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反污群体事件
环境污染与群体事件（下）
一、都是“污染驱动型”
前文将中国大陆“反污群体事件”分为四个类型，这种划分是根据事件表现形式进行的，由归纳发动方采取的方式、方法、手段而得出。另一种研究对象近似于“反污群体事件”的分类值得注意，台湾学者萧新煌教授曾经将“环保运动”分为两种类型：污染驱动型与世界观模式，前者是与环境恶化及被害者生存有着密切的关系，为特定的事件所激发，后者是由对地球的健康和平衡的考虑而触发。
“环保运动”概念普适于世界，“群体事件”为大陆特色词汇，然而将大陆“反污群体事件”视为环保运动的组成部分并无不妥。萧新煌先生分出的两大类型，以发动方的精神动力或思想动机为线索，指出了促动人们环保行为的主观内因。我们可以对此分类再加一点合理推想，即“污染被害者”和“环保理想者”两种人有交集；两大类型的环保运动必然会交融。
这世界将环保与生态理论、信念作为“准信仰”的人越来越多，大陆当然也有“考虑地球”的理想主义者。不过，受客观条件所限，他们的能量尚无法发挥。一来官方对民间个人的反污染活动深怀戒心，对“计划外”的民间环保建设活动少有支持，二来环保热心人士虽志趣相投但没有相聚抱团之平台，个人因“找不到组织”而只能作为单个沙粒而存在，从而留滞于思想酝酿与宣传说教的阶段。因此，“世界观模式”的环保运动在内地几乎无痕迹可证，和中国式自杀一样，大陆所有的“反污群体事件”，都是不掺杂信仰、理想因素在内的形而下的行为，即“污染驱动型”。
二、漠视民意成事变
“居民合力制裁污染企业”这类事件，民众情绪易沸腾亢奋，其过程多激烈张扬，警方介入则迅即演变为官民对抗与警民冲突。而此类事件发生之前，污染企业危害周边居民健康与生产旷日持久，居民早就对污染企业和地方政府机构多次表达诉求，有过多种形式的沟通和抗议。
“东阳事件”即典型一例。东阳画水镇居民多次上访，东阳市、金华市、浙江省的环保部门都找遍了，并且浙江省环保局曾明确回复村民说，其中几家化工厂不符合有关规定。可这些化工厂仍照旧运转，村民又进京向国家环保总局投诉，还找了北京的记者，但问题仍解决不了。当地居民是讲理的，也知道找谁讲理，问题是没有讲理的地方，再就是该做事的地方只讲了一点理就算完了事，事态也就只能向着“忍无可忍”的方向发展。煎熬久，憋得很，一旦不再忍受，爆炸式的反弹在所难免。
在“抵制工程项目”这类群体事件之中，有规模特大、冲突剧烈的个案。在激烈冲突爆发之前，也都出现过“民意不服”的现象，可以说事前已有“预警”。启东市民抗议王子制纸排海工程项目的活动，并非始于2012年7月25日。在2012年6月9日，当地市民有过一次自发的、小规模的和平示威游行，当地政府如果重视了这次的民意表达，7月28日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和冲击市政府、侮辱官员等事件，就不会发生。启东事件之前的什邡事件于7月2日总爆发，在事件前的6月30日，什邡市民曾有过小规模的请愿活动，当地党政也是没当成大事对待。
若非受什邡事件、启东事件的启发，任何地方的党政官员可能都发现不了事变前“民意信号”所表达的含义，都不会把一小群居民的异议表达行为视为大事件前的征兆。是的，“公仆”们习惯了，民众即便不同意，他们又能怎么样？殊不知，与这种思维习惯相伴相随的，正是民众的愤懑已久——以一次爆发，反抗一贯的侮辱。
三、付出代价搏成果
剔出“污染事件、污染症像或传言引发的社会行为”这一类型，盘点“反污群体事件”，尤其是未进入诉讼程序拖来拖去的激烈型群体事件，以民众获胜而告终者至少可以说占绝大部分。有大胜或小胜、全胜或半胜，获胜代价也有大有小，而以民众完败为结局的事件还有待考证。
厦门市民集体抵制PX项目，过程平和，民众代价很小，这和事前官民多次沟通并召开听证会有关。事发后厦门市政府决定将PX项目迁往漳州古雷半岛，此消息经媒体披露后，引起举国关注，被誉为民众和政府的双赢。启东事件中，民众呼声是“排海工程危害当地人健康，希望永久取消该工程”，起初政府回应是“暂停建设”，而在事件达到高潮的当天，南通市政府作出决定，永久取消排海工程项目。什邡民众示威在7月2日达到高潮，警方大打出手的当天，什邡市委书记表示，在群众不了解、不理解、不支持的情况下，钼铜项目不再建设。这几个案例中，均无污染事实发生，应看做民众为“可能的污染”而实施了成功的阻击。
事情闹得越大，民意获胜的机会就越大，似乎是反污群体事件的一般规律。
事发之后，隐患与隐情曝光，上峰眼光聚焦于该地官员，事情不再仅是企业与居民关系问题，也不是单纯的环保与污染问题，成了维稳要务，升格为社会与政治问题。若不当即对民众做出让他们基本满意的答复，民众情绪则不得平缓，眼下的动乱局面没法料理。况且，民怨沸腾的背景下，项目无法动工，企业也没法继续运转。
