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启正谈信仰,意在何为
申弘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3年05月28日
不知是出于对国内信仰普遍缺失现状的担忧,还是对国人如何获得重建信仰资源的忧虑,最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赵启正先生在人民日报的《名家笔谈》栏目(5月14日05版)发表了一篇名为《珍视我们自己的信仰》的 文章,谈及了中国人的信仰问题。赵先生原是中共高级官员中一位以机智闻名的干部,担任过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这一职务需要经常创生些说法来应对外界的提问, 但信仰问题毕竟不是赵先生的专业领域,此文发表后并未在微博等社会媒体引发如《红旗文稿》所发表之宪政文章引起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不过,赵先生此时出来写关于信仰的文章,似乎并非闲来之笔;一周之后,同一栏目又刊登了国防大学政治委员刘亚洲的《坚守神圣的"党性"》一文,称"'党性'二字因'神圣'而充满'神性'。众人闻声而动,相信的就是'党性',也如同基督徒相信'上帝'"。刘亚洲提到"党性"二字在一些人那里,分量不断走低,他认为原因很简单,即一些人心中没有信仰。
信仰确实是目前中国所面临的一大问题。无论是信仰缺失所带来的精神和道德困境,还是基督教的蓬勃发展,都让执政党感到威胁和挑战。如果说赵启正先生的文章试图唤起国人对本民族信仰的信心,那么,他对信仰的解读和中国"自己的信仰"的倡议都有含混可驳之处。
赵先生对信仰问题做了两个步骤的处理。
首先,将信仰问题与宗教问题分离开来。他声称,"信仰具有 多种形态,文化信仰也是一种坚定的信仰,而且它不排斥宗教信仰。"的确,信仰并不总是一个宗教问题,但是考虑到宗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要从概念上将文 化信仰与宗教信仰区别开来就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当然,将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也是站在世俗化这个巨大时代背景下进行理解的。
为支持他的论断,赵先生引入了"民族性"资源概念,这也是 全文的中心和重点。他写道,"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化积淀,当然有自己的信仰传统"。这里涉及到另外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就是"信仰的普世性"。当我们在谈 论"本民族具有自身的文化信仰"的时候,是否能够谈论"本民族的文化信仰是普世的"?普世性与绝对性总是联系在一起,如果一个民族所信仰的只具有相对性, 那么是否还会坚持此信仰?在"绝对性"这个问题上,赵先生事实上并不排斥,他说,"对于'道'的信奉、崇敬,具有最高命令的意义"。不过,在他的语境下, 似乎"道"也应该只是"本土性"上的最高命令,还不能对其他民族有效力。
其次,将信仰问题做了泛化处理。他指出,"人类信仰是多元 的。对一个人而言,也可能除了宗教信仰、文化信仰外,还有科学信仰、政治信仰,乃至生活信仰。"若按照这个逻辑,对一个人来说,应该还有不止此处罗列的其 他数种信仰,比如文学信仰、经济信仰、社会信仰、工作信仰……等等。因此,对赵先生来讲,信仰就是一个信仰体系、信仰家族的问题。若这个体系中不同种信仰 之间发生矛盾冲突,那么对一个具体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又该如何平衡调处,这似乎不在论述之列。但如果不能够明了这一点,那么,所谓的多元体系不过视信仰 为游戏。
赵启正先生谈信仰,并非如一般文章那样开门见山即界定"信 仰"这个概念。他是通过"比较"的方式回避了这个程序。他回忆到:"一位资深的美国基督教神学家对我说,载于旧约的'黄金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 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是最重要的信仰;我说,中国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直是中国人的信条。"
其实,这个说法并不始见于此,记得几年前赵先生就说过这 话。不过,这两句格言表面看很相近,其实蕴含了细微而深刻的差别。在这句儒家格言背后,还有一个反命题,即如果"己之所欲",那是否应该"施之于人"?也 就是说,如果他人不愿意接受,是否就能够要求"留发不留头"?当时春秋战国,儒家学说尚在野竞争,即使贤明如孟轲,不也大骂非儒之学"无君无父,禽兽 也"?而当儒家教义成为庙堂表面独尊的意识形态之后,教化之下就不知有多少棍棒相加了。当然,在这个方面,基督教的宗教裁判和异端审判也同样黑暗和可耻。 再环顾一下人类历史,有多少悲惨之事正是假借那些伟大光荣正确的"己之所欲",通过强制性暴力而发生。因此,当我们在比较这两个格言的时候,不仅要注意语 言背后之物,还需进一步追问,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下,能否以及如何开出自由之花、结出宽容之果?只有做了这样的整体性观照,才能给人足够的启示。
