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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5年10月17日 下午12:32
主题： 洪秀柱挥挥衣袖离场 以惨烈载入吉尼斯纪录的信阳事件前因后果 1949年至1976年中国大陆55次运动 戚本禹：周恩来江青亲如兄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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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柱挥挥衣袖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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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惨烈载入吉尼斯纪录的信阳事件前因后果
1949年至1976年中国大陆55次运动
戚本禹：周恩来江青亲如兄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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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柱挥挥衣袖离场
（讲话全文）
马总统、吴副总统、连前主席、萧前副总统、吴前主席、朱主席、敬爱的党代表先进、以及场内外所有关心秀柱的好朋友，大家午安：
今天劳驾诸位再度前来讨论"总统"提名人选的存废，秀柱实在心中难安，想想719全代会上的齐心欢呼，如今场景和人物依旧，但心思可能不同了。或许白云苍狗，世事难料，但秀柱此刻的心情可说是"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
不知道几分钟后我的身份会不会改变，但不变的是，我对党的热爱，以及我对"中华民国"的期盼。我说过我会尊重临全会的决定，党可以不要我，但我不会放弃党！
中国国民党，从两个甲子以前的兴中会、同盟会一路蜕变成长，她曾经是由大地上一群感受人民痛苦最深切的青年组合而成，创党的先辈认为"吾辈处今日之中国，无时无地不可以死"，因此发誓以鲜血冲出国族的生路。今天，我们在纪念总理的殿堂中集会，谁能不感受先烈们"我死，国生"的无私情怀？世俗利害的种种考虑，到这里，都不应该出现。
去年九合一败选后，党内四顾茫茫，支持者灰心丧志，在低迷的氛围中，本党几乎丧失了为2016大选奋战的勇气。今年年初，无论外界如何催促，党内天王再三婉拒参选，秀柱和多数党员同志一样忧心如焚，为了避免外界讥笑泱泱大党竟无一人应战，秀柱责无旁贷的投入初选，希望藉此唤醒大家共赴党难，力挽狂澜。
因此，从4月20日登记领表开始，秀柱循党内机制一步一脚印，上山下海寻求联署，冲破联署门坎和"防砖民调"的严格考验，完成所有程序，成为本党创党以来第一位经由民主初选机制所产生的"总统"候选人。
一路走来，虽然秀柱尝尽苦头、历尽磨难，但看到冷漠的人心被唤回，看到支持者槁木般的心志重新被点燃，终于我们的努力可以让群众相信：改变是可能的！
坦白说，过去十几年的两次政党轮替，轮替的只是人民彼此间的仇恨和嘲弄，既未抚平社会的裂痕，更未替这片曾经美丽的土地、淳朴的人民、潜力无穷的"国家"建立共同的愿景。
我们的国家今天出了问题，本党当然有责任。本党在是非价值、国家道路上的模糊、姑息、妥协、放弃，让本党在面对挑战时，已经没有勇气再说真话，说对的话，没有信心再捍卫我们的原则，捍卫我们的价值。总理遗嘱说我们要"唤醒民众"，但是现在本党还有几个人有勇气去唤醒民众，来认识到我们"国家"险峻的处境呢？
容我沉重指出，我们的国家已经陷入被边缘化的处境，外在的局势日趋不利，而我们却沉溺于政治恶斗、争权夺利的无穷内耗中，谁曾经仔细考虑该如何为此困局解套？我们原已窘迫的政经情势，在学运之后，更陷入动弹不得的困境，谁又真正用心探求出路在哪里？当政治人物都以赢得选举作为从政的最高原则，以保持权位作为唯一目的时，还有谁会思考"国家"的前途？还有谁会关心年轻人的未来？
一个政党可以失去一次选举，但是不可以失去她的灵魂；可以失去她的版图，但不可以失掉她对价值的坚持。成败胜负本是常态，但是失去党魂、党德与路线，这个党必将沦亡。而我们"国家"和本党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的党沦亡了，我们的"国家"又将何去何从？
这三个月来，如同参加初选开始，我从来没有一丝懈怠；一路走来，选民的热烈支持让我无比振奋，国人的殷切寄望更令我充满信心！我深知，要人民重拾对本党的信心多么不易，为"国家"确定一条正确的道路更是何其艰难。但这正是我的参选初衷，也是本党当前的重责大任！而今尽管遭遇种种横逆，我心如初，无怨无悔！
