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1-28 10:11:29 作者: 綦彦臣
有人说“你太高看自己了”，我淡然一笑。所谓高看者，我认为彭明、刘晓波不幸死在狱中，作为心理威慑事件有“冲我来的”意思。彭刘两人都是我从事异议政治历程中的关键人物，前者在我的帮助下创立了至那时为止的规模最大的民间政治团体中国发展联合会，后者约我到京深谈并与余杰一起介绍我加入一个异议作家团体。
前者在监狱里昄依基督教让我激动不已，因此，将手存的中发联成立照片放大、作了一个水晶版，以示庆贺【见图】；后者因为我涉及彭明的文章误会专门发文批评我，但由于那篇文章是“暗语”性质的，我无法公开讲清。我不是刻意等晓波出狱来为此再做私下交流，而是认为他作为杰出领袖人物出狱后会重振国内异议。在重振国内异议过程中，我们等待彭明，他出狱后留在国内与晓波合作，“希望在民间”很快会成为现实。
这样的设想因两位杰出人士的去世而遭遇严重挫折。尚可视为安慰的是，晓波曾为主编的《民主中国》网刊发表了彭父的回忆文章。这点是异议政治活动与异议写作精神相通的一大证明吧。在此，衷心感谢《民主中国》网刊！
我与彭明相识，因于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平台。我是天则的特约研究员（第三届，1997.3-1999.3），发表在天则内刊上的金融危机研究成果被彭明的著作《第四座丰碑》所引用。坦率而言，当彭明参加天则平台学术活动并免费送书时，我没注意他，只是后来大概读了他的书，看到此人有大格局，以至深读、细读其书。悉其书而欲知其人，写信联系,而后成为至交。在两人合作的过程中，坚决一致行动、思路不谋而合，也有争吵，争吵不可解决，就“密室深谈”。
而不管私交公谊状况如何，我对彭明的大格局气质是绝对认可的，尽管他不免在细节上会失误。大格局之一者，主张团体成员在遭遇抓捕或曰司法迫害时，主动交待问题，“能往上一层推的东西都要推”，以便为团体保留战略种子；二者，推动民主宪政不只是政治事业，还是道德事业，是给任何一个中国人道德自新的机会，如此，民主化后要“烧档案”，不清算政治高压胁迫下的叛卖、告密、自首等行为。前一项，参加中发联的人士都知道；后一项，知道范围虽不大且是我俩“密室深谈”的一部分，但彭明确实跟我说“要找历史依据，写重头文章”。我则应曰：“有机会，我给大家讲三国志（不是演义）上的曹操烧信就行了。这样的事情最先发生在刘秀那里。这是刘秀得众成事的重要因素。”这个说法震动了一些知情人（包括官方的情报人员），毕竟上世纪九十年末还没有历史通俗化热潮，高级知识分子的历史阅读量亦很小。由于这个细节，也就不怪后来出了一个关于我的负面的说法，是为“彭明的坏主意全是綦彦臣出的”。结合当时一个实质为抓捕我而造的政治谣言“得彦臣者，得天下”，这个对我的体制内说法恰好说明彭明是个有卓越见识的人（有“得天下”的潜质），而我之有“坏主意”更多的含义是在细节上给他做弥补。
在以上两个大格局之上，更重的是彭明的环境意识，甚至说，中发联在更大意义上是一个带有异议性质的绿党。由于中发联的这个性质也即巨大无形资产，在我出狱后，官方背景颇深的一位环保人士约我谈合作事宜。因我对体制已经灰心，事情以“吃了一顿饭”作结。
当然，无论彭我二人还是其他中发联领导成员，都有时代不可避免的体制内思维。所以，中发联办公地点贴有告示，提示发言者不要攻击现任国家领导人。对此，我犯规过两次，其中一次是温元凯作报告，我做评论。我虽有犯规行为，但也并未放弃体制希望。当时，我点名批评李岚清搞（党权控制下的）农村基金会，目的在于支持朱镕基的“金融集权”。这类言论被山西一家报纸改写成了社论。我做的更有体制色彩的动作是将彭著《第四座丰碑》，经过上海市政府信息中心的一位人士转送给汪道涵先生。而我之所以有此管道，是因为我给上海市政府信息中心做兼职预测专家，除了正常发稿外，还提供一些专题报告。
回顾与彭明的合作、分手、再合作（乃于“再密谋”），完全可以写一部几十万字的回忆录。但是，这不是目前的主要事务，恐怕要留到中国民主化后。给历史作证，我可以提前披露两点：第一，彭明当年密潜回国，重大设计意图之一是把我弄出去，或曰他留下、我出去（主要为未来的政治领袖人物授课）；第二，彭明已经充分考虑了密潜回国的风险，有“坐上七、八年牢”的考虑，以便出狱后留在国内。正是由这一点，我才写了明面“批判”他而实质释放“出狱后留在国内”的信息，旨在让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前中发联成员保持再作事业的信心。在这方面，共产党当局比异议群体更聪明，也许这是彭明遇害的一个重要原因。
公平对待历史，我应该向彭明道歉：如果当初我走，先生或可不致遇害。
在个人潜意识中，我一直认为彭明先生未死。这不是行文的比喻需要，而是源于上帝给予的激励。由于他的精神未死，海外有唐柏桥先生发扬之，我也就站在坚定的“挺唐”立场。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绵逸书房，古运河畔，小城泊头。
