会，我回信表示，我乐于为中国人权而朗诵，但拒绝为一个言行不一的政治投机者捧场。后来获知诺文奖得主米勒出席这场朗诵会，并在发言中象刘无敌的版权代理人廖天琪一样把批评者臭骂一顿。不过米勒的名气虽然比廖天琪大，但同样得不到正人君子的敬重，因为她们也象刘无敌一样是假人权义工，真名利之徒，而米勒也象余杰一样是圈内人公认的剽客。我则乐于抵制谎言，传播真相。

   

   因此，在盛雪把我加进她组建的“热爱西藏”邮组后，我向大家转发了三妹的力作《刘晓波的无敌论倒底是个什么东西？》、《点评开放杂志专刊，再论原则性分歧》和《零八宪章的原则问题》。我十分高兴三妹和我没有白费心血。来自大陆的最新反馈分别是，“感谢徐先生、感谢三妹 ，文章写的太好了，说出了我们内地普通爱民主、要自由的老百姓的心声，已收藏！！”“以己为线划敌友，却敢声言无寇雠。难得你们直言。”

   

   我上网的动力就是为被剥夺了知情权的大陆民众提供同仁与我上下求索获得的各种真相。任何一个华人，只要他不见利忘义，就绝不会哄抬刘无敌。因为任何人只要去了解刘无敌的言行就会认识到：面对中共高喊无敌的刘晓波是个蔑视民众的自大狂，树敌无数，毫无诚信可言。

   

   我历来不在乎名气，只看重品质。刘无敌的作品与人品都令我不齿。我上网后虽然一直躲着他，甚至拒绝加入中文笔会，但仍躲不开他的恶劣影响（详情请看《在比较中鉴别真伪—看穿刘晓波的过程》）。刘无敌因“零八宪章”被捕并在靠美国民主基金会牟利的廖天琪们的哄抬下中诺和奖后，我又专门腾出时间来进一步研读了刘无敌这些年的所作所为，包括被他的朋友们公布的私信。我再一次确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刘晓波都违背“仁义礼智信”的中华价值观。对这样一个扭曲变态的共产博士我只能口诛笔伐！

   

   公义为民运之根

   

   上帝是公平的，所以，“香花不色色花不香”，有香味的花多没有颜色，有颜色的花多没有香味。我什么花都爱。我既欣赏在文艺上拒绝中共的高行健等文人，又支持在政治上抵制中共的唐柏桥等志士。上网前我为张戎、虹影等鼓掌；上网后我为三妹、盛雪等加油。

   

   2012年3月，因盛雪是“刘晓波作品朗诵会”的联络人而引来三妹痛斥，我深感遗憾，却无法再为她辩护，因为这是她自己又一次授人以柄。盛雪们为什么不朗诵其他大陆狱中作家的作品？因为他们没有刘无敌在西方名气大？三妹说她趋炎附势没错！我也因此退出上述交流邮组。有文友甚至指出，“捧刘者们其实为了在西方讨饭吃混饭吃。为了这些利益而捧刘。如果给他们钱和饭碗的西方人要捧，他们哪里还敢得罪，只好跟着吹捧刘晓波”。

   

   盛雪不认同“刘晓波不是抗争中共的同路人”并表示“三妹在刘晓波事件是偏执”，而我恰巧佩服并支持三妹逆流而行，坚守诚实为民运之本，公义为民运之根的理念。看来三妹与我持“仁义礼智信”的价值观，而不同的价值观必然导致不同的观点。

   

   三妹摆事实讲道理，批评刘晓波代表的伪民运，这是她的自由和权利。如果三妹没有遭到谩骂，可能我还不会加入抵制刘无敌及其拥趸的行列。无论是三妹，还是我都与刘无敌没有私交，也没有恩怨，但我们从六四屠杀后就关心中国民运，乐于支持诚实的民运志士，而不屑为缺乏诚信，靠异议牟取名利的投机者捧场，即使他中了诺和奖。

   

   从鲁迅被国际共运哄抬为偶像起，中国人便开始象中文一样日益堕落。辱骂他人成了鲁迅及其徒子徒孙包括刘晓波的特权。他们的特点是都惯于使用流氓用语，比如刘晓波的名言，“老子又赢了”！被刘晓波公开谩骂的人不少，包括他的拥趸余杰。而我自称鲁迅天敌，不仅不怕鲁迅徒谩骂，还乐于帮助挨骂者抵挡鲁迅徒的攻击，义务为受害者洗刷污名。

   

   中共靠共特颠覆了大陆的中华民国，现在又用共特渗透了海内外的民运。共特的拿手好戏是挑拨离间，但共特在暗处，我们在明处，所以，我不抓共特，只管以诚实为本反对不公不义，包括霸道的“民族主义”，无论面对谁，他属于哪个民族，名气有多大；也只管反对用谎言美化共产党的宵小，即使他被中共囚禁。

   

   吸取盛雪的教训

   

   盛雪不仅象三妹和我一样支持中国民运，而且担当以结束中共一党专制为纲领的政治组织的要职。如果她不是一个被刘无敌们排斥的“民运人士”，我可能还不会力挺她。

   

   2010年10月，朱X在其博客痛斥盛雪。2011年7月，盛雪等15个被骂的华人集体回应朱X。事关汉藏交流，引起我的重视。我专门研读了双方的相关言论，并找郭国汀等了解情况。我一度有心劝架，到朱X博客去留过下列跟贴：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有勇气指责朱瑞或盛雪的人，也应该正大光明，不应该匿名。否则，除了让五毛混淆视听外，既无助于汉藏交流，又对当事人不公。无论如何，我乐于把自己的相关看法供读者参考，见下面链接。

   

   朱瑞和盛雪中了离间计？

   

   http://xupei.blog.epochtimes.com/article/show?articleid=32647

   

   

             祝心平气和

   

   徐沛

   

   然而当我把联结发给盛雪后，却获知跟贴已被删除。既然朱X拒绝化解矛盾，继续谩骂盛雪，传播谣言，诬蔑盛雪贪污……自然会遭到当事人及其知情者的反驳。基于双方的公开言论，我也变为支持盛雪。请看实例之一留德博士谈藏汉交流 http://blog.boxun.com/hero/201110/dongsai/2_1.shtml

   

   朱X推崇达赖喇嘛，却恶意诋毁他人，在挨骂者反抗后，她却成了受害者，还得到唯色、阿嘉仁波切等藏人的支持。否则，她也不会这么无所顾忌地不仅痛骂盛雪，还要抹黑民运。

   

   2011年3月10日是藏人反共抗暴53周年纪念日。盛雪在推特上发布号召华人团体联署公开信“三一〇呼吁：请华人发出正义的呼声”的信息。有推民帮她转发后，她表示感谢：“谢谢， 多一个人传播这样的声音，就可能多安慰一颗孤寂绝望的心”。对此唯色则回答说：“勿要自以为是地、想当然地断言‘孤寂绝望’，看看这篇文章吧 《是抵抗的灯塔，不是绝望的行动》。”而朱X立即表示：“她作秀成瘾， 在藏人自焚上，也要来一把冲刺”……

   

   有人因为象我一样支持民运，赞赏盛雪，怀疑公开辱骂她的朱X们是共特。毫无疑问，辱骂者都中了鲁迅流毒，主观臆断，骂起人来没有底线，结果于事无补，反倒让旁观者生疑。

   

   我不反对朱X批评谁，但我反对谁恶意诋毁他人；朱X有权讴歌藏人贵族，但她无理声称中国没有贵族。事实上，孔子家族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贵族世家！孔子在汉朝被皇权独尊，两千余年来其家族世袭公爵。不受改朝换代影响，在世界历史上，形成独一无二的孔府世家。可惜1949年后出生的大陆人被迫学鲁迅，批孔子，所以，朱X们学会了鲁迅的骂风，而不知孔府世家不足为奇。

   

   盛雪或许没有朱X那样实在，但也没有象朱X一样恶毒地贬损他人。我在力挺盛雪前，先调查研究，努力化解矛盾，而唯色们因与朱X有私情，却公开表态支持朱X，“厌恶”盛雪。

   

   朱X棒打盛雪，形成朱X派与盛雪派：一个以唯色为代表；一个以张朴为代表。双方都遭到鲁迅式地辱骂。这对汉藏交流有什么好处？这不正是共特想起的作用！

   

   朱X骂盛雪后，我在阅读她的博客时获知她于2008年11月上旬首次到达兰薩拉。此后西藏流亡社区的四个非官方性组织也开始了声援08宪章的活动。可以肯定的是刘无敌得诺和奖有达赖喇嘛等藏人的功劳。朱X是否也算刘无敌及其“零八宪章”的推手？

   

   唯色丈夫王力雄在刘晓波中奖后表示，“刘晓波是我的朋友，我们还曾住过邻居，来往密切”。但他也象我一样认为，“自信和强大的民族从来没有把诺奖提到令人膜拜的高度，也不会为其纠结”，可惜唯色也象美国民主基金会资助的中文媒体一样禁止在他们的势力范围批评刘晓波。

   

   谁是共特，我不知道，但反共的华人不难明白“零八宪章”和刘晓波获奖与中国民运背道而驰，而是“投机造假的绝好例子”（三妹语）。即使相信其名下网站的统计，四个年头后的今天才有12700个签名。而在艾未未被共匪敲诈后，不到15天就有至少3万草泥马自掏腰包拿出九百万巨款支持艾未未。与此同时，三退浪潮还在席卷华人世界。 2012年3月17日，500多加拿大华人包括盛雪在多伦多集会，庆祝1亿1千万人加入三退大潮。人心向背一目了然。

   

   我可以理解秦永敏等共产囚徒至今还在与虎谋皮，幻想“以刘晓波为反对派领袖”与中共“共同创造历史”，毕竟由于中共的封锁，红墙内外的华人信息不对称。但我很难谅解了解刘无敌的劣迹并遭其排斥的盛雪也出面哄抬刘无敌及其“零八宪章”。香港的前辈张三一言说的好，刘晓波“从头到尾都只是一个派头─与垬现政权合作派，或说极权改良派的派头；他从来不是中国民间异议者共同领袖─事实是刘派与非刘派反刘派即民主革命派旗鼓相当。刘晓波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派头”！

   

   简言之，我乐于竭尽全力支持各界以诚实为本，以公义为根，追求大陆民主，解体共产邪党！

   

   2012年3月写于德国莱茵河畔

   2015年12月德国莱茵河畔审定

以下为抹黑唐黑盛雪证据链，奇怪的是，围绕曾宏/卞和祥三妹打转的竟然有民运抹黑先锋小平头

三妹刘晓东诽谤抹黑唐柏桥采访实录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0&post=1389328

三妹刘晓东诽谤抹黑盛雪语音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wBX4Zdd4Lg

刘晓东 7月21日 音频讲稿 唐柏桥三次骗捐的真相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0&post=1389324

2016-06-19 22:13 GMT-04:00 Diane Liu <dianeliu28@sbcglobal.net>:

陆文禾：

盛雪利用她公众人物的名声，结党营私，面首乱民运，全是实情，何来侵犯私权？ 你对我胡猜乱说才是侵犯私权！你是个阴暗的小人。

刘晓东

以真相戳穿唐柏桥的谎言刘晓东语音讲话稿群友们好，我是刘晓东，笔名 ...

https://plus.google.com/+成斌麟/posts/VMY8Un8gbJ7

2017年6月19日 - 以真相戳穿唐柏桥的谎言刘晓东语音讲话稿群友们好，我是刘晓东，笔名三妹。我今天的语音讲座的标题是《以真相戳穿唐柏桥的谎言》。这个讲座大约一个半小时，涉及到海外民运三大事件，涉及到一些海外民运的人物。下面我开讲。 在郭文贵2017年6月16日重大爆料直播的两天前，唐柏桥在6月13日和14... - 斌麟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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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柏桥假民运真特务爆料系列三：卞和祥、刘三妹亲历唐柏桥捣乱民运

第十三章 民运人士当特工（一）

　　“民运人士”者，民主运动人士的简称；“特工”者，执行特别任务或勤务的工作人员的简称，在大陆也叫做“特务”。乍一看，这两个词彙之间毫无关联，但仔细考量，却可以发现，这两个词彙其实可以并行不悖，——人，是可以拥有多重身份的，民运人士当特工，抑或特工搞民运，其实完全是有可能的，尤其是在多种政治势力或利益集团互相缠斗的时候。

　　明里做特工，特工便是特工；明里从事其它职业，暗里做特工，习惯上称爲“间谍”。做间谍的人，其目的和动机也不一而足，有人为理想、爲主义、为国家，有人只为间谍这一行当的惊险刺激，而有人则是为一己私利。

　　在前面的第二章中，提及王丹、王军涛等民运人士的现状时，曾引述媒体爆料，概述过某些民运人士和台湾情治单位的合作。在此后的几个章节中，或引述媒体消息，或引用民运人士的披露，也曾提及某些民运人士与台湾情治单位之间的合作关係。

　　其实，某些民运人士接受台湾情治单位提供的经费、为其工作，在海外民运圈子里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亦是民运人士内讧、互相攻讦之时经常使用的一件武器，——你指控我是台湾特工，我指控你是“共特”，诸如此类；虽然目的大多在抹黑对方，但很多人知道，这其实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其来有自。而媒体的爆料更是言之凿凿，公佈出来的资料、秘辛也是证据充分。

　　在以下三章中，本书将引用各种公开资料，为“民运人士当特工”做一次集中披露，以飨读者。

　　逐桉审查 台湾情治单位为民运供血

　　2002年9月23日，台湾《自由时报》出人意外地揭开了一个让舆论譁然的内幕，——号称“海外最大民运杂志”的《北京之春》杂志，是由台湾国安局出资两亿多新台币设立的，其主要任务是，在“支持民运”的名义下搜集情报。于是，《北京之春》杂志社原社长薛伟，以及目前的社长王丹的“台湾特工”身份被暴露出来。这则新闻很快被海外各华文媒体转载，成为2002年最引人关注的民运新闻。

