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我从部队退休，有人聘请我当经理，我没有接受，我在部队从事了多年的农场工作，有比较丰富的当地农业生产的经验，对搞农业有兴趣，老有所为，应该在发展农业方面做一番事情。于是我与几个复转军人、察布查尔的下岗工人合伙，承包了察布查尔县种羊场农民李授章等三人的200亩地经营，承包期30年，承包费每亩每年5元。
每亩每年5元承包费的土地，可想是什么样的地，是种羊场最差的地，起伏不平，石头很多，盐碱很重，没水没电，很多人都劝我不要承包这块地。根据我在部队多年从事农场工作的经验，在伊犁河谷地区承包这样的劣质地，急功近利搞不成，要付出几年十几年的投入，才能逐渐见效益；农业是个微利行业，但我承包的土地多，如经营得好，获利也可积少成多；时间较长的开发和投入较大，就需要国家的扶持，需要政策的长期稳定。因此我做了长远的打算，我们首先要平整土地，捡石头，还要拉高压电、打灌溉机井等。
到1997年，我们的合伙人发展到20多个，经过流转、置换、承包，增加了土地经营面积，最多时达到8000多亩，实行股份制经营。后经过增减转换，归我承包经营的土地有1400多亩，这些土地承包合同，全部得到种羊场或乡政府的批准。
为改进生产条件，我前后共投资了1700多万元，至今还负债300多万元。
我架设了高压输电线路2500多米；
打灌溉机井4眼；
在承包的部分地块安装了滴灌、喷灌系统；
修公路1000多米；
种了一万多棵树；
建了谷物网架三个，可存放200多吨谷物；
建了600多平方米的谷物存放棚；
建了2000平方米的水泥晒场；
14座猪舍，总面积5000多平方米,设计年出栏猪万头，最多时生猪存栏3000多头；
配有800多立方米沼气罐一个，利用猪粪产生沼气发电；
牛舍、羊舍600平方米；
饲料加工房260平方米及其设备；
还有农机库、车库、修理房、办公及员工住房1000多平方米；
购置拖拉机等牵引机械5台，共300多马力；
大型农机具30多台套。
我常年雇用工人15至20人，农忙时雇工五六十人，2004年，我们合伙承包地6000多亩，收获小麦1760吨。
我们承包、流转的土地，每年每亩的平均收益开始时只有60元，到2012年达到600元，好的达到上千元。我的耕作经营业绩受到了当时的县委书记、副州长、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钱志等领导的亲临视察，承包地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评定为“循环农业示范点”，开过县、州、自治区的数十次各种项目的现场会。
效益好了，政府就来收我们的地了。察布查尔县卸磨杀驴没收我们承包地的名堂是“清查土地”。第一次是2005年9月，说我承包的土地“面积不对”，有些属于“黑地”，冬播时停了我们的电力供应，不准我们进地播种小麦，使冬小麦推迟播种40多天，每亩减产100至150公斤。“面积不对”是怎么回事呢？二十多年前，国家鼓励发展农业，拨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但是察布查尔县把国家用于改造耕地的款项挪用了，所以允许把大量的土地发包出去，并给了一些优惠措施、“好处”，例如扣除一些盐碱重、沙化重地块的面积、少算一些不宜耕种的边缘、沟壑地的面积等，鼓励承包者，利用民间的财力人力修整土地。当时这样的承包优惠政策，是政府定的，四界标明清楚，有承包合同为据，怎么过了十来年，土地整治好了，收益越来越好了，就成了我们承包人的问题了呢？
2009年播种冬小麦时，政府又以“清查黑地”为名，派人在我们地头把守，不准我们进地浇水播种，误了农时，这一季冬小麦减产百分之二三十。
2012年政府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清查土地”，这次要没收我们承包的土地，并不给任何补偿。县委县政府提出的理由是我们承包的土地属国有，乡政府、村委会无权发包。数十年属乡、村集体所有的土地，怎么突然就变成了国有土地？十几二十多年前，我们承包荒地劣质地时，政府为什么不说我们违法？为什么还给予鼓励？现在土地整治好了，效益越来越大了，有些人眼红了，上边有些官员也打起了我们的主意，就说我们违法了。要抢地，就明说，为什么还要制造这样那样的借口？强盗抢掠，不需要什么借口。3月26日，公安局、防暴队的人来了四五十个，不准我们春播。我打开汽车油箱，掏出打火机要引燃自焚，被旁边的人阻止了。县公安局的警察把我抓了关进看守所，罪名是“扰乱社会治安”。我在看守所低血糖发作，昏了过去，被关了七天七夜。
我们响应政府的号召，合法承包的土地，被政府没收后，又被租赁给他人，租赁费每亩每年涨到250元至四五百元。政府收了这笔租赁费干什么用了？也应该给百姓做个交代。我们不认可政府没收承包地，阻止后来的租赁人进地耕种，形成我们与这些人的争斗。还有些承包地被没收后再次荒芜，田间设施遭毁坏，树木枯死，损失严重。
我第二次被关押，是在我2013年第二次到北京上访回到察布查尔后。县公安局警察把我软禁在医院七八天，后又送进看守所，关了三天，罪名是我“污蔑县委书记王奕文”。这是无中生有的陷害。有人控告王奕文受贿，警方出面说是我说的，硬按在我头上，但是又拿不出我说的依据。为此，伊宁县检察院起诉了我，说我“污蔑县委书记王奕文受贿”，伊宁县法院于2013年11月4日开庭审理，至今未作出判决。我前后被软禁过四次，被跟踪监视累计达半年之久。
伊犁州和察布查尔县的报刊、广播、电视等，多次报道所谓我“违法占有土地”的罪行，还说我拿着高额的军队退休待遇，到察布查尔违法承包土地等，利用人们的仇富心理，挑起人们对我的憎恨。这些宣传机器采访了这些人、那些人，就是没有采访过我，就是没有给我说话的机会。这样的报道公正吗？这样的宣传机器公正吗？
某些官员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因为我承包的土地多，业绩大，影响大，把我压服了，其他土地承包人也就服帖了。在察布查尔县，像这样政府废除的合法承包土地合同有300多份，没收的承包地总数有18万多亩,使承包人血本无归，陷于绝境！有4位土地承包户的人喝农药，以死抗争，其中死一人，被抢救脱险3人，仍留有后遗症。对于坚持反对违法废除承包合同的承包户、上访户，政府视为“钉子户”，非法扣压《身份证》，没收手机、电脑，跟踪、截访、监视居住、传唤，把承包户主近百人次，扣上“非法占用、破坏农用地”等罪名关押，有的承包户被关押六七次，每次关押时间最长的有六十天。判刑的有党上龙、沈志和、库尔班江、于全江等五人。承包人张洪钢、党学良、王宗海等人，2012年几乎全年在北京上访，2013年7月他们再次到北京上访，至今不敢回察布查尔，常年东躲西藏，漂泊在外。
我能让察布查尔县没收了承包地并不给补偿吗？我为改进生产条件共投资了1700多万元，至今还负债300多万元，谁来买单？费劲心血1400多亩劣质地改造得差不多了，被“依法没收”了，谁能接受？
我今年65岁了，至今还没明没黑地驾驶拖拉机耕作。我197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一直也弄不明白：我们通过平等协商达成的土地承包、流转协议，通过政府批准的协议，竟然违法，而政府一个文件就把土地没收了，究竟是法大还是党政官员的权力大？这样严重侵犯土地承包权的事件，为什么我们告到北京，也没人查处，给我们一个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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