（作者：经济学家，自由撰稿人，现居中国大陆。曾任中国发展新战略研究副所长，《参照》杂志副主编，中发联农村工作委会主任。）
前者在监狱里昄依基督教让我激动不已，因此，将手存的中发联成立照片放大、作了一个水晶版，以示庆贺【见图】；后者因为我涉及彭明的文章误会专门发文批评我，但由于那篇文章是“暗语”性质的，我无法公开讲清。我不是刻意等晓波出狱来为此再做私下交流，而是认为他作为杰出领袖人物出狱后会重振国内异议。在重振国内异议过程中，我们等待彭明，他出狱后留在国内与晓波合作，“希望在民间”很快会成为现实。
这样的设想因两位杰出人士的去世而遭遇严重挫折。尚可视为安慰的是，晓波曾为主编的《民主中国》网刊发表了彭父的回忆文章。这点是异议政治活动与异议写作精神相通的一大证明吧。在此，衷心感谢《民主中国》网刊！
我与彭明相识，因于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平台。我是天则的特约研究员（第三届，1997.3-1999.3），发表在天则内刊上的金融危机研究成果被彭明的著作《第四座丰碑》所引用。坦率而言，当彭明参加天则平台学术活动并免费送书时，我没注意他，只是后来大概读了他的书，看到此人有大格局，以至深读、细读其书。悉其书而欲知其人，写信联系,而后成为至交。在两人合作的过程中，坚决一致行动、思路不谋而合，也有争吵，争吵不可解决，就“密室深谈”。
而不管私交公谊状况如何，我对彭明的大格局气质是绝对认可的，尽管他不免在细节上会失误。大格局之一者，主张团体成员在遭遇抓捕或曰司法迫害时，主动交待问题，“能往上一层推的东西都要推”，以便为团体保留战略种子；二者，推动民主宪政不只是政治事业，还是道德事业，是给任何一个中国人道德自新的机会，如此，民主化后要“烧档案”，不清算政治高压胁迫下的叛卖、告密、自首等行为。前一项，参加中发联的人士都知道；后一项，知道范围虽不大且是我俩“密室深谈”的一部分，但彭明确实跟我说“要找历史依据，写重头文章”。我则应曰：“有机会，我给大家讲三国志（不是演义）上的曹操烧信就行了。这样的事情最先发生在刘秀那里。这是刘秀得众成事的重要因素。”这个说法震动了一些知情人（包括官方的情报人员），毕竟上世纪九十年末还没有历史通俗化热潮，高级知识分子的历史阅读量亦很小。由于这个细节，也就不怪后来出了一个关于我的负面的说法，是为“彭明的坏主意全是綦彦臣出的”。结合当时一个实质为抓捕我而造的政治谣言“得彦臣者，得天下”，这个对我的体制内说法恰好说明彭明是个有卓越见识的人（有“得天下”的潜质），而我之有“坏主意”更多的含义是在细节上给他做弥补。
在以上两个大格局之上，更重的是彭明的环境意识，甚至说，中发联在更大意义上是一个带有异议性质的绿党。由于中发联的这个性质也即巨大无形资产，在我出狱后，官方背景颇深的一位环保人士约我谈合作事宜。因我对体制已经灰心，事情以“吃了一顿饭”作结。
当然，无论彭我二人还是其他中发联领导成员，都有时代不可避免的体制内思维。所以，中发联办公地点贴有告示，提示发言者不要攻击现任国家领导人。对此，我犯规过两次，其中一次是温元凯作报告，我做评论。我虽有犯规行为，但也并未放弃体制希望。当时，我点名批评李岚清搞（党权控制下的）农村基金会，目的在于支持朱镕基的“金融集权”。这类言论被山西一家报纸改写成了社论。我做的更有体制色彩的动作是将彭著《第四座丰碑》，经过上海市政府信息中心的一位人士转送给汪道涵先生。而我之所以有此管道，是因为我给上海市政府信息中心做兼职预测专家，除了正常发稿外，还提供一些专题报告。
回顾与彭明的合作、分手、再合作（乃于“再密谋”），完全可以写一部几十万字的回忆录。但是，这不是目前的主要事务，恐怕要留到中国民主化后。给历史作证，我可以提前披露两点：第一，彭明当年密潜回国，重大设计意图之一是把我弄出去，或曰他留下、我出去（主要为未来的政治领袖人物授课）；第二，彭明已经充分考虑了密潜回国的风险，有“坐上七、八年牢”的考虑，以便出狱后留在国内。正是由这一点，我才写了明面“批判”他而实质释放“出狱后留在国内”的信息，旨在让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前中发联成员保持再作事业的信心。在这方面，共产党当局比异议群体更聪明，也许这是彭明遇害的一个重要原因。
公平对待历史，我应该向彭明道歉：如果当初我走，先生或可不致遇害。
在个人潜意识中，我一直认为彭明先生未死。这不是行文的比喻需要，而是源于上帝给予的激励。由于他的精神未死，海外有唐柏桥先生发扬之，我也就站在坚定的“挺唐”立场。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绵逸书房，古运河畔，小城泊头。
（作者：经济学家，自由撰稿人，现居中国大陆。曾任中国发展新战略研究副所长，《参照》杂志副主编，中发联农村工作委会主任。）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
欢迎回帖各抒己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