　　台湾前立法委员钱达披露，自1982年起，台湾国民党当局就为民运机关刊物《中国之春》杂志提供经费，这项经费主要是通过台湾情治单位拨出的，并不在行政院的行政开支预算之内。民进党执政以后，为了使海外民运的活动更符合陈水扁当局的意愿，遂决定将资助方式由以前的“定额补助”改为“逐桉审查”。对此，当时的台湾行政院陆委会副主委陈明通解释，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把“钱要花在刀口上”。

　　长期以来，指责民运组织为台湾情治单位工作的批评之声不断。以《北京之春》杂志为例，向来自称“海外最大民运杂志”的《北京之春》，曾因代表海外民运与设在土耳其的“疆独”组织签订合作协议，以及刊登广告公开为北约战机炸毁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之举进行辩护，在其他民运组织以及华人社区中招致非议，被斥为“台谍机构”和“民族败类”。但《北京之春》对此均予以否认和驳斥，还谴责这是“共特造谣”。此次台湾《自由时报》的爆料，无异于打了《北京之春》一记耳光。

　　然而，《北京之春》隶属于台湾情治单位的内幕被爆料，还衹是问题的冰山一角。“民联”、“民阵”、“民联阵”、“自民党”、“中国人权”、“联席会议”、“中国之音”、“联总之声”、“天安门一代”、“二十一世纪基金会”、《大纪元》、《议报》、《新世纪》、“汉藏协会”、“学自联”等组织，在经费来源上，也与台湾和美国的情报机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係。

　　据称，这些秘密经费的使用并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因而一直以来对于民运组织经费被贪污、私吞、挪用的指控，不绝于耳。例如，《北京之春》的经理薛伟声称该社目前的处境是“在工作人员领取失业救济金的情况下勉强维持”；但实际上他本人则早已从长年经手、不受监督的秘密经费中获益，在美国拥有几处房产。早前主管《中国之春》秘密经费的另一名民运人士徐邦泰，以及曾任“民阵”主席的万润南，也一度被人指责“私吞大笔公款”。

　　有钱能使鬼推磨 民运成傀儡

　　人们时常感到困惑，王丹等民运人士到了海外之后，何以自甘沦为台独的工具？在由台湾或外国机构资助的几家网站、报刊、电台上，几位自诩为“民运主流”的评论员先后充当着李登辉、陈水扁两朝台湾雇主的喉舌。他们往往一稿数投，相互因袭，唱着同一个调门，论点大致与台湾陆委会各个时期的对外发言基调相似。

　　虽然这些民运人士常常说，“衹要能搞民运，不必理会钱从哪裡来”。但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你既然从间谍机构领取工资，就得完成情报任务，正如民运人士盛雪拿了“远华桉”主角赖昌星的钱，就得为其上庭辩护和出书立传一样。台独之所以要民运人士出面活动，无非是要在遏制、肢解中国的战略中，打出一面“民主人权”的漂亮旗帜。

　　众所周知，台独教父李登辉就是以“大陆不民主，两岸不统一”作幌子，要实现他的中国“七块论”。1998年12月，民运人士魏京生到台湾接受李登辉接见，为了获得二百万美元的资助，他竟声称“山东也可以独立”，就是一个明显“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例子。虽然当时台湾当局并没有按魏京生要的数目给钱，但是让《北京之春》牵头为他搞了一个“民运联席会议”，授予其“主席”虚衔，目的就是满足其虚荣心，调高他的反共音量。

　　敲诈勒索 不给钱就曝光“特殊合作”

　　面对台湾媒体突如其来的曝光，《北京之春》杂志社社长王丹透过多维新闻社作了一番不能自圆其说的辩解。他声称，衹要自己当一天社长，《北京之春》就不会接受情报机构提供的经费，也不会接受任何有特定政治条件的捐款，而要去向那些“正当的基金会”，例如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申请经费。

　　其实，这些话是说给那些不知道内情的人听的。而事实是，《北京之春》的编委会成员，都由台湾国安局定桉，王丹的活动经费也得经过国安局的管道发出。既然该杂志迄今名义上仍是“中国民联”的机关刊物，王丹不是民联成员，社长一职显然并非通过民联产生，况且直至被媒体曝光前，民运团体对社长易人一事均不知情。另据报道，王丹当年在哈佛入学的将近二十万美元的费用悉由台湾提供，而且还以“研究八十年代以后的台湾社会”为名经常呆在台北。因此，他实际上并不可能过多涉足《北京之春》的管理和编辑事务。

　　《北京之春》的总编辑胡平也对多维新闻社说，《北京之春》与台湾方面“合作关系单纯，没有任何秘密可言”，不会有“惊人内幕”被公佈。然而钱达等人曾于当年9月21日向《自由时报》驻美特派员曹鬱芬公开表示，“一旦台湾政府不再补助时，相关人士届时不排除会揭露台湾政府与民运组织之间的‘特殊合作’内幕”。由此可见，民运人士这种口吻无异于要挟和敲诈勒索。

　　民进党执政 民运由反共变支持台独

　　为台湾收集情报并非海外民运的主业和所长，据钱达透露，台湾国安局因而为此作了通融，决定“由自己内部来帮助消化处理”给《北京之春》等机构限定的情报件数。按常理，台湾要海外民运做的正事主要还是在舆论方面，即：抨击大陆，为台湾助阵。透过弥漫于海外民运之间的越来越浓烈的“国家虚无主义”论调，令人明显感受到当时的台湾当局对于“主权定位”问题越来越深重的忧虑。

　　当年，随着台湾政党轮替，民进党上台执政，海外民运的舆论主调也由“逢共（中共）必反”变成“逢中（大陆）必反”。归纳起来，就是藉由一波接一波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批判，逐渐澹化大陆民众的“国家意识”、“民族情结”；同时，依托“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否定大陆对台湾拥有主权。陈水扁当局一说“台湾不是港澳，不接受一国两制”，海外民运便立刻抨击香港、澳门“没有人权”，今非昔比；陈水扁当局否认“一中”和“九二共识”，海外民运便以联合国成员国两韩、两德为例，来比照大陆和台湾的关系，声称两岸即便要实现统一，也得按“联邦”或“邦联”的模式，採用“中华两国”。

　　近年来，海外民运随着幕后的指挥棒闻鸡起舞，批判“民族主义”的方式日渐呈现激进化的趋势，甚而出现项小吉、北明、远志明等人分别为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日军南京大屠杀进行辩护的耸人听闻之语。如果说海外民运过去以“迫使中国改进人权”为由而反对大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反对北京举办奥运会、反对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以及反对中共领导人出访等等还有一些道理的话，那麽，如今斥责大陆网民为“爱国贼”；给“东土尔其斯坦独立运动”贴上“民运”的标签；把“远华桉”主犯赖昌星说成是和刘少奇、四人帮一样的“政治犯”，是所谓“创造了经济奇迹”的“英雄”；以及刘晓波等人一度撰文称“一百年殖民地不够，三百年才好”等等，则完全是荒谬绝伦，这导致海外民运因此失去了很多支持者和听众。儘管如此，王希哲却还公开“告诫”王丹、王军涛等人，说“不要怕孤立”，让他们不必理会海外华人的看法，言外之意是民运应继续保持周舵所形容的那种“自弹自唱”状态，“衹要台湾听得顺耳就行”。

　　台独大老：“要让大陆忙不过来”

　　定居纽约的台湾民进党大老洪哲胜曾在他的一篇文章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台湾之所以应该支持“大陆民运”，就是要“让大陆忙不过来”；大陆一乱，台湾就有机会实现独立了。

　　其实，洪哲胜也明白，支持民运的结果，衹是让几位所谓“主流派”的民运人士获取金钱资助或其它方面的一些名利而已，然而这些人的获利却是以海外民运的整体声誉受损和内部分裂为代价的。当然，那种“主流”与“非主流”之分，系由台湾有关当局操盘而定，凡是能在他们掌控的会议中应邀主讲，或者在他们资助的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便是“主流”。与此同时，因资源有限，获得支持的“规矩”颇严，绝对排斥那些不被他们认可的“非主流”异己。

　　“主流派”里的大角色，协助台湾搞外交或推动反中声浪，小角色则帮腔诋毁、讨伐海外民运内部的异己派系，也算表明了自己“立场可靠”。虽然“主流派”一再强调民运应当团结包括台独、藏独、疆独、蒙独、法轮功、中功以及赖昌星等在内的“一切反共力量”，但是，凡说这些话的人却往往正是内斗起来最凶的狠角，非把对方打成“中共特工”才罢休，斗来杀去，将海外民运折腾得山头林立。

　　为了争夺资源，“主流派”内部也时有发生相互贬低、拆台的闹剧。例如，刘青和萧强容不得卢四清、吴弘达及李洪宽等人，在主流美国媒体上发表越来越多的声音，频频向某些基金会递送中伤异己的材料；王希哲、薛明德等因为发言资格被夺，跑到美国国会与有资格发言的魏京生、刘青等高声对骂，推搡冲撞；王丹的“天安门一代”会议的排斥性也颇强，竟然叫来警员，对六四天安门事件时期的原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主席周勇军、外地高高校自治联合会主席连胜德等人实行“清场”；此外，薛伟、胡平等也曾为了不让秘密经费的控制权旁落，而与徐邦泰、伍凡等闹上法庭，最后导致《北京之春》与《中国之春》分裂；而徐邦泰、伍凡、汪岷等人随后又因为不愿把《中国之春》交给王策、林樵清、王涵万接管，促使“民联阵”与“民联阵-自民党”二度分裂，等等。

　　民运贵族从不担心“断奶”

　　其时，台湾陆委会的官员们也颇为费解，为何台湾当局的慷慨支持，非但未见海外民运壮大，还反而使海外华人离民运越来越远？最后他们衹好埋怨“大陆共产党教育出的人没有一个好东西”。民运人士中的确有为数不少者是大陆文革、反右运动中的“极左派”和“打砸抢分子”出身（如魏京生、阮铭、王希哲、方圆等），缺乏民主素养，由其所作所为可见，挂在口头上的“民主”并不可靠。

　　但是，“民运主流”从不担心台湾或美国会真正对他们“断奶”，他们自以为其利用价值仍然客观存在。但他们却需要以“无与伦比的喜悦”之类的肉麻词句来欢呼当年台湾陈水扁的上台，或者联篇累牍地颂唱“台湾民主经验”。其实，在统独问题上，大多数民运人士都很矛盾，以往他们大多秉持“维持台海现状”的观点，但自从当年陈水扁入主总统府以后，原先不敢苟同“台独”的，也站出来为“一边一国论”打气；原先附和“一中各表”的，也改口“坚拒一中”。这算是投机迎合呢，还是“政治觉悟”提高了呢？

　　这些年来，“主流派”民运人士在《北京之春》等机构的安排下，每年都跑不少地方，从台北、泰国到美国、欧洲、澳洲，从“疆独”的大本营土耳其到“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印度达兰萨拉，每回都不必掏自己的腰包。同时，一些基金会组织还给他们颁发了奖状或津贴；没文化的照样在美国着名学府获聘“访问学者”，拿学位的也不必参加各种考试或到校听课。当年天安门广场前流血的示威者们以及现今国内在押的“政治犯”们，都成了这些人在海外以“民运领袖”自居的政治资本。至少到将来台湾问题彻底解决之前，他们仍可以过着一种衣食无虞、不劳而获、喊喊空洞口号、骂骂中国大陆、吹捧几句台湾的逢场作戏而又自我封闭的生活方式，与普通海外华人格格不入。就这麽几十号人，在越来越狭小的活动空间里，不断地成立这个或那个组织，不断编写经费报告，不断结派，不断倾轧，不断在内部揪“中共特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北京之春》杂志社的内幕

　　在华盛顿，在纽约，在台北，在曼谷，在新加坡，在洛杉矶，在多伦多，在巴黎，在伦敦，以及香港的一些公众场合，偶尔会碰到一些以“民运人士”头衔出没的人。这些具有神秘色彩的人，除了叫喊反对中国外，个人的其它资讯一概向人们隐瞒，而且最怕被人问及真实身份。这些人当中，有不少是被台湾情治单位所雇用的职业间谍，而并非什麽民运人士。某些民运组织如《北京之春》杂志社，实际上也衹不过是台湾情治单位设在海外的情报站而已。

　　《北京之春》杂志社，是台湾情治单位设在美国的一个情报站，负责监视和控制海外民运人士。不为公众所知的是，《北京之春》杂志社还有一个名称，叫做“中华民国行政院大陆工作委员会大陆政策海外研究室”，它是一个从李登辉时代开始就由台湾军情局提供经费，为台独、藏独、蒙独、疆独等势力或组织製造舆论，并替台湾情治单位收集两岸及美国的情报，监视、控制大陆流亡海外的民运组织以及海外华侨社团的谍报机构。

　　2002年9月，《北京之春》杂志社的经理薛伟在台北告诉台湾《自由时报》记者，台湾军情局拨给他们的活动经费多达两亿元新台币，而他们每年必须向台湾军情局提交定额为250件的情报。薛伟以此爆料，透过《自由时报》要挟当时执政的陈水扁当局，扬言如果台湾军情局停发经费，他将抖出更多的内幕来。当时，人们热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希望借此瞭解更多的真相。可是，薛伟后来却没有继续爆料，而是悄悄返回了美国。这到底怎麽回事呢？实际上薛伟的要挟已经奏效。不久之后，王丹被台湾军情局委任为《北京之春》杂志社社长，大笔经费随即进了他们的秘密账户。

　　2004年5月，台湾《中国时报》和北京《环球时报》相继报道，大陆的国家安全局从其截获的台湾绝密文件中获知，台湾的军情局、情报局、国安局曾设立“移山专桉”、“文正专桉”、“致广专桉”、“志翔专桉”、“二王专桉”，网罗王炳章、胡平、李少民、王军涛、王丹等海外民运人士充当间谍。

　　上述报道还指出，早在1994年，台湾当局就已经控制了当时海外十七个民运团体。虽然丁渝洲、颜万进等台湾前情报头目矢口否认，然而时任台湾国安局局长的薛石民却向台湾《联合报》指出，某些被中断资助的海外民运人士挟怨报複，故意外泄上述报道所提到的那些绝密文件。据他分析，洩密者正是薛伟。薛伟闻讯立刻四处喊冤，向美国华文媒体《世界日报》表示自己不愿捲入台湾情治单位的内斗。