事发则民胜，主因还在于“政治思想”或“天地良心”。一来，事件发动方是被损害者或潜在、可能的受害者，抵制污染源、要求停止侵害天经地义。“一小撮别有用心”、“不明真相”、“境外势力”、“民族大义”等说法无处下嘴，任何人都无法从这里抓到民众的小辫子，民众未达社会公正、公义层面的“有限诉求”，避免了被扣上“反动分子”政治帽子的可能。二来，人多势众，民意昭然，临时的群起、雄起，陡然打破了平日里企强民弱、官强民弱的平衡，除事件在当地的现实压力外，全国舆论一边倒，支持居民实施“环境保护自卫权”，对当地官方和相关企业“全民共讨之”，此状态足令任何地方权力望而生畏，面对大规模的激烈事件，最高治权也因此而面对“民意测验”。此时再看地方官企关系、权衡利害得失，与民对峙的另一方充其量不过多来一点钱的价值。强势被一时打回原形，民意不得不畏，善后处理规则则建立在此一时社会与政治生态改变的基础之上。
这并不意味着政治思想的先进与优越。即便从皇帝老儿的立场讲道理，民众诉求也不会被否决，或许，“家天下”会于此体现更强硬的亲民姿态：江山有主，天下乃朕之天下，岂容家臣携商贾毁败我家大好河山？
四、非与大难常相随
无灾无难或有大规模群体事件，而特大、重大污染事故发生后却无群体事件发生（搁置大气污染等普遍性的环境灾难不论）。
如2002年贵州都匀矿渣污染事件；2005年松花江特别重大水污染责任事件；2006年湖南岳阳砷污染事件，同年四川泸州电厂燃油泄漏事故污染长江水体事件；濮阳市黄河取水口多年连续遭污染，市民喝不上放心水；2009年山东沂南涑河砷化物水污染事件；2010年松花江化工桶事件；2011年渤海蓬莱油田溢油事故；2012年广西龙江河镉污染事件；2013年黄岛“11・22”爆燃事故；等等。
2008年9月8日7时58分，山西省襄汾县新塔矿业有限公司新塔矿区980平硐尾矿库发生特别重大溃坝事故。事故泄容量26．8万立方米，过泥面积30．2公顷，波及下游500米左右的矿区办公楼、集贸市场和部分民宅，造成277人死亡、4人失踪、33人受伤，被确认是一起违法违规生产导致的重大责任事故。显然，这也是一次环境灾难。而如此严重之人祸，也无群体事件发生。
主要原因：其一，群体事件有前因与积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突发特大事故与大灾之前民众无预先酝酿；其二，群起大闹目的无非是引起高层权力的关注，欲图“闹下借上”，而特严重事故发生后高层即给予关注，往往是组成高规格调查班子，并对部分责任人追究刑责或行政责任；其三，大难发生后，各级权力迅即将预防群体事件作为首要大事，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将安抚、疏导任务落实到每个受害人的家属，“不稳定因素”一时尽在掌控中。
五、堵了正路走邪路
居民联合投诉、起诉污染责任方，此类群体事件最为平和、理性，社会支付代价最小，也最接近“法治国家”的处理模式，因此最值得鼓励应用。然而，诉讼需等待行政处理结论，法院不接案，立案后久拖不结，审理中常遇不法干预，由是，打官司的受害方拖不起、受不了，大量环境诉讼被挡在了法院门外。
在民众环保诉求强烈、维权意识高涨、私益诉讼猛增的情况下，“公益诉讼”方式尤其可贵。通过司法途径、运用公益诉讼手段遏制环境恶化可行而高效，这是“世界经验”。新《民诉法》第55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里立法的本意是松动公益诉讼以维护生态，所以有好评曰“开启了环境公益诉讼的司法程序”。但实事求是地说，由于没有任何人被认定为“具有主体资格”，环境公益诉讼反而被架空了。即使取最乐观的看法，也不过允许几家官办社团“垄断环境公益诉讼”罢了，而“垄断诉讼”，将毁掉环境公益诉讼。
法理上的抵制污染侵权的“主渠道”被严重堵塞，受害居民不得不走上“邪路”，这条“邪路”即“自力救助”。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它是“不得已的暴力”；“作为善良民众不得已的出路”。
只要“正路”没疏通，今后走上“邪路”的民众会越来越多。这谁都不愿看到的局面与趋势应该改变，需要有人为环境公益诉讼被架空而负起责任，否则便是对中国人的生态环境不负责任。如何解决呢？“深化改革”、“走法治正路”之大道理，体现于这般细节，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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