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 | 造反的太阳花:千禧世代要唱自己的歌
三十岁以下的台湾年轻人,经常被老一辈戏称为畏苦怕难的“草莓族”,是只想活在小确幸、过自己小日子的宅男宅女。但是,堂堂迈入第三个星期的太阳花学运,却彻底翻转了老一辈的刻板想象。
三月十八日夜晚,两百多位反对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年轻人翻过台湾立法院的围墙、冲破警力的拦阻、闯入了闭锁的议场。他们拿起麦克风,挺立在主席台上,高声宣布:人民占领了立法院!
这些一九八O年后出生、在优渥环境下长大的千禧世代(Millennials),居然在立法院议场筑起工事,与国家机器硬碰硬,更拿起他们的扩音器,不厌其烦地向全民宣达他们的理念。
瞬间,太阳花学运(因为学生占领立法院的第二天,有民众送了许多物资,其中有人送了许多太阳花,很多学生都人手一支,因此被媒体称为太阳花学运),吸引了全台湾的眼球,数十家新闻媒体全天候跟拍。根据统计网站Socialbakers,主导此次运动的黑色岛国青年(由台湾清大、台大、成大、政大等校学生跨校成立的反服贸社团)的脸书,是台湾过去一个月内粉丝数增加最多的专页,高达二十八万多人,将其他偶像艺人远远抛在后面。学运总指挥、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研究所研究生林飞帆的个人脸书,随意的一个贴文都可以吸引超过十万人点赞。
许多人的疑问是,这些年轻人为何有如此大的动能?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强大的组织能力?这场运动会达到什么成果呢?
千禧世代的反抗动能的背后,有普遍的国际因素,也有台湾的独特脉络。
过去二十多年来,在全球化的氛围下,开放是被鼓励的美德,利益均沾(trickle down)是被鼓吹的神话。但是金融风暴后,席卷全球的经济萧条与严重失业,直接冲击年轻人的未来,他们挟着被既有体制剥削的不平开始反抗。
过去四年间,从阿拉伯之春到席卷全球的占领运动,都可以看到千禧世代穿梭街头、拿着各种行动装置,透过推特或脸书这类社群网站彼此集结、向外发声。
现在,轮到台湾的千禧世代。
三十岁以下的台湾年轻人,是台湾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代。二十五岁到二十九岁的年轻人口中,有55%的人具备大学以上学历,十年前,这个数字还不到四分之一。
但是,这群教育程度最高的年轻人,却是失业率最高的一代,也是最受经济剥削的世代。根据台湾主计处《人力资源统计年报》,2013年,二十五岁到二十九岁年轻人的失业率是7.11%,远高于全人口的4.18%。而主计处同年的《人力运用调查》更显示,这些30岁以下的千禧世代,有近九成的人平均月薪不到四万台币,其收入完全无法应付高涨的房价与物价。这些青年人恐怕必须不吃不喝三十年以上,才供得起台北市一间三十坪(近100平米)的公寓(约一千五百万台币)。
台湾的千禧世代占领立法院,要求退回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这个诉求与全球性的占领运动有其共通处:他们不信任自由贸易,认为它加大了贫富差距,恶化社会的不平等,进一步剥夺了年轻人的未来。
但不同的是,台湾的占领运动多了政治与文化的意义,因为服贸协议被视为是木马屠城记的翻版,国民党政府被比喻为引清兵入关的吴三桂,它甚至将一次性的改变台湾人的生活方式。
这样的顾虑并非空穴来风。香港在回归中国后,与中国签订了CEPA,虽导入了庞大的中国资本,但是爆量涌入的大陆人,排挤了香港人的生存空间,引起香港人“蝗虫入境”之讥。中国资本搜购香港媒体后,也屡屡引发言论紧缩的争议。香港的殷鉴不远。台湾人看到了,与中国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后,既有的生活方式被掏空的可能危机。
此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牵涉到的产业,是占了台湾GDP将近七成的服务业,它将直接冲击到台湾58%的劳工。许多人担心,一旦开放了服务业市场,两岸之间的薪资水位将会拉平,台湾基层劳工的薪资将会压得更低。更令人担忧的是,台湾超过九成以上的企业都是所谓的中小企业(员工在一百人以下的企业),面对庞大外来资本的入侵,几无招架之力。
尽管面对如此庞大的产业冲击,台湾政府在服贸协议出台之前,完全没有进行劳动市场的冲击评估,也并未充分咨询相关产业。 对于反对者来讲,服贸协议根本是在黑箱中拟定的政策,轻忽对台湾的未来冲击。
如果对于服贸争议背后夹杂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因素视而不见,是不可能理解千禧世代蓄积的反抗动能。这个反抗动能在三月三十日驱动了五十万人站上台北街头,台湾留学生更在美、英等十七国、四十九个城市同步举行,成为史上动员幅度最广、人数最多的台湾社会运动。
而千禧世代究竟是如何练就如此可观的组织能力?
他们集合几个代表团体组成决策中心,扮演学运的神经中枢,统合了庞大的物资组、纠察队、活动组、医疗团与律师团,有效地指挥每日高达四、五千人的静坐群众。他们更高举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的大旗,先后攻占了立法院与行政院,国家机器几乎因此停摆。太阳花学运俨然成为一支地下游击军,与凯达格兰大道另一端的总统府排阵对峙。
太阳花学运的壮大并非偶然。这些游击军是由政府长期的无能与专擅“养”出来的。
过去六年,台湾发生了许多的公民抗争运动,从反对集会游行法的野草莓运动,拒斥种种毁坏良田、污染环境、经济掠夺的土地运动,挑战旺旺大举购并媒体的反媒体垄断运动,到抗议军中不当管教的公民觉醒运动,许多人感到民主与自由逐渐流失的威胁。策画太阳花学运的几个主力团体,都是在这一场场的运动战中累积了自己的实力。
简单地总结,太阳花学运的沛然成形,是许多长期因素累积而来的。有年轻人对于世代剥夺的不满,有对自由贸易本身的疑虑,有对于国家机器的不信赖,更有对于台湾与中国的政经竞合关系的不安,也就是对所谓的“中国因素”的担忧。
而这个运动将何去何从?它将达到什么样的成果?
台湾上一次的青春狂飙,已经是24年以前的野百合学运。为期六天(1990年3月16日至3月22日)的野百合学运,促使台湾国会全面改选,让台湾从威权走向民主。而太阳花学运呢?它会达到运动的诉求,然后漂亮收场?或是像惊蛰春雷一般,一阵飙举电至后又复归庸常的平静?或者它只是创造一批政治新秀,以后浪之势取而代之?又或者它展现的是千禧世代对既有体制的大拒绝(Great Refusal),而成为对一切价值重新估定的新思潮?目前可能还没有人能预见或断定太阳花学运的未来。
不过,无论如何,千禧世代已经造反了。他们要唱自己的歌。
这是一个集体的世代想像,黎明之后,不管更好或更糟,他们都需要勇敢以对。
吴丰维是台湾文化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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