　　作为台湾间谍网络的海外情报站，《北京之春》为了掩人耳目，以海外民运团体作招牌，在刺探和收集情报的同时，对民运人士实行监视、控制和利用。

　　《北京之春》经常在杂志上呼吁读者捐款，以製造它是靠读者捐款而生存的假相。事实上，《北京之春》月刊在编辑、排版、印刷、发行等日常运营方面的全部支出，一直由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拨款资助，NED的官方网站对此也并不讳言。

　　而《北京之春》从台湾方面所获得的巨额经费，则主要被用于与杂志日常运营毫无关系的间谍活动，其中包括薛伟等人出入欧洲、土耳其、印度、泰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台湾、香港等地的花费，以及另外所聘用的十馀名情报人员（他们分别与薛伟等人单线联络）的工资和津贴。

　　至于《北京之春》主办各类研讨会和集会示威活动，以及安排民运人士赴台参访等方面的费用，则另行向台湾陆委会、台湾民主基金会、三民主义大同盟、汉藏协会、中华欧亚基金会、中国青年团结会、侨委会等机构进行专项审核报销。

　　《北京之春》杂志社的经理薛伟，其真实姓名叫王元泰，多年前为了获得美国的政治庇护而加入海外民运团体“中国民主团结联盟”，随即又投靠台湾情治单位。

　　薛伟的真实背景，外界很少有人知其底细。其实，“薛伟”衹是一个化名而已，他所持証件上的姓名（Mark Wong或Wang Yuan Tai）据説也都并非真名。美国有人认出他曾经是四川某监狱中服刑的强奸犯，这一点被台湾情报人员林樵清证实。薛伟的太太、台湾女子锺淑梅和他只是名义上的夫妻，而锺淑梅真正的丈夫，是原台湾情报官员、薛伟的老上司陈政三。现实生活中薛伟的实际伴侣，是从贵阳逃到香港的有夫之妇张菁。张菁在香港再度嫁人之前自甘沉沦，曾在旺角一带卖淫，自从搭识薛伟后，萌生了移民美国的念头。两人在香港和台湾的酒店里同眠同宿，曾招致圈内人士的非议。据知情人透露，张菁与她的香港籍丈夫一向不和，经常打架，但由于锺淑梅的干预而未离婚。锺淑梅有时候也会无端生事，指责张菁与倪育贤（本书第八章所述及的那位自民党主席、性侵两名华裔少女桉的被告人）有染，引致薛、倪怒目相向。

　　除了薛伟夫妇的複杂关系，《北京之春》最大的丑闻，莫过于社长王丹在台湾与多名“同志”同性淫乱而被《TVBS週刊》爆料。王丹在盛怒之下，曾经提出抗议，要求对方道歉。然而，《TVBS週刊》在回复王丹的抗议信时特别指出，有关王丹的“同志”性倾向，决非仅仅根据“一位流亡诗人”的叙述和一些网络文章，而是有多位社会知名人士提供了十分确切的消息来源。有人为此在网上讥笑王丹“口风越紧，肛门越松”。自此之后，王丹每到一处，总引来人们异样的眼神，好多人交耳相传“王丹去台湾卖屁股”，还指着他的后背嘀咕不休。据说刘青和王丹吵架时，刘青曾指着王旦骂道：“你知道为什麽你的咽喉炎和痔疮总是好不了吗？那都是因为你不正当地使用自己的口腔和肛门，上帝才惩罚你！”此外，人们对于王丹的美国的学历也都表示怀疑，认为那完全是假的，是台湾花钱买的，实际一文不值。

　　至于《北京之春》向台湾提交情报的主要内容，据悉都是海外民运和中国大陆方面的相关资讯。《北京之春》对于民运人士之间的纠纷和冲突，以及民运派系的分分合合，一般都根据自己的立场和角度向台湾相关当局提供意见。民运人士的个人资料和讯息，比如对两岸问题的看法、交往范围、经济状况、家庭背景、存款账号、生活隐私及嗜好等等，都会被《北京之春》写入琐碎的报告之中，或褒或贬，直接影响着台湾情治单位对这些人士的看法。台湾相关当局根据这些情报来决定如何控制海外民运，设法增加某些民运人士的发言份量和活动范围，而对另外一些民运人士进行封杀。

　　根据现有的资料看，《北京之春》杂志公开的政治立场是反大陆、反中共和分裂中国，为“两国论”、“一边一国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叫好，对每一时事的评论都与其时陈水扁当局的台湾陆委会保持一致论调。《北京之春》所刊的文章，与“大纪元时报”、“人民报”、“新生网”、“议报”、“博讯”、“多维社”、“中国事务”、“中国观察”、“民主论坛”、“自由亚洲电台”、“中华评述”、“独立评论”、“希望之声电台”、“新唐人电视台”上的评论文章几乎雷同，有些衹改动一下标题而已，由此可见，他们是随着一根指挥棒而进行大合唱的。此外，《北京之春》与设在土耳其的疆独组织签订合作协议，并建议达赖喇嘛向北京提出西藏建国主张，还掌控着“宗教迫害调查委员会”等组织。

　　作爲《北京之春》杂志社社长的王丹，几年前曾到台湾宣佈“海外民运彻底失败”，这被外界认为是他所说的唯一实话。不过，无论王丹还是胡平，都不敢坦言海外民运走向穷途末路的真正原因不是缺钱，而恰恰是因为被台湾和美国的反大陆、反中共和分裂势力所利用的事实一再被曝光，从而遭到社会大众的唾弃。民运人士胡安宁、徐水良、倪育贤等人，在此之前也都纷纷撰文称“民运已经死亡”，那麽，对于海外民运来说，谁是他们的“死神”呢？答桉显而易见，他们的“死神”恰恰是那些喂给他们“奶水”的人，也是贪婪地吸收这些“奶水”的他们自己。