本党目前的两岸论述是"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我完全了解这个主张为两岸交流做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但是它仅维持两岸关系脆弱的稳定。做为本党的"总统"参选人，我希望再进一步，为两岸创造和平，这是中华民国"总统"责无旁贷的使命，因此我提出在五个前提下签署两岸和平协议，这不是投降，更不是卖台，而是我们与人民同命共生的愿力！和平是人民的共识，和平协议当然符合主流民意！如果本党的"总统"参选人不敢坚持这点，这才是违反党章，背离民意！
秀柱是50年的资深党员，从政以来奉献党国，无怨无悔，几次党最艰困的时候，从未离她而去。这段期间，秀柱陷入有生以来最痛苦的长考，我要不要为了捍卫我的价值理念，与我深爱的党对簿公堂？我要不要回应广大的支持者，而让党的同志们为了秀柱一人的参选资格而针锋相对？我不忍亦不愿看党走向分裂的歧途，但更痛心我所爱的党走向沉沦，让民众对这个党的信任消失殆尽！
我一再指出，我对程序正义的忧心。孔子说为政之道："民无信不立"。国不可无信，党可不可以没有诚信呢？有人说，今天是个"换柱"的全代会，我不同意，在我心里，今天是个让秀柱取得党代表同志支持的全代会。我知道，待会将决定秀柱提名资格的存废，此时不禁让我想起先父在他受难记中所讲的一段话："将来有机会为'国家'做事，仍当尽忠职守，切勿为名利参与政治，合则留，不合则去，切勿恋栈"。所以，我要恳请各位同志，不要为洪秀柱着想，请为国民党在未来的台湾，应该扮演何种角色着想。中华民国，是华人民主的标杆，本党今天的决议，不只党员在看，全台湾人民在看，所有关心华人民主进程者，也都在看！然而，我真的不希望变成"台湾第一次，世界都在看"！
在这次选举过后，未来当我们谈到民主制度的建立，以及程序正当性的捍卫时，本党今日所为，究竟会如何载入辉煌的党史呢？
"天下为公"是"我国"政治的理想境界，也是我们总理中山先生最爱书写以明志的理念。天下，为天下人所共有，同样的，我们的党也不是只属于全体党员，她也是台湾人民所共有，今天我们的选择，是否也要向人民负责、也要向历史交代呢？我们是否要依社会的观感、人民的认知来决定我们相信什么，还是要因选举考虑而牺牲制度，反而让本党陷于丧失诚信、党格与党魂的险境？
我坚定地宣告，我是永远的中国国民党党员，本党必须成为一个让支持者骄傲的选项，必须作为稳定两岸和平的一股力量，必须去制衡民粹的氛围，必须让中道理性的人，有一个投射的希望。而这也是我参选以来一直努力的方向！
我重申，临全会如果废止我的提名，在合理性、正当性和程序合法性是有高度争议的，秀柱无法认同，但身为党员，只有被迫接受。
最后请容许我挥挥衣袖，先行离开会场，留给大家冷静思考的空间，此心可鉴，真情不变，"孤臣可弃，但绝不折节"！党可以不要我，秀柱绝不会放弃党！天佑本党！天佑台湾！天佑"中华民国"！谢谢大家！
来源：东森新闻
以惨烈载入吉尼斯纪录的信阳事件前因后果
"信阳事件"指的是1959年冬至1960年春，发生在河南省信阳地区的饿死一百多万人的惨痛事件。这是共和国初期，由于"反右派""大跃进""公社化"酿成的一场人为的大灾难。这个事件是中国三年（1959～1961）大饥荒（因为其惨烈的程度而被《世界吉尼斯记录大全》列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饥荒）的缩影。
1980年笔者在《河南日报》任记者站长时，曾写过一篇《"信阳事件"应当重审》的建议文章。交总编辑何风德同志，并陈述了意见。何总编说，1950年代以来的大量冤假错案虽已平反改正，但这个"事件"上面没有说法，可能还是个"禁区"，不宜公开发表，先登内参看看反应。内参刊发后许久没有任何反应。何总编告诉我，这件事领导上无一人置可否，看来时机不成熟，不要再提此事了。
如今时间又过了28年，"信阳事件"已过去快半个世纪了。然而，今天同50岁以下的人谈起"信阳事件"，他们却像听天书一样，惊诧不已，认为是"天方夜谭"。而随着时光的流逝，那段悲惨历史的亲历者，多数已经离开了人世，他们记忆中那些珍贵的资料，随着他们的逝去已永远消失了。再过十年八载，这一代人越走越多，消失的记忆也就越来越多。几千万生命换来的血泪斑斑的教训，可能就会被后人遗忘了。基于此，在28年之后，错想重提总结研究"信阳事件"这个建议，使后人永远牢记那段悲惨而沉重的历史。
一、"信阳事件"的成因和发展过程
位于豫南的信阳地区，历史上素有"鱼米之乡""豫南粮仓"之称。信阳地区1956至1958年都是好年景，1959年"人祸"加天灾造成严重减产确是事实，最后落实的粮食总产量是30亿斤。按当年农业人口800万（实为780万）计算，扣除种子、饲料，人均占有口粮还在300斤以上。再兼由于前三年风调雨顺收成好，社、队和群众都还有些家底，比历史上一般灾年的情况还要好一些。那么，粮食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会发生饿死一百多万人的大悲剧呢？本文以个人的亲历新闻，概述"信阳事件"的全过程，以印证上述观点。
信阳地区在"反右"之前，急躁冒进，强迫命令之风就已刮起，农民意见很大。"肃反"中违法乱纪，伤害人较多，知识分子和干部有些意见。凡是反映真实情况，讲了真话的人，几乎都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全区大约划了一万多个"右派"。
