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任甫，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省新会县人，人称梁新会。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曾与老师康有为合作戊戌变法，后事败出逃。
青少年时代清同治十二年正月廿六（1873年2月23日），梁启超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茶坑乡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幼年时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熟读《四书》、《五经》，他聪颖过人，被誉为"神童"，"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梁宝瑛考秀才屡试不第，将自己未能实现的愿望寄托在儿子身上，梁启超九岁入读新会城周醒吾塾馆，师从秀才李兆镜，很快达到童试的水平。
光绪八年初（1882年），梁宝瑛携子到新会县衙报名参加县试，梁启超在首场考试中第一个交卷，主考官彭君�知县以为其年少畏难而退交白卷。当即取试卷一看，不禁拍案叫好。经过复试、面试之后，彭君�特传梁启超到县衙单独接见，更为其打开麒麟门进入县衙。梁启超对知县提出的问题均对答如流，显得才华出众。因此取为第一名。县试之后四个月，在父亲陪同下到省城参加府试，轻而易举得到第一名。光绪十年（1884年10月），又在父亲陪同下到省城参加院试，又中第一名，补博士弟子员，成为秀才，衣锦还乡。[1]
光绪十一年（1885年），梁启超补博士弟子后，先在广州吕拔湖大馆求学，翌年到佛山陈梅坪出学习训诂学。从此，对训诂学极为酷爱，逐渐对八股文产生厌弃。光绪十三年（1887年），到广州入读当时广东最高的学府学海堂，家境清贫、刻苦攻读的梁启超"季课大考，四季皆第一"，因而获得奖学金。奖学金除用作日常花费外，剩余的钱用于购买各种书籍。在学海堂学习期间，他结识了麦孟华、曾刚甫等人，互相切磋学问。同时又到菊坡精舍、粤秀书院、粤华书院旁听学习，广纳众家之所长。
光绪十五年七月（1889年8月），梁启超与姑表兄谭镳在广州参加乡试，正考官为内阁学士李端�，副主考为翰林院修撰王仁堪，试后，梁启超、谭镳分别中第八、第九名举人。李端�非常欣赏梁的才华、见识及胆略。王仁堪亦深感人才难得，想将梁招赘入婿，未及开口，李端�请王仁堪作媒，想将其堂妹李蕙仙许配予梁，并派人到新会将梁宝瑛接来广州，梁宝瑛爽快答应这门亲事。
中举后，梁启超回到新会拜谢祖先，庆祝一番。尔后，即到广州学海堂刻苦攻读，准备入京会试。光绪十六年春（1890年），由李端�资助旅费，在父亲陪同下入京，住宣武门外永光寺西街新会会馆，参加考试。因朝中守旧势力排斥新思潮，不中落第。回粤路经上海，购得《瀛寰志略》，始知世界有五大洲各国。八月，继续在学海堂研读，希望得到名师指点，好友麦孟华得知此事后，介绍梁找陈千秋。梁从陈口中得知康有为向皇帝上书请求变法，要求陈尽快引荐。见面后，康向梁痛陈朝廷腐败及向西方救国救民之理。梁听后深感自己知识浅薄，即拜康先生为师。光绪十七年（1891年），在梁启超、陈千秋的邀请下，康有为创设万木草堂，梁、陈二人充任学长，成为学生首领。与此同时，又与韩云台在广州卫边街设立学馆，阐发自己的学术见解。更与学海堂、菊坡精舍、红棉草堂及镇海楼的学生广为联系，结交朋友数百人。万木草堂培养的学生，日后成为维新变法的骨干。
光绪十七年九月，梁启超收到李端�的来信，催其速入京完婚。但因家境清贫，无钱娶亲，父亲要求他惟有按照入赘的方法，由女家张罗费用，免除男方的负担。梁乘船北上入京，婚礼由李端�主办，他特意邀请当朝有维新思想的达官贵人，包括有户部尚书翁同和、散馆授编修徐致靖、翰林院编修文廷式、刑部主事杨深秀等人。婚后，梁日夜准备课业，力争金榜题名。翌年春，梁第二次参加会试，因在策论中痛陈时弊，大谈变法，令守旧派官员无法接受。因此，未予录取。当年夏天，梁启超夫妇带着陪嫁丫鬟王桂荃回到了新会。光绪十九年二月廿八，李氏生下长女令娴，取学名思顺，纪念母亲生于顺天府。[2]
推动改革梁启超将妻女安顿于家乡后，随即带着胞弟梁启勋到广州入读万木草堂，并协助康有为著书立说，作改革之理论准备。此时，梁更专心研读江南制造局所译之西书，并学习英国人傅兰雅编辑的《格致汇编》期刊，努力思索救国良策，酝酿改革方法。光绪十八年除夕，梁致函张之洞之幕僚汪康年，信中指出中国应以大兴铁路为主，建议张之洞修筑南北干线，允许私人修筑支线接入，形成铁路网，即可转弱为强。这是梁启超提出的首个改革方案。