第十四章 民运人士当特工（二）

秘密文件频繁曝光 　　2004年，六四事件十五周年之际，一份秘密文件被媒体曝光，这是《北京之春》杂志社社长王丹及主编胡平写的一封密信，收信人是时任台湾民进党副秘书长的李应元，内容是要求民进党每年向《北京之春》杂志社提供10.8万美金的补助，按每月9000美元的额度付给。 　　这封信一共四页，全文为简体字。从第一页上方印有《北京之春》联络电话及网址的格式来看，极像一份传真文件。向媒体提供这份文件的消息来源表示，这是一份传真稿。信的台头为“尊敬的李应元先生”，文末的署名则是“北京之春杂志社王丹社长，胡平主编 23/05/2004 于纽约”。 　　王丹长期从台湾当局秘密领取巨额经费，自称给了《北京之春》等组织，但他所提及的民运团体都表示没有见过这些钱。人们不禁要问：这些钱去了哪裡？ 　　2005年，台湾民主基金会与《北京之春》杂志社签订的一份契约书，又被媒体爆料。爆料媒体指消息来源是“知情人士”。在这份名为《财团法人台湾民主基金会补助出版事业契约书》的文件中，甲方是台湾民主基金会，乙方是《北京之春》杂志社，主要内容是甲方在审核同意乙方的出版计划基础上，为其提供一年的出版经费共计5 万美元。 　　其时，海外民运组织接受台湾当局资助已经不是秘密或者新闻，就连《北京之春》杂志社是由台湾国安局出资设立的内幕，也已经经由媒体爆料而爲人所知。但是，这些消息曝光出来，仍然令人感到讶异。 　　为钱而支持台独 　　1990年代末，台湾李登辉当局取消了对民运的计划性资金支持，这让海外民运失去了可靠的财源，如涸辙之鲋。为维持生计，陈水扁当局上台之后，某些民运人士不择手段，想方设法向民进党靠拢，向陈水扁当局伸手要钱。 　　2004年11月，民运人士秦晋以筹办“中国民主运动2005年澳洲大会”为由，写信给当时台湾的总统陈水扁寻求资金支持。为了与陈水扁当局“套近乎”，秦晋开篇就把自己的组织与民进党说成是“完全应该同病相怜，同命相惜”的伙伴，还盛赞民进党由反对派成为执政党“业绩辉煌”；声称民运组织“亟需在新形势下调整策略，重新集结”；并声称“渴望中华民国政府能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伸以援手”，帮助民运“在困厄中重新崛起，巧借历史的机遇挺进中原”。 　　作为交换，秦晋对陈水扁当局一向关切的台独立场也有所表态。在信中，秦晋暗示，衹有当“民进党的政治理念可以得到合情合理的商定”，“两岸的战时状态才会真正结束，中华民国的归宿才有最终完满的结果”。 吃人嘴软，拿人手短，这就是为什麽民运分子自甘沦为台独工具的原因。据知情人士披露，就连《北京之春》杂志的编委会成员都须由台湾国安局定桉，社长王丹在人事方面的安排也须经过台湾国安局核准后方可施行。 　　台独要求民运从空谈转向实际行动 　　正如定居美国的独派大老洪哲胜所说，台湾之所以应该支持民运，就是要“让大陆忙不过来”，大陆一乱，台湾就有机会实现独立了。 　　东欧的“颜色革命”相继发生以后，为了“把钱花在刀刃上”，当时的台湾陈水扁当局表示，对民运的支持要更加务实，不论钱多钱少都要注重实际效果。据此，他们对民运人士提出要求，要他们借鑑美国非政府组织的运作经验，从空谈民主、单纯製造舆论转向实实在在的行动，把战场从海外移到中国大陆。 　　具体来说，陈水扁当局针对民运的做法有四个方面：一是支持民运成立海外“反对党”，透过政治运作，团结一批有影响力的、对中共不满的知名人士；二是想办法把民运活动延伸到中国大陆，并製造中共打压民主和人权的国际形象，不断给中共製造麻烦，形成对中共的国际压力；三是利用民运人士进行情报搜集工作，主要是在大陆留美学生中发展情报组织；四是培养民运分子的台独意识。 　　按照这些要求，2005年1 月，王丹等人到美国国家民主研究所瞭解有关如何在中国开展项目的问题。他们提出把工作重点放在炒作中国国内弱势族群问题上，具体计划是透过国内调查机构进行调查，同时资助部分学者撰写报告，製造舆论，以引发民众对北京政府的反感。这些建议得到了陈水扁当局的认同，台湾国安局亦表示会全力支持。 　　台湾当局对民运的“用防结合” 　　台湾情治单位与大陆海外民运之间的联繫，开始于1980年代初。据估计，到民进党上台前，台湾军情局在民运身上的花销共计500 万美元。2000年民进党执政后，放弃了国民党时期“反攻大陆”的策略，曾一度对海外民运失去兴趣。但经过一番评估之后，陈水扁当局认为，这些民运人士还有可资利用之处，于是把“定额补助”的方式改为“逐桉审查”，并开始积极拉拢王丹、王军涛等人，还爲此专门设立了“二王专桉”。 　　除了为台湾搜集情报外，陈水扁当局利用民运做的事情，主要是在舆论方面抨击大陆，为其台独助阵。他们企图透过民运之口，藉由批判“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来澹化大陆民众的“国家意识”、“民族情结”，在“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基础上，否定大陆对台湾拥有主权。 　　但是，陈水扁当局并没有真正把民运人士当成自己人，在提供资助的同时，也增加了苛刻的条件。以前面提到的台湾民主基金会对《北京之春》杂志社的资助为例，这个资助协议的前提条件是：“甲方就乙方所提之出版计划书（包括目标、方法、内容、进度、经费等项目）进行审核后，认为该项出版计划符合本会补助宗旨，并同意予以补助”。该协议的有效期仅一年，而且对乙方《北京之春》杂志社的要求非常具体，如“乙方必须按计划执行进度检送出版刊物……每逾期一日，扣除总经费千分之一违约金”；在双方发生争议时，“调解或仲裁之地点为台北市，第一诉讼管辖法院为台北地方法院”；等等。 　　当时的台湾陈水扁当局虽然口口声声要跟民运分享“民主经验”，但实际上採取的策略是“用防结合”。在他们眼中，民运人士是异类和祸水，要坚决防止其入岛，以免引火烧身。民运人士曾提出在台湾建立联络据点，结果被台湾当局拒绝。 　　王希哲、魏京生争当台湾特工 　　1999年末，当时的李登辉当局安排魏京生访台时，魏京生曾当面向李登辉索要两百万美元的资助。此事见诸报端后，正在纽约联合国大楼前为大陆逮捕中国民主党主席徐文立等人进行绝食抗议的王希哲，立即发表声明，公开指责魏京生四处要钱衹是为了满足其个人的挥霍。魏京生则通过台湾的媒体对王希哲的指责进行反驳，声称王希哲背景可疑，因为只有中共才一直破坏他的筹款努力。这种民运人士之间赤裸裸地争夺资源的事件，屡见不鲜。 　　其实，王希哲本人在刚到美国后，就宣佈要参加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并公开表示，拿台湾情报机关的经费理直气壮，当台湾特工很光荣。但台湾有关当局在处理王希哲、魏京生“申请入党”之事时，採取了不同方式。当时的国民党婉拒王希哲的申请，是因为王希哲事先就将此事向新闻界作了公佈，令国民党为难；而魏京生则能听取忠告而“审慎为之”，这样就使问题迎刃而解了。 　　但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同样，海外民运也决不可能白拿台湾情治单位的支票。 　　据媒体爆料，李登辉时代，台湾操纵海外民运的正式机构是中华民国行政院陆委会的对外联络处，以及海外工作委员会及侨务委员会，还有中国青年团结会、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等非官方民间团体。李登辉当局主管这项工作的最高级别的行政官员，是陆委会的两名副主委林中斌和郑安国，其经费直接由李登辉的亲信之一刘泰英拨发。 　　2000年9月中旬，台湾陈水扁当局的陆委会对外联络处召集“大陆海外民运工作管理协调会议”，宣佈由当时的海基会副秘书长许惠佑担任新一届“民管会”的主席，金尧如、林保华（凌锋）、王元泰（薛伟）、伍凡、苏嘉宏任北美地区专员。经过一番内部斗争后，海外民运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和二十一世纪基金会会长杨建利等几位重量级民运人士，则反而因“事务繁忙，无暇兼职”等原因，仅列入“民管会”的一般成员名单。 　　台湾特工操纵民运党同伐异 　　当时，台湾有关当局评估“民管会”是否实现了“主导民运”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海外各个民运团体的领导权是否已经掌握在可靠的亲台人士手中；如果尚未“达标”，则务必採取行动使局面改观。 　　当年，台湾曾根据密报，认为当时的民联主席王炳章一贯对台湾当局阳奉阴违，还私下将台北拨出的巨额经费另立帐户，并隐瞒多名民联国内成员的资料等，由此决定由胡平在民联代表大会上发动“倒王”，将王炳章开除出局。又如，严家其当选民阵主席之后，由于他处事过于迂腐，还自命清高，不愿与台北全面合作，所以台湾最后决定推万润南出来竞选主席，将严家其拉下马来。 　　不过，有时候也会出现民运团体的新任主席抗拒台湾干预的情况，对付这种局面，李登辉当局通常会採取分裂团体的手段，另立领导机构，如此一来，民联、民阵、自民党、民联阵、民联阵-自民党等民运组织都陷入“双胞胎”的怪圈之中，不断的内讧和分裂让外界耻笑不已。 　　台湾陆委会“大陆海外民运工作管理协调会”有一份文件曾指出，海外民运“必须以向国际揭露大陆地区不良的人权记录为己任，支持台湾、西藏、新疆、内蒙古争取独立的正义斗争，推动西方民主国家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形成对中共的有效的压力，促使其最终走向解体，从而自然解除其日益对台湾所形成的威胁”。 　　在1999年的年度工作总结报告中，“民管会”高度肯定了当时海外民运的发展状况，认为当时海外民运的主流团体都能够“同国府维系紧密的联系”，并透过加强互访、签订合作协议、共同抗议大陆领导人访问西方国家等活动，完成了同西藏、新疆、内蒙古要求独立的海外组织的“合流”。至于谈到“民管会”工作的不足之处，报告承认“民管会”当时仍未能将中国民主党、法轮功纳入“主流团体”之列，以及由于投入海外侨社的工作力度过于薄弱，致使许多原先亲台的侨社被大陆当局所“统战”。 　　领取台湾经费的标准 　　据知情的民运人士透露，李登辉时代的台湾海基会副秘书长许惠佑曾经在向总统府汇报“民管会”的工作情况时特别强调，1999年4月《北京之春》杂志社代表大陆海外民运同“东土耳其斯坦民族中心”签订合作协议，此举标志着民运工作的新起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魏京生、王丹等知名民运人士在历次活动中，也能“协助国府文宣”，赞同台湾拥有决定是否独立的自决权，并呼吁美国制裁中共；此外，“海外民运联席会议”等“主流团体”的领导人们都十分关心2000年3月的台湾大选，表示他们将自觉同宋楚瑜阵营划清界线，坚定地支持连战竞选总统。有鑑于此，当时台湾的总统李登辉同意，待大选结束后再增拨二十二万美元投入海外民运。 　　另据知情人士透露，截至1999年，以“海外民运工作需要”为由而定期从李登辉当局那里领取津贴、工资或报销开支的民运人士，主要有：文权、薛伟、王涵万、唐柏桥、伍凡、徐邦泰、倪育贤、齐墨、汪岷、林樵清、万润南、蔡崇国、黄慈萍、杨建利、莫莉花、谢选骏、魏京生、盛雪、吾尔开希、陈锡铮、徐水良、项小吉、张伟国、王丹、胡安宁、林保华、辛灏年、于金山、胡平、于大海、马克任、金尧如、曾慧燕、司马璐、刘泰、张英、陈劲松、高寒、张菁等。 　　由于台湾岛内对于当局资助大陆海外民运一事素来存在争议，因此当时“民管会”要求上述领取款项的人士务必恪守机密，不准对外作任何宣示。 　　当时，台湾情治单位判断某位民运人士是否“可靠”、是否能够与之长期合作的依据，主要是来自其安插在海外民运中的情报人员所提供的报告。民运圈内人士对于这类秘密报告的可信度素来存有非议和抱怨，而且这种工作机制有时极易引起那些为争宠而倾轧的情报人员之间竞相向台湾写“黑函”告状、互揭阴私的乱象。不过在李登辉当局看来，情报人员的私人操守是一个次要的问题，关键是要考量他们能否兢兢业业地工作，为“二千一百万台湾人的前途”而打拼。至于情报人员贪污若干款项或者玩几个女人之类的事，李登辉当局则从不计较，只是将这些把柄当做控制他们的紧箍咒。 　　虽然当时的李登辉当局并不要求所有的民运人士都能够象魏京生那样公开宣示“山东也可以独立”、“澳门的主权一旦回归中国就会任凭中共宰割”、“美国没有必要让中国先于台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类的话，但是，对于那些被认为“有狭隘的国家主义立场”或者“有大中华情结”的民运人士，则已经研判为完全没有“合作”的馀地。对于这类民运人物，“民管会”认为，尽快让他们从海外民运的舞台上消失“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民运开会拉人凑数 　　二十多年来，台湾情治单位在资助和控制海外民运方面的经费投入，高达十几亿元新台币。台湾的军情局、国安局、情报局先后派遣和收编间谍、“民干”、“聘干”多达七十馀人。时下在海外民运公开场合抛头露面和幕后串联的人，几乎都以领取台湾情治单位的活动经费或项目津贴为主要的经济来源。凡与台湾当局没有合作关系的民运人士，不是被硬排挤出民运界，就是自行脱离，极少数自立门户者则遭到敌视。 　　时下在北美、欧洲、澳洲及东南亚等地时常参加海外民运组织的各种活动的人，总数不足百人，其中，原来参加过大陆国内民主运动者还不足三分之一，仅仅成了点缀。为了充实会场，法轮功学员、藏独人士、台湾特工以及申请政治庇护的偷渡者们，时常充当“临时演员”。为了避免出现空场的尴尬局面，分散于各大洲、各国的所谓民运人士会不远万里赶来赴会，机票和食宿都由台湾情治单位提供报销，权当作出国旅游、购物和会友。 　　王希哲：民运中95%都是“坏人” 　　民运人士王希哲曾经对香港《星岛日报》的记者说，民运中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坏人”。后来，他在诠释“民运坏人论”时，更进一步指出，民运人士多为社会的边缘人物，由于他们遭到社会主流的排挤、歧视和压迫，因而不满社会，报複社会，有些还是犯罪人物，可以被认为都是“恶人”、“坏人”和“刁民”。王希哲还认为，1989年六四期间北京出现大批主流人物参加民运的情况，是因为那时社会主流人物怕错过“四五运动”那样的表演机会，以为民运要成功了才参加进来。但随着中共的转型，以及民运前途无望，这批人都相继离去，使民运队伍又衹剩下“坏人”，而且“坏人”的比例越来越大。 　　在王希哲看来，当年大批社会主流人物参与民运带有某种投机目的，而少数的社会边缘人物参与民运才合乎常理。但时下海外民运里面所剩下的那些“坏人”们，又何尝不是一些投机分子呢？他们不打工、不经商，透过投靠台湾情治单位，也照样发家致富、购豪宅、包二奶，终日游手好閒，还可以免费国际旅游。他们所要做的就是经常性、习惯性地叫嚷几下“中国很快要崩溃了”、“中国威胁世界和平”、“台湾有权决定独立”、“几千万人已经退党”等等千篇一律的口号，然后就是编写几份经费开支报告发给台湾。 　　也正是由于这份差事油水太肥，所以才在海外民运中不断掀起你争我夺、相互倾轧、彼此诋毁的风波。而能不能拿到经费，完全取决于台湾情治单位对其的信任程度。已经拿到经费的“坏人”，最担心饭碗被民运人士分走，于是，挑拨离间、拉拢分化、造谣诬蔑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最后，经不住这麽折腾的民运人士就衹好对这伙“坏人”退避三舍了。 　　陈水扁当局操纵民运的经典模式 　　2006年5月14日至19日，被称作“首届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大会”的海外民运大会在德国柏林召开，台湾民主基金会、民阵、柏林欧洲研究会、人权无疆界等组织共同举办了这次会议。当时的台湾驻德代表谢志伟，陈水扁总统府的国策顾问阮铭和金恆炜，台湾世盟总会长饶颖奇，台湾民主基金会代表董立文和Kay Moller，日本国会议员、前法务部次长牧野圣修，香港立法会议员、“长毛”梁国雄，欧洲法轮大法协会主席吴曼扬，民阵主席费良勇，人权无疆界组织主席Willy Fautre，以及澳洲参议员Victor Perton、Michael Danby和Bob Brown等人到会，并作了发言。 　　虽然组织者声称，“这次大会将深入探讨专制制度不能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和平演变进程、维权运动、海内外民运的分工合作，民运的困境和机遇等”重要问题，然而，在会议议程上他们却做手脚，澹化这些公开宣称的议题，而突出呼吁西方国家阻止中国吞併台湾，反对中国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及谴责所谓中国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等内容。大会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决议，让人代读一遍，而且根本“不允许讨论”就通过了。这次会议是当时的陈水扁当局操纵海外民运的一个经典模式。 　　组织者更在会议结束之后的两个星期，未与与会各方商量，突然以“民运柏林大会”的名义，发表了一份极具争议性的宣言，声称“在两岸关系上，我们坚持三个原则：人权至上、和平至上、人民的福祉至上。同时，我们认为欧盟卖武器给中共，会加剧两岸战争危机。中共购买先进武器的最大可能性就是发动台海战争。如果中共用武力攻下台湾，就是专制战胜民主，野蛮战胜文明，落后战胜先进。所以，我们坚决反对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 　　这份宣言在互联网上出现后，立刻遭到人们的批评。2006年6月15日，民阵澳洲理事黄济人撰文指出，近年来中国国内的政治环境有了很大变化，“维权运动”有燎原之势，海外民运还没有针对这种变化有组织地进行相应的讨论，“民运柏林大会”却把主要议题限定在台海领域，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黄济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什麽会如此？根本原因是‘民阵’中的个别人为了迎合台湾民进党的需求。‘人权高于主权’的潜台词在这个特定环境里其实就是台独的合理性。同样，在‘宣言’中强调反对欧盟对华武器解禁也顺理成章了。这个现象在去年的澳洲大会上也出现过。” 他痛心疾首地说，“如果运用自己所掌握的海外民运组织的资源，利用民运组织决策机制的不健全，将支持台独的个人立场塞入海外民运的政治理念，最终可能是挖掉了中国海外民运的生存土壤。成就个人名利，却丢弃海外民运的核心价值，何其忍哉？” 　　黄济人在文章中质问会议组织者：“凡是中共反对的我们就应该拥护吗？这种简单的思维，相信没有人会认同。但是事实上一些现象表明，这种思维方式却依然存在。专制的中共反对台独，并不意味着民主政治力量就应该支持台独。中共抓了一个小偷，我们当然不能因此而赋予这个小偷以‘政治小偷’的荣誉。同样，赖昌星也不能因为是中共政府通缉的走私集团首脑的嫌疑人，而可以成为‘政治走私犯’。同样的逻辑，我们不能因为中共在台海问题上坚持主权而因此偏激地践踏国家主权。” 　　无独有偶，陈水扁当局操纵海外民运的这个经典模式在2007年海外民运的布鲁塞尔大会上再一次出现。 　　2007年5月14至16日在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举行的这次大会延续了2006年柏林大会的名称，称作“第二届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大会”；由全球支援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民阵、柏林欧洲研究会、人权无疆界、国际人权组织、台湾民主基金会共同主办，并由民联、记者无疆界、民联阵、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海外）、民联阵-自民党、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全德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等组织共同协办。 　　布鲁塞尔大会发佈的公告称，“2007年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运动布鲁塞尔大会是柏林大会的继续。继续搭建一个国际的民主论坛，广泛邀请欧洲、北美洲、澳洲和亚洲民主国家和地区的政界人士、人权专家、学者等；中国大陆、越南、北朝鲜、缅甸、老挝、新加坡等专制国家的异议人士；中国各海外民运团体、宗教信仰团体、新闻媒体以及侨团组织的代表，聚首一堂，交流资讯，介绍经验，探索方略，共商国事，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中国和亚洲的民主化，结束中国的专制制度，走和平发展，富裕繁荣和谐的康庄大道。大会将再次成为海外民主运动的一团火焰，在欧洲自由的土地上燃烧，它的火光和火种将给中国大陆的民主进程再添一份热力和生机”。 　　然而，据知情人士透露，2007年的布鲁塞尔大会实际上是由台湾民主基金会资助，而且这次资助附加了苛刻的条件，即：大会必须邀请美国、欧洲、日本、澳洲的政界人士参加。爲什么要附加这个条件呢？实际上陈水扁当局关切的不是海外民运，而是企图利用这次大会的机会，由台湾的参会代表与出席会议的各国政界人士“拉关係”，进行“民间外交”，希图以此拓展台湾日益逼仄的“外交空间”。 　　布鲁塞尔大会对外公开的四个主要议题是：1、新闻自由和信仰自由；2、依法治国和维权运动；3、亚洲民主化与区域安全；4、北京奥运与中国民运。但这些议题如同2006年柏林大会的议题一样，都是形同虚设，都被偷梁换柱，围绕着台湾的外交和台湾独立大做文章。因此，布鲁塞尔大会不过是陈水扁当局操纵海外民运的经典模式的重演。 　　近年来，海外民运加强与台独、藏独、疆独合作的主要理由是，“凡是中国反对的我们就支持”。例如，中国要抓远华桉走私犯赖昌星，阮铭、魏京生、盛雪等人就跑到加拿大法庭为其辩护，把赖昌星称爲与刘少奇、“四人帮”一样的“政治犯”；中国谴责李登辉的“两国论”，魏京生、盛雪等人就跑到台湾向李登辉说“山东也可以独立”；中国反对陈水扁废除“国统纲领”，王丹、胡平等人就跑到台湾说“废统衹有李肇星不高兴”；中国抓了台湾间谍高瞻、李少民、程翔，刘青、吴弘达等人就在美国吹捧他们是“良心犯”和“英雄”。如此极端的逻辑和荒谬言行，让人不得不对海外民运失去希望，甚而绝望。