信阳地区不仅划的"右派"多，对"右派"的惩罚也特别严酷。有数以千计的"右派"在绝境中丧生，抛骨荒野；更多的人妻离子散，家破身残。以信阳地委改造"右派"的重点场所万胜山林为例，在200多名"右派"中，饿死、打死、折磨死、自杀的有一半之多。原地区粮食局干部李雪白不堪忍受侮辱、饥饿、毒打，深夜跑到附近河边，在一颗树上吊死。林场办公室主任贾文明宣布他"思想反动，拒绝改造"，指使打手就地挖了一个两米深的坑，将其尸体推下，打手们将几十斤、上百斤重的大石头砸向坑中。李雪白的尸体瞬间化为一摊肉浆。他是万胜山林场自杀的第一个"右派"。1959年冬，一个风雪交加、气温约在零下10度的夜晚，林场基建大队长徐兰宇命令"右派"们连夜从山上扛木料下山，规定每人要往返三趟（约50多公里山路），完不成者批斗、免餐（第二天不准吃饭）。这一夜滑入山沟摔死、冻死、投水自杀的有17人之多。
"反右"之后，立即出现了两个严重后果：一是实事求是作风荡然无存；二是领导者的"权威"大大加强，干部们时时处处，小心翼翼看领导脸色说话做事，违反科学、蛮干之风骤起，违法乱纪现象继续发展。
乘"反右"胜利的东风，信阳地区的"大跃进"迅速掀起了高潮，出现了许多神话般的"奇迹"。其中造假最早，影响最大，风靡全国，吹到印度的（岈山公社代表应邀到印度介绍"大跃进"的成果和经验），便是信阳地委的重点遂平县嵖岈山公社。这个社1958年夏首先放了一个亩产小麦3200斤的"大卫星"，接着，邻县西平放出小麦亩产7320斤的"特大卫星"。在省、地委的表扬鼓励下，岈山办起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编者注：1958年春，信阳地区的遂平县岈山把几个高级社联合成一体。当时取名叫集体农庄，学苏联的，实行领导、计划、分配、财务四统一。不久，毛主席讲到："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就取名为人民公社，岈山就成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到8月份，全地区实现了公社化。——引自《"信阳事件"——一个地委副书记的回忆》，张树藩著，《百年潮》1999年第12期。）
信阳地区左风越刮越猛，假话越说越玄，造假越造越离奇，强迫命令瞎指挥也越搞越惊人。有些地方深翻土地要求达到五尺、八尺、一丈二，密植要求每亩下种一百、二百、三百斤，调集几十万劳力上山砍树劈柴炼钢铁，砸锅卖铁制农具投入小土炉中放"卫星"。信阳县鸡公山公社水稻亩产48925.7斤，息县南瓜亩产202735斤，商城县日产铁29074.6吨，上蔡县一头母猪一次生下64只小猪仔，配种模范李桂英养的骡子竟然生下了小骡驹……这个时期全区上下，城镇农村，土炉遍地，黑烟蔽日，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干部们挖空心思造"奇迹"，放"卫星"，送喜报。千方百计强迫群众搞那些荒唐可笑、劳民伤财的无效劳动和破坏性劳动。
经过一年多的瞎指挥、胡折腾，加上局部地方的水旱灾，1959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减产一半。这些"奇迹""卫星"全是自欺欺人的假货，上自省委，下至社、队的干部们人人心中明白，但却没有一个人说破。有点不愿说，有点不敢说。同寓言故事《皇帝的新装》中的情景颇为相似。胡折腾造成了大减产，信阳地委9个常委中除副书记、专员张树藩外，其余一致认为形势大好："'大跃进'创出'大奇迹'，大灾年夺得大丰收。"干部群众中谁稍有怀疑，就被指责为"摇头派""算账派"而遭到批判斗争。
当年秋后在省委召开的三次干部会议上，信阳地区各县上报的产量竟高达350亿斤，张树藩忧心如焚，又不敢批评，只是一再要求各县、市一定要冷静，要实事求是，上报数字才逐次下降为250亿斤，150亿斤。地委书记路宪文对张树藩的"泼冷水"大为恼火，在大会上指责张为"右倾机会主义"，自己定了个单位数，让工作人员按总亩数推算产量，得出结果出乎他的意料，只有80亿斤。张树藩还是不同意，当即被停止工作，接受批判。最后，地委决定上报72亿斤。这样，省委就按72亿斤总产下达了征购任务。征购中不择手段，强迫命令，又批又打，入库16.8亿斤后，就进行不下去了。因为，全年实际产量只有30亿斤（这是落实的数字），交征购粮16.8亿斤后，只剩下13.2亿斤，农业人口每人全年占有粮食只有160斤，扣除种子、饲料，人均口粮只有100斤。夏粮已吃了几个月，所以征购未完成，许多社、队就没有粮食了。在完全断粮之前公共食堂的伙食情况，下面这个顺口溜，形象地描绘了当时饥饿的状况：
清早的馍二两重，下边有个万人洞；晌午的饭一勺半，只见叶子不见米面；黑了的汤照月亮，不喝吧，饿得慌，喝了吧，尿床上，娘打一巴掌，跑到大街上，哭爹叫娘到处藏。
1958年10月起，大部分公共食堂断粮停伙，群众开始逃荒，饿死人事件相继发生。