光绪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寿辰，特设会试恩科。新年过后，梁启超携妻女及王桂荃起程北上，与康有为会合。二月十二日乘火车抵京，将妻女送往李府，自己则住粉房琉璃街新会邑馆。梁在北京广交朋友，与夏曾佑、曾广钧、盛伯熙、张謇等京官互相联络，大力向翁同和、李鸿章等高官宣传康有为著作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令北京思想界掀起一股飓风，对知识分子产生巨大的影响，引起顽固守旧派官员弹劾康有为。梁得知此事，四处奔走，为其说情。由于梁启超与朋友多方活动，惩办康有为的气氛稍趋缓和。甲午战争爆发后，十月初六，梁启超护送妻女离开北京，走难到妻子家乡贵州。一切安排妥当后，去桂林与康有为见面，师生两人相约再度入京参加乙未科会试。
公车上书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二（1895年3月8日），梁启超与康有为乘船离开广州北上。三月廿一抵京，得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李鸿章赴日签订《马关条约》。在北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梁奉康之命，相继联合各省举人数百人分批发起上书，企图阻止签订和约。上书后朝廷不答复，举人们更加义愤填膺，兵部尚书孙毓汶更派人到各省会馆造谣恐吓举人，阻止上书。于是康有为连夜起草、由梁启超修改的《上今上皇帝书》万言书，于四月初八在松筠庵聚集近一千三百名举人，包括徐世昌、袁世凯等官员，纷纷在万言书签名。四月初十，以康、梁率领数百名举人，依汉代孝廉，乘着公家车辆，首尾相连五里，开往都察院上书。朝廷恐防人心汹涌澎湃，局势有变，提前于四月初八批准和约，都察院以皇帝盖玺批准和约为由，拒绝接受上书。上书过后，康、梁即参加会试，结果，康因"带头闹事"从第八名降为二甲四十八名。梁启超写的文章文笔优美，议论酣畅，副主考李文田过目后大加赞赏，决定录取。但主考徐桐以广东举人考卷中"有才气者必为康祖诒"为由，故意弃而不取。虽然朝廷拒绝上书，但此事已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康梁二人亦开始成为全国性知名的政治领袖人物。公车上书亦被认为是中国群众性政治运动的开端。
维新救亡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廿七，梁启超根据康有为办报馆，开学会的构想在北京宣武门外后孙公园创办《万国公报》，制造舆论宣传维新，报名与上海广学会所编的《万国公报》相同，以便推广。当时广学会总干事英国人李提摩太亦参与其中，主张用西方模式改革中国政治、经济及教育。梁更兼任其中文秘书，受李之影响颇大。开报两个月后，发行量增三倍，影响巨大。后根据李建议，为与《万国公报》区别，改名为《中外纪闻》，十一月初一日正式出版，以梁启超、汪大燮为主笔。该刊以编译外电西报和刊载上谕奏章为主要内容。同时梁启超和康有为参与起草《强学会序》，初步打开士大夫闭塞的思想。维新派的活动后来引起保守派的恐惧，保守派官员徐桐、褚成博、杨崇伊等以"私人堂会，将开处士横议之风"上奏慈禧太后。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名义于十二月初六严禁强学会议论时政，将之改为直隶官书局，专欲"译刻各国书籍"。强学会等于被解散，《中外纪闻》被逼停刊。
强学会解散后，梁启超得知汪康年在上海筹办报馆。不久，应汪与黄遵宪之邀携胞弟到上海，筹办《时务报》。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1896年8月9日）报纸创刊，梁启超任总主编述，以宣传"变法图存"。同时在上海结识了马相伯、马建忠兄弟，与胞弟一起学习拉丁文。在马相伯那里，又结识大批如徐建寅、盛宣怀、严复等社会名流。同时与谭嗣同、吴嘉瑞等人联系密切。是年秋，梁启超在上海定居后，接回妻女及王桂荃，十月回新会探亲，又到澳门与康广仁筹办《知新报》。当时，出使外国的大臣伍廷芳曾奏请皇帝派梁启超为参赞，梁答应后又坚辞不就，专任报事。十二月十六，梁被张之洞邀请到武昌，张更破例为其大开中门迎接，欲招其入幕，给银一千二百两，梁婉辞不就，决心通过报纸唤醒民众。撰写《变法通议》、《西政丛书》等五十多篇文章在报上连续发表，均为当时闻所未闻的论断，对当时社会影响极大。