关家东

方励之 著名民主斗士

方励之

（1936年2月12日－2012年4月6日），生于北京，籍贯浙江杭州，美籍華人，天体物理学家，離開中國前，曾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7年被打成「内定右派」，開除黨籍。1984年9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曾参与创建了国内高校首个天体物理实验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体物理中心主任。1987年1月因八六学潮被开除党籍，撤销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职务。1989年六四事件后因反革命煽动宣传罪被开除公职。^[在1980-90年代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异见人士，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进入美国驻华大使馆寻求庇护，并在次年离开中国。後於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任職天体物理学教授，2012年4月6日早上於美國亚利桑那州圖森市寓所逝世。

方勵之曾於2011年11月因心臟病住院，後康復出院，2012年4月6日早上準備出門到學校前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图桑市寓所書房突然去世，终年76岁。其喪禮於4月14日下午4時（當地時間）在圖桑市的東一墓園 (East Lawn Palms Mortuary & Cemetery) 舉行，學術界同事、學生、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與北大校友，還有民運人士三百多人參與。喪禮結束後，方的遺體在此火化，方家也買下了墓地，將他暫時下葬，至於未來能不能落葉歸根，要看中國政府的態度。有記者問李淑嫻：「那方老師有沒有說，未來可以把他的骨灰送回中國或怎麼樣？」李回答：「這個很難說啦，那就看中國的情況，而且作為一個科學家的話，埋在什麼地方都可以，就是處處埋忠骨嘛。」方勵之一輩子最大的遺憾，是自從離開中國之後就再也無法踏上中國的土地。

方勵之的墓地位于圖桑市東一墓園 (East Lawn Palms Mortuary & Cemetery) ，中式凉亭顶设计，两侧设有花瓶供瞻仰者献花。墓碑正方刻有方先生的侧面头像，生卒日期，及其语录“人生的价值在不断的追求之中。追求自然的和谐，追求身心的完美，追求思想的超越。”的亲笔手迹。墓碑碑面刻有其父母、他和李淑嫻夫妻、儿子方哲的名字和生卒年代（李未亡无卒年）。

（已故） 方励之的个人主页

（原创）幸好8个美女还有县委书记的内裤

甘肃宕昌县原县委书记王先民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近日一审做出判决，王先民以1500万元的犯罪额，换取了死缓的结果。本来诸如此类的贪污腐败案件实在多得已经让人神经麻木，也已经并不足以吸引公众关注了。但网传此县委书记落马却由于系8个女人拎着内裤举报才被扳倒，实在是令人愕然，十足的一则冷笑话。


报道说，在贪腐问题上，王先民可谓创造了一个奇迹，硬是在一个不毛之地，捞出了可观的油水！ 特别讽刺的是，办案人员甚至发现，王先民在任甘肃省宕昌县委书记三年多时间里，随着对环境的熟悉，和权力越来越大，受贿金额也呈现逐年的递增：2007年受贿42.2万元，2008年受贿125万元，2009年受贿724万元，2010年1月至3月受贿476万元。就在被立案调查当天，王先民还收受一家建筑公司经理贿赂的50万元。至此，他在1212天内共敛财1556.8万元，平均每天受贿超过1万元，真所谓日进斗金。在贪腐问题上，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的飞跃。而在王先民一步一步迈向深渊的背后，却是权力制约的真空，让其从心理上完成了从“侥幸”到“放心大胆”创收的嬗变！令人不不可思议的是，王先民的落马却是来自于八个女人的举报。王先民在地方独霸一方，告不倒。最后，八个女人联名越级举报，以内裤为证，终于扳倒了王先民。

一个全县财政收入即使按照最大口径计算也不过几千万元的贫困县县委书记却在上任1200多天里贪污受贿1500万元，可谓日进斗金，罪行足以令人发指，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如此贪腐之官员，却并非通过体制内的制度监管将其查获落马，而是通过“8个女人拎着内裤才告倒县委书记”的奇异方式、况且还是越级举报，才使之东窗事发，实在不得不让人们产生了各种联想并触发丰富的想象力。其一、毫无疑问的是，这位县委书记不仅巧取豪夺贪腐成性，而且绝对个人生活作风极其糜烂堕落，从报导中可以想象，其在任期间至少存在8个以上的从二奶到N奶的女人，所谓富贵思淫欲，果不其然，或许这还只是8个窝里反的情妇而已，谁知道书记大人到底玩弄了多少女性？其二，更令人不可思议、令人反思的却是，诸多类似腐败案件，并非通过体制内的反腐败机制起任用，而又是我们经常嘲笑的“情妇反腐”、当然还有更多可笑的“小偷反腐、老婆反腐”等等异类方式，再次折射出那些平日里对反腐败理论口若悬河的纪检机构形同虚设；试问就算书记日进斗金难以察觉，难道他花天酒地的与8个以上的美女周旋鬼混在发地小小的官场环境里就真的没有一点珠丝马迹？亦或是即使发现了也假装视而不见或根本不敢调查查处？

人们的疑问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王先民东窗事发是通过他的8个情妇联合越级向上级举报，而且是可笑的拎着内裤做证据才举报成功，可以想象，8个美女为什么不在当地举报而需要越级？只能是王先民书记在当地权倾一时、飞扬跋扈，任何监督机构和体制似乎都奈何不了他甚至沦为手中玩物、至少是形同虚设。试想这8个女人不论是争风吃醋还是分脏不均，一定是与书记在利益上形成了矛盾，我们不说这八个女人举报县委书记是不是出于正义或良心发现，至少联合越级举报就足以彰显出王先民在个人生活作风上存在严重的问题；应该说8个女人并不可能掌握太多书记直接腐败的证据，但幸好她们手上有污秽不堪的内裤，这或许足以让上级纪检部门相信，王先民不腐败是养不了如此众多的情妇、N奶小三的。

8个美女拎着内裤越级举报才扳倒县委书记，这本身就不仅仅只是一则冷笑话，更凸显出了在当地官场，对官员的监督体制存在着严重的体制漏洞，至少是不作为或不敢作为，也折射出了地方领导尤其是一把手过于强势的无边权力。而这种类似的体制外反腐败成就，从过去媒体一系列的报道来看，绝非个案，很多类似腐败分子都是通过这种意外的方式被发现并查处，难道这种用内裤作证据来告倒贪官的“情妇反目式”反腐还不足以令人反思吗？难道非要等贪官与情妇产生利益冲突，靠情妇告出来、小偷偷出来几件证据才能发现几个腐败分子吗？显然这并不能让群众满意，群众更希望能够通过体制内的监管机制来约束和查处不法不洁官员，比如全社会呼吁了很多年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等等，千呼万唤都不出来，那类似王先民式腐败分子当然有恃无恐、胆大妄为了。而这些腐败分子手下的所谓反腐机构也不过只能沦为其作秀的工具。

王先民东窗事发并被绳之以法让人感叹幸亏8个女人手里还有内裤作证据；其实我们还可以想象，绝大多数腐败分子并非会愚蠢到让自己玩弄的女性们获得了利益还窝里反的，如果真的纪检监察机构需要等靠情妇拎着内裤来举报，相信更多的王先民们一定会继续心安理得的潜伏在政权的肌体内继续腐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继续败坏党和政府的形象。而8个美女拎着内裤扳倒县委书记案件，在夸张的嘲讽官员监管体制漏洞的同时，实在足以令人反思。。

作者  帝国良民

王炳章博士讲演

是谁出买了王炳章？

王炳章先生于2002年6月27日在中越边境被抓捕了，这一情况当时众说纷纭，尤其是参与王炳章先生那次事件的方园显得更为高调，又是以中国工党的名义发声明，又是强烈抗议和谴责中共的这一暴行。
   
    在任何人看来，这很正常，因为海外的民运人士和组织都发了声明和谴责，可是我们把方园那一段时间的一系列动作联系起来一看，问题可就大了。
   
    2000年11月2日，中共通过贵州省原副省长李庭贵的儿子李智勇给方园分三次送去了一百四十九万元人民币。这李智勇是干什么的？从解放军部队转业后，分到了贵州省公安厅工作，任政治保卫科科长，他自称是要通过方园先生办理投资移民澳大利亚。只要稍有一点常识的人都清楚，李智勇作为一个省级高干的子女，不管从哪一个方面搞到了一笔钱，要投资移民澳大利亚，澳大利亚若干精通移民法的律师都在办理这种事情，而且向世界各地，香港，台湾，大陆都大量打有广告。他们才不会去追问你这笔钱是从哪儿来的，他只要能通过给你代办移民手续，收取一定的费用就行。
   
    人人皆知，方园在国内是一点英文都不懂的，更别说懂得澳大利亚的移民法规。李智勇再是一个白痴，也决不会去找一个不懂英文又不懂移民法规又没有任何律师资格的人去给他办理移民手续。为什么李智勇要找方圆搞投资移民？是李智勇还是李的上级指示他找方园，这就由读者来琢磨了。当时方园作为台湾国民党籍的海外谍报员，在民进党执政前后期间被边缘化失势了，就连他的个人生活都成了问题。当时方园好不容易从南美跑到澳大利亚，由于长期向澳大利亚的民运人士骗取金钱，弄到有人为了追债要追杀他，绑架他女儿，这在澳大利亚的民运圈子中应该不是什么新闻。但他外表上的台湾谍报员身份和他所谓的神通广大却被他吹得神乎其神，连多次在民运问题上碰壁的海外民运开山鼻祖王炳章先生都找到了他。
   
    这王炳章先生当然不用笔者介绍了，他的铮铮铁骨，就连国共两党都对他刮目相看。国民党想拉他为反共而服务，他是可以收下国民党的钱，却只为自己的理念反专制反独裁为中国争取民主奋斗。共产党恨他恨得牙痒痒的，却也拿他无可奈何。因为现在已经不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和文化大革命以前了，不管怎么说，表面上还得讲一点法制。又取消了反革命罪即所谓的反共罪，代之以反颠覆国家罪。如果王炳章先生只是扛起那面要“民主，自由，人权，法制”的大旗，硬冲硬闯，共产党拿他还真没什么办法。不是吗？王炳章先生在六四时从日本准备闯关回大陆，公开说明要回去“参加”（可能是去领导）那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共产党只能把他拒之门外，不准他回去就算了。98年大陆很多民运人士酝酿在大陆成立中国民主党，王炳章先生明知共产党是不准他公开拿着护照回大陆，只好用假名潜回大陆，而且会见了很多民运人士，布置了在大陆成立中国民主党的准备工作。共产党把他抓捕了，当时的情况大家都很清楚，共产党的公安、国安部门把他扣留了几天，每餐四菜一汤，最后公安、国安的人员在“王博士长”、“王博士短”的称呼下把他礼送回美国完事。自己送入虎口的美食，共产党都会把他吐出去了。共产党真有这种雅量吗？非也，现在已不是“欲治之罪，何患无辞”的时代了，共产党还得多少拿出一点按照国家反颠覆罪能治王炳章先生的说辞出来，不然，国际与论会哗然，它倒不会在乎你那几个“海外民运组织”的抗议和示威。可是，王炳章先生为了再次寻找突破口，做一次民运组织振奋人心的创举，在方园自我吹嘘他是什么国内工运和民运的老手的蛊惑下，在澳大利亚频密地与方园接触了。
   
    方园说他的父亲过去是国民党的将军，经云南逃到中缅边界的李弥也只是他父亲的部下。其实，他父亲从46年起也确实是在昆明，直到他父亲说服卢汉“起义投诚”了共产党时为止。而李弥在淮海战役战败后，带着他的部队南逃到了云南，发现方园的父亲和卢汉都准备投共了，难道自己九死一生从山东打剩下的这一点本钱，能眼睁睁地让方园的父亲和卢汉拿去作为送给共产党的见面礼？又只好猖惶逃出境外，到金三角一带去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事隔这么多年了，那一代的人都早已死去，就连李弥的儿子都已经早就去世，还有一个孙子留下来，但也不是现在那一带的掌权者了。当年逃到那里的国民党军队的残兵败将的后代们，大部分已经与当地的百姓通婚，生儿育女过起了良民百姓的生活，一部分从事金三角一带的毒品交易，一部分还秉承着祖先的遗志，保留着武装，脑海里还残存着有朝一日用武装打回大陆的虚幻的记忆。台湾方面既不愿接收这批人，却又不时有意识地勾引起他们的这种回想，以备不时之需，共产党却是一个对敌人的任何一举一动都防患得非常认真的高手。这都是举世皆知的国共两党对那批国民党军队的老兵后代的残酷无情的极不人道的现实。
   
    方园看准了王炳章由于对台湾方面的桀骜不驯，在海外处处受台湾间谍的打压难以在民运界重撑大旗的这一事实，鼓动他再从东南亚的泰国，缅甸或越南进入中国大陆，而且可以用武装形式在大陆边境干点什么出来。那就可以轰动整个中国民运界甚至于世界了。但共产党也不是吃素的，要置王炳章先生于死地，也希望王走下这一步棋。既然方园是一个台湾间谍，而且是一个有奶便是娘的东西，也象他的父亲一样，都是可以用利益收买的，而且看准了方园在李登辉扶持民进党，打压和排斥国民党的时候失势时的经济困境，于是，共产党也就频频地与方园接触了。
   
    方园吞吃了李智勇托他办“投资移民”的那一百多万元，在堪培拉买了一个“唐朝酒家”，以一个华商的面目出现了。他给王炳章画了一个大饼，目的是诱使王炳章上勾，与台湾间谍合作，策反中共军内反水人士，从东南亚潜入中国边陲小城，占据一个据点，搞一个小小的武装起义，利用传媒同步报道后，迅速撤离，再成立临时流亡政府，做一番轰动全世界的壮举…….
   
