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南：没有独立人格和自由的环境不可能出大师
抗战内迁大学是"现代版衣冠南渡"
衣冠南渡跟抗战中的大学内迁有什么共性或区别？
岳南：自1937年卢沟桥上的炮火开始，中国的知识阶层就投身抗日战争的洪流之中，开始了南渡之旅。在历史上，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南渡的很多，从晋朝的时候就南渡，在不能够立足于中原的时候，就要往南跑。宋代也有一次，靖康之战后，整个国家南渡。清军入关后又是一次。唯独抗日战争，不到十年我们就打回来了，可以称得上是"现代版衣冠南渡"。
中国历史悠久，往往呈现相似的一幕。但中国人民经过8年的浴血奋战，没有形成偏安的局面。冯友兰曾撰文西南联大纪念碑文写道："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庚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
这一次中国知识分子大规模的南渡西迁，造就了中国知识分子雄浑博大的精神气象，学术救国，文化救国，成为知识阶层的共识，也将西南联大打造成令后人仰之弥高的高等教育奇迹，"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
如何能再出大师：要有独立人格和自由的环境
您在《南渡北归》中也提到"大师远去再无大师"，您能否具体谈谈。
岳南：上世纪前半叶，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A.L Alfred Louis Kroeber，1876～1960)感叹于世界学术进步之快，曾发出了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天才成群地来"？事隔多少年之后，许多看过《南渡北归》的读者也对我说，他们最先惊讶的不是书中描述的艰难与纷乱，而是感慨那个时代的大师之多，学问之好，天才之广，有的读者甚至说一眼望过去，那些名字犹如灿烂群星，光彩耀眼，震憾人心，于是便有了类似克罗伯那样的迷惑与疑问。
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书中或明或暗地解答并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就中国而言，历史上大师云集的时代共发生过两次，一是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了诸子百家，天才人物群体涌现是从那个时代开始的。百家之后开始凋零，百花齐放不再；第二便是清末民初，也就是我书中描述的那些人物出生与成长的年代。
如果对春秋、战国与晚清、民国这两个大时代加以分析， 便不难发现，大师的产生需有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政治生活与文化氛围的宽松自由，即陈寅恪先生所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是这样的精神支柱为 依托，才有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老少两辈交相辉映的局面，才有了杨振宁、李政道两位西南联大学子日后斩获诺贝尔奖的实力，才有了"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 （1941年，国立清华大学成立三十周年校庆收到国外大学贺电）的大学教育发展的神速与成果。如果没有独立人格和自由的环境，且不说大师，就是小师也培养不出来。
抗战时期尽管时局动荡，但是那时对教育界的专家学者是非常重视的。比如1937年庐山会谈甚至邀请了三位大学教授来一起讨论"要不要打"，这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那个时代的老师是想着学校的，而不是在乎能否升官发财；学生是想着学习的，以后能够报效国家，没有很多功利性的想法。
沙龙现场嘉宾（左起）：作家岳南、历史学家雷颐、著名学者陈平原和北京印刷学院教授陈勤（主持人）
建校三十年VS建校百年，清华从世界一流到力争世界一流
战争中的内迁大学对如今中国高等教育的启示在哪里？
岳南（作家、中华考古文学协会副会长）： 前面我提到，1941年清华大学在昆明举行三十周年校庆的时候，美国多所大学联合发来的电报电文是："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这表明了中国大学发展之快，让西方学者不得不承认建校才三十年的清华大学已经迈入了世界一流行列。
我记得2011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时候，当时的校长称力争在本世纪中叶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而事实上清华大学早在七十年多前已经达到了世界一流，现在反而要重提建设成世界一流大学，这是需要我们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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