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勋：深圳市国保对我的殴打和我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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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这是维权人士黄文勋记录自己被殴打及抗争的经过，其中许多细节耐人寻味。从他的遭遇与几天中的心路历程，也可以管窥现在中国青年一代的所思所想与所求。现在他选择通过法律途径来捍卫权利，希望各界关注！）
1月29日我收到朋友发的短信，关于王登朝先生将于2月1日在深圳罗湖区老中级法院进行二审的事，想旁听的话要报相关信息给家属便于向法院上报审批。我当即向王登朝先生的妻子手机号发送了我的姓名、公民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1月30日晚我从广州赶回了深圳宝安区我在朋友那儿临时暂住的住所。
1月31日晚上7时多，在我散步往住所回来的时候，看见穿着便服的将近十人从楼下往2楼走，当时朋友住所的门是开着的，我从楼道窗户看到他们没有进行敲门就长驱直入，在我看来这是非法闯入民宅，这时我感到与我要旁听王登朝先生的事情有关，隐隐感觉有人想要干扰我的合法旁听，我遂立马离开了。但他们为什么能监控到我的私人信息，或者说是不是有法院的人一边同意我旁听、一边却做泄露了公民信息给何方呢？我满是疑惑。
过了大约5分钟，我的朋友打来电话，说是要我回来，我说我已经走了不能回去。过了一会儿，他继续来电，并告诉我有人来找他，如果不回来他们说会牵连他，要查消防查公司年检之类的，通话中我明显感到了朋友异常惊恐，显然他们非法对我朋友进行了恐吓与威胁。我安慰朋友说无需害怕（深圳这边一贯通过派出数量众多的不明身份的人来吓唬），并让他告诉他们，让他们直接打电话给我，跟我说找我什么事，他们是什么人，不用继续骚扰我朋友。但是直到半小时后，我朋友再次打来电话说，他们是什么警察，不便与我打电话与讲话。
既然警察不愿与我联系，我就不再理会，之后我关了手机，并在晚上10点后潜回朋友住所附近观察。附近的熟人告诉我，有好多不知道什么身份的便衣与我朋友在楼下谈话。我就没有回去，而是继续待在附近，后来我去物业告诉物业我被陌生人威胁的事情，通过那里的视频直播，我看到，将近晚上12时，有一些便衣从朋友住所离开了，但依有两个人留下了，他们坐在楼下一直守着。这一晚，我倍受惊恐，担心警察使用各种非法的黑恶手段。后来我下决心，以物业保安名义，打了电话给民治派出所，让他们查查是否是他们派来的人。10分钟左右，来了一辆治安摩托车，在我朋友住所所在楼与楼之间的过路上转了转，但监守的那两个人暂时离开了，摩托车上的人没见到人，马上就离开了，并未留下询问旁边还未打烊的小店现场情况如何。看到这些，我感觉了不妙，当晚被迫露宿街头。
2月1日上午9点左右，我回到住所附近，再次告知物业保安我遭受的非法遭遇，请求看了监控。在看到监守在住所下面的人已经走了，我就直接回到住所，但我看到我朋友开门的锁孔和门把已经被拆掉了，估计是朋友受到便衣的威胁，不让我偷偷回去拿我的证件去法院旁听吧。住所门口过道里，放了很多清理出来的纸箱，让我想起了朋友说的查消防与年检的事情。钥匙已经不能用了，我就敲了门，朋友开门让我进去，果然里面的纸箱少了很多，并且家居摆法都整理得明显不同，显然被人挪动过。我进了房间，收拾我的衣物等，并且问朋友，昨晚那些人有否来搜过我的物品。朋友的员工说他们可能看过，说我桌上的东西都被收走了。
我收收拾好房间的衣物行李，就去大厅的桌上查看我的物品，抽屉与桌面空空如也，我的宏�笔记本电脑一套、索爱蓝牙耳机一套、数码相机一台，手机电池与外壳，钱包以及里面的所有信用卡、银行卡、身份证、记事本，全部不见了。我就去房间对我朋友表示真诚的歉意，是我们不力让邪恶犹存至今，给他带来了恐惧，并且问他，我的物品谁拿了？他说是那些人在昨晚10钟左右收走了，但并没有留下收条凭证。