虽然出现了断粮停伙，农民外逃，饿死人等严重问题，虽然人民（包括省、地、县、社许多领导干部）对这一切心知肚明，就是没有人敢讲真话。在庐山会议精神"鼓舞"下，省、地委又把交不出粮食定性为"阶级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反映，在全区掀起了"反右派"斗争，先后又有一万多人受到批斗，有3300多名党员干部受到处分。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社队干部不得不把种子、饲料和剩下的一点口粮作为"余粮"交了征购。就这样仍未完成征购任务。粮食上交了，食堂停伙了，谷糠、薯藤、野菜、树皮、草根吃光了，农民为活命外出逃荒。地委又下令把外逃群众当作"阶级敌人"和"流窜犯"对待，到处设卡拦截，当年冬季共拦截收容46万多人，其中有不少人被打死、饿死在收容站内。有的人饿急了，偷杀吃了牲畜，被发现了一律按破坏生产定罪。全区逮捕2000多人，其中有判死刑的，有被打死的，有饿死在狱中的。同时，地委还责令邮局对发往中央的信件一律扣留，被扣下的信件有12000多封，被追查出的寄信人，受到了残酷批斗和处理。
同时，1958年开始的"公社化"剥夺了农民的一切，不仅土地、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被剥夺了，连维持生命的口粮，也掌握在公社手中，种什么庄稼，下多少种子，一天吃几两粮食，都由公社干部定。公社和食堂，把农民牢牢地束缚在本村的土地上，使之失去了包括外出谋生，逃荒活命在内的一切自由。
农民在失去这一切时，也丧失了生产积极性。"大跃进"开始后，粮食连年大减产（信阳已如前述。资料显示，全国粮食产量1959年比1958年减少15%，1960年比1959年又再减少15.6%），就是例证。把大减产说成大丰收，又来个反瞒产、高征购，挤光了农民活命的口粮和农业再生产的种子。可怜的百姓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逃不出去，信寄不出，只有活活饿死床头，倒毙路边。
下面摘引几个党委文件中记述农民被饿死的惨状。1960年12月17日光山县委《关于"民主补课运动"的初步体会的报告》中称："这是全县几十万人民从未有的一次大惨祸"，"死亡人数25万，死绝的户数就有5647户。城郊公社高店大队吴围子小队120人中，饿死72人，占总人口的60%，16户死绝。北向店公社李大畈大队被打死、饿死1503人，占总人口的62.6%。"当时的光山县"房倒屋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
此外还有一种死亡：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信阳地区在"反瞒产"追逼粮食中，正式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于狱中；拘留10720人，有667人死于拘留所中，死因不明。为活命外逃被拦截收容的45万多人中，有多少人死于收容所中，无从得知。类似事例很多，但无法统计出总体状况。
上述几例，可以窥见大饥荒和违法乱纪的惨烈程度。公安部徐子荣副部长是信阳确山人，他在调查中，也曾多次流泪。铁的事实表明"大跃进""公社化"是酿成"信阳事件"大惨剧的直接原因，其源头就是"反右派"斗争。
二、"信阳事件"的曝光、定性、发展变化和处理结果
1959年9月底，征购未完成，群众口粮、牲口饲料、来年的种子都被用光了。此时，张树藩已被停止工作，接受批斗。大会批、小会斗连续进行了两个多月。这个时期正是饿死人情况最严重的时期。农民大量饿死，实在瞒不住了，省、地委统一定的调子是浮肿病、传染病死的，不准说是饿死的。张树藩在被批斗、被软禁中听到了一些饿死人的情况，他忧心如焚，想不出办法。当时地委仍未采取措施，始终不敢承认人是饿死的。全区统一的口径都说是瘟疫传染死的。直至十一二月份，在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地委才向省委写报告要了粮食。（张树藩去世前，给信阳地委书记李中央寄了一份材料，作为他给信阳地委的忠告。后来，这个材料被作为他的回忆录，摘要发表在《百年潮》1998年第6期上。）
1960年2月路宪文找张树藩谈话说，从今天起你可以工作了。对于把张划为"右倾"连续批斗几十次，一字不提。张树藩想，只要能恢复工作就好。恰在这时，国务院内务部郭处长来信阳淮滨县检查救灾工作。张向郭处长反映了饿死人的情况。郭问饿死有多少人？张说，我已经4个月没有工作了，全区情况不了解，估计有20到30万人。郭处长感到问题严重，两天后就回了北京。后来听说，郭回京后向内务部领导作了汇报，内务部领导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作了汇报，习仲勋向中央纪委书记董必武作了汇报。董老迅速派两位处长（李坚、李正海）来信阳调查。调查期间，省、地委多次设置障碍，掩盖真相。两位处长排除困难，冲破阻力，逐县逐社艰难工作了3个月，基本查清了问题，他们查出的数字是饿死105万人以上，比张树藩估计的多好几倍（如果不是张树藩被批斗之前自己做主发放700万斤救济粮，如果不是他恢复工作后，及时向郭处长反映了饿死人的情况，信阳地区饿死的人数还要多）。