    方园为什么如此丧心病狂，欲置王炳章于死地？当然是他吞了共产党贵州省公安厅李智勇钓他的鱼饵（一百多万）而无法归还，必须为共党立个大功来做交易。方园画的大饼令王炳章兴奋莫名，王炳章就这样被方园牵着鼻子一步步走向中共策划的陷阱。能够诱使王炳章一步步向陷阱走去，却又能把王的最真实动向提供给共产党的人，当然就只能是被王视为最亲密的这次行动的策划与合作者的方园先生了。
   
    方园于2000年11月2日接过了李智勇用于“投资移民”的这一百多万元人民币，就马不停蹄地从香港飞到澳大利亚，又从澳大利亚飞到美国，11月6日参加了刘国凯先生在纽约的那个中国社会民主党（工党）的成立大会，在刘国凯的家里用刘国凯的传真机组建了中国社会民主党（工党）在大陆二十七个党部，欺骗了刘国凯先生和世人，当上了新成立的中国社会民主党（工党）副主席兼秘书长，在海外民运界中镀了一层金，淡化了他的台湾间谍的身份，当然他的中共间谍的身份那应该无人知晓的。
   
    随着方园先生在坎培拉的“唐朝酒家”的开业，打着到澳大利亚访问的中共高官们都可以名正言顺地到“唐朝酒家”去品尝中国菜，实则是与方园密切接触了。最高的可以到中共政治局的常委，中等的可以是很多省市的中共书记，再底级别的那就是象李智勇这样的公安国安人员了。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方园先生在2002年六月的几次在泰国曼谷的一个高级酒店里与中共贵州省国家安全厅厅长的会面。所谈何事，外人当然无从知晓。可是，这正是王炳章先生策划和准备了近两年的从泰国或者越南进入大陆搞一点惊人之举的最后时刻。而王炳章先生的这一计划真正的核心人物只有两个人，那就是他与方园先生。至于岳武和张琪，那只是王炳章先生叫去的同行者。
   
    就是那两三个月时间，方园频繁地往来于澳大利亚、香港、泰国之间。可以理解，要在东南亚找到仍然还有心从事反共和想着反攻大陆，而且还具有一定的武装实力的李弥部下的后代，当然只有通过台湾方面原国民党的军情局人员。方园凭借着自己台湾间谍的身份，想去见见郝柏村，希望这位资深的国民党元老给他提供一些帮助。过去，他见郝柏村先生那倒是不会费多大劲的，现在的郝柏村先生已经不愿意见他了，因为自从国民党失势，被李登辉边缘化，陈水扁当了台湾的总统以后，方园先生又另抱了民进党的大腿，认为国民党已经完全失去了利用价值，民进党成了台湾的正统，是有钱有势的执政党了。郝柏村先生等国民党的元老派人物当然不愿意见这样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但是方园为了实施他诱使王炳章先生上勾的计划，厚着脸皮找了其他的人帮助，连香港的姓陈和姓陆的民运人士都被他用上了，经过一番迂回曲折的求见，总算见到了郝柏村先生。据说，他们到泰国去见到了一个当年李弥的一个老部下，曾任过营长，但已经是七八十岁的人了。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方园在泰国的行程中频频地与中共国家安全厅的高级官员接触了。
   
    所以，王炳章先生的整个计划从一开始就通过方园完全在中共的掌控之中。可惜的是，这王炳章先生却被完全蒙在鼓里，一步步地朝着中共通过方园给他设下的陷阱走去。使王炳章先生心里觉得踏实的一点是，方园与他商定好了，最后的时刻与他在越南见面，一起进入大陆。可是最后的这一天到来了，方园只是电话叫王炳章按原定计划行事，自己却取消了行程，没有如约进入越南，而是待在金边旅店焦急地等待消息。方园事后对他个人取消这次行程编的故事是：他有了预感，当天早上准备坐飞机去与王炳章先生会面时，他的女儿突然拉住他说：“爸爸，不能去了，这次去会回不来的。”两加上他昨天晚上做的梦，那梦境的预兆的确不好。甚至于像当年董卓回京一样的预兆。因此，他临时取消了这次行程。可他却没有把自己为什么取消这次行程的原因告诉正地步步进入虎口的王炳章先生，哪怕就是迷信的梦也好嘛。方园对外编的另一个解释是他与王炳章先生已经失去了联系。
   
    王炳章一行三人就在越南被中共抓捕了，后来的情况大家都很清楚。岳武先生和张琪女士放了，王炳章先生被中共以颠覆国家罪判处了无期徒刑。这在所有的被中共抓捕的民运人士中是被判得最重的一个了。
   
    更值得一提的是，方园先生在2001年9月一手分裂了才成立不到一年的中国社会民主党后，窃据了中国工党主席的职务。在王炳章先生被捕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在2003年6月在澳大利亚的坎培拉开了中国工党的一大。在这个会上，他高调地打着要接过王炳章的大旗，搞武装斗争。在大会完后的第二天，他叫与会人员到堪培拉附近的雪山去滑雪，突然在滑雪场的休息室宣布召开中国工党的一届二中全会，会上他宣布“中国工党成立中央军事委员会”，而且宣布“王炳章任中国工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但由于王炳章先生目前是在大陆坐牢，由他担任“代主席”。任命当时并不是中国工党成员的刘泰和陆杰为“中国工党中央军事委员会顾问”，当时刘泰先生是打着“营救王炳章大联盟”的旗号，被邀请去参加那次会议的。
   
    方园先生的突然袭击，使在场的人都鄂然，当场就有人提出，这不是要置王炳章先生于死地吗？王炳章先生现在中共的监狱里，被中共判处了无期徒刑。按照中国的惯例，判处了一个海外知名度较高的民运人士，在关押了数年，十年八年后，会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会将那人以保外就医的方式放逐到海外。这样高调地任命在中共监狱里的王炳章先生为中国工党军事委员会主席。这不是明摆着让中共不能放王炳章先生出来吗？
   
    是的，方园先生就是不能让王炳章先生再重新回到海外，否则他的中共间谍身份，出卖王炳章先生的罪行就会彻底被揭穿！方园先生想当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欲望由来已久，我们暂且不说这个工党和被方园一手分裂了的那个中国社会民主党（工党）有没有必要成立“中央军事委员会”。谁都知道，一个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按任何国家、任何政党的常规，都是由那个政党的主席来担任的。方园先生在中国社会民主党（工党）期间要强迫主席刘国凯先生成立中央军事委员会，而且要由他这个副主席来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因刘国凯得到海外九个中委的支持后，未同意，他的要当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美梦破灭了，就不惜把主席刘国凯先生当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用副主席的身份来开除主席，分裂了刚成立不到一年的中国社会民主党（工党）。现在他是中国工党的主席了，如果真要成立一个什么“军事委员会”的话，他梦寐以求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宝座当然非他莫属了。他会拱手让给一个被他亲手送进了中共监狱的王炳章先生吗？只要稍有一点常识的人都清楚，他是要以此来置王炳章先生于死地。不能叫中共以任何方式把王炳章先生放出到海外，最好让他死在中共的监狱里。方园先生的狼子野心，何其毒也！
   
    在2007年3月召开的中国工党的二大，方园先生又重申了要成立中央军事委员会，还是要由王炳章先生事担任主席，当场就遭到了以副主席李伯特为首的几个香港党部的成员的反对。有人在会上说：“请放过王炳章先生吧！”听说，为这事那个李伯特先生还不顾与方园多年的情面，当场就与方园闹翻了，连当晚的会餐李伯特也不去了。这就埋下了方园要将李伯特为首的这个香港党部连根铲除的伏笔。果然，以后发生的事，各位也就看到了。
   
    笔者无意在此奉劝那些目前被台湾送来的几个钱跟着方园跑的人，你们尽管按你们的意愿去做。只希望你们保存下笔者的这些评论，当你们自己有朝一日发现上了方园的当的时候，再把这些评论拿出来看一看就行了。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10月25日 首发 - 博讯网已删除此文，根据 Google 网页快照版转载)  

盛雪推特墙动态

Tweets by ShengXue_ca

公告!!

去到臨沂考察搜集情報的聯邦軍“自由曙光”行動負責人魯先生現在已經音信全無！！恐被共匪控制，行動指揮權已經轉移給本人，請愿意參加此次行動的中華聯邦共和國公民繼續聯系聯邦政府內政部的郵箱kakagod13@gmail.com!!

爆炸 中共在惶恐中等待死亡（图）

唐子

【人民报消息】目前，大陆民众巴不得中共立马死，为此开始炸政府，不惜跟党官同归于尽。国人心急话乱，不辨党和官，痛骂共产党。中共在政府被痛骂和轰炸的惶恐中，等待死亡。

天津60岁的刘长海的公开信，直斥中共邪恶，字字是炸弹：中共比拉登坏，比希特勒疯，连土匪、地痞流氓黑社会的信义、道义都不讲，为权力作恶，不承担谎言和暴力的责任，办事要成：男人行贿•女人被睡；施暴行骗敛财，大小道路昼夜收税，行政罚款创收劫财；玩弄别人的妻女；维稳如打仗，毁灭家庭和社会，邪恶社会吃人；民众必须报仇雪耻。刘长海说到做到，依照他说的时间，以自制的手雷炸了天津市政府的门，被捕。

刘长海炸天津市府，并没取得他预想的结果，但重要的是他炸了。这个行动具有象征意义：民众从讨伐中共独裁递进到直斥邪恶。这是2011年上半年的重大变化。在上个世纪的辛亥革命100周年，广州黄花岗的爆炸复活了。爆炸不是100年前的革命（会）党行为，是个人行为，不是革命起义，是生命维权。

吉林省吉林市4月14日，法院办公室主任赵某早上上班时，挪动车前的小型液化气罐，发生爆炸，当场被炸身亡。案犯嫌疑人却未捕获，悬赏20万抓捕。吉林市4月14日爆炸事件发生在百年前的黄花岗起义的前13天，是个信号。

5月25日，哈尔滨市道里区84路公交车终点（停车场）56个液化石油气加气罐，有16个发生连环爆炸，现场火光冲天，目击者看到爆炸溅起的可燃物飞到楼顶，出现蘑菇云，附近部门居民家中的玻璃被震碎，一台货车和6台84路公交车被烧毁，现场有人受伤和失踪，险些引爆附近一座冷藏库内存4吨氨气。

爆炸由吉林到哈尔滨，是从东北南部到北部，中间隔了41天；由中国东北到东南江西，只隔了一天。5月26日上午9点18分、29分、45分，抚州市居民钱明奇在市检察院内停车场、临川区行政中心西楼一楼、区药监局大楼旁边，制造三起爆炸，最少造成3人死亡，5人受伤。钱明奇当场死亡。

6月9日凌晨2点23分左右，郑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办公区内发生爆炸事故，许多碎裂物散落马路上，不锈钢门飞到二、三十米外。警方称事因治安部门收缴一批磷胺复合肥，气温过高发生自燃，但无任何伤亡和器械损毁，且排除任何外来人为因素。然而民众不相信“凌晨”的高温说法。正在附近用餐的河南新农村网记者见到爆炸发生不久有一名男性伤者被120救护车拉走。真因还是个谜。

郑州爆炸当日11小时之后，湖南耒阳黄市派出所发生剧烈爆炸事件，派出所4层楼房被夷为平地，1名警员当场死亡，5人受伤，疑派出所由矿区收缴进来的2吨炸药所致。此消息据说被中共官媒埋藏，但郑州多人向外媒证实，论坛转载曝光。爆炸在中午1时发生，第1次爆炸小规模，第2次爆炸派出所没了。

黄市派出所存放大量的炸药和雷管，据说是从非法开矿者那里收缴或从外面购进再销售，结果自己炸了自己。第二天（10日）天津市政府则被人有计划地攻击了，计划事前发到海外看中国论坛。计划人刘长海，上午9时30分左右在天津市政府门口投掷手榴弹，履行公开信的计划，目击者称事件中有3人受伤。刘长海是天津人，虚岁60，公开信《我给邪恶的中共敲响丧钟！》震撼人心。

辛亥革命100周年的2011年，中国大陆从4月14到6月10日，57天内发生了6起爆炸事件，在吉林、哈尔滨、抚州、郑州、耒阳、天津六地，从法官家门口到直辖市政府门口，除哈尔滨是在公交站，其它爆炸都在官方办公的地方。爆炸事件都想通过新闻报导制造轰动效应。党政府悄然地低调处理不敢唱红，不敢当成打黑案来宣扬。爆炸声在中国大陆好像成了暴风雨中的轰隆隆的雷鸣，成了中国男人给吴邦国“五不搞”的说法。党政府不听上访投诉、静坐下跪甚至自焚，其实就是在逼民众扔炸弹，逼跪下62年的中国人做林冲、武松、宋江起来上梁山，跟李逵走到一起做挑战假和谐。这些个人行动，越来越有了计划性。

中共忽悠百姓为它是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炸弹反抗的方式宣布忽悠失效。中共当局焦虑不安，贪官胆颤心惊。“改革开放”的敛财发展的“硬道理”软了。各地政府已在惶恐中替中共担待罪孽的报应。而中共的死亡由此一天天逼近。

公告！！

“自由曙光”行動負責人已經到位！

公告！！

中華聯邦共和國聯邦政府內政部在西安市負責人和聯絡人楊琳小姐（護照化名：冰凌），已經在監獄被共匪西安國安折磨致死！
聯邦政府現追授楊琳小姐“聯邦憲政勛章”，并追認為“聯邦共和國抗敵英雄”！
希望看到此公告的所有國民請為楊琳小姐默哀一分鐘！

中華聯邦共和國聯邦政府內政部向每一位勇敢的國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中華聯邦共和國“自由曙光”行動！！

大家好！

我是中華聯邦共和國聯邦政府內政部代理部長咔咔閣下，中華聯邦共和國是在偽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土上建立起的與之對抗的有著普世價值觀政治理念的人民政權，并與偽中共為敵，為建立一個自由，和平，平等，繁榮的新民主中國而奮戰到底！

本政府全體官員與工作人員（內政部，聯邦軍，聯邦革命軍）均在偽中共國境內常年從事秘密反獨裁與反國家恐怖主義斗爭！很多與民主革命有關聯的事件都與本政府有關！而且在不久之后本政府都會公開宣稱對這些事件負責！我們不是游手好閑的口水戰士和只會怒罵的鍵盤戰士！

我們是真真正正的反獨裁戰士！！

對于光誠事件，我們已經觀察很久，并決定在不久的將來采取措施，以彰顯普世價值下的自由，公平與公正的價值觀和道德理念！

此次行動被稱作“自由曙光”，由名字即可知它的意義所在！

但是在行動之前我們會有很多地方需要得到曾經去過山東臨沂的網友和援助光誠認識的幫助，所以希望有意愿幫助聯邦政府完成此次行動的人聯系聯邦政府內政部的郵箱：

kakagod13@gmail.com

有意愿加入中華聯邦共和國國籍的人也可以到內政部的郵箱中咨詢入籍細節~

中華聯邦共和國向每一位為了正義與自由敢于現身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中華聯邦共和國聯邦政府內政部代理部長-咔咔閣下