上午10点多，我拿了我的行李到了另一地方，刚放好不久，就接到一个自称警察的人打来的电话，他说能不能找我谈谈。我说不行，并告诉他，你们昨晚威胁与恐吓我朋友是非法的，闯入民宅非法搜查也是非法的，在没有给我任何口头与电话的告知，也没有留下任何收条就收走我的物品，也是非法的。随后，他让他自称的上级打来电话对我说我能不能不要去旁听，要请我吃饭。我就明确告诉他，我旁听是经过法院允许的，去不去是我的自由，如果你们是警察，你们如果真有难耐就可以让法院不给我旁听，但你们没有任何干扰与限制合法公民的自由的权力。并且告知你们若是警察，大可通过手机定位来知道我在哪里，昨晚连电话都不敢给我打，有什么见不得光么？之后就不理睬他了。
约中午12时，我回到放行李处，拿上我的写有“光明中国”四字的旗子，坐车去深圳荔枝公园老中院门口。下车后，我走了50米左右，在一士多店刚刚充值完手机话费，就来了六七个穿着便服的人进入士多店把我围住，一个穿便服并自称警察的人拿了警官证向我出示，没等我看清楚，就收了回去，还说：“我们以涉嫌违反取保候审条例，对你进行传唤。”还有人拿着录像机对着我录，我当时表示要看到传唤证，没有这些我是不会去的，我是合法公民，你们为什么在我去法院旁听的时候传唤我?要传唤我就要等我旁听完再说，否则我不会跟你们走的。
他们不由我分说，开始强行拿手铐来拷我，我大声抗议说：“我是合法公民，你们拷我干什么？”他们强行抓住我，还是拷上了我，要将我往车上抬走。我正告他们，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为了引起更多行人关注、让他们知道真情，我就不断高喊：“打倒独裁！打倒独裁！民主宪政自由平等人权万岁！”喊了很多遍。他们对此非常恐惧，就拿我的衣服堵住我的嘴巴，手忙脚乱地把我抬上了车。在车上，我告诉他们我的那面卷着的“光明中国”的旗子是我的物品，要给我拿回来，开车的那个人就打电话并让人拿到了民治派出所的候问室。
到了民治派出所候问室，他们让我拿出我身上的物品，还让我脱鞋带与皮带，我拒绝了，理由是我是合法公民，你们是非法抓捕。他们将我手机贴了个标签，让我签名，随后拿出了胶带，将充电器、手机、钱、小笔记本全部放入，我见他们并未拿袋子给我签名，我就告示说你们要当着我的面给密封，并将袋子给我签名这才符合程序，但他们不理会，在我当晚出来时，我见到袋子已经破裂了一个洞，私人物品被动过。
他们还要求我按手印采信，我也坚决拒绝了，理由是我并没犯罪嫌疑。
后来我坐在凳子上，约半小时后，国保来了，他们还拿着我的“光明中国”的旗子看了看。我见到了他们，就当即义正言辞地例数了他们所做的种种违反法律程序的事情：如非法恐吓与威胁我朋友、非法闯入、非法搜查与非法搜走我的物品及非法抓捕合法公民、刚刚我物品的封装程序不合法等问题，还跟他们说广州文明许多，他们都走完了这些基本的法律程序，希望你们深圳警察文明些。这时候，国保问我为何不去做“采集”，我就回答我是合法公民，你们程序不合法抓我过来的，我当然不去。他们又让我进入审讯室，我说：“我昨晚被你们搞的露宿街头疲惫不堪，里面的铁板凳太冷了，我是合法公民，你们非法干扰我旁听又非法抓我来，我不会去的。”我坚持坐在木凳上。他们大怒，叫来五六个穿便服的国保，拿出手铐想强行拷我，我就死死抓住木椅，拒绝被非法上手铐。他们不顾及我的感受，强行拷上了我，最终，那张木凳的左手把被他们拉烂了。
五六人拖着我往审讯室走，我先是说：“你们这样抓我是非法的！”随后一路连续不断高喊：“打倒独裁！打倒独裁！民主宪政自由平等人权万岁！”他们拖抬着我往审讯室走，在一个没有摄像头的角落，他们停了下来，前面一人开始动手，打了我的脸与额头，后面又有人打我后脑勺，被抬着的我非常生气，厉声喝道：“你们敢打我？”于是就挣扎着想自卫，前面那人重重的一脚踢向我的肚子，又连踹几脚，踢到我的胸上。后面的人继续打我。我的身体实在疼痛难忍，就停止了挣扎。他们见我不再动，才开始抬拉我进入审讯室把我锁在审讯室冷板凳上，手铐依旧紧紧地拷着我的手。而后他们走掉了。
我开始查看我的伤势，发现我的左右手腕有很多手铐的伤痕，还有损了皮肤组织的创口，手腕骨头都火辣疼痛，并且手铐被故意上的非常紧，左手食指中间环节呈现红黑（后来黑紫色），按一下骨头就非常痛。我怀疑是骨折了。我的额头和脸部被打得发烫，沙沙地疼。左眼眼珠受到拳头冲击力的震动，角膜感觉不舒服，不断地出泪，到晚上出来时，还一度严重到连视力都有些模糊。过了约10分钟，他们的协警送来纸巾，我就对着摄像头，不断地搽拭眼泪。