在信阳地区的民间记忆中，"信阳事件"和大饥荒被叫做"过粮食关"。这有两种含义：在"反瞒产"中被打死、逼死和死于监狱、拘留所中的基层干部，没有闯过"粮食关"；被饿死、被吃掉的老百姓，没有闯过"粮食关"。闯过"粮食关"的干部群众衷心感谢李先念、张树藩等好领导，特别痛恨吴芝圃、路宪文等历史罪人。从史料记述的一件往事中，可以看出同样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李先念、吴芝圃二人，党性原则和个人品质悬殊是多么巨大。1960年，全国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许多地区都出现了饿死人现象。6月份，李先念到信阳地区调查，他不仅目睹了许多村庄房倒屋塌，尸骨遍地，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等惨相，也听到许多关于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的情况。他心情沉痛，曾多次落泪。随后，他到了郑州，向省委汇报时，吴芝圃仍然滔滔不绝地讲河南工作如何如何好。李先念听得不耐烦了，直截了当地说："算了吧，不要再说了，你讲的不是真实情况。"大约在此前后，中纪委的调查报告，也送到了中央。"信阳事件"的盖子，终于揭开了。
"信阳事件"曝光后，毛泽东在中纪委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批示："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需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于是，中央从中直机关和国务院各部委抽调得力干部452名，河南省委从省直机关和外地市抽调骨干1844名开赴信阳。河南省委决定改组信阳地委领导班子，原地委常委9人中，只留张树藩和纪委书记邱进敏二人，其余7人撤职审查。宣布逮捕路宪文和8个县的县委书记。新地委组成后，又从地直各部门挑选骨干1483人，组成了近3800人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大军，开赴各县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了各县、市和公社，以及县直各部门的领导权。这场声势浩大的行动，同"文化大革命"中的上海"一月风暴"颇为相似。
"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初期，继全面夺权之后，接着是清理阶级队伍。在省委和新地委的领导下，将原信阳地区各级领导干部和不脱产的社队干部以及公共食堂的会计、司务长统统集中起来（每县少者几千，多者上万，总数达20万人）。从部队、机关、学校、厂矿腾出大量房舍，关押这些"反革命"。名称叫"特训班"（关押职务高和问题大的）和"集训班"（关押问题较小的），人们称为"集中营"。两种班都按敌我矛盾对待。"集中营"四周放有流动哨，门前架有机关枪，不准家属探视。对这些人进行严格审查后，将分别按杀、关、管的办法处理。既然有成千上万的"反革命分子"，当然就有更多的"反革命家属"，在全区范围内一度出现了"反右派"时那种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的紧张局面。因为有杀、关、管的政策，气氛比那时更恐怖。
"信阳事件"其实是全国性的事件，信阳只不过曝光较早，作为典型而已。就是信阳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开始不久，河北省各地区，全国许多地区，都曝光了饿死人事件，河南、安徽、山东、甘肃等省都饿死几百万人，四川省饿死近1000万人（《回忆四川"肖、李、廖"案件》序言，《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李先念、廖鲁言、徐子荣、陶铸、王任重等高官来信阳调查后，也都弄清了"信阳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对原来的定性、政策、做法，自有其看法和应对策略。更重要的是"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紧张进行了一段后，基本上查明了信阳地区干部的问题：一是在"大跃进""公社化""反瞒产"中大搞"五风"（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严重违法乱纪，非法拘禁、殴打干部群众，把被批斗者打伤、打残、甚至打死。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将县委副书记张福洪活活打死只是一例； 1960年10月5日，信阳地委监委的一份报告中称：光山县委副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连续拷打40多个农民，打死4人。斛山公社一个党委党员亲自拷打农民92人，打死4人。二是弄虚作假，制造假典型，施放假"卫星"，下级欺骗上级，上级糊弄下级，瞎指挥，胡折腾（如深翻、密植、砸锅毁锄炼钢，砍树劈柴炼铁等）。上述两方面的问题，是在左倾错误路线和高压态势（各种帽子、棍子）下形成并迅速发展起来的。三是个人品质问题。有少数干部贪污挪用公私财物，多吃多占，奸污妇女（他们对地主、富家的女人，往往以"阶级斗争"威胁施暴，对农民的妻女，用二斤粮票、几个馒头就可以到手）。
历经几个月的深挖细查，由中央、省、地区近三级4000名干部组成的民主革命补课大军，没有查出国民党残余，没有查出真正的反革命；最重要的是全国许多地方都爆出了同类问题，促使最高领导放弃了"反革命复辟"的定性和杀、关、管政策。