【发票】代开.请电：1353 3800 200, 陈会计 QQ: 2914.806.327

李四
2011-10-19

林辉：“超英赶美”缘何造成了惨烈后果？

林辉：“超英赶美”缘何造成了惨烈后果？
作者﹕林辉
【正体版】 【打印机版】 【字号】大 中 小
【大纪元2011年10月06日讯】曾看到一份资料，说的是中国GDP占世界GDP总量的比重情况。1820年，中国GDP占世界GDP总量的32.4%，居世界首位；1919年为9.1%，1952年为5.2%，1978年更是降到了1.8%；2007年提高至6%。虽然这组数字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但中国经济在中国建政后至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前，在走下坡路是不争的事实，其主因正是中共掀起的一个又一个运动以及毛泽东实行的不切实际的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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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辉


1949年中共建政后，先后在农村和城市掀起了针对地主、知识份子、工商业者、宗教信仰者等的一系列运动，从而在政治、经济和思想领域都取得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在此期间，即1955年，毛泽东首次提出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超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
1957年，因为头一年农业歉收，城市失业问题日益严重，而且农村集体化并没有使国家得到更多的农产品，反而使农业停滞不前。毛和中共开始着手解决这一问题。同年11月，毛泽东出访苏联。在回应赫鲁晓夫的“苏联要15年赶超美国”的说法时，毛称要让中国在15年内赶超英国。
毛回国后，中共中央在1958年初做出了“全面大跃进”的战略决策，希望推动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当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提出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在毛和中共看来，只要利用中国人多的优势，调动人们特别是农民的积极性，中国的经济就一定会有飞跃的发展。这样，曾经提出控制人口主张的马寅初受到了批判，鼓励多生育取代了对人口的控制。
当年4月15日，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写到：“由此看来，我国赶上英美不需要从前所想到那样长的时间里，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也就够了。”5月18日，毛在批发一份报告批语中写道“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干、敢做的大无畏精神，对于我国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十年赶上美国的任务，必然会有重大帮助。”当日，毛便指示邓小平将批示发给中共八大二次会议（5月5日-23日）。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形成了“超英赶美”的新时间表，即要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上七年赶过英国，十五年赶过美国。后来的时间越缩越短，赶英的时间最后缩为二三年。6月21日，毛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讲话中称：“我们三年基本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8月17至30日，中共北戴河会议提出在1962年赶上美国，向共产主义过渡。9月8日，毛在最高会议上的讲话再次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要接近或赶上美国。“再加两年，七年，搞一亿五千万吨，超过美国，变成天下第一。”
在毛和中共的以“超英赶美”为目标的激进路线下，中国大地掀起了史无前例的经济上的“大跃进”。不仅全国到处大炼钢铁，而且在农村还开展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即农民的土地、生产工具和牲畜全部归集体所有，所有人统一吃饭，统一干活，以提高生产效率。
这一时期的知识份子因为之前的“反右”运动，或是被打倒，或是选择了沉默。听假话、说假话、做假事，逃避事实、歪曲事实成为世风。比如有着中国“飞弹之父”之称的钱学森甚至还提出了“亩产万斤”的说法。
1958年7月，工农业“卫星”不断上天。湖北长风农业社早稻亩产15,361斤。农业部公报夏粮产量比上年增长69%，总产量比美国还多四十亿斤。汽车工业也出现大跃进，半年全国各地研制出二百多种汽车，不但制成了汽车，还采用了V型发动机、液压动力转向、自动变速装置等先进技术，使中国汽车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9月，为完成全年1,070万吨钢的指标，全国钢铁大跃进。城市里，人们纷纷砸锅卖铁，或者自炼钢铁，一派热火朝天的场面。而在农村，农民则丢下农活去 “找矿”、“炼钢”，大量成熟的庄稼或烂在地里没有收入仓，或收割草率而大量抛撒。比如河南省竟有50%的秋粮被毁弃在地里未收获入仓。
此外，在这个月中，更创下了人类历史亩产的最高记录：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稻谷亩产130,435斤。而且，中共还造出了六种飞机。
更为可笑的是，在这场谎言与愚行的闹剧中，人们是一边高唱着“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的跃进歌谣，一边实施着“亩产万斤，钢产翻番，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的荒诞计划，轰轰烈烈。
或许有人会问，如此荒诞的运动，就没有人意识到是在自欺欺人吗？相信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少。但是在中共的暴政下，谁都怕当“大跃进消极分子”，因此为了迎合中共高层的心理，全国上下虚夸吹牛成风，粮食等产量层层加码。因中共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农民完成国家粮食收购任务之后剩下的才是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饲料粮。而征购量随产量走，由于浮夸上报，1958年的征购数比1957年增加了250亿斤，全国农民的人均口粮减少了21斤。个别地方，如河北省张北县，1958年的粮食产量“被近四倍的虚夸”，“使国家征购任务成倍增加，而实际产量与征购数几乎相当”，留给农民糊口的只是一些土豆。
在这场持续了一年多的大跃进后，中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发生了严重危机，大饥荒席卷中国，饿殍遍野、民不聊生，不仅造成了至少四千万人被饿死的惨剧，而且还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况。
毛在世时，一直将灾祸归咎于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但那三年中国的自然灾害与往年相比并没有特别的严重。显然，这场惨剧的始作俑者正是毛泽东和中共。不管毛和中共再怎样掩盖真相，这一古今中外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正随着越来越多史料的披露而为人们所知。

美东时间: 2011-10-05 22:52:17 PM 【万年历】
本文网址: http://www.epochtimes.com/gb/11/10/6/n3393264.htm林辉-“超英赶美”缘何造成了惨烈后果？

中共统治62年 出卖国土600万平方公里

中共统治62年 出卖国土600万平方公里

据资料显示，中共在62年间出卖的国土为600多万平方公里，上世纪50年代承认外蒙古独立，以及90年代承认被沙俄强占的领土，就达近300万平方公里。（网络截图）
【正体版】 【打印机版】 【字号】大 中 小
【大纪元2011年10月05日讯】（大纪元记者陈怡莲报导）中共自1949年建政以来，到底有多少国土被中共拱手相送？据资料显示，中共在62年间出卖的国土为600多万平方公里，其中包括上世纪50年代承认外蒙古独立，以及90年代承认被沙俄强占的领土，就达近300万平方公里。


国土被慷慨赠送
《苹果日报》在去年10月30日刊登的《中共弃地数百万平方公里》一文中表示，如果说因强权下不得不放弃是无奈之举，那么中共对北韩、越南及缅甸等弱小邻国慷慨让地则实难服众。
50年代为支持越南抗击美国,中共主动将北部湾本属自己的白龙尾岛送给越共军队做基地,结果有去无回。越南统一后，该岛被越方据为“领土”。99年云南老山和广西法卡山又被划给了越南。
在60年代，中共拉拢缅甸，以抗衡台湾国民党在缅甸的影响。中共与缅甸划界时主动将原本属云南的南坎地区和江心坡地区送给缅甸，两地面积合共逾7万平方公里，约相当于70个香港面积。
1962年中国与印度在边境开战，中方一度大胜印军，夺回被印军侵占的地区。但大胜之下，毛泽东又下令撤军回到原来地点，令西藏最肥沃的土地——藏南的9万平方公里领土重落印军手中。
中共主动放弃的部份领土
朝鲜，在1962年中朝边界协议中获得了中国长白山的一角（有说是1/2，另个说法是53%）和八个山峰中的三个及或四个岛屿。
尼泊尔，在《中尼边界条约》中得到了部份喜马拉雅山，边界线划过珠穆朗玛峰顶。此条约于1961年10月，由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签署。
巴基斯坦，目前所拥有的新疆的坎巨提地区，由1955年周恩来访问克甚米尔时主动提出让给巴基斯坦。
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得到了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以及乌苏里江以东的40万平方公里及库页岛。
江泽民出卖国土面积最多
经核查，不仅对俄罗斯，当权者对于中越、中印、中国和其他前苏联国家等领土争端的解决，官方也从来不敢公布条约的内容，所有出卖领土利益都属于黑箱作业。
著名民运人士、中国过渡政府发言人唐柏桥在今年7月接受新唐人电视台采访时说：“江泽民出卖国土应该说是中共建政以来出卖国土从面积上讲是最大的、从情节上讲是最恶劣的。因为，江泽民整个他统治中国的期间，他出卖了将近1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然后其中黑瞎子岛，他跟俄罗斯签署了一个各占一半的条约，实际上黑瞎子岛原来就是属于中国的。所以单是这个条约的话就出卖了将近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自由作家荆楚向大纪元记者表示，海参崴、江东六十四屯是当时还在中国执政时的蒋介石的民国政府争取到，54年归还中国的。中共建政以后，把这些国民政府辛苦争取到的国民利益又拱手相让了。这些历史让中华民族非常沉痛，也是中国人民的灾难。
有评论说，卖国条约对中华民族所造成的伤害，人们现在根本无法估量，它远远超出了民族尊严、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范畴。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生存，没有了领土这种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十几亿人的命运实堪忧虑。
（责任编辑：徐亦扬）

李旺阳

                                           李旺阳

生平

1950年11月12日，出生，湖南省邵陽市雙峰縣人。原湖南省邵陽市玻璃廠工人，未婚，性格剛強。

1983年，他在北京時受到西單民主牆的薰陶，對民主主義產生共鳴，成立工人互助會，創辦《資江民報》。

1989年，他出任邵陽市工自聯主席，聲援學運。當民運被中國人民解放軍鎮壓後，他舉辦了六四死難者追悼會，後被指“反革命份子”，犯上反革命組織罪，於6月9日被捕

1996年6月，因患多種病症而獲保外就醫，但鄧小平在1997年逝世，中國當局怕異見人士以此機會號召平反六四，撤銷了他的保外就醫

1997年2月重囚沅江監獄。

2000年，已經患嚴重心臟病、甲狀腺亢進、左眼失明、頸椎及腰椎病、雙耳接近失聰，活動能力大減，因病重而減刑兩年，於該年6月8日出獄。

2001年1月5日，向當地政府發信，認為中國政府用酷刑對待他，令致他身體殘障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理應賠償損失，故聯合其他湖南民運人士絕食抗議，共絕食22日，他的妹妹李旺玲接受《美國之音》、《自由亞洲電臺》訪問，被湖南當局判以三年勞改。5月6日他於大祥醫院再次被刑事拘留，6月7日被捕，四天後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9月11日，邵陽市中級法院將他判處10年徒刑，剝奪政治權利4年，重囚沅江監獄。

2011年5月5日，李旺陽刑滿出獄，他的病情惡化，雙耳已經完全失聰，只能抬回家中，其後轉往大祥醫院接受治療。妹妹李旺玲每天煮兩頓飯，跋涉七公里路去醫院照顧他。海內外民運人士捐款給他醫病，但銀行戶口卻無理被封，聯繫為李旺陽治療的醫生也因為公安阻撓而不能成行。

2012年5月22日，在李旺陽朋友幫助下，他脫離了監視，接受香港有線新聞台中國組記者林建誠訪問。訪問在2012年6月2日播出，引起海外關注，當地公安部國內安全保衛局（“國保”）亦加強了對李旺陽的監控。

2012年6月4日李旺陽獲全美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頒發自由精神獎。

2012年6月6日，李旺玲收到大祥區人民醫院通知李旺陽自殺，當她趕到時，發現他伏屍窗邊，頸項綁著白繩，白繩則綁著窗口，但他的雙腳著地、手搭在窗上，而房間遺物仍維持原狀，他也沒有留下遺書。李旺玲擁屍大哭，他的朋友只來得及拍了兩張半身屍體照片，來不及照全身照片，就被公安趕走。公安進行拍照後，便強行移走屍體。

2012年6月8日，被強行屍檢解剖，9日在沒有家人簽字同意下，火化遺體。

釋放和死亡

2011年5月5日，李旺陽刑滿出獄，他的病情惡化，雙耳已經完全失聰，只能抬回家中，其後轉往大祥醫院接受治療。妹妹李旺玲每天煮兩頓飯，跋涉七公里路去醫院照顧他。海內外民運人士捐款給他醫病，但銀行戶口卻無理被封，聯繫為李旺陽治療的醫生也因為公安阻撓而不能成行。2012年5月22日，在李旺陽朋友幫助下，他脫離了監視，接受香港有線新聞台中國組記者林建誠訪問，由於失明失聰，只能靠手掌心寫字才明白，訪問中他表示，希望天安門母親運動的丁子霖堅持下去：

“丁子霖教授，是一位偉大的母親，二十多年來她每一天都在為天安門事件的平反而呼號、呼籲、呐喊，不愧為天安門母親的稱號，我希望她能堅持到平反的那一天。六四事件必須平反，死難烈士的靈魂，應該得到安息。”

談到自己因投身民運而被摧殘的身體，他表示不後悔：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為了國家早日進入民主社會，為了中國早日實現多黨制，我就是砍頭，我也不回頭！”

訪問在2012年6月2日播出，引起海外關注，當地公安部國內安全保衛局（“國保”）亦加強了對李旺陽的監控。6月4日李旺陽獲全美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頒發自由精神獎。6月6日，李旺玲收到大祥區人民醫院通知李旺陽自殺，當她趕到時，發現他伏屍窗邊，頸項綁著白繩，白繩則綁著窗口，但他的雙腳著地、手搭在窗上，而房間遺物仍維持原狀，他也沒有留下遺書。李旺玲擁屍大哭，他的朋友只來得及拍了兩張半身屍體照片，來不及照全身照片，就被公安趕走。公安進行拍照後，便強行移走屍體。

死亡後各界反應

李旺陽親友

趙寶珠接受法國國際廣播電臺訪問時，質疑李旺陽不是“自殺”，首先發現遺體的李旺陽家屬提供給傳媒的兩幅照片都顯示李旺陽的死亡超出常態，有大量疑點。李旺陽的家屬和朋友家屬在訪問中表示他沒有輕生念頭，有意醫治失聰的耳朵，而且他在獄中22年來堅強對抗當權者的虐待，從不屈​​服，所以他們判定李旺陽是被謀殺。