过了1个多小时，来了一个年近三十的穿便服的自称“区国保”的人来和我说话，先套近乎将我手铐解除了。问我有什么要说的，我说了他们整个过程中的违法行为，并说了打我这件事。他问我有什么诉求要说的，我就说;一我要联系我的律师，二要联系家属，三要就医，四我要喝水和吃饭（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正常饮食了）。随后他就走了，直到当晚我出来，我的诉求都没有得到解决。
晚上约8点，民治派出所一位李警官进来，将我从审讯室带到他的办公室，而后他出去了一会儿，我想去上厕所，被人拦着不让去。他后来进来，和我做了一份笔录，但笔录上他写道，说他们整个过程中并无违法。我拒绝签名，并告知我拒签的理由是：“我有要补充的没有补充上去。”但他却漠然无视我的告知。我再次明确地对李警官说，法律规定必须写上我不签的理由。李警官不理，继续让在旁的两位协警签名证明我不签，还随手写了一个理由。我又要求将那个理由给我看看，他也不给，这时我明确地说，你们这样做伪证，是公然违法，知法犯法。他们还是不理。
其后，李警官将我带回了候问室，他说联系了一天我的老家博罗县的国保，都说无人知道我在深圳上班，要我将在笔录上所说的国保队长的电话提供给他，并发还了袋子中的我的随身物品（手机之类的），但我看到袋子破裂，有一个小孩子拳头大小的圆洞。我将国保队长的电话给了李警官，但李警官并未联系上，就让我坐着等，并说出去一下，联络区国保，看看究竟怎么处理。此时此刻，我才有相对自由，通过电话向外界朋友们说出我在哪里，怎样被殴打，等等。
大约10分钟后，李警官回来，拿着两张传唤证，时间上写着14点20分，还盖了章。他想让我在传唤证上签名，并说只有签名，才能给我一张留底。我说：警官，上面的时间不对，为什么你们抓我的时候不出示让我签名呢？如果当时你们出示并在后面遵守种种法律，我也不会拒绝后面的一系列你们所说的“要配合的事情”；现在这样补回来是违法的吧？我拒绝签名。李警官就说是我不签的，然后拿给候问室的两位协警签名，也没写我不签名的理由。我又再次正告，你们这样作假是公然违法的。李警官让我继续待在候问室，并说我明天上午还要过来，届时要联络博罗县国保，能否出示证明知道我在深圳上班，不知道的话，将要对我进行拘捕。差不多晚上十点的时候，李警官才让我走了，但是并未将我的“光明中国”的旗子还给我。
经过一夜思考，我决定直接行动，捍卫我的尊严和基本权利。
2月2日上午约11点，我到达深圳民治派出所，在找不到李警官又无人给我说法的时候，我就前往大厅的报警台。我跟警员说，我要报警，并说明了情况，他们就拿了A4纸让我写，说他们登记之后就会给我报警回执。在我写完两页之后，民治派出所的所长出来见我，并说你有什么事？我说我要报警，按照法律规定，我报警，你们要受理并给我回执。开始时他说，你报警当然给回执，他随手看了看我写的两页字，交给警员去打印登记，就转身离开了。警员让我加上了个人资料，按上了指纹。而他继续在电脑那边打字登记。不久，那位所长又出来了，告知我这个算是复议，昨天你算是报警过了，报警这事，总不能你说报警就报警的。我明确告知他，我昨天没有报警，也没有拿过回执，现在这个不是要什么复议，而是要在我被打后报警！按照法律，你们必须受理我的报警。所长走开了，过了一会儿，他又出来说，你这个报警我们不受理了，你爱怎样就怎样。我就说，你们这样是公然知法犯法，公然不履行职责不作为。不理，随后就走了。我继续跟警员说，你们有责任拒绝你们上级的命令，因为那样的命令是违法的，如果你们也不受理我的报警，不登记，不给我报警回执，那么你们也是公然违法、知法犯法。但警员他们就是不听。
我继续坐在大厅，向外界朋友们通报最新情况，然后，我拨打了110，说我要报警，并说明了我昨日被抓与被殴打的情况，还说到民治派出所不受理我的报警公然违法，公然不作为，不履行职责。110口称会有回复，但并未能督促民治派出所接受我的报警。直到我写此文，都没有接到任何110给我的处理回复。
时间已到下午两点多，我午饭也没有吃，也没有人给我水喝。我向报警台的警员要李警官的电话，让我能联络他，讨回他们从我身上拿走的那面“光明中国”的旗子。但报警台的警员不肯给我电话号码，而是用报警手机打给他，让我跟他说话。李警官就说他打电话问问，后来回电说我的旗子留在现场，就马上挂了电话。我是知道我的旗子在候问室还有监控录像的，我就告知警员并让继续打电话，他们推脱着不愿意，最后在我不断要求下才打了，但李警官无视我有监控录像为证，坚持说旗子留在现场，马上就挂了电话。将近3点时，我去李警官的办公室，找到其他警官，希望能帮我要回从我身上拿走的旗子，有一位警官打了电话给李警官，随后就告诉我留在现场了，于是旗子仍然没有要到。
