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推荐关注:习近平的民族复兴口号能否转移视线?新华社能否成功塑造领导新形象?封锁国外媒体对太子党巨额财富的报道,能否让国内民众闭嘴?政治如何腐化一个作家?
(德国之声中文网)习近平上任数周便提出要实现"中国梦"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口号,这在大多中国人听来是理所当然的好事,却一直遭到海外学者的诟 病。本栏目曾摘录秦家骢发表在加拿大《环球邮报》文章,他指出这不仅意味着中国新领导层重弹人民共和国的宣传老调,而且这种鼓动"受害者"意识的做法让世 界担忧:中国够强大了,便应该向过去曾经凌辱过它的国家报复。本周中国问题评论员林和立在《苹果日报》撰文,从另一个方面指出,中共在二十一世纪重提"神 州富强梦"实非中国人之福,而是会让老百姓遭殃。
林和立在文章中说,"其实小习高喊'民族伟大复兴'并不出奇。第一,中国自清朝光绪'百日维新'已鼓吹民族富强梦,这理想也许大部份中国人都会认同;第 二,国人本来期待习总拿出新的政改蓝图来打救千疮百孔的中共,但小习缺乏他父亲习仲勋的改革思维与破旧立新的勇气,只有用旧酒新瓶来掩盖他思想的贫乏。"
问题在于,林和立指出,习近平不仅没有提出"强国"之后如何"富民"的方案,而且他所倡议的强国之路更有极端民族主义之嫌。 "中共一天不搞普世价值式的政治改革,穷兵黩武的结果只会是老百姓遭殃的同时在世界处处受敌,很简单,解放军与武警已经成为中共在国内专政的机器。近年中 南海因为解决不了国内的深层矛盾,往往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名义上是捍卫中国主权与核心国家利益,但实际上是转移视线"。
塑造新形象适得其反?
新华社发表新任政治局常委的长篇特写,中国官方媒体广泛转载,被认为是用来塑造中共新领导人的亲民形象。《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这些文章似乎忘了,中共新领导人为了改变形象,刚刚要求对于他们的新闻报道应该精炼。
文章说,由七人组成的常委会是中共最高决策机构,其内部运作机制几乎完全不透明。"这些特写似乎是出于好意,目的是揭开长期笼罩在党内领导人身上的神秘面 纱。但文章的逢迎腔调却提醒人们,如果习近平和其他几位新晋领导人真的要履行加强党群关系的承诺,那么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文章指出,这组特写意思都差不多:中国最新一代领导人通过个人的艰苦努力与牺牲获得晋升,但从未失去与"老百姓"的亲密关系。但是,"有理由质疑习近平要 求改革、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呼声。正如中国传媒研究计划(China Media Project)的班志远(David Bandurski)在最近一篇博客文章中所说,习近平所鼓吹的内容,很大一部分都在党的历史上这次或那次一阵风似的运动中推过"。
太子党巨额财富激发民众追求知情权
彭博社本周用长篇报道揭示中共"八大元老"的后人如何利用权力关系发家致富,并刊发若干评论,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最新的一篇评论认为,这些太子党富豪摧毁了人们对中国的前景的想象。
文章指出,这场人类现代历史上最大的财富掠夺案之一,不仅恶化了中国的贫富分化,而且延迟了减少国家控制以实现经济效率的改革。《纽约时报》关于温家宝家 族财富的报道,"对于费尽心机把自己塑造成谦虚而又简朴的人民的'温爷爷'的温家宝总理来说,无疑具有相当的打击力"。"中国政府的回应一直是愤怒,例如 它指控《纽约时报》怀着政治动机,企图动摇其统治。但是中国自身日益增长的腐败问题,只能靠增加透明度来解决"。
文章认为,"要想让中国大众不知道真相,变得越来越难,这是对中共政权最大的威胁"。"中共看到国际媒体发表不讨好他们的文章,可以关闭他们的网站,却难 以掩盖由于财富越来越集中而产生的内部腐朽"。年初发生的薄熙来案,刚开始让当权者感到满意,以为可以如愿以偿地清除这个忘乎所以的地方领导人。但是," 当故事说到薄熙来家族积累巨额财富的时候,中共就失去了对其叙述的控制权"。它不仅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媒体,而且让普通民众也觉得与网络审查制度值得一 搏。尽管中共封锁了Google、Facebook和 Twitter,却无法让公众闭嘴,"他们发现很多具有创造性的途径去避开防火墙,而这种情况将日益紧张"。
政治如何腐化作家?
研究中国文学与政治的著名学者林培瑞连续撰写长文谈论莫言,最新的一篇文章发表在《纽约时报》,分析"政治以何种方式影响这位作家"。林培瑞赞同孙笑冬 (Anna Sun)对莫言的"病态语言"语言的分析:莫言所写的几乎每一页都充斥着农村方言、社会主义流行语的老生常谈,以及文学的装模作样的大杂烩,"陷入了毛式 语言的陷阱",但并非为他辩护的罗福林所说的是在"讽刺",而是正如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所言:"如果思想腐化语言,语言也同样可以腐化思想。"
林培瑞进一步发问,"生活在政治审查制度中的作家能够找到方法写出漂亮的作品吗"?他说,"我反对莫言的下列写作模式:在他的描述20世纪中国历史 的全景式小说中,每当描写到中国的大灾难时期,比如大跃进、大饥荒,莫言便诉诸'娴熟的调笑'笔法"。"对于真正的读者来说,莫言对历史的轻佻的处理方式 转移了他们对难以正视的以及在深层文化中潜伏事情的关注",这种规避"对于中国当局来说一定是值得欢迎的"。
林培瑞指出,"很清楚,莫言从1980年代至今,一直对政治压力异常敏感,而且在不断地调整他的政治姿态。他和其他同样在体制内的作家的主要不同之处在 于,他计算得更聪明,他也有更多不同的层次"。"莫言的政治立场体现在他的艺术之内,也体现在他的艺术之外。他的作品描述了地方上的政治暴力和腐败(党中 央也希望尊重人所共知的事实),但是他避免做出是整个体制的问题的结论"。
摘编:张平
责编:文木
[摘编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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