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在中国为何“水土不服”？
为俗事所困，半个多月没上网浏览了。昨天上午，偶然在凤凰网发现了一篇点击量很高的热评文章——《从衡阳贿选看中西文化差距有多大》。读后便想发表一番“低见”。
本月初，湖南衡阳曝出一个“花三百万巨资贿赂市人大代表成功当选省人大代表”的特大贿选新闻——在一次有527名代表出席的地级市人大会，有518名市人大代表和68名工作人员收受贿赂；在此次被选出的76名湖南省人大代表中，竟有56名从事了送钱拉票勾当，所送金额达1.1亿元，518名昧心代表人均获贿20万左右。
看了此新闻，不少人便惊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太多人认为没啥油水可捞的人大代表，原来竟是如此风光无限！
同样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虽是“举手机器”，却是“政治地位”的象征！这就难怪多少年来，那些傍党的好政策先富起来的土豪们，皆纷纷不惜一掷千金弄个人大、政协代表来过过官瘾了。
古人“温饱思淫欲”，当今的土豪同志们则“富足思显贵”，确是“与时俱进”了！
衡阳特大贿选丑闻曝光后，主旋律同志们立即作出种种反应，或赞：“这次中央和湖南省委能够不避，不躲，不遮，全盘公开化处理这件贿选案，充分说明了中央在处理腐败问题上是多么的认真和下功夫！”或称：“这是对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挑战，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挑战，是对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的挑战！”或表态：“坚决支持中央彻查衡阳破坏选举案，以维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权威和尊严。”……
稍微细心之人，都会从上述评论中明白无误地读出这样一个重要信息：各级人大，决非一木偶剧团，不是“橡皮图章”；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绝非“过家家游戏！”——从上世纪40年代末“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开始，咱们就玩真的了！
一宗声名狼藉的特大贿选丑闻，经主旋律同志哥们一番点评后，就成了一宗大大的好事。
与擅长化腐朽为神奇、变坏事为好事的主旋律同志哥们不同的是，《从衡阳贿选看中西文化差距有多大》一文章作者则从“中西文化差异”中查找根源——他感叹道：
“这种骇人听闻的惊天故事，既是腐败在一个地区肆意横行畅通无阻的必然结果，也是拜金文化在一个立法机构渗骨髓入血脉的集中表现。”“一切向钱看，看似商品社会司空见惯最为时髦的一种价值取向，实则是信仰缺失道德沦丧精神空虚的自然文化选择。作为享有一定监督权的地级市人大代表，而自身却失去了应有的监督，在这种文化耳濡目染的长期熏陶下，又岂能不使其纷纷成为‘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忠实信徒？”
紧接着，该作者也以袁世凯贿选案为例，暗示“拜金文化在一个立法机构渗骨髓入血脉”并非偶然——1914年，嫌做大总统不过瘾的袁世凯也想搞拿破仑同志那一套来个黄袍加身。于是便祭起古今以来屡试不爽的“有钱能使鬼推磨”绝招……结果，全国60名参议员，59名表态支持。唯有一位叫庄蕴宽的人拍案而起撕掉银票……
回顾了一百年前的袁世凯贿选案后，作者由此作出结论：衡阳贿选案发生的根源在于“中西文化差异！”
为了让结论更加有力，作者还引用了奥巴马参选获胜后赞美支持者的一番话：“我们的胜利来自于广大工薪阶级，正是他们从仅有的微薄存款里掏出5美元、10美元或者20美元来支持我们的竞选”。作者由此感叹：“同样是用于竞选的金钱，仅仅是使用的方法和对象不同，其所产生社会效果居然也就有了天壤之别。”
问题果真出在“中西文化差异”吗？
确实，527名代表出席的地级市人大会，居然有518名市人大代表和68名工作人员收受贿赂，人均受贿20万元左右； 76名省人大代表中，竟有56名从事了送钱拉票勾当，如此贿选壮举，足可打破该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然而，衡阳贿选案果真是“中西方文化差异”造成的吗？下面，无妨来个大胆假设：
假设：美国的选民发现：自己的选票投给谁都一样。谁当选都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利益毫无意义，他们会将“微薄存款里掏出5美元、10美元或者20美元来支持”奥巴马吗？
假设，美国的选民代表发现：所谓的“民主”，不过是权贵和富人们玩“过家家”的游戏。——谁当选，都只是多了一个举手机器；谁当选，都无法改变唯一当政集团“按既定方针办”的意志和决心；谁当选，都无法改变屁民们被代表的命运……他们还会将“微薄存款里掏出5美元、10美元或者20美元来支持”奥巴马吗？
再假设：衡阳的选民代表并非上级钦定，而是经选民一人一票推选而出。是选民的代言人和利益维护者；还有，这是一个高度透明化的法治社会——如此之下，代表们纵然在沉甸甸的红包面前怦然心动，但他们敢吗？
既然是闹着玩的，选阿狗、阿猫都一样，这时，有一个“不差钱”的土豪奉上一个沉甸甸的大红包求你投他一票，以让他蜕去土豪外壳跻身上流社会，何不成人之美？——在一个连医生、教师都敢心安理得地拿红包的国度，当代表的拿上一个红包，又有啥大不了的？
这时，有人或者会说：“原则问题能拿来作交易吗？”确实，原则问题确是不能拿来作交易的。然而，在最大“原则”彻底沦陷——选民无法推举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只能在钦定的人选上打勾勾的条件下，奢谈“原则问题不能拿来作交易”，岂不是很滑稽可笑吗？
话到这里，不禁勾起了一宗心事——自中国实行“村民自治”以来，中国村委会选举乱象，一直成为“国情论”和“素质论”者认定中国不能搞“西方那一套”的“证据”。其中一个极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连村委选举也搞不好，还想在更高一级搞？不天下大乱才怪！
果然，衡阳贿选案发生后，不少“国情论”、“素质论”者更中气十足、振振有词：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人家西方人玩得风生水起，到了中国果然就水土不服了吧？
在特色国度上，与患有雄辩症的“国情论”、“素质论”者们辩论，是一宗很折寿的事——中国村委会选举乱象之根源，除了与上述几个假设有重要关系之外，还有下面几个重要因素：
一、民主政治的优劣，与公民素质的高低密不可分。而一直以来，特色之国的公民素质教育是个盲区：大多数人闹不清何为“人民”何为“公民”；大多人只知爱党、爱国、爱领袖，却不知爱自由、爱民主、爱法治；不知何为权利何为义务……所有这些现象，农村更为严重。
二、乡镇一级不放权，依然像过去一样强行干涉村政事务，仍然实行村委书记与村委会主任分权的领导体制，导致“村民自治”名存实亡。这不但严重削弱了村民参与村政事务的热忱，同时也给民主选举带来极大的消极因素。
综上所述，民主在中国“水土不服”的原因就再也明白不过了！让“中西文化差异”论见鬼去吧！
举凡民主，从不成熟到成熟，从不完善到完善，必然要经过一段曲折过程和实践时间。对一个从来没有民主传统的天朝上国而言，更是如此。
民主政治欲在一个国家正常、良好地运行，必须是发动机带动车轮转。而非发动机不转车轮转！——当今特色之国恰恰如此：发动机发出“绝不”轰鸣，车轮在泥潭和泥滩上空转！如此之下，将“过家家”游戏中发生的“民主乱象”归咎于“国情”、“国民素质”和“中西文化”，才真正是“别有用心”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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