此时，一位东北女网友打来电话声援，我告诉她，作为合法公民的我被抓，被打，遭受了这样的不公不义，我们的法律被践踏的体无完肤，我必须揭露他们！我就请她现在开始见证我的悲愤与不满，如果我失踪了，请她作证，让朋友们知道我是为了什么而失踪。随后，我从民治派出所里面向外走，一路高喊：“打倒独裁！打倒独裁！民主宪政自由平等人权万岁！建立民主中华！”
出来后，来到派出所大门口，我继续高喊口号，并向民众演讲王登朝先生的事情与建立公民意识等，在那位网友的直播中，我坐车前往莲花山深圳市市政府，下车，到了市政府大门口，我又现场高喊“打倒独裁！打倒独裁！民主宪政自由平等人权万岁！建立民主中华”等口号。
市政府门口的武警与协警紧张起来，拿出两部录像机对我录像，并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就从王登朝开始一直讲到我为什么来市政府，并说明我的两个诉求：一是对那些违法行为包括五六人殴打我，给我一个交代；二是将抢走我的物品还给我。武警等一开始满脸敌意，到后来，脸色态度等渐渐柔和，变得友好起来，虽然他们不敢有明显的表示，但他们的脸色和眼睛告知我他们的真实态度。在我抗议过程中，他们，还有大厅里面那些穿西服的人，不断地打电话上报情况，随后还来过两位穿军迷彩服开警车的军人过来查看情况。他们先是沟通了一下，又来问我什么事情，我又孜孜不倦地说了一遍，他们问我什么叫国保？看来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国保，我也解释了一遍，随后他们离开了。
一旦有路人经过，我就向他们宣讲民主自由的知识。当武警与协警驱赶路人时，我就说：“他们是公民，公民有权利听到要求民主的声音，他们需要唤醒他们自己的公民意识！你们不应当阻拦他们履行自己的权利！”武警和便衣露出无可奈何的神色，不好意思在用力了。
从我4点半到达市政府门口，已经过去了1个多小时，他们没有人和我说，他们是否有领导来接见我，是否会解决我的诉求，但也没有驱赶我，殴打我，也没有抓我。
天色黑了下来，我的手机已经没电了，我的同仁朋友也从网上知道赶了过来，这些人就想干扰和阻拦他，我也严正声明公民是国家主人，有权力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你们没有资格不让他知道，你们是国民是纳税人养活的，我是见得光的人，你们做了什么见不得光的事情么？！他们随后不久不再干扰。
朋友劝我说，抗议已经进行了这么长时间，想必国保已经知道了你的斗志，事情得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适可而止也好。我觉得有理，和朋友聊了会儿，就结束抗议离开了。
（2月3日晚我赶赴广州找到郭飞雄等朋友，寻求法律援助。2月4日，王全平律师和隋牧青律师同意在2月5日和我一道赶往深圳，通过法律程序为我维权。诚挚感谢所有支持我的朋友们！）
附：黄文勋小传
黄文勋，广东惠州博罗县人，今年23岁。据黄文勋的中学老师介绍，黄文勋在柏塘镇中学上学期间，曾被惠州教育局评为“道德模范”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毕业后到广州，边打工边在中山大学走读，2011年秋季起他参加了广州街头民主抗议活动，2012年3月31日因在天河龙洞与欧荣贵、肖勇、杨崇、罗守恒等民主维权人士一道举牌，要求胡锦涛公布财产、支持温家宝政改，被当局以“非法集会”刑事拘留，羁押于海珠区看守所，一月后取保放出。他的代理律师是王全平和黄勇。他和欧荣贵、肖勇、杨崇、罗守恒五位遭到刑事拘留的举牌勇士，被民间称为“举牌五君子”。
黄文勋联系电话：13414589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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