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俄羅斯總統普亭把國家帶回專制政體，如今俄國民眾必須面對這位充滿貪婪、恐懼與謊言的獨裁者，他的權力將在今年擺脫最後限制。從很多方面來看，普亭的獨裁很原始，其基礎是情緒而不是蘇聯時代的意識動機。雖然他試圖藉由併吞克里米亞與入侵烏克蘭東部，激起民眾對帝國的渴望，但這些行徑形同深夜的蒙面竊盜，不可能帶來持久的榮耀。
許多與我同行的文化歷史學家持相反意見，堅持普亭政權代表俄國文化傳統的延續，認定俄國繼承某種超越革命的文化DNA，好像有某種邪惡基因驅使克里姆林宮對烏克蘭進行帝國主義侵略。其他人則認為這種延續性源自民族性格，因為俄國人的獨特個性導致他們支持普亭，就像他們曾經支持史達林。
這種說法經不起認真檢驗。帝國起起落落，帝國的傳統也是。認為俄國人渴望獨裁領袖也是一種誤解。可以肯定，在2014年結束時，普亭的支持率仍然居高不下。但即使民調準確，他是否受歡迎，大致也無關緊要：獨裁者不靠社會契約統治，普亭的地位與合法性也並不來自民意支持。
這種國家與民眾之間的差異，一直決定西方國家對俄政策。美國外交官凱南就認為，共產黨路線「並不代表俄國民眾的自然風貌」。
無論如何，雖然普亭被描繪成強勢領袖，但他在任何層面都無法媲美終極強人史達林。在史達林統治下，熱情的自我犧牲和科學理性受到高度推崇。付出人所不能忍的代價後，的確締造了工業發展與軍事勝利。
政府利用公開審判和勞改營，以及前所未見的暴力，替奉行教條和克己的官僚鞏固權力。貪腐則被視為罪行，必須受到懲罰。
但今天，貪腐已是常態，雖然公審秀仍在上演，但遠比不上史達林時代的場面。普亭和他的圈子以生存和致富為主要目標。他害怕烏克蘭2014年革命演變成「革命性瘟疫」，只是因為同樣的革命可能出現在莫斯科廣場上。克里姆林宮的殘暴作法，就是因為普亭先發制人扼殺革命的結果。
普亭政府無非是俄國版的侍從主義（clientelism），按照政治效忠的程度來分配財富和經濟機會。這種制度性犯罪已行之多年，可悲的是國際社會無力對其施以懲罰。有其他想法而且默許俄國殘暴對付烏克蘭的西方人，無非是出自本身的貪婪、恐懼與自欺欺人。
事實上，普亭與其言聽計從的寡占富豪在大肆吸取俄國的民脂民膏後，已獲准把他們的不義之財投入歐美銀行與房地產，這一大筆費用帶動西方企業的利潤成長。
然而，西方國家的收益卻苦了俄國民眾。在將近四分之一世紀實行所謂的「自由」經濟政策後，從進口商品到銀行貸款仍比西方國家昂貴很多。近期的制裁讓局勢更加惡化。
烏克蘭危機揭露了俄國與西方國家的長期合作，如何破壞了現代世界秩序的重要原則。所有人都知道普亭領導下的俄羅斯投資不足、過度剝削且亂無法紀，但沒有國際勢力願意就此探討，更遑論出手打擊了。只有當俄國政府2014年決定把竊國統治提升為外交政策原則的時候，普亭的執政體系，才引起國際社會關注。
俄國原本有20年時間重塑為有益本國國民、歐洲和全世界的國家，相反地，卻停留在蘇聯解體後的悲慘世界裡，因為一小群菁英有心阻止俄國興起為有生產力、守法的國家。這種現狀並非無可挽回，但2015年仍可能持續。
（作者Alexander Etkind是義大利佛羅倫斯歐洲大學學院歷史學教授／編譯莊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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