但赵启正先生关注的并不在此。他比较的目的在于论证文化信 仰的存在。接下去,就讲到了信仰的多元性,例举了坚持科学信仰、政治信仰的人物,以此表明这些信仰也依然存在。有意思的是,他所例举的坚持科学信仰的都是 西方人,而坚持政治信仰的则是中国人。的确,在西方演进的历史中,科学曾与宗教相对立,尽管目前取得了和解。而所例举的政治信仰人物,如"留取丹心照汗 青"的文天祥,"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鲁迅,以及"碧血一腔染山河"的马本斋等,无一例外都具有"民族性"的背景,解读的更多是人格问题而不是信仰问题。当 然,信仰可以成为人格形成的一个来源,圣徒般的人物也可以成为塑造信仰的一个重要组件,但都不是信仰的本身问题。
所以,当赵先生已经创生了宗教信仰、文化信仰、科学信仰、政治信仰等诸多名词后,我们依然不知道何为"信仰"。
信仰,是一个关于"真理性"的问题。正是触及到了"真理 性"问题,科学与宗教的对立才具有意义,因为两者都标识为通向一种真理。既往西方历史表明,科学并没有消灭宗教。事实上,宗教中不仅蕴含了科学萌发的种 子,科学的发展也为宗教留下了空间。而在西方发生的无论是基督教信仰危机还是科学认识危机,都表明两者对人而言所具有的复杂性。如果说,宗教是信之为真, 那么科学则是识之为真。两者之所以在世俗社会中取得了某种程度上的和解,在一个人身上可以同时具有,也正是源于清楚了各自所承载的以及通由方式的不同。若 将科学作为一种信仰,也无非是指,相信通过科学能够认识真理。但能够为科学而献身,其所蕴含的巨大精神力量却并不由科学赋予,而是由"信仰"本身产生。
能够作为真理性问题,就注定会被人类不断进行反思和检验。 所启示、揭示的价值对信仰者而言,一定具有超越时空的绝对性和普世性。这与有没有"神"没有关系。在世界历史上兴起的共产主义运动,当时也正是因为其所标 示的真理性而被信仰。然而弹指灰灭,尘埃落定,出于历史事件的演进及其揭示,我们目前只能说马克思探索人类发展的真理,但不能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真理学 说。
而在中国文化场景中,则长时间缺乏对"真理性"的高度关注。中国人区分好坏,但很少较真。对真理、真实、真相的淡化和默然,滋生的是功利、实用和短视。
信仰,还是一种关乎生命和命运的精神性理解和体验。
与"权力"和"金钱"相勾结的,是欲望,释放的是一种物化 性感受;与心灵和灵魂相联接的,是信仰,带来的是纯粹性、纯洁性、甚至是神圣性的体验。正是从这个角度讲,信仰生活也不等同于伦理生活。因此,称"文化信 仰"仍为一种空洞表述,是由于赵启正先生还没有告诉我们,中国文化关于生命和命运的理解。
赵先生说,天地是"道",对于"道"的信奉、崇敬其实是中 国传统文化中信仰的核心……具有最高命令的意义。这隐约地指向了中华文化的真旨。不过,根据道家思想,与其说天地是道,不如讲道生天地。与其说道是最高命 令,将道伦理化;不如讲道是绝对的,但也是永在遍在的。"道"之所降,才为"德、仁、义、礼"。生命之所以能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不过是循道而已。正是由于 不能准确把握这点,以致赵先生所举大多为"精忠报国"人物。
之所以讲"文化信仰"又是一种笼统表述,是来自于对文化本 身的理解。在人类历史中,即使在一个民族之中,文化总是表现出一种多样性,甚至多元性的特点。中国有大一统的王朝,但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大一统的文化。先 秦百家之说,在之后的历史中,既有被篡改招安于庙堂之上,也有被驱逐归隐于江湖之远,但并没有完全消失或被灭绝。因此,不知道赵先生的文化信仰有没有更深 一层的专门所指。
值得国人深刻反思的是,当一种文化的内核在一次次的周期变 更中不断被驱逐或被替换,一如法身失去、真神散落,但在权力的强制庇护下仍然被供养,那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否还是那个真身?这样一种文化产物,对一个民 族的精神价值的影响是严重而长远的。不仅熏习之下转为实用功利而丧失远见和创造能力,也暗藏懦弱卑怯而往往沦为附庸皮毛。如果说有什么幽灵真正盘踞在国人 的心灵深处,那么畏惧权力和崇拜权力倒是已经成为条件反射式的本能。尽管可以扯上高德大义、绝对真理作为外衣,但哪里还有天高地远,不过是将心灵锁进了牢 笼。以此返观当前社会,尽管各种思潮迭起、熙熙嚷嚷,却不知也各有真伪之分,撒娇扭捏之处,不过是向主上表达听话的致意。
通读这篇笔谈,留下的是一片不知所云的模糊地带。或许可以说,赵启正先生明白自己的文化信仰所在,但他做的,不是在述说自己的信仰,而是在代表其他国人一如以往惯例召开新闻发布会议。
信仰,永远属于个人。
申弘是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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