三、"信阳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
作为"反右派""大跃进""信阳事件"的受害者、亲历者，笔者对这一系列左倾错误至今记忆犹新，有较深的体会。这些错误造成了智力资源严重损失、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民主以及党的优良传统作风遭到严重损坏等后果。单从"信阳事件"来说，还至少造成了四个恶果。
一、"阶级斗争""法宝"的泛滥。在这一系列运动中，"阶级斗争"这个"法宝"，显示了巨大的"威力"，不论遇到什么阻力困难，"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比如，农民不愿入社，一抓就入了；农民对深翻、密植，砸锅毁锄炼铁有抵触，一抓就顺从了；对那些假"卫星"有怀疑的干部，把"摇头派""算账派"帽子一举又解决了；把农民的口粮挤光了，"反瞒产"已经停下了，适逢庐山上发生了"阶级斗争"，彭、黄、张、周被定位"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省、地委跟得紧，行动快，又把"反瞒产"定位为"阶级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反映，大抓"小彭德怀"，全区又批斗了一万多人，社队干部只好把种子、饲料都作为"余粮"交了出来；公共食堂断炊了，草根树皮吃光了，为活命外出逃荒的农民被作为"阶级敌人"和"流窜犯"收容关押起来，又打死饿死了不少……
这一时期，处处有"阶级斗争"，事事有"阶级斗争"，"卫星"上有"阶级斗争"，"筷子头上"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帽子满天飞，"阶级斗争"棒子到处打，比当年堂•吉诃德大战风车还要愚蠢荒唐！从"反右派"到"大跃进"惨败的几年间，在河南，在信阳，"阶级斗争"不仅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而且年年斗，月月斗，几乎是天天斗：吴芝圃斗垮了潘复生，路宪文斗倒了张树藩，马龙山斗垮了县长陈耀斋，使他当了二十二年"右派"，斗死了县委副书记张福洪，把他定位"化变质分子"，开除党籍。斗的结果是河南省非常死亡数八百万人（一说六百万），把"豫南粮仓"的一百多万老百姓送上了"西天"。
二、农业生产元气大伤。农业劳动力数量和能力锐减。1961年5月22日，信阳地委上报给河南省委的《关于由"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全面转向反"五风"运动的情况报告》中可见相关情况："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来，全区粮食减产37.2%，林业破坏70%，牲畜减少20%多，家畜家禽减少60%以上，荒芜土地246万亩，倒塌房屋116.5万间，摧毁村庄10470个，农具家具损失70%以上。"以致二、三十年后，信阳还是全国著名的贫困地区，是国务院的扶贫重点。
三、森林资源大受破坏。信阳地处大别、桐柏山区，是长江、淮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亚热带向暖温带的过渡带，南北方热冷气流的交绥区，雨量充沛，土质肥沃，植物品种特多，山区森林茂密，林副产品非常丰富。林产资源是全省最好的。"大办钢铁"中，砍树劈柴做炼铁的燃料。全区组织80万劳动力上山砍树。砍树中还有不少"新发明"，用斧砍锯拉速度慢，有人在树根部凿上碗口粗的洞，填上炸药引爆，参天大树轰然倒下，工效提高多少倍。领导视为"发明创造"，大家表扬，全面推广。几个月时间，山区和平原上的古树和成材林木几乎被砍光。其中一小部分运下山投入小土炉中化为烟尘，绝大部分腐烂在山上。森林资源的破坏，不仅损失了多少万立方米木材和大量林副产品，生态环境改变造成的损失，更是难以计算。一位林业工程师说，信阳的森林，再过一百年也恢复不起来。
四、破坏党的威信。"信阳事件"曝光后，有些人总想起把责任往自然灾害上推，说什么信阳连续三年水旱灾害。这是谎言。信阳1956～1958年都是好年景。1958年天公作美，全年风调雨顺，总产达到60亿斤。1959年气象记录总降水量为948毫米，大于1953年836毫米，1961年862毫米，1966年637毫米，1976年733毫米，1978年701毫米。只是时间分布不均，夏秋都有部分社、队严重减产，最后落实的全年总产量为30亿斤，比1958年减少一半。即便如此，农民人均口粮仍在300斤以上。"信阳事件"主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从全国看："据国内一批著名的气象学家编制的《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登记资料表》记载，1959年1961年属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认的风调雨顺的1957和1958年，更为接近旱涝相当或不旱不涝的正常年景。"所以，把全国性大饥荒的成因和随后"三年困难时期"的责任，推给"老天爷"（自然灾害）没有根据；推给"老大哥"（苏联）亦难令人信服。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之说，并不过分。许多地方，"人祸"的因素不是七分，而是更多。信阳就是如此。信阳与其他省区的大饥荒有一个不同点，当时全国缺粮，而信阳地区国库中还有存粮11亿斤。张树藩同志病危遗言中，有一段振聋发聩、催人泪下的话：