《明報》報導，李旺陽的朋友和家人對法警介入遺體勘察表達不滿，經過交涉警方口頭同意家屬查驗遺體，家屬在廣州聘請律師作公證人，由協力廠商查驗遺體。但李旺玲和趙寶珠卻被嚴密監控，他們居住的賓館不得外人進入，想見他們的人亦遭驅逐，電話也打不通。千名維權人士連署要求徹查真相，與李旺陽同屬中國民主黨湖南省委員會的維權人士周志榮成立“李旺陽被自殺真相調查委員會”，調查真相始末。安徽異見人士張林因在網上悼念李旺陽遭公安至電威脅：“少去關注李旺陽，否則後果不可預料！”而無錫的異見人士華春輝被約談時，公安恐嚇：“看到李旺陽之死受到啟發，已經給他設計了幾種比李旺陽更奇特的死法……”李旺陽的靈堂設在家人暫住的賓館內，五、六名公安於6月7日往賓館向他的家人施壓，說李旺陽是自殺的，要他們簽字火化，李旺玲堅決拒絕：“我不會簽字！對哥哥的死我還在質疑。”李旺陽朋友朱承志到靈堂悼念後，當局將他軟禁家中。

2012年6月9日，有傳李旺陽的遺體已於早上9時40分左右，被當局在邵陽市殯儀館強行火化。他的親朋，包括他的妹妹，妹夫等，仍被嚴密監控，不能與外界接觸。殯儀館職員宣稱受到政府指令火化，現場有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監察，全程得到家屬簽同意書批准。而李旺陽朋友，“李旺陽被自殺真相調查委員會”發起人周志榮被公安逮捕。根據《蘋果日報》引述消息來源報導，邵陽市公安局國保支隊隊長趙魯湘是李旺陽之死的嫌疑人之一，李旺陽朋友黃麗紅表示親眼見趙魯湘迫李旺玲簽字。

中國民主黨人李旺陽先生

李旺陽，1950年出生，原湖南省邵陽市玻璃廠工人，未婚，性格剛強。他參加了1989年的民主運動，任邵陽市工自聯主席，「六四」屠殺之後被當局判重刑13年。

2000年，李旺陽靠人攙扶著才走出監獄的大門。

2001年5月，中國當局大力打擊中國民主黨人，因此李旺陽出獄還不到一年，邵陽當局借此機會再次將李旺陽投入監獄。李旺陽因在監獄遭受酷刑而癱瘓，因為討公道第二次被判處重刑10年。

中國民主黨人李旺陽第二次判刑入獄，被中共折磨至雙目失明，終於熬過了漫長的10年刑期。

2011年5月5日，中國民主黨人李旺陽先生又一次「活著」出了監獄。

圖1：中國民主黨人李旺陽先生（左2）在醫院與前去看望他的朋友合影。（照片由秦永敏提供）

圖2：中國民主黨人李旺陽先生（左1）已經失明。（照片由秦永敏提供）

圖3：中國民主黨人李旺陽先生（左2）與其妹妹李旺玲女士。（照片由秦永敏提供）

圖4：中國民主黨人李旺陽先生（左1）在醫院與前去看望他的朋友合影。（照片由秦永敏提供）

圖5：中國民主黨人李旺陽先生（左1）在醫院與前去看望他的朋友合影。（照片由秦永敏提供）

中國民主黨

《中國民主報》

2011年8月22日

戴建业：我们为什么没有脊梁？

戴建业：我们为什么没有脊梁？

作者： 一品高官 2011-10-01 17:15:31 发表于：博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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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建业：我们为什么没有脊梁？



戴建业：我们为什么没有脊梁？





　 清初顾炎武曾经沉痛地说过：亡国必先亡士。古代的“士”相当于现代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仅代表国家的智力水平，也代表国家的精神高度。我们之所以不敢小瞧英国，是因为它产生了许多莎士比亚、牛顿这样的文学科学巨匠，它拥有一批牛津、剑桥这样的顶尖学府，它培养了许多卓然挺立傲然不群的杰出人士。我们之所以歌颂盛唐，是因为它产生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李白，产生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杜甫，产生了“若世无孔子，不当入弟子之列”的韩愈，产生了敢写《卖炭翁》的白居易。回顾前辈，如在天际;反观自身，不胜嘘唏。前不久“倪萍们”的“共和国脊梁奖”，已经成为世界级的笑话，用钱去买“共和国脊梁奖”，恰恰证明自己早已没有脊梁!



倪萍们“共和国脊梁奖”暴光后，我连续写了三篇《倪萍印象》(之一、二、三)，批评倪萍后接着又反躬自问：“我”有脊梁吗?“我们”有脊梁吗?谁敢说自己比倪萍更有道德优越感?如今，知识分子已经从人们尊敬的对象变成了人们嘲讽的靶子，“专家”已被大家讥讽为“砖家”，“教授”更被人们骂为“叫兽”。要是能看到大学里评职称时，读书人的卑微态度;要是了解每年评奖时，教授们到处求人的样子;要是得知为了争取到重大课题，很多斯文教授到处行贿的丑态;要是清楚教授和专家的许多论文，常常只是在为长官意志进行论证和辩护，我想社会大众更要向专家们脸上吐口水，更要朝教授们头上撒尿。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很多“教授”“专家”，真的不值得社会大众尊敬，甚至我自己也瞧不起自己!



不过，中国知识分子绝非从来如此。很多知识分子在一九四九以前都有款有形有血有肉有棱有角，为人风骨凛然，说话掷地有声。想想刘文典面对蒋介石的傲气，想想张奚若在国民参政会上詈骂蒋介石独裁的刚烈，想想章太炎、黄侃师弟的狂傲，想想傅斯年骂倒孔祥熙和宋子文两任行政院长的勇敢，比起当年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民国范儿”真让读书人气畅神旺!可是，绝大部分人一九四九年后，突然好像全都一夜抽去了脊梁，郭沫若先生的丑恶表演就不用说了，连潘光旦先生这样的硬汉也低下了高贵的头，连冯友兰先生这样“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也对儒家创始人孔子破口大骂。



1951年全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其实就是让所有读书人自己当众打自己的耳光，自己当众吃下自己拉的屎喝自己撒的尿。潘光旦先生接二连三地写了十二次检讨，还在报纸上发表了上万字的长篇自我批判文章——《为什么仇美仇不起来》，把自己的父母、师长、同学、教育和科研逐一否定，完全是在当众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想当年，潘光旦是民国时期的独腿硬汉，历任清华和西南联大教务长，从来不向权贵低头，从来不向命运服软，可是1949年后彻底否定自己，不断自轻自贱，不断自打嘴巴，那一幅卑微、顺从的模样让人不敢相信这就是昔日的潘光旦。潘光旦先生还只是求自己蒙混过关，更有不少人甘当当局的“密探”，不少人出卖自己的师长，很多人以为虎作伥为荣，这六七十年整个知识界真是斯文扫地，满地鸡毛!比起那些卖友求荣卖师求官的小丑，潘光旦先生算是一位求饶但不害人的君子，可是，他当众掌嘴还是无人领情，一九五七年照样被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中照样被打成“牛鬼蛇神”，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对好友叶笃义介绍了自己的 “三S”求生经验——“Surrender(投降)、Submit(屈从)、Survive(生存)”，最后发现想做屈从的奴隶也没法活命的时候，他又补上“一个S”——“Succumb(毁灭)”。晚年以“三S”作为自己的生存策略，哪知道“投降”“屈从”还没有人接受，真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求当奴隶而不可得”，“Survive(生存)”无望，就不得不走向“Succumb(毁灭)”。当奴隶的资格也被剥夺，潘先生死得没有半点尊严。



是什么原因让民国时期的硬汉，变成甘愿“Submit(屈从)”以求“Survive(生存)”的熊包?为什么当年敢当面大骂蒋介石独裁，四九年以后“乐于”唾面自干?过去把面子看得比生命还重的知识精英，后来却活得如猪似狗没有一点“人”样?



从1951年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开始一直延续了几十年的社会运动，第一步是让所有知识分子觉得自己毫无价值可言，过去学的知识全部是人类垃圾，而且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他们都承认自己既“肮脏”又“无能”，对那个被神化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心悦诚服;第二步就是摧毁知识分子的意志，让他们都以长官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第三步就是羞辱知识分子的人格，让他们不断自我检讨自我批判，自己把自己整得灰头土脸;第四步是给他们诱以利饵，用官用钱用职称用课题来笼络他们，让他们像狗一样吃嗟来之食，于是就出现了目前这种“重赏之下必有懦夫”的局面。任何一个人要是自己也觉得自己百无一能——既没有价值，又没有意志，更没有人格，一定会自己极度鄙视自己。像潘光旦先生这样的硬汉，最后以“投降”、“屈从”为手段，以“生存”为人生目标，在这六七十年中肯定不是一个个案和特例。他们活得非常屈辱，死得也非常窝囊，还谈什么气度，还谈什么风骨，还谈什么高傲!



读书人毕竟也是人，谁都不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大多数人在面临死亡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如何活命，想到的是如何保护家人的安全，比起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安全，人格、风骨和尊严都不值一提。从公认的“铁汉”到公开的“投降”，潘光旦完全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由此我想到了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由此我想到了教育学中所说的成长环境。在一个极不健全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他们的人格也会极不健全。养成知识分子铮铮铁骨需要特殊的外部条件，如果有风骨的人被剥夺了生存权利，如果说真话的人会掉脑袋，谁还有什么风骨?谁还敢说真话?我决没有嘲笑潘光旦先生的意思，更没有嘲笑潘光旦先生的资格，如果我处在潘光旦先生同样的环境中，我肯定比潘光旦先生更早地举起了白旗。



别提什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警句，别说什么“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的格言，当你自己可能坐牢掉脑袋，当你的家人可能被牵连，这些格言统统都会抛向九霄云外，除了极少数人可能宁折不弯，大多数人的第一需求就是生存需求，在文化大革命那种残酷荒唐的岁月，潘光旦先生以“Submit(屈从)”来求“Survive(生存)”，并不奇怪，更不丢人。民国时期之所以那么多人敢骂蒋介石，是因为多数人骂了蒋介石没有多大的风险——由于能骂，所以敢骂。



把潘光旦这样的一条硬汉，活活给整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不知道这是国家的胜利，还是我们民族的悲哀。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容忍一条硬汉，举世全是阿谀奉承吹牛拍马的喽罗，怎么能宣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呢?



摧毁一条硬汉的人格和尊严，可能就摧毁了一个民族的人格和尊严，这是极端的无耻和可怕的犯罪!



如果一个国家把所有人的脊梁全都抽掉，如果一个国家里大部分人都是奴才，如果一个国家所有人只懂得“听话”，如果一个国家所有人只知道磕头谢恩，我不明白这叫什么“盛世”?我更看不出这叫什么“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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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德虛無的國家

中國：道德虛無的國家
2011/10/01 17:38:32　瀏覽82｜回應0｜推薦1

蘋論：道德虛無的國家

2011年10月01日

許多人很不了解，為什麼大陸官商經常詐騙、侵吞外資（含台資）企業和商家行號，竟毫無內疚；而政府與法院也多數幫助自己人，就算法院判陸商敗訴也不執行。這讓外商很困惑。

大陸許多看似私人企業的公司行號，其實是隱藏的公營，或半公半私。外商與其合作，資金到位後，不久陸商就開始以虧損或擴大為由增資。陸商以土地、廠房為資本，年年增資，越增越多，只須公家多劃塊地、多撥幾間廠房，但外商必須拿出資金。若不堪賠累拿不出來，資本的比率逐年減少，最後變成小股，遭陸商吞食殆盡。這只是陸商手段中的一項，其他光怪陸離的手段不勝枚舉。

有的被騙台商連回台灣的路費都遭騙光，只好在大陸流浪，靠台灣人接濟，也沒臉回台。受害回台的台商於是組成受害商會，準備下周在台發起遊行。發起人之一竟接到福建官員電話警告，揚言派人來台蒐證（不必派人來，台灣已有人專替中國蒐證。前天就逮捕一個替中國蒐證中國訪台人士言行的台灣副教授，台商自然也在監視之內），若鬧事將對其不利。由於這種行事風格很像中國政府對待異議份子的模式，因此有其可信性。如果前述為真，中國的經濟發展背後不是法律的長久支撐，而是政府鼓勵的掠奪式叢林法則在支撐。

手段違法毫無內疚

中國經濟學家、耶魯大學金融教授陳志武在著作中指出，每當問到中國人西方近代興起的原因時，千篇一律回答是：殖民帝國主義掠奪的成果。陳教授只好一次又一次地解釋西方興起的創新、法治、教育、科技、競爭、自由市場、金融機制與積累等因素。這說明中國人受到政治煽動形成的激進民族主義蒙蔽雙眼之害，也是中國落後的主因。愚昧的復仇式民族主義不但讓人民錯誤理解事實，也對自己的不道德和違法手段毫無內疚與罪惡感，反而以此為榮；像是故意出高價在國際藝術拍賣會上標下圓明園的12生肖中的某些獸首，然後拒絕繳錢領貨，嚴重破壞國際慣例，竟沾沾自喜向國人炫耀，國人也一片仰慕崇拜之聲。又如造謠諾貝爾文學獎委員馬悅然收受紅包等抹黑手段，被拆穿後也無愧意。

民族主義掏空道德

陸商詐騙侵吞台商毫無內疚，是因為他們相信政府的宣傳：國民黨撤離大陸時帶走黃金，台灣因而致富，而中國因而貧窮，所以騙台商是取回應該屬於我們的錢。事實是台灣正確的經濟政策而致富，中國因為過去錯誤的經濟政策而貧窮。如果黃金是原因，那為什麼中國近30年快速富有起來？台灣把黃金還給中國了嗎？陸商侵吞外商毫無內疚，是要報復1840年以來帝國主義欺負中國人的仇恨，所以不但不內疚，還洋洋自得；搞了洋女人也炫耀為報八國聯軍之仇。當民族主義遮蔽理性、扭曲事實、掏空道德良心，這樣的國家完全不值得尊敬，不但無恥墮落，也非常危險。

原文 : http://tw.nextmedia.com/applenews/article/art_id/33707807/IssueID/2011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