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一（1897年10月6日），梁启超发表《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一文，以孔子的"三世说"、严复的进化论及欧美诸国历史进程说明，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必经"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最终变为"君民共立"之世，为中国的君主立宪制，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尔后，又发表了《知耻学会叙》，深刻揭露官商士兵民等种种无耻的行为。张之洞读后感到不满，大骂梁启超狂妄荒谬。即通过汪康年向梁施压，抑制其言论，删减其发表之文章。此后，黄遵宪与汪康年发生分歧，受到汪的排挤，被调职到湖南。黄认为梁是旷世奇才，邀请梁到长沙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
戊戌变法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梁启超告别家人，与韩文举、叶觉迈、欧矩甲来到长沙，制订《时务学堂学约》，当时学生中有蔡锷、李炳寰等人。梁每日讲课四小时，夜则批改学生札记。当时，梁与谭嗣同又窃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禁书数万册，加以案语，秘密散布，传播革命思想，令学生思想更趋激进，全湘哗然。因此，梁遭到以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叶德辉、宾凤阳等守旧派打击，令梁大病几死，回沪治病。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1898年），梁启超乘招商局立�轮返回上海。到沪后病情尚未痊愈，因康有为在北京办保国会急需助手。二月，梁在康广仁陪同下进京，协助康有为推动变法。三月廿二，保国会在北京成立，拟定《保国会章程》三十条，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保国，即"保国家之政权、土地"；保种，即"保人民种类之自立"，保教，即"保圣教之不失"。保国会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变法、外交、经济等方面，希望能够协助朝廷治理国家，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政党雏形。接着，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等组织相继在北京出现，入会者颇踊跃，变法的声浪日益走向高潮。守旧派官员洪嘉与、潘庆澜等相继出面攻击，指责其"揽权生事"、造成国家分裂、"形同叛逆"。此后，保国会不得不停止活动，实际名存实亡。
闰三月，梁启超联合举人百馀人，连署上书《请变通科举折》，请废八股取士之制。都察院、总理衙门均不代奏。当时，在京举人万馀人，皆于八股性命相依，对梁此举"嫉如不共戴天之仇"。四月初，梁启超得知皇帝不顾守旧大臣的阻挠，欲大力推行新政，觉得中国有了希望，深感皇上圣明。随即代徐致靖、杨深秀各起草一奏，"言当定国是，辨论守旧开新的宗旨，不可骑墙模棱"，请求皇帝正式实施新政。四月廿三，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表明改革决心，变法自此开始。
变法开始五天后，光绪召见康有为，即请梁启超起草《请废八股折》，废八股改试策论，遭到守旧派官员刚毅及八股士子们反对，欲刺杀梁，梁"笑而不避"。五月十五，在翁同和等人推荐下，光绪召见梁启超，按当时成例，四品以上的京官才能召见，梁以一介布衣觐见皇帝，为清朝开国以来前所未有之事。召见时，因梁不会讲北京话，皇帝亦听不懂他的新会口音。满腹经纶，如鲠在喉，情急之下将《变法通议》呈上，仅授六品顶戴，未得皇帝重用，敕其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在变法步骤策略上，康有为根据日本明治维新经验以主张循序渐进方式进行。可是谭嗣同与梁启超等人极力反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