……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连的人民，多么听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而我们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
张树藩同志的遗言，我们所有党员干部都应当深思。
来源：《领导者》杂志，作者：鲁嘉宾，河南省信阳市委离休干部。
1949年至1976年中国大陆55次运动
1. "土地改革"运动(1947至1952)
2."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10至1951.10）
3."抗美援朝"运动(1950.10至1953.07)
4."第一次整风"运动(1950.05至1951)
5."连队民主"运动（1950.09至1951）
6."忠诚老实政治自觉"运动（1951.05至1952）
7."清理中层"运动（1951.08至1952.10）
8."批判《武训传》"运动（1951.05至1952）
9."三自革新学习与教会民主改革"运动（1951.04至1954）
10."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1951.09至1956）
11."民主改革"运动（1951.09至1953）
12."文化教育战线和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1951.09至1952.10）
13."爱国增产节约"运动（1951.10至1952）
14."三反运动"（1951.12至1952.10）
15."文学艺术界整风学习"运动（1951.12至1952）
16."五反"运动（1952.01至1952.10）
17."反对违法乱纪"运动（1953.01至1954）
18."改造私营企业公私合营"运动（1954.09至1955）
19."胡适思想批判"运动（1954.10至1955）
20."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1955.01至1956）
21."增产节约"运动（1957.02至1957）
22."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1955.07至1957）
23."整风"运动（1957.04至1957.06）
24."反右"运动（1957.06至1958.05）
25."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活动（1957.08至1958）
26."批判马寅初人口论"运动（1958.04至1960）
27."大跃进"运动（1958.05至1960）
28."放卫星"运动（1958）
29."除四害"运动（1958）
30."拔白旗"运动（1958）
31."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07至1958.10）
32."全民大炼钢铁"运动（1958.08至1960）
33."反对右倾思想"运动（1959.07至1960）
34."反瞒产私分"运动（1960）
35."整风整社"运动（又名农村三反"运动）（1960.05至1961）
36.军队"两忆三查"运动（1960.10至1961）
37."四清"运动（在农村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02至1966）
38."学习雷锋"运动（1963.03.05始）
39."忆苦思甜"（写三史运动）（1963至1964）
40."工业学大庆"运动（1964.01.25始）
41."农业学大寨"运动（1964.02至1976）
42."文化大革命"运动（1966.05.16至1976）
43."红卫兵"运动（1966） 45.夺权风暴（1967）
44."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运动（1967）
45."三忠于、四无限"运动（1968）
46."上山下乡"运动（1968.12至1978.10）
47."学'红宝书'"运动（1969）
48."全民挖防空洞"运动（1969.08至1970）
49."一打三反"运动（1970.01至1971）
50."清查'五一六'"运动（1970.03至1971）
51."批陈整风"运动（1970.11至1971）
52."批林整风"运动（1971.12至1972）
53."批林批孔"运动（1974.01至1975）
54."开展对《水浒》评论"运动（1975.08至1976）
55."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5.11至1977）
戚本禹：周恩来江青亲如兄妹
江青是不会反对周总理的。他们两个是有友谊的。那时中央文革开会的时候，他们两人在大问题上的意见基本都是一致的，至少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意见都是一致的。文革时有临时工，外包工造反，他们的生活待遇很低，处境很困难。而且，确实有不公平的地方。江青看了材料，难过得哭了。就跟总理说，他们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呀，为什么不能公平对待他们？总理说，国家财政有困难，暂时拿不出这么多钱来。江青听了也没有办法。江青和总理的关系像是兄妹一样。江青是经常给总理撒娇。常要总理帮她解决些生活上的小事，总理也很愿意给她出些主意。绝不是像有些人讲的什么总理经常被她弄得哭笑不得那样的。那都是胡说八道。
一天，周荣鑫的女儿来找中央文革，说她爸爸说的，有件事只能跟江青或者戚本禹说，别的人一个也不能说。我去请示江青，江青就叫我去听听，我说我一个人去不好，总要有个人一起去才好。江青说，那叫关锋和你一起去吧。周荣鑫女儿把她们红卫兵查到的一张旧报纸拿出给我们看，上面登载了伍豪的启事。我们虽然是第一次听说，但当场就跟她说，这是国民党造谣。关锋讲得比我还具体，说总理是什么时候去的苏区的，还说，如果总理叛变，那他还会领导红军长征？周荣鑫女儿听了很高兴，说她也不相信总理会叛变。但她爸爸说，这是组织原则，这事不能去和总理讲。所以一定要来找江青。我们向江青作了汇报。江青说，她知道这事，那是敌人造谣。主席也知道。后来汇报给主席。主席就在一次中央文革的会议上讲，哪个时候总理已经在苏区了，当时苏区的报纸就辟过谣。后来我在监狱的时候，他们来向我问过这事。说是江青怎么利用这事来反总理。我说，胡说八道，江青当时就说这是敌人造谣。后来汇报给主席，主席也在会上讲了是敌人造谣。我当时还给那些人详细的写了一个材料，说明经过。这份材料的底稿我至今还保存着。
后来出现了一个反总理的所谓的"五一六兵团"。这件事是江青和总理叫我去商量办法。五一六兵团的领头人叫刘令凯，是机械学院的学生，他们认为总理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是最大的走资派，他们在晚上出来贴反总理的标语和大字报。后来被群众扭送到公安部，谢富治批准关押了三个人。我去的时候，总理正和江青在谈这事。总理说，这样做不太好吧，反对我，就要抓人家。这不行。只有反对毛主席，才能抓啊。江青说，那这样，叫我去把这几个人严厉的批评一下。然后以执行总理指示的名义把他们放了。我做了个会议记录，就驱车去公安部办理此事。我到了公安部后，与谢富治会了面，向他传达了会议记录。谢富治说，这样处理对。就陪我去审讯室。我跟这几个人训话，我态度很严肃地说，你们反对总理就是反对革命，把个"对"字去掉，也可以说你们就是反革命，这是很严重的犯罪。革命群众把你们送来，谢富治批准关押，都是非常正确，非常必要的。只是总理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风度，觉得你们年纪小，不懂得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告诉我们对你们进行教育后释放。我现在是奉总理的命令放你们。按我们的意见是不放的。包括江青同志也是不放你们的。这几个人表示了对总理、江青和中央文革的感谢。并说回去以后再也不反总理了。可回去以后他们还是照样反。后来又被扭送进了公安部。
总理也是不反江青的，他和江青的关系挺好。可总理底下的很多人却都反对江青，但不是总理叫他们反的。
邓颖超是很关心总理的。她那时给我写的条子有一大摞。每次开会晚了，她都叫她的秘书(姓赵)给我送条子过来，上面或者说总理今天感冒了，或者说总理昨天没睡好，叫我让总理早点回去休息。每次总理开会，邓颖超虽然不参加会议，但她都要到人民大会堂等着，等总理开完会一起回家。我收到条子，只要是我参加会议主持的，我就会想法尽快把会议结束。有时还有人要提问题，我就说，让总理先走，剩下的问题我来解决。而每次总理离开以后，邓颖超又会让秘书递条子给我，上面写着，非常感谢你。虽然她在生活上很关心总理，但是她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却跟陈毅，谭震林这些人差不了多少。而总理对文化大革命认识却比他们要深刻的多了，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他只是在应付主席和江青。有次我跟总理说，你那么忙，应该让邓颖超同志也出来工作，向江青同志那样的多好。总理很认真地给我说，本禹啊，这话我就跟你说，我和小超按理在政治上应该是一致的，但实际上有许多地方是不一致的，我们经常有讨论（我记得很清楚，总理是说讨论，而没有说争论），很多地方她的认识跟不上。所以我不能让她出来工作，不然说错话，影响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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